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副市长入湘记(图)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重石 辛继召 长沙、株洲、衡阳、常德报道　　编者按　　正如湖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伯俊所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地方迫切需要提高运用金融手段推动发展和管控风险的能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　　同时金融人才挂职还是地方政府和中央金融单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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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合作交流的桥梁，也能为地方培养和储备一批懂宏观经济、熟悉金融的人才。　　不难发现，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和地方稳增长的背景下，熟悉金融市场、懂得金融规律的人才其价值正在被更广泛的发现和挖掘。　　导读　　据湖南省委组织部相关人士介绍：4月15日，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开朗带队，在北京同中央金融机构人事部门负责人座谈，湖南省的诉求是希望中央金融机构能够选派总部中层骨干或者厅局级职务层次的优秀人才来湘挂职。　　无湘不成军，这次“湘军”找来了金融外援。　　6月末，14家中央金融单位的17位金融人才赴湖南挂职，他们中绝大多数被安排到市（州）挂职任副市（州）长，同时10人为地方党委常委。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会见这批挂职干部时，道出如下期许：“希望大家把湖南当作第二故乡，当"主人"不当"客人"，发挥专业特长，努力奋发作为，为湖南的金融改革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湖南省希望借助金融机构人才的专业、资源优势，补上湖南金融短板。　　有多位地方政府人士表示，湖南给予挂职干部的待遇之高，一次引进的干部之多，较为罕见，也展示出湖南对金融人才的渴求。　　金融人才落地地方政府，在国内经济底部运行，转型力量正在形成之际，到底能为地方转型发展带来哪些助力，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采访了4位挂职副市长，以及湖南各相关方面人士，希望据此找到答案。　　组织部长带队进京“要人”　　“积极打造区域金融中心”，这是湖南省对本省金融业发展的定位。　　根据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末湖南省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4221.9亿元，增速16.5%，这一数据在中部六省当中排名也不靠前，贷款余额在中部六省当中列第四，增速列第三。　　2015年，湖南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56.46亿元，同比增长20.6%，分别快于第三产业和GDP增速9.4和12个百分点；占全省GDP的比重为4.0%，较2010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虽然近年来湖南省金融业保持了增长势头，但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湖南“十二五”金融发展情况分析》总结道：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直接融资发展力度相对偏弱；金融体系发展较慢，地方法人机构实力总体不强；不良贷款反弹压力较大，潜在金融风险隐患突出；有效信贷需求不足，项目和客户储备双双短缺；社会信用环境总体欠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弥补金融业短板，湖南省委决定从中央金融单位引进一批人才，分管市州金融、投融资工作。　　据湖南省委组织部相关人士介绍：4月15日，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开朗带队，在北京同中央金融机构人事部门负责人座谈，湖南省的诉求是希望中央金融机构能够选派总部中层骨干或者厅局级职务层次的优秀人才来湘挂职。　　对于湖南来说，另一个有利因素是，湖南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此前为中组部副部长，于2015年底调任湖南。他的到来也被外界视为给湖南省引进金融人才搭建了“桥梁”。　　湖南省引入“金融副市长”之前，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于2013年转任山东省省长后，在山东推进金融改革时，也提出为山东全省17个地市都配备一名懂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当时山东省提出到2017年底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要达到5.5%以上，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到20%以上等具体目标。到2015年末，山东金融业占GDP比重已到5%以上。　　座谈会两个月后，17名挂职干部到位，他们分属银行、保险公司，其中14人具备长时间从事金融管理工作的经验；从学历上看，具有硕士学位的12人，博士学位3人，有高级职称4人。年龄上看60后有6人，70后10人，还有一名80后。　　金融副市长们的准备　　因为多位挂职副市长的任命还需要经过人大审议，所以目前他们多以市委常委和拟任副市长的身份开展工作。　　由于是市委常委，副市长们都有各自分管领域，一般分管金融，协管国企改革、工程建设等。　　章彰原为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他刚到就坚持要去区县调研，我建议他等人大通过他的任命后再去。”衡阳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同样来自中行的任晨说，“有人把挂职锻炼误解为镀金，但与这批挂职干部交流后，我感受到了他们强烈的事业心。”他现在挂职常德市委常委，拟任副市长。　　任晨到常德赴任后，根据市委王群书记的指示，立即与市政府金融办和中行的几位同志编制了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他们建议把建设湘西北区域金融中心列入政府规划；在目标定位上，因周边区域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应该把常德定位于“农业现代化和海绵城市区域金融中心”。　　任晨认为，金融干部在过往的信贷投放等经历中，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思维模式，重视投入产出比、成本收益比，对项目的判断更具前瞻性，能够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参谋作用。同时他认为金融干部追求公平、效率和人本的企业家精神，契合服务型政府建设主题。　　田卫军原为国家开发银行教育培训局副局长，出任株洲市委常委、副市长，他是17位挂职干部中第一位通过当地人大审议的副市长。国开行素有“开门办银行”，与地方政府交流挂职干部的传统，干部挂职已经成了制度化安排。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谈及金融中心建设问题时，几位挂职金融副市长都提出，金融需要集聚效应，即使在长沙这样的省会城市，金融机构的分布也呈现分散形式，其他城市多数亦然，打造金融核心区也是他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付胜华已经在长沙工作了2周多，他此前是预算财务部副总，负责交通银行的资本补充和向分支机构下达预算、经营指标。　　一到长沙后，他就主动拜访上级金融监管部门，积极调研当地金融机构，力图全面了解长沙金融发展情况，描绘长沙十三五金融产业发展规划，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展直接融资，引进外地金融机构、壮大本土金融机构、大幅提升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成为了摆在付胜华面前的紧要任务。　　田卫军到株洲后，也立刻去当地银行、政府融资平台调研，了解当地金融需求。根据市委安排，田卫军的工作包括金融体制机制建设、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重点项目融资、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稳定。“株洲去年末存款2400多亿元，贷款1200多亿元，存贷比51.2%；如何利用当地资源，提高存贷比，支持当地工业发展？”　　解决政府融资、引进外地金融机构、壮大本土金融机构、提升金融产业增加值占比，是摆在“金融副市长”们面前的问题。　　来自各方的期许　　在湖南采访过程中，地方官员们不止一次提及“稳增长”，在他们看来，这些懂金融的副市长将为地方发展带来资金和项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湖南各地市现有的经济排名。　　截至今年一季度，长沙GDP接近2000亿元，而岳阳、常德、衡阳、株洲的GDP总量分布在590-471亿元之间，这些地市组成了湖南经济的第二梯队，经济总量相差不大。　　“只要哪个地方一发力，就能实现赶超。”湖南地级市一位官员这样说道。　　付胜华到任长沙前，交通银行主要领导向他说道：“有困难需要总行支持尽管开口”，而同时亦希望他发挥好岗位作用，能够让长沙市与交通银行合作交流得更好，促进交通银行在当地的业务发展。这亦是多家机构对于挂职干部的嘱咐。　　除了基层、机构的期许，来自湖南省省委、省政府层面的期许更多。　　湖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伯俊在来湘挂职金融人才专题培训班上说道：“湖南作为内陆省份，经济欠发达，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提高地方领导班子，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特别是运用金融手段推动发展和管控风险的能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而湖南省的金融人才缺乏，对现代金融的认识和理解不深，缺乏运用现代金融工具的能力。”　　同时，金融人才挂职还是湖南省和中央金融单位之间合作交流的桥梁，有利于金融单位了解地方政府的经济基础、发展现状和金融需求。同时也能帮助地方基层干部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提高专业能力。为湖南培养和储备一批懂宏观经济、熟悉金融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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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负责哪些工作，协助一位分管金融的挂职...
鹰潭分管金融副市长叫什么名字
鹰潭分管金融副市长叫什么名字
匿名 2-09 16:17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旅游、金融、保险、脱贫攻坚、政策研究，负责发展改革、财税、编制、统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证券、信访方面的工作。分管单位包括市政府金融办鹰潭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领导之窗”公布的信息显示，现任鹰潭市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是常务副市长张福庆，负责政府常务工作
鹰潭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领导之窗”公布的信息显示,现任鹰潭市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是常务副市长张福...
五金者，指金、银、铜、铁、锡五项金属材料之称，五金材料之产品，通常只分为大五金及小五金两大类。大五金指钢板、钢筋，扁铁、万能角钢、槽铁、工字铁及各类型之钢铁材料，小五金则为建筑五金、白铁皮、锁类铁钉、铁丝、钢铁丝网、钢丝剪、家庭五金、各种工具等等。就五金之性质与用途，应分钢铁材料、非铁金属材料、机械机件、传动器材、辅助工具、工作工具、建筑五金、家庭五金等八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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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不对其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作任何的保证，有事情请发邮件到xkynjf＃(把＃换成@)金融副市长群像:半数以上有县区一把手经历|金融副市长|金融改革|金融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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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市长群像:半数以上有县区一把手经历
金融副市长群像
　　策划人语
　　分管金融
　　■杨 敏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没人比他们，更能洞悉中国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的传导效应，哪怕一点点积极的信号，他们都为之欢欣雀跃。
　　也没人比他们，更能体察地方金融工作腾挪空间的狭小，哪怕再难、再苦，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他们，是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是近5年来，地方同级领导序列中，最频繁进行央地交流的职位。
　　在他们身后，是中国金融改革两股力量的风云际会。一是事关大局的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艰难推进；二是区域性金改纷纷“摸着石头”涉水过滩。
　　当温州金改最初的理想主义激情，遭遇无法逾越的政策壁垒，人们开始反思，地方金融创新到底面临哪些困境？
　　金融业很强的外生性、流动性和扩张性特点，使得地方金融创新需要在全国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顶层设计的刚性特征，决定了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比其它任何领域都要艰难。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实体经济的疲软，又恰恰需要金融创新接续发展动力。温州和泉州的改革冲动，无不是为了通过金融创新提振实体经济。
　　金融业，是生产性服务业最高端的部分，对金融工作的管理，也是政府经济工作“技术含量”要求最高的部分。
　　金融副市长，就是游走在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之间的那个群体，他们渴望创新，但又倍感纠结。
　　“分管”金融，这一个“管”字，其中有些许无奈。自1998年末，人民银行设立九个跨省区市分行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垂直管理体制得以强化，改革初衷在于“不让地方政府干预金融”。
　　而原本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的城市信用社，在做大做强的同时，摇身一变成为跨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对二三线城市来说，其吸储功能已经大于金融服务功能。
　　城市银行变得骨骼强健，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则越来越羸弱，金融监管机构为了应对反复轮回的难题，于年开闸放水，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才得以破壳。
　　在“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均已实现垂直管理的格局下，整整15年过去了，地方政府可“管”金融机构，也就是农信社、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
　　当然，分管金融，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分管金融机构，但是，金融副市长在大的体制框架下，可以腾挪的空间、可以创新的余地着实有限。
　　这也是金融副市长们纷纷对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金融改革的内容深切寄望的原因所在。
　　《决定》中对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论述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未来三五年，中国金融改革能否好戏连台，不仅仅需要一个好的顶层设计，更重要的还是底层设计，改革终需尊重底层创新，回归市场取向。
　　随着地方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压力的逐年递增，如何发挥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正能量，如何破解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资金约束，如何释放地方金融创新活力，这些命题都一一摆在面前。
　　金融副市长，他们具有哪些群体性特征？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事情犯愁，又为什么事高兴？
　　让我们走近这个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去记录地方金融创新活动中的那些高兴事儿与烦心事儿。■
　　金融副市长群像
　　本刊记者：查 英
　　11月15日上午9时，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刘辉，不经意地打开手机支付宝，查看他的余额宝账单。
　　“今天入账两毛一”。刘辉在意的并不是存入的3000元能否升值，而是通过自己的亲自体验，去观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
　　刘辉关注互联网金融，是因为他自己分管金融工作。而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其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关表述，虽然只有短短382个字，但是刘辉直言值得期待。
　　刘辉，只是此次《决策》杂志关注的金融副市长群体中的一员。11月，《决策》记者对中部六省82名分管金融的副市(州)长进行样本分析，试图勾勒出他们的群体特征。
　　常务副市长占比近半
　　考虑金融并不是单单一个金融问题，而是把我们的财政、企业和整个金融工作联系在一起。
　　在新型城镇化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犹如一颗下活地方经济发展棋局的棋子。金融归谁管、如何管，则成为地方领导分工的必然考虑，尤其是在经济与金融欠发达的地区。
　　2013年，“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成为专业人士不离口的一句话，而这也是各地此起彼伏的金融改革的动因，在地方管理者心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省到市，金融一直被作为地方服务经济发展的杠杆，并已成各地共识，这从地方领导分工中略可窥见。
　　依据中部六省各地市政府网站(截至日)，记者收集并统计到82名地市分管金融副市长的公开简历信息(中部六省共82个地市、州)。
　　统计分析发现，在82名分管金融的副市长中，有39名常务副市长，38名非常务副市长以及5名挂职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占比近半数，而非常务副市长中多数人任该地市市委常委。
　　数据统计显示，39名常务副市长中只有9名具有经济学教育背景，其中8名毕业于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一位专家指出，常务副市长更强调资历及多岗位锻炼经历，更讲究综合素养与能力，如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协调整合能力以及推动改革的锐气等。当金融工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后，地方领导分工则更倾向于“重要领域强势管理”。
　　样本分析表明，常务副市长管辖领域较多，往往分管经济领域重要部门，如财政、税务、工业、城建、宏观经济等。分管多个重要领域，对资源的调动与运作空间较大，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金融工作的推进，甚至在地方金融创新中更有话语权。
　　简历中较为明显的是，安徽省16个市中，有9位常务副市长分管金融，河南省同样是9位，江西省是6位，湖南、湖北以及山西相对较少。
　　在地方，金融牵一发而动全身，触角广泛。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地方财政已成为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一项有力杠杆。
　　欲打造皖西北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阜阳市，正在做一项账户及经营性房产的双清工作。“全市市直机关400多个账户已清理到100家，目的就是摸清楚政府各部门存款的底数，全部集中到财政，然后以此撬动银行对地方经济的支持。银行对地方贷款多，公存就多；贷款少公存就少。”阜阳市常务副市长卢仕仁告诉《决策》。
　　由此，由常务副市长抓金融，在结合地方经济工作时就会游刃有余。与阜阳相邻的亳州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刘辉同样为常务副市长，他告诉记者：“地方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机制，要通过一些财政性的措施来引导其为地方经济服务。考虑金融并不是单单一个金融问题，而是把我们的财政、企业和整个金融工作联系在一起。”
　　在新型城镇化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犹如一颗下活地方经济发展棋局的棋子。金融归谁管、如何管，则成为地方领导分工的必然考虑，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欠发达的地区。
　　数据统计还显示，82名副市长中有17名副市长的职务在2013年有变动，19名在2012年职务有变动。并且两年间任用了18名“70后”副市长分管金融，这批“70后”中有两位不到40岁，包括安徽省淮南市副市长钱力及湖北省随州市副市长王志勇。
　　钱力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并在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王志勇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任职副市长之前为华中科技大学团委书记。专家分析认为，为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及金融改革，年富力强以及具有开阔视野、开放心态，成为各地金融副市长职位安排的考虑因素。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胡金焱认为，城市间金融业发展水平由于多种因素累积，距离正在不断拉大。如2012年，武汉市金融业增加值为530.11亿，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最高，却只有北京市的五分之一。国内排在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2592.5亿、上海2450亿、深圳1819.2亿。
　　胡金焱告诉《决策》，不同于城市金融的发展差距，现在各省的农村金融发展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谁能跑在前面，就要看地方领导者在金融创新上的能力。
　　科班挂职“救市”
　　“这些年轻人一年半载总能折腾点东西出来，挂职期间培养当地干部重视金融的意识，把金融促一把的意图和目的是好的。”
　　与常务副市长、非常务副市长相比，中部六省挂职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只占少数。目前安徽省的合肥市、芜湖市、宣城市以及湖北省的武汉市、黄石市，共5名挂职副市长。
　　然而近5年来，金融副市长群体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现象――央地交流，即从国家金融机构选派一批熟悉金融业务的优秀干部赴地方挂职副市长。
　　安徽省在2009年曾引进17名金融人才挂职各市，湖北省紧随其后选拔了13名金融机构干部挂职副市长。当下正被热议的山东省，已从中央金融机构选派30多名干部，除了青岛和济南，每个地市都配备了一名懂金融的副市长，此外，挂职干部还被选配到相关省直机关。
　　为何产生如此集中的挂职现象？
　　媒体曾报道2008年11月，为应对金融危机，安徽省启动从中央金融单位选派优秀干部赴皖挂职工作，派员拜访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北京总部及安徽省分支机构，就选派工作细致协商。
　　最终，安徽从中央金融单位选派9名同志、从省级金融单位选派8名同志，挂职担任17个省辖市副市长。据悉，这17名同志中，总行部门副总经理1人、二级资深专员1人、处长级领导职务12人、省辖市行长3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6人，在2008年底全部到任。
　　紧随安徽之后，湖北省于2009年6月同样从中央金融单位邀请到13名优秀干部挂职地市(州)常委、副市长，分管金融。这批挂职干部全部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12家中央金融单位。
　　在2009年6月的欢迎座谈会上，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阐述了选派干部挂职的重要意义，他希望这批干部作为金融管理方面的专家，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为挂职地区的领导班子在科学与民主决策上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罗清泉还强调，尤其要帮助市(州)党委和政府抓好金融管理和服务，为把武汉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出谋划策。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刘德军认为，大批选派金融单位挂职金融副市长是非常态的，即“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
　　为吸引优秀人才到地方，知情人士透露山东省此次选派任职为“高挂”，即正处级可挂副厅级，挂职期满后依据个人业绩及意愿可长期留任。
　　不论是安徽、湖北当年应对金融危机，还是当下山东省为金融改革“蓄人”，大批选派具有金融专业背景人才挂职地方，彰显出地方政府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渴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民间资本可以参与发起建立金融机构等。对此，胡金焱说“制度约束放开之后，地方金融创新将会各显其能，像中餐西餐一样，只看你怎么搭配。”
　　胡金焱还告诉记者：“制度没放开时，永远都来得及，制度一放开，大家都在往前跑，人才准备不充分，就会来不及、跑不快。”
　　各地求贤若渴，那么，挂职副市长到底能为地方金融发展带来多大正能量？
　　挂职副市长自身资源以及人脉关系是地方政府看重的要素之一。某大型国有银行挂职副市长为其挂职市获得了信贷支持30个亿。此外，该省还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在2009年度中央实际投放的3800亿元额度中，该省实际获得139.1亿元。
　　胡金焱也直言：“这些年轻人一年半载总能折腾点东西出来，并能在挂职期间培养当地干部重视金融的意识，把金融促一把的意图和目的是好的。”
　　据悉，山东省履新的这批挂职副市长作风都很低调、务实，一“落地”就下去调研。“调研中了解的数据也很专业，以前领导不问的数据都会问到。”山东一位区域观察家告诉《决策》。
　　有县区“一把手”经历的超过50%
　　地方对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交流，远比引进一个领导人才更重要。“地方最大的难题和压力就是缺少专业人才，金融这块急需各类人才。”
　　谈到山东省“为各地市配备一名懂金融的副市长”时，卢仕仁和刘辉都认为“这是件好事，他们对经济现象和金融知识、产品更熟悉，上手更快。”
　　在金融单位下派的专业人才身上，除了显而易见的资源、人脉优势，刘辉最看重的则是这批人对地方金融工作机制的完善作用。“金融工作很规范、很严谨，必须要有专业的机制、专业的理念和专业的手段来操作，不懂便搞不清。”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打拳要懂套路，套路对了路子就对了，不能是乱拳。”
　　卢仕仁指出，地方金融工作不能就金融抓金融，金融工作要与当地经济及具体项目相结合。从这个角度说，挂职金融人才“落地”后，也有其局限之处。
　　统计数据显示，82名分管金融的副市长里面，具有经济学教育背景、金融机构、政府金融部门或者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为33名，占比40%，这其中大多非科班出身，属参加工作后进修学历。严格意义上科班出身或有金融机构履职经历者约占15%。
　　由此观察，既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又在当地摸爬滚打多年的分管领导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将专业定义得更严格一点，即科班出身，则更是少数。
　　从简历上显示的信息来看，淮南市副市长钱力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在安徽省金融办任职4年；武汉市副市长邢早忠为货币银行学硕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西省萍乡市副市长亓丕华为经济学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经济学博士，曾在中信集团任职多年。类似这种既具备金融教育背景又与金融打交道多年的干部则不多。
　　由简历分析发现，82个样本中，在担任金融副市长之前，曾任县区“一把手”的有41名，任县区副职的5名，也即具备县区重要领导职务经历的46名，占比超过半数。41名“一把手”当中，具备金融经济背景的13人，这其中大部分通过党校经济管理专业进修从而补充完善其知识结构。
　　另外，41名曾任县区“一把手”的金融副市长中，有3名“70后”，10名“50后”，“60后”占大部分为28名。在任职分管金融副市长之前，这批干部至少有10年时间在当地多岗位锻炼。
　　业内专家分析说，经过县区“一把手”的历练，对当地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升任地市分管金融之后，在整合地方资源及协调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或可在个人魄力和推动改革的锐气上更胜一筹。
　　但另一方面，地方对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交流，远比引进一个领导人才更重要。刘辉与卢仕仁在地方金融人才方面有着相同的感受――“缺人”。“地方最大的难题和压力就是缺少专业人才，金融这块急需各类人才。”刘辉告诉《决策》。
　　为什么二三线城市的政府机构，很难吸引到专业金融人才？
　　经济收入原因，是金融专业人才选择就职金融机构的主要原因。胡金焱告诉记者，他所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基本上选择了金融单位就业，就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收入高。去年整个银行业的净利润达到1.24万亿，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超过了2000家上市公司的盈利总和。”
　　“金融亟需制度创新，地方管理者尤其要重视金融环境的打造。”对于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应具备怎样的素养，胡金焱认为：“最起码要懂金融，更高的要求就是专业的理念和开放的心态去交流、去学习。很多管理者由于不懂金融趋于保守迈不开步子，往往耽误了地方金融的发展；而懂金融的又往往走得过快、过急，忽视了与地方实情的结合。”
　　卢仕仁正是非科班出身分管金融的常务副市长，就他的经验来看：“要把握当前金融改革趋势做工作，有的地方金融工作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好，除了人的因素，还有环境因素。”他认为，要营造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打造诚信金融区，“要让金融机构敢于支持、敢于服务、敢于发展。”
（编辑：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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