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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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
1.始于明代的孝感填四川
　　清代末年，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在西南风靡一时，实际上已成为清朝的民间邮局。麻乡约总局设在重庆西二街，店外招旗高悬，三开间的门面，黑漆红面柜台，十分气派；成都分局则在东大街。麻乡约起初经营客运、货运与送信三项业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势力侵入西南，川黔两省的商号、票号需要传送账单，加速资金周转，传统的马帮已不合时宜，陈洪义瞅准商机，开通汇兑业务，如重庆、成都的银子，无需直接运送，直接填写汇票，便可在麻乡约兑取，类似今天的邮政汇兑，极受商号、票号欢迎，麻乡约终日顾客盈门，盛极一时，并陆续在嘉定(今乐山)、泸州、贵阳、昆明、打箭炉(今康定)设立分局。
　　传说麻乡约的由来，与明清两朝“湖广填四川”不无关系，麻乡约的“麻”，指的就是湖北麻城，“乡约”则相当于保长、甲长之类的职务。明清时期，麻城孝感百姓背井离乡，迁入四川，后来，由于思念家乡，每年都要推选人员回故乡探望，往返带送土特产与家书。长此以往，麻乡约便应运而生，正是孝感移民的乡愁，促使了麻乡约的产生。数百年前，孝感如同一曲磅礴的交响乐一般，影响甚至重新定义着四川的人口、物产、交通、邮政、商业、建筑，麻乡约只是其中一个音符而已。直到今天，几乎不用花什么气力，我们仍能在身边感觉到浓烈的孝感气息。
2.仓山大乐：随移民远行的音乐
　　2006年，我与一个研究移民史的朋友乘坐5642次火车来到中江仓山镇，到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我们径直去了仓山最出名的帝主庙。帝主庙不是庙，清雍正年间，麻城移民为笼络族人、祭祀祖先，遂集资修了这个会馆，与四川境内的多数会馆一样，会馆也以“庙”名，其实清代会馆里曾经供奉过被移民视为佑护神的各路神仙菩萨，后来香火不旺，神灵也不知所终了。
　　帝主庙位于仓山镇中心，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远远地就能望见它高大的天门，天门由石头砌成，是仓山最高的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的雨打风吹，上面雕刻的花纹早已模糊不清。1940年，帝主庙被改成学校，后来又充做粮库，现在仍残留着粮仓格局。不过，这并不影响仓山人对它的感情，许多仓山人爱在这里喝茶聊天，在祖先修筑的屋檐与斑驳的石墙下，一个下午就这样悄悄溜走。
　　仓山镇素有“小成都”的美誉，今天的仓山人大多是湖广人与客家人的后裔，镇上的解放路一带还能看到成片的客家四合院。传说当年入川的，还有一个周姓乐师，正是他将中原大乐带到了成都平原上。移民，不仅是身体的迁徙，也是音乐的远行。
　　历史上的大乐始创于周代，史载周文王在皂角城大胜敌师，将士撞击手中的盾牌、刀枪，叫喊声响彻云霄，武士的狂放深深感染了周文王，于是他下令铸青铜大钹代替盾牌，大乐由此问世。历经汉、唐诸朝，大乐在宋代达到顶点，同时也在此时被战争埋进了坟墓。宋军每遇战事，皆要演奏大乐，以振军威。南宋灭亡后，大乐随之散失在民间。这雄浑、隽永的乐章，因为“湖广填四川”，在仓山小镇生下了根。明代末年，无休止的战争令仓山变得荒芜，四面八方的移民在大乐的洪亮乐章中，开垦荒地，重建家园，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正因为如此，大乐在仓山一直留传至今，成为仓山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演艺形式。今天仓山镇有个大乐俱乐部，成员都是清一色的仓山人，时不时还要在帝主庙“敲”上几曲，演奏时，鼓、锣、铰、镲、铛交相打击，响声震天。帝主庙房梁上的灰尘，似乎也要震落了。
　　麻城人是第一批来到四川的移民，当麻城商贾在会馆中谈笑风生话家常，欣赏着戏班子在戏台上卖力地演唱时，其他省份的移民这才背着行囊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当年，麻城人愈发感到乡情的重要，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四川诸州县修建了众多会馆，因供奉药王孙思邈和财神赵公明，会馆也称为帝主庙。遗憾的是，清末、民国年间，四川的会馆往往被改为学堂、住宅，曾经遍布四川的帝主庙慢慢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谁能想到，在距离成都不到100公里的仓山小镇，竟然保留了最古老的移民文化，仓山，也是麻城人在四川最为完整的一个背影。
跋涉千里：新四川人落地生根
　　麻城人的上川之路，虽不比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人遥远，却也要溯长江，过三峡，踏蜀道，移民肩挑衣物，背携干粮，拖家带口，凭着一双脚板走到四川，个中辛酸自不必多说。麻城是这条上川之路的起点，今麻城歧亭古镇过去隶属孝感乡，镇中一条光滑的石板路，石板上“……年”的字迹还隐约可见。当年，这条石板路不知送走了多少背井离乡的移民。
　　移民由麻城中馆驿踏上迁徙之路，行30里到西馆驿，再走40里便是歧亭，经阳逻、黄陂到孝感，由孝感往西，经云梦、应城、京山、钟祥、荆门、当阳等中转站，便到了宜昌。宜昌是移民的第一道拦路虎，在此之前，道路以丘陵为主，路还不甚艰辛，过了宜昌，则尽是崇山峻岭，翻行不易。
　　历史上，行至宜昌的过客无不有着万千感慨，他们写道：“自宜昌直到川界，沿途两旁皆牛眠石，色青而光滑，路中亦少石板，且在万山之中，晴雨不时，遇雨则此蜀道难行矣”；“由宜昌到万县之旱道，山荒，石滑，路狭，站短，力贵，客苦人稀，店恶食粗。”在宜昌，移民须过郎水河与四渡河，遇到山水暴涨，水陡而急，自然无法过河；如想翻山越岭行至水浅处渡河，沿途山路又泥泞难行，万一失足，则跌入万丈悬崖，因此，侥幸过河的过客无不相互祝贺。宜昌的力夫(过去帮旅客背运行李的苦力)也跟别处不同，行李只挑八十斤，以十四两为一斤，说是八十斤，其实只有六十斤，每名力夫到万县一趟要价五千五百文、犒钱二百文、酒钱二百文，一分也不能少。无钱雇佣力夫的移民，担着行李在山路上一步步跋涉，有时遇雨，一困就是几日，只得在旅店里盘算着行囊里的盘缠，盼天转晴。
　　如果能侥幸从宜昌通行，过秭归、巫山、葵州、云阳、、广安、蓬溪、中江、新都，便到了成都，朝思暮想的四川就在脚下，移民一路走，一路观望：深山中是否还有未开垦的荒田？早年入蜀的乡人是否已安居乐业？而在四川土著眼中，这些风尘仆仆的过客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数十年来，蜀道上终日能见到一群群陌生的身影。这条迁徙路线，途径32地，行程大约3000余里，以每日走60里计算，大约要花去两个月甚至更久。
　　由水路入川，也须从中馆驿出发，经西馆驿、歧亭、阳逻，从阳逻溯江而上，由武昌、嘉鱼、城陵矶、监利、石首、荆州、松滋、宜昌、秭归、巴东、巫山、夔州、云阳、万县、忠州、丰都、涪陵、长寿直到重庆，行程大约3400余里。不过，走水路是逆流而上，遇到逆风，从宜昌到重庆就要两个月，时间漫长，路上开销又大，常常“一野蔬万钱难购”，且山峡水流湍急，遇上暗礁，则船覆人亡，不到万不得已，移民是不愿走水路的。
　　早在明朝初年，麻城人就背着包袱走向了四川，到了清代，又一批麻城人顺着祖先的足迹远道而来，长达两个王朝的迁徙给巴蜀送来了成千上万张新面孔，对四川而言，其影响与意义是勿庸置疑的：湖广人与外省移民和四川土著杂居、婚姻、融合，成为了“新四川人”的主体，湖广传统的民居、会馆建筑艺术也被带入了四川。清代大足、渠县、射洪、建宁、中江沿线皆有湖广会馆，一直延续到了成都，会馆修建在县、镇中心，中间是戏台，馆内雕刻着戏文、历史故事、历代圣贤，庞大的建筑群融入了历史、戏剧、宗教、儒学等诸多元素。上川之路，同样也是四川的“会馆之路”，不知道是否由于承载了移民太多感情的缘故。
　　孝感寻根：一个乡村的移民力量
　　究竟有多少移民经由“麻城之路”来到了四川，这是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为悬疑的一个谜团。今天，若你问一个四川人的祖籍，答案多是“麻城孝感”，在帝主庙，我问起邻座一位周姓老人的祖籍，他告诉我，他祖籍麻城孝感。其实，早在明清时期，这种现象就已在四川各州县滥觞，“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了这一疑点：“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音guo)……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事实上，川东、川西、川北的移民一提祖籍，也必指向孝感。麻城孝感也由此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山东枣庄、河北小兴州、苏州阊门外、江西瓦屑坝、福建宁化、广东南雄珠玑巷并称为中国八大寻根圣地。
　　孝感在移民史上意味着圣地，在地理学上，却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历史上的麻城县分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乡，辖有130里甲户籍(110户为里，里又分10甲)，明初人口一直维持在9万左右。按照明朝人口增长率，到了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麻城人口应为9.6万，而据《麻城县志》记载，此时麻城人口不增反降，只有7.2万。明代初年四川人口减少，即有孝感移民入川，但是，麻城充其量只有2.4万的迁出能力，这其中，来自孝感的就更少了。一个普通的乡村，哪里来这么大的人口迁出能力，在四川拥有如此广泛的后裔呢？
　　纷繁复杂的历史难以理清头绪，从地理学上却不难得到结论，从孝感的地理位置来看，在大量输出人口的同时，孝感其实是另一些移民的天堂。麻城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唯独孝感地处平原，土地肥沃。元末明初，江淮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乱之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有张士诚，相互厮杀火并，江西等地的百姓为寻乐土，纷纷迁往孝感，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后，随即又随孝感人迁往了四川，他们的籍贯，也换成了孝感。今天，你在孝感问起谁的祖籍，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江西，就像许多四川人都说祖籍孝感一样。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今天的重庆也有为数众多的孝感移民后裔，这些孝感人是一些有着赫赫武风的士兵。元代末年，随州(今属湖北)人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不少孝感人跟随明玉珍到了四川。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拖家带口，随着部队的脚步来到了重庆。频繁的战争带走了许多孝感士兵的生命，1371年，大夏国亡，侥幸活下来的孝感人留在了重庆，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清代有些移民明明是由山东、浙江入川的，却也称自己是孝感人，究其原因，孝感人入川，历经几百年的打拼，家族逐渐庞大，人文荟萃，出了不少名人，如明代杨升庵、清朝尚书张鹏翮，清代移民势单力薄，难与四川土著抗衡，索性称自己是“麻城孝感”来的，这话一放出去，土著难免忌惮，他们腰杆一下子就挺直了。
　　数十年或百年过后，麻城孝感移民后裔的乡情越来越浓，根据迁川祖先的口述，在族谱中，子孙们记下了家族在孝感的位置：孝感细鼎子、鹅掌大丘、高阶堰、扒凿岭、大石板杨家村、大坟坝、复阳村、斑竹林周家坪、嵩枝坝大松树、踏水桥、马桑坪。当年，麻乡约的伕子接过四川移民手中的信函，走遍了这些地方，而在如今，这些地名已经被历史的风雨冲刷得无影无踪，只留在了四川移民回望故乡的情感里。
　　作者手记
　　2005年10月，我到流沙河老先生家中，将《古蜀国旁白》一书送与沙老，坐了一会，我起身告辞，在门口与沙老话别，沙老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江苏人？”听得我是江苏泰州人，沙老十分兴奋，连忙招手，问我听说过“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没有，数百年前，他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迁徙入川的。我未听说过余家湾，遂应允沙老帮他打听，遗憾的是，后来亲戚告诉我，泰州现在并没有一个叫余家湾的地方，经由数百年的沧海桑田，当年的余家湾已不知是今天江苏的哪处乡镇了。我一直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沙老，或许，故乡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有一份淡淡的乡愁便已足够。
　　2006年的一个周末，我与朋友在昭觉寺喝茶，其间提到“湖广填四川”，一个成都本地的朋友摆起了家史：他的祖先清初随移民大潮迁到成都，老家是湖北麻城孝感的。清代移民由于种种原因与麻城孝感联系在了一起，不论真实与否，这个传说一直流传到现在，并将继续流传下去。
　　沙老和朋友的故事给了我不少感慨，当广东、湖广、福建、陕西、山西、江苏、山东等地的移民义无反顾地踏上迁徙之路，经由几千里的风餐露宿，来到四川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他们拿起锄头，找一片荒地开垦；或者用行囊中仅有的碎银子做本钱，做点小本生意。这个时候，移民未曾来得及用笔墨记录下筚路蓝缕与辛酸。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如同一条大河，当成千上万的移民顺着历史的浪花踏上入川路时，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直到有一天，有一代移民后裔发现，他们家族的故事与祖先的事迹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接近历史，如同逆流而上一般困难。
　　现代人往往将清代移民的迁徙称为“湖广填四川”，显然，当年来到四川的并不止湖广人，不过，从这句简单的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湖广之于四川的巨大影响。在当年入川的湖广人之中，又以麻城孝感人最为踊跃，今天仍有不少成都人都称祖先来自麻城孝感，历史上的麻城孝感到底多大、有多少人口？为何川南、川西、川北、川东的移民都有孝感情节？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湖广填四川”并不是一个笼统的历史概念，它可以是一条迁徙之路，也可以是很多乡村的变迁。
第三篇创业篇
第一章敞开蜀门迎客
人们常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比喻蜀门的险峻。不过这只是在战争状态下才起作用，而与战后四川重建的形势大相径庭。当一场万劫莫复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巴蜀大地的时候，一向以"天府之国"著称的这方沃土，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它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远客呢?
一、白骨堆·万人坟
～4日，在成都新南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上。后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非正常死亡"。根据尸骨颜色、分布和地层情况来看，这是一种"二次性集中埋放"，时间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有专家还指出，这些尸骨不是一具具埋放在一起，而是采用腿骨放在一起，指骨又放在一起的埋葬方式，估计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瘟疫大规模死人后，集中进行埋放的。
正当人们在追问成都"万人坑"之谜，试图弄清这些尸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骨埋在房子下面。
对于成都、崇州两地何以会发现这样的"万人坑"的问题，尽管各家解释不一，留下重重迷雾，但是，在某些地方志上，却是有着明确记载的。
例如，光绪《潼川府志》记载，三台县有座"万人坟"，位置在县城东门外，系遭张献忠"屠戮"所致。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政权"左都督杨展封筑。光绪四年重竖碑"。清人万谷踢曾作有《初到东门外见万人坟诗》，可以为证。另据记载，在盐亭县也有座"万人冢"，位置也在县城东门外江神庙右，乃明末张献忠所"屠戮"，"白骨如阜"。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邑人张士标募人封之。冢高二丈，周围六尺，立碑以识之"。民国《简阳县续志》记载，"万人坟，在县西南蘑葭桥里许。其地为镇金桥往来县城要道"。相传明末张献忠"草杀简人，聚男妇于此，围而歼焉。后耕者往往锄得遗骸。清咸丰间，乡人悯其暴露，遂深掘而搜括之。白骨累累，盈筐满载。爰募赀就道旁合葬一冢，并立石表日'万人坟'，至今尚存"。
匹各地出现如此众多的白骨堆、"万人坑"，绝非偶然。人们之所以把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与明末以来四川所遭遇的空前浩劫联系起来，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
原来，从地理条件看，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四面为群山险阻环绕，土地肥沃，经济上故能自给自足，历来是人口稠密地区。但由于对外交通不便，故每当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必然引起饥荒而成浩劫。在历史上，因此而造成的人烟绝灭有三次：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
明清间的这一次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当年，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建国号日梁。次年，奢崇明军向川西进攻，围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5年(162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开始爆发了。从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一度攻破夔州开始，明末农民军李白成、张献忠，不断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无不遭到兵火的摧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人川，攻破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由此拉开了四川境内各派武装势力各据一方、互相攻战的序幕。在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南明军队之间，展开坚壁清野、对垒攻伐，持续了两年之久。正当双方势均力敌，战事犹酣之际，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在豪格的率领下，一路从陕西杀人川北。十一月，张献忠北上抗清，出发前把成都焚毁一空，后战死于西充县。张献忠的余部于次年退至贵州、云南，联合南明政权抗清。清军长驱直下，一度占领成都，后被入川的南明军队击退。清军不得已从成都撤退，据守于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
从顺治七年(1650年)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问，四川战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清军占据川北，张献忠余部孙可望部占据川东，刘文秀占据川南。三方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达7年之久。最后，孙可望降清，清军因而占有川东。刘文秀死后，李定国退走缅甸，清军又趁势占领了川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派四川巡抚高瞻进入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进入重庆。清朝基本统治全川，并随之将四川农民军余部镇压下去。至康熙二年(1663年)境内的战乱才告一段落。
初安不到10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发生了"三藩之乱"。吴三桂据云南叛清，遣部将王藩屏人川播乱。清四川巡抚、提督叛清附逆，使全川许多州县沦入吴军之手，川境又遭6年蹂躏。康熙十八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吴三桂已于去年死去，两军在四川展开激战。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克成都、重庆等地，基本上重新占领了四川。不久宣告叛乱平定。
从以上史实勾画可见，．从明末天启元年(1621)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之乱开始，截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前后共计60多年间，四川境内的兵灾战乱一直持续不断。正是在长期战争、灾荒与瘟疫的交相摧残之下，一直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经过这次浩劫之后，到了清初统计人口时，情况之严重让人吃惊。据官方的统计数字，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川仅有16096丁；康熙九年(1670年)，仅25660丁。由于清初典章制度荡然无存，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供参考依据，再加之统计的州县不全，因此，这个数据肯定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数。后来，经过学者的修正，有的主张清初四川人口总数应当在50万、62万左右。这个数字一般被认为是康熙二十年前四川的人口数。
为什么清初只有"人丁数"而没有人口数?如何理解清初"人丁数"的真实含义?如何运用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推算实际的人口数字?这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清代人丁编审制度完全是为征派赋役而建立的。清代的"人丁"，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丁，不再是承担丁税的实体，而只是一种抽象的计税单位与尺度。一个丁只代表一份税额，不再代表一个人头。由于清初编审认定人丁，各地大体皆沿袭明代旧制，情况错综复杂，编制方法五花八门，很难用同一的丁口比例来推测各地的人口数据，因此，四川的学者就采用丁(或户)与口的比例大约在1：5之间的主张，并结合清代四川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推算出清初四川的人口数为50万左右。
与明朝四川的人口数字相比，清初四川的人口损耗是空前严重的。据四明代官方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总人口为310万人，实际上明代后期人口约为600多万。到了清初，一下子跌落到只有50万的低谷，仅及明代四川人口数的10％左右。这虽不能说"靡有孑遗"，或"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但也可以说是残存无几了。以至后来人口史专家评价说：这是"四川境内人口第二次大幅度下降(另一次在宋末元初)，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低的低谷"。
50万人口数在清初四川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顺治中期，清朝在四川所能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保宁、顺庆、潼川、龙州"三府一州"29县的地方，当时有官员说，这些地区所得的人口数，只有9350余人，"不及别省半县"。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情况，在其他省，1个县起码也应该有2万左右的人口，而在清朝直接统治的29个县范围内，总人口还不到1万人，平均每县实有人口只有322人左右，只及同期外省1个县人口的1．6％。这尚且是清朝军队最初所能控制的地区，至于清朝统治所不及的地区，肯定早已不及此数。这是顺治中期的人口状况。
至于到了康熙初年，清朝已经拥有四川全境，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口状况又怎么样?据郭松义在一篇文章中说，康熙初年四川有县80余个。如果按这个基数来推算，全川50万的总人口数，平均分摊到当时各县，则每县平均应有人口约为6000。当然，考虑到那时已经有一批四川人返籍回家的因素，因此，这6000人中，还应该包括一批战后回到家乡的土著居民。
今天我们还能在一些地方志上，见到清初战乱后四川部分州县户口存损比例以及残存人口的记述。详见下表：
以上统计中，有一部分记述，例如："苟全性命者十之一"、"人民存者十之一"、"土著民人，十去六七"、"土著仅存十一二"等，以及温江县"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这些资料，从战后土著人口与原有土著人口的对比中，反映出土著人口的严重损耗情况，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部分记述，例如："占籍者几十之九"、"土著仅十之二、土著与客户"、"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与客户，几参半矣"、"招复者十之二三，落业者十之八九"等，这些资料反映的是残存土著在移民迁入后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前者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举例说某县明代后期有人口10万，战争中死亡9万，剩余1万土著。清前期若迁入1万移民，使该县人口构成上出现"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与客户，几参半矣"的格局。尽管土著减少了90％，但在当地新的总人口比例中仍占到二分之一，因而不能说土著只损失分之一。可见，使用后者类型的资料，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曹树基根据战乱后四川各地区遭受破坏程度的不同，并结合所引上述资料，进一步分析说，川东地区，包括清代的夔州府(今奉)、太平厅(今万源县)、绥定府(今达州市)、忠州(今忠县)、石柱厅(今石柱县)、酉阳州(今酉阳县)，土著残存不足5％；川中地区，包括清代的保宁府(今阆中市)、顺庆府(南充市)、潼川府(今三台县)、重庆府(今重庆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泸州(今泸州市)、叙永府(今叙永县)，北部土著残存大约为15％，南部残存不足10％；成都平原及川西地区，包括清代的龙安府(今平武县)、茂州(今茂汶县)、绵州(今绵阳市)、成都府(／4-成都市)、邛州(今邛崃市)、眉州(今眉山市)、资州(今资中市)、嘉定府(今乐山市)、雅州府(今雅安市)，土著残存不足10％；合计四川土著残存比例不足10％。这应该就是清前期大移民开始前的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四川人口地图。
如果以明末册载人口310万，或者推算人口600多万作为基数，再以平均10％的残存率来计算，这一次空前的战乱给四川造成的人口损耗，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因此，在四川各地民间不时发现白骨堆，在地方志上屡见万人坟的记述，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清朝官修的《明史·张献忠传》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明朝全国人口也才6000多万，区区一个四川，何以会杀人"六万万有奇"!封建史家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一股脑儿地把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推给张献忠，编造出如此荒唐离奇的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二、蓬蒿世界
清初，四川由于遭受明末战乱，人口或死或逃，致使田地大量荒芜。顺治十八年省册载耕地面积仅118．8万亩，只相当于明万历年间耕地数的8．8％，这说明至少还有91．2％，即相当于1229．5亩耕地被抛荒或隐漏。这一抛荒或隐漏的面积，与当年全川人口残存50万，只及原有10％的人口规模是大体相当的。如果把这种比例拿到一个州县来分析，一个幅员百里的县，平均残存人口大约只有300多人，试想一下，偌大面积范围内的耕地焉有不荒芜之理!因此，在清初四川出现土地大片荒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
先看来自民间的报道：
一个与张献忠同时代的名叫欧阳直的广安庠生，曾在张献忠、清军以及残明军队三方军营中任事，随军到过四川许多地方，后来他逃回故乡，根据亲身目击，写成《蜀乱》一书。其中，对清军平定全川时的景象作了如下报道：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戊戌，顺治十五年)、已(己亥，顺治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遭屠戮，上川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既则食野草r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另一个名叫刘达的阆中库生，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曾经奉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之命，前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对于沿途景象，尤其是当时川东北一带不堪入目的残破多有观察。他在辞去督府幕僚时，给李国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孤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还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利类斯、古洛东，曾经在张献忠军营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根据在川见闻，后来写成《圣教人川记》一书。书中对清初以来四川的景象作了如下记述：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再看来自官方的报道：
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抚张所志奏称："寥寥子遗，兽奔鸟散......至若剑州、南江、通江，虽系简辟而哀鸿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廓丘墟，人民远窜......自南部以南是为顺庆(今南充)，而顺城之与顺属，其萧条景象更难言绘。"
康熙九年(1670年)，王法奉命随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人蜀安辑地方，后写成《蜀游记略》一书。书中写道：四川各地具有废弃的盐井，"修复者十未及一"。又说当时的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登楼四望，"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奉命试人蜀，沿途所见，荒凉不堪，著《蜀道驿程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麇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过盐亭，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抵建宁驿，"竞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自潼川(今三台县)西行，"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次中江县， "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至汉州(今广汉)，"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次双流县，"县已废人新津"。人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至眉州，而又西行，"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根据沿途所见，写成《益州于役记》。其中写道："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奉命人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遭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抵潼川州(府)，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
通过以上官方和民间当事人的现场目击，可以看出，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开国已经达40年之久，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尚如此残破，其景象仍如此荒凉!这些文字大多属于客观记述，虽然其中难免有夸张成分，但无疑把清初四川残破的基本面貌勾画出来了。
清初以来四川所遭受的破坏，带来的是全局性、长期性与灾难性的后果。不同人所作的观察记录表明，即使在同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残破程度不仅不见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加深。例如，在潼川，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方象瑛笔下的面貌为："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10年间，田中的荒草都变成树木了!在广汉，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陈奕禧笔下的面貌为："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9年间，茂草竟然成了虎狼之窝!清初四川社会面貌之凋残，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认为，战乱之后巴蜀大地一片荒芜， "是歪曲历史"。说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唯看白骨崇山"的景象，"那只是骗人的'鬼话"'。其实，对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该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否定要有依据，肯定也要拿出事实。
那么，以上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是否真实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来检验：
一是拿战后物质文化的遗存来检验。人们对于文献中描述成都荒芜景象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可以不相信，但得尊重一个起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一大批明代建筑等物质文化成就，是有形的东西，它们在战乱后的保存状况，直接见证了战乱后的残破程度，这恐怕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编造出来的。
对成都城市史颇有研究的李劫人先生，终生致力于成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公开发表过，唯有一部《成都历史沿革》未曾发表。近年来出版的《李劫人说成都》一书，公开了这篇珍贵的佚文，其中涉及他对明末战乱后成都物质文化成就保存状况的考察和论述：
明朝复兴的成都是在公元1646年上半年被消灭的。事情是由于张献忠......在公元1646年初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来，所有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东西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古代的遗迹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以及城内的丘陵河流，那是无法改变的。至于人力建设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礼门，跨越金河的三座大桥，桥南两只大石狮，一道影壁，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较古艺术，如铜铁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土内，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据书记载，就是公元1646年起一直到公元1659年，13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
二是拿战后制度文化的痕迹来验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乱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物质文化成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化为灰烬，但可以通过与战前的对比，以及通过发掘埋在地下的部分遗迹来复原。同样道理，制度文化的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记录其变迁过程的文字，却把相关时代的本来面目部分地保存下来了。
清初各地由于人民或死或遁，人口太少，因而清朝在建立统治秩序、设置构时，不得不对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较大的压缩和调整。情况往往是两个县并作一个县，有的则是有官无民。当时许多县就是因为"户丁无几"、"凋敝不堪"而被并损了，如岳池并入南充，射洪并人潼川，遂宁归并蓬溪等等首府成都府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成都府领13县，但是在清初就有4个县被合并过，即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遭到压缩合并。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合并2个县：崇宁县并人郫县，彭县并入新繁县；康熙九年(1670年)合并2个县：华阳县并入成都县，双流并入新津县。当时这些被合并的州县的景象，在地方志上有所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便可以将那时这些县境的残破程度反映出来。例如，有一个名叫常九经的陕西人，康熙元年出任新津县知县，当时新津"人民稀少"，境内的男女劳动力白天出去耕田干农活，临走时把婴儿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带回。一时间，官府竟然成了托儿所。民国《双流县志》更把清初双流县并人新津县的过程及背景，以实录的形式记载下来：康熙元年，江南人袁景先被授予双流县知县，其时，"双流当兵燹后，侨署西之三圣寺听治"。由于战乱后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原有县城遭到焚毁，这位知县大人不得不搬到县西一个名叫三圣寺的庙子里去办公。后来，双流县并人新津县，改称为新双县。只是到了雍正年间，才恢复设置双流县。
双流县有一个刘氏家族，其先世名叫刘朝弼，"自楚之麻城迁蜀"，传至四世刘嘉珍时，始移居双流。刘嘉珍的孙子刘汝钦，给其子刘沅(嘉庆进士)写有一封《示子书》。这原本是一件私家文书，主要是为警示后人而写的，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书中记述了雍正年间的见闻，称新双县的建置，给原双流县民带来不便，"以民赴新津较远，且皂江渡难也。"所以后来又恢复设置双流县。双流县新知县到任后，依然"无公费，民间轮供薪米"。一个县连知县大人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以至不得不依靠民间轮流提供柴米，其残破景象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他还在书中以自己幼年时的见闻，描述当时农村的荒芜状况：
予幼时，老屋外草坝，一望弥莽，中有虎豹，父老禁勿近游。新宅后田内，有鲤鱼长尺余，僵死于中。田广人稀，每岁秋获，谷已黄落，犹不及收。不得已，刈而积于田内，覆之以草，徐徐移入屋内，大抵须冬初乃毕。
这段话为我们认识清初雍正初年成都平原农村"田广人稀"、满目凄凉的景象，提供了具体的识别指数：老房子外面长满了野草，野草丛生，一望弥莽；草丛中经常有虎豹出没，是不可靠近的危险地带；田中有一尺多长的鲤鱼无人捕捉，自然老死；秋天稻谷成熟了，来不及收获，收割后的谷子不得不堆在田中，上面用草遮盖，直到初冬才慢慢将其运回屋内收藏。
以上这些景观，出现在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已经40多年的雍正初年，出现在川西平原，已经够令人触目惊心了。如果再回头来品一品上文所引述的那些有关清朝开国之初40多年的凄凉景象的描写，诸如："荆棘塞途"、"荒烟蔓草"、"荒郊旷野，一望无际"、"城郭丘墟"、"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等等，难道不正与外省移民迁川前所获得的信息相吻合么!
西方历史学家在解释人口迁移的规律时，流行这样一个理论--"推拉理论"(Push-pu Theo ry)。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些人完全是因为原住地的推力的作用，有些人完全是因为迁入地吸引力的影响，有些人则同时受推力和拉力影响而迁移。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单方面原因形成的。"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跨省际的长途迁移运动，它的形成肯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在第一篇中，我们已经以福建陈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深入到原乡，详细解剖了原乡生存环境--人口膨胀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推力，对移民迁川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巴蜀地区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出现了人口大量耗损，沃野千里沦为草莽的现实，为渴望到四川获得土地、大展宏图的外省移民，共了广阔的空间，对他们所产生的吸引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许多移民就是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交相作用下，跟随当时的时代潮流而奔赴四川的。
三、虎患酷烈
于清初四川何以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乃至创下历史性人口与耕地面积新低的原因，过去，大多归结在"人祸"上。清朝统治阶级出于对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仇视，在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又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夸大张献忠杀人的后果，说这一切都是张献忠农民军一手造成的。解放以来，史学界为了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大翻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历史旧案，结果仍逃不出从"人祸"角度来解释清初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全部责任推到张献忠身上，后者则是把责任转移、分摊在与之敌对的其他势力身上。而对于"人祸"以外的因素，例如灾荒与瘟疫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却没有将它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探讨。
今天，在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当我们回过头再来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时，有必要重新调整一下观察问题的角度，另从自然生态、疾病与人类的生存关系来作一番解读。
先说虎患问题。上文已经提到，清初成都有虎豹横行的现象，但有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那只是骗人的'鬼话"'。本来，在今天的人看来，在成都出现虎患，简直是不可思议!问题在于，"古所未闻，闻亦不信"的虎患，不仅出现在清初的成都，而且遍及全川各地。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能用一句"鬼话"一抹了之，装作视而不见，避而不作深入研究吗?
根据专家研究，清初活跃于四川各地的老虎，在动物学上的名称叫做华南虎。历史上四川地区曾经是华南虎的出没之地。凡是森林密布的地区，都是华南虎的栖息地。远的不说，就是在唐宋时代，虎迹还主要分布在川北大巴山一带的山区和川南沿江丘陵地带的密林之中。此外，川东南的涪州也是华南虎的主要栖息地，渝州也时常有华南虎出没。其余浅丘地带，也间或可以发现华南虎的踪迹。在五代和宋初，在成都城和永康军(今都江堰市)，甚至出现过华南虎入城之事。可见，在四川历来就有虎患，只不过还不至于谈虎色变，还未上升为一个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时过境迁，到了清初，华南虎又一次在四大肆活跃起来。清初虎患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成群出没、活动频繁、对人的危害甚大等特点。
清人赵彪诏在《谈虎》的文章中谈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据他估计，仅在顺庆、保宁二府，虎群出没，数量约有千只：
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仅庆、保宁二府从山中出来的虎群，即达千只，横行全川的华南虎的数量，又该有多少!据调查统计，虎患绝于20世纪60年代，贵州历史上共有30只华南虎出没，在整个中国80年代初，华南虎存有40～80只，到现在仅剩下20只了。因此，清初四川历史上出现的虎患，应该是华南虎在整个西南地区活动最为猖獗、最为罕见的时期。清初虎患首先自川南发难，然后遍及全川。所谓虎患"始于川南，至于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这一描述，大体勾画出清初四川虎患的发生发展趋势。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虎患在四川各地泛滥的情况和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川南长江沿岸地区是明代一个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经过战乱后，此区竞成为虎患渊薮之区，从顺治八年即开始发现"虎豹大为民害"。清初欧阳直谈到，他在叙南(今宜宾一带)坐船，"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泸州，又看见数十只老虎"鱼贯而行"。有一只白虎走在前头，"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此外，江安、南溪、庆符、长宁、江津、綦江、彭水等县，虎患也十分酷烈。其中，江津县更是"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川西平原原本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明末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以至在成都城中心地带--明蜀王府废墟之内，就有"野兽聚集"，军士射杀，日不暇给。此外，在成都附近的汉州、温江、双流、新津、新都等县，也都有虎迹。其中，汉州、新都一带"虎迹遍街"，新津"虎迹纵横"，虎患也是相当酷烈的。
川北地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战场，饱受战乱摧残，以至在顺庆、保宁二府，公然发生虎群出没噬人的现象。其中，南充县尤为严重，学宫竟为虎窝。在潼川府，三台县、盐亭县也是虎患严重之区。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三台县还时常发生老虎入城伤人的事件。广安州也是"荆榛满地，虎踪遍野"。广安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在康熙十年(1671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插业，未几天亡，据传闻，他是"为虎所食"的。
在四川盆地中部地区，以浅丘地形为主，农作较发达，清初是虎患大作。欧阳直在书中谈到，他从内江出逃，在月下"见四虎狂奔"，他急忙躲在草丛间，才得以幸免。荣昌县知县张懋赏主仆8人到县城赴任，"方人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5人"。营山县在顺治七年，也是"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昼夜为害"。县民出去耕种，必须会集方敢偕作。老虎来去如风驰电掣，往往攫人于大庭广众之中，乃至同榻之上。重庆地区有许多深丘地带，历史时期也是虎患较为酷烈的地区。在宋明时期，重庆地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明末也遭受很大的摧残破坏。清初，虎患复发，以至出现"群虎白日出游"的景象。
众所周知，华南虎只有在人口稀少、生态系统良好，且植被良好的环境中才可能生存。如此酷烈的虎患出现在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开发地区，尤其是号称沃壤的天府之国，这的确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植被环境和生态系统，华南虎是断然无法在其上纵横驰骋的。四川之所以在清初衍生出这样良好的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环境，正是由于明末以来长时间的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烟稀疏，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有当二者关系和谐，人类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才会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反之则不然。在处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影响自然生态良性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过度开发，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所致。而一旦自然生态破坏达到失衡的地步，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惩罚，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能见到的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常态的一面。
然而，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还有超出常态之外的另一面，这就是由于战争、瘟疫、灾荒等原因，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与地区内，由于人口的大量耗损，迫使人们不得不减弱乃至停止经济开发活动，进而从过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领域中退了出去。这就为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个无人干扰的广阔空间。这样的时间持续愈久，地区愈广，森林、植物群落就会在一种毫无节制的状态下萌复、蔓延，其结果又会为虎豹豺狼一类生物的滋生、繁衍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于是，酷烈的虎患就在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这样一种超常态的状况下爆发了。
反观清初的四川，正好为虎患的猖獗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空间。在广大平原和浅丘地区，过去由于主要是农耕地区和城市生活之区，在正常状态下，是不可能出现完整的植物生态群落的。而在清初，在没有人为培植的前提下，复萌了大量灌丛、次生林和茂草，灌丛、次生林的覆盖率可能已经恢复到了50％以上。而在大面积的盆地边缘山区，由于原来就有原生型的植物群落的基础，加之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干扰的减弱，这时也出现了以乔木和各种灌丛为主的森林复萌，森林地区的覆盖率则达到80％左右。
由此可见，从虎患酷烈程度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失衡中，再一次反衬出清初经济残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四、鼠疫流行
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一场大规模的兵荒马乱、刀光剑影之后，百姓或死或逃，生存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恶化，人们的抗御疾病的能力低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不存，死亡的人与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及时的掩埋，环境与饮水遭到污染，时间一久，必然滋生各种病菌。而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又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为祸及一方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瘟疫。
法国年鉴派大师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Em manuel Le roy Ladu rie)早在1973年，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概念"，即"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就指出：
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大增，越来越关心作为当代文明特征的污染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即迫使历史学家以当代人们所关心的重大事情为出发点，去重新思考过去的某些重要方面。当我们从20世纪向前回溯，去看16世纪的时候，这种"反思"不仅要求我们彻底改变视角，实际上还要求我们改变方向。
根据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的研究综述可以知道，能够带来全球性"一体化"传染的疾病是瘟疫。导致全球瘟疫爆发的罪魁祸首是鼠疫。全球瘟疫系统最终归结到人和细菌的复杂关系。在"一体化"时期，能把这些复杂条件带动起来并产生瘟疫的关键是跳蚤，尤其是老鼠身上的跳蚤：被感染过的跳蚤通过叮咬老鼠将细菌注人老鼠的血液，在腹股沟产生腹股沟炎。跳蚤也可以生活在人类身上，通过叮咬将瘟疫传播给人。
中国学者曹树基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明代华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的问题。依据他的研究成果，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人类社会流行的鼠疫，直接来源于鼠疫自然疫源地所提供的鼠疫菌。而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又是长期生物演化的结果。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气候条件如旱灾的频繁发生，人类的过度开垦等因素干扰了人、鼠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就会使活跃于自然疫源地的长爪沙鼠，将鼠疫菌传给家鼠，并通过家鼠传人居民点，从而威胁人群。
明代后期中国华北地区曾经两次大范围地流行鼠疫，其鼠疫菌的来源当为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寻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万历年间大同鼠疫大作，波及山西全境时，鼠疫很快就传染至邻省河北、河南等地。崇祯年间，大同再次流行鼠疫，很快传染至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西的部分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流行于华北地区的鼠疫，其表现症状有一种名叫"大头瘟"者，有的地方"俗名大头风"，实即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这种大头瘟的死亡率极高，如见之于河北真定府武强县的记载说："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见之于栾城县的记载相同："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有灭绝其门者，号为大头瘟"。这些症状都与其后在四川地区流行的瘟疫相类似。
西方有一位勇敢的目击者，还记录了鼠疫的另一类病症，即败血型鼠疫的危害后果。他目睹了鼠疫患者从染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在记录中写道："(鼠疫)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了2个月；人们持续高烧、吐血，在3天内死亡；第二种在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发生着，也是持续的高烧，四肢溃疡，溃疡主要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在5天内死亡。(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传染病(吐血时尤其严重)，以致不仅生活在同一座房子的人相互传染，哪怕是看一眼，也会传染给另一个人"。
崇祯末年的鼠疫在山西大作之际，有的县的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这就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地区。于是，与山西接壤的陕西也在劫难逃。瘟疫从山西蔓延至陕西，传染的方向是从北往南，从西往东。到崇祯十三年(1656年)，"凤翔府等县大旱饥，流移载道，死者枕藉。次年大饥，疫起，居民阖室俱毙，野无人烟"。可见，陕南地区也是这次鼠疫的重灾区，据估计，该地区因为饥荒和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超过50％以上。
陕南与四川山水相连，是明末农民军两大主力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四川的门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曾经多次由陕南攻入四川，这就意味着，在瘟疫区纵横驰骋的这两支军队，都可能成为瘟疫的带菌者和传播者。因此，从当时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线起源的这次瘟疫，很可能就是随着军队以及躲避战乱与瘟疫的人群的大量流动，直接经过陕南这个门户而进入四川的。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大范围地降临四川，发生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是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者甚众"。这种能够造成全川范围传染、并且死亡率极高的"大疫"，在当时只可能是瘟疫。
崇祯十四年(1657年)"江北鼠"大规模渡江南下。张献忠据蜀宫时，"夜为鼠扰"，遂下令士兵"各杀一鼠"，天亮时将杀死的老鼠上交辕门，不交者"代以首"。于是，"是夜兵毁壁穿窖"、"薰窑窦、搜仓廪杀鼠"，第二天黎明，只见"积鼠成京观"。从此以后，"全川糜烂"。在鼠疫大范围流行的年代里，这些在蜀宫大肆猖獗的人间鼠，难保不与带有鼠疫菌的长爪鼠接触，因而也可能成为鼠疫菌的传染者。通过这些带菌的人间鼠的大量繁殖与活动，就会把鼠疫传播到人间，所以，自此以后，四川各地瘟疫不断。
以下是见于地方志、笔记野史中，有关明末清初以来四川瘟疫大流行的情况的统计：
从上表可见，在明末清初，鼠疫集中在川东、川中与川北的接合地带，如重庆、遂宁、潼川、内江等府州境内。这些地区，正是军队出没、人群活动频繁之地，随着疫情的继续扩散，其严重后果到了清初便集中显现出来，以至出现了"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频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流行头肿，即"赤大如斗"的"大头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顺治十五年 (1658年)，刘达在致李国英的信中，提到清初以来虎患、虫灾、瘟疫给四川造成的悲惨局面，"回忆豺虎纵横，瘟蝗诊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被任命为四川主考官，他在途中写了一首《哀川北》的诗。诗中写道："两川百万众，先后膏戈铤。锋镝苦未歇，饥疫频颠连。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绵。"这里明确描述了兵燹之后，饥荒与瘟疫频频降，使两川人口大量锐减，以至出现"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绵"的惨不忍睹的悲惨局面。就是到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一个名叫施成泽的简州人，因为担任陕西安定县令，奉命调运军饷进藏。当时，沿途仍有瘟疫流行。据记载，瘟疫过后，景象惨不忍睹："瘟疫时行，枕骸遍野。骷髅颠倒，骨暴沙砾。举目魂销，移步惨烈"。
各地所发生的瘟疫症状，与明末以来在华北地区鼠疫大作时的情况相类似："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此处所说的"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应该就是鼠疫中的颈淋巴肿大的腺鼠疫的典型症状。
在鼠疫流行过程中，据记载，虽然有一个道人拿出救世邳方，说是用"木桶盛小便泡之"，数次之后，即可治愈"马蹄瘟"，听说效果还不错，"民赖以生者甚众"，但是这类记载的可靠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根据明末华北各地的情况看，由于鼠疫的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凡一人得此病，亲友不敢吊问，很快传染于亲邻，乃至"死者无数"、"死绝其门"、"阖门病毙"者比比皆是，何来"小便"浸泡，便可起死回生!
民国《绵阳县志》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个叫何三爷的绵州人，明末时，张献忠"至州，病痢索医"。在"已杀医数十"的情况下，何三爷被带去给张献忠治病，后用计脱逃。为躲避＊＊，"乃人石泉坝坻堡(今北川县境)避之"。"时瘟痢大作，病者十不生一二"。据说，何三爷与父"采药施救，全活甚众"。根据"病者十不生一二"的情况推测，此处的"瘟痢"，可能就是前面所说的鼠疫，而不是一般的"病痢"即痢疾。如果是前者，恐怕何三爷的医术再高明，也难以做到"全活甚众"。
在三台县田野调查中，笔者搜集到以下两则与此相关的口碑资料：
一是在今三台县南段石乡5村，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一个传说故事：据传该村有一所老房子，是清初移民从刺笆林中砍出来的。当移民打开这座老房子的大门时，发现房中尽是倒毙的死人，估计是遭遇突然疾病，房中的人全部死绝了。另一则是在今三台县西老马乡瓦窑坝鸡心滩，有二王姓移民的祖先到当地垦荒，看见田地中长满刺笆野草。待他用木棍、砍刀砍出一条道路，从刺笆林中穿进去，发现里面有一座院落，房子虽未倒塌，但很烂，进门一看，只见里面东偏西倒着几具死尸，有的存有骨架，有的还穿有衣服，很可能是得了某种疾病死的。从发生在三台县南路、西路这两则资料可以推断，这种因为瘟疫流行而导致"死绝其门"、"阖门病毙"的现象，不仅见于华北地区，就是在四川各地也在所难免。难怪方象瑛会在《哀川北》诗中，以"饥疫频颠连"来加以描述。
咸丰年间内江人刘景伯曾经在《蜀龟鉴》中，对全川各地人口的死亡情况及其原因作过估算，其中特别提到了死于虎患与瘟疫的情况：
川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
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
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存一"；
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下降，持续时间长，数量大，结合上文推算，从明末载册310万(推算500万)下降到50万(或60万)，只残存了大约1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在战乱中损耗的人口数量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分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直接死于刀兵战火之外，其他还有饥馑、瘟疫、虎患等。而排在第二位的当数瘟疫。假如以平均20％的比例推测死于瘟疫加上虎患的人数，至少也在60～90刀之司。
难道一场瘟疫果真能导致近百万人的死亡吗?
曹树基在梳理清初浙江人口的异常变动中发现了一段被湮没的史实：明代末年，江南地区遭到鼠疫的袭击，苏、松、杭、嘉、湖五府人口死亡达600万。此外，在法国，据1348年和1362年两次瘟疫的档案抽样统计资料显示，疫区内家庭总数从7860家(1340年前后)下降到4069家(1365年前后)，下降了48．2％。另据当地10个乡村和城镇的资料，年间家庭总数从8511个下降到3839个，减少了54．9％。有鉴于此，史学家把鼠疫后果的"可怕程度"，比作为"相当于今天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屠杀的灾难"。又说瘟疫就像"陨星一样"，凡是瘟疫传染的地区，人口大量死亡，村庄也随之逐渐消失。因此，当清初鼠疫这个给人类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的陨星，突然降临天府之国的时候，其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后果，应该不亚于战争中的屠杀，称其为"相当于今天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屠杀"，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遗憾的是，这个隐形杀手却长期被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传言之中。当今四川著名诗人流沙河，在其新著《老成都--芙蓉春梦》中，有一段议论颇值得回味。他说："旧说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湖广填四川'。蜀中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估计应占死亡总数百分之八十几。张献忠杀死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吧。就这样也空前绝后了啊。"
五、"飞人"与白毛女
结合前文所揭示的田园荒芜、炊烟断绝、人迹罕至、虎豹纵横、瘟疫流行的场景，有理由追问：那时候的人总不致完全死绝，那么，幸存下来的人究竟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中生存的?他们又是怎样从那段艰辛的岁月中走出来的?身处蓬蒿世界的蜀人，大难不死，得以幸存下来，必然留下许多＊＊经历。在清代一些地方文献上，有人把各地蜀人在避乱中的遭遇记录下来，为保存那段特殊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虽然这些文字仅仅是出自猎奇而搜集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这些轶事异闻，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揭示了四川战乱前后那难忘的凄凉景象。
嘉庆初年，广汉人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记录了其先曾祖张连义于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年)迁居广汉，在凉水井从事开垦过程时，发现一个"飞人"的故事：
有一天中午，张连义按惯例给田间劳作的人送酒食。"忽有人自林间飞下"，顷刻间，突然又"飞去"，不见人影。他于是大声说：你若是想来加入到我们中间来，请一同吃酒。我们都是耕田之人，不会害你的。那人有所顾虑，不一至。张连义再次招呼说："汝系鬼，即不必来。如系人，但来何害?我辈皆新迁之户，以养生治产为业，从无害人之心，不必避。"于是，那个人从树上飞了下来，并和大家一起喝酒，酒后大醉。酒醒后，张连义问他姓名，他"以手指口舌"，想说却"不能言"。离开的时候，他"复飞升树颠，捷于猿鸟"。第二天，张连义又派人"携酒持粥"到田间，并招呼他下来饮酒。三天后，这个人渐渐能讲话了。接着便断断续续讲述了有关他自己的＊＊故事。文中的··伊"是作者记录其人的称谓，如果复原为第一人称"我"来读，即是一篇标准的口述史：
伊姓李，凉水井以南大林，即伊庄也。八大王(指张献忠)反时，伊已二十余岁，家中男妇大小百余口，尽为流贼所杀，伊藏树间得免。逾年，虎豹豺狼成群往来，人不敢近。又数年，马牛犬豕均能伤入。伊饥食草子、鸡头等物，渴饮塘水。见有贼人、恶兽，即隐藏树枝不动。久之舌硬，不能旋转。又久之，身亦轻，力益健，飞跃自如，不火食已三四十年矣。但不知今为何世?系何年代?
后来，这个人"渐与人亲洽，饮食坐止，俱如常人"。通过相互介绍，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名叫"李家庄"，其西为"郭家庄"，其东为"何家营"，其南为"后营"，又东南为"许家大屋基"。他当时所认识的那些"旧人"，已经"无一存者矣"。张连义见他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便把他。招至家中，听其随工人等耕作自赡"。然而，他并不适应眼前的农耕劳作，因而总是"性昏聩，语言颠倒，多不自主"，所以大家叫他"李颠"。5年过后，他"忽遁去，不知所终"。
这则故事进一步证实清初四川社会的凋残程度。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也就是张连义初至广汉插占的次年，一个朝臣在奏疏中描述当时四川的景象说："四川幅员虽广，满目只有荒烟，百里竟无半灶"。张邦伸在文中记述，广汉这个地方，在明末清初三四十年间，炊烟断绝，人迹罕至。在这种环境中，不仅"虎豹豺狼成群"，而且连"马牛犬豕均能伤人"。幸存下来的人，不仅丧失了说话功能，而且还练就了一身"飞跃自如"、"捷于猿鸟"的轻功。"飞人"李颠正是在这种满目荒芜的环境下，长期适应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的产物。
刘景伯在《蜀龟鉴》中，也采录了这则"飞人"的故事，同时，他还辑录了类似的传闻，加以补充。如见之于叙州的"野人"，因为避乱入山，"草衣木食，遍体生毛，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飞走入山，追者莫及"。见之于南江的"二野人"，体格健壮，力大无比，"能手格猛兽"，并把生擒的獐鹿等野物活活吞食。他们身手矫捷，"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虽其家人亲戚召之，疾走不顾也"。发现于叙州与南江的"野人"，因为习惯于荒野草莽生活，或因不相信现实世界，而不顾官兵与亲人的召唤，不愿回到人间过正常人的生活，从而使得这一人间悲剧继续下去。下面这则发生在中江的类似于白毛女重返人间的真实故事，则多少印证了当时四川社会存在野人的可信程度。
光绪《潼川府志》引《中江县志》"处女避乱"说：明朝崇祯末年，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某"处女"，因遭战乱，"与其叔避于治西三十里密峰山"。不久，其叔死亡。从此，该女独自过起了白毛女式的"野人"生活："居山洞，食果木，衣棕皮2患袒鹫呤"。没过多长时间，该女"面形青白，肤生红毛。登山上树，飘飞如仙"。到了清顺治七年(1650年)，有一个名叫赵起瑞的"邑民"，偶然在山上发现了她。于是，赵起瑞回去后，便约集数人对她的行迹进行跟踪，终于发现她居住的山洞，并且把她带下山来居住。过了若干年，该女"稍复元形"。问起在山中生活了多少年，她回答说："洞门栀子花凡六开矣"。由此计算，她起码在山间过了6年的野人生活。后来，赵起瑞纳其为妻，生有三子，该女活到80多岁才去世。如果说这个女子，因为避乱人山，在野外独自过了6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还能活着重返人间，经历实属＊＊，那么，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所记录的另一个在江津县家中隐居了40年的廖氏，与其外逃归来的丈夫相逢时，彼此互不相识的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该文记述说，有一个姓廖的女子，原本是江津县民戚成勋的妻子。当张献忠入川，全家仓皇奔窜之际，戚成勋僻居山中，廖氏因体弱未能同行。她不得已留守故宅，"坚闭重门，自誓以死"。没想到过了数月，张献忠的军队并没来，由于家里"仓中积谷颇饶"，可以供她吃若干年，于是她就在自己家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独身生活。后来，住宅外长满了荆棘，丛生的荆棘把住宅完全遮挡住了，于是，她"遂与外隔"。当存粮不济时，她就"向宅池边种谷续之"。没有衣服穿，她就"以草为衣"。一晃40多年过去了，她也不知道丈夫的"存亡生死"。
孰料戚成勋不仅仍然健在，而且在逃亡地贵州娶妻，生了两个儿子。40年后，当他60多岁时，"天下甫定"，想必是思乡心切，也许是听从清政府招辑流亡的号召，他"归访旧里"，准备在原居地开垦复业。当时，由于"川中土广人稀，田园半没深箐，虎豹豺狼纵横，人迹罕到，无从觅其故居"。他仅能凭记忆找到原来住处的大体方位。抵达那里后，他请人"力持斤斧，斩竹伐木"。在把荆棘树蒿清理出来之后，发现故居旧宅已经颓垮，但"尚存大树如围"，屋中还不时冒出"微烟"。当他走近住宅欲睹究竟的时候，忽然从楼上传来问话声："汝辈何人?"戚成勋惶怖失色，仓促厉声答日： "我，此宅主人戚成勋也。"廖氏从楼上向下望去，"窥视良久"，发现来人"衣冠迥异昔时"，"而声音容貌仿佛似其夫"。于是，泣日："君归耶!妾，君妻廖氏也。"她并叫丈夫先将他的衣裤递上去，以便"蔽体相见"。戚成勋随即"解衣掷楼上"。过了一会儿，廖氏从楼上下来，但见"面目黧黑，发乱如蓬"，戚成勋"恍惚莫辨"。廖氏这才"备述其由，兼言当日事历历，夫妇相泣如在世"。
戚成勋返回江津县旧居复业开垦时所遇到的环境，同样也是一幅"田园半没深箐，虎豹豺狼纵横，人迹罕到"，"大树如围"的荒凉图画。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环境中达40年的廖氏，当其与"衣冠迥异昔时"的丈夫相逢时，彼此互不相识，恍若隔世，真可谓："不知魏晋，焉知有汉"!
第二章城头高悬招民旗
俗话说："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清朝初年，当浩浩荡荡的外省移民大军从四面八方汇聚于巴蜀大地的时候，所过州县，到处飘扬着一面面招民垦荒的大旗。如果说战乱所造成的巴蜀空虚，为外省移民入川创造了客观有利的环境，那么，清廷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招民实川的政策，则为汇聚于四川的这艘移民之舟，提供了导航保障和可供停靠的港湾。
一、"川民实川"
清政府对于四川的治理，虽然与军事征服同步开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天府行动，则是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才全面揭幕的。
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占重庆，击破川中残明势力，基本控制全川局势，到康熙四年(1665年)，川省政府由保宁迁至成都，社会政治局势全面转入正常状态，再到持续了9个年头的"三藩之乱"告平，四政局这才算真正进入了秩序稳定的新阶段。
面对全川州县凋敝、田地荒残、人烟断绝，百业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清政府为医治战后四川的创伤，开出了一个4个字的药方："招流垦荒"。
虽然早在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就制定了四川"荒地听民开垦"的政策，并给予一定的物质赈济及减免优待措施，但主要还是招抚四川流亡在外的民人归籍，似乎尚无明确鼓励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意图。
接着，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川巡抚高明瞻说："目前收拾一着，惟招流垦荒为急耳"。高明瞻入境后，即大张告示，谕令军民人等，"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高明瞻再次宣示的这些政策，其根本用意也仅在于招抚本省外逃之民归籍，这时，外省移民尚未成为招徕的对象。因此，这些政策并不构成日后鼓励外省移民入川政策的先导。
根据史料记载，清廷虽然早在顺治元年(1644年)即定下"垦荒兴屯"之令，但那是就全国而言的，并非专门针对四川的。在四川地区，直到顺治十年(1653年)才开始规定： "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表明白当年起，清廷已经从法令上允许四川招募流民，开垦荒地。然而由于当时四川仍处于兵连祸结之中，大部分州县仍在残明及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下，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相当有限，因此，它不能不将主要精力放于军事之上，暂且无力也无暇招徕流民，安抚地方。
在尚未实行招纳外省民户入川的政策之前，清廷为了度过这段极荒时期，唯一行得通的恢复经济的措施只有两条：一是发展屯田，二是招辑流亡。
屯田是古代社会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在边疆用兵和战后局势不稳、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亟待恢复的地区，通过采用军屯与民屯并举的措施，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就以四川地区而论，在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破坏之后，为了扭转战后人户逃散、田园荒芜的局面，元朝也曾经在此区大兴军屯和民屯。这样做的结果，的确在一定时间内，有利于军队补养、巩固边防，又有效地安置了一些无地户，有利于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官府收取的地税粮食偏多，经常征调屯田军、民承担各种杂役，此外，屯田户还要遭受屯田官吏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到了元朝中期以后，屯田户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被迫纷纷逃亡，屯田制度也随之而废掉了。
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为了军事需要，开始在四川设立军屯，同时还拨银50000两，令四川地方政府派员到陕西购买农业生产所需的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发给保宁、顺庆、龙安、潼川等府州县开展屯田。在这一阶段，清廷主要是通过以民屯招徕流民垦荒的形式，对垦荒流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一系列优惠便利措施，试图通过此举吸引逃亡的川人归籍，以便充实四川人口。这就是所谓的"以川民实川户"的基本方针。
这种以民屯招徕流民垦荒的形式，虽然包含有"授荒田为永业"、"得人籍占田"等规定，尽管也曾取得一定成绩，陆续收获了一些粮食接济军需，但是，由于税收紊乱、赋役繁杂、产权不明、胥吏苛扰、起科太急等原因，当时民以有田为累者不占少数。因此，从吸引流亡的川民返籍，以充实四川人口的目标来衡量，通过这种方式来招民，显然是很不理想的。
在招徕流民归籍复业效果不甚显著的情况下，清廷不断调整政策。为加快川人回籍进度，便利川人从外逃地返回原籍，川省还特别许诺，给归籍之人发给引照，提供路费，捐措口粮，甚至"另发舟车，差官搬取"。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议准："四川寄寓外省流民，各督抚造册移送川省，妥给口粮舟车，差官护令复籍"。显然，这些措施都是为流寓外地的川民归籍复业提供便利条件的。正因为外逃的川人归籍仍不踊跃，所以川省才特别开恩，同意派出专门的"舟车"，由官吏前往搬取迎接护送。这里的"差官搬取"，显然是作为一种优待措施，似不应该作为押解捆绑、强制移民来解读。
但是，即使这样，收效仍然甚微，很难实现"川人实川"的根本意图。有鉴于此，川省政府又决定采取重点突破，以重点带动一般的策略，把招徕工作的对象集中瞄准于流亡在外的"蜀绅"身上。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在一封奏疏中说：蜀省绅士，"旅寄于秦、楚、滇、黔、江、豫等处"，拒不回籍，其"子弟依然阀阅翱翔于他省"。为此，他请求朝廷下令， "通行各省督抚，将蜀绅发施行"。康熙六年(1667年)，张德地再次上疏，强调发遣蜀绅回籍的必要性，他指出：一户蜀绅的家庭，人口众多，加上僮仆，"多者五七十人以及百人，少者亦不下二三十人"。"如得彼一家归里，附会之众咸亦随之，可抵贫民数十家"。因此，他建议朝廷采取措施，颁诏天下：要求各省督抚，对所辖的郡邑来一次"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一经查出，即刻发遣回籍，"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处；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不时可以从某些族谱上，见到有的暂居外省的蜀籍人士，决意返乡的记述。最为典型的是邓小平的返籍祖从广东回到四川广安的事迹。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依据民国广安《邓氏分谱》，对清初邓氏家族先祖返籍的动人故事作了这样的记述：
邓防(广安邓氏明代最后一代祖)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邓嗣祖、邓绍祖)同赴粤东其父(邓士廉，时任广东海阳县令)之任上......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七岁时随父赴粤，在高耀县三叉河遇难不死。其时父母俱丧，仆婢尽亡，钱物全无。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人的来历，大概很喜欢他们，于是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宿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想嗣祖一定大悲大恸了一番，然后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年)回到四川。
不过，像邓嗣祖兄弟这样从外省返川的蜀籍人士，实在太少，与大量逃亡失散的人口数目很不相称。这时蜀籍人士之所以很少返乡，绝非偶然。因为当时全国普遍面临田园荒芜，亟待复业的局面，四川官方要求各省协查川民，很难想象会得到各省的全力配合，其效果必然是不佳的。加之，紧随其后的三藩之乱，使重新陷入战火之中，这就给了外地的蜀绅有更充足的理由继续留在外省，以至到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朝廷还在依四川巡抚姚缔虞奏，重申"匹乡绅应回原籍"。由此反证出，当初各省对发遣蜀绅回籍的态度是何等敷衍，在这种背景下，要想通过此举来掀起川人回籍的高潮，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移民填川"
"以川民实川户"，说到底，就是"川人实"或"川人填"'这正好和后来大移民中出现的外省"移民实川"或外省"移民填川"形成鲜明对照。
"以川民实川户"的做法之所以在当时难以收到显著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川省死亡之民大于逃亡之民，由此留下的人口空白，仅仅通过招辑流亡是难以填补的。在省治安尚未好转之时，在外流离者大多观望不前。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仅仅依靠招本地逃民回乡，是难以实现充实四川人口、开垦田地、恢复社会生机的初衷的。因此，重建天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改弦更张，突破原有的"以川人实川户"的旧例，尽快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招徕外省移民入川的轨道上来。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疏说，川省招民"若拘泥部例，不但目下招徕无术可施，即将来生聚终无可望"。他从民间了解到，川中历史上曾经有过招纳外省人填实地方的先例，以此作为理由，他首先向朝廷提出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他指出："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然无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
这里，他引以为据的是，发生在元明之际的、以湖广麻城为主体的外省移民迁的历史事实。由于二者的处境基本相似，历史背景相同，都是在遭了劫难后，面对"有土无人"，社会亟待恢复的现实，因此，摆脱困境的办法自然也值得借鉴。上一次所实行的"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的做法，既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仿效呢?这就是作为一方大员的张德地所欲报告康熙皇帝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之所在。
张德地的建议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允肯。该建议是在"人实川"方针收效甚微的紧要关头，为把四川人口招徕重点转移到外省移民实的轨道上来所提供的决策依据，其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不过，外省移民迁之舟只是在3年后，当另一个大员再次就此上奏朝廷之后，才开始得以正式启航的。
康熙十年(1671年)，出任川湖总督的蔡毓荣又在上疏中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为了鼓励地方招民的积极性，他请求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的标准，降为300名即可迁升；将开垦地亩升科的年限由3年延长到5年。与此同时，并宣布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
蔡毓荣奏疏在张德地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可以取得合法的开垦权、居住权和落户权。与此同时，奏疏还将地方官员的考核奖励与招民垦荒实绩捆绑在一起；将原来主要以垦荒面积多少为主要依据，转变到以招民户数为依据；将招民迁升考核标准合理量化，由700名升官降为300名升官。显然，此举不仅鼓励了外省移民人川的积极性，同时也激发了地方官员实行招民措施的热情，从而给低迷的招民活动以强有力的推动。康熙帝批准了川省的这一请求，为外省移民入川大开方便之门，标志着外省移民大规模人川活动的序幕至此全面揭开。
不料，这一系列政策刚推行三年，吴三桂叛乱，窃据四川，不仅中断了外省移民入川垦荒的进程，而且使四川的社会经济再一次受到摧残。康熙十九年(1680年)平息叛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下诏重申"招民叙议"之例，由于当时其他各省早已停止招民垦荒屯田政策，因此，康熙帝规定，内地诸省不再实施这一招民条例，特许只有四川和云南、贵州三省例外。至此，外省移民人川的进程大大加快，并由此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
外省移民人川运动之所以迟至康熙中后期才掀起高潮，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客观条件看，在康熙中期以前，各省都在急于垦荒恢复经济，劳动力资源在各省都相对紧张，使川省招民开垦的吸引力受到限制。康熙中期以后，川省治安情况改善，同时朝廷限制其他各省实施"招民叙议"，各省开垦渐近饱和，而川省尚有大量荒地可垦，由此在全国形成一个吸纳移民的巨大空间。加上，有的省遭受水旱灾害，灾民成群逃荒，于是，四川自然便成为人们所最向往的地方。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看，康熙中后期实施了一系列优待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宽缓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对外省移民的吸引作用，同时，也为大规模的外省移民人川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措施中，规定"民间垦荒田亩，十年起科"，较之于此前的5年起科，地亩税收起征的时间推迟了5年，有利于减轻垦荒者的负担，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移民人川垦荒的积极性。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议准"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为己业"。即所有外省之民，只要愿意垦荒，在川居住，垦熟之地即永为己业，政府承认其对土地的占有权。
到了雍正时期，朝廷继续奉行鼓励移民入川政策。为了便于对开荒及流人人口的管理，清廷又于雍正六年(1728年)对给地为业的政策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一户内老少丁多，不能养瞻者，临时斟酌，除拨给之外，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同时批准四川巡抚宪德的奏请，对入川开垦人户提供"牛种口粮"，"每户给银十二两"的生产＊＊等等。这些规定，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垦荒移民入川后有地可耕、有实惠可得。
与此同时，康熙朝还对入籍四川的人民，"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这些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关系人川移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所有权、子弟考试权属的问题，为动员和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解除了后顾之忧。
．总之，康熙中后期以后，无论从客观大气候还是主观政策的吸引程度，都为外省移民的迁川活动营造了一个极为宽松有利的环境。对此，同治《仪陇县志》曾作了这样的评述："自明季之乱，几至靡有子遗......嗣康熙十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其子弟入籍考试。此议既定，于是浮民客女随地占籍者遂相属不绝于道。邑中湖南、(湖)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人籍"。
三、"奉诏填川"
如果说"移民填川"是来自于朝廷的诏令，代表的是上层的旨意，那么，"奉诏填川"则是纯粹出自民间，表达的是下层百姓的行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康熙二十年后迅速掀起高潮，就是这二者结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以湖南百姓所卷起的"奉诏填川"的移民活动最具代表性，最引人注目。
前文曾经提到，有一个来自湖南的名叫文李氏的杰出女性，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率领6个儿子，取水道由楚入蜀。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来到川北潼川府乐至县一个名叫"李逵坝"的地方。但见此地环境甚佳，"灌木参天，麻菽盈野，樵夫牧竖，扪萝攀葛，狐兔飞鸟，见人惊跃"，这正是一片充满生机、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正当她疑惧间，忽然看见路上走来一大群人，其中有"皤皤然黄发，提携抱负，稚者老者，前者后者，累累贯珠，联翩不绝"，携家带口，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她于是上前打听，对方回答道："奉旨填川也。"原来路上的这群人，也和自己一样，都是"奉旨填"的百姓，她于是"疑虑尽释"，决心在当地落脚开垦。
这位湖南妇女在安岳县李逵坝所见到的景象，正是当时外省移民响应清廷"移民填川"政策召唤，竞相涌入四川垦荒的热闹场面的一个缩影。文中提到，那些和她一样入川垦荒的人群，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奉旨填"的旗号。他们之所以敢于堂而皇之地打出"奉旨填川"的旗号，一方面是对于清廷"移民填川"政策的响应，而另一方面，则是源自朝廷对他们的鼓励。'因为，在四川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份康熙皇帝亲自颁发的《招民填川诏》。
在今天四一些移民后裔珍藏的族谱中，收录了康熙皇帝为湖南移民颁发的两份诏书：一为《招民填诏》，一为《招民填蜀御诏》。据孙晓芬在《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表明，这份被称为是康熙皇帝颁发的《招民填川诏》，因时间不同，而有两个版本存在：一个是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另一个是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即使同为康熙三十三年颁发的诏书，不同的族谱所收录的文字也略有差异。这些差异估计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底本来源不同，再加上传抄有误而形成的。
笔者从四川省图书馆所收藏的一本族谱中，获得了这件影印的《招民填蜀诏》的全文，现重新整理、标点，照录于下(见下图)：
圣祖仁皇帝招民填蜀诏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南民有毂击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日诏经查，这一诏书不见官方文献，无论是在《四川通志》和《湖广通志》中，还是在《清实录》以及《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均未发现这样的诏书。另外，诏书中所提到的"温、卢二卿"，不知为何人，在诏书颁布的康熙三十三年前后，担任过湖广行省提督的名单中，仅有徐治都(康熙十八年任)、林本直(康熙三十六年任)、俞益谟(康熙四十二年任)三人，根本没有温、卢二姓存在。至于此二人的事迹及奏言，更是无从说起，有待进一步考订。
对于这件没有可靠出处的招民诏书，应该如何认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温、卢二卿"其人的存在，但诏书中引述的他们奏言的内容，却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诏书谈到湖南人口剧增，已有人满之患，出现了"毂击摩肩之风"，即形容当时湖南人口多得摩肩接踵，连过车都困难了。而且荒地尽辟，"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就是形容当地的粮食出产，已经饱和，到了无法再增加的程度。
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湖南人丁数为303813口，田地数为亩，人平土地45．73亩；同、年四川人丁数为18509口，田地数为1726118亩，人平土地93．26亩。表明川省人均田地是楚省的2倍，湖南耕地开垦程度的确已经够饱和的了。所以，湖广提督俞益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闰三月在奏疏中称：湖南衡阳(今衡阳市)、永州(今永州市)、宝庆(今邵阳市)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湖广提督也亲口证实，湖南中部、南部三府之所以出现大量人民外迁四川，就是因为"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所引起的。由此可见，产生这一诏书的厉史背景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
其次，康熙三十三年以后，从湖南南部各州县出发迁往的移民明显增多，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也与所传大量移民持有招民诏书入川的历史背景相符合。
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十六年以来，"楚南入百姓"日益增多，迄至五十二年，仅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康熙四十七年，衡阳、永州、宝庆等府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康熙晚期，湖南宝庆、武冈、沔阳等处百姓，络绎不绝人，"托名携家人蜀者，不下数十万"。以至到了乾隆时代，入川的湖南民户数量一跃而居各省移民之首位。(见下表)
曹树基还通过对相关氏族资料的抽样统计，对乾隆四十一年"湖广填四川"截止之年的分区移民原籍人口作了一个大体推算，推算结果表明，处于迁川前两位的是湖广、广东，而在湖广人中，湖南人的数量已经超过湖北人(详见下表)
再次，大量民间族谱资料与移民家族的口碑传说也充分证实，清初以来湖南移民以"奉旨填川"的名义迁入四川的现象较为普遍。
孙晓芬在《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中，列举了四川各地以"奉旨填"的名义迁川的民户，基本上来自于湖南。如在川东的宣汉县(清名东乡县)，有何氏从湖广"奉旨人"；奉氏、蒲氏分别从湖南零陵、长沙于康熙年间"奉旨填"、"奉旨入川"；尹氏、夏氏和邓氏，分别从湖南祁阳、东安和祁阳，先后于康熙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和四十一年"奉旨填川"、"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在川西的金堂县，原籍湖南宝庆府的伍氏，于康熙三十六年"奉旨人川"等等。这些"奉旨填川"、 "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的文字，均出白族谱，虽不能保证完全可靠，但起码证明，在湖南籍的四川移民中间，普遍收藏有"奉旨填Jll"诏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收藏并提供上述《招民填蜀诏》的安岳唐氏，其人川前的祖籍地就是"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东乡辛兴里四甲老渡"，其人川时间最早为康熙九年，绝大多数为康熙三十几年以后。
若问为什么会在湖南籍移民中出现这种持诏入川的现象?根据以上所述可见，这与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告平之后，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饱和，出现"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的局面直接相关。正是由于人多地少，所以在湖南人口密集的中部、南部地区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而从湖南迁川移民数量的剧增，乃至在整个"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活动中的主力军地位推断，在这一移民过程背后，必然有一套特殊的专项鼓励政策、激励机制在起支配作用。四川民间族谱上所提供的康熙《招民填御诏》，正好揭示出当时的鼓励政策、激励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对移民迁川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集中体现在：
其一，诏书中提到，对于湖南移民迁川，户部转发有特许的批文予以关照："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这就保证了沿途畅通无阻，不致遭受刁难阻挠，从而有利于湖南移民绵延不断地进入四川。
其二，诏书中明确提到对迁川移民将按照旧例，给予5年免税的优惠待遇。在此之前，湖广行省为鼓励农民垦荒，曾经根据朝廷政策，制定了"于六年后升科"的条例。而今，为鼓励湖南百姓到四川垦荒，诏书保证，依然按照原来在本省实行的旧例，"俟开垦六年以后，候旨起科"。这一规定，保证了湖南百姓出境垦荒，同样可以享受以前在本省所实行的优惠政策，显然有利于调动他们人川开垦的积极性。其三，诏书中有相关官员因为招抚有功，可以得到嘉奖的内容，虽然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但对照清廷原来在湖南省推行"劝垦之例"，对于督垦有功官员，按照实际贡献，分别给以"加级记录"'和"议叙"升迁的成例，而今诏书又变通规定了"招抚有功，另行嘉奖"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无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