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一)
土匪的历史(二)
& 2、砸窑 &
在东北，土匪劫掠钱财的方式是以武力强行攻入豪绅富户家，这种行动，称“砸窑”。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窑有“软窑”、“硬窑”和“响窑”之分。“软窑”是指用柳条子、木板障子夹设的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往往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也有设置地枪来自卫的。这样的窑顶多是些小康人家，虽说积攒了些家产，但还不够富，修不起坚固的院墙和炮台，防守能力很弱。“硬窑”是指砖砌起或土打的大院，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通常是乡村里富得流油的豪门大户。“响窑”又称“红窑”，是指那些常常悬挂小红旗的大院。这类人家大多是些乡镇富户、店商铺号、油坊、烧锅、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较坚固的高墙大院，四周围墙安设炮台、枪眼，雇佣职业武装人员（炮手、炮勇）自卫。他们既怕土匪来砸窑，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装，于是就挂出一面红旗，绑在烟囱上，意思是可以来砸。这是吓唬土匪。对这些响窑，一般小股土匪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弄不好，窑也没砸响，弟兄们的命还要搭进去几条。再者，这类大户常常是地方豪强、士绅，其人或子弟往往与军方或官署有联系或有某种关系，甚至有财力买通了某股巨匪，所以，一般胡匪往往不敢触动响窑。尽管如此，土匪往往还是选择红窑作为攻打的目标，因为这挂红旗的窑，虽然难打，但油水也特别大。土匪经不起这巨大的诱惑，愿意舍本做大买卖；二来遵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先把那挂着红旗向绺子示威的窑给砸了，可收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为了砸窑，特别是为了砸开“硬窑”和“红窑”，土匪很懂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为此，必须事先派专司侦察情报事情的人——“插千的”去探地枪，这是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1923年春，吉林双阳县双镖绺子准备攻打一个姓胡的大地主家，这个窑插的是红旗。双镖这时当炮头，和插千的装成卖布的货郎子，背着一个大口袋就进了村。他们围着老胡家大院吆喝一阵，老胡家的小姐就把他喊进了屋里。这胡家是东西大厢房，宽敞明亮。那时双镖正年轻，长得高大英俊，这老胡家的小姐叫二霞，长得精灵美貌，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的，像个小小子。卖布的进了家，她上去挑成色，与双镖眉来眼去，心中爱慕不已。双镖借口喝水，就走到外屋，往西屋的墙角一打量，有4台暗枪和2杆地枪。老胡家掌柜的发现这小伙探头探脑的，就猜出来者不是卖布的。双镖发现对方已有所察觉，况且地枪已探好，赶紧和插千的溜走了，胡家立刻布置了人巡夜。
& 大家族豪宅往往是大股土匪的砸窑的对象 &
第二天夜里，他们攻打胡家窑。双镖领着几个人从大板障子跳了过去，然后爬上了墙头。当年，挂红旗的大户人家都是两层院墙，外边那层就是大板障子，里边才是砖土垒的带炮台的墙。他们从大墙上跳过去，已绕过了地枪，谁知一个弟兄忙中出错，脚尖碰在地枪线上，只听“咕咚”一声响，惊动了胡家护院的，当场打死两个，双镖被打伤让人捆了起来，胡家掌柜的提着灯笼走过一看，说：“这不是白天卖布的那小伙吗！”胡家把双镖吊在马棚里，用皮鞭蘸着凉水抽。
& 旧碉堡 &
为了砸窑探地枪，大炮头、二炮头有的被打成了残废，有的挺不过苦刑，招出绺子地点，又领着官兵去围捕。双镖算是幸运，后来胡家小姐救了他一命。
探好窑的内部情况，砸窑就开始。砸窑的当天，就由翻垛的（匪帮里的军师、参谋）看好黄道吉日，然后出击，砸窑往往在夜里行动。炮声（土炮）一响，弟兄们在炮手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 火车是常被土匪打劫的对象 &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让老头和小孩给溜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衣食足，思淫欲。土匪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匪徒间往往醋性大发，相互争执不下，甚至撕打。
砸窑之后，他们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剿。往往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划了”（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要想方设法硬攻。1914年，佳木斯“小白龙”攻城砸窑，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冻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边打边叫。1923年，洮安土匪“天照应”攻大安城砸窑。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土匪就用牛粪火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外边招到城墙里的马圈里，终于将这个窑“砸”了下来。(曹保明：《土匪》，第49～52页)
砸窑一般都是势力不太大的小股土匪的“业务”。那些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匪帮，兵强丁壮的，有着大得惊人的胃口，他们一般去砸“框子”（即集镇)、砸“圈子”（即县城)。三十年代胡匪两次洗劫伊通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1年，土匪第一次攻入伊通县城后，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就连县政府保存的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已经编纂完稿的伊通县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付之一炬。1932年，他们再次攻陷伊通县城，这次，他们理直气壮地扯起了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天下第一团，是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得还。”这几句顺口溜倒是典型地反映了一般土匪那种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贪婪心态。这次的抢劫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如狼似虎地把各商号店铺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而且街道的普通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他们抢掠的对象。(刘庆祥、李南浦、王中光：《群匪两祸伊通城》)
& 城门虽然如此坚固，但仍逃脱不了被土匪洗劫的命运。
抢劫一般家室，称砸黑窑或掏窑。砸黑窑者大多是当地的散匪，知道人家根底，如钱物的数量、存的地点，便临时组织几个无赖，拿一枝枪，甚至没有枪，往往以木棍、刀子、假枪做行凶工具，运用一切暴力手段抢劫财物，见什么抢什么，货币、马匹、衣物，甚至袜子也抢。为防人认出，戴上假面具、口罩、帽撸（只露双眼的帽子），趁黑夜入室作案。巨匪称他们是“捅鸡蛋的”、“胡子的小舅子”。这类胡匪，哨聚成窑，分赃即散，与大绺子无内在联系。另外还有“棒子手”（单人的暗杀）、“地崩子”、“打杠子”、“别两子”（劫路）之类的劫匪，他们的作案手段与砸黑窑者类同，只是称呼不同。
& 二绑票勒索
& 1、绑票 &
“票”一词，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绑架人质的行动则叫“绑票”。湘西一带，绑票叫“牵羊”、“吊羊”。
& 土匪的绑票勒索信 &
这是土匪主要的创收渠道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绑票勒索“是一种完全可靠的方式，与单纯的抢劫相比它有三个明显的好处：首先，由于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其次，抢夺的赃物很难处置，而绑票的家人肯定会赎出受害者；最后，绑票可以移动，在匪帮迁徙时易于带走。”(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13页)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想绑谁就是谁，调查清楚哪一家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财值得他们冒风险，是很重要的。土匪有时候也讲条件，讲求“先礼后兵”。湘西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他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他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率人前来烧屋杀人抢夺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他就正式下令“吊羊”，进行勒索。(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东北的土匪绺子，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是，绑这样的票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兵来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事非要出门不可，也都带上保镖。这一来，使得许多实力弱的小股土匪只能望而却步。弄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这样，许多中、小户人家也会成为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家里虽然稍有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水平。
& 关押肉票的地方 &
绑架的人在家庭中应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家人才肯舍得下大本钱将其赎回去。比如宠爱的独生子，“他们的家庭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以告慰祖宗，会被迫立即交出赎金。”1919年，土匪“大龙”绺子的人要从“金玉堂”妓馆里赎一个叫张淑贞的妓女，老鸨子小金宝死活不肯，因为张淑贞是她的摇钱树。于是大龙决定绑票。一天，小金宝领着她的独生儿子去逛庙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大龙的人就在小金宝儿子的头上抹上了***，然后趁小金宝不注意把孩子给绑走了。后来，“花舍子”（匪帮里的联络官）给小金宝送信，她没有办法，虽不为“延续血脉”、“告慰祖宗”，但为换回儿子，只好舍出张淑贞。(曹保明：《土匪》，第53页。)
依此类推，作为绑架的对象也可能是年幼的小孩子。（黑话称为“抱童子”）、待嫁的少女（要求当天赎回，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故而黑话曰“快票”）要么是具有相当现代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姐，“她们往往是学生或教师，因为这类人要比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更有可能交赎金。”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土匪就绑架老太爷或者老太太。也有的土匪绑架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由全保或全村筹付赎金。土匪最有可能绑架的还是当家的、掌柜的，因为一来他是这家的顶梁柱，全家生活来源全靠他，不把他赎回来，日后也没法生活；二来当家的或掌柜的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信写到家里见效快。总之，土匪在揣摸肉票及家人的心理方面算得上绝顶聪明，他们决不会为绑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的肉票而冒生命的危险。
& 除了武力威胁下的强行绑架，土匪精心策划的绑票招数很多，五花八门，异想天开，令人防不胜防。
& 满洲匪酋 &
1935年，吉林省九台东部山区的桦树沟附近，住着一户姓姜的大财主。此人腰缠万贯，但又抠得要命，人送外号“姜老抠”。当地有一伙大绺子，大掌柜的姓罗，叫罗明星，报号“三江好”。他三次带人砸姜家窑，都没砸响。“三江好”苦思冥想数日，终于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他率领一伙弟兄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祖坟，连哭带喊，挖坑出殡。
姜老抠此时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忽然听见二当家的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哥，咱家谁老了（死的意思）？”
姜老抠50多岁，秃头胖脸，一脸老奸巨滑的样子。他家大业大，大院套四周筑有炮台，雇有12名炮手护院，平日深居简出，就怕绑票。当他一听二当家的来报丧信，立即心生疑窦：“会不会是土匪扮演的？”就又派人去查看。可是派去的人回来比二当家的还着急：“不得了了!墓子已打好了！快要埋了!”姜老抠一听，再也顾不得细想，腾地从炕上跳下来就走。等走到他家祖坟地一看，当中果真摆着一口棺材，一些披麻戴孝的人正在哭哭啼啼，喇叭匠子还吹着丧乐《九条龙》。姜老抠气得破口大骂：“日你祖宗，是谁这么狂？”那伙人却好像没看见姜老抠似的，哭得更来劲了。姜老抠再也忍不住，撸起袖子就要动手打人。时机一到，哭声嘎然而止，土匪们一下把姜老抠按倒在地，其中一个把大红棺材盖一揭说：“来吧，就等你呢。”一下子把姜老抠给按到棺材里去了。就这样，姜老抠中了土匪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被“三江好”及众弟兄逮个老实，顺顺当当做了一回“肥猪”。(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 宽城子有一个叫孟昭惠的接骨先生被绑票时也很有意思。
据说有一天，孟医生出诊坐火车回家。同车的两个人坐在他对面，有意向他脸上喷烟，他气得训斥了几句，那两人当即寻衅动手。这时，坐在不远的另一个人，作见义勇为状，三下五除二，几拳脚就把那两个家伙赶跑了。孟医生感恩不尽，和他聊了起来，那人自述家母不慎折腿，此行是去请接骨医生的，不巧医生外出。孟医生听后就跟他下了车，到了土匪窝，才知上当受骗。就这样，孟医生被土匪巧妙地绑了票。(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对于穷凶极恶的土匪来说，从富人那儿敲榨出大油水，固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当富户为免遭土匪祸害纷纷避居城内，或者富户已被敲榨勒索得没啥油水的时候，穷途末路的匪帮也会退而求其次，把穷人也列为绑架目标。
以山东为例证，据文献记载，1918年“山东土匪绑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可是进入二十年代，山东匪帮的绑架勒赎竟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的地步，票价也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河南的土匪也是如此，“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洛阳的土匪就曾经公开叫嚣：“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大规模的匪帮在洗劫村镇时，会不管贫富，顺手拉走数十成百的“肉票”。
刚到手的肉票 &
& 2、折磨肉票 &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绑来的肉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他们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东北胡匪有个很是损人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刑法常常在匪帮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比如，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着一堆炽燃的火坐下来，然后取出一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逼使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跑也跑不掉了。据说有的人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福建土匪折磨肉票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人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够进退，也不能够转移，痛苦和倒悬一样。
& 枪决绑票土匪。当时这些天津土匪连续撕票三十多人。
有时变个花样，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残废，这叫“戴眼镜”。还有“鸭子凫水”，就是将肉票四肢用细麻绳捆住，“飞行式”吊起来，背上再加以重物。也有的时候为了省事起见，用长钉或竹签将肉票的手脚钉在地上或木板墙上，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逃掉。最残忍的，是用细棕绳箍在人头上，另用小木棒一根插入绳中，渐渐扭紧，使人忍受不住，疼昏过去，这叫“临安套头”。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匪队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攒面条，铃铛晃动乱响，土匪把这种面条叫作“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窜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东北的匪帮，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被绑架者的家庭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他门路，想要人就得拿钱来换。在一定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民俗心理学家。
但有的时候，对更重要的肉票，他们会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1913年，辽阳“徐老帅”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才4岁，花舌子送了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吝啬，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是个葫芦还是瓢。不赎！”可徐老帅又舍不得这个票，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胡子缝了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边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看那家人真不要这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孩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继父”。(曹保明：《土匪》，第55页。)
有些舍不得撕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车轱辘采火烤肉票腿上的蛆。那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嚎叫，爹一声娘一声，令人目不忍睹。
最成功地利用洋票这一法宝的是老洋人匪帮。在老洋人之前，白朗也绑架过38个外国人，但白朗既没有得到赎金，也没能保证自己的匪帮不被剿灭。老洋人却很善于利用这种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日，在开始行动后l个月，他的部队洗劫了一个传教场所，抓走了一位挪威传教士。8月24日，他们绑架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希腊人，然后又绑架了一个意大利人。10月13日，他们袭击了一个美国传教团，绑架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瑞典传教士。在同一个月里，还有三个英国人被绑架。在11月初，又有一个美国人巴牧林和他6岁的儿子遭到绑架。到11月底，老洋人已经拥有14个外国人质。在遭到官军的猛烈进攻时，老洋人不仅利用肉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而且利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面前，诚惶诚恐，生怕洋票出事，并不急于发动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
& 营救洋票 &
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官匪双方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洋票，手下匪徒改编为12个营的正式军队。老洋人本人也获得很高的军衔，并获准继续统帅自己的人马。
各地匪帮从老洋人的范例大受启发，纷纷群起效尤，1923年5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这一次，有20多个外国人被当作人质。“临城劫车案”之后在整个华北接连发生了大量类似的绑架拦劫火车的事件，结果使外国人都不敢坐火车。同时，这种绑架“洋票”的活动波及到了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1923年这一年有41个美国人、23个英国人和14个日本人被绑架。
& 洋票。和山东土匪在一起的李·所罗门。 &
洋票之所以受到土匪的青睐，正如一个土匪解释的那样：“由于持续不断的内战，造成的贫困或荒凉，我们不得不邀请几个洋人上山，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坚持某些要求，获得某些保证……我们无意虐待洋人，或者制造外交纠纷。由于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你们同我们谈论赎金是多费口舌。”正因为如此，土匪对待大多数洋票的态度并不坏。云南匪首李绍宗，曾捆走滇越公司职员法国人巴都，但他非但没有勒索钱财，反而给予优厚的款待，数月后还派人把巴都送回家。在“临城劫车案”中，被绑架者都承认没有受到土匪的虐待，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经历看作大笑话。记者乔治·索科尔观察到他们中有“许多人如此健康，气色很好……许多外国人都羡慕他们能在抱犊崮的山峰上休养。”可怜的本票不仅不敢奢望有什么优待，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担保不了。在临城劫车案中，由于山上饮水紧缺，土匪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 获释的洋票。临城劫车案中的洋人被释放。 &
政府对待“本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局认为本票不值得他们直接插手，本票甚至在土匪“平定”之后往往也得不到自由。临城劫车案中，洋票释放出来以后，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葸瑟缩，惨状不可睹。”但是，官方却不再过问
& 旧市井图 &
& 三摊派 &
& 摊派勒捐是土匪聚敛财富的又一种途径。 &
许多土匪为中饱私囊，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派款，搜刮民财，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陕西商县大荆地区土霸王——外号“周狼”的周寿娃，一次就派给大荆、腰寺壮丁费8000余银元，小麦1000石。
盘踞陕西陇县吴山的王友邦，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吴山东北的梨林川南村有安姓“书手”（书手是满清王朝遗留下来专门记载农民纳粮数字人的名称），姓安的家里还藏有梁林里（陇县共有28里）农民纳粮底账，王友邦的匪部查出后，便根据该底账向当地农户摊派。派款的办法按八渡里过去的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当时的农民普遍种植鸦片，所有派款以鸦片烟款为最重。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天内必须交清，有吴山派来的土匪专门催款，他们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农民稍有反抗，就要遭到杀害，曾经在一天之内就有两人被枪毙。
除了征粮派款，有时为了运输需要，王友邦还向当地农户选派脚力驴骡。1926年后，随着王友邦扩张范围的不断增大，征派的粮款不敷开支，粮食严重不足。于是，他下令到接近陇县东部的千阳县寇家河源上产麦地带抢运小麦。在抢运的前二天，土匪到八渡以下梁林川各村派好驴骡数百头。到抢运那天，选派好的脚力驴骡，整队出发，由吴山匪部派出马队三四十匹作先导，到了抢粮的地方，鸣枪示威，惊散当地农民，再由赶驴骡脚户进入各村庄农户家中抢装粮食；抢装齐全，吹哨集合，脚户驮运粮食先走，马队再鸣枪一次，押送返回吴山。(阎存正：《王友帮盘踞吴山纪实》)
云南有个叫杨玉清的匪首也任意选派劳力为其服劳役。他建盖私房耳房两所，茶房1所，碉楼一座，所用木料，分派给农民运送木材；所需四五万土基，分派赤沙白佃农托好晒干，送至墙脚；石料数百车，分派附近村寨农民拉运至墙脚。但他却不付一分钱，不管一顿饭。(杨竖、陈荣华：《弥勒五匪首》)
陕西还有个土匪叫王海山，他除了在宝鸡县私自派粮收款外，还要老百姓提供学费给其四弟上学。宝鸡七区30多个村，每村分摊20块硬币，全年就负担600多元。(娄生成、段志恭：《宝鸡恶匪王海山》)
& 1、土匪杂税 &
& 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土匪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使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试举两例。
闽南著匪高为国的税目有烟捐（鸦片捐）、赌捐、戏捐、花捐（妓女捐）、军队捐（规定高匪防地，每户应出匪兵1名，如果无兵可出，就要每名折洋10元交纳）、门牌捐和铺路捐之类。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捐税中，最不得人心的是铺捐和门牌捐。铺捐即店铺捐。该捐无一定捐额，多少全凭高为国的心腹走狗韦乔说了算，他说这家店面50元，店主必须在三日内一文不少地缴清，过期不缴，加罚一倍，再不交，就派兵封店抓人。所谓门牌捐，即是高匪将其盘踞下的城镇、乡村划为几个区，然后按区派定总捐额，再包给手下爪牙按户征收。按其规定，不论城镇乡村，洋楼草房，甚至牛栏猪舍，一概须缴纳门牌捐，捐率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户征收12元，乙等户8元，丙等户4元。对那些富户和侨户，则给钉上特种门牌，捐额面议，这样的人家往往要被敲索至百余元甚至数百元。（洪卜仁、傅维翰、陈朝卿：《闽南著匪高为国》)
福建另一个匪首涂友清立下的税目有丁钱、田赋税、普通捐、特别捐、子弹费、过节费、优抚费等，使得群众不堪重负，敢怒不敢言。匪徒所到之处，还要地方应酬饭菜，供其享用。另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还印发信用票，以此盘剥群众。票面一元，票印价值与银元和法定钞票同样，发给部下为每月饷款，强迫群众使用通行。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发行数次，到收取信票时，票面价值只以七折计算，以此获利坑害剥削持票人。(涂明哲：《匪首涂友清》)
& 土匪盛行，民不聊生 &
土匪的发家史，也是善良的穷苦百姓的受难史，土匪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赋税，使得他们在贫困的深渊里滑得更深。就以“铁磨头”许铁英为例吧。许铁英又名钟琪，“铁磨头”是他的绰号，是河北永年县有名的土匪。自从1939年他成立了“保险团”后，就开始了明暗结合的抢劫，白天要粮派款，晚上绑票勒财。他向群众的摊派从来是想要多少就多少。要粮，除春、秋两季必交外，平时要也得给；要款，随要随收，不论次数和多少；要费，被子费、烧柴费、枪枝子弹费等等，名目繁多；要捐，牲口捐、水车捐等不计其数。以上还都是所谓正项摊派。此外还有不少名目：如“饭折款”，就是催款人到村催款，须以鸦片、烟卷、肉馍招待，不在吃饭时间，就得出“饭折款”。铁匪对永年县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土匪统治，他的罚款、派差使得老百姓胆战心惊。1939年，铁匪曾连续向茹佐村要款5次，按每亩地1.2元收款，村民筹措不出，匪徒们就在腊月三十闯到茹佐，摘门卷抄家绑人，家家户户遭到抢劫。农民陈志祥家仅有的准备过年的一斗玉米也被抢去。1941年，铁匪派人到兴业村要款，群众没能按数付出，就把赵承方、刘福珍、崔成志和永冬的母亲4人抓去，村里花了几万元，才将他们赎出来。(成合群：《永年巨匪“铁磨头”》)
& 控诉土匪大会 &
除了公开的征派，土匪们还另外想出了许多名目，什么买路钱、什么保险费，变着法儿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1938年，张治中在谈湘西匪患时就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种情况：
“我们设官收税原有一定的规章，一定的步调；但是在湘西有些地方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情形。离奇的秘密的税收机关，还是存在；但这不是中央所收的税，也不是省政府和地方所收的税，而是土匪要收的税，是所谓某大王某大王的税收机关。比如商人运输的桐油，经过某大王的‘势力范围’，每1桶就要交3块钱的土匪税，这算是买路钱或者保险费。因为假使不缴纳，那货物的通过和安全，就要发生问题，要是缴纳了，那就可以通行无阻。所以现在一般商运，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受着政府的保护，合法政治的保护，而是受土匪的保护，受非法的黑暗势力的保护。”(谢心宁整理：《张治中谈湘西匪患》)如湘西瞿伯阶匪帮在抽鸦片烟税的时候，一是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种鸦片烟的多是地主，他不管是谁种的，一来就给你割得精光。二是他没有去抢收的地方，规定按保交给他捐税多少。三是过往客商贩运鸦片烟，如果向他交了税，可以畅行无阻，如果没有交税，一定财物两空。
& 旧地主 &
四川广汉地区的匪头们，鉴于该地区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想出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保住他们的饭碗。即每乡每保每月交与当地大匪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土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1只，月缴5角；养猪1只，月缴3角；种稻1亩，秋收后缴谷1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5角……如此等等。匪徒们通过这种办法，坐享其成，不须动手抢劫，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呢？(侯少煊：《广汉“匪世界”》)
在某些地方，更有一些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例如湘西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他为了谋求官职做护身符，托人送礼给国民党古丈县党部及县政府大小官员，官大多送，官小少送。1943年2月，他在古丈加入了国民党，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员。不久，他又当上了保安乡乡长。亦官亦匪的张平，公开以捐税的形式坑害老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土地捐、人头税、出谷税、存谷税、火坑捐（湘西当地居民在屋子中央，挖一坑，中烧柴火，用以照明、取暖、烧煮食物）、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子弹捐、碉堡捐等。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娶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许多农民因交不出捐税，被割掉下身、吊半边猪，甚至被残忍地杀死。(胡家模：《恶魔张平》)
& 2、吃票 &
在东北，有一种变相的摊派勒捐，名之为吃票。吃票就是专门管理地方一些“单开”——专干一种“案件”人的事情。吃票的绺子多指那些常在一个地方来往的大绺子，也有的就是他们派出去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捕渔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干什么的都有。匪绺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庄、车站、码头等要隘地方设立暗卡、底线、坐线，下山的人、运货的人、担款的人等等，必须接受吃票，一般而言，吃票最高三成，少则一成。
& 土匪的勒索使得不少民众流离失所 &
& 下面是曹保明先生描述的放排季节吃排饭的是怎样向土匪纳献进贡的：
“这些吃排饭的，往往要到管这个地段的绺子掌柜那去‘报号’，取得他们的认可，叫‘考票’。实际是去拜见‘吃票’的头子，也是去寻找‘靠人’（靠山）。不然他们得了钱也出不了山口。土匪是靠吃排饭的这类人物养着。吃排饭的闯进绺子，抱拳在左肩，施礼道：‘西北连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
& 大掌柜的说：“从哪来相府？” &
& 来人说：“称不起相府，抱老把头瓢把子，吃排饭的。”
这时掌柜的说：“给这兄弟倒酒上烟。”这人说：“等一排下来，我恭敬弟兄们和大掌柜的……”另外，也有的匪徒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河口、山门等地方，临时设卡吃票。
& 土匪出没之地 &
辽西巨匪杜立三，17岁时，单人到辽河岸上，用红布缠起一把木头勺子，形似土造手枪，威胁上水船只，一天之内，劫了16只由营口回航的粮船。那时候，辽河两岸出产的粮，多半靠水运到营口去卖，回航买杂货。每到秋季，沿着各码头，热闹异常。杜立三限令每只船，放下“买路钱”，船家或多或少放下银元或元宝，才准解缆上行。后来杜的力量渐大，索性在柳条岗子渡口岸上搭起席棚，公然设临时“官卡”，派人开捐，规定到营口卖粮下航船每只2元，由营口运货回航上航船每只5元，船商没人敢于违抗。(王寿山：《辽西巨匪杜立三》)
& 对那些具有金银财宝和有价值的“细软”的高官大吏、大粮户、大商人，土匪也自有办法对付：
“上饷”，即向当地富户筹措军饷。上饷者向上缴纳军饷之谓也。当盖着红色大印、写着“都督府某某先遣支队，为筹设军饷，以应急需……仰该民某某，限于几日以内，筹借现洋几千几万元，送交某处，如敢违抗，则火烧房屋，鸡犬不留”字样的布告文书贴在大门上时，有哪家还不赶紧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也有的土匪单独出马，向亲戚朋友或地方富裕大户以“借款”的形式来搞钱的。
& 爬山轿常常是土匪袭击的目标 &
& “丢条子”，这是江汉平原向地方、富农及富裕的中农逼款的方式。
丢条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丢”，几家或全村共丢一张条子，要款若干由大家共同负担。一种是“单丢”，按户丢条，要款若干由某户负担。
“贴票”，和“丢条子”有些类似。有贴一户的单独票和贴一保一村的集体票。夜间派人把写好的条子，上面规定款额、限期及兑票地址，贴在预定对象的门上，或投进屋内。
“收水”，“收水者，岁向商店收取例规也。”说白了，就是土匪强迫其势力范围内的商家店铺，每年向匪帮孝敬一定数额的钱财。土匪声称，按期将事先规定好的钱财恭送过来的，可以受到他们的保护，否则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商家店铺为求安宁度日，岂有不服从的，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于是，土匪也理所当然地充当起税监的角色，年年敛取高额“税收”，坐享其成，从未上交政府。
“上饷”、“借款”、“丢条子”、“贴票”、“收水”同“吃票”一样，都可看作是土匪变相摊派勒捐的手段，因为这几种手段虽然在名称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却同真正意义上的摊派勒捐毫无二致。
& 土匪为获取暴利，常强迫民众种植罂粟 &
& 四 贩毒 &
& 1、土匪与烟土 &
在旧时代，有不少人吸食鸦片或金丹、烟土等，久之成瘾，决难改掉。而贩卖毒品，又是一项一本万利的生意，许多黑道人物都把贩卖烟土作为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作为恶势力之一的土匪自然也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价高利厚的鸦片烟是土匪们的一棵摇钱树。
民国初年，许多地区每两烟土价格在黑市上已升至10块银元以上，甚至20块银元，接近黄金价格，这对于贪婪成性的土匪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
为了得到鸦片，许多地方的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虽遇灾祸也不得减免。
河北临漳县匪首郭清在他的管辖区内，强迫20多个村庄的农民种大烟，每年种1000多亩，然后以每亩5两的比例收取实物烟税，一年就收“大烟土”六七百斤。湘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除此外，土匪为了得到鸦片，有的通过扼守烟商通道，大肆拦劫烟土；有的大量从种烟地低价收购烟土；有的通过绑架勒索鸦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更有一些股匪，竟强迫群众把大烟种在盆子里，把盆子放在背箩里，背着随土匪的行动转移。
有时土匪也直接经营罂粟地种植，自种自销。“狗肉将军”张宗昌就曾在黑龙江东宁县其驻军范围内，由他出资，令裕宁公司经营了2万垧土地，种植罂粟面积占5000垧。
东北地方的林区，半山区和偏僻的边远地区，凡胡匪盘踞出没的地带，只要有罂粟的种植，就有胡匪从中操纵渔利。有些烟农特别是豪绅官僚等巨富种植，为了确保产销的顺利，往往雇佣胡匪保护；还有些烟农因不堪查禁罂粟的官方、军方的侵夺，组成“烟匪”，伺机报仇。
& 吸食大烟是土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1920年，在乌苏里江支流挠力河畔有个叫孙玉民的种烟把头，纠集了一伙人种植罂粟。这一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孙玉民满心欢喜，组织了上百把“烟刀”准备收割。正在这时，驻防吉林一带的吉林陆军第4旅旅长李少白，到挠力河一带查禁鸦片，与孙玉民谈判。孙玉民没有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用镰刀将10亩地的烟桃全部涮光，收入全部化为乌有。军方撤走后，孙玉民被烟农推举为大当家的，组成了300人左右的匪绺，攻城占镇，成为著名一时的烟匪。
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的贵州省，土壤、气候特别适宜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都很有名。当时政府虽然装模作样三令五审禁烟，贵州省议会却借口该省地穷民贫，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所以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称作“赶烟会”。
除上述地区以外，凡种植鸦片的地区均有烟匪出没，如热河、云南诸地，鸦片种植业兴旺，围绕鸦片“要清钱”的土匪业也极为猖獗。
土匪得到鸦片，除了自用外，很大一部分是用来高价出售，换取现钞、黄金、白银，牟取暴利。1940年夏，郭清为贩买毒品，带十几个护兵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崔家桥王自全那里，驮回白料面两包袱，一两白料面可换100块大洋。按这个标准来计算，郭清这一次贩的毒品价值就达4万块现大洋。福建大田县匪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把用低价从群众中收来的鸦片一面开设鸦片馆，供人吸毒。一面销往外地，获利甚巨。涂友清还同大田县城富商勾结，集股到仙游贩运鸦片，并由他派兵护送，每趟数十担，光收保镖费银元就达数千元。
& 土匪走私毒品 &
& 2、孙殿英贩毒 &
孙殿英，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东陵大盗”，世人皆以为他是靠盗墓发的财，贿赂权贵显要才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殊不知，贩烟才是他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真正奥秘。可以说，贩卖鸦片是孙殿英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
民国初年，在豫西有一绰号“仁义老张平”的悍匪，无恶不作。孙殿英在张平部下当了两年多的兵，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制造烈性毒品的勾当。后来，张平被刘镇华的镇嵩军收编为第二路军，孙殿英又在该部所属张明部下当马夫，他与张明沆瀣一气，合伙挪用库银，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牟取暴利。为了私拉人枪，发展自己的势力，孙殿英加入了在豫西群众中颇有影响的道门组织“庙会道”，为了收买人心，需要更多的金钱。
& 民国河南民权县公安局是查禁鸦片的重要力量 &
起初，他购买了一部分烟土，掺和其他药物，在极简陋、肮脏的磨坊制造了一种叫“红丸”的鸦片混合剂，捏成条状或块状，后又经改造，在封口上印上一个飞鹰标志，称之为“殿鹰”牌海洛因，在陇海铁路沿线出售，毒害广大人民。老百姓恨之入骨，骂他是害群之马。当时，凡是在豫西贩烟的贩子都曾遭到孙的抢劫，他不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售烟土。
1922年，孙殿英投奔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丁委任为机枪连连长。从此，他更是借着军官的名义大干贩卖烟土、白丸的勾当。他贩毒的范围，北抵热河，西及河南，规模数量都相当庞大。
& 民初河北沧州缉私官兵 &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投降张学良，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在这里，他为了继续制造烈性毒品，派他的两个亲信李之朴、常川到陕西收购了大批制毒原料运往晋城，制造三种毒品，即白面（海洛因）、金丹和“二两三”。孙殿英买通华北铁路沿线各个关卡，烟土车都有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烟土行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甚至远达上海。人们都认为孙是靠东陵盗宝发了大财，其实黑金（烟土）比黄金、白金不知贵重多少倍。孙本人曾对人夸口说，贩运烟土，华北各地乃至上海帮会都有他的面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孙殿英的军队士兵多吸鸦片，以致兵无斗志，遇敌即溃不成军。孙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倾销鸦片，毒害人民，牟取暴利。人们因吸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一个县城少说也有几百户。孙的军队因嗜烟成瘾，久之军纪松懈，到处扰袭百姓。他靠烟土发了大财，也因此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孙殿英购买烟土，制造海洛因都是为了赚大钱，牟取巨额利润。鸦片的畅销，使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一时间，阎锡山、张宗昌，张作霖等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都与他交朋友，拉关系。
孙殿英用什么办法打通这些难关呢？这分两种情况：一是孙殿英与华北不少军警胥吏都有勾结，由晋、陕、到天津、上海都有他的狐朋狗友。他贩运的毒品，遇到有关系的地方，只要押运人出示他的一张名片，即可通行无阻。
二是当地没有熟人。对于这种情况，他就先派出亲信，逢关遇卡，详细调查、摸索岗卡情况，探查当地头目的好恶。人家喜欢烟土的送烟土，喜欢钞票的送钞票，喜欢文物、古玩的就依着他们，一句话，就是投其所好。孙殿英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一物降一物、大虫吃小虫”的道理和妙用，先挑选大头头送钱送烟，然后再层层下送。大小关卡、头目一律都有。每到一处，不等人家开口，烟土未到，钱先送到。当地大小头目得了好处，心里清楚，自然不会张扬，还在外面讲孙殿英是江湖上的好汉、够意思。一回生，二回熟，这些地方被收买以后，就更方便了。给各地这么多钱，从哪里出呢？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大宗烟土、海洛因运到天津、北平后，他转手倒卖，一本万利，除掉沿途送出的一小部分，孙殿英得到的仍然是大头。
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孙殿英瞄准了上海租界这块风水宝地。他认为中国人想要钱，外国人更想要；中国人赚小钱，外国人赚大钱，所以下决心把烟土生意做到租界里去。
30年代的上海，是流氓、政客和帮会、道门以及各种军阀控制的世界，租界里的生意更是一片混乱。这里的码头、烟土、妓院、赌场都被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吴四保、张啸林等控制了。孙殿英在华北各地畅行无阻，初到沪上，也挤不进去。孙殿英苦思冥想，想了个主意，以重金收买了天津帮会头子，通过他的周旋与黄金荣挂上了钩，先用名片向其问好，因孙殿英曾制造东陵盗宝案，臭名远扬，国内许多大军阀都想从他那里弄到宝物。黄金荣接到孙的名片后，没有轻视，礼节性地回了一张名片。
& 杜月笙 &
& 黄金荣 &
事过不久，黄金荣知道孙殿英制造毒品很畅销，从上海汇给孙殿英10万元，要他帮助代买烟土。孙殿英仔细推敲，细心算计以后，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有利可图，便拿出老本为黄金荣买了价值相当于10万元的烟土，同时又将黄金荣汇来的10万元原封不动地寄回，并亲自送货上门。
这一招着实厉害，黄金荣叹服孙殿英的良苦用心，答应烟土只要在黄金荣的“辖区”内可以畅销无阻。就这样，孙殿英打通了上海的销售渠道，他在上海销售的烟土比天津还多。
孙殿英的烟土有商标，有的土匪还公然打出公司的招牌，进行贩毒的勾当。福建同安土皇帝高定国设立“同通号公膏公司”，专门推销他自制的鸦片烟——“铜盆膏”。
& 3、土匪的鸦片生活 &
为了出售鸦片，土匪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用以掩人耳目。在厉行烟禁时期，贩毒风险很大，一旦查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尽管如此，土匪贩毒之事仍然屡禁不绝。有的匪帮甚至并不把官方或军方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头子要么与官僚、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本身就身兼要职。
有一年，一批商人贩运烟土被湘西沅陵县查禁烟土的警察拿获。商人们竟不做任何辩解，将烟土码在桌子上，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是帮瞿伯阶贩卖的。”因当时瞿伯阶刚被收编，当上了什么司令，警察不敢没收，只是无可奈何地对那几名商人说；“你们也别太张狂了!”随后，便连人带物一并放行。
有时，土匪也同专门的鸦片贩子打交道，由他们运往外地，通过经纪人和关系网，直接交换枪支弹药和各种物品。
鸦片于土匪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收买官府和军队。对于那些嗜食大烟或贪婪的政府官员和军官来说，这一招往往很灵验。因为在禁烟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
送烟土巴结上司、笼络下级是孙殿英常用的办法。抗战胜利后，他隶属于庞炳勋。庞嗜烟如命，孙殿英抓住这一点，不断送土送钱，二人“配合默契”，狼狈为奸，打得十分火热。为打通沿线关卡，更是少不了送大宗亲手制作的烟土。就连孙殿英本人也是个大烟鬼，他虽然穿着草绿哔叽军服，但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形同尸骨。最后在河北战犯管理所就是因为烟瘾大发，心情抑郁才死的。(参见张鸿基：《土匪司令孙殿英兴衰纪实》，《险恶人生——民国土匪大写真》，团结出版社，第100页)
& “鸦片瘾很厉害，白天倒还抽抽停停，晚上常抽个通宵。
& 人瘦得可怕，皮肤干燥透明。” &
& ——《我的土匪主人》 &
湘西恶魔张平，也非常善于用鸦片来为自己谋好处。他先是用鸦片铺路，给古丈县县长送礼，当上了保安乡的乡长。接着，命全乡种鸦片，按株定产，按产抽税。保安乡百姓因交不足税，有的被杀害，有的被逼得卖儿鬻女，有的弃家讨饭。而张平家里则装满了几大缸鸦片烟，成了张平升官发财的资本。他用鸦片换枪，又把枪用高价卖给百姓，美其名曰买“自卫枪”，规定家家要买，不买不行。他还用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鸦片，购置了不少田地。此外，鸦片还是张平消灾避祸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国民党湖南当局派七十四军一个连追剿张平，刚到天台山，就被张平的一个匪徒打死了一个排长。七十四军便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剿灭张平。张平见势不妙，跑到古丈县城给新任县长陈立谟送鸦片，请他游说七十四军。同时，派人抬了两缸黑油油的上好烟土到沅陵“酬劳”七十四军，军长一看，不禁大喜，命人抬了四箱弹药作为回赠，接着就收兵回省了。
& 土匪抽大烟 &
鸦片对于土匪来说是第二生命，为了供自己吸食或疗伤，在没有其他办法得到鸦片的情况下，也会购买鸦片。土匪为躲避官兵的追剿和防备内部的火并、厮杀和暗算，常年过着东奔西窜、担惊受怕的生活，如果能够抱着烟枪过过瘾，放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抽鸦片成了土匪生活中的一味很好的调节剂。
& 霍华德下面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土匪的这种特殊需要：
“抽鸦片似乎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它常常可以取代他们的吃饭、睡觉和娱乐活动。事实上，比起在腾云驾雾中吸食鸦片来，其他任何欲望和消遣都是相形见绌的了。当他们拿到大量未经提炼的鸦片时，他们就喜形于色，一旦没有鸦片时，他们的生活就如同嚼蜡。”
土匪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还把大烟当成应酬品。在临城劫车案中，那些有价值的洋票“每天晚上都受到鸦片烟的款待”。后来，匪帮就释放人质进行谈判期间，为使官方代表满意，他们还特意在司令部设立了三个烟馆，每个烟馆里经常供一套鸦片烟具。
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可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组织要持久地存在并进行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则，受一定的约束，不可能绝对的自由、绝对无约束。土匪组织，的确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中最为放荡、最散漫、最不愿受约束的一种。但是，这是指他们不受正常社会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众规则的约束，一般说来，多数土匪队伍内部是有约束的，有的土匪队伍的纪律还相当严厉。
近世中国，包括对土匪行为的奖赏与惩罚、土匪的入伙及退伙仪式等。各地区的土匪纪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些纪律土匪则普遍地遵循。对违纪者的惩罚是严厉的，英学者霍布斯鲍姆界定的“社会土匪”(前文的“义匪”)，对执行纪律尤其重视。
& 被捆绑的土匪。有些土匪执行纪律是很严格的 &
& 一规约 &
& 1、纪律 &
& 根据土匪问题研究专家何西亚的考察，绝大部分土匪队伍要求遵守的纪律有：
& 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现分别述说。 &
& 所谓“四盟约”，指的是： &
& ①严守秘密； &
& ②谨守纪律； &
& ③患难与共； &
& ④与山共休。 &
& “八赏规”则包括： &
& ①忠于山务者赏； &
& ②拒敌官兵者赏； &
& ③出马最多者赏； &
& ④扩张山务者赏； &
& ⑤刺探敌情者赏； &
& ⑥领人最多者赏； &
& ⑦奋勇争先者赏； &
& ⑧同心协力者赏。 &
& “八斩条”指的是： &
& ①泄露秘密者斩； &
& ②抗令不遵者斩； &
& ③临阵脱逃者斩； &
& ④私通奸细者斩； &
& ⑤引水带线者斩； &
& ⑥吞没水头者斩； &
& ⑦欺侮同类者斩； &
& ⑧调戏妇女者斩。 &
& (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6～38页，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
& 西江畔的土匪 &
土匪组织的“四盟约”，据有关专家指出，它最早来源于秘密会党，后来土匪结帮盟誓也多采用。例如，道光、咸丰年间，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内开始流行《洪门三十六誓》，土匪的“四盟约”与《洪门三十六誓》中的内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显然，是土匪组织吸取了天地会的一些内部规范。
土匪与秘密结社同是下层社会组织，他们的某些活动也存在相一致的地方，并且，土匪与秘密结社存在着各方面的关系，在约束和协调其成员的行动步调，有效地抗击和躲避官府的追剿，以保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因而，土匪与秘密结社某些规矩的大同小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各地土匪以及各种性质和类型的土匪，它们所规定的纪律的侧重点、详略情况和严厉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土匪纪律比较简单，如河南土匪王天纵规定了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张钫：《中州大侠王天纵》)。平原上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但土匪纪律也比较简单，即“不拒捕”、“不采花”（强奸），“不出卖江湖”，“不吃水”（土匪私吞赃款物叫吃水，这条纪律很严格，每次出门抢劫回来，各个匪徒都要洗身——搜荷包，以防夹带，有事先带款出门者，如果先不向匪首报告明白，一律以赃款论处，须纳出并在赃款里平分）(朱国南：《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巨匪瞿伯阶，为匪整整20年，但为他的土匪队伍制订的纪律却相当简单，这就是：①不要得罪没钱的人；②不能强奸妇女；③不要牵别人的耕牛。(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而有些地区的土匪纪律是比较详尽细致的，这以东北地区的土匪最为典型，东北地区普遍遵循的纪律是“十不抢”、“不横推立压”、“兔子不吃窝边草”等。
& 所谓“十不抢”，指的是： &
& 一是喜车丧车不抢。土匪不抢喜车丧车，主要是图个吉利。
& 二是邮差不抢。俗话说：“穷教书、苦邮差。”邮差没有多少钱，不值得抢。
& 三是摆渡的不抢。土匪到处流窜，遇到江河摆渡，常常求助于船老大。
& 四是背包行医的不抢。土匪在打仗作战时，不免有伤病号，因而很需要医生的治疗。
& 五是耍钱、赌博的不抢。据说土匪与耍钱、赌博的是—家人，所以不抢。
六是挑八股绳的不抢。挑八股绳的包括两种人：一是锔锅的，二是卖梨糖瓜籽的，卖酒、卖油的。他们都是小本经营，抢他们不值得，有时还能从他们嘴里打探点消息。
七是车店不抢。冬天来到，寒风刺骨．经常在野外活动的土匪无处藏身，往往扑到车店里住宿，吃点喝点，所以不抢车店。
& 八是僧侣、道人、尼姑不抢。 &
& 九是鳏寡孤独的不抢。 &
& 十是单身的夜行人不抢。 &
& “不横推立压”，包含两层意思： &
“横推’指的是办事出乎常理，不太近人情。“立压”是指用强迫的手段糟踏女人，对于有这样事的土匪，他们叫它为“邪岔子”，多要严惩。
“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容易理解，就是不打扰为难身边的父老乡亲。村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只要他们知道，往往要去参加，特别是救过他们的命、有过恩情的人，更是如此。
东北土匪住过的窝棚
& 2、惩罚 &
对于违背土匪纪律的，东北土匪股常常以“活埋”、“背毛”、“挂甲”、“穿花”、“看天”等手段加以严厉惩罚。
& 所谓“活埋”，即把活人埋进土坑，这对自己内部和抓来的人都适用。
所谓“背毛”，就是用绳子勒死。处刑人用一根小细绳，套在违纪人的脖子上，然后用擀面杖在脖子后一点点上劲，直到把人勒死。
“挂甲”惩处一般在冬天使用。把人的衣服全部脱光，绑在树上，然后向他身上泼凉水，东北冬天气温极低，只一夜的工夫，那人就冻成了雪白的冰条。
“穿花”惩处一般在夏秋季节使用。把人衣服脱光，绑在大树上。东北地区的山上，各种蚊子、小虫、瞎虻特多，一到黄昏，象雾气一样，成群飞来，糊在这人身上，一宿间就把人的血吸干。土匪往往利用这个刑罚来对付抓来又逃走的人。
“看天”是最残酷的刑法。处刑人把一棵青干柳小树（一般碗口粗细），一头削尖，插进犯人的屁眼子里，然后一松手，人被挑上天空，不久死去。土匪使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叛变、告密的人。
& 此外，用马拖、火烧、刀割等等刑罚也是很多的，最多的是用皮鞭沾凉水（或用皮带）抽。
对于“压花窑”（即强奸女人）的匪徒处罚很严，一般都是处死刑。随便找人家女人，也是要受到刑罚的。(以上东北地区匪规参见曹保明《土匪》，第73～79页)
& 匪土首级 &
& 3、义匪的纪律 &
近世土匪队伍中，制定纪律最全面具体的要算东北著名的马贼张白马股匪。张白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北满活动的土匪首领，在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乌托邦式的“赭土嘎共和国”。20世纪初这个共和国灭亡之后，张白马就为他的部众制定了13条纪律。在这13条纪律中，张白马首先明确什么人可以什么人不可以抢劫。攻击单身行人、妇女、老人和孩子要受到处罚，外国人不管多么富裕，都受到保护，以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攻击妇女要处死等等，具体的条文是：
& 第一，凡遇孤客妇女，或老叟儿童，不准开差（即行动），违者罚。
第二，凡遇官吏经过本山主区域，不问其清廉贪墨，须奋勇直前；苟若人稍有政声者留半给之；贪墨者尽没其囊橐；苟有徇情纵容者，流西伯利亚。
第三，凡在客地同志，比比对面不相识，本山主持颁发一种飞马牌香烟，苟见彼人有吸此种烟者，不啻即表示本山之标帜，须彼此互相援助，违者立斩决。
& 第四，凡属本山友派，以义情为重，不必溢露于面，苟此在内肇祸者重罚。
第五，关东毗连外国境界，若遇外国人任凭有几何财帛，不特不能开差，抑且暗中妥为保护，庶免惹起无谓之外交。
第六，凡情愿入本山为么者（么即在胡匪中最小之称谓），须由本山20人以上之介绍，并须躬自认定某人为老师，然后行拜谒师礼，手续完备后，经其师出切保证方可入山。
& 第七，凡各地同志为膺介（指他党土匪）所攫，如有隙乘，须出全力援救，违者重罚。
& 第八，凡本山同志有泄露秘密者杀无赦。 &
& 第九，凡抽签得为宣告他人死刑之实行员，虽骨肉至亲不能宽贷；若临事退缩或徇私纵放，则实行杀无赦。
& 第十，凡开差时奸淫妇女，或非公搜括，及私纳不报公账者杀无赦。
& 第十一，凡因荒怠误公，有碍全局者，杀无赦。 &
第十二，凡开差一次得来之财帛，无论多寡均以九折开拆；二成归公，一成给与眼线，四成公摊，一成特奖此次出力人员，一成抚恤本山历年伤亡弟兄子侄之家属。
第十三，凡入本山为么，舍正当经犯可以兼为外，其余医卜星相等空心饭，皆不兼为，因此种营业容易败事，而最注重者不能为官。若已入本山团体而又为官者杀无赦。(参见《东方杂志》第244卷第13号，第77页)
& 山东土匪的匪窝 &
从这些条文的内容来判定，张白马属于劫富济贫的义匪（英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的社会土匪）。一般说来，义匪所规定的纪律，多侧重于劫富济贫宗旨的贯彻，而且执行纪律比较严厉，张白马股匪的纪律可以说明这一点。另外，河南义匪白朗和秦椒红股匪所制定的纪律也能证明这一点。白朗队伍规定的三条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专打大户老财，对贫苦人民则多方体恤，秋毫无犯，违者就地正法。”(《白朗起义调查简记》，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 秦椒红专门与富户作对，不抢穷人。他规定其部众派粮派款要执行“五要五不要”的原则。
五要是：做官的人要，在衙门当差的要，做生意的人要，吃租子的人要，放债的人要。五不要是：贫苦人家不要，做苦力的人不要，帮工的人不要，残废人不要，参加革命（辛亥革命）的人不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0页)
纵观各地区、各种种类的土匪纪律，有三条纪律是土匪提到最多、也是最重视的：第一保守秘密；第二，禁止强奸、调戏或虐持妇女；第三，兔子不吃窝边草。
对于保守秘密这一条，人们不难理解。土匪是与正统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作正面对抗的组织，它的劫掠活动显然会引来统治阶级的镇压，因此，绝大多数的土匪组织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而是流窜劫掠。在活动过程中，为了避免官方的追踪和打击，土匪对自己的活动和行为严加保密，因为一旦泄露，后果是严重的。
为了保密，土匪常常使用自己的秘密用语。土匪的秘密用语不及秘密结社那么复杂，通常是以纯粹的当地土话为基础，只有本地人才能听得懂，再加上某些带有土匪活动的劣性特质的特殊词汇或者和土匪日常生活有关的某些迷信用语。有人说，每个土匪首领都有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匪帮的秘密用语，所有成员都必须学习使用，一般要花6—8个月的时间才能熟记。
此外，为了保密，土匪还采用了秘密手势，口令，规定的对话等，以达到巩固联络、增加内部凝聚力、排斥外人的目的。例如，河南的有些土匪常用下列规定的对话验明来者身份，以排斥外人的混入。
& 1问：你从哪里来？ &
& 答：我从我来的地方来。 &
& 问：你到那里去？ &
& 答：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
& 问：你身上带着什么？ &
答：我带着3支香和500元现金。朋友，富有可能来找你，但又走了（说最后一句时，来者以手指点提问者的身后）。
& 2问：你到哪里去？ &
& 答：我要去拜见捕手。 &
& 问：你想拜见哪个捕手？ &
& 答：我想拜见某某捕手。 &
& 问：你为什么想拜见老捕手？ &
& 答：我有事要跟他谈谈（或者我想送钱给他）。 &
当来人能准确回答完上述规定的对话，提问者便知道来人是自己人。这些规定的对话显然外人是不知道的，因此难以混入。
从整体而言，土匪组织的秘密用语、秘密手势、口令等等虽不如传统的秘密结社那样发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保密方面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 《智取威虎山》剧照。土匪的黑话在保密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土匪纪律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禁止强奸、调戏和虐待妇女，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土匪这样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争取民众尤其是本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男女授受不亲、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社会，淫荡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强奸妇女更易触犯众怒，会遭到舆论的普遍谴责。在古典小说《彭公案》中，作者虚构的一系列罪孽多是为了传播儒家的道德观点，例如书中写道：绑架受人尊敬的少妇和成熟的女子，要受到老天爷的处罚和唾骂。整本书所表述的主旨是，强奸和通奸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
土匪虽然是个极为放荡不羁的群体，但活动在这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国度里，在制定纪律时，不能不考虑对待妇女的问题，以博取名声。因此，在土匪纪律中突出禁止强奸、调戏和虐待妇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兔子不吃窝边草”，指的是不抢劫骚扰邻近乡里，不危害相识百姓，因为乡里百姓知情多，如果多次犯案，必定积成民愤，就自断活路了。
对违纪者的惩处
& 二对违纪者的惩处 &
& 各地土匪组织为各种需要而制订了纪律，以约束土匪成员的行为规范。
但是，在土匪的活动过程中，土匪的违纪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即使是口碑较好的“义匪”亦如此，如河南白朗匪部，白朗制订严厉的纪律来禁止部众骚扰妇女，但实际上当他们的部队扩展到成千上万的规模时，特别是当土匪外出抢劫得意忘形时，就很难控制他们强奸妇女的行为，例如，在白朗洗劫陕西彬县和河南栾川之后，据记者报道，没有一个超过十岁的女孩子不被强奸。
此外，还有大量的开小差、泄密、不服从、私吞抢劫财物、骚扰乡邻、动作迟缓等违纪现象。对于这类违纪现象是否作惩处呢？不能过高地估计土匪纪律对土匪成员的约束作用，土匪队伍不会严格按纪律惩罚违纪成员。但是，也不要否认在特定情况下，对违纪的土匪又的确是按纪律作严惩的。例如，有的土匪队伍对行军中动作迟缓的人要作严厉的处罚。有一位因心脏衰弱而在急行军中掉队的土匪实在走不动了，土匪头子很平静地告诉他，他当土匪的日子最好可以结束了。这位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的土匪听了立即明白了该做什么，他没有说什么，提起自己的步枪便朝着河沿走去，然后消失在一片沼泽地中。这位土匪的土匪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 东北小木屋 &
一般情况下，由土匪头子执行纪律，土匪头子操纵着其他土匪的生杀大权。许多资料证明，土匪头子对以下几类违纪者基本上都要处以死刑：
一是骚扰抢劫乡邻。“兔子不吃窝边草”，是土匪制订的一条最重要的纪律。土匪的抢劫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取决于是在家乡还是在外打劫。一离开家乡，普通土匪就变得很难控制。但是在家乡，他们受到土匪行为准则的约束，违纪是要受到惩罚的。以下是一段记载：
民国时期流窜于山东济宁、汶上、宁阳、兖州一带的武装土匪陈德山部，作恶多端，队伍发展很快。陈德山系汶上县人，为了能在当地站稳脚跟，不准自已部下的土匪在当地抢掠。他常讲：“一百里内出了事，找我姓陈的。一百里外，我就不管啦！”
有一次，有一个姓魏的小土匪在本地抢劫，被人告发。陈德山听后火冒三丈，魏再三磕头求饶，陈德山为了笼络群众，收买人心，还是当众把他枪毙了。(孙源：《土匪头子陈德山》)
二是私吞赃款物。土匪抢劫、勒赎来的财物，一般是要论功分配，不能私自处理。每次抢劫回来，各个匪徒都要洗身——搜荷包，以防私吞，有事先夹带出门者，如果先不向匪首报告明白，一律以赃款论处，严加惩罚。江汉平原上的土匪，有“不拒捕”、“不采花”（强奸）、“不出卖江湖”、“不吃水”（即土匪私吞赃款赃物）等纪律。如果违反其中一条，或者处死、挖眼珠、割吊筋或三刀六眼加以严惩。
& 东北土匪使用的枪支 &
民国初年，湖北省天门县有土匪20多人，将一土匪杀死在孙家岭后大路边。土匪杀土匪的原因，是由于被杀之匪平时喜欢“吃水”，触犯了土匪纪律。在被杀之前，该土匪被匪众请到观音湖杨大旺的菜馆内，众人对他说：“哥儿好吃一餐，今天你可以吃个饱。”待吃饱喝醉后，该土匪被扶着来到田边杀死。(朱国南：《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三是骚扰、强奸妇女。前文所述“义匪”白朗部攻下陕西彬县和河南栾川之后，几乎所有10岁以上的女子都遭到了奸污，这绝不是白朗纵容的，也不是白朗所愿意看到的。纪律归纪律，但要完全贯彻，那是相当艰难的。实际上，白朗对骚扰强奸妇女这一行为是极其深恶痛绝的，只是他难以完全控制土匪部下的行为。一个老兵回忆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白朗在，我们甚至没有人敢看一眼妇女。如果他发现我们对某个女子微笑，他会厉声辱骂：下流坯！你在看什么？”白朗自己以身作则，他把送给他做小妾的女子送回去，严令部下不得骚扰糟塌那些用以索取赎金的作人质的妇女，违者砍头。1914年4月白朗洗劫陕西彬县之后，在场的一名记者看到地上有一大滩血，这是白朗亲自砍下一个违反他制定的禁止骚扰妇女这一纪律的土匪的头留下的。类似白朗这种对强奸调戏妇女进行严惩的土匪头领在近世还是较多的。
& 绞刑架 &
河南伏牛山北土匪丁老八在拉杆子为匪时，公开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对穷人颇表同情，经常将抢来的粮食送至古庙，接济穷人。他特别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即奸污调戏妇女），违者多数即行暗中处理。当地著名土匪梁才，因奸情被丁老八捕杀。因此，当地流传有两句话：“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丁老八乃有“戴花英雄，人间报应”之称。(《河南文史资料》)
& 官方凌迟。土匪有时将官方的刑罚引入内部 &
有些论者认为，土匪标榜纪律，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只是为了获取名声而使用的伎俩。这种论点显然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有些土匪，尤其是义匪（社会土匪）的头领，执行纪律是相当严厉的，并非说说而已。当然，也不能把土匪执行纪律的情况估计过高，否则，土匪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会如此低劣。他们毕竟是法律和秩序的对抗者，土匪的存在是对民众生命与财产的最大威胁。从整体而言，土匪外出抢劫过程中执行纪律要差得多，而对内部违纪活动，严惩则比较注意!
& 三入伙仪式 &
& 土匪的入伙仪式虽不是土匪纪律，但却是一种规矩，因此我们仍在这一部分加以论述。
近世土匪在入伙之前，一般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种做法和秘密结社组织差不多，而且与秘密结社的仪式有相类似的地方。
通常情况是用红纸书写“关（羽）圣帝君神位”，供于堂前。入伙者站在神位前，手拿三枝香，在别人的引导下，宣誓忠于组织，永不背叛。宣誓完毕，即将手中的香砍成二截，意指的是，如果违背了誓言，就像香柱一样，愿受到砍断的处分。宣誓的内容一般指的是纪律，即“不泄底”，“不拉稀”（即事情泄露后，不暴露组织，不向敌方求情，要承认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别人无关）之类。通常，宣誓后喝血酒，用大碗盛酒，其中滴以鸡血，大家一饮而尽，表示和衷共济之意。仪式完毕，就算加入了土匪队伍。
& 考验土匪 &
& 1、考验 &
秘密结社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秘密活动，其仪式的亚文化含量特别高，即所进行的入伙仪式极其复杂、森严，目的是为了与正常社会处于隔离状态，不为外界察知。而土匪组织虽然也强调保密，但由于其活动多是公开地抢劫与勒索，公开地与统治阶级作对抗，因此，土匪的踪迹较之秘密结社要公开化一些，由此导致土匪的入伙仪式也要简单一些，不象秘密结社那么神秘、复杂。
& 相比较而言，东北地区的土匪入伙仪式稍复杂一些。 &
& 东北土匪的入伙仪式黑话叫“挂柱”，挂柱一般分保人保举和自己投靠两种。
保人保举相对简单些。这个保人—般和土匪比较熟悉。头回提出有人要入伙，第二回再提出时，要有个字据，交土匪为专门的人保管，上面写明被保举人的来意、愿意“走马飞尘”、“不计生死”等字样。
对没有保举人、自己提出来“挂柱”的人，则要经过相对严格的盘问。来者首先试探他的胆量，这叫“过堂”。
“过堂”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叫来者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的东西，让他朝前走去，不允许回头。当他走到百步之外，土匪头子突然举起枪射去，将葫芦或酒壶之类的东西击碎。随后，土匪头子叫人去摸摸来者的裤子，看他是否尿了尿。如果尿了，说明胆小，当不了土匪，就把来者轰走。如果未尿，则可进行正式的入伙仪式。
另一种考验的方法是陪着土匪出去抢劫，或者不给他枪和刀让他去“踩盘子”、“望水”，打探情况。如果来者干得很出色，就会有人向土匪头领汇报说：“这人骝过了（考验过了），还算顶硬（能挺住、胆大）!”
& 2、拜香入伙 &
& 经过考验后，就进行拜香入伙仪式。 &
拜香时，想“挂柱”的人要插19根香，其中18根表示十八罗汉。19根香要分5堆，插法很讲究，前3后4，左5右6，当中插上1根。一切准备完毕，来“挂拄”的人双腿脆下，发誓道：“我今来入伙，就和弟兄们一条心。如我不一条心，宁愿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入了伙，就和众弟兄们一条心，不走露风声不叛变，不出卖朋友守规矩，如违犯了，千刀万剐，听大当家的插了我!”
& 这时，大当家的在一边说：“都是一家人，你起来吧!”然后领着他去认识其他土匪头头。
首先见的是“炮头”。“炮头”告诫他：“强中更有强中手，你的枪法还得练。每天早点起来，别踏被窝子。到你的卡子时精灵点，你要及时，生命都在你这儿了。”话毕，叫人给拿子弹和枪。
接着见的是“粮台”。“粮台”告诉他：“我们在外追风走尘的，不易啊!啃富（吃饭）时别挑肥拣瘦的，东西少了大伙分着吃。你听说过孔融让梨的典故吗？要好生学着点。”然后派人给他拿套衣服或被子、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
接着见的是“水香”。水香向他说的是一些他管辖之内的注意事项。最后,见过土匪股中所有众兄弟，这“挂柱”的入伙仪式才算完成，新来者正式成了土匪。(以上入伙仪式参见曹保明《土匪》，第30～32页)
& 土匪入伙仪式 &
有的匪股则根本不举行仪式，而只是通过一定的考验就收留想加入土匪的人。淄博土匪杨大山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 杨大山在吸收土匪时，一般采用过“三关”的考验办法，谁能通过了考验，谁就能被收留下来。
第一关，假枪毙。如果有人想干土匪，杨大山要亲自审问：“你来干什么？” &
& 来人回答：“我想来当杆子。” &
杨大山拍着桌子瞪大眼睛，露出凶恶相，大声喝道：“我看你是八路军派来的密探，还当什么杆子，拉出去崩了他！”
如要来人吓倒了，手下的匪徒便会痛打他一顿，骂他是孬种，把他赶走。如果来人面无惧色，匪徒们便把来者拉出去，朝他头顶上、左右耳旁连打三枪。如果仍然没有吓倒，便认定他是个好汉，有胆量，算是初试合格。
& 第二关，去杀人。杨大山见第一关没有吓倒来者，于是又问：“看来你是真想当杆子了？”
& 来者赶紧答道：“是的，我真想干!” &
& “你有没有冤家对头？” &
& “有!” &
& “那好！给你一支盒子枪，去把他崩了回来见我，说是我杨大山派你去崩他的。”
当然，如果来者回答说没有冤家，杨大山也会要他去杀人的。因为杨认为，只要杀了人，有了血债，他就没有后路可走，只好死心塌地地干土匪了。(刘仇：《淄博土匪杨大山》)
第三关，绑架姑娘。杨大山让来者公开到某村去抢一个姑娘来，一方面是供匪徒们玩乐，另一方面将姑娘当成肉票，使其家属在限期内拿钞票或银元来赎回，否则把姑娘杀掉。
杨大山的这三关，十分毒辣，对于新入伙的土匪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想入伙的人真的这么干了，他就不得不跟杨匪死心塌地地干下去。
& 3、退伙 &
参加入伙仪式后，一般不能退伙，只能将土匪一直当下去。但是，在东北地区，如果土匪的爹娘、老婆孩子在家里出了大事，一定要让儿子或男人回去，有正当的理由，还是可以退伙的，这在土匪中叫“拔香头子”。之所以这么称谓，是因为入伙时拜香起誓，现在要退伙，就得把香拔掉。
土匪退伙也有仪式。这个日子一般选在某个月份的阴历十五左右。皓月当空，星星闪烁，众匪徒在夜晚选定某个院子，在院子的空地上插好香，插法和“挂柱”时相同，也要插19根，插的数字还得是前3后4、左5右6，中间插一根。
退伙仪式开始。要退伙的人跪在中间的香柱前，口中念念有词：“十八罗汉在四方，大掌柜的在中央。流落山林百余天，多蒙众兄来照看。今日小弟要离去，还望众兄多宽容。小弟回去养老娘，还和众兄命相连。有窑有片弟来报，有兵有警早挂线。下有地来上有天，弟和众兄一线牵。铁马别牙不开口，钢刀剜胆心不变。小弟废话有一句，五雷击顶不久全。大哥吉星永高悬，财源茂盛没个完，众兄弟们保平安。”
每说—句，拔香一根，19句说完了，香也就拔完了。如果说得流利，把大伙都逗乐了，土匪头头便站起来，说：“兄弟走吧，啥时候想‘家’，再回来‘吃饭’！”如果说得疙里疙瘩、吞吞吐吐，大家听了没有笑声，则会被认为不上路子，便会让欲退伙的人自己选择死的方法。
当然，大多数欲退伙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还是能退出的。不过，总的说来，退伙难于入伙，土匪中间就流行着一句话：“挂柱容易、拔香头子难。”有的犯了案的人想到土匪队里去避避风，在此之前一般请别人指点“拔香头子”的全过程，如果不清楚“拔香头子”的过程，就不轻易去“挂柱”入伙，怕“挂”了以后就“拔”不出来了。
结构小股结构
任何一个集团或团体，为了能正常活动，发挥自己的功能，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组织机制，在内部设置各种职务，形成某种体制。土匪自然也不例外。
结构，比起秘密结社相对要简单些，但与秘密结社又有相类似之处，即它的组织结构是模仿传统的中国家庭的。正象传统家庭中的家长一样，土匪头子的权威意味着一切，他代表匪帮发号施令掌握全部财产，并且委托其他成员适当分配财产。而小头目及普通土匪，则像传统家庭中的小辈，无权支配财产，得把自己的个人所得交给匪帮。
各地区土匪发展的规模是有差别的，如果以人数规模而论，有小股土匪、大股土匪，他们的组织结构自然不同。
& 一小股结构 &
小股土匪，指的是人数只有数人，十几个人，最多几十个人的土匪队伍。小股土匪一般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拉起杆子，集聚数十人通过结拜结成匪帮，在相对比较小的区域内进行抢劫、勒索活动。小股结构比较简单，一般每股有一、二名匪首，是为头目，或称杆首，头目以下的均为弟兄，没有其它职衔了。
小股土匪一般是通过类似哥老会式的结拜仪式后形成的，这种结拜仪式在河南一带称为“孤庄”。据记载，土匪进行“孤庄”时，他们供奉的是关羽的牌位，牌位前陈设蜡烛等，桌子上则摆着上了子弹的勃朗宁、自来得手枪，准备拉杆为匪的众人按序分列站立。
& 活捉土匪头目 &
仪式开始，众人烧香磕头，口里念的咒语是：关爷在上，弟子某某在下，今晚“孤庄”我某兄弟，从此以后，互相扶持，对待众家兄弟，不准有三心二意，如果有三心二意，上前线炮打穿心而过，五狗分尸，肝脑涂地。念毕，朝关羽牌位三叩首，仍旧站在原位(《河南文史资料》第24辑，第171页)。然后由匪首发誓，为表示他的诚恳和耿直，他加念几句咒语。至此，一小股土匪队伍形成了。
这种以结拜兄弟组合起来的小股土匪，主要依靠首领与成员间生死与共的关系连结起来，匪首靠自己独特的魅力慑服匪众，他们大多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能保护部众，匪众在他们手下有一种安全感，匪众则以忠诚报效匪首。由于小股土匪人数少，且匪首和匪众相互比较熟悉，因而凝聚力比较强。小股土匪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季节性的，即除了极少数为人熟悉的核心分子，大多数匪众往返于匪帮和村社之间。农忙到来时，他们扔下枪杆子，到田里去干活；农闲时又拿起枪杆子回到匪帮中去，从事抢劫、勒索活动。例如，在江汉平原上，人们三五成群的、有数十人的土匪股称为“土土匪”。“土土匪”有的是二流子组合，有的是贫苦人民迫于饥寒而铤而走险结合起来的，他们初次为匪，一般尚未脱离生产。
& 走过麦田。小股土匪忙时为农，闲时为匪。 &
近世以来，特别是民国年间，小股土匪的活动遍布全国各地。据王汝桂、王赓熙的探报，1912年仅在河南的宝丰、舞阳两县，就有土匪股30余支(杜春和：《白朗起义》，第3～7页)。
东北的匪股更是不计其数。据不完整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分布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几个局部地区的百人以下的小股土匪就有75支。例如，活动在临江县境内的土匪有：“海洋”50人；“上山好”40人；“凤山”50人；“天下好”20人；“青山”20人；“海红”20人；“南鹰”50人；“长山好”50人；“新海龙”50人(王希亮：《土匪秘录》，第12页)。在热河省，从年，为害地方的小股土匪有四木匠、黄司今、罗老耗子、王文法、王秃子等百多股(王振兴、邓一民：《热河匪祸》)。
土匪股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许他人入侵，否则便会发生火并。实际情况是，匪股之间的夙冤非常普遍，但不到万不得已，土匪之间不会采取强烈的冲突，而处于冷战状态。
当面临官军的威胁，或者新的杰出的头领崛起等其他原因，分散活动的小股土匪也会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大股土匪帮。
结构大股结构
& 二大股结构 &
大股土匪，菲尔·别林斯里称之为“复杂的匪帮”。通常人数有几百、上千甚至超过万人的匪股，可以称为大股土匪。大股土匪的活动区域不再限于本地区，而扩展到更远的地区和省份。大股土匪多数是在联合或吞并小股土匪基础上产生的，也有的是能力较弱的匪首试图加入更有力量或更有前途的土匪队伍，这使土匪帮猛烈地扩大。例如，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从安徽、江苏邻近的山上下来的土匪一窝蜂地投奔肇事的山东孙美瑶匪帮，即使军警在这一地区设置警戒线后，土匪仍然试图强行进入。一个山东匪首吹嘘道，他可以在片刻之间召集名部下。各地土匪之所以纷纷投靠孙美瑶，原因是孙美瑶部当时存在着被官军收编的极大可能性，结果使孙美瑶匪股大大地扩大了。
& 由于人数众多，大股结构也比一般土匪要复杂得多。 &
& 清衙门。大股结构和衙门很相似，上下有序，等级森严。
众多小股联合起来后，共推一位势力较大能力最强最有胆识的人为大头领，这在中南地区称为“总杆首”、“总驾杆”，在东北地区称为“大当家”、“大掌柜”，也称“大揽把”、“大瓢把子”等。川黔云贵地区则称“航把子”、“舵爷”，也称作“老摇”。
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其所部接洽一切之权。此外，收入的分发、绑票赎金的商谈等重大问题，也是由大头领来作决定。
大头领之下，便是二头领，河南等地称之为“杆首”，东北则称之为“二柜”，还有的地方名之曰“二当家”或“二家子”等等。例如，日《时报》载，在豫西泌阳方城之间的母猪峡地方，有大股土匪张老六盘踞在那里骚扰地主，危害乡邻。张老六手下有十八股小土匪，每股均有头目。1913年8月白朗起义进入高潮时，他联合34支各有900人不等的股匪，总计二三万人，白朗被推为总秆首，以下白瞎子、宋老年、张起云、张建店、李鸿宾等34人则为杆首。
总杆首与杆首之间，当总杆首死亡或缺席的情况下，杆首中最突出者可以接替总杆首，以防止匪帮的瓦解。杆首们有权参与所有有关匪帮前途的会议，在作出决定之前，他们可以各抒己见，讨论所有的行动步骤。
& 川东匪首黄云卿 &
总杆首和杆首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虽然在归并或联合之前发过誓，并以兄弟相称。实际上组合起来的各个土匪团伙的成员在宣誓服从他们的总头目时，还保持着他们的个性，他们最终还都是忠于原来的头目，因此，小股土匪在必要的时候能很自由地脱离大股土匪。正如菲尔·别林斯里指出的：与其说是出于对组织本身负责的愿望，不如说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他们合并各自的武装，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之间并非可靠的同盟者(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27页)。
杆首们在口头上答应服从最高首领，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带来的那批人马，当情况变得糟糕，他们有可能率领原班人马投靠更有前途的匪帮，或者将头领杀死。因此，近世匪帮中常常演绎着属下杀死头领的故事，正如有人指出的，一个匪首生活得如履薄冰。不可一世的“老洋人”就是被自己部下杀死的。
1923年11月，在官军的追击下，老洋人匪股开始南下，奔窜于豫、鄂、陕三省之间。由于昼夜连续行军与作战，匪众实在疲惫不堪，加上匪徒人数众多，无从就食，更导致人心浮动，怨声四起。1924年1月上旬，老洋人部被官军围困在郏县西北山中老爷顶，作垂死挣扎。老洋人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骂人、训斥人。一天，他通知众匪首来开会，大家刚刚坐定忽听老洋人大喝一声：“李二黑！”李二黑听了，连忙站起来。
& 老洋人继续对他吼道：“好你个小子，胆敢背我私通官军!”
& 李二黑竭力辩解道：“没有的事!” &
& 老洋人根本不信，说：“想瞒我老洋人，你是瞎了眼!给我拉下去砍了！”
这时，匪首丁保成等纷纷起身为李二黑求情，老洋人根本不听，说：“这不干你们的事，谁也不许坏了我的规矩!”
其实，李二黑是私通了官军，而且这是丁保成一手策划的。原来，丁保成见官军围困日紧，硬拼下去只是死路一条，便想走招安之路，并向老洋人试探了几次，但因为老洋人过去被收编后，多次为官军暗算，所以根本无意于招安之事。丁保成只得转而与其他几名有同样想法的匪首商议，大家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暗中先与官军谈起来，事成之后，老洋人也许顺水推舟就答应了。若他执意不从，或者放他一个人走，或者干脆逼他就范，迫不得已时也可动武。不料奉派去与官军接洽的李二黑的行动，为老洋人察觉，但又认为这仅仅是李二黑的行动，因此他丝毫不从众人之意，执意要杀李二黑。而丁保成见老洋人如此顽固，也很愤慨，便大声道：“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老洋人大怒，拔枪想打丁保成。只听“砰”地一枪，却是老洋人应声倒地。原来，另一匪首早已暗中持枪在手，一见事急，便举枪将老洋人击毙。(苏辽：《“老洋人”——张庆》)
& 被毙的土匪头子 &
鉴于不断有匪首被部下击毙这种现象，大多数匪首不得不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张作霖还是马贼时，每晚睡觉更换地点，或选派贴身保镖守护，他们通常是张的同乡。山东匪首赵永岭的贴身保镖全部由妇女组成，河南匪首樊钟秀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选择一个近亲负责他的安全。杆首之下，除少数土匪股尚有更小一级的头目，绝大多数便是匪众了。杆首与匪众之间的关系，要比总杆首与杆首之间的关系稳定得多，因为秆首与匪众接触的时间较长，关系比较密切。
总杆首→杆首→匪众，这是大股土匪的基本结构。实际情形是，在此基础上一般在土匪股的总部还设有核心的领导机构。例如白朗部就由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组成领导核心。孙美瑶部则建立了一种“委员会制度”，包括6位最高首领。有的地方，土匪核心中设有相、大都督、先锋、当家官、户部尚书、巡查等职(参见陆军部档《北十一》1176)。
& 晚年的东北土匪“小白龙” &
此外，在土匪队伍的内部，还设有书写公文的文书，掌管财务银钱的会计，刺探情报的侦察等职司名目。土匪研究专家何西亚对此作了详细记述。土匪“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握全山银钱出纳事项，号曰账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匪众进退战守事宜，号曰炮火，亦曰门神；壮匪数百人，遇有不测时，武装拒敌者，号曰拒捕，亦曰坎手；匪探数十人，分布近寨各处专以守岗备警为事者，号曰巡风，亦曰巡冷子，专往外埠各地调查军队动作探刺重要消息者，号曰踏线，亦曰走线；与走线同样在外奔走，刺探消息，惟其任务仅在调查富翁财产住宅面貌以及家中人口等事者，号曰插签，亦曰掳票；阳似良民，阴为匪类，介于盗匪与掳票之间专以谈说票价为事者，号曰压水；此外在外尚有派往各地联络各方认识交情之交际匪，在各通商口岸结识洋人购运军火之匪；在内有执行匪法之匪，掌管械弹之匪，以及看守肉票之匪，种种职司，无不兼备，故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口噤舌咋不置也。”(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3～34页)
& 东北地区相对复杂的土匪组织结构，与何西亚的论述基本是相吻合的。
& 被毙的土匪头目 &
& 东北地区大股结构基本是这样的：大掌柜（大当家、大哥等）——“里四梁”、“外四梁”——“崽子”。
& 所谓“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
“炮头”分“正炮头”、“副炮头”。“炮头”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应当是这样的：一是枪法准，二是胆大勇敢。
“炮头”实际就是土匪中带兵打仗的神枪手，他的枪法，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可。炮头在表演自己的枪法时，往往是在墙上插根秫秸，然后离百步远打枪，打上了，往后挪，挪到一里地远了，还是打得上。另外就是打飞禽，天上飞过鸟，要点射而下，并且说打鸟头便不打鸟脖。打小家雀，一枪出去，打碎了不行，要留下完整的尸体。
炮头最应具备的品质是胆大勇敢。东北一些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说：某某炮头在屋里看牌，放哨的突然跑进来说：“跳子（兵）来了!”炮头没有惊慌，脸一沉问：“多少人？”“20人吧!”“你们先滑（快走）!”自己则点了一袋烟，慢慢地吸。这时，院子的门被砸开了，一队人一下子拥了进来，将枪口对着他。他冷笑道：“兄弟们请了!”一脚把桌子踢了过去，众兵一惊之际，他双枪齐发，在炕上一滚从后窗跳出去走了。他弹无虚发，谁也不敢去追，生怕送命。这种描述也许经过了人们的加工，但当炮头确实需要这种本事，否则难以慑服别人。
“粮台”，就是管理着弟兄们吃喝的人。东北地区山区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冰封大地的时间长，一年四季能管好吃粮吃菜十分不易。在冬春两季，必须加紧储备，否则到时会发生粮荒。因此，在大股土匪中，粮台负有重责。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心眼正，对所有匪众一视同仁，不图财不留物，算盘好，心眼来得快。
“水香”，即管理站岗放哨和纪律的。水香颇有来历，古时候没有现在的钟表，那时计时靠的是漏壶和香烛来计算。漏壶用铜制作而成，分播水和受水两部分，播水壶分2-4层。滴下的水流入受水壶，受水壶内有立箭，箭尺上刻划着100个刻度，随着蓄水的增加，可标出时间。这种以水滴表时间的方式，就是“水香”之“水”的来历。古时除了用滴水表示时间外，还用焚香来表示时间，烧完一柱香代表一定的时间，这就是“水香”的“香”字来源。
由于土匪队伍不停地行动，并且常常受到官军的追击，因此，每当土匪到达某个地方，或者攻克某一地方，水香要先布置列岗哨，通常派那些枪法好又勤快的“崽子”去放哨，哨卡一般设在墙上和房上，用以监视和防备官兵的袭击。水香通常由那种机灵、干事利索的人来担任。
“翻垛的”指的是土匪队伍中的军师，大掌柜的参谋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担当这一角色的人必须有文化，又精通天文地理和八卦行文，会卜算生辰八字。土匪行动之前，由“翻垛的”推算黄道吉日，由他定出走向何方。如果在行军途中迷了路，“翻垛的”要搬八门、能作法。红白喜事的执事是他，装神弄鬼的也是他。
& 所谓“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花舌子”、“插千的”和“字匠”。
“秧子房”，就是专门关押绑架而来的肉票的地方。正如我们所论述的，土匪是以抢劫和绑票勒索为生的人，当绑架到了肉票，就要把他（她）关押在秧子房，等待着被害者家属拿着光洋来赎票。管理秧子房的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是心狠手辣。土匪绑来的肉票，常常是几十个人，统统关在一个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