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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第2期（总第15期）
思想政治教育材料选编
第 1 期（总第 14 期）中共信阳师范学院委员会学生工作部编印 1996 年 3 月 15 日
目录●学习江泽民关于“讲政治”的讲话“讲政治”:认识和实践的统一,,,,,,,,,,,,,,,,,,,,,,（2）●理论风景线理想·责任·价值观,,,,,,,,,,,,,,,,,,,,,,,,,,,,,,,,（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全面提高人的素质,,,,,,,,,,（8）●纵横天下事世界历史中的第三世界,,,,,,,,,,,,,,,,,,,,,,,,,,（10）●沙龙话题(笔谈）传统·当代·大学生,,,,,,,,,,,,,,,,,,,,,,,,,,,,,,（24）●毕业生思想教育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士兵的追求――记“南京路上好八连”班长公举东,,,,,,,,,,,,,,（27）回到起点 扎根基层,,,,,,,,,,,,,,,,,,,,,,,,,,,,,,（29）做好充分准备 适应制度改革,,,,,,,,,,,,,,,,,,,,,,（30）●资料库中国传统美德名言录,,,,,,,,,,,,,,,,,,,,,,,,,,,,（32）稿约,,,,,,,,,,,,,,,,,,,,,,,,,,,,,,,,,,,,,,,,,,（32）? 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的讲话
“讲政治”: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最近一个时期,江泽民同志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一定要讲政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理解这些讲话的精神,“讲”,一是认识,是反映,二是实践,是行动。“讲政治”,既要有科学的认识,又要有积极的行动,要把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
讲政治,首先是要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列宁选集》1995 年第三版,第 4 卷第 408 页)。为什么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呢?因为认识的对象之中确实有政治,或确实与政治相联系,人们的认识必须如实地反映它。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要求。认识只有当其与客体相符合时才成为真理。如果政治是客观对现象中所固有的,人们却因为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对其视而不见,或者因为有意无意地躲避政治、“淡化政治”而掩盖了事物中客观存在的政治,那就是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讲政治”不是人为地将某种客观对象中本来没有的东西强加给对象,给它贴上政治的标签,而是将对象自身固有的性质揭示出来。由于事物的本质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只有透过现象才能认清本质和规律,因此科学地认识对象中固有的政治殊非易事。最近中央多次强调一定要讲政治,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的一些同志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往往缺乏政治头脑,不去从政治上看问题,看不见其中固有的政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是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阶级利益实质上是经济利益,阶级斗争根源于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列宁说:“什么是‘政治’?①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本阶级群众。②无产阶级对农民。⑧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379 页)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理论工作不能离开现实政治时说:“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99 页)无产阶级的政治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列宁称之为“狭义的政治”(《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94、696 页)；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称之为“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同上书,第308 页)。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3 页)这里所讲的就是后一方面的政治。因此,在我国现阶段,讲政治,应该对两个方面的政治都有科学的认识,有清醒的头脑。
第一,讲政治,就要清醒地认识我国现实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顺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当然并非都是阶级斗争,学术是非之争当然并非都是政治斗争的表现,但是,意识形态仍然具有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有些确实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思想宣传
2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 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是一 在, 缩小,也不应该夸大,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背离,都要犯产重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他在 1987 年说过:“四个现代过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 208 页)“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上书,第 211 页)1992 年,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强调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摘二十年,现在看起亲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后果极其严重”(同上书,第 379 页),江泽民同志也严成地向全党提出:“要以充分地说服力、强烈的感染力和坚强的战斗力,长期不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些重要论述现在并没有过时,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量事实再次证明了它们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在一些报刊、书籍,研讨会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积有化的观点,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宣扬西方议会民主的观点,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宣扬“告别革命”的观点,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公开主张追随美国去当“孙子”的观点等等,都不能不说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我国台湾,李登辉要搞“台独”。在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树欲静面风不止,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这些事实,如果我们不善于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不保持高度的警惕,熟视无睹,不以为非,就难免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第二,讲政治,就要清醒地认识国家建设方面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经济与政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说经济建设也是政治而且成了当前最大的政治呢?因为经济建设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着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同包围着它的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对立和斗争的主要形式。1920 年 11 月,当苏维埃俄国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烽火尚未完全熄灭时,列宁就及时地提出:“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08 页)。列宁深刻地闸明了这种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他说:“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现在没有这种基础。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同上书,第 587 页)因此,列宁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竞赛,是考试,“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是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同上书,第 669 页),他又说:“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拚命的激烈的斗争”,“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同上上:书,第 679、681 页)
但是,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是一回事,人们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了经济建的政治意义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不讲政治,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就可能将经济同政治割裂开来,以为经济建设与政治无关,忽视或否认经济建设中的政治,这种割裂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是,只懂得“狭义的政治”而不理解经济建设方面的政治,不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样,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甚至以为既然要讲政治,既然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那就可以将阶级斗争问题提到首位将经济建设置于次要的位置上,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同志反复闸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意义,他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2 页)“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
3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7 页)我们只有坚持讲政治,用政治的眼光去看经济建设,深刻理解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才能始终自觉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其二是,忽视经济建设的政治方向和经济建设中的政治斗争,一切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力都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力,社会生产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生产出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与环节。生产关系都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一定生产关系的坚持、发展和改革直接牵涉着人们的物质利益,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对待各种生产关系的问题,坚定不移地贯彻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为等一系列针,不仅关系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关系着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这就是经济建设中的政治,邓小平同志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同上书,第 138 页)他还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同上书,第 297 页)江泽民同志明确地提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因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始终存在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搞资本主义化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建设中的政治方向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斗争,就是经济建设中的政治斗争。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4 页)这种经济建设中的政治,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讲政治,要自觉地认识经济建设中的政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讲政治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以实践为目的认识和科学认识指导下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始终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并且将实践提到首位,它认为实践优于认识,问题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人们之所以要追求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即真理,归根到底是为了用它去指导实践,改变世界,我们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如实反映客观存在的政治,是为了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如果以为讲政治不过是“讲讲”而已,如果只是因为看到中央多次强调要讲政治,听到别人在讲政治,于是也不得不应付一番,跟着“讲”一通,却并不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并不准备有什么实际的行动,那就只能简单地重复些人们熟知的政治口号,就势必将“讲政治”变成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政治空谈,不仅毫无积极的效果,而且令人生厌,适得其反,败坏无产阶级政治的声誉,并且给某些本来就主张“淡化”政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人们以反对讲政治的口实,导致种种不讲政治、忽视政游现象的反弹,这样就背离了党中央强调讲政治的精神实质.毛泽东同志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03 页)我们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讲政治的指示,必须始终注意既反对不问政治，又反对空头政治家既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有反对空头政治家。
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注意分消一些基本界限,这不仅是一个提高认识的问题,面且是一个积极行动的问题,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能仅仅满足于从一般理论上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且要联系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弄清哪些理论观点和举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观点和做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竖持马克思主义,分清社
4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不仅要弄清在经济学中哪些观点和理论是正确地阐发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的,哪些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实际上是主张私有化的,面且要在经建济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正确方针,反对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分清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不能只是副一教科书,查一查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形而上学,而是要努力学习和零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它去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识别并克服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分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不仅要从理论上弄清民主的实质,而且要在行动上坚持并不断完普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反对用西方议会民主来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企图。分清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应该认真审视自已主管的地区和部门,看一看各种书刊、报纸、影视、音像制品等等精神产品,哪些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哪些是在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抵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侵袭。分清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娟外的界限,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广泛地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创造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批判和克服崇洋媚外的错误思想,同国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作斗争。分清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废生活方式的界限,要在行动上坚持健康明方式,廉洁律,防微社渐,反腐防变。
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讲政治,必须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与学术文化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03 页)既然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那么,讲政治,也应该主要贯彻于经济建设之中。无产阶级政治对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为经济基础服务,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保证经济建设任务的完成,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思想和政治就不能有效地发挥统帅和灵魂的作用,讲政治就可能变成摘一些空洞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列宁选集》第4 卷,第 362 页)无产阶级政治与社会主义的学术化文也是统一的,政治与学术,政治与文化,既相互联系,又决不等同,它们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学术和文化决不能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政治也不能代替学术和文化。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应该贯彻到学术和文化工作之中去,保证学术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并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园地的繁荣。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宝库中包含着关于政治的丰富思想。江泽民同志关于“一定要讲政治”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同时总结了新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学习贯彻这些讲话的精神,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要画社会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理论上的竖定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这样讲政治”,才能将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成于思)? 理论风景线
理想·责任·价值观
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理想和观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因此,必须始终十分重视正确的理想、信念的建设。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当前的政治思想领域,一股鄙弃淡漠理想之风正悄然滋长。一些人只讲利益,只图实惠，而忘记了对崇高理想
5的追求。因此,理想问题在今天又更加突出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所谓理想,是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实的某种超越,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人们作为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必然要从现在展望未来,提出进一步的奋斗目标。也即总是要有一定的理想作为鼓舞自已前进的旗帜和人生的追求。因此,理想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同的只是,理想有正确错误之分,远大、崇高与庸俗、腐朽没落之分罢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经济活动,离不开利益的追求,否则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立足。但这是不是说崇高的理想追求就可以不要了,我们的真正优势就应当抛弃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正确解释,确立了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当前我们正在面临着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这样的根本之点:这种转变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转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我们摘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6 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和自觉实施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的推进,必须有理想、信念和支持和各方面条件的有力保证。广大干部、党员,只有努力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才能真正处理好改革创新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关系,在发扬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创造精神的同时,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下来,坚持下去,使之在新的实践中发挥更好、更充分的作用,才能处理好对外开放中吸收和抵制的关系,既具有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气魄，又具有对腐朽思想的鉴别和批判的能力,做到善于吸取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有用的东西,同时又警惕和坚决抵制其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才能真正发扬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宏观调控所需要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精神,先富起来的人民和地区带动和帮助其他人民和地区共同致富的精神等等。
近年来,我国社会上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利益,也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消极腐败现象的出现虽有其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但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角度来看,一个关键因素是一些干部、党员抛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能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看待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或者把市场经济看作投机经济,欺骗经济,不受任何法制和道德制约的“一切向钱看”的经济;或者简单地把市场交换原则移植到人生价值观领域,用“实惠”原则取代党性原则。这种情况加上体制上的漏洞和法制、监督的不够健全,使得一些地方歪风迭起,腐败蔓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严重扭曲。这种情况从反面说明,坚持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确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理想有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史历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现阶段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团结广大人民为实现共同理想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则应把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统一起来。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忽略 。
理想和责任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正确、远大的理想激励人们自觉去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人生的责任,是指在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个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对他人、自身和社会所承担的职责、任务和使命。它既包括与一定的权利相应的按照法律或有关规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又包括与社会的进步及其伦理关系相应的道义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每个人既享受一定的权利,又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既获取于社会,又要奉献于社会。那种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只要获取,不讲责任和奉献的思想和行为是极其错误的。
6职业活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因而对自已的工作抱有强烈的职业责任心,是社会责任感的基本内容。其中往往集中体现了一定社会、一定阶级、一定职业群体的道德要求和优良道德传统,人们也往往把最美好的感情、高尚的道德倾注自身的职业活动和职业责任之中。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为人民服务,发扬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一个人如果缺乏应有的职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仅不能履行自已的职业责任,而且必然会给与此相关人们的利益带来损害。各种行业不正之风,更是把社会对本职业的需要看作搞歪门邪道的机会,把社会分工赋予自已的责任和义务变成了谋取已和小团体私利的特权,成为社会生活有序运行的障碍,社会风气遭受污染的一个方面,既严重侵害了人们的利益,也践踏了职业的尊严,是同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根本对立的。
职业活动还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人们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方面还体现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责任。这种责任的基本要求,是要在社会生活中促进社会主义伦理关系和优良风气的形成、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广大人民之间应该也可能建立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关系,形成为了实现共同理想奋发努力的气氛。但无论是优良风气的建设还是对不良风气的抵制,都不是自发实现的。这不仅需要领导者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负起自已的领导责任,并身体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也需要一切有觉悟的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履行自已的道德责任。当前人们瞩目的“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可贵,就在于弘扬了这种道德责任。在我们周围,为了抗御自然灾害,保护国家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同犯罪分子作斗争,还经常涌现出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他们自觉屡行道责任的行动,为社会主义的伦理关系谱写了新的篇章。
凡属与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息息相关的任务、要求,都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责任。人们对这种责任的自觉意识,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责任感。增强历史责任感并不是抽象的。今天,建设有中国转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全党上下、各级干部的重大历史责任。人们的历史责任,也不可能离开职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一个人对国家、人民和未来的历史责任,就应当通过自觉地、模范地履行职业责任和其他社会责任来体现。我们应当努力把自我意识的增强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同考虑对社会和他人尽了什么责任、作了什么贡献统一起来,切不可忘记自已对于民族振兴、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责任。
人生的理想、责任问题,说到底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关于人生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追求及其评价的根本观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价值观。它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向,影响者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决定着人们的一生的价值目标和生活道路,因而也决定者人们理想的选择和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人生价值观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以个人还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即为什么人的问题。
近年来，常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认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已经过时了,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果真是这样的吗？否。以集体为核心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并不是过时了，而是必须进一步发扬。
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追求的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把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会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国此,无论是从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来看,为人民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但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市场交换的原则又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根据不同。为人民服务作为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原理在人生价值观上的必然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市场交换原则,其根据虽然也存在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但这是历史发展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的要求,同前者既互相联系,又属于不同的层次。二是功能不同。市场交换原则的功能,是通过规范、调节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追求市场主体的自身利益,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遵循这种原则,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则是从思想和道德的
7层面上,来对人们起自觉的规范和调节作用。它要解决的,是以崇高的人生理想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来从事各项实际工作,并以此为各项工作的发展提供精确的动力和思想的保证。三是适用的范围和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只适用于经济领域,或在涉及到经济话动的问题上起作用。如果越出了这种范围,就会进入误区。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都能够起正确的导向作用的。
所以,既不能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同市场经济意识、市场交换原则绝对对立起来；又不能把市场经济意识、市场交换原则扩展到其他领域,如不应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搞钱权交易,也不应移植于伦理道领域,把人格、良心与金钱相交换。
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关系。只有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才能从利益机制上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个人利益面言,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好的满足。但根深才能叶茂,广大劳动者各种正当的个人利益的发展,必然要求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为前提和保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体利益是更为根本的。所以,对个人利益的发展要有正确的导向,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利益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
然而,即使是尽可能地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同还是会有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应当发扬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直至付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这从利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正是共产党人、先进分子闪光的人生、做人的骄做,也是我们优良的党风、社会风气的核心。我们要在斗争中使这种高尚道德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一个人有了这种高尚的道德,就能够更好地坚持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怀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投身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也实现自已更高的、更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互为关联,互相影响:一方面,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状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必然对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来看,正是在这两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人的素质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也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要求全面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这一论断内在蕴含着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础的深刻道理。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有一个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把市场经济同我国现实的人相结合的问题,即人的素质的塑造问题。因为国民素质是不能引进的,而现实的中国人又没有经受市场经济的培育和锻炼,对市场经济也不完全适应。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内在要求人具有与其相应的素质,要求形成这样一种新人――他的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人格、精神状态、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都应该成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国国民的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新体制的内在本质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存在着失衡和矛盾的现象，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此,现实的人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自觉接受市场经济的培育和锻炼,全面提高自已的素质,力求取得人的素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步发展。
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当代社会发展
8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在现代发达国家,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正在提高。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思想家积极总结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反对物对人的统治,注重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西方教育经济学较注重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尺度。发展经济学较注重经济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关系,认为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中,应批判地加以借鉴。不少西方思想家也都激烈抨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探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人的危机,寻求人的发展的新途径。他们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思考的中心,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人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文化价值观危机,耍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颜改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病态的人”。具体地说就是:在文化价值观上,反对把自然界仅看作满足人的物欲和私利而进行征服的对象，要保护自然界；在道德上,要矫正和克服人的过度的物欲、贪欲和利己心,在人身上恢复已失去的团结、友爱、理解、宽容和牺牲的品格；在能力素质上,反对把人的能力片面化,注重人的潜力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在社会性格上,反对贪图占有,积极培养人的独创个性。当然,在资本主义根本矛盾面前,这些只是空泛的议论,不可能有多大的实效,但毕竟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来看,这些消极影响主要有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人际关系冷漠和享乐主义等。当今社会出现的权钱交易、滥制伪劣假冒产品、杀人抢劫等犯罪现象,都是这些消极影响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就在于,它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初,就应该汲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即:应树立起明确的指导意识,在各项工作中自觉把高尚人格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重要位置,而不能只去关心利益,以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方面曾出现的、也会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避免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贪欲膨胀、能力畸形发展的老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要求我们必须把培养、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目标,以避免使人成为只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完善的片面的人。为此,需要针对这种消极影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教育:
第一,从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尊重知识的价值观。追求金钱和知识,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两种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一部分人成了金钱的奴隶,忽视自身科学文化素质和知识的提高。这无益于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金钱欲易于扭曲人的心灵,而科学文化知识一定程度上能减弱拜金主义对人的发展的负作用,有利于使人成为高尚的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科学文化和知识的作用会愈来愈大。因此,人要在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中有立足之地,要使自已趋于完美,就必须尊重知识,拥有知识。
第二,从个人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从伦理学角度讲,人和人的关系基本上可分为“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受市场趋利的经济行为影响,一些人只注重利害关系,忽视道义关系,走向了极端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道德观一旦渗透到其它领域,就会出现种种不利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消极现象。如果说“道义”在一定程度上能矫正人的利己行为,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就更需要道义来支持,特别是需要为人民服务的“道义”。这对每个人的自我完善来说,就非常必要的。
第三,从享乐主义中解放出来,培养积极创造的精神状态。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有两种基本的精神状态。一是注重从社会中索取和追求物质享受；二是注重以自己的真诚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追求劳动奉献。当前一部分人只图安逸不求进取,影响了社会和人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要通过其劳动能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从中获取相应的份额。作为共产党人来说,应更多考虑的是对社会的奉献,而不是索取,因此,每个人在市场经济
9体制建设中,都应自觉努力培养这种积极创造的精神状态。以上三个内容的精神实质是:使人从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中解放幽来,实现由片面(病态)的人向全面(健全)的人转变。这里的“全面”,现实地看,是针对片面追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病态的人而言的,它着眼的是精神丰富的健康的人。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要有明确的意识，向觉地去培养和塑造具有高尚人格的新人,确立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意识地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贯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环节中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以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体制制建设中只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把人的素质提高看作开发人力资源的一件大事来抓。
(韩庆祥)? 纵横天下事
世界历史中的第三国家
存心冷落，一时迷误，还是外交烟幕
（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算得上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大事件。它迫使人们对世界历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对其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新的思考，引发新的探索。1993 年 10月 25 日出版的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描绘简直活灵活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当代征服者的角色。在某些昔日的殖民地，西方大使就像旧时的总督。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在全世界几乎无孔不入。总之，现代化看来就等于西方化。”美国一位官方智囊人物把西方的这种巅峰状态判定为“历史的终结”。历史没有终结。对历史运动的思考和探索也没有终结。历史并非总是喜欢自鸣得意的胜利者。还只过去两三年，这种教条式的踌躇满志就烟消云散，几乎不大有人再去鹦鹉学舌，反而在惊异于那块红旗落地的土地上共产党人的“东山再起”了。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胜利的调子还唱，还在西方舆论和追随西方的舆论中占居着主导地位。
这也属于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多数场合，其实连事件的性质也不清楚，就匆匆跟在西方主导舆论的后面纵马驰骋。比如说，苏联解体固然导致不同肤色的共产党人或者痛心疾首，或者备受凌辱，或者在冷静思考中探索新路，或者一番忏悔顿悟尔后改换门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被认为陷入低潮。但是，这到底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争呢？是人类进行社会主义历史创造的失败，还是苏联共产党后来实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呢？
我们不想再在这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凑热闹，而是想讨论一个被挤到次要位置、不再引人注目的问题，即第三世界问题。
（二）赫鲁晓夫出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有过一个著名判断：消灭殖民主义进入“完成阶段”。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交，戈尔巴乔夫们忙着向西方献媚和在国内埋葬共产党。1990 年在欧洲以数种文字出版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收入一篇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文章，一字不提第三世界。一位苏联历史学博士在 1991年第 9 期《国际生活》发表《“第三世界”的幻想与现实》，以权威姿态阐述了他们关于第三世界的“新思维”：由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模式已经失灵了”、“兵营式社会主义模式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究竟是什么呢？是否有根据将其继续视为‘第三世界’呢？我认为，已经没有根据了，无论是就形式上的特征还是就实质来看都是如此”。不知道是因为赞成还是因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取名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一家英国杂志，也在 1992 年 8 月号上载文，说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作为一个政治或经济概念，“已经消亡”。
10很难说明白，这究竟是出卖，还是对于西方当局的一种暗示和提醒。也很难说明白，当时特别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究竟是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但是有一个事实很清楚，即这里的论点同西方报刊几乎毫无二致，后来又被西方报刊屡次重复。1991 年 5 月 9 日英国《卫报》发表《随着第三世界的消失，需要用新的词汇来形容贫困》。1992 年 4 月 27 日美国《新闻周刊》刊出《让我们废除第三世界》。直到 1994 年 5 月 5 日，法国《快报》周刊的一篇文章还在说，如果说“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过去有意义的话，“那么现在就不再有意义了”。不失绅士风度的英国《独立报》1992 年 9 月 2 日的文章，称有相当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参加的不结盟运动，是“冷战留下的一个不吸引人的和伪善的产物”，因而“不代表任何积极的东西”。
无论如何，苏联东欧天翻地覆，西方大人物穿梭一般前去指手划脚，西方官方和私人投资在支持“改革”的名义下真真假假地竞相涌入，第三世界却成了喧闹舞会一角的灰姑娘和历史变革的弃儿。
一霸行将就木，无力再来争夺第三世界的霸主地位，宣布它的存在已经没有根据了。另一霸独占全球，从来没有把第三世界放在眼里，索性宣布废除这个占地球人口绝大多数的世界。倒下的，站着的，都一身霸气。无论两霸怎样地生死决战，在第三世界问题上的基本结论和主要论据几乎完全一致，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三）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存在已经没有根据，或者应该废除它呢？主要论据是两条。
一是第三世界内部发生分化，比如前引法国《快报》文章举例说，“住满了非洲奴隶的海地在 1804 年赶走了法国人，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独立国家，而在 1994 年却成了西半球最穷的国家。在新加坡，从 1819 年起，英国弄来了中国苦力，这些苦力的后代到本世纪末将被算在世界最富居民之列。”问题的症结在于，第三世界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不能取消世界存在穷富两极的基本事实。理论思维能力的枯竭，使作者采取一种具有文学色彩的类比方法，来代替对于问题的严整的论证。举例也漏洞百出。把海地的独立同它的贫穷、把英国人弄来中国苦力同它的富裕联系起来，这种褒贬和因果的暗示，是不是要给第三世界规范一种历史运行的线路呢？如果说第三世界的内部分化可以作为它不复存在或者应该废除的理由，那么，美国的种族对立严重，总人口中各 20%的贫富两极的收入差距由 1974 年的7.5 倍扩大到 1992 年的 10.2 倍，是不是可以因此宣布美国不复存在或者干脆废除美国呢？
第二个论据涉及到对何谓第三世界的看法。不妨回忆一下历史。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欧洲、日本、加拿大等是第二世界”，“第一世界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和剥削者”，“广大的第三世界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最深，它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主力军”。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 1974 年 4 月在联合国代表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那时，积极推销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苏共对中共这一理论的主要指责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正如前引苏联《国际生活》的文章所说，“第三世界”这一术语“曾经不合我们的口味”。他们后来“不得已”而接受这一术语，却把三个世界解释为：资本主义体系是第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第二世界，其余为第三世界。因此，既然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解体，第三世界的存在就“已经没有根据了”。西方官方理论与持同样的看法。被称为发展学先驱之一的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这样概括美国在“为了美国最大利益”名义下实行的对外政策：“美国政府选定从一开始即 1947 年夏就从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方针来推动马歇尔计划，以使受援国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并使它们在冷战中成为美国政治上的同盟。”美国政府接纳“不发达国家中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保守政权作为同盟。”而宁愿支持具有极端剥削性的独裁者和政治倒退势力。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外政策循着这样的路线进行调整，以至于
11出现由于一时难以弄清对方到底姓“社”姓“资”而发生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情形。这里也可以解释他们关于第三世界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判断。所谓积极，不过是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西方的收买和压力而投身包围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社会主义失败了”——当然也就无须肯定第三世界的积极意义了。如此而已。一方是帝国主义，另一方是标榜社会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双方斗得你死我活，却异口同声，保持一致，时时纠缠于姓“资”姓“社”。我们一些文章乐此不疲地口为诛笔伐所谓“左”的错误，居然放过了这样一种活生生的实例，该是怎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玩笑呢？
（四）如果说开始的时候由于集中精力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举毁灭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的生死存亡一时看来似乎同“美国的最大利益”关系不那么直接，所以要存心冷落，后来又由于过于僵化地纠缠于姓“社”姓“资”因而发生迷误的话，那么，无须太长时间，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西方政治家，很快就感觉和懂得第三世界的存在及其价值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侈谈取消和废除，只能解释为一种兵不厌诈的外交烟幕。1994 年 1 月 5 日一期《青年非洲》的《新战区》一文说到了点子上：“美国各级领导人有一个共同观点：美国现在是将来应当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这就是他们顽固地坚持的一种立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某种世界秩序。”至于对苏美对峙格局终结后第三世界的看法，可以说有点存心冷落，有点一时迷误，有点外交烟幕。存在一种认识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过程的政策调整，然而中心却始终如一，这就是确定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霸权。
一个冷战结束了，两个冷战开始了
（五）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以其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对内对外政策，作为产生、确立、发展的两个基本支柱。一方面，如果没有“羊吃人”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引述丰富资料描绘的工人阶级的非人待遇和超体力消耗，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贩卖黑奴、美洲矿工的死尸和种植园里的奴隶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满口民主、人权的温文尔雅，就完全不能想象。对内对外的现代奴隶制，造就和养育着资本主义文明。只看到华尔街银行大厦的楼顶辉煌，而不愿或者拒绝承认正是几代人的血肉和白骨铸就了这大厦的地基和一砖一瓦，这种历史的无知实在令人瞠目。这两个支柱支撑了资本主义。它的崩毁也将最终埋葬资本主义。
（六）在这两个基本支柱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又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它是世界性的，又是排他性的。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而无产阶级化以及这种关系的再生产，一切成为商品。货币成为资本以及这种关系的再生产，都是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所谓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究其实质，只是创造出不同肤色的两种人：资产者和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不过是资产者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的必然延伸。资产者离不开雇佣劳动者却又决不愿和不许后者变成同自己平分秋色的资产者。至于资产者之间，无论是在一国内部或是国际上，那种刀光剑影、生杀厮杀的场面，几百年来，哪一天不是历历在目呢！百岁老人们刚出生的时候，知道世界列强是美、英、法、德、意、日。今天儿孙满堂，主要的列强大体上还是这些国家。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获得海上霸权，接着就大动干戈压制美国、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独立宣言》不啻是声讨英国民族压迫的一纸檄文，但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国，横行全球几十年，除了制造几个权作样板的附庸，难道制造过即便一个同它一样强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吗？为了演变苏联和东欧，美国有过种种大方慷慨的允诺，有时也还有点真动作，但是共产党一下台，就变成“口惠而实不至”了。那一纸檄文，列举英国诸如“割断我们与世界的贸易”之类罪状凡二十七条；它今天的价值，就在于几乎可以全部用之于美国自己。
12近年来被誉为新潮时髦起来的所谓“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宣传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产力，其国内阶级矛盾业已缓和，第三世界国家只要依样画葫芦，也来一个对内压迫、对外掠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在几位老大哥的无私提携下步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殿堂。特别是一些竞相转向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放肆地把这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的神话的基本依据。这使我们想起列宁 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 80 亿到 100 亿法郎，可以拿出比如 5 亿法郎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今天的数字，当然已经不是 80 亿到 100 亿法郎，更不是 5 亿法郎。“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到底是谁收买，谁被收买呢？
说到资本主义的排他性，不妨顺便介绍两本书。一本是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1976 年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商务印书馆 1990 年出版中文译本，比较早地指出排他性问题。另一本是中国学者喻权域的《论“三个时间差”》，辽宁出版社1993 年出版，第一章即为《排他性，资本主义的本性》。
（七）西方舆论近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叫“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1994年 12 月 18 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新闻分析，题目就是《民族冲突接替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第三世界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在“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这一范畴下被漫无秩序地混杂在一起。法国抗议美国的文化入侵，和美国争夺在非洲的控制权，在欧洲又同德国发生争吵；美国人在谈论爆发日美战争的前景，如 1994 年 8 月 15日《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所说，各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经营活动不断扩展的同时，“各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倾向则日趋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倒退的趋势是由美国和欧洲联盟带的头，而美国和欧洲可以从投资资金自由流动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德国法西斯主义复活，美国有黑人的反种族歧视活动；被美国《华尔街日报》1994 年 6 月 20 日一篇文章称为“民族分裂的试验场”的原苏联和东欧发生着不同共和国、不同民族的冲突；非洲几个国家不同部族的战争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兵刃相见时有出现；第三世界几乎每天都有对于西方干预内政的抗议和抵制；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称为“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但是矛盾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分化和组合，正在使它日益地走向简单化。使人们愈来愈清晰地辨别其趋势的是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政治偏见同认识原苏联和东欧土地上社会主义在历史运动低层扎根的深度呈反比例，那里共产党人的活动使西方顿起戒惧，即便是非社会主义政权，人民对于曾经是独立的、强大的、同西方抗衡的国家竟然沦为西方的附庸和小伙伴深表不满，当局已经不得不同西方多少拉开距离甚至宣示一点“帝国野心”。这使我们想起在促使苏联和平演变的最热闹日子里尼克松为此提出的两重任务；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他在 1991 年 6 月《华盛顿邮报》撰文说，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组织培养的产物，又是一个爱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这两重性格都是隐忧和不能容许的，因此，“只有面对着势不可挡的压力，他才能转向。如果危机加深到使他别无选择的程度，他才会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经过几年改革的高歌猛进之后，这两个曾经认为可以划句号的问题，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再度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并没有按照西方的指挥棒，驯如羔羊，任其干预和宰割。几个小国几乎在无援的情况下同美国公开对峙。到处发生的若干邻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正在形成对于西方经济中心的离心力量。1992 年 6 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不仅有 29 个国家的 264 名著名科学家在致各国首脑的呼吁书中首次把环境问题同国际上民族压迫的存在联系起来，而且从会议的各个角落发出对于西方生态侵略、生物侵权、破坏地球、转嫁污染、以生态为代价
13实现富裕的自私行为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强烈谴责。被制裁三十多年仍屹立于美国身旁的社会主义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指出“帝国主义政策造成了贫困和地球的污染”。他的占时间最短的讲话，获得了占时间最长的掌声。埃菲社 1992 年 6 月 11 日的一则报道说，“从美国影星简·方达，到梦蒂冈的发言人，以及巴西工会人士和各穷国与富国的外交官员，都已纷纷向美国开炮”。刚刚在苏联东欧得分的美国，转瞬之间戏剧般地陷入孤立。用美联社 6月 14 日的一则报道中的话来说，“地球首脑会议的主旋律是美国受到孤立。用美联社 6 月6 日美联社的一个新闻稿，承认美国在这次会议上的表演和处境“真丢脸”、“无地自容”，“给我们的领导能力和诚意带来耻辱”。命运、历史和发展的追求，正使第三世界在社会主义苏联不复存在的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走到一起，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加强合作与团结的紧迫意义。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消息，1995 年 3 月 8 日，由美国和欧洲联盟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51 届会议上遭到否决。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几乎全部是第三世界国家。不妨也把这看作第三世界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次颇为壮观又阵线鲜明的示威。
克林顿提交国会的 1994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正在抬头，部族和宗教冲突有上升的趋势”。我们还想特别举出 1995 年 2 月 6 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种族主义”问题的发言：
新形式的种族主义的表现是种族优越的衍生，即唯我独尊，强迫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一些国家在大谈多元化的时候，却不时摆出自我优越的态度，政治上强迫别国采用自己的模式，经济上要求别国效仿自己的发展道路，人权问题上迫使别国遵守自己的标准，凡与自己不同的制度、方法模式，便斥之为专制、独裁、集权、不民主、侵犯人权、不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等，罪名不胜枚举。这种种族主义的表现打着人权的旗号，欺世盗名，因而比老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理论更具有欺骗性。由于有了这层保护色彩，使得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正义的化身，霸权主义者们一下子成了救世主，外来干涉者们成了人权卫士，而受害的国家和人民却成了侵犯人权者。
（八）相同的或类似的术语，在不同国家当局、不同利益集团那里的理解却如此南辕北辙、天悬地隔。这仿佛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缩影：一方面是日益广泛的对话，难以避开有时也有益处的交流和合作，一方面是冰炭不容的利益和立场；一方面是文质彬彬的礼仪和觥筹交措的宴席，一方面是拳脚相加以至炮火对射。大家都在重复缓和、缓和、缓和。但是英国《经济学家》1994 年 12 月 24 日—1995 年 1 月 6 日的一期刊出《形势、使命、行动》的预测却实在有点沮丧：“今后 10 年到 20 年将是世界更加混乱的时期之一”，“21 世纪的多极世界可能比 19 世纪的多强世界更加危险”。有人就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做过一种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45 年中共 190 起左右，平均每年约 4 起，1992 年 30 起，新发生 12 起，1993 年 34 起，新发生 13 起，1994 年 38 起，新发生 15 起。这还只是说到战争，并没有涉及每分钟都在发生的经济上的机谋权变和勾心斗角、文化名下的险恶举措和唇枪舌剑。如此说来，异国同声的所谓缓和、究竟是现实，还是闭门索居的愿望、异想天开的幼稚或是生死拼杀中的外交辞令呢？
（九）在演变苏联、东欧特别是这种演变实现以后的几年中，美国领导人最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叫做“领导世界”。布什在谈论所谓世界新秩序的时候如是说，在 1992 年 6 月的世界环发会议上除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无端指责和一堆空洞许诺之外，像个老太婆一样唠三叨四的也是“领导世界”。1994 年 5 月号美国《新选择》刊出尼克松《当今的世界形势——我们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说“今后的潮流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美国必须履行世界领导的各种责任”，“美国担负起领导责任，我们就能使21 世纪成为和平与自由的世纪。对美国来说，没有任务一项事业比这项事业更伟大的了”。这可以算是这位美国总统对于 21 世纪世界走向的设计和对于现今美国领导人的政治交待，
14实际上带有遗嘱的性质。克林顿 1993 年刚上台已经支起了地球皇帝的架子，声称“毕竟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必须领导世界”。他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也说：“克林顿主义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必须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95 年 3 月 2 日在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的一次会议上，克林顿再次宣称“美国发挥领导世界作用的传统必须占上风”。接着又有克里斯托弗发表于 95 年春季号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文、系统论述美国全球战略的指导原则，说“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是美国战略的首要原则”。
（十）一个冷战即美苏争霸的结束，使两个冷战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的冷战突出起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实质上只是它同第三世界矛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一种存在形式，——我们后面还将专门分析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即西西矛盾也在上升。在世界基本矛盾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的矛盾，具有根本和基础的性质。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本来就是核心问题，而且越来越更加成为核心问题。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4 年 3 月 19 日载文介绍过一本作者为彼得·格鲁乌的新著《第三世界的覆灭——南北战争已经开始》，认为第三世界“再也没有利用大国对抗获得两大集团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了，这样就阻塞了南方经济发展的道路，使其听任北方的摆布，服从北方的利益”，由于“对北方寄于希望，要求它援助南方，这都是毫无意义的。北方不会这样做，因为它只认得使自己致富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对南方并不合适”，由于“我们就是从南方的贫穷中获得好处的”，所以第三世界除了覆灭之外简直别无选择。这位作者看透了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却不了解这种排他性的辩证的尺度；没有南方的贫穷，便没有北方的富有，第三世界真正覆灭，北方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所以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始终限制在使第三世界得以存在而供压迫和剥削的范围内。这也算一种“共同体”，一种对立两极共存的世界。用日本《读卖新闻》1995 年 2 月 6 日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衰退以来的 5 年里，“我们居住在已经两极分化的世界上，一方享受着希望的果实，状况正在发展、正在改善，也有值得倾注的目标。另一方被绝望气氛笼罩，招致死亡的民族情绪成为主导，在饥饿的痛苦中呻吟。”该文把我们的时代称为“两极分化的时代”。在新近结束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坦率地承认：东西对立正变为南北对立。
因此，所谓领导世界，主要就是以居高临下的领导资格对付第三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理论的炮制和传播，是日益明确的战略方针的确定和实施。
（十一）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是，第三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命该如此受制于西方。西方报刊重新拣起了其科学价值同求卜问卦毫无二致的西方白人智商由于遗传必定高于其他人种的理论。因此，像法国《解放报》1994 年 8 月 29 日《殖民主义的新衣》一文所说的，“一些国家还没有达到自己管理自己的程度”，“文明世界应当帮助这些不幸的国家”，就成为合乎逻辑的理论了。披有学术研究外衣的舆论鼓噪则自 80 年代以来已经广有市场。美国《未来学》杂志 1993 年第 3 期《未来研究的某些方面》一文做了这样一种回顾和总结：未来研究成了“西方利益的同义语”，“未来确确实实被殖民化了”；未来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目录工具是《未来纵览》和《未来纵览年刊》，前者 1992 年第 1 期所刊的一份权威性目录中只收有一位非西方国家的文章，后者作者几乎全部是美国人，非西方作者的意见几至被全部湮没，以至“仿佛只有美国人关心未来，西欧人沾边，第三世界与之无关”。文章说：“未来研究现在成了殖民非西方国家的又一学术工具。东方学殖民化了非西方文化的历史；人类学殖民化了非西方的社会文化；发展学殖民化了第三世界的现在；未来研究成了最后殖民化的工具——殖民非西方国家的未来。”80 年代那个“未来”设计的第一步即是今天的观实。——不消说，西方特别是美国还将继续“未来”下去。
（十二）一个基本的政治教条是，对他们所谓的“世界和平”即西方利益其实主要是美国利益的威胁，来自第三世界。
151992 年第 4 期美国《进步》杂志发表《我们应当听到第三世界的声音》，用一种知彼尔后制彼的口吻指出，冷战后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南北关系紧张；第三世界国家间对抗加剧；种族、部落、宗教和种姓之间的对抗。所指种种现象均来自第三世界。美国《国家安全》杂志
年冬季号发表《为什么第三世界依然十分重要》，明确要求“美国像对付前苏联的威胁一样”，把第三世界当作更为危险的对手，主张美国预为之谋，加倍努力摆脱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依赖，保持大规模军事干预能力，建立对付第三世界导弹袭击的防御系统。1992 年 2 月 28 日法国《费加罗报》刊出《一个敌人赶走另一个敌人》，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新敌人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灭亡了的苏联，这个新敌人就是第三世界。”
（十三）一个基本的组织方针是，美欧联合。
苏联的被肢解并不表明和导致美国的强大。作为地球大家长，按照看小兄弟需要政治的远见和才干，需要经济实力。西方人已经在挖苦克林顿为“二流政治家。”至于经济实力，西方舆论创造了一个贴切的词：力不从心。除非像海底这种后院美国不许他人染指之外其他地方的麻烦事，他是一定要从别的盟友掏腰包的。其中沙特阿拉伯 168 亿美元，科威特 161美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0 亿美元，德国 66 亿美元，日本 107 亿美元，南朝鲜 3.85 亿美元，总额超过了美国战争费用一揽子计划的 426 亿美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提供大量金钱而美国兵上阵打仗的战争。西方有人把美国军人称为“新的雇佣兵”。1994 年 3 月 22日印度联合新闻社的报道，援引了基辛格访印期间的一次谈话，说：“从前美国对所有世界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但现在我们不行了。”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不是事事处处养成美国鼻息。坦率地说，更不买账。美国《时代》周刊 1993 年 10 月25 日的一篇文章干脆用调侃的口吻写道，“随着赤色威胁的不复存在，把西方连结在一起的胶水没有粘性了，剩下的能够使西方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呢？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好莱坞和麦迪逊大道？当集体责任在世界其他地方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西方歌颂的个人权利对于加强凝聚力还有多少作用呢？”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西方势力的上升可以阻挡》，而且认为阻挡这种上升的事例恰恰在于西方内部的不和和利益冲突。
尽管西方内部矛盾具有对抗性质，但是国际资本统治比之第三世界政治上的成熟恰恰在于，他们多数情况下深知把内部争吵暂时搁下来以对付共同敌人和维护其整体利益是何等重要。1994 年 11 月 7 日一期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的非洲之行，表明美国试图进入“法国将东西锁起来的地方”。文中援引三位美国要人的话成为这次出访的权威性注解。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说：“美国是个其利益和理想具有全球性的伟大国家。”一位大使说：“法国人民喜欢我们挤进他们的地盘。”塔尔博特说：“我们并不是一心想同巴黎打架，我们必须合作。”今年 3 月 4日的《日本经济新闻》还写道，由于苏联崩溃，“共同的敌人”已不复存在，美欧同盟陷入了“同一性危机”，与此同时，美欧的经济摩擦也开也明显的公开化。但是该文又指出：“为捍卫市场经济和西欧型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必须建立欧美同盟。”而且他们已经迈出主动的步伐了；该文标题即为《欧洲联盟试图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同盟》。不管有多少摩擦和分歧，看来世界格局的变动正在使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面对第三世界挑战的共同利益。1993 年 4 月 3日法国《问题》周刊就乌拉圭回合谈判首先提出美欧需要在贸易上妥协一共同对抗发展中国家。1994 年美国方面即给予积极回应。2 月 3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办公厅主任帕特·霍尔特的文章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十分紧张的期间，美国和西欧商定并共同执行了对苏联的政策。它们现在是否能够对第三世界做这样一件事呢？”1994 年 12 月 24 日-1995 年 1 月 6 日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也发表《形式、使命、行动》，认为“首先，除非欧洲和美国继续结成联盟，否则它们就无法对付即将到来的一个时期的困难。”
16（十四）西方联合共同对付第三世界，出现了所谓“遏制战略”到“扩展战略”的转移。
美国新闻署 1993 年 21 日报道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提出和系统阐述“扩展战略”的讲话。他说：
我们为全球树立了榜样。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寻求并尊重我们的领导。
在全世界美国的力量、权威与榜样提供了发展领导发挥领导作用的空前机会。
在实行了遏制主义之后必须采取一项“扩展战略”――扩大这个世界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已经有人把这一套冠以“克林顿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给于阐发和进行广泛宣传。美新署于 1994 年 3 月 27 日刊出一位美国将军的文章，说“扩展战略”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做法的延续，“几十亿人改变信仰，转而信仰民主和市场经济”使它得以提出和实施，“事实上，这些原则越是快速地在东欧、前苏联共和国、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世界就越变得更安全。”1994 年 12 月 24 日到 1995 年 1 月 6 日一期美国《经济学家》发表的《形式、使命、运动》也说：“如果西方不帮助其他人也获得民主的话，21 世纪的反民主派将会变得更加强大。而如果西方给予这种帮助，它的自信心将会增强，而且新朋友将会满天下。这些就使这项非帝国主义性质的计划及扩大民主帝国的计划仍然列在西方的议程上。”
（十五）“扩展战略”的主要实施手段，就是所谓“自由”，作为“民主”和“帮助其他人也获得民主”。间谍穿梭暗室，屠刀如诸颈项，军舰锁其国门，飞机占其领空，直到派兵荷枪实弹屠杀平民，攻占别国的总统府和议会，一概被称为“自由”和“民主”。“民主”，听凭美国自由地替世界各国人民做主，其实干脆就是美国做主人、第三世界人民做奴才，用法国《解放报》1994 年 8 月 29 日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达到自己管理自己的程度”，所以“文明世界应当帮助这些不幸的国家，治理这些国家”。但是连经常充当美国干涉他国内政鹰犬的美国人权组织头目，也在发表于 1993 年 12 月 16 日《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一方面诬指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为“压迫最重的国家”，说世界冷战后的两极分化形成了“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两大阵营”，一方面也承认“民主”倒退了，“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自由”。这种文章，本意在论述由美国做主、治理那些“不幸的国家”的必要性，却也从另一方面描绘出美国的纷乱和沮丧。倒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外交》季刊 1993 年第 1 期发表的《探索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以多少有点忏悔的困惑口吻，说了几句老实话：
早在本世纪初，但威尔逊总统出兵墨西哥时，就说是为了教会墨西哥人明白民主的含义。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希望或认为民主是其他社会政府的影音一种适当形式？我们真的希望改变沙特阿拉伯的制度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真的希望埃及实现更大的民主化吗？这对于埃及和我们自己似乎都没什么好处。
在中东所有伊斯兰国家中，最崇尚民主的莫过于伊朗。然而很少有美国人认为我们应该多关注这个国家，更不用说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密切起来了。有一点终归是清楚的。美苏争霸中的美国，遏制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帝国主义扩张的美国，充其量不过是西方盟主。随着苏联的被肢解，他就堂而皇之地自我加冕，要把整个世界扩展到美国为领袖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由它来永久地充当“民主大家庭”的大家长了。
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
（十六）大体上说，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可以用来概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到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政策的不同阶段。
（十七）殖民主义包括从资本原始积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形成、发展到确立其全球统治的时期。其主要内容是赤裸裸的抢掠和杀戮，种族灭绝和贩卖奴隶，军事征讨和土地扩张。范围则先东欧，然后到非洲、美洲、亚洲。到 19 世纪的最后25 年，资本主义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垄断阶段，导致非洲被瓜分以及中国、奥斯曼帝
17国和俄国之纳入国际资本统治范围，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分割，形成西方全球霸权。
（十八）新殖民主义包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的时期。其主要内容是直接的政治军事统治让位于在认可不同程度的政治独立的同时，组织操纵若干地域性集团和利用某些国际组织，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分裂、扶植代理人，在经济上则由抢占资源、市场到开展不平等贸易，稍不如意即禁运和封锁，利用投资、援助、跨国公司和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制度，实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军事特别是经济控制。
（十九）历史演变不是仪仗兵的队列操练，倒有点像“抽刀断水水更流”，总是在新的情况下不合时宜地出现旧事物的低水平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创造新质。西方当局患有一种历史健忘症，世界人民却不会忘记由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会忘记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常常发生到处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钱出兵、出武器、出计谋的局部战争，更不会忘记，直到近年，还有法国出兵非洲和美国出兵格林纳达、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海地。1991 年 1 月 29 日英国《卫报》发表评论海湾战争的《一场殖民战争中的为害者和受害者》，说西方在海湾采用的技术可能属于 21 世纪，但它现在打的是一场“捍卫西方的利益免受第三世界人民 利益的损害”的“典型的 19 世纪的旧式战争”。文章说，尽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派人士理查德·科布登曾于 1850 年 6 月在英国下院呼吁“把我们不应受外国人干涉这个原则确定下来”，但是直到现在，西方还隔三岔五“挑出一个犯有过错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并派出一支‘民主之师’去消灭他”：
对于美国来说，干涉的政治和推翻不顺眼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已形成一种臭名昭著的模式：我们不喜欢格林纳达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我们不喜欢巴拿马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我们不喜欢伊拉克的统治者，我们就派军队去消灭他。这就是美国要求我们欢迎的世界新秩序。
西方一些人喜欢议论美国在拉美的军事干预，称之为“后院干涉”，说他们在这里总是频繁地实行旧式的炮舰外交。但是人们看到，随着苏联解体，它简直要把全世界划属自己的“后院”而任其炮舰横冲直撞了。
问题在于，这种货真价实的历史倒退，这种被称为新干涉主义的殖民主义复活的现象，在西方舆论中常常不是遭到遣责而是受到鼓励。《纽约时报杂志》1993 年底曾发表一篇作者为保罗·约翰逊的文章，认为“从实际和道德的角度来说，以新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复活的趋势，应当受到鼓励”。法国《解放报》1994 年 8 月 29 日的《殖民主义的新衣》也说：“现在，殖民主义正在以新的形式复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说，这种趋势应当得到鼓励。”这些不横行霸道就浑身不舒服的狂人们弄错了历史的时间表；不是弄错了年月日和钟点，而是弄错了世纪。他们是在一个已经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和第三世界深入人心的民族解放意识的时代，重操锈迹斑驳的旧兵器的。集世界最富国家最强大财力和军力的海湾战争，结果是布什下台；浩浩荡荡征战一个被内战和贫困困扰的小小索马里，结果是扔下一堆尸体之后的灰溜溜撤退；美国兵至今还在海地的街衢楼厦间荷枪实弹、耀武扬威，但是他们睡过一个安稳觉吗？
（二十）在认可不同程度的政治独立的同时实行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控制，成为新殖民主义时期的最鲜明特点。
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经典性判断似乎需要做些修改了。如果说资本主义早期曾经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不再有别的联系，曾经使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打算的冰水之中，曾经用公开的、无耻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国际统治经验的积累，我们就看到别样的情形了。仿佛到处是经济－－觥筹交错中的笑脸、田园诗似温馨的舞会、谈判桌上的平起平坐。但是正如 1994 年 1 月 30 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所说，美国外交政策变成了经济政策，美国用经
18济手段干预别国内政。屠刀越是锋利，刀柄上的花纹雕饰也越是精致，撖榄枝也越是青翠欲滴。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虔诚和热忱，使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骑士们在第三世界人民白骨和死尸上驰骋时更加注重风度翩翩和仪表典雅。美国《新闻周刊》1994 年 8 月 1 日的一期刊出《新殖民主义》。这样回答“什么样的人是新殖民主义者”的自我设问：
他们手中拿的是新计算器而不是枪支；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自由、平等、民主、合作、慈善、资助、和平、人权、人性、人道、爱心、顾问、专家、学者、投资者、和平队、推销员，所有人类文明词典中几乎所有甜甜蜜蜜的词句，用无耻的、滴水不露的、敲骨吸髓的剥削怎样融汇得了无痕迹，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有其严密内在逻辑、成套理论说教和无数生活实例的专门学科。
最常出现也最迷人的是投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进入 90 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断增加，据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统计，1993 年达到创纪录的 1540 亿美元，1994 年大约在 2000 亿美元。西方大亨们当然不会向海洋中撒美元。利润作为指路标，总是哺育和点燃着他们在世界各地奔走和冒险的激情。1993 年 9 月 4 日路透社的一则报道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话说，“在发展中国家里要比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传统市场所能获得的财政收益要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流入穷国，就是“为了谋取较高的利润”。1994年第 4 期香港《信报财经周刊》做过一种计算，说美国近年在亚洲投资回收率超过 23％，为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回收率的二倍。如果以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年投资 2000 亿美元、回收率 20％计算，一年即回收 400 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拥有 500 多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倍。非洲大陆所获外资，只相当于马来西亚一国之数。流入资金的大部分主要是证券、股票等流动性、投机性很大的短期资本。被西方认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样板”墨西哥，1994 年吸收外资近百亿美元，生产性投资不足 35 亿，一半以上投入证券市场。墨西哥最近爆发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以沉重冲击，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种短期资本所使然。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和美元汇价暴跌，一方面反映出资本国际统治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由主要西方大国在金融海洋中掀动的惊涛骇浪，却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小船更加起伏颠簸甚至面临翻船危险，深受其害。1994年 7 月 8 日，在那不勒斯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就老实承认，“从非洲流往富国的资本大于从工业化国家流往非洲的资本”。所谓经济援助，究竟是干什么？1994年 3 月 22 日法国《解放报》发表的《非洲情况与经济学家的分析》引述的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可以说具有定义的性质：“使富国获利”。美国《洞察》周刊 1994 年 11 月 29 日一期载文说，三十年来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的记录，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失败，不但没有帮助反而阻碍了穷国的发展，“几乎每个人――不管是属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保守的还是自由的――都已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发展援助计划是一场灾难”。当然，这是说首先对第三世界是一场灾难。1993 年 8 月 3 日《日本工业新闻》载文说，日元升值使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贷款成了高利贷。同年 11 月 28 日路透社一则报道透露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援助索马里的内幕，说联合国在执行这一使命的头 6 个月里已经花去 3 亿多美元，但是仅有700 万美元用于某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修，重建任务收效甚微，大宗获利的只是西方承包商。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援助名义下使第三世界国家怎样永恒地处于原料出口国位置，怎样由粮食输出国而农业萎缩、沦为西方粮食市场，怎样从资源优势变为资源劣势的事例，就更加不胜枚举。
资本国际统治的一个主要形式是跨国公司。英国《金融时报》1993 年 9 月 24 日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跨国公司的时代”。截止 1994 年下半年，3.7 万家跨国公司及其 17 万家分公司，控制着世界 1/3 的私有生产资料。前 200 名特大型企业中，172 家分属美、日、德、法、英五国。其销售额从 1982 年到 1992 年十年间由 3 万亿美元扩大到 5.9 万亿美元，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也由 24.2％上升到 26.8％。但是洋洋
19200 家中，却几乎没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子。
资本国际统治的执行机构，当首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95 年正值这两个组织建立 50 周年，在热热闹闹的自我夸赞中也传出若干不同的声音。在拉丁美洲，经济量增长的代价，是过份依赖外资、结构不合理、外债和失业、很高的平均收入背后半数人在贫困线下挣扎。95 年 2 月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就总统加维利亚批准美军入境指控他出卖主权已经意味深长。何况还有 94 年春天以来墨西哥和邻近国家的农民造反，最近瘟疫一般袭来的金融风潮。至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灿烂数字掩盖着什么，就尤其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了。一位西方记者根据这种人均收入数打过一个比方：把一个人的头放在烤箱里，脚放在冰箱里，然后得出平均温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关于非洲，法国《青年非洲》周刊 1992年 8 月 13-16 日的一期曾经刊出《当疗法不对头时,,,,――十年调整结构总结》，说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非洲有时“劝告”、有时强制人们这样干或那样干，这类措施或许可以短期改善预算情况和实现收支差额平衡，但其影响对经济增长来说是消极的，对社会发展来说是悲剧性的。总之，从长远、根本和总体上说，这两家组织无非是“劝告”和强制非洲永久地穷下去。一年以后，德国《经济》周刊 8 月 17 日载文评论国际原料市场的价格危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北方派出的发展援助人员，作为策划经济开发的谋士，一直支持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保持原料出口方针，以其灾难性后果使第三世界在世界经济中成为注定的弱者。《纽约时报》1994 年 6 月 20 日载文，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非洲开出的药方，就是货币贬值、削减补贴（包括食品补贴、医疗补贴和教育补贴），负担则主要落在穷人身上。该文题为《在贫穷的、非殖民化的非洲，银行家成了新霸主》。8 月 1 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新殖民主义者》，继续议论这种“新霸主”，说“无论哪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要是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是不能指望存在下去的”，并特别指出：
新殖民主义者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能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50 周年纪念活动 1995 年 10 月 4 日将在马德里正式拉开帷幕。随着这个日子的到来，对它的批评越来越转向有相当深度的公开揭露。美国《商业周刊》3 月 21 日一期刊文介绍环境问题学者布鲁斯·里奇的专著：《拿地球作抵押》。该书根据世界银行五十年从事贷款业务的历史，通过分析大量翔实的材料指出：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政府之间有一种具有破坏作用的联盟，即以进步的名义，大肆掠夺自然资源，使千百万人陷于贫困。因此世界银行模式的开发不但不能实现其所许诺的经济效果，而且一直是“进行一场对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地球生态环境不利的无声战争的主要罪犯”。该书举例说，1989 年世界银行对 82 个多数在
年之间批准的农业工程进行研究，承认 45％没有达到目标，并且造成数百万英亩热带森林的破坏；千百万穷人和部落民族被迫流离失所，单是印度，1947 年以来的官方开发工程就使 2000 万人失去家园；1991 年能源贷款中只有 1％有利于能源有效利用；1993 年的评估证明，巨额投资中不能实现世界银行预定要求的工程，已经从 1981 年的 15％上升到 37.5％。美国《波士顿环球报》7 月 14 日发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告失败，穷人为之付出代价》，说“这些机构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穷人发动悄悄的战争”，“50 年来的大量证据证明，这些机构不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所支持的项目和实行的政策，大大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和债务增加，所从事的开发工作是不民主、不公正和危害环境的”。英国《泰晤士报》10 月 1 日发表《贷款、呆帐和官僚主义》，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名义上是超越政治的，然而随着它们的发展，它们已越来越成为政治工具和政治目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取代了炮舰”，最明显的政治化例子是援助俄罗斯，“援助俄罗斯的主要理由是支持叶利钦。西方各国政府认为叶利钦是俄罗斯改
20革的最大希望所在。他们支持叶利钦的政敌戈尔巴乔夫时也持这种看法”。――当着前社会主义者们纷纷染上政治恐惧症而热心非意识形态化的时候，他们的西方老师们决不放弃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连西方的稍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还保留着直面现实和说出真话的勇气，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我们还要提到 10 月 25 日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
毕竟西方现在所处的分配一切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无敌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实行的――或者至少是口头上――是西方有效管理的主张，即自由民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当代征服者的角色。在某些昔日的殖民地，西方大使就像旧时的总督。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在全世界几乎无孔不入。总之，现代化看来就等于西方化。这篇文章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发达的文明本身就隐藏着自身毁灭的种子。
（二十一）从长达 7 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 1995 年开始正式运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新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转折。
这里有两个关键性因素。第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过程，就是越来越强化资本国际统治地位和使第三世界更深地陷入不利处境的过程。世界公正舆论已经普遍注意到这个事实。乌拉圭回合谈判刚刚“圆满”结束，一位英国作者姬曼妮即在《乌拉圭回合对谁有利？》中系统回答了自己的设问。该文写道，虽然关贸总协定共有 177 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但北方富国却以拥有世界贸易大份额为由一直左右着会谈进程，使受北方富国主宰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体制改革打开南方穷国经济大门之后发生更加有利于富国的变化。跨国公司将进一步膨胀。国际贸易虽然以 12％的年增长率扩大，由此产生的财富却有 2/3 流入富国。发展中国家大概会由于出口量增加 2.8％得到约 200 亿美元，但这些好处将因为取消目前限制纺织和服装贸易的多种纤维协定而被消除。非洲每年损失大约30 亿美元，最穷国家干脆就是“绝对的输家”。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强大的贸易对手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弃对外资特别是外资利润从本国汇出的管制。如此等等。总之，“所谓‘圆满’，是对几个贸易集团和经济大国而言的。至于那些穷国，新达成的协议条款只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苦难。穷国对它们原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将进一步失去控制能力”。德国《经济周刊》1994 年 12 月 8 日的《世界贸易组织》举例说：假如某项仲裁对那些想要反对无理的贸易制裁的发展中国家不利，它们虽然可以提高惩罚性关税，但是小国的惩罚性关税根本吓不倒贸易巨人美国和欧洲。墨西哥《至上报》1994 年 12 月 31 日《社会发展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援引关贸总协定的一份最新报告披露，随着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执行，到 2005年，欧洲联盟、美国、日本年收入可分别增加 1640 亿美元、1220 亿美元、270 亿美元，第三世界国家乐观估计总共只能增加 1160 亿美元。
第二，最后协议第一次列入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使早已导致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冲突加剧的知识产权问题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形式在世界性贸易协议中确定下来。如《华尔街日报》1994 年 8 月 15 日一篇谈论关贸总协定的文章引述的英国贸易分析家彼得·马登所说，“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通常是既有技术、资本又有知识的国家－－即本来情况好的国家――会取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