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我在央视三十五年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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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本回忆录的起因是2007年春天，央视某部门为CCTV台庆50周年筹备画册，请央视50个成绩突出的人提供照片，我有幸被选中。为配合央视工作，我翻箱倒柜，整理出几本影集。我的同事看到过去年代的老照片，感觉很有趣，问这问那。有人建议我写《老照片的故事》，把各个年代串起来就是一本回忆录。这些点滴记录就是央视乃至中国电视发展变化的见证。
这一创意我觉得很有意思！《老照片的故事》是讲故事的，实话实说，不用拔高上升到理论，不说官话套话，写着省事，看起来也省事。
于是，从2009年夏天起，我就开始回忆、构思，翻看过去的笔记，查找资料。因为我有严重的颈椎病，伏案工作时间一长就头晕，所以，不能长时间伏案打字。因此，每一节提纲写好之后，我就口述，请部门的司机兼秘书小李帮忙录入电脑；后来又请在传媒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亲戚帮助录入，仍然是口述。
到2010年春节前书稿基本录入完成，大约50万字。2010年春节后，开始从头阅读。天哪！这哪是文章啊？完全是聊天式的大白话，而且逻辑性极差，颠三倒四！于是，重新逐字逐句修改，大段大段重写。这一次，不能请他人打字，只能自己动手了，因为要认真回忆和思考，很费时间。打字、插照片等，每遇到困难就请教年轻人。这样，几个月下来，也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的一般操作方法，收获很大。
到2010年4月，文章基本修改完成，算是比较连贯的文章了。2012年7月，又写了《投身新媒体》一章。
作为回忆录，事实准确最为重要，因此，在写作中，我要花很多时间查找过去的笔记，翻阅央视的书刊，实在找不到就电话请教当时一块工作的同事。稿子修改完后，我又按照内容，分别请相关领导和同事审阅、把关。总之，我力求准确还原当时的真实情景。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这样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回顾在央视35年的工作经历，我深知与一流业绩的同事差距很大，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辜负父老乡亲和所有恩人的期望，35年中，我珍惜时间，珍惜每一个机会，和我的同事一起，兢兢业业，把领导交给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1975年到1985年我在新闻部当编辑记者时，全身心投入工作，每天快节奏运转，采访制作播出了一些精品节目，同事和领导把广播电影电视部先进工作者的荣誉送给我，吴冷西部长还颁发嘉奖令鼓励我；
1986年到1989年，我任《新闻联播》编辑组组长和新闻部副主任时，协助领导落实央视新闻改革方案，开创性地工作，使联播信息量加大、重要新闻增加、时效性提高、百姓参与感增强，《新闻联播》的影响大大增强，新闻联播的改革带动了全国电视新闻改革，央视在全国媒体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1992年到1999年，我在任第四套节目部副主任和海外新闻部主任时，针对海外报纸“中国人不懂什么是新闻”的批评，我们憋着一口气，憋着为中国人争光的那口气，为央视开创出“符合新闻规律”的《中国新闻》栏目，曾经发表过批评文章的那家海外报纸又发表文章说：“从央视新闻的变化，看到了中国人观念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这些，确有扬眉吐气的快感。
短短8年间，央视四套新闻节目从无到有，从每天一次，每次10分钟到每天12次，总时长4小时30分钟，四套新闻真正成为CCTV4的龙头和支柱。
创办四套新闻的那些年，我和新闻部的同事们每天早上7点多到台，策划、采访、编辑、串联合成，直到晚上9点多新闻播完才下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人叫苦，没有人退缩，没有人计较个人利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把创办精品栏目当成了生活中的唯一乐趣。那些年，不管是重大节日还是周末，我每天看到的都是同事们匆匆的脚步，扛摄像机的小伙子们被汗水湿透的衬衫，编辑在播出机房忙碌的身影。当时我常说的一句话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的朋友赵树清（时任新闻部副主任，2008年起任云南电视台台长）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在阵地在！”
“央视十大优秀栏目”“全国好新闻栏目”“中央电视台先进集体”“广播电影电视部先进党支部”“韬奋奖”“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球华语优秀主持奖”、高层领导的表扬等，记录了我们团队的成长史。
1999年到2009年是我在央视站的最后一班岗。这10年间，我和团队经受的磨难要超过我在央视的任何岗位。
当时，李登辉鼓吹“两国论”，央视根据国家需要加强对台宣传，增加对台栏目，其中新闻评论栏目《海峡两岸》要由每周播出一次改为每周五次，后来又增加到每日播出。任务下来了，但是条件不具备：主要是人才不足，缺乏熟练的编辑记者；没有专用设备；办公室狭小，二三十人挤在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一半人没有办公桌椅，书包和水杯只能放在窗台上，在走廊里站着开会办公……那情景令人心碎。
后来，我们用智慧、领导用机制解决了一切，为大家创造了一流的办公条件。
有了一流的办公条件，还要有一流的队伍、一流的献身精神才能出精品。我们的团队彻夜工作成为家常便饭，一个节目要修改多遍，精心打磨。有一次审完节目后，我很高兴，因为一位编辑根据大家提的建议，下功夫重新编辑，使这期节目成为当时的精品。我问这位编辑：“昨晚几点改完的节目？”她说：“凌晨2点。”“2点下班什么感觉？”“在马路边站20分钟打不上车，脚都冻麻了，全身都快冻僵了。”有个小伙子承担了制作台湾老兵系列节目的重任，他的样片几次被团队审片否定，每次审完片他的眼圈都是红的，但是他不服输，决心从头来，十几天不回家，埋头苦干，最后一举成功。
这样的事例在《海峡两岸》栏目里每个人的身上都能找出一大堆。
在这熬人的征程中，王文昌等历任制片人经常通宵达旦地陪练。
在创办优秀栏目的征途中，我这个当主任的也在陪练。2000年到2001年，我家的一台全新的用卷筒打印纸的传真机被用坏了——编辑们每天都要把稿件传到我家，我要在晚上的空余时间用一两个小时精心修改，周末亦如此。传真机坏了，我的颈椎也坏了。天天伏案工作，导致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血管、影响脑供血，造成头晕、头发脱落，形成几块斑秃。2003年冬的一天，我在家写稿，随写随往办公室传，写到第七页时，突然心慌，眼前发黑，晕倒在写字台上，当时以为是心脏病，在铁路医院做了所有的检查后发现是颈椎惹的祸。直到现在，颈椎病还在影响着我的生活质量。自己痛苦，家人心疼，但是，我无怨无悔，我为我们团队自豪！我为我们团队的业绩而骄傲！
有朋友问：“你当主任审片就行了，何必管得那么具体？”是啊，说得很对，但是，当送给我审的播出节目达不到播出标准时，甚至更差一些时，你怎么想？
我到对台节目部不久，有个小伙子让我审片，内容是中学生参观抗战纪念馆，画面是学生参观图片和对学生的采访。看了十几分钟，我说：“停，回去编辑好再让我看，怎么能让我审素材呢？”小伙子说：“主任，这就是编辑好的，明天播。”
天哪！这样的内容怎么能播出呢？
我翻看了当时的收视率调查表，更是欲哭无泪。
当时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放到了昔日的台儿庄战场上，被放到了上甘岭碉堡前，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战！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海峡两岸》办成优秀栏目。
从日《海峡两岸》改版的第一期节目起，每一期节目，每一个选题，没有好的看点，我和团队绝不通过，绝不能让一期差的节目砸《海峡两岸》的牌子。有了好的选题，还要有好的结构，每一期提纲我们都集体讨论，直到大家满意；有了好的结构还要有好的句子、精彩的画面，这一关我们也是牢牢把握。
2004年，《海峡两岸》首次跨进央视十大优秀栏目行列。消息传开后，《海峡两岸》的同事们相拥而泣，我也老泪纵横，不容易啊，5年啊，1000多个日日夜夜，大家付出了太多太多！1999年10月，我们提出“奋斗三五年，为四套创办继《中国新闻》《中国报道》（后改版为《今日关注》）后又一名牌栏目”的计划时，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是不可能！我们用1000多期精品节目的实践赢得了观众的信任，直到2009年我退休时，《海峡两岸》栏目一直保持CCTV优秀栏目一等奖的荣誉。
日央视广告招标中，《海峡两岸》一个栏目一年广告费1.3亿元，以后每年按20%递增；
2009年，在广电总局组织的“新中国60年，60个栏目60个人”的评选中，初评和复评《海峡两岸》都榜上有名；
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制片人竞聘中，《海峡两岸》一个栏目组走出了8名制片人，有的甚至成为频道负责人；
与此同时，对台部的《天涯共此时》《走进台湾》《台湾百科》《国宝档案》《两岸万事通》《台商故事》《缘分》《海峡两岸知识大赛》《闽南话》等栏目都各展风采。有的栏目和活动在海峡两岸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和广电部领导多次批示表扬。
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勤于思考，围绕新闻和节目改革，先后出版或发表了50多万字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整理成书被央视有关部门列为培训教材，有的被广播学院列为辅助教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来如此。
这本薄薄的回忆录，仅仅记录了我在央视工作过的各个部门同事们奋斗的点滴片段，因篇幅限制，很难将央视同事们的贡献和事迹完整记录，实属遗憾。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同事，献给为新中国电视事业呕心沥血、作出奉献的电视工作者，谨以此书感谢所有帮助我、关心我的人。
2012年10月
　　电视台不就是演电影的吗？
1976年是我到中央电视台的第二年，当时中央电视台叫北京电视台，我在新闻部农业组当编辑。5月的一天，组长吕逢欣派我去农业部了解全国夏粮生产情况，以便组织采访。当时，农业部粮油局在复兴门内大街民族文化宫旁的大楼里办公，离广播电视部大院很近，溜溜达达一会儿就到。农业部粮油局综合处的值班员告诉我，领导都去石家庄了，要在那里开全国“三夏”现场会，全国夏粮主产区的省、地区和县都有代表参加，让你去那里采访。
打道回府后向组长汇报。组长说：“好吧，你去石家庄吧，但是你第一次出差，有个人做伴才好。”老吕是个好心人，他电话联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正好组长方舒要去。太好了！在北京火车站，我们又碰上了《人民日报》农村组组长李克林。老方和李大姐当时都五十六七岁的样子，头发花白，都是老革命干部，老方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敌占区工作，任县委书记兼县武工队长，李大姐也是长期在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县级干部。当时虽说他们都是农业组组长，是“组级”干部，但“文化大革命”前他们那个组都叫农村部，因为“十年动乱”，机构全乱，农村部改名为农村组，实质并没有变。不仅新闻媒体是这样，中央的一些部委也被称之为“组”，如国务院文化部被改为“国务院文化组”，等等。所以中央机关“组长”的级别从科长到部长，相差悬殊。那年我27岁，第一次出差就碰上了新闻界老前辈，又加上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新闻，长期做媒体的通讯员，十分崇拜《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以，和他们一起外出开会采访感觉很幸运。我一路上不断地请教，问这问那，老方和李大姐也很喜欢我，他们说：“小李正是黄金年华啊，让我们好羡慕啊，当初我们这个年龄正钻山沟打游击，天天挨饿啊！”。当时我想：“我有什么好羡慕的，要经验没经验，要资历没资历，要财富没财富，哪像你们啊，什么都有，你们才让人羡慕呢！”30多年后的我写本文时才体会到两位前辈当时的心情。
李大姐说：“小伙子，别忙着找对象，回去我给你介绍。”
老方则说：“小伙子，你那么喜欢广播，回去调我们那里得了。”
我千恩万谢。但是回来后我没有找过他们，只是偶尔在广播电视部大院见到过老方，他骑自行车上班，见面聊几句，很亲切，满头银发朝后梳着，很有学者风度。
下午两三点钟，火车到了石家庄，会务组的车把我们接到河北军区招待所，全国“三夏”现场会的参会人员都在这里报到。当时的石家庄尘土飞扬，破破烂烂，一点都不像省会城市的样子，怪不得人们称它“土家庄”。
我跟在两位前辈后面签名报到。第一个签名的是李大姐，接待员看到李大姐出示《人民日报》介绍信和记者证，立即站起来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主任您亲自出马，很重视我们啊！一定要多给点版面啊！”第二个是老方签到，老方出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介绍信，接待者站起来热情握手，说：“我们天天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啊！方主任多帮忙，多上几条啊！”对两位前辈十分热情。
轮到我登记了，接待员看到北京电视台的介绍信和我的工作证，抬起头来困惑地说：“北京电视台，不就是演电影的吗？你来干什么？”
我一下子愣住了，赶紧解释，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接收。我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脸红红的，赶紧向前辈求救。老方说：“北京电视台是播电影，也播新闻和专题，是新闻单位；名字虽然叫北京台，但实际上是中央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是平级的。”老方还拿出工作证说：“你看，我们的工作证封面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我们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国际广播电台的小闫也在旁边“助威”，最后，接待员很无奈地让我签到了。
事情还没完。晚饭后，当时的农业部部长沙风要召开各省领队碰头会，要求新闻单位也参加。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对啥事都新鲜，我高高兴兴地跟在前辈后面走向二楼会场，没想到会场门口要查证件，这一次是彻底不让进了！理由是，只让“正式新闻单位”参加。老方说：“算了吧小伙子，碰头会没有实质性内容，回去休息，明天参加开幕式，听国务院陈永贵副总理讲话吧。”
我悻悻地离开会场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琢磨下午发生的事，心中十分郁闷。“北京电视台，演电影的”，人家根本没有把电视台当成“正式新闻单位”，郁闷！
细想一下，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知道电视？不要说是百姓家庭，就是国家机关也没有几台电视机，而且还都是黑白的，12英寸小屏幕。那年头电力紧缺，动不动就停电，连照明都很难保证，哪有电看电视？
再说电视节目，内容十分贫乏，每天晚上大概7点钟播出，约10点结束，总计3个多小时的节目分为3段：第一段电视新闻，第二段专题节目，第三段电影或戏曲。新闻是用16毫米电影胶片拍的工农业生产动态，如：某某大队修水利啦，某某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啦，某某单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啦，等等。黑白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新闻的声音除解说词以外就是音乐。每当看到这些我们就调侃说：“拉洋片开始了！”总之，看了当天的新闻节目，都不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相比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传递信息最快的媒体是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也是权威媒体。
媒体是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局限下，电视很难成为主流媒体。人家说得对，当时电视台就不是正式新闻单位。
下面是1958年和1960年北京电视台的节目表：
北京电视台节目表（日起试行）
19：00 测视图
19：25 时钟
19：30 报告当晚节目
19：32 儿童节目
20：00 新闻节目
20：15 政治性节目
20：30 纪录片或故事片
22：00 节目预告，终止
北京电视台节目表（日起试行）
18：30 标志预报节目
18：33 （周一和周四）文教卫生节目
（周二和周五）科技体育节目
（周三和周六）儿童节目
18：55 图片报道
19：00 文艺节目
19：30 新闻
19：40 工农商节目
20：00 故事片（或纪录片）
从这两张节目表看，新闻的分量确实很小，难怪把电视台看做是演电影的！
让我们再回到1976年的全国“三夏”现场会。开幕式后，几百名与会代表到现场参观。在石家庄郊区一望无际的麦海中，老方带着广播电台河北记者站的记者，李大姐带着《人民日报》记者站的记者，尽情地录音、采访和拍照，新华社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也很忙活，我除了找与会代表聊天了解情况外，只能呆呆地看着他们忙活，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郁闷！难道电视台真的不是“正式新闻单位”吗？难道永远不是“正式新闻单位”吗？
2012年5月，我在修改这篇文章时，读到了我们尊敬的老主任——中央电视台最早的新闻部主任夏之平写的《铭心往事》，其中有一章《讲讲“老新闻部”的故事》，文中所说的是从1958年建台到1979年的21年间央视大新闻部的故事。当时的大新闻部占全台人数的1/3，1979年央视体制改革，大新闻部被分为几个部门，如新闻部、专题部、军事部、体育部、国际部等等。我于1975年入台，有幸在“老新闻部”前辈身边工作了几年，受到老一辈电视工作者的熏陶，接受了中央国家机关正统的教育，受益终身。老夏在书中写道：
“电视记者到采访现场，遇到的常常是这样一些质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答：‘拍电视新闻。'又问：‘电视新闻是什么玩意儿？'问题提得既可以理解，又难以回答。记者不得不首先费力作出一番解释。在记者队伍里突然出现了‘电视记者'这样一个‘异类'，人们难以掩饰对他们的‘另眼相看'。勉强挤进了队伍，却难免矮人一头，得到的反映常常是‘他们又来了。'同志们带着一肚子委屈回来，但明天还得以‘忍辱负重'的心情，继续去接受同样的冷遇。电视这个‘小兄弟'要在新闻界争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啊！”
“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如何才能得到人们认可，是横在面前的第一关。要闯过这一关，眼前只有一条路：准备以石头的坚硬和水滴石穿的韧劲来托起未来的大厦；用事实与时间向人们说明，将有一项崭新的、光彩照人的传媒事业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今天，我读到这一段时，由衷地体会到：第一代电视新闻工作者为开辟今天电视第一媒体的局面，付出了莫大的心血，央视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成绩，不正是在老一辈沥尽心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吗？！
六七十年代电视台的强项是纪录片
六七十年代，电视台新闻节目虽然办得不好，但是纪录片却是强项，每年要出一些有影响的片子。1975年暑假开学后，电视台新闻部把我们新来的三四十个大学生送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电视专业，学习电视节目的制作，无论是电视摄影课，还是编辑课，老师举的例子大多是纪录片。朱羽君老师讲电视摄影课，任远老师讲画面编辑课，新闻部的老记者杨献文（后任军事部主任）和张文达做班主任和助教。老师们都很年轻，大约30多岁。除理论课外，还会邀请新闻部的老记者来讲纪录片的创作体会。
时任央视新闻部副主任的朱继峰老师（后任央视副总编辑）给我们讲的是纪录片《首都人民国庆游园》的创作。朱老师一边讲一边放片子，纪录片仿佛把我们带进游园现场，片子中欢快的节日气氛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电视台新闻部能在短短十几天内，制作出记录首都人民欢度国庆的大型纪录片，是一个奇迹。据说，如果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这样的纪录片，周期一般是半年。朱继峰当时大约三十六七岁，我们这些电视新兵对这位能干的年轻主任很佩服。
老记者朱景和（后任专题部主任、央视编委会委员）给我们讲的是纪录片《向青石山要水》的创作。片子记录的是山东省长清县缺水农村的人民在青石山上打出水来的故事。纪录片至少有半个小时，尽管是黑白电影，但很感人。按传统的说法，在青石山打井是打不出水的，但山区百姓为改变缺水面貌，不信天命信革命，硬是靠铁镐、大锤等原始工具在几百米深的地下挖出了水。有一组镜头我至今印象很深：到井下作业的农民，要坐在筐子里面用辘轳送到井底，第一个镜头是人下井的俯拍全景，第二个镜头是人坐在筐子里慢慢消失在井里，第三个镜头是从筐子里仰拍井口，开始井口很大，能看到辘轳转动，随着筐子下移，井口慢慢由大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亮点，周围都是黑色。这些场景形象地告诉观众井有多深。
陈汉元老师（后任副台长）讲的是纪录片《收租院》的创作，《收租院》解说词我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过，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见到作者，而且还能听他讲课。
童国平老师讲的是他拍摄的《三口大锅闹革命》和《深山养路工》两部纪录片，片子反映的都是东北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其中《深山养路工》说的是铁路维护工人，一年四季顶风雨冒冰雪巡查铁道，排除一个个险情，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寒冬护路的场景。养路工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下用铁镐刨去铁道上的冰碴，保证列车通行。有一组交叉镜头令我至今难忘：火车呼啸而来，养路工站在道边向火车挥手；列车内熟睡的旅客和正给旅客倒开水的列车员，车外养路工站在冰天雪地中；车内母亲怀中熟睡的婴儿，车外养路工眉毛和胡子上都是白白的冰霜的面部特写。这一组交叉镜头，没有任何解说词，但画面很有震撼力，使人民对养路工的敬意油然而生。
1976年寒假后，我们结束了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新闻部各个组工作。当时新闻部主任夏之平（后任广播电视部总编室主任）对工作抓得很紧，她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全部门的业务学习活动，即在一楼电影放映厅集体观摩新闻部播出的优秀纪录片，有的纪录片并不一定很长，但感染力强。由老记者戴维宇等拍摄制作的《黄桥烧饼》，片长只有5分钟，是彩色纪录片，介绍的是苏北黄桥镇特产烧饼，由烧饼引出了当年黄桥人民日夜烙烧饼供应新四军，使新四军在黄桥一带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的故事。影片把历史和现实交叉在一起，主题很深刻，是一部难得的爱国主义教育片。片子节奏很欢快，黄桥人民用唢呐、腰鼓、狮子队和烧饼迎接打了胜仗的新四军。
由军事组老编辑刘效礼（后来任军事部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电视节目中心主任、少将）等拍摄制作的《说凤阳》《干枝梅颂》等专题片，也是艺术性和思想性很强的精品。其中，《说凤阳》记录了安徽凤阳县人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实行大包干，一举解决温饱问题的事迹。片子中设置了凤阳花鼓戏中的一段表演，歌词大意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画面是贫苦农民逃难，妻离子散，片子催人泪下，很有感染力。
　　由央视新闻部拍摄、老编辑王娴编辑的纪录片《毛主席在***住过的地方》，采用纪实手法，展示了毛主席日常工作、学习的环境，毛主席的生活、办公用品等，介绍了毛主席简朴的生活等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应该是第一部介绍毛主席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此片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在主席去世后立即拍摄并马上播出的，使人民群众了解了主席的真实生活。因为首次展示伟人的生活，没有高调，没有八股，平实记录，从内容到文风都令人耳目一新。
由农业组老编辑臧树清（后任总编室副主任）和老记者魏中涛创作的纪录片《华西村》，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第一村”华西村，并从华西村看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前景。
由农业组的老记者马靖华拍摄的《长江》系列片，首次采用了李谷一演唱的《长江之歌》，艺术形式有所创新。
由文教组老记者李绍武带着年轻记者韩建群（后任广经中心副主任、经济频道副总监）、王桂华拍摄的《岳安林和他的妻子》，说的是山西忻县大王庄养猪场场长岳安林和他的妻子传奇的恋爱经历和创造养猪奇迹的故事，不但故事感人，创作形式也有突破：在男主人公半夜起床查看猪场的画面中，配上女主人公的说话声，表现了妻子对丈夫的心疼；在女主人公烧火做饭的画面中，配上男主人公的声音，道出丈夫对妻子亏欠的心声，看到此处，有很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谈到“老新闻部”纪录片的时候，老主任夏之平在《铭心往事》中这样写道：
“长期的实践和积累，对事业的热衷追求，在我们的队伍中涌现了一支拍摄纪录片的主力军，如孔令铎、童国平、戴维宇、屠国壁、冀峰、化民、李少武、吕逢欣、朱景和、周居方、林钰、刘申、庞一农、马靖华、高长岭、田亨久、王元洪、朱宏、左耀东、魏中涛、曹兴成等。同时，在我们的队伍中也锤炼出像陈汉元、王娴、臧树清、刘效礼、陈安、贾志杰这样一批编辑能手。为了拍好一部纪录片，为了拍到一个需要的镜头，他们可以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等上几天，可以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寻找理想的角度，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去抢拍。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来形容一些同志的敬业精神，也许并不为过。搞纪录片不仅需要责任感、苦干精神、艺术素养，而且必须善于与人合作，充分发挥摄制组中每个成员的智慧和积极性。我常常看到，几个人关在屋子里反复看片，共同琢磨，挖空心思想点子，把片子的结构改了又改。有时不得不下决心再出发一趟，把不足的镜头补拍回来。经过一番痛苦的煎熬，一部受到好评的作品终于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之间，看不出文人相轻的陋习，有的是相互烘托和你追我赶。”
“新闻部的办公室几乎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许多同志都以台为家，即使没有紧急任务，也习惯于用晚上时间到办公室来学习、工作，或一起收看电视节目，交流对节目的观感，或互相谈心。许多新来的大学生，如盛亦来、陆金龙、李海明、张永富、王春泉等，和从农村知识青年岗位上调来的叶小林、杨劲华、唐云江、李晓明、李小兵等年轻人，走上岗位不久，与老同志一起，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钻研，因而，较快地成长为业务能手。”
老夏的这两段话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当年的“老新闻部”。
每天晚上在“老新闻部”三楼的走廊里，各个办公室灯火通明，五六间编辑间内总是有人在拉片子剪辑画面。我们的老主任夏之平，是1947年就参加工作的老共产党员，级别很高，她的丈夫周新武当时任广播事业局的副局长（即后来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副部长），但是老夏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和大家一起看节目，评论电视。她的人格魅力，把新闻部近200号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们都成退休老干部了，仍然怀念老主任带领我们学习工作的日子。2006年夏末秋初，我们十来个人相约去看望老夏，她家住北京西三环电视塔北面的部长楼，当时老夏已经80多岁了，但是看上去还是六七十岁的样子，精神矍铄，眼睛明亮，耳不聋，背不驼，手脚利落，思维敏捷。我们请教健康的秘诀时，她说，每天听音乐，散步，做气功锻炼，要常年坚持。她每天看书看报几个小时，还要写东西。谈起七八十年代新闻部的往事，她仍然如数家珍。30多年过去了，老夏对我们每个人还是那么熟悉，不但熟悉在她手下工作的过去，而且知道我们每个人现在做什么。谈到我的时候，她说：“李海明算是干出来了，带头创出了一批精品栏目，很有成绩。”我们不能不佩服老主任，尽管离开央视几十年了，她仍然关注着央视的变化，关注着她熟悉的老新闻部年轻人的成长。下面这张照片就是那次见面拍摄的。
那些年大家工资都很低，我每月的工资是39.5元，没有加班费，粮食定量供应，每月32斤，加上副食少，吃不饱，每天晚上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是大家精神状态很好，没有人叫苦。我和刘效礼同住一间集体宿舍，所以经常晚上十点多下到二楼军事组办公室约他，老远就能听见他口中念念有词地朗诵着酝酿中的解说词。开始我感到好笑，说他“犯什么神经病了”，后来他这个创作方法我也学了过来，每当一段解说词形成的时候，总要大声朗读出来，直到有了感觉才罢手。晚上回到宿舍饿得不行，就喝开水吃咸菜。那时集体宿舍就在电视台南门外，机关大院锅炉房开水24小时供应，咸菜不用票，随便买，但是饼干食品统统用粮票。
在新闻部这种创作氛围下，我的目标就是纪录片，一定要尽快拿出一部像样的纪录片来，回报组织对我的培养，也证明我的能力。每天晚上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在剪辑间里度过，埋头钻研镜头画面规律，比如镜头的剪辑率，画面的景别和镜头的长短，对烘托气氛的影响，等等。
1976年的夏天，是我到电视台的第二年，除了编新闻以外，我还编了《农民育种家刘应祥》等专题片，老同志说我的业务进步很快，解说词很有感染力。组长看我埋头干活，不断地给我压担子，每年都要编辑制作一些纪录片。老夏经常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一批那么快就顶了上去，过去的惯例是新同志来后，第一年跟着看，第二年跟着练，第三年才放手干。”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几乎天天开会，白天没有时间编节目，我们就晚上干活，经常干到天麻麻亮。东方微亮时，夏天大约是4点钟，推开窗子，新鲜空气扑面而来，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办公室在3楼，高高的白杨树树枝伸在窗口，枝条吐出了花穗，花穗慢慢长大，又慢慢随风脱落了，花落了，小芽萌发了，一天比一天大，慢慢变成小叶，小叶又变成随风哗啦啦响的满树绿叶。我觉得树叶也是有生命、有感情的，每天早上都要和它们说一会儿话，看着它们长大，我感到自己也和春天的白杨树一样，充满活力。集体宿舍就在几十米外的新302宿舍，早上四五点回去会影响同事睡觉，干脆在办公桌上一躺，就呼呼大睡起来。早上7点钟，被大院警卫连的跑步操练声惊醒，马上起来，洗漱，搞卫生，吃饭，打开水，又精神抖擞地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年轻真好！那样加班，那样熬夜，却不觉得累，感到生活很有意义，钻进电视业务，每天都有收获。正是这种全身心投入，才使我很快成长为熟练编辑。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当年编辑的一些专题节目。比如《气象学家雷雨顺》《医学家张孝骞》《华主席视察过的养猪养鸡场》《四季青公社实行专业化生产》《全国农业展览巡礼》《国外农机展览巡礼》《干出一个机械化》《千里送水一路歌》《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建成》《泰山脚下东水西调》《万里长江第一坝》《黄土高原考察》《湖北水利巡礼》《青藏高原科考纪实》《远征南极》《引黄济津纪实》《中国农村改革述评》《西北行》《访刘庄》《白庄致富之路》《西哈努克亲王视察柬埔寨》等等。一想到这些，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感谢那些不断给我压担子的老师和长辈们。
那些年头电视台节目贫乏，新闻部制作的专题片一般都在《新闻联播》后播出，所以每一个片子都有反响，都成为次日大家谈论的话题，那些年头尽管《新闻联播》办得并不太好，但每年能制作那么多的专题片，我们也都感到自豪。
80年代之前《新闻联播》为什么迟迟不能成为主流媒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海外的信息也涌入中国，国人对新闻的需求越来越高，国家广播电视部和中央电视台领导也下定决心抓新闻工作，但是改革速度太慢，百姓不满意，下面是日《新闻联播》试办第一天的串联单：
1.战斗在车间的党支部（上海）5分钟
2.小靳庄在战斗中前进（天津）5分钟
3.敢斗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武汉）4分30秒
4.朝气蓬勃的党支部（北京）5分10秒
下面是日《新闻联播》正式播出第一天的串联单：
1.邓副总理与外国专家欢庆新年（北京）3分钟
2.马万水工程队再攀高峰（河北）3分钟
3.平定县粮食丰收（山西）1分40秒
4.安阳电子管厂研制出新产品（河南）2分30秒
从以上两张《新闻联播》的串联单看，一年半后《新闻联播》有了明显进步，主要是每条新闻时长缩短了，由每条5分钟缩减到每条两三分钟，同时注重新闻的时效，增加了一条时效性较强的时政新闻。但是，整个节目的信息量太小，看了《新闻联播》，看不出当天中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节目的形态都是电视画面配播音员解说，背景声是音乐。
《新闻联播》为什么迟迟不能进入主流媒体行业？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生产手段原始落后，影响新闻的时效。
198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电子采访设备，中国所有的电视台新闻采访全部用16毫米的电影胶片，用电影胶片采访拍摄的方式使制作周期很长，而且声音和画面不能同时记录在胶片上。胶片拍摄完后，要经过冲洗底片、印样片、编辑样片、配解说、录音，再套底印制影片。这样一个复杂的工艺过程，最快也要几天。如果到外地采访，一般是从邮局寄回胶片，邮寄到北京的时间各地差异很大，最快也需要7天。有时候记者在外面转悠一个月，带回一大包胶片慢慢洗印，慢慢编辑播出。1977年我们农业组一位记者在唐山拍摄了小麦丰收的新闻，拍摄时是5月底至6月初，因为制作成声音和画面合在一起的电视片播出，比较费时间，所以播出的时候已经是9月秋风渐起，当时收过小麦的地里播种的玉米都快收获了，这种生产方式怎么能谈得上时效？
第二，新闻节目的生产理念，影响新闻内容的选择和新闻的时效。
1958年北京电视台成立时，节目生产骨干大多是从新闻电影厂抽调来的，新闻电影厂主要业务是拍纪录片和新闻简报，管理的模式不是新闻媒体的模式，所以，新闻电影厂的记者们就把新闻电影生产的理念搬到了电视台，电视台新闻部的管理模式也就继承了新闻电影厂的管理模式，重纪录片，轻新闻；重画面，轻内容；重片子的画面和声音质量，轻新闻的时效；重领导活动的时政新闻，轻基层百姓的报道，等等。
第三，电视新闻采访组人员结构中缺少文字记者，影响新闻内容的深度，影响新闻形式的改进。
20世纪70年代，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队伍以摄影记者为主，编辑为辅，以当时我在的新闻部农业组为例，摄影记者18个，编辑只有臧树清、于津和高惠芬三人，1976年又补充了赵化勇和我两个编辑。编辑平时在家编片子为他人做“嫁衣”，只有做纪录片的时候才外出采访，电视摄影记者外出采访往往是单枪匹马。人没有三头六臂，顾及画面多就影响对内容的采访。有的摄影记者最关心的是拍好画面，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着急看现场，安排布置拍摄现场，很难静下心来采访和提炼新闻主题。画面拍够了，采访也就结束了，被采访单位给记者提供的文字材料一般是工作总结，有的甚至是几年前的。由于缺少深入采访和挖掘主题，有的记者拍摄的画面缺少细节，缺乏反映新闻事实的镜头，画面往往是“老三段”，即“学习、生产、批判会”。
现在的电视记者往往是指手拿话筒向观众报道正在发生和刚刚发生新闻的人，这个工种有人也称为编导。70年代新闻采访组人员的构成恰恰缺少这一工种，这就使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受到制约。1985年我针对当时状况写了一篇关于设立专职摄像员的文章发表在《电视业务》刊物上，呼吁新闻改革。全文如下：
电视新闻改革的重要环节
——设专职摄像记者
按照一般规律，电视新闻的前期采访，应有记者和摄影师（当然，还要有录像技术员、照明员），记者搞采访、写稿、现场报道，摄影师拍画面。但是，目前我们电视新闻界没有专职摄影，摄影由记者兼。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不适应电视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大大影响新闻质量的提高，亟待改革。
　　电视新闻记者兼搞摄影主要弊病如下：
1.来不及深入采访容易使新闻内容空洞。
电视新闻主要靠画面，电视记者兼摄影，主要精力必然要放在画面上，既要考虑镜头的组接，又要考虑构图。尤其是一些时政性采访，活动时间很短，记者更是要全力以赴抢拍画面，根本顾不了采访新闻内容。所以，有一些新闻，干干巴巴，解说几乎是公式化的套话。到农村、山区、工矿采访，要跋山涉水，记者扛一天机器，很疲劳，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从时间上都不可能像文字记者那样细细采访，又加上“大锅饭”的管理办法，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有人干脆只拍画面，不写稿，如果有编辑去，让编辑写，没有编辑去，拍摄完毕要一份被采访单位的工作总结，回来后连录像带一块交给编辑。有时，对方给的材料是几年前的总结，让人哭笑不得。请问：这样搞出的新闻，能有特点吗？现在，我们电视上一般化的报道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不少记者能独立作战，能拍画面、能写稿，而且自己编辑，搞出了不少好新闻。
2.影响新闻的时效。
时效，是新闻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当今世界上电视新闻的概念，就是对当天刚刚和正在发生事实的报道。为了用最快的速度把新闻报道出去，各国电视台新闻采访组都有专职摄影，日本各家电视台甚至还设有专门的取带员，当摄影师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时，取带员立即取出录像带，跨上摩托车飞驰回电视台。因为在交通拥挤的大城市，摩托车总比小汽车快。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的电视新闻时效性很强。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的电视新闻有很强的吸引力。假如他们也像我们这样，记者一人拍摄，拍完后再写稿，肯定不会那么快。我们有一些本来当天完全可以播出去的新闻，就因为这种磨磨蹭蹭的搞法，拖到第二天才播，大大影响了时效。有些“跑单帮”到外地采访的记者，出去十天半个月，带回一串新闻，回来后再慢慢翻笔记写稿，新闻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的甚至三四个星期还播不出去，根本谈不上时效。如果有专职摄影师，记者在现场就可以把稿子写好，回来后很快就能播出去。
3.不利于新闻形式的改进。
电视新闻的发展方向，在形式上，要增加现场报道，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还要有记者就此事件发表的简短评论，以提高新闻的分量，引导观众正确认识某一事物。发达国家的电视新闻大部分采取现场采访报道的形式。以日本NHK今年4月19日晚9点的新闻为例进行说明。头条新闻是美国一著名汽车公司的经理自杀，播音员报告完新闻提要后，马上播出记者访问该公司驻东京代表的录像，录像的最后是记者就此事件的评论。第二条新闻是日本某医疗中心的倒闭，先是播音员报提要，接着是记者在该中心采访患者家属和院长的录像。患者家属说，因为医院服务不周到，病人不愿来就医，生意萧条，当然要倒闭；院长说，因为进口设备太多，损失70亿日元。最后是记者的评论：是激烈竞争造成的，预计今后还将有一批医院要倒闭。屏幕上打出的字幕：NHK驻福冈记者城本胜。城本胜所以能出画面搞报道，是因为有专职摄影师为他录像，如果没有专职摄影师，城本胜一人扛机器干，那么，这条新闻也只能是“新闻简报”式的新闻，远远达不到现在的深度。我们的电视新闻，枯燥死板，这是主要原因。有些记者也想在形式上创新，但机器扛在肩上，受到很多限制。
4.不利于记者水平的提高。
搞摄影的人有一个习惯：坐不住，喜欢跑来跑去，很难静下心来学习，研究些问题。电视记者搞摄影，也容易有这些习惯。单纯搞摄影的人可以不研究政策，但我们电视记者就不能这样，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政策，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组织报道。电视记者长期搞摄影，脑子空空，影响水平提高。有些同志在摄影技术上很有一套，但写新闻稿就不见得过硬，有的干了十年、二十年记者，甚至写不了稿，编不了节目。据中宣部调查，在整个记者队伍中，电视记者的水平最低。广播电视部、电视台的领导也经常号召，要求电视记者不要把自己降低到摄影师的水平。是记者把自己降低到摄影师的水平吗？不，是不合理的管理体制，用记者们的话来说，就是“把记者当机器架子用”。记者理论水平、文学水平长期不能得到大的提高，反过来又影响新闻报道的质量。
总之，电视新闻记者搞摄影，已大大影响电视新闻事业的发展，它是一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既然不合理，这种体制为什么还能在中国电视界实行20多年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吧。
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建立于1958年，当时全世界电视事业还很落后，电视究竟要走什么路，谁也不清楚，有人甚至认为：电视就是缩小的电影院。我国第一批电视新闻记者来自新闻电影厂，他们既拍片又写稿，到电视台后仍然是这样，摄影，写稿，甚至还要动手编片。这在当时是完全适应的。因为电视与新闻电影的报道手段相同，都用胶片，都有较长的洗印制作过程，一些重要的时政新闻，有时我们还不如新闻电影厂快。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规模上来说，电影厂都是电视台的老大哥，电影厂的管理办法自然而然地传到电视台。在新闻用胶片的时期，我们的电视新闻时效性很差，不要说太早，就说八年前的1977年唐山地区某县小麦丰收的新闻，6月份拍摄，9月初才播出。所以，当时，我们电视的地位是很低的，很多单位根本不把我们电视台当新闻单位看，国务院有的部委开会请广播电台，而不请电视台。
80年代，电视事业在中国大地迅速崛起，电视新闻的采访报道手段已由胶片改为录像，从而缩短了漫长的制作周期，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当天发生的事情，晚上可以传遍全国，新闻的时效性大大提高。《新闻联播》节目已成为我国拥有观众最多的节目。正因为如此，观众对新闻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内容到形式，从新闻时效性到新闻节目的次数，观众都有较高的要求。总之，今天的电视新闻，从生产方式到影响，已发生根本性转折，这种新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我们按照老习惯，磨磨蹭蹭搞新闻，旧的生产关系不打破，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配备专职摄影师，让记者从机器中解放出来，专心搞采访。这样，就使我们新闻质量的提高有了组织保证。
一般来说，电视记者是一条新闻的主持者，新闻质量的高低，也主要取决于记者的水平、素质。因此，电视记者的条件要相对高一些，除对新闻敏感外，还要有多方面的知识，要有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形象要好。所以，电视记者的来源，应主要是大学新闻系、电视系。而摄影，是技术性的半体力劳动，摄影师的工作主要根据记者的意图拍摄画面，因此，对摄影师的要求就不一定很高，只要年轻体壮，反应快，有一定的新闻敏感度，而且热爱电视摄影，就足以了。所以，摄影师未必要接受高等教育，中学毕业生接受一定的短期培训，完全可以胜任。摄影师是技术工人，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电视事业正处于发展的黄金阶段，电视新闻队伍也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明确电视新闻采访小组人员构成，就为我们队伍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要用新的模式建设起一支崭新的电视新闻采访队伍。
电视新闻采访组人员构成的改变，要求广播学院电视系和其他院校电视专业的教育方针也要随之改变。长期以来，广播学院电视系摄影专业培养方向就是电视摄影记者，一批批本科毕业生去当摄影师，这是非常可惜的，今后应从根本上改变。电视新闻专业培养目标就是编辑和记者，电视摄影课可以学一点，但不必是重点课。主要气力应放在提高学生采访、撰写稿件、口头报道和新闻评论的能力上。至于摄影专业，可以开设中专班、短训班，为各地电视台培养摄影技术员。
第四，从受众数量上看，80年代之前，电视机数量有限，不要说农村，就连城市家庭也很难普及，就是有电视的家庭，也不一定天天能看，因为受电力制约，那时国家电力工业落后，停电是常事。而收音机和有线广播喇叭却普及，因此，广播是第一媒体，电视望尘莫及。
全国人民的期盼
1980年以后，中央电视台节目内容越来越丰富，特别是1985年国庆阅兵式和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等重大节目的播出，使中央电视台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但是随着电视地位的提高，百姓对《新闻联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新闻联播》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1986年我到广东出差，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广东省广播电视厅的方厅长，方厅长直言不讳地说：“中央台的新闻节目，不如广东台办得好，广东台每天早、中、晚有8次新闻，你们只有3次；《广东新闻》每天报道百姓身边发生的社会新闻，老百姓很爱看，中央台的新闻会议太多，大多是领导讲话，新闻排序也是按职位高低；中央台的新闻生产性报道太多，一个村子兴修水利、一个工厂搞卫生和全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可是你们的新闻大多数是这一类。”
我听了以后感觉无地自容。
一次我到河北采访，当地公社一位青年干部说：“我家在农村，我的父母很喜欢看《新闻联播》，他们希望从《新闻联播》中看到农民致富的典型办法，看到农业科技新技术，但是《新闻联播》介绍的新闻大而化之，不具体。”
1984年春天，我在北京某部委采访，一个处长说：“《新闻联播》开会的新闻没完没了，经常出现‘他说，他指出，他强调指出'的新闻，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孩子就会不耐烦地说‘您回家去说吧'，砰！换台了！”
山西的一位观众说：“会议新闻其实很重要，应该报道会议上全国人民关心的重要信息，谁出席谁讲话百姓不关心。”
更多的观众说：“全国只有一个《新闻联播》，时间宝贵，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向全国人民介绍国内外最重要的事，国家发布的最新政令……”
还有的观众说：“《新闻联播》应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批评不正之风，弘扬社会正气。”
这些意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广播电视部、中央电视台及其新闻部，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级领导经常到新闻部讲话动员新闻改革，那段时间确实出现了一些好新闻，但是太少。
央视播出的第一条批评新闻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的停车场见闻》，报道的是一些领导的家属乘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因为那个年头小轿车是极端奢侈品，与百姓无缘，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才有权力公务用车。家属和子女坐公家轿车办私事，成特权阶层，百姓深恶痛绝。新闻播出后，全国一片哗然。由于车牌号被曝光，很多单位找上门来解释。
新闻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安排一些批评性报道。我参与拍摄的有单位乱堆乱放垃圾影响北京市容、北京焦化厂氯气泄漏周围百姓受害、南郊木箱厂噪音污染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北京莲花河通惠河河水污染严重，等等。我们的采访报道引起了北京市环保局的重视，局领导带领污水治理处和大气治理处领导找上门来沟通情况，希望央视能配合政府的工作，有的涉及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污染源，比如首钢，国家已经制定搬迁计划，而且他们也在努力治理大气和废水污染，建设花园式工厂，对他们的报道以正面为主。根据北京市环保局的要求，我们拍摄了首钢建设花园式工厂的纪录片，在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央视《新闻联播》重视舆论监督，受到兄弟新闻媒体的好评，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派编辑到央视新闻部采访，根据他们的要求我写了题为《电视要促进首都建设》的文章，在1980年第8期《新闻战线》上发表。下面是文章片段：
6月6日晚7点一刻，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条乱七八糟的街道：路上堆满沙子，人行道上搭着棚子，堆满各种物料，马路上交通拥挤……
播音员解说：“这是北京东单皮鞋厂、抽纱公司、房修一公司等单位堆放的……”
接着又出现另一组电视画面：一个机关的大门口堆满沙子、砖，行人只好搬起自行车越过。
播音员：“北京房修一公司竟然利用夜间把砖和沙子卸在文化部宿舍门口，挡住人家去路……”
这条新闻播出不久，有人发现，这一带街道已经清理干净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一次批评性新闻节目的播映和播出后的效果的缩影。
近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增加了这一类新闻的内容，促进了北京环境保护和市容整顿。
今年5月，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现代化建设的四项建议传达后，饱受烟尘、风沙之苦的首都人民欢欣鼓舞。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也为北京有了一个正确的建设方针而高兴。我们决定集中宣传一段时间，促进中央书记处四项建议的落实。市委领导同志建议我们先到各个部门去采访。我们先后采访报道了市建委、规划局、设计院、建工局、建材局、园林局、环保局，以及公安、交通、卫生、商业等战线落实四项建议的活动，向观众介绍了首都新的总体规划、房屋建筑、园林、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采访过程中，各个业务局向我们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中央再三强调北京不能再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污染重的工业不能发展，但有些部门仍要上；虽然有了环境保护法，但许多企业只管产值、利润，根本不管污染的事情；在城市建设中，有些单位和部门不从全局出发，乱占地皮，以致北京无法形成一条像样的街道；有些单位搞建筑，乱放材料，阻塞交通，破坏市容卫生，等等。凡此种种，严重干扰和影响了首都建设的发展，各个部门一致要求通过电视报道进行公开批评。
市环境保护部门的同志介绍环境污染情况时，顺便转给我们一封信，是南郊木箱厂周围102名居民写来的，要求我们去看看。我们来到南郊木箱厂，车子刚拐进木箱厂附近的大街，两个烟囱出现在眼前，只见滚滚浓烟，直冲蓝天，使这一带天气由晴变阴。我们虽然在这个工厂的车间只停留了十几分钟，但身上已落了厚厚一层粉尘。该厂各种机器怪叫声令人心惊肉跳，有时不得不捂住耳朵。整个厂区乱七八糟，管理相当混乱。
我们将现场情况拍摄完后，找到木箱厂的领导，了解情况，希望他们能体谅群众疾苦，抓紧治理。但这位负责人态度蛮横，指责居民“闹事”“破坏生产”，他还要找公安部门帮助解决。
回来后，我们反复商量，并多次与该厂上级机关联系，交换意见，最后，决定在电视上进行公开批评。
电视批评后，引起较大反响。上海、天津、河北、黑龙江、北京等地有关部门纷纷来电来人，主动要求帮助支援。他们说：“北京是世界橱窗，决不允许这样的工厂存在。”群众舆论对北京木材公司和该厂领导震动很大。木材公司很快撤掉了该厂第一把手，并从公司机关抽调得力干部充实领导班子。在新班子带领下，全厂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整顿。
批评南郊木箱厂后，北京和外地许多单位和个人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通过电视帮助呼吁。对群众来信，我们有计划地前去做了调查，有的拍了片子。
在批评一种错误现象时，我们还注意从正面报道一些先进典型，通过先进促后进。对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如果改进较快，我们也及时表扬。
电视上经常播出一些批评性新闻，观众很喜欢，每次播出后，都收到一些来信。一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观众在信中说：“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工作的四项建议传达后，你台非常关心北京环保和市容整顿工作，我们非常赞赏你台的鲜明立场。”有的观众说：“你台对社会生活的批评很有用，请多采访一些这类内容的新闻。新闻报道老讲好话，不符合客观实际，有点批评，讲一点缺点、差距，观众反而相信。”还有的观众说：“电视有千百万观众，你们应该为群众说话，多为群众着想。”
被电视开展批评后，大部分被批评单位都主动报告改进情况。北京房修一公司在给本台的信中说：“你们批评后，我们立即向职工做了传达，马上采取措施，派专人管理，并向市容办公室作出维护好市容的保证。”
通过这一段实践我们体会到：电视新闻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有表扬有批评，多为群众讲话，这样群众才爱看。
1980年，也就是我来台的第五年，我当时三十刚出头，应该说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个普通的编辑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就够了，但是我偏偏爱动脑子，经常考虑怎样办好新闻的事。写本文的日，我翻开了日晚9点写的日记，日记片段如下：
最近，回顾了一下工作，总感到对不起人民，9亿人民委托我们为他们办电视节目，但我们电视节目办得不够好，新闻节目大约有以下问题：
1.报道计划性差，针对性差，工作忙乱，不是一个战役一个战役解决问题，而是疲于应付会议；
2.报道小打小闹，无关紧要的多，分量重的、能给人以启发、看后解渴的少；
3.有些新闻内容空洞言之无物，随便拍几组画面要点材料对付成一条新闻。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我们编辑记者缺乏调查研究，对党的方针政策整体情况了解不够；二是管理有问题，新闻好坏都能播出，大家都图省事凑条数，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编辑记者是“快门司机”“接片机器”。
当时，一个年轻人能有这样的思考，说明电视台风气正，大多数同志事业心很强，主观上都想办好新闻。时代的局限和其他的原因，使电视新闻不能很快地挤入新闻主流媒体行列，后来我还写了一篇题为《电视新闻改革之我见》的文章发表在《新闻战线》上，下面是文章的全文：
电视新闻改革之我见
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是个老掉牙的题目。但是，我要反问一句：我们完全按规律办事了吗？我们播的内容都是新闻吗？请看下列题目：
××地区春耕生产动手早
××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
××研讨会结束
它们是新闻吗？
这类新闻占多大比例呢？据细心者统计：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中约占1/3到1/2，地方台约占1/2到2/3！
违反新闻规律的事例摘抄于后：
1.会见、会议报道不是按新闻价值，而是按规格。过去，有关部门曾规定过：中央“四副”（国家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以上的外事活动一律拍电视，不管有无实质性内容。有了这个拍电视的规格，一些会议、开工、竣工仪式甚至展览的组织者就千方百计地请“四副”以上的领导参加，以便得以报道。所以，在外事、内事活动频繁的季节里，会议、会见新闻不但经常“承包”《新闻联播》，而且也经常“承包”《晚间新闻》，很多省市台也是如此。还有那个“名单学”。会议后边往往有个长长的名单。甚至连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仪式的新闻也是如此，谁参加了告别仪式，谁送了花圈，谁到医院看望，等等。几个名单下来，往往有二三百人！据说，这个名单每年都在增加，因为一批老同志退下去了，一批年轻同志上来了。笔者并不反对领导同志参加各类活动，问题在于新闻界有无必要报道那么长的名单。
2.新闻的长短，不是按新闻价值，而是看“长官意志”。领导人说充分一点，下边就要不惜篇幅；领导表扬一句，下一次更来劲。1987年，一条追悼会的新闻，长达19分20秒！日，《新闻联播》国内新闻20分钟只发了两条新闻：一条会议报道，一条领导人在国外访问。据了解，这些“超长新闻”都是领导人打过招呼的。笔者认为，这类新闻，《新闻联播》中可以发个消息，《新闻联播》后再播个专题，两全其美。
日至10日，《新闻联播》国内部分只发了127条新闻，平均每天减少10条左右。主要原因是人大、政协“两会”的报道太长。平心而论，“两会”报道，有一些内容观众很关心，比如会议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及人事变动。但有一些内容，比如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的冗长报道，观众很难接受。地方台的记者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中央开“两会”（人大和政协会）。“两会”报道一长，他们的新闻就上不了《新闻联播》。另外，中央台对全国“两会”的报道规格，也就是省台对地方“两会”的报道规格，他们得照此办理。
1988年3月“两会”期间，笔者多次见到香港无线台新闻部高级记者袁志伟先生，他说：“《新闻联播》我每天必看，你们对‘两会'的报道，我简直无法理解。”
那么，他们是怎样报道“两会”的呢？袁先生说：“我们只报道香港观众关心的内容，比如，会议何时开幕，提出了什么新问题，谁当选国家主席，谁当总理，他们过去的经历，北京人怎样评价他们；另外，香港代表在北京的活动，也适当报道。”
3.现场讲话超长，令人生厌。近年来，记者们越来越重视现场采访，这是可喜现象。但是，现场采访普遍太长，缺乏精编。
4.在报道方式上，往往站在领导的角度，指挥、命令多，而缺少平等谈心的态度，对一件事的报道，大多只有一种观点，缺少立体报道。
5.新闻的编排播出顺序，多年来已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习惯，按“官”位高低排列，先大官，后小官，然后才是百姓的新闻。
上述违反新闻规律的表现，电视新闻界的同志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违背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原因：
——上级领导的指令，下边不得不听。在一些党政领导同志的传统观念中，广播电视既然是党的喉舌，那么就要一切听党和政府的。电视界的具体工作人员，则犯不上得罪领导，反正电视台不是自己家开的。有家市级电视台索性全部放开，书记市长爱讲多长就讲多长。于是，奇迹出现了：几个月里，电视新闻天天是会议。这一下，市委领导也厌烦了，最后下一道令：所有的会议是否报道都由电视台自己定，市委市政府不要干涉。
——在电视台内部，缺乏科学管理。宣传的决策、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缺乏民主评议这一关，往往主要领导提出后，下边不好提反对意见；有些同志缺乏全局观点，过分地强调某某事件重要；在宣传效果上，有的同志片面地认为越长越好，实际上超长后效果适得其反；有些同志缺少对电视特点的研究，表现形式单调。
——传统观念的影响。电视新闻就是该指导工作，宣传会议精神，报道领导讲话。去年，在全国电视台新闻部主任会议上，我曾和“各路诸侯”们交换过观点，大家都认为这样搞没意思，但改也难。
　　——盛情邀请，难以拒绝。十几年前，电视新闻似乎鲜为人知，记得1976年5月笔者到石家庄参加全国“三夏”现场会，预备会议按惯例，请新闻记者参加，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都进去了，而我这个电视台的记者却被拒于会场之外。问其原因，对方竟然说“电视台是放电影的，没有报道任务”。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仅仅过了十年，电视机由当初几百万台猛增到一亿多台，观众数亿，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使人们对电视刮目相看。许多会议组织者对电视台格外“照顾”，每会必请。请柬、邀请电话源源不断飞往新闻部。电话谢绝后，又亲自上门请；当面谢绝后，又转弯抹角到领导那儿去。如此盛情，岂能不去？
——商品经济影响着新闻队伍。一些企业、公司为了提高知名度，千方百计与记者建立联系。什么吃饭啦、送纪念品啦，等等。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欠了人家的情分，新闻说啥也得发，使一些比较差的“新闻”播了出去。
另外，各地宣传部门给记者、通讯员规定了任务，完不成要受罚，超产要奖励，发头条要重奖，这使记者、通讯员压力极大，隔三差五要跑一趟编辑部。人熟了自然好办事，千里迢迢来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发一条。“照顾新闻”也就播了出去。
在一次市台新闻部主任会议上，主任们无不大谈“婆婆”干涉之苦，某市某领导竟然对电视台记者说：“你们不要抢新闻，晚一天发没关系，也不要搞什么创新，只要不犯错误，上级不批评就行。”妙语惊人！现在，这种状况在广播电视界还是比较严重的。
违反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得罪上帝——亿万观众。当前，摆在全国电视新闻界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按新闻规律办事。
电视新闻是为亿万观众开办的，我们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就一定要尊重观众，珍惜他们的宝贵时间，使他们“开机有益”。
笔者并不反对报道领导的活动，而是主张根据新闻价值选择新闻；会议报道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主张抓人们关心的内容。十三大结束后，赵紫阳等同志会见中外记者，几十分钟，很多人连看几遍，大家从总书记讲话中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
日，我们的《午间新闻》《晚间新闻》试行改版，《新闻联播》也适当改进：减少一般化的会议报道，生产消息一般不发，增加人们关心的社会新闻。录像新闻源不足，就打破门户之见，从新华社及各家报纸上选口播新闻。3月1日，《午间新闻》口播占了一半，如《周里京开车撞人》《艾滋病敲开中国的大门》等新闻，占了很大比重。国际新闻《科索沃煤矿工人罢工》则上了头条。新闻播出后，台内外反映很好，有的同志说：这才是电视新闻的本来面目。
3月2日，我们又在《新闻联播》中以观众来信的形式投出一颗信号弹。信中说：
希望各界、各部门今后少邀请我们参加没有意义的新闻报道，也希望全国的电视记者能改变新闻观念，拍回真正的新闻，送来真正的新闻。
“信号”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当天晚上8点钟，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就来电话，表示支持，认为“抓住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派记者采访。新华社当晚发了通稿。
从3月3日开始，四川、湖南、山东等省电视台的同志纷纷来电话，表示支持，因为“中央台的呼吁也替省台说了话”；至于观众来信就更多了。3月6日，我们又播出了部分观众来信。
新闻改革大势所趋，但是，人们也担心：改革能顺利进行下去吗？
这也是我的忧虑。
电视新闻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是转变观念？是改革体制？是培训、整顿队伍？是增加设备？
笔者认为：这些工作都应该做，但在目前情况下，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部是当务之急。几年前，中央电视台领导就提出这一设想，用后期发稿引导前期采访，实践证明，这一设想是对的。
值班同志有权根据节目的需要删减精编或增补新的内容；不符合播出要求的可以不用；人们关心的内容可以排头条。实践证明，地方台很敏感。3月1日“改版”后，他们立即按我们的需要来稿，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批好新闻。如广东、湖北、大连解决盲目流入民工的报道，开封化肥黑市和郑州烟厂大火的连续报道，等等。
现在难办的是本台新闻。三年前，本台第一套已经有三次新闻节目，但那时，提供新闻的主要是新闻部；而现在，仍然是三次新闻节目，但有四个采访部（政文、经济、体育、军事）向《新闻联播》提供新闻，此外，还有一大批通讯员，来稿量大大超过播出量。在新闻旺季里，每天收到地方新闻上百条，本台新闻二三十条；此外，还有大量口播新闻稿。来稿量是播出量的几倍。为争着上《新闻联播》，编前会上大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为多发几条新闻，让更多记者的劳动能在《新闻联播》上得到体现，值班同志经常编简讯。但有的记者还是不体谅、不理解，甚至不依不饶。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答案只有一个，按新闻规律办事，按新闻价值编发，好中选优，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国家彩电中心的建设为央视崛起奠定基础
日9点15分，在央视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国家彩电中心大楼奠基！“国家彩电中心”是当时国家重点工程的名称，也就是中华世纪坛旁边的央视。国家重点工程奠基当然要拍电视发新闻，我和摄影记者周建国去采访。
奠基现场在军事博物馆西侧农田里，之前这里是玉渊潭乡的菜地和酱油厂，当年我们农业组为报道京郊乡镇企业，玉渊潭乡的同志曾带我们来过这里。我想象的酱油厂的画面应该是灌装线，排列整齐的酱油瓶子沿着生产线出来、工人装车，等等。然而，当我们从玉渊潭公园往南沿田间小径穿过玉米地，来到酱油厂时，看到的只有几排破旧的平房，一片水泥池子，走近里面是发酵池，黑乎乎的，池子周围有蛆在爬动，一阵恶心！我问那位带路的先生：“这是酱油厂吗？”他肯定地说：“是啊，这就是啊！”“酱油在哪儿呢？”“池子里就是啊。”天哪！池子里的黑汤就是酱油啊！此后我一看到酱油就想起那令人恶心的画面，好长时间不敢买酱油。所以，我对这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然，新台奠基时，这里早已是一片平地，酱油厂的痕迹一点儿都没了，四周堆满建筑用的大型设备。平地中间有个大坑，方楼就建在这里。奠基大坑大约三层楼深，我们从高高的梯子下到二层，那里是主席台，再从一个斜坡下到底层，那里聚集了建筑公司的职工和央视各部门的代表。仪式现场有广电部和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出席仪式的领导是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张百发。当时央视已经用电子采访设备了，不过是最早的1800分体式，即摄像机和录像机分开，中间用电缆线连着。摄像机和录像机各有二三十斤重，周建国扛摄像机在前面拍，我肩背着录像机跟在他后面录。会议开始前王枫台长看见了我们，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这是给你们盖的楼啊，你们赶上好时候了，好好干吧！”我问老王（那时全台称台长都是老王，从不叫台长，当他们升为部长或副部长时才感到他们是领导，对台长的感觉是“自己人”。）报道有什么要求，他说：“关键是工期，我们希望3年，施工方说4年，提前一年完工我们就提前一年改善办公条件，还省不少房租，台里有些部门在外租房办公。我们会请张市长表态，争取3年完工，《新闻联播》要把他的同期声用上。”王枫台长说：“小伙子，你们办公室很挤吧，不光新闻部挤，全台都挤，你们好歹还在楼里，冬暖夏凉，有些部门包括台领导挤在木板房里，冬天像冰窖，夏天像蒸笼。”看得出王枫台长对新台的建设极为关心，我和周建国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根据3年完工的要求，国家彩电中心工程应该1986年5月完工，但是3年仅仅完成了主体结构，为什么？国家投资1亿7000万元花完了，没有装修和买设备的钱。1984年以后，国家经济大发展，各地争相上项目，引起物价飞涨，建材价格首当其冲。广电部和北京市紧急报告国务院，请求追加1亿3000万元。
下边向上级要钱，全国向中央要钱，国家没那么多钱，中央压力很大。有一次我作为采访农业的记者，参加农业部门一个会议，在***怀仁堂听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万里的报告。万里在会上批评有些地方为上新项目，开始预算做得少，项目开工后又向国家要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钓鱼工程”。他用浓重的山东话说：“国家彩电中心工程是最大的钓鱼工程，计划1亿7000万元，结果仅仅完成了土建，还差1亿3000万元。”据说，因为等国家追加预算，拖了工期，1986年才开始装修。1987年冬天，央视京西工程进入搬家倒计时，王枫台长每天下午都在工程现场2楼召开一个碰头会，台里行政、后勤、技术等各部门的处长主任都参加，新闻部是第一个要搬进新台的部门，所以，老王让新闻部也来一个主任，对工程提要求。我是新闻部最年轻的主任，有时下班后骑自行车从复兴门广电部大院到央视方楼工地，参加老王组织的碰头会，转达新闻部的需求。王枫对央视京西大院的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
那么，央视是何时搬进来的呢？
日起，央视各部门先后从复兴门广电部大院搬进京西国家彩电中心大楼，台领导在15楼，总编室在14楼，新闻部在2楼，崭新的办公室，崭新的办公桌，每个办公桌上都有内线电话，真有鸟枪换炮、一步登天的感觉，大家十分兴奋。新台的起用为央视发展插上了翅膀，有了一流的办公和节目制作条件，栏目、频道飞速发展，电视节目丰富多彩，全国人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宽松办公环境的好景不长，不久又拥挤不堪，因为国家批准的彩电中心是按3个频道、1500人设计的。没有想到，搬进新台仅仅20年，央视就发展到了几十个频道，上万人！
央视搬进京西方楼制作的第一个栏目是《新闻联播》。日晚上，《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制作完成后，当时新闻部分管技术的副主任崔一鹤、新闻部技术科科长李向民、副科长李晓明，带领全科十几名员工，拆设备、装车，运到方楼二楼新闻机房，连夜安装、调试，直到天亮，15日上午试验录制节目。当年央视过的日子就像昔日只有一条裤子的穷人一样，夜里洗白天穿，真够艰苦！现在，央视从西三环往东三环搬家时，谁还带着旧设备？河东河西三十年，央视的变化真让人扬眉吐气！但是，没有当年的寒酸创业，能有今天的一切吗？
　　“央视要被电台接管了”
1985年春天，广播电视部大院传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上级要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到央视当台长。
消息传得很快，因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电台和央视都在广播电视部大院办公，大部分人都住在附近的新老302宿舍，上班后大家都到一个锅炉房打开水，上班路上或者打开水时都能相互碰到，低头不见抬头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要来领导电视台是真是假？一连几天大家都在议论。议论最多、触动最大的是电视台职工，当时在广电部院内，电视台排名第三，无论从影响力、规模上来说还是从资历上来说两家电台都是我们的老大哥，而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办得很好，广电部的领导经常表扬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批评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电台的台长要来领导电视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电视台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来说，大家难免有失落感。虽然《新闻联播》办得不好，但有些老同志还不服气地说：“广播多简单啊，不就念念稿子吗？电视多复杂啊，让他们来办还不一定比得上我们！”还有人说：“电视无论怎样差，有画面，晚上回家谁听广播？还不都看电视？国庆阅兵式还不是电视台转播的？”
不久，央广台长到央视任职的消息就被证实了，来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伟光和新闻部主任沈纪，而不是第一把手杨正泉台长。杨伟光在电台是管新闻的，是由新闻部主任提拔起来的，两个管新闻的领导到电视台显然是冲着《新闻联播》来的，而不是全面接管。但是，消息灵通人士说，杨伟光接管电视台是迟早的事，上级只不过让他先从新闻抓起，逐渐介入。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杨伟光和沈纪写出了《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改革方案，方案在肯定央视新闻节目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提出了存在的问题。方案明确提出：中央电视台应办成事实准确、信息量大、时效迅速、报道面广、形声并茂的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重要新闻舆论中心之一。地方电视台应办成当地重要的新闻舆论中心之一，使观众能通过电视了解当地的最新情况。广大观众只要经常收看电视台的新闻，就能及时了解天下大事。
我是在新闻部全体员工大会上听到的这一方案，这个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不仅仅是参会的人多，更重要的是动用了全台唯一的大会议室——电影放映间，能容纳几百人。在我的印象里，台里有重大事情的时候才在这里开会，日常的会议都在各部门的办公室开，杨伟光用夹带着梅州口音的普通话开始了演讲，他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讲话哲理性很强，很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他对央视新闻现状的分析入情入理，没有贬低也没有拔高，改革的措施和步骤也实事求是。杨台报告中说，实现这个目标，要达到如下具体要求：
1.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每个时期的宣传思想和报道计划，准确、及时地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重要部署。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宣传好中央政策是最重要的标志。
2.囊括国内外要闻，使电视新闻有相当的权威性，要求做到重要新闻不漏。
3.时效速度，重要新闻应力争比报纸快，努力发出正在发生和刚发生的消息。
4.报道面广，各行业、各地区、各个国家的大事都要有所反映。
5.要有自己的、有电视特点的评论。做到虚实结合，言之有物；旗帜鲜明，针对性强；短小精悍，语言生动。
6.形式活泼，形声并茂，为群众喜闻乐见。
杨台在报告中说，从中央电视台目前情况看，应采取如下步骤：
1.1985年的任务主要是提高节目质量，确保安全播出，不出大的差错，力争不出或少出小的差错。
2.1986年要创造条件，开办早间新闻。
3.1987年创办英语电视新闻。
4.1988年建台30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电视新闻改革的目标。到那时全国观众将可以靠电视获知国内外的重要新闻。
杨台提出奋斗3年把央视办成全球要闻总汇，让全国人民通过电视就能知天下大事的目标，很鼓舞人心。说出了我们多年的梦想！
杨台报告结束后全场掌声十分热烈，特别是年轻人情绪十分高涨，会后都在议论，到底是干新闻的专家，中央电视台新闻要大发展了！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每前进一步总有很多磕磕碰碰，有时候甚至有干不下去的感觉。
我被“发配”到联播组
1985年年底，是我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工作的第11个年头，36岁。当时身体又好，一年到头，天南海北，撒开腿跑，工农商学兵，行行都接触；搞新闻的时候，可能汇编几条专题，搞专题的时候，又可能带回几条新闻，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干。又采又编，今天还在北大荒，明天说不定已漫步在珠江三角洲。天天接触新事物，生活充满了乐趣。
就在我采访工作干得正欢的时候，当时的新闻部领导章壮沂主任（后升任央视副总编辑）找我谈话，要我去联播组当编辑，代理组长。
我一听就蒙了！
难道我不适合当采访记者？难道……
我心里直犯嘀咕。
主任说了好多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记不清了。但章壮沂主任举的一个例子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70年代初，我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新闻界的一些老前辈还在蹲“牛棚”。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无疑这是一重大新闻。正在干校劳动的新闻记者们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一重大新闻，一帮毛头小伙子故意考考正在干校“劳改”的人民日报社社长×××。
“×××，你不是‘反动'权威吗？你说这条新闻应该排在几版几条？”
×××思考了一下说：“如果让我处理的话，这条消息应该上一版，位置在右半版中间靠下，而且应该加围线。”
次日，《人民日报》送到了干校，位置果然如此！
毛头小伙子们对这位时不时地就被拉过来批判一顿的“反动”权威由衷地佩服，纷纷前来请教。
×××分析说，美国总统来访，这不是一般的外交消息，预示着中美关系将解冻，应该上一版；但是，中美还没建交，这只是解冻的第一步，所以，报道还不能太突出，从这个角度讲放在右边中下比较合适；用线围起来，使这条消息很醒目，容易引起读者注意，说明编辑部对这条消息还是很重视的。总之，这样的处理表明了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既重视、又不过热的不卑不亢的态度。
这件事是真是假后来也没有人去考证，而且当初主任就是用“据说”二字介绍的。但不管是真是假，这件事使我感到：编辑工作还真是有点“神”！
主任说，联播组不仅仅是串带子的，节目编排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希望你去学习、实践、开拓。
既然如此，那就去吧。但是我还是作了番“讨价还价”，希望干一段后再回来。领导笑嘻嘻地说：“可以，如果不习惯，干一段再回来。”
谁知这一干变成了若干年，这是后话。
几天后，当时的台长助理沈纪同志（后任副台长）找我长谈一次。这次谈话是在新闻部我的剪辑间内进行的，而不是在老沈的台长办公室，这说明他们工作很深入。尽管他和杨台已经来电视台半年了，但这是我初次与台领导面对面交流。老沈介绍了他和杨台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设想，谈了节目编排工作的重要性。当时很多话同样记不清了，但有一点至今记忆犹新：中央电视台领导对后期发稿工作是很重视的，决定把后期发稿作为新闻改革的突破口之一，以节目编排带动、引导全国电视新闻界的前期采访。
老沈给我一份《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让我学习，他问我看过没有，我说看过，也听过杨台的报告。老沈说：“今后联播组的工作就按这个报告中的要求进行。”
老沈还征求了我对《新闻联播》的意见。我谈了《新闻联播》十年来的进步，与我刚到电视台时相比已经像个新闻节目的样子了，中央的很多指示政令，都是在《新闻联播》先播发，胡耀邦要求广电部的部长每天审查《新闻联播》，中央还发文件要求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这说明中央对电视新闻很重视；但是《新闻联播》与中央广播电台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相比差距很远，和《人民日报》差距也很大，在很多时候，看了《新闻联播》还不能完全知道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新闻，很多是一厂一店，没多大意思的新闻，我也经常在新闻部的会议上提意见。
老沈很认真地听着我说，不时地点头，有时插话和我交流，看得出他很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电视台的同志是有雄心壮志的，是有人才的，这些都是我们新闻改革必将成功的条件，我和老杨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为国分忧，为你们年轻人成长搭建一个平台。”
老沈讲话慢条斯理，逻辑性很强，很有水平，到底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主任。
从老沈的谈话中听得出，台和新闻部领导对新闻改革充满信心。我被他的谈话激动得热血沸腾。
很快，我就由记者组借调到联播组，干起了发稿编辑的工作。从此，在台和新闻部领导的指导下，《新闻联播》编排改革的步伐加快了。
领导为了《新闻联播》改革的方便，把播音组也划到了联播组，当时联播组有编辑、播音员、美术编辑、摄像记者、打字员等工种共27人，在新闻部是第一大组，27人中我和邢质斌的年龄最大，大约三十六七岁，其他的都是二十来岁大学毕业不久的小伙子、小姑娘，联播组在一楼，三间办公室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除了几部内线电话和外线电话以外还有一部红机子，红机子当时央视只有两部，另一部在台办室，红机子是直通中央和各部委的电话，国务院领导和各部委的秘书经常用红机子和我们联系。
说心里话，在此之前我虽然被台里任命为记者组副组长，协助老组长闫连俊工作，但是我天天埋头采访编片子干活，没有什么领导经验，一下子由一个人干活变成组织二十多个人干活，十分不习惯。联播组办公室内每天满满一屋子人，又加上本台各采访组送稿子送带子，各地方台来送稿子也是络绎不绝，感到人满为患。联播组每天电话此起彼伏，特别是每播一组医疗信息以后，咨询电话都打爆了，几个人都忙活不过来。全国观众的来信每天一麻袋一麻袋送来，要干的活儿堆积如山！我经常是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接待地方台的同志；一边和别人谈着话，一边拿剪刀剪观众来信。因为着急上火，有时走在走廊上突然眩晕，赶快扶住墙待一会儿。
那段时间我特别感谢杨伟光台长、沈纪台长助理和章壮沂老师，他们看出了我的急躁情绪后，找我谈心让我不要着急，慢慢来。杨台说：“组长的工作主要是节目编排，每天四次节目中《新闻联播》是重中之重，你的工作就是精心选择新闻，精心编排新闻，按照中央的工作重心，每天一个重点。”杨台要求我组织编辑们，认真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认真分析每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编排，与我们前一天晚上《新闻联播》编排作比较，这样就慢慢找到规律了。
杨台说：“联播组的编辑大多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的优点是年轻有活力，掌握新知识快，缺点是缺乏经验，坐不住，希望外出采访，适当做些采访是可以的，但是主业是节目编排。要通过业务研究把年轻人凝聚起来，把他们的兴趣集中到节目编排上来。”
杨台还说：“年轻人成长需要环境，需要大的工作量，要给年轻人压担子，不要让他闲着，谁的工作量大，谁就进步快。”我对杨台培养下一代的苦心十分理解。按照杨台的要求，联播组每周举行一次各工种都参加的业务探讨会，每天一上班拿到《人民日报》以后，马上找编辑们研究分析《人民日报》第一版的版面，分析和前一天的《新闻联播》的编排有什么不同。几个月下来，大家都找到了一些门道，特别是我个人，悟出了新闻编排的基本规律，我的编排内容由开始被领导勾画得像地图一样，到后来领导不再有大的改动。除了编排的研究以外，我还和编辑们一起，认真分析新闻的结构，找出新闻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下面是台里《宣传日报》刊登的《新闻联播组剖析一条新闻》。
新闻联播组剖析一条新闻
8月18日新闻联播组举行业务研讨会，剖析了一条新闻，指出经济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这条新闻报道的是某工厂研制出某项新产品，新闻全长1分30秒，分三段：
1.介绍这个工厂的质量，上半年完成任务情况，90个字；
2.介绍这个厂的任务及近几年的科研成果，135个字；
3.介绍今年6月新研制成功的产品，97个字。
业务会前，小组就把稿子印发给大家，并提出了几个问题：稿子中的材料哪些是新闻？哪些是背景材料？这篇稿子存在哪些问题？如果让你写你会怎样写？
会上，有10位同志先后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内容杂，中心不突出，是报道上半年完成任务好呢？还是报这项科研成果？记者不明确，所以面面俱到，都想讲，又都讲不清楚，因而使这条新闻失去了特点。
这条300多字的新闻价值在哪儿呢？大家认为：在后边的97个字上，就是今年6月份研制出机器这一事实。新闻应该开门见山，直接介绍。至于其他的内容都是背景材料，可用可不用。如果这样改写，这条新闻由1分半钟缩短为30秒，大大精练，而且很有特点。
　　联播组的同志指出：这类新闻在播出的新闻中屡见不鲜，说了半天，不得要领，难怪人家烦。有的同志说：如果这类新闻多了，我们的《新闻联播》节目就要“砸锅”，为了确保联播质量，这类新闻，值班编辑有权不用或删改。
为了提高《新闻联播》的政策水平和把关水平，杨伟光台长请示广电部领导以后，让电视台《新闻联播》组组长每天早上8：30列席广播电视部总编室召集的编前会。这个会广电部艾知生部长、谢文清副部长、马庆雄副部长经常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广电部总编室领导、中央三台领导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领导。广电部领导经常在这个会上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的最新文件，通报前一天晚上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对广播电视宣传的意见反馈。艾部长经常就当天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作一番评论，好的给予表扬，不足的给予批评。他还经常和广播电台参加会的新闻部领导讨论并交换意见，我感到艾部长在学术上很有民主观念。
参加广电部的编前会对《新闻联播》的发稿，确实有指导意义，党中央需要加强的我们立即跟上，中央不提倡的我们坚决从新闻上把住。日，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化肥和农机具降价，优惠供应农民。3月8日，广播电视部编前会上传达了这一信息。下午我们收到《山西省化肥降价》的新闻，这条新闻正符合中央精神，我马上想到配发一条评论，晚上播出。当时，国务院关于化肥与农机具降价的通知还没有下达，能不能播？我心里没有底，因为价格问题极为敏感，降价后财政损失谁来补？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央电视台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下午，我用红机子请示国务院办公厅的领导，并把短评读给他听。这位领导听后说：“很好，可以播发，下点毛毛雨听听意见，然后国务院再发降价通知。”有了“上方宝剑”我们就理直气壮地播出，并且在评论的结尾说道：“山西省针对实际情况，把小化肥降价优惠供应农民，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各地不妨参考实行。”新闻和评论播出以后，各地反映很好，认为是中央的意思。很快，国务院就发出了化肥降价的通知。广电部的领导对这组编排给予了表扬。
在那段时间里，联播组主要做了下列工作：
——精选新闻，增加人们关心的重要新闻，减少人们厌烦的生产过程性报道；
——广开新闻源，增加重要的人们关心的口播新闻；
——推迟截稿时间，提高新闻时效，上午发生的事情争取发《午间新闻》，下午6点以前发生的事情发《新闻联播》，晚上发生的事情发《晚间新闻》；地方台传来的当日新闻争取不过夜；
——增加简讯，扩大信息量；
——增加言论，办起了《观众论坛》和《观众信箱》，增加与观众的交流；
——开设定期或不定期的小栏目；
——改进播出形式，《新闻联播》由一位播音员读提要播口播变为一男一女两人主持串联节目；
——口播新闻压图片、打字幕；
——写好新闻提要，吸引观众看；
——改进《午间新闻》，增加重要新闻和时效性强的新闻，打字幕，提高《午间新闻》的重要性和可视性。
在那段时间里，杨伟光台长等领导为《新闻联播》编排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联播组每周一次的业务讨论会，他们经常参加；每天一次的《新闻联播》播前审片会，他们对我们的编排总是要评论一番；《新闻联播》组每取得一点成绩，每有一个好的编排，哪怕是一句优美的串联词，他们总要打电话表扬；一个“战役”结束了，他们又提出新的“进攻目标”，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总要找我们谈一次。
当时，全组27名同志，5个工种（编辑、美术、播音、打字、摄像），工作量都增加了，大伙团结合作，争取为编排改革做贡献。有的同志晚上8点以后，还抱着磁带去机房汇编简讯；很多同志中午不休息，处理观众来信，编《观众信箱》；有的同志打字幕10万字无一错别字；遇有重大宣传或节假日，全组不约而同早早赶到，分头准备，直到播完才散去……正是有那么多好同志的无私奉献，《联播》编排才有起色。一想起这些同志的出色工作，至今我仍然很感动。
1986年到1988年3月，中央电视台在广播电视部大院里办公，当时台领导在广播电视大楼东墙下的木板房里办公，新闻部在广电部南门内一栋简易楼里办公，联播组就在这个简易楼的一楼，杨台家住广电部南门外新302宿舍的筒子楼里。杨台的习惯是每天看完《新闻联播》才回家，他下班路过新闻部楼看到一楼联播组办公室灯火通明，就进来坐一会儿，和我们一起交流谈心，完全没有台长的架子。共同的事业，成功的喜悦，不足的焦虑，我们一起品味，我感到台长和我们心连心，是领导，又是战友和同事。正是那几年的改革实践和共同的奋斗，增加了领导对我们的了解。1987年上半年，杨台和新闻部领导就提名我做新闻部副主任，以后又交给我很多重要的工作，这使我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办不好新闻节目对不起全国人民。
当日新闻成为《新闻联播》的主体
日，全国电视好新闻评选会议在贵阳举行，这次评的是1986年度的全国电视好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评选是对上一年全国电视新闻改革成果的检阅。通过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新闻联播》改革的方向，因此会议十分重要。全国各省级台的领导都踊跃参加，除了台长以外还有新闻部的主任，有的省甚至由广播电视厅的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