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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军议论的国共内战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1)
&&&&一天我偶而去了一下台军的论坛，他们在讨论国共内战中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觉很有意义，我把这些记了下来以餐主读者，或许我们从中可以感悟到什么。
&&&&国军在内战失败有人说是命中注定，绝非人力可以挽回，有人又说国民党太腐败了，失败是必然的，国民党不把土地分给农民，已经失去了民心，在战场上战败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些议论有一定道理，但我又认为，这种从政治上的讨论已经太多了，完全没有必要再议论下去，我们为何不换一种角度，从兵法角度议论国共内战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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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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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真实有效的信息，以便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为您严格保密。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来源：互联网
【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人民战争路线，对最终的胜利究竟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甚至，由于国民党没有发动群众，所以就很大程度上催化了失败结果吗？ 建议看额外参考： 国共二次内战，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
现在终于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过去20多年我曾经给这个问题准备过很多答案，依次自我否定后，又在新的维度回到原点，才有了你即将看到的东西。过去宣传说土改后农民志愿从军、支前，打造无敌之师。 后来知道，解放军征兵也按名额强派，支前主要靠雇佣，志愿兵微不足道。但共产党思想先进，组织严密，土改后征兵征粮效率比对手高的多，在更高层次实施阶级斗争，所以必胜。全文如下：但原文还有一个影评放在正文前面，所以我就摘干货过来了1 好人？坏人？几代人以来，中国人对解放战争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正是徐克这一版电影的叙事风格——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兵是坏人。好人为老百姓打仗，英勇无畏；坏人为反动势力看家护院，战战兢兢。人多的时候，坏人偶尔会赢，但只要解放军集中兵力或是擒贼擒王干掉反动军官，战局立刻就是一边倒。至于为什么解放军是好人？为什么国军坏人多还要打败仗？为什么只要干掉军官，坏人就一哄而散？看电影、听故事的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甚至许多成人也持类似的看法。反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反正“好人”最后赢了，搞那么清楚干啥呢？2 土改 保卫胜利果实？第二重印象就要理性一些。因为小孩子谈感情，成年人要谈理性，谈利益，抢我利益的是坏人，一起分享利益才的是好人。中学课本也好，严肃的纪录片和电影也好，谈到解放战争都要点出土改这个要害。指出解放军站在农民一边，替他们抢来了地主的土地，保卫土改成果。所以得道多助，农民支持解放军，愿意参加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国民党军则站在地主一边，保护反动势力，打到哪里都是四面树敌。当时的中国是个落后农业国，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的大多数是贫农，解放军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大多数人支持解放军，战争结果不言而喻。迄今为止，这套以土改为中心的解释还是官方的主流宣传词，是多数影视编剧的政治出发点，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新一代人听到的最普遍说法。以土改为中心的简化社会模型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只要想一下就能发现许多逻辑问题。其一，多数人支持并不构成胜利的充分条件，历史上均田免粮的造反者多了，成功的没有几个。其二，许多地方的土地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常常找不出占有多数土地的像样地主，或是是荒地广阔，土地本身不构成主要矛盾。第三，城里没有地主，共产党虽然反对官僚资本，但也没有许诺要把资产分给工人，但共产党在大多数城市也获得了支持。再细细推敲，还有一个政治上不很正确，算术上却无可辩驳的说辞可以用来反对这第二重解释：首先，解放军有上百万人，农民参军不过是给解放军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力量，“保卫胜利果实”这个目标因此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但对自家来说，减少一个壮劳力，土地会减产，房子没人修补，和邻居争利益会挨欺负，这是100%会发生的事实。算利益，为何农民家庭愿意以派壮劳力从军、交公粮为代价，换取那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为何农民在国民党军到来之时，会冒死加入民兵打游击？稍加分析，就能发现“保卫胜利果实”最多只能作为征兵、征粮的宣传说辞，实践起来解放军不可能主要指望志愿兵和农民的捐献打仗，胜利必然依赖更踏实的机制。对于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来说，想到这一点不难，甚至在读书时我就见过同学质疑历史老师的说法。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释。3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既然无法从基本力量上解释，正常的想法自然是归于高明的计策。三十六计、三国演义、田忌赛马、说岳全传……几百年的世俗文学熏陶下来，要说服普通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源于“谋略”并不难。更何况“谋略”这东西不仅适合用来写文艺作品，也适合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自从80年代官方政治-历史教育受到普遍怀疑以来，只要是谈到解放战争乃至共产党整个革命历程，随便哪个健谈的人都可以谈战史谈的口沫纷飞，内容不外乎是这样：【“毛泽东压服林彪，让东野先打锦州真高明！要让蒋介石先巩固了锦州，还不知道是毛主席还是蒋主席呢！”“刘邓大军南下，被堵在黄河边。刘伯承弄了几千个葫芦，扣上钢盔飘过河。国军还以为是共军强渡，拼命开枪开炮，刘伯承趁机就从别处过去了”“粟裕算准了杜聿明要往西跑。要不是粟裕想的清楚，让杜聿明带几十万人跑到江南，这长江就过不去了”“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全是共谍，国防部机密文件都提前让共产党看到了。为这一仗，共产党提前几十年就埋了钉子，要不怎么赢的这么容易……”】当然，这是水平比较低的讨论，资料来源往往是标着“解密”、“真相”的地摊杂志。随着讨论的深入，其中也会产生翻战史，看地图，查外国资料的专家，能做出许多上层次的分析，严密程度、探讨问题的深度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和地摊文学。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该不该把精锐部队派往东北？如果杜聿明在四平取胜后勉力渡过松花江，林彪是否会丧失回旋空间？彭德怀攻榆林前后，双方各自犯了哪些错误？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是否意识到二野主力被低调派往西南？许多解答整理出来还颇有道理，值得一看。但是，无论分析水平高低、严密与否。在这一系列的探讨中，设想的解放战争都是一连串的对弈。毛泽东、蒋介石、白崇禧、彭德怀等人分别在不同的棋盘上落子，共产党棋高一着，胜多负少，所以最终赢得了胜利。对于这一层次的研究者来说，不论最后总结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是“共军太狡猾，从抗日时就保存实力、潜伏共谍”，他们实际上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甚至官方的许多宣传，也往往把胜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计无不中。电影严肃如《大决战》系列的潜台词正是如此。4 组织的力量“谋略论”的致命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棋高一着。为什么高明的将领、专业的间谍、战术多变的军官总是出现在共产党一边——明明国民党能从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军队中选拔人才。于是，“谋略论”走到最后总是变成了“天命论”，用神秘主义和运气来解释解放战争指挥水平的差异，这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理性原则。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组织水平。a 有组织才有战术军事理论和历史战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应该尽量绕开敌人的坚固阵地，攻击对方的后勤仓库；应该让部队机动起来，躲避敌人的火力，寻找对方的弱点；应该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些原则双方的军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实施，还要看部队自身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的军队每天只能走50里，对手的主力能走100里。这时候你就没资格琢磨迂回包抄、花样百出的玩调动了。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对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况下从容应对。运动是相对的，你企图绕过敌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侧翼先暴露给了敌人。显然，在对手比你快一倍的情况下，胡乱运动是作死。所以，运动慢的一方最好还是给自己挂个条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老老实实地一线平推。“用兵以能聚散为上”。除了迂回，实施任何复杂战术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队也有战斗力。分出去的1/10兵力达不到全军战斗力的1/10，这很正常。但如果连全军战斗力的1/100都达不到，那分兵就没啥意义了。在真实的解放战争中，运动速度慢、小部队缺乏战斗力的一方正是国军。为什么？因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中下层军官、和底层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军阀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军队。在行军中，士兵缺乏快速行军的动员和激励，军官担心快速行军有逃兵（夜行军尤甚），食物供应也歧视一线单位，再加上各单位的行进难以协调，自然比共军慢了不少。纵使国军有再多的战术奇谋，也无从实施。对于国军各级军官来说，军队是自己的本钱，精锐打光了未必有人给补充，好武器用坏了没准会换成落后的。所以分兵的时候，无论是一个师还是一个连，都不愿意单独承担作战任务，都不愿意离开主力太远。结果，国军每次分兵都意味着漫长的扯皮，被分出去执行战术指令的部队无法做出任何威力侦查，会被任何有积极性的解放军小部队甚至游击队压缩向主力方向。所以，国军一方面无法实施复杂战术，另一方面部队控制的范围极小，只在主力行军纵队前后几公里才能做到有效控制，把剩下的战场都扔给了来去自如的解放军。1948年6月，晋军“亲训师”居然会让徐向前的几个旅埋伏到几百米内无法发觉（徐向前元帅距敌不过2公里），排着整齐的密集队形走向解放军的数百挺机枪。徐向前用20世纪的武器打了一场冷兵器时代的伏击战，消灭7000“精锐”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晋系军队最精锐的师都派不出一个有主动作战积极性的侦察连，只能靠主力的目视侦查来控制战场。阎锡山输的不冤枉。b 有基层才有资源组织能力差异不仅仅体现于作战层面。在基层建设方面，国民党更是输了个干净。上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是士绅土豪自治的空间。尽管三民主义也包括“平均地权”，但国民党从未实施过有效的农村改造，从未落实土改和减租。国民党的党部和县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只能蹲在城里和士绅谈判，获取农村资源——或是翻脸命令军队抢劫、拉壮丁。但无论哪种方式，收集粮食和劳动力的能力都很低，都会在中间环节出现大量的贪污和浪费。对40年代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土改和减租最大的实效不是激励农民志愿从军，而是借此掌握乡-村级政权，让高效的现代官僚管制延伸到农村。土改之前，收税（公粮）要让乡村士绅和县里的官吏层层过手，穷人承担的多，富人不但少交，还能赚粮食。共产党把干部派下乡，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土改，同时发动农民起来，把各级乡村政权和士绅大户清洗了一遍。土改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可以直接核算土地面积和产量，用远低于国统区的实际税率获取更多的粮食。在征兵方面，国统区士绅买通官员把持拉壮丁业务，随意强迫贫民子弟当兵，借机敲诈中等人家，每次征兵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共产党虽然也要在解放区征兵，但可以越过地主阶层直接清点役龄男子，名额分配公平，不会随意免除一部分人的服役义务。同时，共产党政权拨出税款补偿军属，要求未征兵家庭替军属耕地，从而大大降低了从军的成本。在未激起太多不满的情况下，共产党用全国1/4的人口为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兵源。控制了基层政权，共产党就能掌握农村的剩余粮食和劳动力，野战军一时用不上的资源可以拿来建设民兵。民兵打不过正规军，跑不过土匪，但能让任何企图染指农村剩余粮食的集团不断的放血——无论是日本步兵中队，国民党保安团还是土匪。土匪要么逃到深山，在饥饿中逐渐散伙，要么被迫去攻打集镇，和正规军作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地方治安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共产党已经建立基层政权的地方，解放区即便丢给国民党，也不会为其所用。四平战役失败后，林彪就任东北局书记，第一次讲话就要求全体干部【脱下皮鞋，放下皮包，换上衣服，离开大城市，下到农村去搞土改，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不要像二流子一样在城市里晃来晃去；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才能解决兵源、粮源、伤员的问题。】东北野战军乃至全国解放军的胜利，物质基础不是大炮和坦克，而在于党组织能够命令干部离开大城市去农村，用根据地建设抵消了精锐国民党军初期的的犀利进攻。c 有团结才有战略从高层组织水平来看，国民党的南京政权不过是军阀共主，实际上各行其是。晋系阎锡山恨蒋介石的程度不逊于怕共产党，白崇禧宁可看着共产党赢得淮海战役也不给杜聿明增兵，渡江战役之前，汤恩伯宁可坐视共产党轻松过江，也要放空西线，诱导解放军先去碾压桂系的湖北。内讧如此，再好的战略又如何执行呢？反过来看共产党，45年一声令下增援东北，全国十几个解放区抽调精兵强将，让林彪这个多年不带兵的空头司令瞬间拥有最强大的部队；冯白驹带领琼崖解放军在孤岛上发展20多年，和来自东北的第四野战军约定共同作战，四野船队在海上耽搁了，琼崖纵队还是按时拼死出击，攻击有重武器的敌人，用生命换控制登陆场的时间，一直熬到四野偷渡部队上岸。无条件的团结因素才是共产党战略决策显得更“高明”的原因。总的来说，用组织水平来解释国共战争的胜负的确很有说服力。第二层次的“土改说”和第三层次的“谋略说”都可以在这个结论下得到更清晰、更符合逻辑的阐述。目前大多数认真的研究者最后都走向了这个结论。5 狠挖思想根源a有人不算穷“组织论”的主张者往往认定共产党组织严密的原因是列宁式体制。即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十月革命传统，以“革命先锋队”体制管理全党，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组织原则。但这和“谋略论”有同样的问题——为何国民党和其他军阀不能采取类似的方案？为何国民党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结构？从史实看，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本身就是靠苏联顾问指导；蒋介石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常委，是共产国际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25年胡汉民代表国民党要求成为共产国际支部，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担心过早引发帝国主义干涉才未成功。从“列宁式”组织的传承来说，国民党即便不能说比共产党继承了更多的遗产，起码也算是拥有共同的起跑线。绝不能说共产党垄断了独门的“组织秘籍”。既然设计图是共享的。那么问题的核心还是还是出在构成组织的材料——人。什么样的人会加入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政治组织并充当忠诚的骨干？首先，他必须理解什么是“全国”和“世界”。上千年来，大多数农民一辈子没去过县城，顺从地在乡下服从士绅的管理，直到帝国主义带着工业化的力量进入中国社会，这个格局才被打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上千万人接受了新式小学教育，还有好几千万人离开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或者庄园经济，集中到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参与或至少见识了近代化的工商业生产——比如三次闯关东的杨子荣。对于这批人来说，世界再也不是一个村子或者一条山谷，而是几亿同胞共同生活的一片广大领域。他们开始发现几亿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独立于这个大世界改变自己的家乡。其次，他必须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希望自己作一个好人，希望大多数人也能在一个“好”制度下做一个好人。理想主义往往来自于现实主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了百年动荡时期、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渐渐拉开、农村的士绅土豪因为购买西洋商品而逐渐加强了剥削。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破坏了中国人的农业社会，却未能提供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做替代。这逼迫考虑现实问题的人转向理想主义，转向寻求社会革命这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满足这两个因素的人有几千万。由于农业社会秩序解体，通过教育可以成为潜在组织力量的人还有上亿。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提出一个可行方案来解决问题？”b 时来天地皆同力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共产党明确地指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梦想成真的方式不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继续努力，而是努力打破现有结构，消灭浪费希望的少数人。为何说少数人浪费了希望？因为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剩余产品。几亿人在糊口穿衣之余，积攒起来的少数剩余财富被统治者拿走了。农村地主（不论好坏）都占有地租，城市买办垄断了大多数商业利润，这些地租和利润没有被用来投资现代经济，而是用来消费西洋商品，用来投机获利，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储存起来。所以说旧社会的统治集团既落后（通过传统方式聚敛财富）又反动（拒绝把财富投资于社会转型），只有打倒他们，中国人才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这个绝望的社会。共产党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有力——阶级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观感；夺回剩余财富用于全社会现代化投资的方案超越了传统农民起义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纪视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在已经被近代化浪潮冲击的地区，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还不明显的地区，共产党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让封闭的农业人口认识到今夕何年，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挂钩。所以共产党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能够从中挑选最忠诚、最能干的人搭建组织架构。相反，国民党虽然也继承了列宁主义的架构，却始终企图在原有社会架构上搭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然后逐步提出改良方案。国民党强调自己是上千年来中国旧结构的继承者，把农村士绅和城市买办当做盟友，通过旧的税收结构和投机市场来收集军政资源，也继承了旧体制的反动。国民党的方案或许也可以收买一定的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但考虑到旧体制的低效，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无法被全部收买，也无法在这个体制下实现“做好人”的愿望，自然宁可站到共产党的一边。国共的组织基础因此出现了数量级的差异。从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的控制区虽然一直比国民党小，但如果不计算那些“全省人民加入国民党”、“到操场坐2小时，大家就都是三青团成员”的荒谬事件，只比较县区党部（党委）踏踏实实发展出来的、能掌握的党员，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一直要比国民党多。所以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改造农村，接管城市现代化企业，最后打翻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则遇到了死结：组织薄弱—→无法改良基层—→资源获取效率停滞—→组织发展停滞—→组织劣势进一步加强。即便中间出现了日本入侵、美国援助这些极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派系的事件，陷入死循环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在40年代末被彻底赶出大陆，依靠从整个大陆撤退的组织力量到台湾去搞土改了。总而言之，解放战争的胜负，根源不在49年渡江，不在于48年发起的三大战役，甚至也不在于46年抢占东北应该快一步还是慢一步。从20年代北洋政权解体开始，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必然趋势：正确的革命思想带来先进的组织—→先进的组织令更多高级策略和先进战术成为可能—→战场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土改成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买办和地主，在4亿人口面前树立了无可置疑的“解放者”和“好人”形象，自然事无不成。这个过程就是样板戏时代几亿中国人可以背诵的一个寓言：【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把20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拿来当背景，才能在这个平常故事中读出排山倒海的力量。6 返璞归真 大道至简说了这么多，和徐克的电影有什么关系？还真有点关系。徐克的电影是第5版《智取威虎山》，我也推演了解放战争胜败的5重理由。其中最初、最简单、最直观的解释和这一版电影的逻辑一样：【好人会赢、坏人会输】。经过一轮轮的推演，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让有想法的中国人争相选择当共产党，选择为所有同胞做一个好人】。转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好人论”。当然我们知道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前者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期望，后者是基于社会现实，结合国内外经验作出的宏大战略。然而，两个解释之间的相似绝不是偶然。孙子兵法明确指出：“上下同欲者胜！”。最高战略部署和普通士兵的行为达成一致，国家命运和普通人的生活不谋而合，正是伟大变革的必要条件。士兵行军一天，进门就帮房东打水扫地；艰苦的战斗后解放军严肃执行俘虏纪律，给俘虏治伤换药；辽沈战役八十万大军过后，锦州的苹果一个没少（见毛选）……无数个“好人”最后汇成洪流，扑向不让普通人做人的旧社会，这就是杨子荣、少剑波为了新中国而奋不顾身的年代，就是为今天的繁荣富强奠基的解放战争。参考资料：
从我个人接触的几个实例说起：去年我担任过唐德刚先生建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协会的助理，在广州地区采访在世的抗战老兵。以下是其中几人的故事：肖桂荣老兵。1943年时日军炸坏其初中，没了书读，于是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参军。原被编入远征军14团，因为他有初中文化，所以后来被编入第五军第200师600团团部当文书，但由于团部书记沉溺于鸦片，将所有工作都推到他身上，加上他受到团长赏识，有意提拔他，个人的不满加上升迁的希望，使他申请调到战斗部队，于是被派遣到600团第2营步兵第5连第2排担任上士排副。总共在昆明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训练后，便被派遣上前线。在战场中，肖老数次走过鬼门关。在龙陵时受命率领一个加强班阻击一个营的日军渡河，从而让大部队迂回过河从侧部进击日军。大家可能对于加强班和一个营没有什么概念：肖老当时的加强班，只有十七个人。而日军一个营的编制，约有三百至四百人。因为装备落后，肖老部队的机关枪和步枪根本打不过河，抛掷手榴弹也抛不过去，只能使用枪榴弹（请自行Google，当初我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使用枪榴弹会暴露自己，所以极易成为日军目标。当大部队完成迂回进攻时，十七人的加强班，只剩下了两人。当初讲到这里时，肖老泣不成声。后来肖老还数次走过鬼门关。后来在攻打龙陵县城的时候，近距离和日军拼刺刀，右股被日军刺伤，跌倒在地，将要被杀死之际，一个战友在身后突然冲出，抱着日军一起滚下山崖。由于当时战场烟雾弥漫，肖老根本来不及看清这位牺牲自己的战友是谁。又一次，在建筑工事的时候，一颗子弹从头顶擦过，留下一道至今可见的疤痕。肖老最后一次死里逃生，却充满着滑稽的意味。战争结束后，他本来是要乘坐团部的飞机回昆明的，结果在临上机时，副团长的一个亲戚挤走了他的位子。飞机在飞回昆明的途中撞山，全机人员无一幸免。这样一位为抗战出生入死的老兵，回到昆明后，却成为了成为了“编外”。编外者，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要缩减兵员，节约军款，将部队合并。当时的96师和200师合并为新的200师。两个师可以合并为一个师，两个连长却不能合并为一个连长。因此虽然肖老在战争中已升迁为连长，但由于他不是军校嫡系出身，加上军龄较浅，遂成为了“编外人员”。在昆明苦等了一年多，没有任何关系的肖老仍是没能受到任何人的待见，后来连少量兵饷也被取消了，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广州投靠其大哥。他离开时，政府连路费都没有提供，结果他只能一路坐霸王车，吃偷来的食物，一共走了几个月，才走到广州。我问他，对共产党怎么看，他这样回到道：肖：當然是支持共產黨啦！葉：支持共產黨啊？肖：對啊。支持共產黨，那時候啊，做工的才不管共產黨或者什麼別的。總之做工了之後，不做壞事，就一視同仁的。我那個時候。葉：不是啊，就是說，你支持共產黨的嘛，那為什麼你心裡面會支持共產黨呢？肖：因為共產黨公道嘛。葉：你是從哪裡看出共產黨比較公道的？肖：我說啊，抗戰勝利的時候，自己出生入死，打到勝利了，自己卻什麼都沒有。自己心裡面就……葉：很憤懣？肖：很憤懣。到共產黨的時候呢，每個人一律平等，所以我就說共產黨好。另一位老兵，在此隐去名字，在此姑且称为唐老兵。唐老兵曾几次登上媒体，身份自然是“抗战老兵”，但在某程度上，他其实和抗战联系并不大。他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因此从小就就读名校，包括著名的南洋模范学校。中学毕业后，一方面由于成绩不好，另一方面因为家中后母不待见自己，而就读军校门槛较低，不需要家里出钱，因此进入黄埔军校（第十二期），就读时，军校还有补贴，每个月发到手上的大约有一块多，而当时到茶楼“饮茶”（喝早茶）只需要三到五分钱，到电影院看戏也只需两分钱。1937年抗战爆发后，前线基层军官伤亡众多，因此军校生被命提前毕业。毕业时因为成绩不好，平时表现也不佳，没能留校，被分配到余汉谋的第四路军第65君第187师第1097团团部任少尉见习官。当时战斗部队急需军校生补充基层军官，黄埔生更是首当其冲纷纷被调到前线。而唐老没有被分配到前线，很可能是其父亲的关系。当时，唐老因为学过“经理”，所以在团部负责“打算盘”，即计算、会计之类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学习无线电，结果无线电设备一直都没有拨下来，唐老无所事事地等了一段时间后，就在连无线电都没碰过的情况下，因其姑丈在广东省教育厅任鼎鼎大名的许崇清的秘书，又被聘任到广东省教育第五科负责管军费，后来觉得一个“军佬”在民政机关中太闷，就请了长假走人。靠同学介绍，又在军队中谋到了排长一职，自然，这也不是战斗部队，而是在补充兵训练处中，负责接收新兵。结果没有耐性，又通过人介绍在湖北黄琪翔的部队中任“参谋”。不过其实这段经历相当可疑。刚开始时，唐老说他八年抗战都在黄琪翔的部队中任职，但其实在1941年黄琪翔就因为其反蒋经历而被明升实降，被调到第六战区任陈诚的副司令，没有了队伍可带，自然也没有了参谋部。后来在迂回提问之下，唐老才说出他在黄被调到第六战区之前，已经因为“做得没有意思”又再次请假走人到重庆。其实就我个人经验推断，唐老有没有任过这参谋一职也十分可疑，因为一个在军校中学经理科（相当于后勤科），在之前又只有文员经历的情况下，要在军部中找到参谋职位，可能性实在不大。到重庆后，唐老得到一份肥差：在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总经理署重庆分署的会计科中担任文员。这个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总经理署是什么东西？只需要说一件事情，大家大约就会知道其分量和油水了：其署长，是宋家的一员，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为什么唐老能在其中某到职位？因为他的爸爸此时就在署中的总会计室任职。这个机关的机能，就是将欧美国家从滇缅公路运来的物资接收并发放到全国各地。后来，唐老又被分到西南运输署的川滇公路分署任职。抗战胜利时，他已因为战争期间的“贡献”，被升任为中校，被调到南京的中央训练团受训，学习财务。半年毕业后，被调任到江苏、浙江一带任税务官。税务官，有钱之余，有十分无聊，于是唐老就天天跳舞，一天三次，早餐后一次，午餐后一次，晚餐后一次。巧合的是，唐老说起过一件事情，与前面提到的肖老有几分关系：因為當時很多軍官呢，抗戰勝利被裁員的很多。我看見就說我不做了，去登記失業軍官，進去軍官總隊。後來轉業，去南京中央訓練團轉業。因為當時抗戰勝利，很多軍官，發三個月遣散費，叫你走人。一點都不負責任，抗戰八年就要你拼命，一抗戰完，你不安排。很多人沒什麼知識，沒什麽文化的啊，他除了當兵練槍，什麽都不懂的。你一下不要他了，他們就組織起來，巡行，“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那他就怕了，然後才成立軍官總隊，把失業軍官收攏起來，然後再派工作。後來又打內戰，這些軍官又派回工作。所以國民黨垮臺就在於此。一方面，接收，變劫收，打劫、搶東西；第二方面呢，對軍官這樣來對待。抗戰八年的時候，你拼了命要人；抗戰勝利后，你又不安排人工作，這怎麼行。那些人就巡行了，“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他就怕打內戰了，然後才成立軍官總隊，收容這些軍官，免得他們都去了毛澤東那裡。我说这两个故事，并不仅仅是想说明国民党垮台是由于“民心向背”、“政治腐败”，虽然我并不像榜首的回答那样认为这两个原因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我认为这是两个肯定在最重要的原因之列，而且我也相信两位老兵的故事很能说明两个现象。但我更想强调的是，题主提出的问题及其复杂，偏执于一端，都很难解释整个现象。民心向背、政治腐败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象，其背后的原因实在是千头万绪，难以理清，历史之难以研究正在于此。就以肖老和唐老都提到的合编部队为例。其实国民党政府何尝不想把军队统统留下来？那为何要合编和遣散部分军人？一方面自然有军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是中央政府，面对战后千疮百孔的国家，多养一个军队，都是多一份负担。但是，如果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实力有更深刻的认识的话，或者他们会多留一些部队以应付才对？或者会，或者不会，因为战争的过程已经证明了战后国统区的经济在腐败的军队和政府系统的领导下根本不足以支撑那么多的军队。结果这部分被遣散的军人，对国民政府心怀怨恨，不少人投靠到共军中。不过，慢着，前文提到的肖老到广州后，在布厂工作谋生，结果在输出上来说，其实又在某程度上支撑了国军的战斗。人的活动是一个混沌系统，由人组成的社会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混沌系统。一样行为的后果会是多方面的。历史学家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将这些史料上见到的各种矛盾进行梳理。难也。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自己没有说答案。实在是不敢啊。
补充几条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优势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能够机动作战的部队则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张家口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借了美国居中调停的力，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政府总统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除了尖锐的派系斗争，他是心有余力不足，在政治上（包括所谓的国际观瞻）国民党受到了太多的牵制，最终也导致军事上的完败。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和起义士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主席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除了大城市，对乡村的控制非常的乏力；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
刘帅说过：“国民党的失败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在军事上是偶然的。”
看共产党的发家史就知道国民党无论如何蹦跶都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了，甚至可以断言，就算美国武器援助不中断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两者之间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国民党的投降士兵没过几年就能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大兵对着干了。共产党的洗脑能力这么变态，国民党却派系林立，两者如何相争。
讨论问题，我不太喜欢情感太澎湃。国民党的失败，是整个体系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到底没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体制，从军事（征兵）到教育到政治。这不是说军事上一次战斗甚至战役的胜败能够解决的。一次战斗甚至战役的胜败最多影响或者迟滞共党的胜利，对于结局，区别不会太大。至于先生的架空，我想如果对于彼时那段历史了解更深入些，想来当不会有这样美好的误会。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基点从来都是自身的利益，而“主义”是可以退居其次的。第一，东北工业基地的地位自不必说。要在苏美都支持国军“正统”的情况下，说服国军放弃东北，是不太现实的。第二，苏联基于自身的利益，在东北对共党的态度，可以说先是冷若冰霜，之后首鼠两端，再之后幡然醒悟。这里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我摘几段沈志华的《mzd、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供参考吧：斯大林的远东战略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为30年，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属文件。这些协定充分保证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直到新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实现上述权益。为此，斯大林也对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让步和保证，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劝说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既然斯大林已经对美国做过承诺，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共党初期的想当然……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已经想到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有限的。还在苏联出兵之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于8月3日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就提醒说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王若飞的估计非常准确。……中共决定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虽然已估计到“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仍认为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另有具体指示说“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中共当时的考虑正如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所说：“苏联人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共军初期的境遇关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初期与苏军发生矛盾的问题，中国方面的口述材料已经很多……为了表明苏联的态度并协调与中共的关系，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的代表贝鲁罗索夫(Berulosov)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蒋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经到达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军队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东北政策的变化不久，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苏美在远东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调，苏联拒绝参加远东咨询委员会。由于美国在东北的举动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苏联开始调整其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因此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同时，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进军表示出严重关切和不满。……为了抵制美国的压力并对国民党起到牵制作用，苏联不仅制止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中共抽调20-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中共“可逐渐接收政府”，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中央迁移到东北。苏联东北政策的再次变化然而，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苏联采取对中共支持的方针，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国民党施加压力。当时苏联代表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东北接收和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中国方面要求先完成东北接收再签订经济合作协议，而苏联方面的要求恰恰相反，双方争执不下。对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经济代表张嘉璈与马利诺夫斯基谈判时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只要国民党能够满足苏联的要求，苏联马上就会改变态度。这时蒋介石的对策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命令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撤回关内，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经济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以此争取苏联的政治回报。这一手果然灵验。11月17日苏联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国政府的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联军队将为此提供帮助”；“苏联军队严格遵守中苏条约”，苏联“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帮助满洲的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军队推迟撤离的话，苏联军队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19日，重庆表示如果苏联愿意帮助国民党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以及在上海和陆地的运输，并解除满洲中共军队的武装，红军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20日，莫斯科通知重庆，红军将保障国民党军队安全到达沈阳和长春。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后，苏联又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月2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在苏军撤出东北前也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12月初，莫洛托夫还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到1945年12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再次形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都表示支持统一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莫洛托夫还一再声明“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并表示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并无二致”。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斯大林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表达了苏联政府的如下态度：苏联在延安只有3名代表，因为不同意中共中断重庆谈判的做法，苏联已经召回了所有在延安的代表；苏联重申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精神，即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的政府，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不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如果中共没有要求，苏联不便向中共提出建议，而自从重庆谈判后，中共就不再向苏联要求建议了；苏联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如果他们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将按照对蒋经国所述的精神向他们提出建议；中共想进入满洲，但苏联没有放行；苏联愿意在解决新疆起义的问题上充当调停人，苏联能够对新疆起义者发挥作用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远东利益有希望通过与美国和蒋介石政府达成妥协来实现了。于是，当马歇尔(Marshall)在此时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共请求苏联也参与调停的建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民主改革。莫斯科还警告中共绝不能在东北开战，否则会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苏联不得不军事撤出东北的情况下，东北政策再次变化。在这种局面下，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是势在必行了。然而，斯大林又决不甘心舍弃苏联在东北的即将得到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不能让美国利用苏联撤军后的局面在东北立足。斯大林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理解美国的“门户开放”，但却深深怀疑这个政策具有扩张性，他曾警告中国政府说，“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而国民政府在开放门户的同时还应做好关闭门户的准备。1946年初，当美国特使魏德迈(Wedemeyer)宣布要帮助杜聿明把大部队运往东北时，马利诺夫斯基便对张嘉璈明确表示，苏联一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治势力通过美元渗入东北。张嘉璈认为，“在今天美国人进一步表示出在东北扶植中国军事力量的意图后，苏联人的疑虑和忌妒之心必定要增加了。”苏联对于美国军队出现在东北的问题更加担忧，斯大林在日接见蒋经国时就明确指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国军队进入满洲，因为这是苏联的范围。无论美国、英国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进入满洲。现在，苏联既不能通过军事占领又无法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限制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于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些地区，如沈阳和四平等大城市，苏联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日，苏联军队的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红军将撤出抚顺、吉林和沈阳等地区，红军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国民党，中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果然，3月9日苏联驻沈阳军事占领当局出乎意料地突然接到在两日内撤离沈阳的命令，这一决定连沈阳卫戊司令斯坦克维奇(Stankovich)都感到莫名其妙。在另外一些地区，如中东路和南满路以外地区，苏联占领当局则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苏军在即将撤离时还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联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与此同时，苏联军事当局还应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的要求，把缴获的近50车厢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并通过朝鲜的清津港经对马海峡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20台货运机车。
我以前还觉得技术分析管用，什么通货膨胀，什么吏治腐败，什么谍海风云。先在想起来，只悟出了一个道理，国民党统治30年，造孽太多，活该死绝。换句话说，指望不上那些民国三十年的所谓精英，庶民们起来造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看过《北平无找事》吗？
很多细节都只是战术问题。
根本问题是国民党的右派性质决定了他不会得罪既得利益阶层去做土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而共产党依赖的是汪洋大海的农民。那么为什么古时候的农民起义中，吊丝最终都没有成功呢？因为历史的生产力和地缘政治走到这里，吊丝发出的压抑已久的声音已经达到了足够的值。中共抓住了这次机会，就这样。所以毛的地位原高于陈独秀等初期大佬，并非完全因为权力。如果没有毛把农民整进来，中共可能一直是一个边缘、小众、被主流舆论忽略的小党
另外，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终稳定下来的时候，需要一个足够进步和现代化的组织。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封建意味太重，又不可能指望他在没有外力逼迫的情况下自行进步。比如，兵为将有，造成军阀林立，互相不帮忙。这种前现代的军队，如果赢了，则为大胜，但是一旦形势不利，战斗水平就直线下降。代表谁的利益，这一点上面说过了。这里提一点，就是中共的灵活性。本来像我党这样坚决信奉共产主义的党，应该显得很极端顽固才对。但是他却在抗日时期可以暂时放弃土改，对地主阶层采用合作态度，这就是三三制。这是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采用主要矛盾理论。对不同时代和历史条件灵活分析。甚至对于古人的评价，也主张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体现到现在，就是，需要民主共和市场经济的时候，就来点民主共和市场经济，当它们不work的时候，也能果断抛弃。这个务实的态度，虽老美亦望尘莫及。在组织上，中共扎扎实实的党指挥枪制度，党员的个人单独入党机制（据说国民党是一堆人宣誓一下，就算大家都入党了，未考证），都形成了强大的资源运用能力，在战时，就表现为战争动员能力。所以，同样一批人，在国民党战斗力不强，进了共产党，经过宣传、训练，上了朝鲜战场，跟老美拼了个平手。你能想象蒋介石为首的政府能干出这么涨志气的事情么。蒋从未完全控制整个中国，但中共做到了，而且相当成功。中国如今几千万党员，相当于一个国家人口，可以组织得井井有条，这个组织能力是恐怖的。国民党相比以前的维新派进步，但还不够。所以终究成了过渡性的政府。去了台湾以后逐渐完成各方面的现代化，一下子就消亡不了了。
以上。（PS:手机码字不易。。。）
情报战，间谍都很重要，作战计划还没到将领手里，已经在延安毛泽东的办公桌了
提到国共二次内战，不得不提到三大战役，提到三大战役，不得不提到林彪。传奇人物林彪，辽沈战役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国民党军队有4个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内的陆上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
当初林彪在人员装备都占据劣势的情况下，采取的是消耗战略，虽然前期战役都是以多打少还占不到便宜（兵员素质太糟糕了，国民党的很多军队都是打过硬仗的部队，包括远征军），但是由于土地改革是共产党赢到了民心，所以共产党的兵源补充远远大于国军，加上军工厂的逐步完善，在炮火上并不占劣势，人员数量优势弥补了素质劣势，加上睿智的围而不打与政治攻势（唉，那家的，家里有没有领到土地，生活变好了吧，想家里人了吧，跟着国民党干什么，现在吃不饱，到这里来，猪肉炖粉条，想回家的发路费），使国民党军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投降的。最后在付出了很小的代价拿下了这股敌人。
这一战后，国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国共双方的正负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这样，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要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了“。
之后林彪的百万大军走到哪里守军都要震颤，连友军都感到恐惧。
国军打不赢那是必然的，整个国军甚至都没有统一的指挥，上面的命令到了下面就要打折扣，放在共军这里要枪毙的歪曲军令在国军那比比皆是，各个山头就知道保护自己的部队。而共军历经多次整风，树立了毛主席的绝对个人权威，虽说血腥了点，但效果绝对杠杠滴。更不要说共军有两个打仗的天才，林总和栗总，蒋手下有这种帅才吗？
记得李幼斌版的《亮剑》里，原国军将领、后来成为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的常乃超说：“国民党的军事战略是由一群天才制定的，却是由一群蠢材来执行的”。这不放看作是一种自嘲式的辩解。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中，国军将领以及参谋人员的素质不但不比共产党将领差，甚至在很多时候还要优于共产党的将领。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主要负责正面战场的大兵团作战，动辄三五十个师、数十万军队对战的大战就打了二十多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与之相比，共军主要从事的是游击战，仅就军事将领的素质而言，共军稍弱——否则也不至于到建国后纷纷到军事学院去补课了；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战略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以抗战后的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言，首先是接收东北，巩固北方局势，继而派重兵进攻延安，搞斩首行动，在受挫之后，转而进攻山东，试图把南京-山东-华北-东北连成一线，至少能在经济和地理上占据优势，这是相对正确的战略决定。
然而，战略层面的正确和战术层面的正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现代战争指挥的基本原则是逐级指挥，越级指挥是军队大忌。举个例子，毛泽东命令林彪出关，拿下东北，调配好人员物资之后，毛泽东的基本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在前线那支部队冲锋，那支部队做预备队，这是完全要看林彪的指挥的。而具体到微观的战场上，林彪的权力仅限于把命令传达到军、师一级，每一个连、排的作战还是要靠团长来指挥的。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屡战屡败了。事实上，除了军事将领的本身素质，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和将领的明哲保身也十分害人。以孟良崮战役为例，张灵甫在明明可以撤走的情况下坚守孟良崮，目的就是为了拖住华东野战军的主力，让周围的部队在外围形成反包围，然而救援部队却停滞不前，眼睁睁的看着天下第一军葬送在这一篇荒山野岭上。
第三，不可否认共产党当时的宣传——咳咳，也可以说忽悠政策天下无双。就拿土改来说吧，在抗战以后，国共两党都曾设想过土改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农民不稳会出大事的。国民党的计划是赎买，然后发放地契，承认土地永久归农民所有，而共产党的计划是直接分，不要钱。中国人对免费二字的热情向来很高，丝毫不会考虑免费的背后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就可以忽悠农民参军作战了，因为他们说你不参军蒋介石就要把你的地抢走，而且还要再卖给你多收钱。当时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一旦被鼓动起来……当然，这些农民没想到的是不到十年就搞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土地成了集体所有的，再到后来就成了国有。然后呢？今天你买一间房子，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真是让人直接呵呵~
最后，国民党大战略上的失误，是用多少个军事胜利也弥补不会来的。这个大的战略失误就是城市战略，或者说没有走农村战略。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主要的国民财富都在农村，城市化程度也非常低，而国民党的军队着重进行的却是城市保卫战。当共产党扫清了外围之后，国民党所守卫的城市也就成了一座座孤城。以四平战争为例，尽管林彪多次进攻四平失利，但在进攻四平的同时整个东北已经渐渐归共产党所有，最终四平也不过是孤城一座。
作为右我想说从412 715开始就已经注定当不了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错。国民党先亡于政治，把所有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尽失天下民心，再亡于经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最后亡于军事，继承了豫湘桂战役的伟大传统，一败涂地。
刘斐和郭汝瑰都卧底到国防部里头去了。。。。。能不输吗 苏联是重要因素 根本原因还是党组织性强
随便聊一下：1. 正如
所说，其实双方装备根本没那么大差距，不信去看看一些严肃的历史资料，里面的照片都能印证。国民党部队，也就是几个王牌装备好，但也好得有限的。比如美械的74师，按照美军标准，只能算轻械师，警备部队水平，二战根本不上前线的；土木18军，王牌之一，是个日械为主的。2. 政党组织度差距。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而老蒋其实手腕还是比较仁慈的，不信你对比一下49年后两岸的政治风波。问题是，在当时中国这种落后愚昧的土地上，软弱就是灭亡，你看看沙皇俄国和法国大革命就知道了。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无法有效整合全部资源是非常危险的。举个例子，淮海战役水深火热的时候，老蒋想从华中剿总调他学生宋希濂的部队救命，遭到白崇禧的阻挠，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个，不知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吗？3. 人心背向。这里面又可以谈几个方面：在野党优势。任何国家，上台的政党总是或多或少被置于放大镜下，任何闪失必然会遭到集中攻击，相反在野党总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你看现在也是如此。没人会关注在某地方种鸦片、跳跳舞会（王实昧因为指责这类事情在延安整风的时候被枪毙）、游而不击。就和民主国家搞选举一样，当时很多人对国民党施政失望，必然就会转而对共产党基于希望。不同的是民主国家政党轮替过几次，大家明白其实是在烂苹果里挑个好的；而我们这边……腐败。的确是有大量腐败。四大家族的说法是宣传策略，陈伯达想出来的，对一些具体对象是抹黑的；但不能否认当时的确是存在大量腐败。经济政策失败。这里面不能不提金圆券，而这个是经典的间谍战案例，下面会谈到。4. 情报战严重失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败因。其实国共两党指战员的水平，根本没有宣传的差距那么大。动脑筋想想就之道了，一方中下层多是赤贫农民出身，军事培训机会又少，多数又是在打游击；另一方好歹享有政府资源，后来又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包括人员培训，加上8年抗战的主力获得的经验，不可能如宣传中的那般无能。那么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呢？我认为就是情报。虽然缺乏决定性证据，但是不少客观史料都引向一个论点：周恩来当年是苏联情报机构培训的棋子。从后来的历史轨迹看，周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创始人和长期的领导者，是非常成功的。在他领导下，利用上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思潮泛滥的时机，成功在国民党内部埋下了大量的暗桩，比较有名的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槐。这种级别和位置的人是间谍，你能打赢真是见鬼了。所以，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很多时候共产党是一清二楚的。这点，居然连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心知肚明，就老蒋没意识到。后来淮海战役，杜聿明独断专行了一把，差点就逃出生天了，结果老蒋一封指示电报，又把他打入地狱，这明显是泄密了嘛。最经典的是金圆券。冀朝鼎是个非常成功的潜伏，他出的这个主意，给国民党政权一个致命一击。陈立夫看出来了，但是反对无果。国民党自身保密防谍工作也很差。对于戴笠这个人，要肯定他在抗战时的贡献，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真实水平可能被高估了。抗战时期，美英都知道不能把太多秘密透露给国民政府，因为一说，就等于日本人知道了。等戴笠一死，接他班的人忙于争权夺利，就更不可能阻止泄密了。
蒋介石这个人的领导能力很有限，并且他只是一个政治领袖，不是一个军事领袖。拿抗战来说，他能把国军的战斗序列分出三等：嫡系、杂牌和共军。分别给予重补给、轻补给和不补给。这样的领导能力，把凝聚力打散了，人心不能向他看齐，一众国军将领对他不服的众多，最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共军这边就不一样了，虽然派系林立，但至少老毛老周一出来，没有人不服从，在国军面前完全是虎狼之师。
得了白血病，然后来一个小病菌就立刻要了命了
中国单靠自己是无力对抗苏维埃的，任何一个苏维埃周边国家都没有力量靠自己对抗之，中国失败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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