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日本---零距离观察“不一般的国家”--李华刚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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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日本---零距离观察“不一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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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皇军”“日本是一个不一般的国家，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剑”也好，都是为了维护大和民族的共同体而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不同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日本人犹如水中的一群游动的鱼，有秩序地排队向前行进，突然，水前方投入了一个小石子，打乱了鱼群的前行方向，于是，鱼群迅速向相反的方向游去，仍然是有组织纪律，一切有条不紊。”---- 美国前驻日本大使赖肖尔 & ----中国的企业主们（包括港澳台及东南亚华商在内）始终不理解企业的血缘传承与旗帜永久传承之间天然对立哲学道理，似乎永远有一种为了血缘传承而牺牲企业旗帜永久传承的倾向。亿美元遗产各方相争不断。港台地区著名企业尚且如此，大陆内部的几百万家国内企业的同样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地方民团敢死队身上绑上手榴弹在漓江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登陆艇。战斗中，：“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虽差，但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漓江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历任首相中参拜靖国神社最多的一位，我清楚地记得，在2001年小泉刚担任首相时，首次出访中国，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前往宛平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当时就觉得，一个不断虔诚参拜靖国神社的人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显然是居心叵测、动机不良。于是，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在东京一下飞机，我就跟团长交待了一下，在机场外找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靖国神社。我手上带了一个破旧的军用水壶，那是我二十多年前在中国空军部队服兵役时留下的,是我目前仅存的一件对军队生活的纪念品，女儿给它取了个名——“破军壶”，无论妻子女儿怎样嘲笑它,我都把它当成宝贝一直舍不得丢弃。在国内旅游或出差时，我都会习惯性地带上这只“破军壶”，这次来日本也不例外。我在一张纸片上写上“靖国神社”交给出租车司机，日本司机立即明白了。我在靖国神社外下车，走了不远看见一个长方形大石碑，上面刻着“靖国神社”。从靖国神社牌坊大门进入后，有一条通道通往正厅，通道中段有一个“门”字形大木架子；通道两侧有一排排象中国灯笼一般的东西，怪里怪气，不知是何物；还有一个挂着很多许愿牌的大木架，上面挂着参拜者写下的木制小心愿牌；通道两侧多有树木，树旁还有一些售买各种纪念品的小摊位；正厅前有一块蓝色大布，布上有四个大菊花。正厅前有为数不多的三三两两的参拜者，有一群人集体站在四个大菊花前唱歌，我的日语是个半桶水，但勉强能听懂，歌词大意是：“海行兮，我愿做水中浮尸，山行兮，我愿做草下腐尸，我为君而战亡，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我想起来了，这就是那首臭名昭著的日本准国歌《海行兮》，二战期间被日军在亚洲各国到处传唱，在日本二战影视资料片中常能听到。这群唱歌人仿佛是一个“参拜团”，约20多人，有几个约80或90多岁的老头，应该是老不死的二战鬼子兵，更多的是年龄参差不齐的男女老少，还有一名约六七岁的小女孩，其中有两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两个中年人身穿西服，头戴二战日本军帽，有点象中囯抗战电影上的汉奸翻译官，其中一人举着一面日本国旗，国旗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文字，其他所有人头上挷着白布，白布上正中央都有一个小红太阳，太阳两边都写着汉字，有“神风”，有“必胜”，有“一番”。这群人唱完歌后又开始做着十分古怪的双手击掌动作，然后又一个劲地集体向四个大菊花躹躬，嘴上乱七八槽地念念有辞，颇有些装神弄鬼的意味，不时有人走出来把钱塞进捐款箱里。我猜想，这大概是二战时某支日本部队的老兵遗族“参拜团”，跑到这儿来招魂吧。我提着“破军壶”走进靖国神社正厅，看见几个工作人员似乎在忙乎着什么，每人身上都穿着白色和服，与中国农村披麻戴孝的丧服差不多。厅内介绍牌板上文字说明，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最初由日本军队管理，二战之后移交给民间组织管理，里面供奉（日本人称之为“合祀”）着246.6万名日本战争阵亡者的牌位。此刻，整个靖国神社里游人并不多，全部都是日本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靖国神社一楼大厅十分宽敞，大厅内存放着一台旧式蒸汽机车、一架零式战斗机、几门二战时日军山炮，还有坦克、回天鱼雷、特攻飞机、机枪、军舰模型，战死者的军服及遗书等。我走进战争气味最为浓厚的二楼“游就馆”，上楼须购买门票。游就馆取名源自中国《荀子》“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游就馆放映室里不断循环播放的二战日军打仗的电影记录片，馆内不许游人拍照。馆内存放着大量日本阵亡军人照片、战时日军使用过的各种武器装备、各日军部队军旗、各种军装及军衔标志牌，与我们平常在国内电影中看到的基本上一样。馆内分为很多主题的展览内容，分别有明治维新、戊辰战争、西南战争、日清战争、北清事变、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大东亚圣战。除了只涉及日本国内战争的展厅外，凡是涉及到日本对外战争的展厅，展厅对战争起因、发展及结果的描述，无一不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一派胡言乱语。不断有日本参拜者中我面前走过，都会朝我看一下，眼睛里流露出诧异和警觉的目光，我明白，是因为我昂首挺胸，一副鄙夷、嘲讽和不屑的表情，一副趾高气扬、蔑视群魔的样子，完全不像虔诚的参拜者。突然，我发现刚才在外面“参拜团”人群中的那两名头戴“皇军”军帽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我注视着他们，两位“皇军”也注视着我，其中那位在外面高举日本国旗的“皇军”直盯着我的破军壶，“皇军”大概看出我是中国人，显得有几分警惕，此刻，气氛有些紧张。我迅速回忆了一下在部队练过的散打招式，开始活动一下筋骨，气运丹田，握紧拳头，准备当对方冲上来时以一挑二，不是我把他们揍趴下，就是他们把我揍趴下。双方敌对地互视了几秒钟后各自散去，两位“皇军”向其他展厅走去，我听见一位“皇军”对另一名“皇军”说：“秋各古”（日语：中国人）。我是抗日救国军军人的后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军人，置身于这个安放着屠杀了2000万中国同胞的大量恶魔灵位的靖国神社中，看着展厅中的各种杀人凶器和牛鬼蛇神们穿过的军装和用过的物品，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一个个日本人，我心中除了仇恨怒火之外，更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感。我在思考这样一个深层次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时期就建立靖国神社，每场战争结束后，就把阵亡军人的姓名、军阶、职务、年龄、籍贯、功勋等级、详细功绩内容、所属部队番号、入伍时间、阵亡时间、阵亡地点及阵亡原因，全部记录得清清楚楚，合祀成册，立牌供后人永世供奉。阵亡者无论军衔高低、职务大小，一律平等对待、无一遗漏。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内外战争中所有阵亡军人，每个人都在靖国神社中享有一个牌位，包括在台儿庄被我爷爷砍头的那名日本士兵也在其中。因此，就不难理解那首《海行兮》中的歌词：“海行兮，我愿做水中浮尸，山行兮，我愿做草下腐尸，我为君而战亡，义无反顾，无怨无悔”。任何一个日本军人在走向任何一场毫无生还机会的战斗之前，总会心甘情愿地从容赴死，而且，总会与同行战友互相鼓励说：“靖国神社见”。听了这首歌的旋律就可想象得到，战时日本军人的最高精神追求大概就是在一场海边沙滩上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勇敢地战死，大海中的歺阳晚霞映照着尸山血海，也映照着自己的流满鲜血的脸庞，此刻，远处飘来那首《海行兮》，海浪伴随着悲怆的歌声把自己的尸体推向大洋的深处。这种义无反顾的“亡身报国”精神与靖国神社的存在有着直接间关系。这种对阵亡军人永世尊重的做法究竟源于何种意识观念？由谁率先倡导？又怎么能够百年来始终坚持如一？这背后究竟有一种怎样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精神？为何全世界除法国的先贤祠外、只有日本能把这件事做得如此到位？我突然想起台湾作家李教先生讲过的一句话：“我们也想去祭奠我们的先烈，但是却找不到地方。”在这方面，我们的确缺少一些东西。我在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带建立一个“中华英烈祠”呢？我这样设想：“中华英烈祠”就设在北京宣武区或崇文区，或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旁边，建筑面积与北京人民大会堂或国家大剧院相仿，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对外战争或反封建专制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成千上万烈士们进行逐一盘点，把他们的骨灰、遗物和灵位全部整理收集起来，统一存放进中华英烈祠，其中包括：关天培、佐宝贵、邓世昌、谭嗣同、秋谨、赵登禹、张自忠、佟麟阁、黄梅兴、刘家麒、庞汉桢、李家钰、郑廷珍、节振国、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王铭章、戴安澜、佐权、马本斋、黄继光、邱少云、毛岸英、杨根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国军29军全体烈士、狼牙山五壮士、八路军及新四军全体烈土、东北义勇军全体烈土、中国入缅远征军全体烈士、抗美援朝志愿军全体烈士、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全体烈士、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全体烈士、年援越抗美战争全体烈士、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全体烈士、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全体烈土、年“两山轮战”全体烈士、中国海外国际维和部队烈士、各省公安干警牺牲烈士、抢险救灾牺牲的武警及军人烈士。只要是在中华民族对外战争中牺牲者，不论党派、不分政治属性，一律认真清点整理入祀。把近百年来上千万烈士的姓名、军职、军阶、战死年龄、籍贯、军功级别、详细功绩、部队番号、家庭地址、亲属姓名、入伍时间、牺牲时间、阵亡地点及成仁原因，悉数记录清楚，合祀成册。展馆按不同战争进行分门别类，每场战争的牺牲者灵位存放在该馆内，每个馆内都存放有该场战争烈土们使用过的武器、军服、奖章、旗织及缴获敌人的物品。馆内各展厅不断循环播放抗日战争纪录片、抗美援朝纪录片、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纪录片、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纪录片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录片，台湾抗战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也可同时播放，不断循环播放大陆故事片《血战台儿庄》和《上甘岭》，播放台湾抗战故事片《八百壮士》。整个殿堂要布置得庄严肃穆、凝重威严，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中华英烈祠的上千万烈土牌位供后人永世祭奠，特别是供全国少年儿童、中学生、大专院校学生、军事院校学生、警官学校学生和部队入伍新兵凭吊祭奠，供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凭吊祭奠，成为中国人民族向心力的中心原点，成为全球华人民族认同感的中心原点，成为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的精神价值观支撑点，成为两岸统一的民族情感支撑点，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全国最高级别教育中心，成为培养中国青少年及军人精忠报国及尚武精神的基地。每年北京及天津各大学新生入学后都要到“中华英烈祠”向先烈们敬拜，当地年轻男女结婚时应到“中华英烈祠”向先烈们表示敬意，外地来京旅行结婚的新婚夫妇亦应到“中华英烈祠”向先烈们表达敬意，每年国庆节和3月召开“两会”时，国家领导人及“两会”代表都应该到“中华英烈祠”进行参拜。“中华英烈祠”建成后，凡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与和平年代抢险救灾中为国牺牲的中国军人或警察，无论职务高低、无论何种身份，无论是大陆军人还是台湾军人，一律将骨灰及灵位存放于此，供后人永世凭吊。中华英烈祠必须要成为全球华人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华夏民族魂、中国军魂的终极寄托地。当然，如果真正要着手进行的话，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无10年时间万难完成，三峡工程及神州九号航天工程都能完成的中国政府，只要下定决心，此项工程一定能够完成。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近代历史至今从来无人倡议这项工作？从来无人筹备、策划、组织这项工作？为何历代中国政府连想都没有想过这项工作？我们在北京市中心可以建筑各种豪华商业区和顶级住宅小区，可以在北京城区大兴土木建筑各类经济盈利项目，难道“中华英烈祠”就无地可征、毫无建立之必要吗？虽然我们也有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战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也有四川的“建川博物馆”，但是，往往只有一个笼统的“人民英雄”的概念，并无每一个具体英雄的个人姓名，即便各地烈士墓有烈士姓名，也是散落参差不齐，烈士资料档案不甚齐全，烈土遗骨残缺失落，没有经过全国性的烈士资料、遗骨及灵位统一整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已经很模糊的东西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就象电影《集结号》所讲述的一个连的牺牲烈士十多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荣誉的故事一样。《集结号》所讲述的故事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有一定普遍性，有的地方和情况甚至更严重。而日本靖国神社则完全不同，无论什么年代，那怕一千年过去，246.6万阵亡者的资料及灵位仍然清楚明了，让后人们永世牢记，永远不会模糊淡化。我们对待本民族烈士的态度和做法与英国、日本、法国、美国相比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这种差距呢？作为一名中国军队退役军人，我是多么希望那些曾与自己穿着同样的军服、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先辈们能够有尊严地、永久的长眠在北京市中心的“中华英烈祠”里呀！如果这样的话，李敖先生就没有理由再说“如果我是日本人也会去拜鬼”这样的气话了。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真的着手此项工程，那么，第一个为“中华英烈祠”捐款的人是我，第一个参拜者也是我。我站在社二楼大厅内愣愣地想着这个问题，不知不觉之中，天色已暗淡下来。我厌恶地最后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那些乌龟王八蛋的照片，然后下楼走出了靖国神社。这时，已临近闭馆时间，整个空空。我健步走在通往市面的通道上，忍不往唱起了小时候爷爷教我唱过的一首国军抗日军歌，也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第一首全民抗战歌曲：《抗敌歌》： & & & & & & & & & & &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饶！努力杀敌誓不饶！ & &旁边走过两名日本游客和靖国神社一名保安员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但并未找我麻烦，大概是不知道我唱的到底是什么歌吧。反正他们也听不懂，我就放开嗓门大声歌唱。接着又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唱完之后心里有一种发泄之后得淋漓尽致的快感。如果靖国神社里所有的乌龟王八蛋能听见我唱的歌该有多好呀！走出靖国神社，我在街边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团下榻的酒店，团长对我说：“怎么这么晚才过来？我还以为你在那里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呢。” ——分平稳，有一点像乘大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感觉，决无。日本新干线自1964年开通以来至今已经48年历史，从未发生过一起人员死亡事故，就连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时也未出现行车安全事故，而中国高铁在2011年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温州7.23特大安全事故,死亡40人，足见日本铁路工程基本功之扎实与牢靠。住所部全部都像
在东京，有这样一幕情形让我十分感动，东京有一个LAWSON商场连锁店，在一个夜晚时分，我在该商店买东西，看见一个职员用一根木棍将铁锁门底下的泥土杂物抠出来，以便能够顺利将铁拉门关上，于是，我马上拍下照片记录这位令人尊敬的普通日本小店员。看着这位日本小店员的行为，我的眼泪差点流了下来。我知道，这种情况在一般中国商店里是绝对看不到的，极少会有中国店员会在夜晚下班前、在老板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去双手抠挖店门底槽下的脏物泥土。只有日本人才有这种精神！如果中国人学会了这种精神，那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及军事强国顶多也就是在本世纪内。 ---- & - 社长森田恒弘55岁，工程硕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曾在韩国工作三年，在美国工作两年。佐藤幸子女士45岁，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日本某大学任教十多年，后主动停职到企业担任人力资源部部长，目的是获得社会经验，据说数年之后还打算再回大学任教。与两位博士谈话，让我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深感日本普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素质之高。日方接待员告诉我，负责接待我们的行政部原本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但是，森田社长听说我这个奇怪的要求之后反而很感兴趣，破格答应了我的请求。审计委员会职责是监查董事和执行官、向股东大会提交聘任和解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审查财务报告和业务报告；薪酬委员会职责是制订公司薪酬政策；提名委员会职责是向股东大会提交有关董事任命和解聘的建议案”。森田说：“在日本企业，这种现象完全不存在。我去过中国，在与中国客户聊天的时候也谈过这个问题，这种情况是亚洲企业的普遍情况，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南亚次大陆、西亚，情况都一样。每一次面临企业大权交接班的时候，对企业都是一种重大的危机，在经过一场狂风暴雨后，企业元气大伤。为什么亚洲唯独日本没有这种现象呢？这个话题如果敞开了谈的话，会大大脱离我们今天采访的主题，不过，既然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妨多谈一些。日本在幕府时代之初，父亲的财产也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儿子，到了幕府时代中期，日本社会精英人士发现这种做法会造成社会单个小手工产业的衰败，因为每一次分家就会造成一个完整的小手工作坊的解体，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细胞的破灭，整个社会生产力就会受到一次小破坏，因此，幕府时代中期就实行了长子继承权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家庭里，只有长子才能够继承父业，而是次子和三子必须独立到外面去打拚。如此一来，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工商业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企业主，企业主死时，就将自己的产业传给长子，其他子女只能到外面独立谋生。这样，就使得社会上每一个小经济体免于分裂而得以保存，也就保护了日本工商业发展。在亚洲，只有日本具有这种传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传统。在日本企业，除了长子继承权外，还有另外一个做法，那就是超血统继承。如果父亲发现儿子能力低下，那么，企业主可以把产业传给养子、女婿头或管家。日本企业主不像中国人那样把血缘传承看得至高无上，在血缘传承与企业发展之间发生冲突时宁愿选择后者。我看过一份资料，日本自明治维新到满洲事变前的60多年时间里，企业主把产业传给养子、女婿和管家的占35%。这种传统直至今天仍然延续。比如，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虽然有儿子，但却选择了婿养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松下幸之助就将松下公司交给了婿养子平田；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利三郎，便是丰田家族第一代业主丰田左吉的婿养子。日本人对家庭的概念与外国人不同，日本人并不是把血缘关系看成是家庭的唯一纽带，日本人头脑中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其中包括养子、女婿、管家，以及店铺伙计，他们都是家族成员，都拥有与自己亲生儿子平等的产业继承权。早在明治维新前，在18世纪日本商业最发达的大阪，就有商业协会会员集体签下协议，不把家产分给子女，而是交给作坊和商铺的‘番头’（管家）。对日本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永续经营，企业旗帜永不倒，至于血缘传承并不重要。凡国家政府靠血缘世袭政治权力的，无一不是腐败黑暗的政权，要么因君主昏庸而自亡，要么政权被人民推翻。企业也是同样道理。日本企业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实际解决了这个问题。日本企业主更看重的是企业旗帜的传承，比如，松下家族的股份只占3%，且松下家族成员已无一人在公司内任职，但松下这面旗帜永远保存了下来。我们吉泽公司也是如此，吉泽公司创办于1912年，由吉泽弘一先生创办，吉泽先生在1938年将企业大权交给了自己养子大岛，大岛先生在1960年将企业交给了自己的女婿矢村先生，矢村社长从1970年开始推行企业股份多元化，不断缩小自己的股份，同时卸下社长职务转任会长，在1980年又辞去会长，完全由外人担任企业社长与会长，自家人全部离开企业。到2012年为止，吉泽家族仅保有吉泽公司15%的股份。这就是吉泽公司经营100年而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奥秘所在。”佐滕女士说：“我是学哲学的，我总结出一个哲学道理，企业血缘传承和企业旗帜传承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两者是二者必须取一的哲学关系，两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如选择血缘传承，企业未来一定是走向倒闭破产，如果选择旗帜传承，要企业百年不倒，那就一定要舍弃血缘传承。决不可能血缘传承和旗帜传承并存兼得。”森田说：“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国土狭小，我们没有什么自然优势和天然竞争力。但是，我们拥有一个有助于企业永续发展的优秀的制度和传统文化，这种制度和文化使得日本的每一个单体企业能够数百年延续发展，这就是日本经济和社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至今为止都不具备的优势。”听完森田的话，我心情沉重地坐在沙发上，良久就说不出话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日本民族的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文化与制度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制度设计上最缺失、最不足的不正是在这里吗？第五节 修理“皇军” & &为期10天的考察结束了，5月21日上午，考察团从东京成田机场登上日航ANA全日空航班，准备飞往香港。 & &我的座位是飞机尾部一个靠窗的位子，我坐下之后，突然发现我邻座的日本人有些面熟，想起来了，是那天在靖国神社见过的举日本旗的“皇军”，“皇军”也认出了我。两人尴尬地向对方笑了笑。飞机后排乘客不多，我和“皇军”中间留了一个空座位。我用蹩足的日语向“皇军”打招呼：“你也去香港？”“皇军”笑着客气地点头称是，随即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了一下名片，“皇军”是东京某家企业的社长，我也客气地把自己的名片递了一张给“皇军”。飞机起飞了。我发现，“皇军”显得颇有涵养，穿着得体、形态斯文、举止优雅，与我见过的一般从事工商业的日本人并无二致。我明白了，一般日本右翼份子并非如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从业于黑社会或草根行业、个个青面獠牙、貌如禽兽。实际上，他们就是社会上一般工商业从业者，外表与正常人并无二致。突然，“皇军”用带有浓厚日本口味的中文对我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去参观靖国神社？”我看出来了，“皇帝”应该拥有很高的学历，一个普通日本人中文能够讲到如此程度实属不易。我反问道：“你们那天为什么那么多人集体去参拜靖国神社？”“皇军”说：“我祖父二战时在冲绳服役，1945年在与美军交战中，部队全体官兵们大部分人都玉碎，我祖父也阵亡。那天是当时部队少数活下来的几个老兵和一些死者家属后代组织到靖国神社参拜，祭奠他们的战友和亲人。”我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皇军”说：“我是日本自卫队的退役军官，研究过中国士兵作战时随身携带所有装备，你那天手上带的水壶就是中国士兵作战时使用的军用水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台湾军队、韩国军队、北韩军队的军用水壶都不是这样。”我明白了，这是一位在日本自卫队从事过军事情报收集分析工作的货真价实的“皇军”，而我是中国军队的退役军人，如果时光倒退70年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双方都掐住对方的脖子，直到一方把另一方的脑袋敲碎为止。我发现我和“皇军”有三个共同之处：第一，双方的祖父都是二战本国的参战军人，第二，双方都是本国退役军人，第三，双方都是本国企业的总经理。我开始回答“皇军”的问题：“我是中国人，但我想实际了解一下过去总是在媒体上看到的靖国神社，所以才去看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参拜靖国神社？”“皇军”说：“中国政府总是在三个问题上指责我们，一个是南京大屠杀问题，一个是日本教科书问题，一个是慰安妇问题。1938年南京战役中确实有很多中国军人和平民伤亡，但是，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所说的30万，这是一个需要独立第三方来认证的问题，不能是你说死多少人就是死多少人；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实际上采用日本文部省统一教科书的日本学校很少，五分之一都不到；另外，还有所谓的慰安妇问题，中国人和韩国人总是让我们道歉，我们的好几任首相都已经在各种场合道过歉了，你们还要让我们不停地道歉，不知道要倒歉到什么时候？另外，中国和韩国政府总是反对我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是人的心灵自由，是情感寄托的自由，是信仰自由，是日本宪法保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基本的人权，为什么不能参拜？而且，参拜的目的是为了告慰亡灵，防止战争，祝愿世界和平。您问我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参拜靖国神社，我告诉你，有两个原因：一，我们的先辈和亲人的遗骨在那里；第二，这里有一种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那就是勇敢战斗、自我牺牲，为了胜利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武士道精神，二战时充满血性的神风特工队就是武士道精神的最高体现，这是一种根植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深处的大和魂，这种精神是我们日本人生存发展的最原始力量，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经济进步，都离不开这种精神力量，日本之所以从明治维新后那么迅速的崛起，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精神力量，那就不是日本人了。拿破仑说过的东方沉睡的雄狮并不是指中国，而是日本，日本早已经苏醒了，己经让世界感到了震惊。而且，在未来100年内，日本会让全世界更加震惊。”如果时光倒流20多年，当我还是一个刚从部队退伍的热血小伙时，一定会不由分说地挥拳痛打这个口出狂言的鬼子，但如今人到中年，毕竟多了许多冷静与克制，我强行把胸中升起的怒火咽了下去的。我突然想起几年前凤凰卫视在日本举办的一场由中日双方学者参加了“中日历史问题辩论会”，中日双方辩才各执己见，各执一词，两个多小时的口水战后，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我心中暗想，如果象凤凰卫视那几位中方辨才一样与“皇军”唇枪舌战，那么，飞往香港途中五个小时的空中辩论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位与石原慎太郎一样的“皇军”绝不会因为我的义正严辞的抨击与雄辩而低头认错。于是，我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羞辱一下“皇军”，给他点厉害尝尝。我对“皇军”说：“日本的北方四岛已经被俄国人占领了67年，日本政府打算什么时候收回来？”“皇军”愣住了，没有说话。我接着说：“你说日本人有血气、有骨气、有勇气，为了民族尊严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神风精神如何伟大、光荣和正确。这些我都不反驳。但是，一个如此有血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其领土被外国军队占领了67年，每年都只是软弱无力地抗议一下，从来都不敢动用军事力量予以收复。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最多，民族情绪最强，但是，在他担任首相期间也同样胆小如鼠、没有军事收复北方四岛，我实在不理解。去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视察，日本政府的反应也只不过是有气无力地抗议一下，并不敢动用军事手段采取实际行动，日本首相和外相只是乘飞机遥望一下北方四岛，梅德韦杰夫嘲笑说，我们欢迎他们远距离观赏我们美丽的国土。不知道你当时看到这一新闻后有何感想？”“皇军”脸上涨红起来，呼吸急促地说：“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日本人民爱好和平，不愿意冒战争风险。”我说：“不对，1969年，苏联也是一个核大国，中国当时就为了珍宝岛与苏联打了一仗，而且胜利了。北方四岛比珍宝岛大多了，日本人就是不敢打。英国也是一个核大国，阿根廷在1982年就敢于动用军队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虽然后来失败了，但虽败犹荣，日本在捍卫民族尊严方面就比不上阿根廷。香港和澳门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百年，中国政府已经收复。现在，中国土地上没有外国军队，而日本的北方四岛仍然被外国军队占领。”“皇军”气急败坏地说：“那是二战的结果，日本是在战败的情况下失去了北方四岛。”我说：“不对，德国也是二战的战败国，但是，德国统一后，国土上就不再有外国军队了。而且，日本不仅北方四岛有外国军队，冲绳至今还有美军基地。日本政府无数次要求美军撤离冲绳，冲绳民众也数千次地举行示威要求美军撤离，但是，美军就是不走，日本政府到今天也没办法。这一点上日本比不上菲律宾，菲律宾就敢让苏比克湾的美军基地撤走，美军还真的就撤走了。而日本政府要求冲绳美军基地撤离40年了，也不见美军撤走。你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神风精神如何厉害，那么，为什么不把美军基地赶走？美军不撤，日本可以以武士精神来将美军武力驱离。光是抗议和要求没有用，必须真刀真枪地干。我从小在中国湖北长大，我们湖北有这样一句童谣：抗议抗议毫无意义”。其实，这句原话是“抗议抗议等于放屁”，为文明起见，我把它改了一下。“皇军”呼吸急促起来，涨红着脸，喘着大气，两眼直发绿。我决定再加大马力，直到把他气得吐血为止。我又开始羞辱“皇军”了：“一个国家的领土被外国军队占领，就如同一个男人的妻子被另一个男人霸占，如果这个男人一方面不敢跟对方用刀剑决斗抢回妻子，同时又向别人宣扬作为男人应该如何有血性、有雄心、有勇气，那么，会被别人当成笑柄的。”“皇军”浑身颤抖地说：“日本会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在国际条件成熟的时候着手这一事业，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说：“不对，二战结束已经67年，中国有句俗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现在已经不是十年、而是67年了，如果那个男人要在妻子被别人抢走67年后再去解救的话，那么，他的妻子早已跟别人生下来一大堆孩子了。要收复国土就要尽快行动。今年之内就要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就象你们那天在靖国神社唱的那首歌《海行兮》一样，愿做水中浮尸，愿做草下腐尸，即便是几十万自卫队军人在北方四岛尸山血海，也要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为国而战，唱得与实际做得要一样。不能光耍嘴皮子，要真枪实弹地干。中国《水浒传》有向名言，叫拳打南沙猛虎、脚踢北海苍龙。日本自卫队应该在2012年内就北扫四岛俄军、南驱冲绳美军，把外国军队全部武力赶出日本领土。只有这样，你所说的神风特攻精神和大和魂精神才能令人相信，否则，就只能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嘲笑。”“皇军”说：“我们日本人爱好和平，我们会用和平的方式来收复北方四岛。”我问道：“你是什么学历？”“皇军”说：“MBA硕士学位。”我冷笑道：“好，跟我一样。既是硕士学位，那应该学过历史，请问，历史上有几个国家是通过和平手段成功解决了领土问题？如果没有军事手段，领土问题一万年也解决不了。中国收回香港虽然是通过和平方式，但那也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如果当时英国人胆敢不归还香港，那么，中国军队就敢把坦克开过深圳河去。那么，请问，日本的坦克敢开到北方四岛上去吗？”“皇军”气得脸色发白，一串串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气呼呼地站起来向机舱前面走去。我以为“皇军”是去上卫生间，但一个小时过去仍然不见“皇军”回到座位。我好奇地起身向前看去，看见“皇军”坐在前三排的一个空座位上。我不禁笑了起来，看来，“皇军”是忍受不了我的羞辱而败走麦城、仓皇逃跑了。显然，在我和“皇军”的精神较量中，“皇军”输了。飞机在香港机场降落后，我走出机舱，看见人群中的“皇军”，便略带戏弄口气地对“皇军”挥手说：“萨哟拉拉！”（日语：再见）“皇军”看了我一眼，表情冷漠，毫无反应。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看起来，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不过也就这点本事。我认为，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之所以胆敢在石原慎太郎带领下跟中国叫板，关健原因就中国在二战后主动免去了日本的赔款，对日本太宽厚、太客气了，如果中国战后按照苏联对待日俘的办法对待日本，日本就会老实得多。比如，200万在华日俘和日侨一律不许回国，全部送到青海或新疆服苦役，就像苏军在西伯利亚对待关东军战俘那样，大部份折磨至死，只有10%的人能活着从中国回日本，不能让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必须要想来容易想走难。再比如，中国与美国一起派兵占领日本，同时，向日本索要巨额战争赔款，其金额要远远大于日本国力的承受度，如果日本拒绝支付，就要采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德国拖延友付赔款的办法、强行将占领区工厂设备运回国，同时在占领区征税，以填补日方拒付的战争赔款，如果日方仍然拒付赔款，中国就自行扩大占领区，再增兵占领区，并在占领区实行中国法律，直到搞得日本人国破家亡为止。这样一来，石原慎太郎领导的日本右翼份子就不会再跟中国叫板，小泉纯一郎也不敢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就老实了。二战时，美国和苏联同样是日本的交战国，同样狠狠打击过日本，但是，石原慎太郎从末发表过反美和反俄言论，从未见石原慎太郎带队驾船到北方四岛抗议俄军占领，更不见石原慎太郎带队到冲绳抗议美国驻军。原因很简单，美国和俄国对日本的打击力度大，中国对日本打击力度小。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对给自己打击力度大的强者尊敬有加，而对于对自己以德报怨的善者则不断加以欺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对敌人的所谓“以德报怨法”只是和平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并未得到石原慎太郎和小泉纯一郎之流的感恩戴德。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对仇敌过份谦和与宽容的传统，这种谦和与宽容多了以后，不仅会让对方看轻自己，同时也会对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二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不需赔款、“以德报怨”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同胞的一种轻辱，是对上百万血洒战场的抗日烈土的一种轻辱，是对2000万被日寇杀害骨肉同胞的一种轻辱。这种廉价的“以德报怨”换来的就是石原慎太郎率日本右翼份子跟中国叫板、就是小泉纯一郎不断去参拜靖国神社。
& 第六节 .置身于日本城乡各地，我看到，无论是街道、农田、民居、铁道线、工业区，还是公共设施、商业区、城市社区，到处都干干净净、整洁规范，所有一切都布置得科学合理，很难找到一丝瑕疵，一切给人一种“最大合理化”之感；置身于所考察的日本企业内，我亦有一种“唯美”感觉。虽然在国内时参观过不少日资企业，但此时仍强烈感觉到，无论是生产安排、设备管理、现场管理、仓库管理、产品质量，还是员工敬业精神、工作效率、团队文化，所有一切都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外在硬件是由内在软件所派生，软件决定硬件，透过日本社会和企业的“最大合理化”和“唯美”的外在硬件，我仿佛看到了日本社会和企业隐藏在背后的那个“日本人建设国家仿佛是在绘制一幅巨大的艺术作品，每一个地方都棈益化、艺术化、美学化，决不留任何一个荒芜、废弃和闲置的地方，一个在中国人眼中根本都不需要美化和雕凿的地方，如一段乡间田坎、一块市郊杂草地，日本人也要用艺术家的态度对之加以修膳，直到把它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比如，在中国某乡间有一块堆着碎石、长满杂草的空地，长期无人管理，如果在日本，很快就有人清除碎石砖头，铲除杂草，然后在上面种上花草，成为一种美丽的花园，或是在上面一座运动场或图书馆。置身于日本的酒店，会觉得房间墙壁上悬挂的水彩画实在多余，因为只要走出房外，到处都是美丽的图画，一切都是那么尽善尽美、充满了艺术的美感。如果说新加坡是城市花园的话，那么，日本则是一个377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大花园。一个国家的外表是整个民族内在精神境界的体现，日本人通过高水准的、细节至上的建设，把他们崇尚完美，追求最大合理化的民族性格表露无遗。日本人把艺术美感遍布其37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全国都变成一个艺术大展厅。均分制；但随着家产被后代越分越小，日本的众多家族企业走向消亡。“末代之乱逆，子孙不和之基”(出自《世镜抄》)，正是意识到这次对日本企业进行现场实地考察，最大的成果是了解到日本企业成功的现代型“顶层体制设计”，日本企业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社长负责制”，即“职业经理人负责制”，企业主完全不参予日常管理，企业主股份越来越小，企业所有权逐渐社会化，企业主家族成员在企业内影响力几乎为零。笔者认为，“以日为师”时至今日仍未过时，日本企业的成功首先在于企业“顶层体制设计”的成功，对日本企业考察的最大收获在于发现了一种令国人陌生的新管理哲学：“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不管”。企业所有者必须学会对企业“放弃控制”，越是去控制企业，则企业经营越是萧条失败，越是“放弃控制”， 则企业经营越是兴旺成功。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非资金、技术、市场、设备和人才，而是企业的“政治体制”---顶层设计。我详细研究了日本企业的顶层设计制度，如果用两个字来表达日本企业主的顶层体制设计，那就是：“不管”。日本稍有一些规模的公司，企业主大都“退居二线”，由“职业经理人”全权领导企业，企业主平常极少来公司，职员在公司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老板、亦不知老板是谁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企业甚至己经没有企业主了。由此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民营企业主只有放弃对企业的管控，企业才能够健康成长。顶层设计最佳指导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不管”。置身一间将要倒塌的房屋，永远不知道房屋即将倒塌，只有走出来，进入另一间坚实的楼房才会发现问题。我常在国内一些经济发展论坛上看到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总感觉双方都囿于某一固定思维框架中，这样，争论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日本企业是一面镜子，站在镜子旁，就能跳出固定思维框架，看到中国企业的问题，就有正确答案。在对日本社会零距离观察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文明、秩序、和谐、公正、整洁、平等。社会文明程度在整个亚洲国家居于最前列，比中国至少先进50年。但是，由于日本历史的畸形发展，缺乏西方社会基督教博爱、自由、人权的人文观念，在社会进步方面、尤其是对侵略战争的态度方面，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空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近代开国历史与中国相近似，两国同文同种。与中国企业一样，日本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起源于外来文明的输入，并非本土文明所自生。因此，“以日为师”比起“以美为师”和“以欧为师”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日本企业的顶层设计对中国企业的借鉴性和适用性远远超过欧美企业。如果将此次考察日本企业的最大收获浓缩为一句话的话，那就是：“企业主对企业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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