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民主不行”的时代
[摘要]有民主和法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民主和法治的进程与和谐的进程是同一个进程。【原文编者按】各位读者朋友，新年好。这篇文章很长。本栏目时常发表长文，不免让人讨厌，但2016年的第一天，我们还是来了。又来了。而且，超级长。20，000余字。认同“不民主不行”的朋友，可以看看桑玉成先生所说“‘似序非序’的东东”，与您所想是否一样。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对“不民主不行”表示不认同的读者。如果有，只得有劳把这个“‘似序非序’的东东”再从头到尾好好看一遍了。（笑）在此，也感谢作者朋友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出版这样的一个集子，编辑照例也希望我写个“自序”再加上几位老前辈的肯定性甚至是赞美性的序言，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自己写一个“似序非序”的东东吧。关于书名。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里曾说，若考察高山，需厕身平原，若考察平原，需高踞山巅。由此他说，真正认识君主的人，是平民；而真正认识平民的人，是君主。马氏说这个话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平民，纵论君主治国理政之道，不能视为僭越，也不能认为是狂妄。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话，所以也就取了这样的一个书名。关于体例。为使集子相对有个主题，我收集了关于民主、关于政府、关于政党的若干篇论文，所以就有这样的民主篇、政府篇、政党篇结构。当然，这其中没有清晰的界限，互有交叉，也为正常。关于这个“似序非序”。以下的文字，是我三四年之前就开始动笔的一本书的第一部分，后来由于种种客观主观的原因，觉得还是不写出来为好。但是有些想法却日益深化，弃之可惜。于是，就把这个第一部分作为这个集子的“似序非序”的东东。就此而已。当着我们进入到21世纪、当着我们被卷入到了全球化的体系、当着我们迈进了科技主导下的社会圈里，我们终于又发现，我们实际上也已经生活在了一个“不民主不行”的时代和潮流之中……中国共产党在2012年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双百愿景”尤其引人注目。这“双百愿景”是说：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双百愿景”的提出，毫无疑问，应该说也与我们的时代和潮流有关。我们特别要重视的是：2021年也好，甚至是2049年也好，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留给我们的空间也不大，容不得我们“慢慢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融入这个时代的潮流之中，刻不容缓。无论是在人类的政治史上还是在政治学的发展史上，恐怕没有一个词汇能够比“民主”的使用频率更高的了，同样也没有一个词汇能够比“民主”更为普及的了。信仰民主的人和不信仰民主的人，支持民主的人和反对民主的人，运作民主的人和不运作民主的人，等等等等，或许都会高频率地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甚至也都表示出对于民主的偏好和热诚。而且，似乎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所有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民主，其心底里也都还是比较清楚明了的。尽管如此，人类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似乎也成了人类生活中的头等难题。人类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直至到今天，虽然人类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依然还不能说，人类就完全摆脱了饥饿和贫困。同样，人类为了摆脱专制和独裁，同样也是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甚至还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固然也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就此来说，人类就完全摆脱了专制和独裁而过上了民主的政治生活。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人类毕竟进入了一个民主化的时代和潮流之中。我们今天的时代，可以被称为是一种“不民主不行”的时代。一、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在一个正常的政体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不问政事而专问家事的，当然其前提是在他人过问政事之后不侵犯到他的那块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过问政事的人侵犯到他人的利益，这时候的人就有了那种双重被剥夺的感觉和情绪，即既没有从政又失去了其应有的利益，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过问政事的需求。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一个政治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当然会时不时地提及政治发展中的民主问题。因为民主的问题既是人类政治生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有一次，忽然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是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呢？如果我们有吃有穿，有喝有玩，甚至也有丰富多采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没有民主的政治生活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干系呢？确确实实，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中，一般的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不会介意过不过民主的政治生活的事情。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在一个正常的政体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不问政事而专问家事的，当然其前提是在他人过问政事之后不侵犯到他的那块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过问政事的人侵犯到他人的利益，这时候的人就有了那种双重被剥夺的感觉和情绪，即既没有从政又失去了其应有的利益，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过问政事的需求。这样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应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过问政事的人肯定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当着绝大多数的人过问政事乃至于卷入政事之后，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运行不正常、秩序不稳定的社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需要不需要民主、过不过民主的政治生活，与上述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员与过不过民主的政治生活这样的问题并不相干，或者说，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并不一定要过民主的政治生活，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与政治生活好无干系，所以是民主的政治生活还是专制的政治生活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而认为民主是可有可无的政治生活。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民主不行”的时代。要问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的分析视角。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主要有如下一些理由：第一，民主是人类最为原始、最为朴素同时也是最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一般来说谁也不会去探究人类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譬如说，在很早很早之前，人类是如何组成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的。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在最早最早之前，应该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的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所谓的政治结构。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政治结构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产生的。然而不管怎么样，人类也一定有一个进入到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的状态之中。据认为，人类进入社会即政治共同体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共权力的配置问题。因为很显然，不管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是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还是从猴子那里逐步演进而来的，我们都是同一个来源，因而具有基础性平等的性质。但是现在，我们要组成社会，组成政治共同体，铸造我们的公共权力就成了必要。于是，我们就需要有人来执掌这样的公共权力。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任何一个群体性的结构中都存在，譬如说我们现在有那么几十个人，要组成一个群体，那总得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来承担一些公共性的责任和事务，那么如何产生这一个人或几个人，就是我们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承担这公共事务和公共责任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承担这个公共事务和责任的人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还是不能得到好处，都有一个公平配置问题。于是，人类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种办法，或者用抽签的办法、或者用轮流的办法、也或者用大家选举的办法，来产生这样的一个或几个管理公共事务的人。这样的故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都有记载。在古希腊以及在古罗马的早期城邦中，都有那种最为朴素最为原始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即使是在当时如众所周知的原因，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表达工具，如纸张笔墨等等，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人们也想到了用石块、用豆子来进行“投票”，来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甚而至于，人们还想到了用这样的办法来进行“反投票”，即在那些他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工作了一定的时期以后，当时选举他们出任的选民们照例会进行一次“投票”，给他们不满意的“领导人”投上一颗小石块之类。其结果可想而知，获得了最多或者较多石块的“领导人”就这样被“OUT”。饶有趣味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非常古老的东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经早已被遗弃或者被改造，但是这样的最为原始最为朴素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形态，虽历经代代相传却依然被发扬光大，依然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民主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之认同的政治理想。笔者从事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过30个年头，期间也或多或少地担任了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或者说领导工作。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使我获得的最最重要的感悟就是：人的复杂性。如果把人也看做一个研究“对象”来看待的话，那我要说的是，“人”这个对象的复杂性是任何其他对象的复杂性所不能比拟的。譬如说，由于人的生理差别和生活环境的差别等等的原因，所以人的认知水平和思惟方式往往就形成了重大的差别。如一个东西，我说是圆的，你说是方的；一个菜肴，你说好吃，我说不好吃，诸如之类，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情况在社会领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法律，一个制度，一个政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招致不同的评价和对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说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支持。民主，就是这种迄今为止能够被绝对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文化程度的高低，我们很少见到有人公开站出来叫板民主，叫板民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即使是其压根儿就不赞成民主也没有搞过民主的人，也不会公开地站在民主的对立面。这几乎是其他所有的东西所无可比拟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没有人反对民主。古今中外，反对民主的人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但是，反对民主的人一般都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民主不好，往往总是转弯抹角，王顾左右，如此而已。所以毫无疑问，我们说民主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之认同的政治理想，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三，民主政治的道路是大多数政治体已经走或正在走或准备走的道路。对于人类的政治生活来说，如上所述，民主无疑从来就是一个最高价值，是一个能够得到最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政治理想，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建设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概而言之，民主是很多国家已经在走、或者将要走、或者正准备走的道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似乎完全不用去考虑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的还是不坏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因为很多很多的国家已经在走、或者将要走、或者正准备走民主的道路，所以我们也必须顺着这样的潮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反过来说，人家都在走这样的道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就一定要“逆着潮流而动”，就是要走出另一条别的什么路出来。这还正如在大暑天烈日炎炎之下，很多人都往树荫下避暑的情况一样：那么多人避暑，你却偏偏不进树荫而甘愿在烈日下暴晒，除非你是健身的需要，做一些所谓日光浴的事情，否则一定是难以被理解的。前几年，学界朋友俞可平先生曾著书立说，称“民主是个好东西”，立即引起了理论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是啊，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因为民主可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的需求，民主可以建立起一种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民主还可以有效解决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诸如此类。其实，如上所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说民主能够怎么怎么的，就凭世界上很多很多人天天将民主挂在嘴边以及很多国家正大步走在民主的道路上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判定，民主肯定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后来又有学者站出来纠正，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好的东西，民主也是一样，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似有不妥，因为民主并不是说不出问题，据称民主制度下也有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产生，所以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我不知道所谓的“好东西”与“不坏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差别，但是我想，这“好”当然包含着“不坏”的意思，但是反过来说，“不坏”却并不一定就是“好”。所以很显然，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的学者，其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人们，民主也不一定是个好东西，或者完整些说，民主是一个既不好也不坏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开了以后，我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以及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的学者，都应该好好提升思想境界了。因为无论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还是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的，都不足以表达党的十七大对民主是什么所作出的深刻判断。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郑重宣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让我们来好好想一想吧：不管一个东西有多么的好，我是可以不要的呀。对于一个好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更不要说是一个不坏的东西了。但是，“生命”你绝对不能不要！生命是一个人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要义！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就是这种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是一个不是可以谈得上“好”还是“不坏”的东西，或者透彻一些说，是一个不管你认为它是“好”还是“不坏”但你都不能不要的东西。这个判断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论断的进一步提升或者说进一步的强调。早在1979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民主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主要是因为：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而且更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甚至还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一个半多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在创立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就确定了他们的民主社会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就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当然，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具有“生命”意义的民主始终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曾一度时，甚至有着那种被扼杀的状态。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才只能说处于初级阶段；反之亦然，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其具有“生命”意义的民主也就不成熟，也还处于成长过程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我们各级各类的领导干部，都需要有一种爱护这个“生命”的意识，都需要为维系这个“生命”、促进这个“生命”的成长而有所作为。如果抑制、摧残甚至扼杀这个本来就不成熟的“生命”，那就是对社会主义这个肌体的不负责任，就要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回想起来，建国以后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大致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有一个叫做类似于“完成式”的认识。在建国后早期的一个很长时间里，我们普遍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大致是认为“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之日，就是民主政治实现之时”。但是后来，改革开放了，国门打开了，还有，我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由此，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并不是我们过去说的那种“虚伪的”、“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进”之类的情况，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表明，我们搞的一套与民主政治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思想解放，我们还摆脱不了长期以来的那种思想禁锢，我们还没有能够抱持在这样的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尽管我们注意到了上述情况，但是还是对民主的问题不敢有所谈论。曾一度时，我们“谈民主色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无疑是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正是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大胆地揭示了我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通过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曹沛霖先生在2010年7月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纪念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发表30周年的研讨会上认为，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其意义非常深远，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人、也是第一次从社会主义自身的角度，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在这之前的多少年内，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以及思想家一直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完美”形象，而邓小平以他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也需要改革的问题。在三十来年的进程中，从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十七大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到十八大的“双百愿景”，我想，应该到了对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形成统一认识的时候了，我想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去争论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了。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制度设计和方案设计，沿着大家都在走都想走的民主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第四，民主还是已经被证明用来解决人类很多矛盾、冲突以及困境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美国政治学者萨拜因，著有《政治学说史》一书，好多年前有个译本，近年又有已故邓正来先生翻译的新版本。萨拜因在解说什么是政治学说的时候说，政治学说就是用来不断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主张。这是非常精辟的观点。政治学是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如何能够将一定地域如一个国家的千差万别的人类有效地组织起来，是一国政治统治之要义。然而如上所述，人是复杂的，人的复杂性是任何对象的复杂性所无可比拟的。人类社会似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利益的冲突、民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思想的冲突、意志的冲突等等，而且这种种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类的矛盾和冲突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政治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同时也是政治领导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我们过去在谈到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的时候，总是认为那就是暴力，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极有道理的观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观点，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就是说，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国家也好，政治也好，其体现的就是一种暴力。然而，暴力是国家的最后手段，而不是、也不能是经常性的手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绝不能以暴力作为政治统治的经常性手段。人类的矛盾和冲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需要在非暴力的状态下用非暴力的手段给予解决的。从人类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来看，能够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科学有效的方法，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正是民主。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国家，人们用民主的政治制度解决了国家统治权的正常的、有规则的更替问题，使国家政权走上了持续的稳定。而这样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总是带来战乱和纷争的根源。一些人或者一些政治集团为了获得国家的统治权，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战争；为了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也不惜强化武器装备，扩大军警力量，以防范反对势力，如此等等。我们也注意到，在很多国家，人们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等等方面的问题，所谓达成了“政治和解”，使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等等之间实现了各得其所、共存共荣。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在很多的国家，人们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政治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很多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或者在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也是危及其政治体自身并腐蚀社会的最为严重的政治毒瘤。值得注意的是，腐败是一定政治体自身的催化物，即使说，不是所有的政治体才必然滋生出腐败来，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才能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但是，由于腐败危及政治体的健康和发展，所以几乎所有的政治体都必然地要与腐败作斗争。然而，人类的政治经验表明，惟有民主的政治体才能比较有效地打击腐败并能够有效地抑制腐败的滋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当今的政治发展中，都已经有了明证。韩国的例子，我国台湾的例子，等等等等，应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抑制了腐败问题的蔓延。还有，人们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协调了社会成员的不同利益，抑制了社会利益之间的纷争；整合了社会成员的不同意见，形成了相对趋于一致的意见表达，从而形成了社会稳定发展的舆论基础，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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