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被卷入了上帝的旋风-中国诗歌网
荣光启：被卷入了上帝的旋风
作者：荣光启&#32;花语&& 日&#32;08:49&&中国诗歌网 && <span id="hitcount23 &&
荣光启：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诗”更是，在一切文类中，它的形式感更集中更突出，它对语言、意象的要求最严格。诗歌言说“现实”经验，但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的意义诉求，更不直接等同于“现实”，而是在具体的“语言”形态和特定的“形式”机制中间接呈现“经验”的现实。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彩，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点此查看 [&]诗人：男，农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日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科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受“江南诗社”影响，毕业后开始写诗。有诗集《噢恰当》（上海三联书店，2014）。博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7月始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有《“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现代汉诗”的眼光——谈论新诗的一种方法》等著作；月，为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该年度访问学者。学年，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费曼项目学者。2006年10月，获首届“高校诗歌大奖赛”（教师组）二等奖；2008年3月，获“中国十大新锐诗评家”提名；2015年7月，获“安徽诗歌奖·优秀评论家”奖。简评荣光启是一位处于当代诗歌批评前沿的青年评论家，冷静，客观，著述颇丰，但没想到他的诗却写得情谊绵长，于思辨中展现他的人生态度。这组作品（2013年9月刊于《长江文艺》“诗空间”栏目的《青草与羔羊》等11首诗作）是他学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写下的，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有形而下的温情，简单易读，诗味隽永。——张执浩（诗人、《汉诗》主编）波德莱尔说过，诗人是天生的批评家。在中外现代诗歌史上，以诗人身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并跻身于批评家行列的，比比皆是。其中如T.S·艾略特，他的诗论与文论已成为西方现代文论中无法绕开的一部分。以批评家身份兼事诗歌写作，在当今诗歌界也并不少见，各自的缘由和情况则不太一样：有的是早年读诗、写诗，后因求学和职业的缘故投身于诗歌批评和诗学研究，但并未间断诗歌写作；有的是在长期的阅读和研究过程中耳濡目染，闲暇时写诗练笔；有的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无论哪种情况，体验诗歌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一位诗歌批评家来说，百益无害。近十年来，作为年轻的诗歌批评家的荣光启在国内有着重要影响，陆续出版的三部有关当代诗歌前沿动态和“现代汉诗”诗学问题的研究专著，也奠定了他在现代诗学领域的学者地位。他正在主持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学”研究课题，显示了他个人在学术领域里的兴趣点和专注点。而作为诗人的荣光启，则有待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本期专栏可以看作是一次开始。与专栏的各位作者一样，我对荣光启写诗的动机也很有兴趣，毕竟我和他同在大学以教书为业，以学术研究为重心。在诗集《噢恰当》的自序中他坦承：“噢，‘恰当’，对于语言来说，这是多么不易啊。人要恰当地表达自己，人要寻求他人的理解和心灵的感知，已经痛苦了许多年。”“爱是难的，沟通是难的，感动是难的，好诗亦是难的。”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探索和追求，他对语言的理解，以及这种个人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诗歌写作呈现出来，几位评论者已作出详细的探讨。我深表赞同的他对“寻求”与“沟通”的执著、不畏艰难：不仅是一位批评家寻求与诗人的沟通，也是在以诗的方式寻求人与人的沟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我对荣光启孜孜以求、不会放弃的爱的理解是：不仅爱你所爱，爱你自己的偏爱，也要爱那属于爱的全部，就像圣奥古斯丁所言：“爱的尺度就是没有尺度地去爱。”我由此也能理解寻求这种爱的困难和痛苦，而让更多的人理解到爱的这层含义，在今天的语境中，尤其难；但对荣光启来说，这是一项值得去付出的事业，不局限于诗，但可由诗来承担。——魏天无（诗人、批评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这是一首关于启示的诗（《风车》），但在那个关乎信仰的启示最终得到揭露以前，它有意把自己伪装成一首普通的咏物诗，而且对所咏之物，也是迂回包抄，并不作直接的、正面的描绘。第一节写从Gordon Conwell神学院高处眺望中的景物；第二节从远方景物中挑出风车加以粗笔勾勒；第三节写风车在“我”心理上所造成的作用；第四节似乎要正面趋近风车了，却又荡开去，“车到山前/发现隔着无数山川”；最后一节才正面切入：“这是磨/不是风中的轻/它的叶子挥动着某种权势/在改变行者的天空。”随着这个“磨”字的出现，神圣的启示便如醍醐灌顶：“你说：‘我愿如麦粒/在你的牙齿之中/被碾为碎片/好成为献给神的/洁净的面包”。全诗至此戛然而止。最后一节中，“你说”的“你”就是本诗所题献的伊格纳修（Ignatius 约35-107）主教，使徒后期基督教会最重要的领袖。“你的牙齿”的“你”，从诗中的情景来说是指风车/磨，但又暗指主教牺牲于其齿牙间的野兽——因为这位主教最终是被罗马皇帝投入兽笼中而殉道的。实际上，主教对自己殉道的命运早有预感，他在解往罗马途中写信给教会说：“我是上帝的麦子，野兽的牙齿要磨我的身体，为要使我做成基督清洁的面包。”这便是诗人的引文所据，也是“磨”之所以具有神圣启示意义的来源。这首诗前四节的迂回写法和最后一节突然而迅速的一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加强了末节启示的效果。当然，前四节的迂回并非徒耗笔墨，而是为最后一击不断蓄势，筑起堤坝。没有前面的蓄势、筑坝，也就没有后面的飞流直下。前四节笔调的简省、节制，同样是为了积蓄力量：风格的选择有效地服务了主题表达的需要。这也是诗人的高明之处。进一步细读，我们会发现，其实诗人在迂回的笔墨中也一再暗示了诗的主题，所谓迂回决非言不及义：第一节似不经意地出现了“启示”一词；第二节把风车喻为风景的看守者，而且特意指出其数目：“仿佛是故意的/数目确是三个/那美妙的排列/似乎是为了显示/我还不太明白的权威。”这里的数目“三个”，暗示了上帝的三位格，并用“我还不太明白的权威”，进一步加强这种暗示；第三节的“监督”、第四节的“根基”都具有类似的暗示作用。诗人的写法看起来颇为迂回，实际上却是步步逼进，纹丝不乱，绝不浪费一点儿力量——因为所有迂回所造成的势能，都在最后一刻化为了飞扬的动能。——西渡（诗人、诗歌评论家）日，湖北经视直播“悦读”栏目访谈1、花语：十年前和您在北京见过面，十年后和您在安徽芜湖第四届新锐批评家高峰论坛再次见面，您匆匆来，匆匆去，似乎从进会场到离开，不到两个小时，又转身坐上了回汉的高铁，您说要赶回去上课。当下，面对很多诗人不愿意受约束去工作的现实，身为武汉文学院副教授的您，却拿出了最敬业，最具职业精神的态度去工作，让我十分感慨，在您看来，“敬业”或者对工作心存敬畏，是否也是人格里应该秉持的尊贵和优秀品质？ 荣光启：那一次是因为我爱人在电话里生气了，我没有及时得到她的谅解，心里不安，所以比原计划提前了10个小时启程回家。我1995年大学毕业，再也没有回过芜湖，头天晚饭时分到达，和几位大学同学相聚，很开心，但在回宾馆的路上，在电话里和爱人发生了不愉快。次日我要求早点发言，然后改签火车票回家。前后在这个魂牵梦绕的城市呆了16个小时。不过，我对在大学里的教职，确实是比较敬业的。我自己在读本科的时候，深感得到老师的关注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而现在的大学生，在这方面明显很不够，高校招收的学生太多了，老师并不多，而且，老师们要去搞科研、照顾家庭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对于本科生的教学，非常认真。在武汉大学，老师们的科研压力非常大，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多花时间和精力和学生交往。我曾经在《武汉大学报》上连载关于武汉大学学生诗人的评论。老师连篇累牍地给学生写评论，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发文章必须考虑至少要在C刊上的地方，有些奇怪。2008年1月，与妻子林季杉在香港 2、花语：在我心中，您一直以诗评家的形象威严地存在了许多年。第一次读您的诗，却是在中国诗歌网的每日好诗里，您的《厨房》，写得唯美、干净、温润、灵巧而富有哲思，是我读过的难得的好诗。作为一个诗评家，您写出这样的作品，让我刮目，请说一下您对好诗的界定标准？ 荣光启： 2008年，我曾获得“中国十大新锐诗评家”提名，这是我作为诗评家的最好的时期。但从此之后，我被更大的问题所困惑，人生的追求发生了改变，从此写诗评就少了。学术研究上，也发生了转向。但在忙碌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上帝馈赠我以诗。这让我很惊喜。一些朋友，表扬我写的几首诗，我非常高兴，但说实话，我还是不能完全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的是这一首而不是那一首，而我自己，为什么不能每一首诗写得都有一些人夸奖。但是我对好诗，确实有一个标准：一首好诗，理论上是经验、语言与形式的美妙互动所形成的效果。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诗”更是，在一切文类中，它的形式感更集中更突出，它对语言、意象的要求最严格。诗歌言说“现实”经验，但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的意义诉求，更不直接等同于“现实”，而是在具体的“语言”形态和特定的“形式”机制中间接呈现“经验”的现实。当我们谈论诗歌的发生，有三个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即现实经验、语言符号和艺术形式。从“新诗”所在的历史时间看，与此相关的分别是：个体的现代性的现实境遇，汉语所必须面临的现代转换和诗歌传统形式与现代经验的冲突。从语言角度，“新诗”的语言——“白话”也在传统句法和西方“文法”的多方“对话”中发展成为渐渐成熟的现代汉语。从形式角度，“新诗”的体式“自由诗”也不能被绝对化，不加分辨地崇尚“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冯文炳：《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无视诗歌所必须的情感的内在节奏、声音美学，而是应该在经验和语言、诗行之间寻找节奏的美妙平衡，建设真正“现代”的“诗形”。可以说，现代汉诗的本体状态乃是一种现代经验、现代汉语和诗歌形式三者互动的状态，意义和韵味乃是在三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现代汉诗的意蕴生成必得在经验、语言和形式的复杂互动中考察，单纯地谈论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偏执。新诗的诞生，与古典诗歌无法言说现代的个体经验这一历史状况有关。而初期白话诗遭到新月派的反对，正是因为胡适等人在用新的语言言说经验之时忽略了形式，以为“自然”地表现“自我”就有了“诗”，新诗有了新的“自我”和新的语言就“自然”有了“音节”。而形式的更新，带来了经验言说上的自由，使经验真正成为“现代”的。一首好诗，理论上是经验、语言与形式的美妙互动所形成的效果，它不是口语诗人常常追求的某一个令人震惊或者捧腹的“意思”的凸现；也不是知识分子诗人通篇都是暧昧的叙述但其个人对于现实的真实经验你无法把握（更不谈作为一个知识人对于现实的判断）。1997年，南宁，与陈晓明老师和吴高泉兄 3、花语：您写诗始于何年，最初受过怎样的启蒙？ 荣光启：我是1991级的大学生，那时很多大学都有诗社，我所在的安徽师范大学有著名的“江南诗社”；国内有不少诗歌杂志，《辽宁青年》上的汪国真诗歌都被人传抄；安徽有著名的《诗歌报》月刊；我身边有许多学长、同学是诗人；我的辅导员也是诗人。在这个环境中，我对新诗的认识被启蒙，毕业后（1995年），我很快就开始写诗了。之所以没有在安徽师范大学写诗，因为这里的高手太多了，不好意思班门弄斧。不过，在喜欢诗歌之前，我的文学感觉是“先锋派小说”带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余华、格非、北村、苏童、吕新、孙甘露这些人非常崇拜，就像喜欢同时期的潘美辰、姜育恒、谭咏麟、孟庭苇一样，总是追着最新的出版物（刊物、盒带）享受他们的作品。先锋派作家的写作其实不是传统的小说写法了，他们的语言是非常诗化的。校园环境、“第三代诗”（西川、海子、欧阳江河、于坚这些人）和“先锋派小说”大约是我写诗的启蒙吧。还有，我最早读到的印象很深的诗歌，是袁可嘉先生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里的作品，在这里我认识了叶芝、T.S.艾略特、里尔克、卡夫卡这些人，很着迷。真正对现代诗有感觉是在将郭宏安先生翻译的《恶之花》（漓江出版社出版）读了好多遍之后，我在上面做了许多笔记。同样，汤永宽先生翻译的《情歌 荒原 四重奏》和《卡夫卡作品选粹》、鲁迅的《野草》等书，我也是读了很多遍、做笔记。波德莱尔、艾略特和里尔克，这三位的诗，使我对现代诗有种开窍的感觉。1999年，广西全州 4、花语：您199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7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留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99年春-2000年春，曾在桂湘黔交界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支援少数民族教育一年。2002年-2005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由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2007年被聘为副教授。看您的简历，感觉您是一个很喜欢读书、又善于读书的人，并且，有着相当的毅力和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韧劲。您一步一步从大学任教，到文学博士，再到武汉文学院的副教授，是抱着怎样的理想，从中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边陲，再北上，再回中南的？为什么最后生活的落点，没有选择合肥，而是武汉？ 荣光启：广西时期非常愉快，我的户口在桂林十年。刘春、张民、黄咏梅、吴高泉、徐冰雨、韦礼明等文学家，是我桂林时期非常难忘的人。我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学年来到龙胜县支教，这个地方就是“龙脊梯田”的所在地，风景优美，红军长征经过此地，我在这里写过好几个小说，其中有一个模仿《1934年的逃亡》。1999年许美静的《边界》专辑发行，我听着这个歌，躺在桂湘黔的边界上。当时只有BP机，为了和林季杉见面，我约两个周末一次，会偷偷潜回桂林。有一个周六，我从宿舍的窗口看出去，发现从学校里涌出一支游行队伍，打着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下子让我觉得是否来错了朝代。前一日，美帝国主义轰炸了我南斯拉夫大使馆。我在龙胜的生活非常美妙，和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玩得很开心，我的事迹先后被桂林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和中央台12频道录制。原来的目标人物不是我，而是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毕业的现在外语系任教的老师，这位老兄三十好几，至今单身，宣传部门说他是为了西部教育，放弃了个人幸福，这个事迹很典型。这位老兄单身的原因其实是爱好动漫和游戏，还有，他面对镜头不善言辞，而我则面对镜头有些兴奋，所以后面就做我。于是出现了电视里的那一幕：刚到驻地，我就殷勤地走访山里的孩子，劝他们不要辍学；夜幕降临，我还在台灯下写支教日记；清晨，我又在侗乡的河边缓缓散步，思虑如何让孩子们不要辍学的大计……不过，林季杉的眼光比我远，她说将来要在高校呆，你必须去读博士。于是我只好去准备考博。我甚至想到了在美丽的大圩镇隐居复习。我真的去了那里，到了大圩那天中午，经不住小旅社的老板热情的邀请，就和他一起围着火坛吃饭喝酒，少数民族的土酒让我晕晕乎乎一下午。傍晚散步回来，听到了隔壁房间女孩子大喊救命的声音，后来又听到了一双高跟鞋蹬蹬蹬愉快地离开了小旅社。我次日就回来了。那个地方，美丽得让人无法成就大业。2005年7月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也想在北京找一个学校，有一天导师王光明先生问我要不要去武汉大学试试，于是就来应聘了。不想面试当天，武汉大学文学院对我很满意，问我能否确定来。我前两年考武汉大学的博士，没考上，不想现在可以在这里当老师。武汉大学当然是很好的学校，所以就决定来了。我的硕士导师林换标（凡尼）先生1950年代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他19岁出版一本研究殷夫的著作被打成右派，做了好几年牢，出狱后坚持诗意的秉性，研究徐志摩、戴望舒这些资产阶级诗人。2005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从北京赶到武汉大学报到，在人事部办完手续之后，接到一个电话，说林换标先生于当日去世。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代替另一个人站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当天下午，我马上启程回桂林去参加葬礼。一个人的人生，背后应该有一只看不见的手。2006年10月，在武汉大学樱顶 5、花语：您是珞珈诗派的重要诗人，除您之外，还有哪些重要诗人也属于珞珈诗派，其特点是什么，始创于哪一年？ 荣光启：据若木（王弘弢）、林君子日发表于《武汉大学报》的文章：“继王家新、高伐林等第一代校园诗人之后，续马竹及南方诗派第二代诗人之后，武大的‘第三代’校园诗人群悄悄地聚拢了。1985年、1986年武大诗坛相对冷落，但作家班、插班生给武大诗界注入了新鲜活力，陈松叶、陈应松、华姿、曾静平、胡鸿、野夫等中青年诗人对武大诗界的关注，加上王弘弢、杨健清、刘华、伍东祥、徐芳等人的苦心经营，直到最近宣告成立的“珞珈诗派”，才正式形成了武大‘第三代’校园诗人群。”这是“珞珈诗派”的开始。2009年6月，在华盛顿 6、花语：“荣光启是一位处于当代诗歌批评前沿的青年评论家，冷静，客观，著述颇丰，但没想到他的诗却写得情谊绵长，于思辨中展现他的人生态度。这组作品（2013年9月刊于《长江文艺》“诗空间”栏目的《青草与羔羊》等11首诗作）是他学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写下的，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有形而下的温情，简单易读，诗味隽永”，这是诗人张执浩对您的评，如何理解他说的“形而上的思考”，“形而下的温情”？ 荣光启：张执浩是武汉最早对我的诗给予赞誉的诗人，我非常感激。另外，湖北诗人中，余笑忠和毛子也对我的诗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这让我非常惊喜，同样很感激。我知道我的诗不在“出色、优秀”之列，但是，应该是有我的特点的。一方面，我的诗歌的隐含读者，大多数时候都是上帝，另一方面，我向这位上帝完全袒露我自己，就像诗人大卫的犯罪之后说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乾。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乾旱。”（《旧约·诗篇》32:3-4）我的诗常常涉及情感、肉体、人性，关乎罪、爱、永恒，张执浩说的“形而上……形而下……”，可能与此有关。 7、花语：，您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您的大学生活有意思吗？ 荣光启：我非常怀念在安师大的时期，那四年特别难忘，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这样讲似乎是为了掩饰什么。那是人生中非常有意思的四年，那是一部长篇小说。2007年3月，在简·奥斯汀故乡英国巴斯 8、花语：您的创作简历和个人生活简历，都精细到了年月，一条一条分列，逻辑性很强、条理清晰，我可以武断地推论，在现实里，您是一个思维缜密，非常注重细节的人，甚至您评论的引用都标有出处，这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精确、细致，严谨是您一惯的追求和人生态度吗？ 荣光启：武汉大学非常注重科研，学术文章必须要非常缜密、凡是引言都要有出处，这种严谨是被生活逼出来的。在生活当中，现在，除了男女关系和教会生活，其他方面我都不太严谨。 9、花语：月，您访问英国，其中在剑桥居住三日，知晓“康河”的模样，康河到底是什么模样？ 荣光启：我在英国呆过一个月，其中三日奉献给了Cambridge。那一个月非常美妙，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是和妻子女儿在一起，是难得的经历。Cam River（康河）确实如徐志摩所写，很漂亮，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人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我们在河上泛舟……确是一条很有诗意的河流。我在当地一个镇上一位英国兄弟的家里居住，体验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很羡慕。当时我爱人是在伯明翰大学访学，我们住在当地基督教贵格会的一个中心，一栋很有历史的城堡一样的建筑。二月底，英格兰非常清冷，空气里有一种叫人清醒的东西，这种感觉后来我在美国也有。不知为什么，在国内我总感觉人是浑浑噩噩的。而一来到资本主义社会，我就十分清醒，常常知道自己是谁。 10、花语：您出有诗集《噢恰当》，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荣光启：《噢恰当》是我学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所撰的一部诗集，后面三分之一，写于2011年7月之后，其时我已回国，但在诗绪上，和前面仍然是一致的，故我仍以一本诗集视之。2014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刘平教授、《神学美学》主编刘光耀教授将之列入国内第一套基督徒诗人丛书——“清心诗丛”，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也是我个人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是我看为宝贵的。也是因为：以前发表的诗选，多是不同时期的习作凑在一起，这一次，无论质量如何，好歹它们是一段时期一种持续的写作状态中的作品。至于诗集的名字，“自序”中作了解释： 对于诗歌的理想，我觉得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那个比喻比较好：“诗写得恰到好处，就像一只盒子关闭时发出的卡嗒一声响一样。”一首诗的完成，若能如这盒子完美盖上时发出的卡嗒一声，那真是美事。“卡嗒一声”，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表达的恰当。能“恰当”地表达内心的言语、感觉和想象，是诗歌的理想与职责。噢，“恰当”，对于语言来说，这是多么不易啊。人要恰当地表达自己，人要寻求他人的理解和心灵的应和，已经痛苦了很多年。人类的“言语彼此不通”（《创世纪》11章7节），这事从巴别塔事件开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结束（基督升天之后，上帝差遣圣灵在地上与圣徒同在。在上帝之国，圣灵的感动是新的“言语”，使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映成为可能）。但写作的五旬节在哪里？在上帝之灵的浇灌之外，也许诗歌对于人类的相互沟通有些帮助。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它区别于交际性和工具性的语言，也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文艺类型的语言，它借助看起来“不通”的句法、令人意外的想象和境界说话，它的语词是意象化的，它的基本要求是要有丰沛、新鲜的感觉和想象。爱是难的，沟通是难的，感动是难的，好诗亦是难的。噢“恰当”，这表达自我的满意状态，何处寻？写作是一种寻找，诗歌写作是这种寻找中较难的，许多人爱上了这个较难的工作，我亦是。2010年7月，我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UIUC）。美国中部，地势平坦，处处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我住的地方，名Orchard Downs，风景恰似电脑的桌面。Orchard Downs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草坪广阔，风景优美，比邻一片广阔的玉米地。我在这里前后约十一个月。这真是一段难得的时光，在这里我远离了国内的事与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夜晚清冷的空气、月亮在一起，和明亮的星空、广阔的草地、洁净的自然、长达四个月的雪季在一起，非常安静的时日，非常有益的时日，许多感触、思绪和想象常常涌上心头。我本就是研究诗歌的，自然想到，不凡以诗歌的形式将这些记载下来。于是有了这些小诗。写着写着，有些就不像诗。我以前对写诗、对诗人有些小理论，写诗应该如何如何云云，现在轮到自己干这事儿，最大的感慨是：还是不妨自由点儿。这些诗作的完成，我最大的欣慰是：诗可能不怎样，但我自己收获了一种表达的自由。有点自娱自乐的意思。这些诗，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年的时光，将Orchard Downs译为“噢恰当”，是纪念逝去时光的美好，也是感叹人表达内心的困难。 《噢恰当》出版后，我收获了一种特别的喜悦，一些朋友，我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开始关注我的诗。2015年4月，《人民文学》海外版Pathlight（英文）杂志一位编辑联系我，说他们在书店看到我的诗集，拟在该杂志刊发《月圆》、《松鼠》、《雨后》和《金属》等四首诗，请求我对这几首诗的英译同意授权……开始有一些诗人向我约稿……这让我特别激动，我很喜欢“诗人”这个称谓。《噢恰当》这个诗集我现在看，里边大多数诗我都不满意，但这个集子非常有意义，它让我找到写诗的感觉，让我体会到如何去按着自己擅长的方法去摸索自己诗歌写作的成长之路。2011年2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第四届国际写作研究大会” 11、花语：“2003年，写中篇小说《流氓》，林季杉读后对里边人物有意见，后决定再不写小说”，这是我从您的创作简历里读到的，这部小说写了什么，后来是否不了了之？ 荣光启：我以前写小说，在“榕树下”发表过两个小说（《我的生产队》和《一个女孩喜欢北村》），别的小刊物也发过。散文曾经两次刊发于《散文百家》。写《流氓》，灵感来源于朱大可的文章《流氓的精神分析》和余华的《世事如烟》。我在小说里人物命名是1234567，但即使这样，我爱人也看出某某女孩是谁谁谁，她很不高兴。这样的话，为了不和她发生矛盾，我后来干脆就不写了。据说钱钟书不写小说也是这个原因：谁愿意写小说每写一章就给家里的另一位文学家好好审查呢？ 12、花语：林季杉这个名字反复在您的创作简历里出现，并且她的部分创作简史您也记录在册，后来才发现她是您的爱人，写诗写小说写散文，还曾是广西师范大学漓原文学社社长，原来您的现实生活有一位文学佳丽相伴。我想，只有无比的热爱，才会把另一半当作自己生命简史的一部分，请问，您相信爱情吗？怎样才能使平凡的婚姻生活始终保持爱情的鲜度？ 荣光启：我相信的首先不是爱情，而是上帝之存在，上帝对人的生命的主权。我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生性坦荡，但我始终有一个界限，我内心一直在等待那个将来是我妻子的人（后来我知道这是上帝的保守）。后来，当我遇到林季杉，我们两个人克服了许多困难（年龄、家庭、性格），中间也经历着分裂，但最终一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相信圣经上的话，“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如果这婚姻是上帝掌管的，人的力量（自我与他人的破坏性力量）是不能使我们分开的。先有信心，然后才有力量。上帝、你和我，这是一个以上帝为顶端的三角形，有对上帝的共同信仰，二人就会越来越近；而不是我爱你你爱我二人就会越来越近。婚姻稳固之奥秘，正在乎此。婚姻是一个奥秘，上帝也是，圣经里将婚姻关系与人神关系对等，敬拜上帝之外的受造物或者其他的“神”，就是犯奸淫，好比婚外情、婚外性。在上帝里面的爱情与性，是充满颤栗与幸福的爱情与性；在上帝之外的爱情与性，也会有美的体验，但里面没有平安，在爱里，却想到死。和林季杉在一起将近20年，20年的我们，犹如一部韩剧。我最大的感受是：真正的爱，是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在许多女人身上的爱，不是爱。这就好比掘井，真正的掘井是找对了位置，在一个地方用尽爱恨情仇，而不是现代人的方式，这里好像不行，就换一个地方吧，最后，他一无所获，然后他说，我不相信爱情。当然，如何找对那个掘井的位置，是个大问题，这需要我们首先找对我们应当信靠什么。爱情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若没有方向，不知道人活着之意义，我们就不会明白爱情、婚姻，因为爱情、婚姻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在这个方向和意义之中。1997年，广西师范大学 13、花语：怎样把这样一位文学佳丽追到手的？夫妻同时爱好文学，对您的写作，是否也是一种促进？ 荣光启：1997年，我已经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了。199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我上的。林季杉是文科基地班的学生，我没有给她上过课。当时她是文学社社长，诗写得不错。我是文学社指导老师。也是因为文学，在一起比较多。从世俗的眼光，在当时，我自己也觉得我配不上林季杉。她美丽、很有才华、家境很好。感谢她一直矢志跟随我。这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事。若追问林季杉如何成为了我的妻子，我只能回答，这是上帝配合的。林季杉自己后来也说：她不只是看我，更看重我身上属于上帝的那个部分。因为人若离开上帝，再美好的人，也会颓败；再美好的爱情，也会失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林季杉看我身上属乎上帝的这个部分。我的人生当中，重大的抉择都与林季杉有关，她是上帝差来的帮助者，像夏娃之于亚当一样。但不仅如此，她使我有一个生动、鲜活的生命。我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生动、鲜活的，有欢欣有痛苦。我每天都担心她说不爱我了，我生命中最大的痛苦来自于她，最美的喜悦也来自于她。林季杉给我的痛苦与欢悦，是我写诗的一个重要源泉。我们之间有许多问题，我总是试图去弥合这个问题。我在婚姻当中学习了许多功课。这才是真实的爱情与婚姻。她是我在真实的人生中的一种关乎敬虔的操练，我们在和对方的关系中，学习忍耐、宽恕和爱。 14、花语：近年来，您在从事新诗研究、当代汉语诗歌批评和基督教文学。讲授《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课程。请您谈一谈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荣光启：我的专业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没有基督教，中国社会、文化之“现代”都是个问题。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关注到基督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追求文化、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现代性的需求是相应的。胡适陈独秀这一代人，拟从更新民族共同语开始，企求民族思想精神的更新，其结果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以白话文为语言；在精神上从中国古典文化、文学传统中脱胎而来同时更多地广泛学习了西方思想、外国文学的“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相遇是必然的，因为西方文化的传统主要是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前者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代表，后者以《圣经》的文化传统为核心。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自不必说了，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直接来自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与生命观或者说与这种世界观、生命观的对话，比如说《悲惨世界》、《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1807年9月，新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到达广州，这已是基督教第四次来华。1919年初，《圣经》中文和合本的出版，这也是至今全世界华人基督徒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一百多年未变。基督教来华，给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第三次（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和第四次，给中国带来了在科技、出版、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拓荒和更新，其积极意义，在历史学领域，早已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认同。而在语言文学领域，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思想和形式等方面，受惠于基督教的思想和文化，这一事实也在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禁后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在199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热门。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和宣传活动，带来了中国语言的近代变革、传教士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在“基督教与汉语变革”这一快，已有一些深入的研究著作出版；这些年，我也向许多前辈学习，开始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其实是一种必然。 15、花语：在西南大学，您曾参加“基督教的罪与佛教的苦”学术研讨会，您宣读的论文是《基督教的罪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我想问的是基督教的罪是什么罪，佛教的苦又是什么苦？ 荣光启：“一切罪皆包含在这一类之下：即背离真正永恒的神圣之事而转向变动不居之事。这些事物原本被恰如其分地置于自身应有的位置，通过其特有之美来完成宇宙的整体；然而那堕落失调的人性却甘为奴仆而追逐这些本由神律定为受人支配的东西。”（圣奥古斯丁）不是有一个叫做“罪”的东西，比如人吃了伊甸园里的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成了罪人，不是的，而是人远离了上帝的善，就成了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也可以说，本有上帝之“荣耀”样式的人，因为远离了这荣耀，就成了罪人。这好比世上本没有“黑暗”这个实体，但因为远离了光，黑暗就产生了。“苦”是佛教的世界观。在重庆华严寺，接触到几位僧人，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世界是“苦”的，这就是世界本然状态。还有几位是眉清目秀的女性，她们让我想起妙玉，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带来不同的生活。她们选择了认同“苦”是世界的本然，于是将秀发与青春交于古佛青灯。基督徒不会这样认同：一、世间的不完美、虚空、罪恶，是因人不按上帝美善的旨意来对待世界造成的，所以处理的方式首先是犯罪的人如何成为义人。人的问题解决了，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就不一样了。二、凡事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世间之苦其实有意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基督徒面对苦难的世界，态度是积极的，心里是平安的。 16、花语：您曾在《东方丛刊》发表论文《显示灵魂的深者：试论〈呐喊〉、〈彷徨〉叙事方式的现代转换》，能否请您谈谈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历史意义，鲁迅在您心中是怎样一个人？ 荣光启：鲁迅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学家，我喜欢他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很伟大，但另一方面他对我很有用。鲁迅是一个常常剖露自我的人，袒露灵魂里的毒气与鬼气，他像一面镜子，也照见了我的灵魂。我在这个意义上佩服他。这个文章是我的学术起点，当时是1997年，刚刚硕士毕业，文章很快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我写过好几个鲁迅研究的文章，《野草》和《彷徨》读过很多遍。一句话，中国现代文学里边，如果只让我读一个人的作品，那肯定是鲁迅。如果两个人，那就有胡适了。1994年，安师大 17、花语：《谁pass了北岛？谁杀死了顾城？——朦胧诗人再思录》，也是您的论文，我想问下，您怎么看待北岛这个人，又怎么看待顾城之死？ 荣光启：从“新生代”始，“pass北岛”已成为当代诗人创新的一种动力，也造成了人们对北岛个人的一种不敬的时代心理：那就是他们仅将北岛视为一个“过时的”朦胧诗人，而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北岛是一个不断位移不断上升的诗人，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客体。北岛的诗从前写出了一个时代，今天身处海外的他，诗艺在不断变化，诗意越来越精深。面对执著于诗歌本身的北岛，今天的我们很难说已经pass了他。和此前自杀的海子一样，顾城大约也是中国诗人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们的写作并不是附着于对政治的反抗，历史、文化的颠覆之类的宏大叙事，他们完全是进入了自我和人类的精神核心，所以诗歌写作非同一般。中国的文艺家们，当他们有幸超脱文化和社会的层次进入更高的自我的灵魂内的追求时，往往会有一个根本的难处发生：中国的文化根本给不了他们“灵”（信心、盼望、爱）里正确的引导，他们的结局不是颓丧就是发疯、死亡。 18、请推介您最喜欢的十个诗人。 荣光启：《旧约》时代的大卫王；波德莱尔；T.S.艾略特；里尔克；R.S.托马斯；穆旦；写《野草》的鲁迅；西川；欧阳江河；海子。2002年，八角寨，与刘春 19、在您的教学生涯里，有没遇到过特别有意思的学生，有没有什么趣事能与我们分享？ 荣光启：我2005年下半年开始在珞珈山区域活动，迎接我的当然是一群武汉的诗人。在这些诗人群体中，其中就有平生（吴宝林）、贺念和陈群，陈群是测绘那边的，贺念是哲学院的，平生则是正宗的中文系学生。他们几个在负责“或者”诗歌论坛，在国内诗坛已小有名气。不久，另一群武大诗人也进入我的视野，他们就是文学院的李浩、黎衡和朱赫。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八一路的一座酒楼上，某日傍晚，我应邀去和他们见面，有点像《射雕英雄传》开头丘处机去见江南七怪。就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我们几人切磋了好几箱武大一带那种劣质的啤酒（据说这种情况来自于黑社会对这一带啤酒的垄断）。这三人当中，李浩是大哥，黎衡是老二，据说还有老五，这种江湖帮派性质的诗歌社团，是我头一次见。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的诗歌，是纯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的生活，是在拼命地读书，在作思想的冒险，与那些真正有帮派作风的诗歌团体有天壤之别。 20、作为一个教授，除了讲学，您是否也注重心灵的引导，把他们当朋友？ 荣光启：这是我的教学方式，或者说我的为师方式，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老师。老师，首先应该是学生的朋友。作为一个成年人，现在，我多是在读我所信任的人著的书；作为老师，如果学生不在人格上信任你，你讲授的知识他也不会信任。当然，有时我在课堂上也会发火，比如我在认真讲授，下面有人从来不管你，看手机看电脑谈恋爱睡觉啥的，这样的学生我会批评他（她）。 21、花语：您至少编过两本与海子有关的诗集，怎么看待海子诗歌及海子自杀事件？ 荣光启：海子当然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我很喜欢他的诗。我的家乡与怀宁高河车程约一个小时，海子的成长背景我非常熟悉。海子自杀是一个悲剧，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他练气功走火入魔。海子其实很可怜，他带着《圣经》、带着有耶稣的十字架项链，走向了魔鬼的权势。这也让我警醒，人若不认识真实的上帝，无任何强大可言，人是易断的芦苇、人是将残的灯火。1992年，中山陵 22、花语：请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和少年成长史。荣光启：我的家乡是安徽省枞阳县雨坛乡毛山村，西边是菜籽湖，湖那边即桐城，建国前我们也叫桐城。“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魁吴汝纶诸多人士、方东美、朱光潜等学问大家都是枞阳人。我一直以自己的安庆桐城枞阳籍贯而自豪，为今天的枞阳县被划给有色金属之都铜陵成为该市的一个区而深感遗憾。毫无疑问，这是五千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余脉之一，是中国最有文化传统的一个地方。我的爷爷是一位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职员，小学时期我在家里见过他与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的通信，他在撤退台湾的时候舍不得我奶奶，路过家乡时就留了下来，文革期间还算幸运，活了下来，文革后还成了小学老师。我爷爷对我非常疼爱，因为我是长孙，他教了我很多东西，现在记得的，只有书法和人的高贵。我的母亲在我的少年记忆中，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长长的辫子直到腰际，皮肤白皙。很奇怪，她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天天劳动，仍然白皙。她来自县城附近一个富庶的地方，不满上一辈人自作主张包办婚姻将她嫁给我父亲，结婚那天，她拒绝新娘子的打扮，而是便装混在娘家的队伍里进入我们家门。当那些迎亲的坏小子手拿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正在路上准备伏击新娘的队伍之时，母亲早已在洞房里默然不语了。父亲母亲之间的战争持续到我小学。我从小就因他们的战争而在爷爷奶奶的怀抱里长大。小学之后，我感觉他们目标一致，以前是对付对方，现在是联合起来对付我。我父亲非常敬重爷爷，对爷爷的身世非常可惜，将振兴家族的一腔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这导致我们兄弟仨悲惨的童年：读书、读不好书、挨打、不读书、去种田……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数学期终考试，我父亲问我能考多少分，我想了一下，说有80分吧，结果试卷下来，只有12分！算术题本来是有过程的，要命的老师改卷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结果不对全是零分。当天的情形是，我父亲拿着颤抖的试卷，一言不发。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然一把抓起我瘦小的身躯，直接扔出门外，扔出了好远，门口是生产队的池塘，对孩子来说，还算宽阔，我感觉自己直接飞向池塘里。奇怪的是，我还记得身体飞过了池塘边的两棵小枣树，更奇怪的是，这两棵小枣树，从此再也不长了。那是冬天，当我像鸭子一样从池塘里扑腾上来，我躲进了奶奶的怀抱，然后对我父亲说：“等我长大了，我不会养你的！”这个事情后来我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叫《乘坐语言我们能飞到什么地方》。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对父亲的情感有所改变，我知道他也爱我，只因为人非常有限，人有罪性，明明是爱，但对对方，可能是伤害。不与爱的源头接通的话，人是没有爱的能力的。我原谅了我的父亲，我爱我的父母，也非常希望他们能知道那爱的源头。 23、花语：诗人及诗评家这两个身份，您更喜欢哪一个？ 荣光启：诗人。对于我，现在，唯有诗歌才能让我有自由和真实的表达。学术研究有时太无力太虚伪了。现在的生活，如里尔克在《预感》（陈敬容译）中所说：“……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我认出了那“风暴”，那是让约伯心悦诚服的上帝之伟大风暴（《约伯记》38章1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我自己无能“认出”，这个“认出”的主权在乎上帝，也可以说，在我人生的中途，我被卷入了上帝的旋风。这是上帝奥秘的旨意，这是恩典，这是福分。无论是什么，都应当承受。这样的困难与喜悦、痛苦与欢欣交集的生活，唯有诗歌能够表达。
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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