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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明】胡居仁撰
湖州师范学院07思想政治教育班点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卷九十三 子部三
　　△《居业录》·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象钞》，已著录。是书皆其讲学语录，分十二类，曰道体，曰为学，曰主敬，曰致知，曰力行，曰出处，曰治体，曰治法，曰教人，曰警戒，曰辨异端，曰劝圣贤，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条。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与弼之学介乎朱、陆之间，二人各得其所近。献章上继金谿，下启姚江。居仁则恪守新安，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而是书之中，辨献章之近禅，不啻再三。盖其人品端谨，学问笃实，与河津薛瑄相类。而是书亦与瑄《读书录》并为学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谓其主言静中之涵养，与献章之静中养出端倪，同门冥契。特牵引附合之言，非笃论也。正德中有张吉者，尝删其书为要语。又有吴廷举者，删其书为粹言。此本为弘治甲子余祐所编，犹为原帙。祐字子积，鄱阳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年十九时，受业於居仁，居仁以女妻之。而卷首序文乃称门人，盖用黄榦编《朱子集》之例，榦又用李汉编《韩愈集》之例。然考皇甫湜作愈墓志，称愈女初适於汉，后乃离婚，嫁樊氏。汉称门人而不称婿盖缘於此。榦及祐沿袭其称，殊为不考。阎若璩《潜邱札记》乃以为重道统而轻私亲，曲说甚矣。
居业录卷之一& 心性第一
今人研究心学者，使要说静时无心。居仁问之：“设若无心，亦须有理。”彼又应曰：“静无而动有，彼信以为静时真无心与理矣。”夫天命之性，与生俱生，不可须臾离。故静而未有事接之时，则此心未动，此理未发，然此时此心寂然在内。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谨惟以存养之。若真无新与理，又戒惟做甚，又存养个甚。必有物在内，故须主敬，须存养。故程子以为静中有物，静中虽无知觉，亦有知觉在。看未发以前气象，此又非也。静中虽无所知觉，亦有直觉在。又有因程子说：“静中有物，遂要察见本体。”看未发以前气象，此又非也。静中只有个操存涵养。和当有看件察见或问周子：“言静无而动有何也？”故朱子解之曰：“静非无也，以未形而谓之无。”
今人言心，便要求察而见其心之体，则内裹自相扰乱，反无主矣。然则古人言提撕唤醒非舆，曰：“才提撕唤醒，则心惕燃尽而在，非察见之谓也。”
人心万理咸备，无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理无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无迹，故可谓之虚，不可谓之空，空则无矣。心不虚，不能涵具众理，所以心体本虚也。
心与理本矣，心虽虚，理则实。心中无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内。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此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三代之治，顺理者也，心与理本不相离，逐物欲则离矣，异端则离矣。圣人则心与理一也，贤者合於一也。
离内外，判心迹，此二本也，盖心具众理。众理悉具於心，心与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虽在外，统之在吾一心。应事接物之迹虽在外，实吾心之所发见，故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内外一致，心迹无二。异端虚无空寂，此理先绝于内，以何者而应天下之事哉。由其专事乎内，而遗其外，不考诸迹，而专求诸心。厌齐事物之理，专欲本心之虚灵，是分内外心迹为二本矣。愚当思之，内外心迹，终二他不得。空则内外俱空，实则内外俱实，有则内外皆有，无则内外皆无，是则心迹皆是，非则心迹皆非，正则心迹皆正，邪则心迹皆邪，固未当二也。
吾儒则心与理为一，故心存则理明，心放则理昏。释氏则心与理二，故心虽存亦无理。儒者用戒谨恐惟而心存，是敬以直内。万理俱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与理不离。释氏则屏绝思虑事理，使不扰吾心。以为家存惟无事时如此做得，事来以扰便乱了。他心存时巳与理离而为二，因心与理二。故一动便乱或谓释氏有体无用，予以为正是他无体，故无用。
理与气不相离，心与理不二，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益明，理明气清，则心益泰然矣。故心与气须养，理须穷不可偏废，或曰：“修养家之养气同否？”曰：“修养家所养，乃一身之私气，私则邪矣。”恶人气亦盛何也，恶人乃恶浊X暴之气，血气之私也，二而一也，正则俱正，邪则俱邪。为欲物所胜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处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职也，此涵养省察之功当尽也。心具众理所患者，纷乱放逸惰慢，故须主敬，主一无适，所以整其纷乱放逸，整齐严肃所以救其惰慢，此涵养本原与穷索义理，实交相涉。盖人心只有许多义理，更无别物，涵养既至，则天理自明，穷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则精明，二三则混乱矣。
心在重处发热，熟处难忘。若利禄重，则心在利禄上发。功业重，则心在功业上发。那边熟，心只从放那边，是恋着旧习也。若非勇猛奋发，择善固执，改革旧习。难欲勉强操持，心未易收，尝谓学专为己。心自少至外驰，更加主敬，其有不存者乎。
心有主，虽在闹中亦静。故程子以为金革百万。与饮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养之，心方不动。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万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释氏置心于无用之地，曷尝有主。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无事时不教心空，有事时不教心乱。
心无主宰，静夜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夫。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放心是逐物于外，惕然警惧。则卽此而在矣，是知戒谨恐惧，乃存心之要也。
用心不可太过，过则生疾。心为神明之舍，过苦则神枯。惟主一无适，优游涵，自然义理畅明。
容庄则心正。
未有外貌不庄心能一者。
人庄敬礼卽在，不然则昏乱无本。
敬是庄严畏谨之意。程子说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
言者心之声，事者心之迹。心正时言必不，事亦顺理。
人心公，便与天同里，才私便与天地万物暌隔。释氏以自私之心，强包括天地万物，故背逆天地，绝灭人物。
吾儒是随事尽理，以存其心。所谓敬者，只是专一谨慎，无事时心专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时心亦专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无事时心湛然在内，。有事时卽是这箇心去应察处置。所以动静表裹本末共此心，只是箇专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系缚得住，有事时便乱了。观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羁系其心，使动不得，鸣呼。心至灵至贵，为万事主宰。而受制系于一物，可哀也。朱子曰，孟子说存其心，虽是紧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立定规矩，与学者守，使之心自存。
今之学道者，多入异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辟异端甚详。今被他反引其言入异教去，因此风已盛。鼓惑后学，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岂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释氏要无心，终无不得。故在空中见一箇假物事，以为识心见性，以为不生不灭。其实未尝识心，未尝见性也。
天理有善而无恶，恶是过与不及上生出来。人性有善而无恶，恶是气禀物欲上生出来。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性如水之源，动感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淸流出来便有淸浊，淸者是不为沙尘所溷，浊者为所溷也。用力之道，当濬其源，澂其流。
理无不善，所以发而为隂阳五行。以生人物者，气也。其交感错综，益参差不齐。而淸浊偏正，于是为分。而贤愚善恶出矣，虽有贤愚善恶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尝不存乎其中。但贤者因其气之淸，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气之浊，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于恶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禀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气禀而言。韩退之言性有三品，是专就气禀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兼理与气禀而言。如淸者为水，而浊者亦为水。盖水之源本淸，流出去便有淸有浊。理之源本善，禀于人便有善有恶，故论性至周程张朱始备。若荀子言性恶，扬子性善恶混，失之远矣。
荀子只性恶一句，诸事坏了。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故其以礼仪教化，为圣人所造作伪为。以矫人之性，而化人之恶。殊不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礼。圣人因而品节制作之，礼义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养其性，节其欲，成其德，此足见礼乐教化。自吾性中出，圣人因而成之，则性无善无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源上见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源上见错，故百事皆错。
荀子不知性之为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恶。逐以礼义教化刑政，皆圣人伪为，其罪大矣。盖礼义教化政刑，皆天理之当然。人性之固有，圣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真实精切，发明孟子性善最尽。朱子又曰，性者人心所禀之天理，则又曲而详矣。
朱子曰，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后差也。李延平曰，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在，则不可言无主也。
定性无内外，无将迎明道不惟所见端的。又工夫完纯，非去圣不远。不能如此，尝验之。无内外工夫犹可能，无将迎非心性已定，无一毫牵引之私，不能也。
虽昏乱之世，公论犹存。此见人性之善处，此见秉彜之不可泯处。
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当为。故张南轩曰，为己者，无所为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南轩董子心术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为，固已与道离矣。
韩子以博爱为仁，虽不是，犹胜以觉言仁者。故朱子训心之德，爱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隐慈爱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縠种，仁则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数说而体验之，仁可得矣。
仁则天理浑然，万物皆生意。
人心若仁，则万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心生理也。
涵养得本心热，到淸明和畅处，仁可得矣。
心如榖种，仁则其生之性。古今说仁字，惟此最亲切。
医书以手足风顽为不仁，程子善之。盖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贯通。天地万物，漠然与己无干。如风顽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摄也。
程子说鸡雏可以观仁，切脉可以观仁，是无时无处不体验。鸡雏是生意醇粹处，切脉是生理贯通处。程子用心熟方见。
天地人物，分虽不同，同此一理。形虽不同，同此一气。故圣人所以真实恳恻，以仁民爱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强而为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强也。所以然者，理一气一故也。
欲生于气，是气为主而灭乎理，须使理为主而气顺焉。
人之知识才能本于性，然亦不能不蔽于气，故心与气皆当养之以复初。不可自怒，盖怒者求仁之方，施于人之事也。若施于己则自治不严，偷惰苟简，进修必倦，改过必不勇矣。为善最乐，即是心广体胖也。
居业录卷之二& 学问第二
圣学以敬为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杂乱，立大本。
圣贤工夫虽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肃然自整顿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纯一底意思。故圣学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著此做去，存养省察皆由此。
古今圣贤说敬字，曰钦、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惧、曰战兢、曰齐庄。字虽不同，其实一也。洪范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肃，则心亦敬也。内外一致也。临深渊，履薄冰，形容戒惧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画出一个敬底样子出来与人做。程子言整齐严肃，是入敬处。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无适，是就存主处说。谢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处说。尹氏收敛身心不容毫发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为喻，即是孔子见大宾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亲切。”朱子敬齐箴说得全备。毫厘有差，便流于禅定。故朱子有三纲沦九法斁之戒。
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
程子曰，操约者敬而已。又曰，约敬是也。盖人若敬时，许多放荡底心都收了，许多杂扰底心都一了。万事万物之理，都在吾身上，非约而何？
程子曰：“若不能涵养，只是说话。言人不能操守涵养，则所讲究之理，无以有诸己，适为口语而已。盖能主敬涵养，则天理本原在内，聪明自生，义理自明。所穷之理，得于己而不失。故朱子以为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此涵养之敬，所以成始成终也。”
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须存养此心，方能致知。又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致知之后，又要存养，方能不失。盖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个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个致知工夫。
主敬只是要得此心专一。专则内直，中自有主。有主则事物之来，便能照察断制。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所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
真能主敬，自无杂虑，欲屏息虑者，皆是敬不至也。
主一工夫，可渐至纯一不也。
主一主是专主之主，一是一于此而不他适，纯一不杂之一。初学难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齐严肃，则心便一。戒慎恐惧，是闲邪工夫。常戒慎恐惧，则心常一。常整齐严肃，则心常一。此等工夫，交来交去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这里，敬如何便存得天理。盖心中只是理，别无物。放其心，理便失。敬则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便有一敬，将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专要如此而不闻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圣人也，是专一于敬，无个不敬。圣人曰钦明、曰温恭、曰圣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离于敬，不说主敬与持敬。若主敬熟后，以至不待著意，便是圣人。故程子曰：“主一则有意在，然则温恭是不用戒慎恐惧整齐严肃否。”看来圣人是自然戒慎恐惧，自然整齐严肃。如曰夔夔齐栗，曰齐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人虽持敬，亦要礼义来浸灌，方得此心悦怿，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正容体，整威仪，便是立敬之规模。主一无适，是心地上事，内外交正，持养之要道也。
敬者德之聚也。敬则众善毕集，不敬则怠惰放僻遂至，而德败也。恭敬则非特心存，又且明滢。盖心是神明之舍，存则自明。
只致其恭敬，则心肃然自存，非是捉住一个心来存放这里。读书论事，皆推究到底，既是穷理。非是县空寻得一个理来看。
莊敬是保养身心底一个工夫。
一整齐严肃，心便在，是自能整理。才宽慢则心便悠荡无归著，是自不能整理也。
端庄整肃，严威俨恪，是敬之入头处。推撕唤醒，是敬之接续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敬之无闻断处。惺惺不昧，精明不乱，敬之效验处。
收放心只是一个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东追西捉，愈见费力。纵使捉得住，亦是个死物事。其虚灵不昧，居业录&&
所以具众理应万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齐严肃。主一无过。则随动随静。自然收敛不放。心既不放，则内有主，自然神明不测。体用不朽。此释老之学，空寂无用，儒者之学，所以通达万变也。觉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敛，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荡荡，是何工夫？今人说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学之不讲，乃至于此，甚可惧也，静时不操，待何时去操，其意以为不要惹动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静，是欲以空寂杳冥为静，不知所谓静者，只是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绝无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虑纷扰为不静。遂遏绝思虑以为静。殊所知君子九思，亦是存养法，但要专一，以专一时自无杂虑。有事时专一，无事时亦专一，此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为非，以为心能主敬，岂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则存，非心之主而何，问释氏默做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无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则该贯动静，是活法，如居处恭执事敬，以至动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则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杀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长，以其默坐澄心之久，虽似见得有固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无主也。
敬赅动静，静坐端严敬也，随事检点致谨亦敬也。敬兼内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静中万理具备。是涵得有动之理，故谓之体，动时事得其理，是著乎静之理，故谓之用，体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静在动未发已发而言也。未发之前，要操得密，已发之后，要察的精。程子曰：“未应不是前，已应不是后，盖未应之时，此理全具于寂然不动之中，当此之时，敬以操存之，而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应之时，此理发见于感而遂通之际，当此之时，敬以省察之，则发而中节之和，而天下之运到行焉，未应体也，静也，已应动也，用也，体即用所存，用即体所发，非有两事，固无先后可言，亦动静无端阴杨无始之意。
持敬而无间断，敬是持守之法，实有是敬而无间，即诚也。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诚哉是言也，若不诚敬，道理便把捉不住。四书六经，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圣贤先我而觉耳，我未觉，所以要读。若不反躬，则皆成糟粕。因圣贤之书以修身，修身则圣贤之言，愈有著落。今更有圣贤出，其说不过于大学论孟中庸，此后书莫过于小学近思录，学者能于此处真知实践，他书不读无憾焉。在小学尽思录四书上做得工夫，真异端功利，俱害不得，近思录一书，小学大学工夫书有。入头处最怕差。将后无救处，入头处亦怕偏，将来偏到底。要从小学近思录大学论语入。则路头正矣。
今人才气高者，便入异端去。自小学之教不行，学者无基本。大学之教不行，无进步处，皆以处静存心。*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于小学，入道之门，由于大学。学者当以小学四书静思录熟读体验，有所得然后方可博观古今。经是史之尺度断例。史是经之应验事为，经纯史杂。故经不明不可看史。今人有厌读朱子传注，以为太烦者，又有博览朱子诸书，以资解说者，二者皆非也。惮其烦，厌其卑，此好简易高大，必流于异矣，况朱子博学精详，细密纤悉。尤非趋简径乐间旷者所便也。读书须著实理会。做入书内里去，皮肤上绰过不济事，穿破一两处，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处透彻后，处处透得去，盖义理根源，自相贯通，圣贤工夫，如合符节，此处透得过。别处也透得过，书虽多，无异道也。
读书贵精熟不贵贪多，读书虽多，若不精读，不若少而精熟，书虽精熟，又要实体于身，方能有得。尝谓读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来，做得一章来，那几章亦将凑的来。体验二字，学者最亲切，读书皆须体验，放自己身上来，不然，则书自书，我自我矣，济甚事。观书须有感发奋勇之意，方有进，观书有悦怿之意，所入必深。看书须沈僭反覆。待其义理融液周匝，方可放下。
读书极难，盖虽得圣贤之意，或有读周茂叔令二程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遂去他身上寻个乐。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会做颜子工夫，遂欲乐颜子之乐，不亦误乎？趋向不正，与圣贤之言，自相背驰，如何读得圣贤书。趋向正底人，方好读书。圣贤之文，顺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书，脉络贯通，后世专其意为文，而义理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程子以诗文害道，非是诗文害道，是做诗文者志局于此，所以为道之害，若道义发于诗文，又何害，不合他专心致力于此，期于工巧，便与圣贤为已之心不同，于圣贤为学工夫必荒。杜子美韩退之当初若能做圣贤工夫，不学诗文，其造必不止此。今人只将圣贤之书，资口语，做文章，与自己身心，全无干涉，天地间道理无一时息，人心不可一时不存。人之所以为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之营营于利，以养血肉之躯，岂不愚哉？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无私处便贯通，若贯通便流行无间，此则仁也。存养工夫，只在吾身上，穷理则不分内外，皆当格物。穷理格物先从性情上穷究。则见得仁义体智，浑然全具于吾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随感而发，就从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广扩充，此便是源头工夫，根本学问，又于日用事物人伦，天地山川，禽兽草木，莫不究极其所以然，明而礼乐，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来，岁月之交运，古今风气盛衰，国家治乱兴亡，民之安危，兵之胜败，无不穷究，方为穷理致知之学。
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
穷理只是理会到底。
天下之理，洞彻无疑，然后行之沛然。
穷理须事事穷究，穷来穷去，又只是一个理。读书须要章章精熟，精熟后亦只是一个理。此所为万物各具一理，万物同出一原也。
穷理须得心专一，方有细密工夫，方见得透彻。若不专一，则粗疏草略，纵敏者亦略见髣髴而已。
学博而不精，则流于驳杂。
理虽平时穷，然必经历试验方熟。
道理只要熟，熟则纯，纯则诚，诚则心与理一，所发必不差，所发不差，则万物顺治。主一之久，至无间断，则熟矣。
道理不用安排，只要审察得是。
察理精后力行便不难。
穷得此理于心，又须存养省察工夫到，方无罅漏。
朱子曰：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盖谓自家这里工夫欠缺，奈何这心不下，又无好药方治得，遂入彼去。
穷得此理，须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穷理时如何。曰：未穷理时，故当主敬以立其本。
一本者，无一物不是这个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断了成二本去。故程子言放开意思，打了习心，方能与万物一体，方能合内外之道，天人又何间哉。
若穷理到融会贯通之后，虽无思可也，未至此，当精思熟虑，以穷其理。故上蔡何思何虑，程子以为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虑，使心不乱，则必流于禅学空虚，反引何思何虑，而欲强合之，误矣！
学到贯通处，纵横上下，都是这道理，只是初闻要穷格积累工夫。
见得道理明白，利禄便不敢苟取。养得此心纯熟，利禄自不肯苟取。
此理吾固有之物，弃而不求。富贵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内外轻重之等也。或曰：富贵得之，可以荣身，道义亦可以荣身乎？曰：此何言也，立身之道，曰仁与义，则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义也。苟无仁义，则人道绝矣。那些富贵，更作何用。仁义既灭，败亡亦至。昔成汤不殖货利，而富有四海，桀纣聚鹿台之财，终至亡国，荣辱可见矣。或曰：此以国言，若人家乏财，则衣食不足，何暇治礼义？曰：古人以礼义立身，以财养身，但当以义制利，不以利害义。故程子以只营衣食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义，不可苟。
人到义理贯通处，处事自有要。
学者须要竖得这身子起。
本心不纯者，发用必偏，此内外一致处。
敬齐箴兼内外动静而言，所以不偏。
学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视听言动上做，便是实学。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
敬则心专一，专一则精明，故聪明生敬则内直，内直则无私，故无己可克。
敬则无己可克，是豫先做了闲邪工夫。
勇猛奋发之后，须寻个着实工夫做，方能循序渐进，日就月将，以至成德。若无日用常久工夫，纵有英气，只成狂妄。
人坐不端庄，则昏惰之气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气也，持其志则昏自去。
人之心皆天理所为，舍了理如何做得人，如何处得事？
今人不去学自守，豫先要学随时，所以苟且不立。
人若日用间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学便长进。
志不可一日堕，心不可一时放。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则学自进。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弃。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潜心积虑之久，义理自当融会。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无功名。
人若无才，此只是不穷理，理明才自长，然又须养气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看有才气底人，老年多不及小年，是他无学问持养工夫。
有德者易为才，有才者易为德，此才德相资处。
以才取人最难，小人多有才也。
人贵乎有力量，然当精求圣贤用力之方，与理之至当，方不负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坚执不回，则为害尤甚。
人有英气，方肯进取。勇猛奋发之后，须寻得个常久工夫来做，不使间断，方能实有所进。不然，一时意气靠他不得。
见善不能勇为，见恶不能勇去，虽终身从事于学，无以有诸已。
气质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气质之偏，须涵养得大本完固，则元气壮，病易除。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恶，二曰轻浮，三曰昏弱。
人之气贵乎刚，欲怕粗气刚则才大，气粗则才疏，才大而疏，成少败多，故君子养其气以致刚大完密，则才德全矣。
人存养久则气质自变。
涵养之道，须深浅笃实，方能制其飞扬之心，消其粗厉之气，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纯也。
心粗最害事，心粗者，敬未至也。
心沈潜则造理必深。
浮躁最害，轻儇亦然，昏惰亦然。
人收敛警醒，则气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人多昏困，只整齐严肃四字整得起。
学者之所患，最是惰与轻，惰则自治废，轻则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人心要深沈静密，方能体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静者可以为学，若躁动浅露，则失之矣。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惧也，惟莊整嚴肃，战兢惕厉，可以胜之。
遂整齐嚴肃，亦要个沈潜细密意思，不可把捉太过。
把捉二字，是半上半下事，最难做，不若索性从整齐嚴肃做上去，更易为力，如人起屋，竖得柱头端正，则易撑持，若竖不起柱头，斜撑持最难。
硬把捉便是恭而不安，只常切提撕检束不令放驰，乃操存之道，所谓必有事焉者也。
须收敛凝定，则精神聚，志向专，查理必密。
令人屏绝思虑以求静，圣贤无此法，圣贤只戒谨恐惧，自无许多邪思妄念，不求静未尝不静也。
思其所当思，言其所当言，行其所当行，乃立诚也。
人一纵于欲德即败，虽改之，又当关防谨密，不使萌于再。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长一分，大本便亏一分。
一息不存，则天理即便间断。
才昏惰义理自丧。
才觉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整顿得心起，则学自进，守得心定，则德愈固。
存养工夫不至，则省察工夫甚难，省察工夫不至，则存养甚难，盖动静体用，本非两事，当随处致力。
存养即所以立本，穷理即所以达道，存养后方能穷理，穷理后又须存养，则心体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穷理，穷理后若不存养，则理无归著，随得而随失矣，何能为我有。
知贵精，行贵果，学贵博不贵杂，守欲约不欲陋。
知既真行，行必正，亦有因行之差，而知亦随而差者。
行在知之后，故子路之强勇，司马君实之笃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则二贤何可及也。
闻见之虽小，天德知良虽大，然闻见之知，亦从良知上来，非有良知，安能闻见而知，但闻见之知，则有。
真伪，宜详察而明辩也，得其真则合内外之道矣。
良知出于天，致知在乎人，养知在于寡欲，保其知而勿丧，在于诚敬。
保养于未发，省察于几微，力行终之。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闻人之谤当自修闻人之誉当自惧。
难不贵苟免，功不贵幸成。
悔悟于后，不若省察于前。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处事应物，不可徇己偏好，须省察当为与不当为，当理与不当理。
万事有根本总领，根本总领不正，其余俱不可正。
事物皆是理，不顺理处，不得事，上面生些计较，便不好。
凡是一事，必有一理以理处事，自然顺治，后世以智计处事，故不免烦劳，或智不足，遂致败乱。
事事有一定道理，须要见得明，养得熟，应酬之祭，方无滞碍。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来当顺理以应之，然事未至已先有理，故又先要立其体。
圣贤处事，每断之以义，不顾利害，智谋之士，专计利害，不顾义理，然义理者人心之同然，圣贤制事以义。
故人心自然归仰，智谋之士，多失人心致祸害。
处事不用智计，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气象。
处事不容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公生明，私生昏，私则有蔽，有蔽便昏，公则无蔽，无蔽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则公矣。
顺理处事自治，人心自服。
智计处事，人不心服，私则殊也。
被杂事昏扰者，心役于物也，苟能立己，事虽多，当整整不乱。
事事推寻义理以处之，非惟事治，学盆进，德盆修。
程子曰，见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劳矣，圣人心如止水。
看尽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为主，事为客，以主待客，则我不劳，则我不劳而事治，盖处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巳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事。
天下之事，不是自己理明身修，决做不得。
日用间事当做而不做，不当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己之偏也。
日用处事，先要去了计较利害底心，顺理以处之，则天理明，人伦正。
天下纵有难处之事，若顺理处之，不计较利害，则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义理为主，则遇难处之事，越难处矣。
事虽要审处，然亦不可揣度过了，事虽要听从人说，亦不可为人所惑乱，择须精，行须果。
人不能处事，只是不能穷理，理明天下无难处之事矣，化民全要修身。
事事理会过，至于融会贯通，以造于约，则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乐。
学只是尽其当然之分，不可要求异于人，亦不可要求合于人。
人须要志气刚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奋发有为，然必寻师友讲究实做工夫，自当有进，进而不已，不使间断，方能有成。
与人处当执谦，然不可媚悦，才媚悦则与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谄谀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谀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谀，自修则不闻过，治人则恶政日积。
学无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禀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后，因气禀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动于物，纵于情，乃人为之伪，非人之固有也，然闲邪存诚，所以保养天理，关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辩明天理，决去人欲，发用上工夫，故操存涵养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无少间断，则天理常存，人欲尽去矣。
学只争个为己与为人，若为己，则学以博而理益明，若为人，则学博而成杂，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记诵为玩物丧志也。
日用间事事省察，从天理上行，才觉有私意便克去，此进学之要。
人做工夫不可太过，太过反成助长，所以生病痛，吕与叔是个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谓求见未发之中，执而勿失，亦是过了，虽横渠先生亦有做过了处，如曰不舍其虚明善应之体是也，程子工夫，只是密无过处或曰过与密如何，曰，过则反疏。
今人只是个好高大，喜奇妙，惮细检，故做出许多病痛，圣人必可学而至，只是人不晓做工夫。
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气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狭窄人，不足与有为也。
学者务名，所学虽博，与自己性分，全无干涉，济甚事。
学者去得一个谋利计功之心，则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学者工夫，宁下而勿高，宁沈而勿浮，贵博而不贵杂，贵精而不贵玄，宽不至慢，紧不至迫，怒不至暴，爱不至溺。
今人未会做得下学工夫，但欲贪求高妙，如何不入异教去，未会识得圣贤作用，便要建立功业，如何不入权谋功利。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过，则入于黄老，人固难得广大者，然广大太过，则入于庄佛，惟穷理之至，一循乎理，则不见其清高广大，乃为正学。
学不正，虽熟何益，非但无益，为害最甚。
不学圣贤，则学无穷宿，今之学多只是对塔说相轮。
自知不真，而以告人者，则妄也，告人而不尽心，不忠也。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中道为难，当精择而审处。
工夫不密，则外邪乘隙而入。
若得工夫精，又无间断，学须日夜长进。
学知为己，方好商量做工夫。
学不为己，纵读书多，讲说详，不过夸多斗博，习为口语，学愈博，道愈杂。
学知为己，亦不由尔不战战兢兢。
今人学不进者，只归咎于天资，是自弃也，傅说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诗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皆是学之功，看朱子晚年学甚进，今人只是或作或辍，枉过了日子，及学不进，则曰天资局定，非自弃而何。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当今秀才难教，某对曰，只有两个人教不得他，问是谁，曰，自弃自暴者。
学才怠惰，便入于自弃。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长，则无处不是道理，无处不可进学，人若端庄静一，则天理即存，大本自立，及其至也，笃恭而天下平，一不庄敬，则百邪交侵，不待形于外，而天理根原，丧于内矣。
居业录卷之三& 圣贤第三
&孔子教人忠信笃敬，程子教人整齐严肃。若著实做得，自然心安体舒，道理明滢。今人多是无头脑之学。圣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笃敬，使学者便立得个根基本领，学问可次第进。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诸己。学为己方有著力处，穷理则达，力行则有诸己。事不为己，虽有颜孟之聪明，亦不济事。孔门之教，只是求仁，而尧舜事业尽在此。
孔门学者以求仁为要，具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处求。非但自己一身好，与天地万物，血脉便相贯通。孔门以求仁为要，程门亦然，仁者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既全。在我则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万物，则亦流通无间。故人之于仁，最为亲切。入圣人气象，于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
盖物之生意，尽在于此。某尝爱吃瓜仁，桃仁。吃著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当体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则生理自在。会点难见得道理分明，然下学工夫有欠，故无以有诸己。若颜子便拳拳服膺。邵康节见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悔天理。释氏未能具见，但作弄自己精神。颜子最好处，是得一善便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处，是善端直发，便能扩充至其极。今人见好事不肯做，故不济事。因善端之法，不肯放过，直做到底。具个难及，便是颜子复生。
论德，则颜子优于孟子；论才，只一般。颜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孟子才高，在性源头处。理会曰，存心养性;曰求放心扩充四端之类。其曰操，曰存，曰养，曰求，曰扩充。孟子功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资，便无可依据。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笃敬，博文约礼，便有依据持循，而心性功夫亦无不尽矣。河洛之教，实祖孔子，故主敬主一。庄整严肃整衣冠，齐容貌，格物穷理，盒详盒尽。学者亦不患无依归下手处矣。
孟子求放心集义养气，内外本末交尽也。孔子以下才莫高于明道，才莫大于孟子。孟子之高，于后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气浑化未尽，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基甚大，后世之高，下无根基，无实理，空自高大。自孔孟以后，道莫大于程朱，故其所著作经传，实能发明圣学，切尽于学者。今有一等溺于空虚着，好简捷，而厌其烦。务记诵者反恶其多。务训诂者，不过借以为口说。惟实穷理力行者，能识其精切详明也。自孟子后千四百年，无人见得此道分明。董子见其大意，孔明天资有暗合处。韩退之揣见仿佛至程朱方见得尽。
自朱子后，无人理会得透彻，具西山庶岁。庄子邵子甚大，若论反正之渐。庄子就规矩准绳，便道邵子。邵子规矩准绳至，可到孟子，孟子完养纯熟，可到孔子。孟子程子不会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扩充四端，程子主一无过，具在心底上做。
孟子朱子邵子天资俱极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尽下学工夫，孟子朱子尽下学工夫，所以能充实其周濂溪于道理本原处，见得分明精切，故异端害不得。邵康节于先天图见得天理，进退消长，循环极分明，异端惑不得。然观其所为，有些意思。张横渠工夫切实，方脱异端。然观其所见，亦有些意思。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于禅。盖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纷乱躁妄，然后能制天下之动。但静之意重于动，非偏于静也，愚谓静，坐中有个戒谨，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于空寂，虽静何害。
周子不由师傅，默契道体，是他天资高。然开示下学工夫，是圣学门庭，晓然可入，二程全之。邵康节说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是体用分为二矣。体用一源，岂有得其体而无其用者哉？岂有无其体而有其用者哉？老子体用皆无，孟子体用皆有，老子清净无为，是易之体已无矣。绝灭理义，是无其用也。孟子存其心，养其性，立其体也，集义养气，扩充四端，达其用也。
康即本心清明造化之阖辟往来消长。阅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无非此理。卷舒作用。无非此事。然亦有悔玩不恭之意。
张衡渠言太虚不能不聚而为万物。则可。言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则不可。聚则生。散则尽。无力之自然岂又散去为太虚者。太虚亦不待万物散而为也。
横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横渠持身谨严少宽裕温柔之气。亦可见其功夫亲切。但未至自然。终是些病痛。
韩退之极聪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才见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窥。见圣人之用论性亦过于荀杨。惜乎未得圣贤用工功之要。故用力难勤。多在文字言语之间自任难重。于义理本原。终未有得。其以博爱为仁。行而宜为义。难能窥见仁义之用。于仁义之本礼。有所未睹也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于义。则人之道乃仁义之所为。以见人之身全体是仁义。命之于天。全之与我。而博爱于行而宜。不足以尽之也。子思曰。仁者仁也。义者宜也。以见仁即人身之理。义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以见人心全体是仁义。乃当行之理。程子言心如榖种仁则其生之性则盆亲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举仁而义在其中。即程子所谓专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体用而言也。盖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极亲极切。朱子之言尤详尤备。惜退之未睹乎此。
韩退之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则是以记诵为主。其说道理。是其聪明揣度出来。王介甫言读书万倍利是以功利为主。其说道理。亦是聪明想象出来。皆非真知也。然介甫例根尤深。故其为政。只被利字做出许多不好事。
明道先生本领纯。查理精。涵养熟。故不动声色。天下之事自知。涵育熏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颜子明道。鄰于生知。
明道天资高。本领纯粹。其学自大本上流出。于细微处又精尽。
明道才大德盛。当时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连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说。而不能用也当是神宗甚欲有为。亦甚聪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具要求其心。已被明道感动了。明道难去神宗眷眷怀之。安石亦感贤诚意。但是被张天祺等攻击太过。遂不能从。故明道深惜此机会。以为两分其罪。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举一世而甑陶之。此只是大纲目。若下手做时。想又精密。
明道行状云。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闻风者诚服。觌德者心醉。其为政也。道之而从。勤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此圣人境界上事。声色之于以化名末也。
明道邵尧夫之学难以治天下国家。便是他放旷不可为法于天下。惟修已以敬者。可致笃恭而天下平。
明道作康即墓志言七十子同尊圣人。所因以人者。门户亦众矣。是末尝以圣学正门庭许他。言先生之道可谓安且成矣。是康即自成一家。
程子言康即空中楼阁朱子言其四通八达。须实地上安脚更好。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戍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平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壮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命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
程子天资高。其于义理不用甚穷所。只优游涵泳以得之。虽曰反求诸六经。然亦不甚费力自孔颜以下。
所造精粹。未有极之者。
程子本原义理固受于周子。然下学阶次。精微曲折。而全体圣人。多所自得者。故义理血脉固在于周子。而承袭孔孟。以机尧舜文武之绪。直以程子当之。
程子发主一之论。于易齐戒以神明其德相同。书曰。惟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为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皆此意也。
程子发明心有主一句。真是学之要。此便见虚中有实。大本卓然。彼徇于功利者。杂扰而无主。溺于空虚着。寂灭而无主。只收敛专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谓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学问。常照看一个新在内里。乃异教反观内视之法。其无主一也。
程子在主一无适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纯熟精明以造夫圣也。
程子曰。凝然不动。便是圣人理定也。
程子有笃恭而天下平气象。
程子教人静坐。所以救学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纷扰杂乱之心。
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最是。如会点天资高。所见大。其言志处高远不滞于迹。已胜于颜子。但不如颜子能诚敬存养。既不能存养。并兴所见者而失之矣。此颜子所以进于圣。会点卒归于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学者有知识。欲从敬上涵养。亦是此意。但说偏了。此言识得后须更存养。岂言未识前不涵养。
程子曰。有主于内则虚。是内里洁净明滢无昏杂。兴无主而虚部同。如人家主人在内。杂乱入不人。故虚。异端言虚。只是空屋无人矣。
程子言横渠门人守礼即。没滋味。如吃木札相似。言其少穷理致知工夫。于理不深造。非以守礼为不善也。苟能于礼即中深体密察。而谨守之。则知行两尽。此理实有诸以矣。
程子言敬则无已可克。朱子言敬则仁在其中矣。皆一意也。
程子之学是内裹本领極厚渐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学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内裹，以克诸已。譬如人家，程子是天地基丵充实自然生出财榖以致富。朱子是廣樍钱毂，置立田地家丵以致富。用力雖异其富则一也，但朱子吃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费力。
程子曰，敬下驴不起，只是谨密畏慎底意。
朱子在孝宗时，又兴程子时不同。程子之时，只要修举先生之政。南宋时大段弱削，若不复仇讨罪，则三罔不振。人心沮丧，而国非其国矣，故修德用贤，练兵举羲，此处做得起。家国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行状，学问道理，本末精粗详尽。吾每令初学读。明道行状，形容明道廣大详密。然浑化纯全，非功夫积累久地位高者，领会不得。吾每欲学者先读朱子行状，有规模格局，方好读明道行状。
心尃则不放，故程子主一笃敬，容莊则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养。
朱子直是勇，躬理便是直，是躬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体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气英迈朱子气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来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缩，朱子直是豪气。
朱子注四书诗传，先训释文羲。然后发明其正意，又旁引议谕，以足言内之意，或发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释经之意。
参同契阴符经朱子注之，甚无谓，使人入异端去，调息箴亦不当作。
参同契阴符经皆能窥测造化之妙，盗窃造化之机。但不合他将来济一身之私，故逺乎圣贤大中至正之道，反为学者心术之害。
参同契欲关键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聪，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养神气于内，此但能养一身之私，而弃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阴符经之言奇怪，尽圣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无人。纵其异说而无所忌惮。说者以参同契阴符经兴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详悉，非二书可疑。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曰：“静而常觉，似说重了些子，只说常惺惺，常精明，则可。说常觉，便有心分为二底意思。”朱子于中庸或间，言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此为至谕。
朱子曰：“人才敬时，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则万理具在。”
礼者天理之即文，人事之俄则，朱子说得尽。
礼羲人心固有，朱子去逺，而小学家礼。好之者甚衆，今被陈公甫辈务为高逺。厌礼即之卑近，烦细，不屑为之，可胜欢哉。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兴否，则有不在我者，雖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
此范公有X合圣贤处，故其进退出处，超然无累，行藏卷舒，过于他人。
范希文之正气，不待养而刚大。是天姿正大，非学力也，若能深造则王佐矣。
杨龟山言王荆公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此最说出荆公学术偏处。
扬子云之言沈晦，见道不明也，辞不厉，所守不确也。
韩退之说上下之交，只说得一个事势，成得一个私意，天理之当然，则不知也。
陆子说道理多不条畅，说仁说心亦偏枯，其作敬其记亦疏，盖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见其学之偏。
象山天姿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见理过于高大，存心过于简易，故入于禅。其自幼与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敛谨密，其言平实精确。象山必有凌虚驾空之意，故闲伊川之言，似有伤其心。其晚年身在此处，能知民间着，又预知死期，则异学无疑。其门人杨简以问答之间，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此非儒者之传授。其形状言四时之变化，先生之变化也；天地之广大，先生之广大也；鬼神之不可测，先生之不可测也。亦过高之言矣。每读象山之文，笔力精健、发挥议论、广大刚劲，有悚动人处，故其遗风余烈，流传不泯。然细推之，则于圣贤细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规模X体虽大，未免过于空虚也。
东莱先生谓所以诈为良心，又谓天理存于人欲之中，所论太巧而凿。盖东莱聪明才高，多为过巧之论。
反失了平正道理，盖人之良心天理，根于秉彝之性。虽小人丧灭之余，终有灭不得者，但其为人欲所胜耳。
东莱又谓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说固善。然论其极则内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荀林伯父宗不能陈示天理之当然，不过为谋利计功之私，谓之是可乎。五霸假仁义，事虽似是，然谓之假，则不是矣。
许鲁齐天姿纯正，所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吴草庐甚聪明，早年甚英锐，惜乎力行未能终其学。
鲍鲁齐作天原发微，虽欲穷深极微，只是不能有诸己。马氏作文献通考，虽欲博通古今，但杂而不精。胸中元无权度，故断制多差。
莊孔啺观其诗只是一个豪旷之士，此风既成，则天下学者皆流于旷阔狂妄之地，为害亦不细。
黄宪天姿甚美，当时士大夫，无不心服其德量。但未见其为学工夫，又未见其言论道理，故今无以考究。
所造之浅深，想只是姿质纯粹，度量深广，风致高迈底人，所谓质美而未学者。
世道之所赖有二：一则降衷秉彝，不可泯灭；二则赖圣贤遗训尚存，有志之士，尚可因以感发用功。无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后世教化，全不可恃。
圣贤教人恕上求仁，恕则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天地圣人只一个诚，私意闲处便不诚，诚实理也，不可以人为杂之。君实虽无伪，然与圣人之诚不同者。
于实理未尽也，乃无私之私，伪之伪也，子路之欺亦然。
圣人只在天理上行，无所损益。
圣人与贤人之分，只是一个生与熟，间断与不间断。识得如何未熟，如何间断，从此勉励不息。此是希圣工夫，久而圣可至矣。
圣贤见道分明，故于天下之事，只是顺理以应之，未尝用一毫智计之私。然动中机会，自然顺治，虽非智计，而智计在其中。后世智计之士，虽极其智计，终是见理不明会错了。
付此身于天理中，不作聪明，不以造为挠之，即尧舜气象。
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吾心之理，与圣人一也。吾之理既与圣人一，又何圣人之不可学乎，不学者皆自弃也。
今人有聪明皆不会用，只去杂驳上学，或记诵词章，或涉猎史传，或泛观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聪明反为心害，其聪明反为不聪明矣。善用聪明者，潜心积累，先从小学大学近思录论语孟子，精思熟究，体验得圣贤心事，义理工夫，瞭然得之于心。然后循序渐进，博学群书。王勃等聪明与圣贤聪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适足为心之害也。
学只是修身，功业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业为心。以功业为心，非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心亦难收。程子曰：有颜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只一个心如克己在我，天下归仁，岂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处，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学者先当理会身心，此是万事之根本。
学来要身上做。
歉于己者，不使萌于再，此真能修身者，近于圣人不远矣。
孟子中庸开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大学论语就教人直截做工夫。圣人教人手段与贤人手段不同，圣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学上达，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将义理大原与效验，都开肚破肠说了，方能使人踊跃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细密切实。读书一边读一边体验做，做得一两处到身上来，然后诸处亦渐凑得来，久则尽凑得到身上来。此则是大贤。
有聪明识义理，不能持守，而丧其本心者，多矣。虽曰：知之未真，然皆因气偏欲汩故也，此持养之功。所以贯乎学之始终，不可须臾舍也。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也干些事。圣贤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来。达而在上，如尧舜文武；穷而在下，如孔子；得时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时，如颜孟程朱。其德业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黄憲之流，只是一介善夫也。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即纯王之政。人做得切己工夫，自无许多间思虑。
当然处即是天理。
尽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挠之，便是尧舜气象。
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功名事业是偶然。
万物各有自然之理，圣人只是顺之，不会加得一毫。
理明后又持守坚固，力行纯熟，此是大贤。
圣贤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极其大，与天地参。霸者以智计处事便小。欲为天下第一等人，当做天下第一等事。
做当今一个好人，须壁立千仞。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古人老而德愈进者，是持守得定，不与血气同衰也。进有才气之人，到年老便衰，是无持养之功也。学至圣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盖棺吾事毕。又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居业录卷之四& 帝王第四
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为天下所宗。而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虽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无天子之荐，又无百里之地，以为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终为匹夫。自秦而下以强力奸计而的天下者甚多，此亦时势不同也。盖古者诸侯万国，疆域严固，非首出庶物之人，岂能服万国之心。故孟子以为无不仁而的天下者，自秦立郡县之后，无诸侯敢屏夹辅之势，而奸雄往往以强力智谋相角，又不遇圣王之与以收之。故智力胜者得之，亦势然也。
尧舜生朱均，瞽鲧生舜禹，清浊美恶，变化莫测，虽圣人亦莫能与也。
四凶尧深知其恶，只是用其才，当时舜禹皋陶稷契未出，无人可用，故如此。圣人在上驾驭之，他亦不敢露其恶。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后可以有为。上者如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传说，文王之于太公。次者如桓公之于管仲，燕昭之于乐毅，高祖之于子房，先祖之于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斁亦保，颜子明道近之。文王得太公，便载之后车，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礼之重。
或问汤武同时而生，争乎让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以谁为君？”曰：以年长而功多者为君。”盖圣人无图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纣失了君道，故汤武不得以而伐之。盖君者所以为天子主，代天理物，以养天下之民。今桀纣菲惟失君道，又残民害物，乃天地间一大贼也。汤武不幸适在其时，当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视也。
有圣贤之君，必有圣贤之佐。若中材之君，有圣贤之佐，亦可成王业。太甲成王是也，此感而彼应者，心同此理也。处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汉以下，为治者不过处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则下一截亦偶中耳，岂能尽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难复也。或曰：“老佛亦晓得心同此理。”可谓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个道理原头，以为此心此理无不同，菲真能知万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汉高祖天资最高，惜乎无真儒辅相。若得真儒辅相，三代可复。那是秦法苛虐不可因。战国又无治天下之法可传。若有真儒举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从。
&汉高祖只胜得一个无仁义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着臣服。韩信只胜得无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韩信计不能施矣。
&项羽当初从范增之计，以立羲帝。当时亦是时势当如此。君臣之羲既定，岂可更行弑逆。光武之于更始，处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为君。光武汗之同姓，固可中兴。而光武亦不杀之，是善处君之变者也。
&汉武帝才足以有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为，惜乎未学。宋神宗亦欲有为，惜乎泪於功利。人君不务学，便以礼乐制度为琐碎不足为。而欲迳趋功利，殊不知天生圣人，代天以施教化。圣人制礼乐代圣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圣人。固天不言而万物安。圣人假手於礼乐，固已不劳而教化行。
&汗景不杀母弟梁王，亦可为天下后世法。梁王以母之宠，欲求为太子。让臣袁盎持正义以谏止之，及梁王杀袁盎。则罪固当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伤身。固景帝宁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篡国之君，王仲淹献太平策，可谓不知人。篡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党也。稍知羲理者不为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济斯民。篡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与行道乎。
&胡氏责唐太宗不能正杨广弑逆之罪，声大羲以讨之。此言诚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太宗以英武之才，某取天下，惜乎无学。未当穷理正心，去私窒欲，以当然之理，处当为之事，伸大羲救民命，故用许多智计。甚为鄙陋，其立心殆与宝建德等无
。但才智勇略，非建德丗充所及，岂可以汤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圣王之学，必仁义奋发诚心誓众。声杨广弑逆之罪，毒流四海，军民被害之由，传胶州郡播告天下，宣论两京。以为身任方面，不忍视贼不讨，坐视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愿与天下豪杰，功与羲兵，以行天讨，则羲士奋发，生民引领，有征无战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论之祥，推本言之。人之心纯乎天理，乃处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责，太宗与高祖谋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谓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者，当时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属将佐，势固相轧。若使太宗无利心，兄弟骨肉之间，一以天理相接。至诚事兄爱弟，或庶几焉。如建成元吉见疑，解辞全委，退让处贫。如终不容，宁死而已不可杀兄以贼天伦。当时太宗自言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亦知惭矣，惜乎人欲胜，天理微处置不去也。
&欧阳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则是，功则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脑涂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纲目书周世宗发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夫圣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为天下不易之定律，谓之额可也。禁周世宗既发无额寺院，必存有额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无者岂可立为定额乎。禁私度僧尼，然则僧尼又可以共度之乎。据事直书，世宗不学之陋自见亦。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风，五季之时。君臣道绝，由唐末藩镇不臣，沿习以致此极。今日迎新天子，明天迎新天子，今日黄袍加身，明日黄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开辟以来，君臣道丧，莫甚於此时，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后，风气渐复，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此。亦气运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泽。故儒风振作，过於汗唐，语其治终在汉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从其类，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计利之臣。宋神宗满朝君子，独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与神宗合也。如安石右财力困穷。而言治才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当今以理财为急务。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虽攻之者甚众，终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结之心也。
&宋徽宗书最妙。世传为至宝。徽宗为君，玩物丧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与张延详论担待以下，有汉高祖天资朴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无法可因。彼时有真儒者出，举先王之法，庶几可行。惜乎当时无人。难有张子房，乃离老智谋有余，非先王之学，韩信等俱是功利，萧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学。其后有汉武帝志高才雄，概然欲大有为。彼时若董仲舒本领纯正，庶几王者之佐。然见道亦不甚分明，亦无以使汉武宝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复天理。故汉武难以有为之姿，终为物欲所胜，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资明敏，奋然有为。当时有程子等真圣贤之佐，惜乎为王安石所间。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高才雄，惜学术不正。若使明道为相，安石为参佐，亦可有为。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济时，复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延祥以为此天地间大机会，惜哉。
&荛夫以皇帝王霸并数，便不相伦。盖帝王无论道，是纯乎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霸者元是私意，从窥测得天理来用。只是假，岂可与帝王同年而语哉。
&永乐间，道羲名节之士未见，只有许多才子出来弄诗文。
&春秋之时，霸主之有功於中国。莫大於齐桓晋文晋悼。然桓公之才大，
问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无学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为之何如？”曰：”使圣人为之，必率诸侯以循轨度。”铺屏王室，朝贡以时必无不庭之诸侯，僭王之吴楚谭弦江虞，必不见灭。信义既孚，盟插必不屡用，仁恩既洽，陈郑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荆楚必不敢凭陵。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己则奉命而行，所以赞时王以兴复文武成康之业，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权，以济己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虽有功于当时，然三纲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于己底事，皆不做。言与己无干也，不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己，皆吾事也。
圣人不忍生民涂炭，故取霸者之功。圣门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称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此推其极而言也。
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己无与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计较，便是私吝心，即流于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极，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个道理：用之则大治，小用之则小治，小失之则小乱，大失之则大乱。诚者为王，假者为霸窃者为奸，未有舍此而能济者。
古今败国者，皆自败也，或荒淫，或游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宫室，或好货聚敛，皆亡国之具也。故为君者必兢业修身，任贤去奸，爱养斯民，乃保国长久之道。
女色之害甚酷，小则亡身，大则亡国。纣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庙社稷灭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丧灭，文姜淫而杀鲁桓齐襄二君，宣姜淫而衙为狄灭，女色之害可胜言哉。
周公诛管叔，是理当诛。周公虽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违也。周公之诛管叔，汤武之伐桀纣，皆圣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见汤武不幸处？曰：使桀纣贤，汤武为诸侯，岂不自在？
王介父诗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脱使当年身便死，至今真伪有谁知？此是据他地头说，岂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当时六军万姓，皆知周公之心。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子将。又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奸，虽当时识之者少，然其过服垢弊，饰为节俭假为谦恭。无非矫情干誉之事，包藏祸心之谋，其藏于中者如此，其发于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诐文饰之言，亦非难知也，但不过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张子房平生事业，皆自素书中出。此诚然也盖其权谋智术处身处事，进退行藏与素书无一不合，后世智谋之高妙，无出于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科人，有诸中而形诸外，不必全假智谋，明哲保身，亦非全计利害，以此论之。黄张之道，不出一私字，圣贤之道，不出一公字。
韩信言汉高帝善将将，汉高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将将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汤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纣而用尚父，此乃善将将也。如汉高用计谋以驭韩彭，又使韩彭不得其善终，可谓之善将将乎？或言光武善将将，许多功臣，皆得善终。曰：光武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用人者。尽其才，进其德，保其身，诚感其心，用尽其才，位称其德，赏当共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许多智计，以制服之乎？曰：以韩信之智谋才气，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驭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曰：高帝本领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为不过如此。设使本心纯是天理，不以谋天下为心，只以救生民为事。义以举事，诚以感人，四海之内，皆引领向风。感于仁，勇于义，况韩彭乎？当初汉高本以利天下为心，韩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谋天下，韩信岂不欲谋国乎？高帝既欲为帝，韩信岂不欲为王乎？韩信功利之人，不足道，为汉高惜也，曰：汤武诛桀纣后，遂为天子。何以见其不谋天下。曰：人之所得于天而全具于我者，谓之性。圣人只是尽性，曷尝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贵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圣人体具于中，用之发于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爱物，皆自至诚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婴儿失所，皆涕泣思亲，汤武安得不怜而救之乎？况桀纣暴恶已极，天命已绝，汤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见武天命绝？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为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养斯民者。今乃逆天为暴，则自失君道，自绝其命，不可为君矣。况天命具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则天命之绝可知。曰：周室既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为义，何也？曰：春秋之时，周室既衰，而先王德泽未泯。民皆思周，未忘，观黍离及匪风下泉之诗，则可见难以齐桓晋文之盛。犹曰：咫尺天颜，践土犹三观王。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辅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号今天下，率天下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兴礼乐、明教化，若攘外安内之功，乃其馀事耳。
将相一体方能成天下之务。韩信李诉能成其功，以有萧何裴度协心于内。宗泽岳飞不能成功，是为汪秦沮挠于内也。
诸葛孔明、司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气，非懿所能敌。故懿举中原之兵，不能当偏蜀之师。那时不敢出战军师已丧气，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诸葛孔明三年不死则天下定矣，当时司马懿不敢出兴汉兵战，则三军之气，自然沮丧。况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为耕，因其民以为众，推恩立信，以镇抚之。吾气既壮，则贼气自夺。
苟彧有智谋而从曹操是不讲学之故，霍光忠智有馀，其妻弑许后而不诛，亦是不讲学之故。
刘伯温深护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伯温智谋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人才难得当尧之时，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后独周为盛，周末孔颜之生，人才亦可谓盛，此后惟宋也。
人为小小功业动其心，只是不识义理。如邓艾下蜀，有甚功业，助篡逆以灭入之国，罪大矣。
谢安东晋中第一人物，其气英明，惜乎未学。又好尚清雅旷达，无诚心整顿物理，当时有多少当为事，都不做。
陆宣公才极精密周偏，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尽其才，岂公不以格君心为先务乎？
人才气虽大，不可无学力。如寇莱公后来因天书复相，是相率为伪更做得甚事。
为宰相不搜访天下贤才而用之，更使谁去为治朱子言吕夷简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业。
文天祥当宋末贾似道当国专权，事已不可为矣。后间率兵勤王，又与陈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时候，况天祥之才本疏乎。
功臣多不保其终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尝以道合，其所为者多权谋智计，未尝以道义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权谋智计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挟其功，欲保其终岂不难哉，儒者只务引其君当道，道既行，则可以保天下之民，岂不能保其身乎，然则扬雄儒者不保终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忌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恶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乱者，蓋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况人以类从，君子用则贤才举，德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则奸邪进，虐政多，安有不乱。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类不同也，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则尧用四凶，岂不是小人，曰：尧圣人也，圣君德盛势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虽小人，非是大奸恶，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互为消长，此治乱所由分，君人者所当精察明辨，以进退之，出仕者亦当自守，不可误人小人之党，与小人为党，终必败也。
进君子，退小人，此为政第一义，然须果断以行之，若是好贤而不能进，恶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祸败。
处小人最难，位高势重，可以处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处小人。
处小人不可一向疾恶之，须先以善食之，食之不格，然后从而处置之。
小人败天下，契紧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来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为幸，小人以无才为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败事，必不能保身，舍己从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则喜闻过，喜闻过，则能来忠直之士，忠直之士进，则小人退，君子进，则国家之乱本于此。不自修者则忌闻过，忌闻过，则心好谄谀，则谗谄面谀之人进，君子退矣，国家之乱本于此。
忠邪不两立，卢杞等黜，然后陆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复，不旋日矣。
忠贤既用，奸邪自息，如春阳既长，险冻自消。
程子曰：论治须要识体，如修德建极，化导臣民，精择宰相，分建众职者人君之体也，致君泽民，精选人才，进贤退不肖者，宰相之体也，宣布君上德威，设立政条，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劝惩黜陡，上司之体也，爱百姓，施惠泽，明教化，慎政刑，均赋役，理冤狱，此有司之体也。
天生丞民立司牧以养之，若纵欲为暴，便失君道。
师保得其人，则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则百职举。
宰相之职，在于进贤退不肖，在于能知人，知人在于修身，修身莫先于穷理，穷理者在于读书论事，推究到极处。
朱子说科举难做了状元，可惜输了这边工夫。
西山真氏先心经而后政经，则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发作与其同然之善心，是头一等事，处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废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为难，士以不自失为贵。
世间人才尽有，亦多有肯做功业者，只是理不明，做功业不出，此大学以穷理为先也。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风俗，故人才只是一样，后世有道学之士，有节义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禄之士，文人举子，诗人墨客，又有老释异端之徒，倡优技术，杂然混处，所以害道败俗，不可胜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学大学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为学，傅习之久，遂有许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则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谓节义功名利禄文人诗人，尽归于道德，而学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于异流，倡优技术，亦皆变于正人矣。
或问如何得尽知天下之贤，朱子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人作台谏，不好人自住不得。
天下人才，要圣人出来得位收拾，随其所长而用之，苟无圣人在上，裁而用之，则清高者多隐逸，才智者多过功名，旷大者多入异端。
只一个正大道理，圣王在上发出来，鼓舞得天下人才，区区计谋不足道。
贤才国之桢干，民社所依以立也，汉以鉤党杀许多名士，而国随以亡，宦官亦自剥其卢，其后宦官悉为袁绍所诛，无少长书被杀，至二千余人，有非宦官，因无发而误杀者。
篡弑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丧心德，无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贤，必不肯为之臣，智力胜者，仅能把持得住，丧败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个生物之心，圣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爱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圣人之情亦正大，故不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
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者，一则所见小，二则立心私。
程子曰：圣人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圣人作事，动循天理，动中机会，循天理则人心服而化，中机会则事当而易治。
圣人有夏世之心，无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无明主，圣人在下，只得随时尽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长往也。
古之圣贤，只要尽此道理事业，则随所遇富贵贫贱不足道。
圣贤生于治世，有治世事业，生于乱世，有乱世事业，事业难殊，其道则一。
圣贤治世，是从天理上展开去，所以人不可及，后世才智之士，用尽气力，只见功业之卑。
今人为利而仕，便不正当了，纵有小小功业，亦不济事，凡处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计较利。
今人自置身于卑污苟贱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贵。
才不胜，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行不加，穷居不损，须要识此。
人要做事业，亦是私意。君子之学，只是明理应事。事当为处，则汲汲为之不倦；不当为处，则截然不为，故禹稷忧而颜子乐也。
士君子只当守道安贫，以待君上之求，不当自求进，求进则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则德望素着。不待政教号令之出，而民已归服景仰。况于设施之际，事得其宜，政教号令既出，刑罚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悦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济者，鲜能保其终。
富盛之久者，自然骄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盖尊卑上下，贵贱等级，以至仪章度数，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过假圣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箇礼。天下后世，遵而行之。其实未制作之时，此礼之体已具也。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此礼乐之本意也，圣人制作，只是
因其自然之理，曷尝有一毫私意安排。礼乐既成，则所以节民之欲，感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达便是尧舜气象。
圣人无一事不从道理出来，如礼乐刑政皆道也。后世道不明，礼乐刑政，与道判为二物，故礼乐废而刑政倚于一偏也。
凡事有则，循其则即理也，裁而制之，则为法度。法度立则弊可革，然行之则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变而通之，以适于宜。
为治之法，当因事势而裁以天理。
近观三礼，皆是从天理上裁制出来，盖圣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万殊而一本，故许多制度节文，皆是圣人胸中流出。天下后世，取以为法，学者须当由是以穷理。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虽非良法，得贤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处天下事须得其总要，如君择相，相择诸司之长，长择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则天下事自理。此实理之自然，非强安排。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万。盖道理是如此，圣人只倚他这道理做，非圣人所造为也。
封建乃古圣人择贤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爱其民。上下维持，以图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庆让锡命征讨之法，以统御之。及天子无道，然后乃敢纵恣吞并。然亦不敢不自爱其民也。若不爱其民，则众不为用，故中才之主，亦知爱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后肆其虐，又必有仁贤智勇，起而救之，汤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则虐民者必更之。立贤主以养其民。周衰圣王不作，无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并已尽。秦以天下为己私，乃立郡县以为治，此亦势使然也。盖以秦之昏暴，故不能行先王之政，虽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国。养其民，民必不服，国必生乱，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判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德必如禹汤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为诸侯。方能君国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论者以为封建不可复诬矣。但郡县得人，亦可为治，固不必封建也。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于今，此乃见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论，古今之道一也。岂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但古今风气昌漓不同，人事烦简有异，其制度文为，不无随时斟酌而损益之。若道之极乎天地，具于人心者，岂有异哉。不能因时损益，以通其变者，正为道不明也。孔子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欺后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异者也。
明道所论十事，条理详备，先王之法，尽于此矣。当时若能用之，从容三代之法。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诸侯，与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为己之私物，岂做得封建事，又虑封建之后，诸侯各专其土地人民，难以制驭，与李斯寻得一箇建郡县底法度来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无不听顺，免尾大不掉之患，以为可以传之无穷，故肆其恶无所忌惮，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国诸侯，
把持得紧。各爱其人民土地，猝难变动，因可夹辅王室，此法不行，故陈涉一起，荡然无制，此固是秦无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诸侯。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坏，亦是世变至此，不得不坏，郡县之设，亦是事势至此，不得不设，但建国则根本固难变动，然统治之法，又不如郡县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诸侯，先儒以为当复者，又有以为不可复者，以为可复者，使民各有主，以赖其爱养，区域周密，无天下土崩之患。以为不可复者，恐世袭封爵，或多骄淫害民，或据有土地人民，天子难制，易为乱叛，故无一定之论。愚尝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则此法非圣王不能行之审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产以养民，虽中才之主，皆兵以仁义为本。当先严纪律。设谋制胜在后。
兵虽主之以仁义。亦须法律谋义具全。方可用。
兵虽曰威克厥爱。然爱行乎其中。不知此。则必有败亡之礼。无以全其生。故仁义之兵愈严。
兵法严须使兵士畏将。过如畏敌。此言虽是。亦偏。须更使爱将如爱父兄也然此是说家计事。须使敌人亦知畏爱方好。问羊陆何如。曰：羊祜是私意。故程子以为敌国相倾之谋。问圣贤如何。曰：圣贤兵以义动。自不用许多机阱。所谋者欲其归于义也。非私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虽有善战之才。不可为之战也。虽使战胜。终必败亡。
以寡击众者。只是这边谋义定。这边人心奋勇。那边人心懈惰。这边队伍整。那边队伍乱。再无别法
天下事不善处置。则小变成大。邓茂七叶宗流黄萧羊若当初处置得宜。一县尉足以制之。及发也。苟得其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费伤许多兵力。若王道既行。仁义既兴。则民安物阜。贤能在位。百邪俱息。自无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难致。汉唐宋仅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国也。故非陈胜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黄巾能为乱。汉自乱也。非黄巢能为乱。唐自乱也。非红巾能为乱。元自乱也。
兵主于诛暴禁乱安民。故以不杀人为本。其杀人者。不得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杀人。
杀降最不好。恶莫大焉。一则残忍害仁。二则阻人悔过。绝人生路。三则适足以坚敌人之志。
杀将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惨酷。古无是事。五行之不载。先王所不行也。
擒盗贼明赏罚为先。昔皋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赏既明。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则人心自奋。勇气自倍。贼势自消。此其本也。设机制胜在临时。
朱子曰。今尽力养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农既分之后。计其所费。则是无日不用兵也。愚谓若寓兵之法不行。且与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费。
屯田之法。须如古者井田。官买田为之分成区域。每区所入可食六七人。令军人移家就佃。选贤能为之师。修明战法。敦尚仁义有事则战。无事则耕。非惟可免馈运。可以渐复井田。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远征。如辅卫国家。则人人皆当尽力。人人皆当讲武。故田与追胥竭作。
先王之兵。在于救民伐暴。禁乱保邦。后世之兵。在于利己杀人。逞忿快欲。
感化者。圣王为治之本。刑赏者。圣王劝惩之具。驭众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众。虽远近贤愚不等。然莫不本于一理。圣人在上。尽此理于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赏之。恶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万殊者圣人岂有意为之哉。理之当然也。然刑当乎理。众莫不惩。赏当乎理。众莫不劝。故此又为驭众之柄也。
兵刑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顽暴未化。只得著如此处置。故二者皆极其矜恤戒惧。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惧故自能立教。小人则必待刑方有所戒惧。故刑所以弼教。
今武官世袭。军人世袭。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为武官。子孙或愚弱。可供职乎。祖父壮健可为兵。或子孙少弱。亦可为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农合一。遴选贤能。为之主治无事时修立教化。务农讲武。有事时则简练精壮者以为兵。
今因兵食广浮费多。以致官禄薄。再立均傜皁隸月钱。亦可是加赋之意。
为学规模节序。无如大学。造化规模节序。无如先天图。
先天以为水泛地。故地不沈日。画升天。夜入水。此诬也。朱子谓天以刚风旋滚得地在内不陷。伯岐曰。大气举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天地自相依附。三说皆通。邵说尤精当。
天依形。地附气。此二语说得天地规模最精切。凡有气者尽属天。有形者尽属地。凡物皆然。气属阳。形属阴。天只是气。有甚形质。地则有形质矣。地虽有形质。非附乎气。必不能存立。天之气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天乃之大之物。至健之体。万物所资以始。故曰万物本乎天。天乃气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迟速之差而名之。天非过也。只循其健体之自然。日月非不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体。以天日月三者较之。则见天过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数之所由分。然论日则以日为主。而见天与日之迟速。论月则以月为主。而见日月之迟速。论岁则以天为主。而日月之数因可考。
歷家只是截法。元不识歷。
人著书才有一毫为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书，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赖；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无益于世，着之何用，况诡诞浮华，害于世者乎。
某在佑圣观见壁间题曰，逆则处处生颠倒，顺则头头合自然，居仁加两字曰，“逆理则处处生颠倒，顺理则头头合自然。”
作诗文要巧，便离道。只要道理条畅，叙事详明，观四书六经可见。
明道学校养士札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议从时弊上救，便难。
天下人才风教，系于朝廷。当今以科举文辞取士，多少英豪俊迈，压从那边去。此风浸久益盛，隋炀帝开此端，王教不行，多由于此。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泽，只以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节，取要时而已。
井田什一，汉虽三十税一，然豪强兼并，贫人尽力耕种，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税五。汉文帝尽赦田税，贫民未尝受惠，荀悦之论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篡逆之贼，君子不为用，小人在位，吏缘为奸，骚乱天下，苏氏叶氏马氏皆以为真不可行，误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贞观之治，若圣王得人任职，举井田而行，书成区数，随高低长短阔狭，每区以百亩为率，每亩以百步为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过乎九口，别行区处，或曰：“田之数不可益，人之生无穷，只恐将来人多田少，养不给如何？”曰：“天地间气，只生得天地间许多人，既生之，必能养之。”将海内之田，区画已定，籍记天下人口之数而加减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则每区十人亦可，少则每区四五人亦可，当以田为母，而区画已有定数，以人为子，而增减以受之。
天下之衣食，尽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故程子举先王之法，合当八九分人为农，一二分人为工商。今以数计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师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机织本女子之事，今机匠以男为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饥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将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货财有无，其余尽驱之于农，既尽生财之道，又免坐食之费，四海必将殷富矣。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则水旱凶灾无患，是谓太平。今无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生货这半年食，始能接新谷，若有水旱，便难存活。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谋者，用银谷买而兼并之，愚民常少衣食。
要天下富足，须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下不耕，而食多于耕者，如何人不贫穷？
天下之民，所以贫困者，虽因田地不建，然亦非一端，或因赋敛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虫蝗，或坐食者众。今工商多而农少，亦贫困之一端也。
若要人民殷富，国赋不乏，须分田置井、务农重谷、轻省徭役，使民得以尽力耕耨，去冗食之官，与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节俭，限贵贱之等，变奢靡之俗，然后储积可广，虽遇凶年，民无饥困矣。
凡饥荒之时，在上者便当恻怛忧闵，以救民为急，发仓廪以济之，方可固结民心，不怨上思乱。
历观为盗者，多是游民懒惰者为之。强者为强盗，弱者为窃盗，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业，效勤为先也。
天下只有公私义利两端。周官泉府买货之滞于民者，及民之急于用，则出而卖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义，后世有市易和买，皆私利于己。古有平籴，谷贱则籴之以厚农，谷贵则以原价粜之以救民，皆公而义。后世则至于和籴强配，皆私而利。
君道在养民，井田不可不复古；教民之道在学，故学校当复古。兵民既分，食者众，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复古。三者复古，其余则随时斟酌以适宜可也。
古者民即军，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后世既无寓兵于农之法，遂有长征兵，今又有世袭军，故有民户军户。
古者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此圣王寓兵于农。万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当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费。今百官禄薄，百姓穷困，皆因养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处立屯，如戍兵就在近边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拨田一区，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粮税，使自食其谷，又可以养父母妻子，春夏秋则就在屯所，少暇小习战法，冬则入边城大讲武备，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则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运，则国自富，民自足矣。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为官，虐害百姓，训练频数，有违农事，骚然成扰，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农隙田狩以讲武事，有何不可。
兵不可妄动，必诛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师皆有誓，所以声明所讨之罪，以一我三军之心，晓我三军之意，齐其号令，严其纪律，彼之君民，既知己罪，则气自丧，心自离，故仁义之兵，理不可敌，后世多忿欲之兵，无词可执。或有词可执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奸雄乱贼之心事罪恶，以昭告军民远近，以壮我师之气，以服敌人之心。是以苦于战*，而不足以正天下。
圣王之兵，有征无战，又无许多诡计者，非是迂阔，是他师出以正，仁义素孚于人心，行阵整肃，号令严明，兵士奋勇效死，敌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杀彼之民，乃诛其害民者，彼民岂肯愿与我战，此一个天地生物之心。无物我彼此之间，远近华夷，莫不感戴，岂真若宋襄于泓之战，迂愚无道，反辱身败师乎，孙子曰，兵诡道也，谓诡则不可用，奇则有之，或仓卒用师，或敌人强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终是用奇必有杀伤之患，非圣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势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杀其人不若制其势，制其势不若服其心。
古之圣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敌国皆知之。虽或诛暴救乱，不得已而与师，彼之人民皆心服，谁肯与我为敌，此是个大兵法，人不识只有孟子识得透。
黄石公素书，始终只是一个私，或曰，素书先说道德仁义礼。如何谓之私？曰：“道德仁义礼非私，石公以私见窥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窥所用，非真道德仁义礼也。”
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为诛暴禁乱，弔民伐罪而设，主之须是仁义之人，智勇可用于暂时，亦利害相半。
当勉力行之故 孟程张朱皆急于井田 缓于封建
或曰设行封建。当依孟子言百里，当依周礼言五百三百，曰：但当百里。曰：郡县可行井田乎。
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穷君子之器。覆亡不暇能行王政乎？
后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驭之术，未尝。有爱养斯民之诚心，如何得封建。其所封子地功臣皆是箇享受富贵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后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势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诸侯是更树兵张子房说汉高德业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国后是李斯子房见得事势透。凡正官须要才德兼全方可为佐二官可截长補短用。
凡佐二官必须命于朝僚属，则令长官自择六部，则一正三副命于朝监司则一正二副郡则一正一副命于朝邑则惟正官于朝其馀僚属大者？问小者辟，如此则君相事亦不患不得人盖君子小人各从其类长贰君子必不肯用小人为僚属。
官不得人难多何？非但虚费禄食，必生事扰民。
朱子曰：上之人会不思量时文一件举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交设学校，欲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举时文，若科举时文。他心心念念要争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设官置吏费廪禄。教他做，也须是当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