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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69军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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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69军】
在国军的编制序列中，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3个第69军。
一、北洋军“五省联”一部组成的第69军
阮肇昌第69军
&&& 该军前身是北洋军阀孙传芳所属“五省联军”江苏陆军第6师和皖军第3混成旅。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苏、皖境内时，江苏陆军陈调元部第6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7军；皖军第3混成旅王普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7军。1929年，第37、第27军依次缩编为第55、第57师。1930年，编入陈调元的第1路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进行统一整编时，将第55、第57师和编为第69军。阮肇昌任军长，李松山任副军长，隶属第8集团军。下辖：第55师，李松山兼任师长；第57师，阮肇昌兼任师长。该军编成后，即参加了淞沪会战。在此次会战中，该军伤亡严重，无力补充兵员。战后，该军番号被撤消。第57师后归大名鼎鼎的74军，成为抗战虎贲军，常德一战流芳千古。55师后归94军.后改隶第18军，一样在抗战中立下殊勋。。
国民革命军第69军来龙去脉(图1)
阮肇昌军长（）字绍文，云南昆明人，陆军中将。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步科、陆军大学第三期毕业。&阮肇昌虽然是北洋将领出身，但在南京国民政府也深得重用，与主持军委会的何应钦白崇禧关系良好。
&&&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云南昆明，早年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步科第三学生队，毕业后考入陆军预备大学堂（即陆军大学第三期），日任湖北都督府参谋长，日授予陆军少将，同年任陆军大学教育长，日加陆军中将衔，1925年任暂编陆军第五师参谋长，1926年任五省联军第十五师师长。&&& 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三十七军参谋长，1928年2月任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参谋长，同年11月13日任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将厅长，日任山东省政府委员，7月任济南市市长，1930年9月任第五十五师中将师长，1934年1月任第五十七师中将师长，日叙任陆军中将，日授予国民革命軍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日任第六十九军军长兼第五十七师师长，日任军训部中将步兵监，日晋任军训部中将次长，日调任陆军大学中将教育长，1943年8月任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5年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副团长，日退为备役，当选国大代表。&&& 云南解放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云南省委委员。&&& 日在昆明病逝。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从宋瑞柯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实》文章可知，当时，国民政府将附近能调动的军队基本上都调动了，连当时为数不多的空军，都长途飞沪夜袭敌舰，此战，国民革命军投入了近70万兵力。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87师、88师、钟松独立第2旅;苏浙边区司令张发奎率阮肇昌57师、李松山55师、陈勉吾独立第20旅；原驻浙江的刘和鼎56师、杨步飞61师;罗卓英18军第11、14、67、98师共4个师;原驻河南商丘的第6师、原驻徐州的胡宗南第1军第1、78师共2个师;俞济时58师、王耀武51师; 杨森的20军杨汉域133师、杨汉忠134师共2个师; 廖磊的第21集团军韦云淞48军、叶肇66军；原驻浙北浦东的陶广62师、张銮基独立45旅、陈安宝79师; 原驻豫北的吴克仁67军；第3师、14师、15师、16师、36师、46师、67师、159师、160师、税警总团（辖4个团，当时孙立人为第4团团长）以及教导总队周振强第1旅等等。
当时中国军队以劣势之装备，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军舰、毒气，付出了伤亡近30万人的代价;后来的中国抗日名将孙立人就是在此次战役中负重伤，要不是财大气粗的宋子文化费重金送孙立人到香港治疗，孙立人早就没了，何谈以后的缅甸大反攻？而又是多少与孙立人一样遭遇的人牺牲在这次战役中！
在嘉兴的阮肇昌之57师第169旅以火车运至上海龙华
57师169旅中午到达龙华，已令其推进至徐家汇，沿虹桥路至部局、苗树之线。
&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则以57师114旅之337团及1个山炮营，于8月14日在浦东将300多敌人压缩到三井码头、日华纱厂一带。为防止敌在浦东白龙港一带登陆，第55师、57师于8月15日进至该地区布防。 8月13、14两天，正值台风到达上海附近地区，敌陆战队即在南面的上风放火，烧着了大片民房，以阻止杨树浦以北与八字桥、广中路一带我国军队的进攻。经两天的激战后，双方形成对峙。敌则固守待援。
二、第181师、新编第6师等部组成的第69军
石友三第69军
&&& 该军前身是河北地方保安团队和河北民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进行统一整编时，以冀北保安司令部3个保安团组成第181师；1938年1月以高树勋领导的河北民军编为新编第6师。1938年3月第181师与新编第69师等部合编为第69军，隶属第10军团。石友三任军长，王清翰任副军长。下辖：
第181师，石友三兼任师长；
新编第6师，高树勋任师长；
骑兵第9师，郑大章任师长。
&&& 该军组成后，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豫鲁皖边地区作战等。1939年冬，将该军改隶冀察战区时进行编制调整，将原辖骑兵第9师调归第77军建制，另将独立第13旅、新编第4旅调归该军。此次整编后，该军参加了冬季攻势作战。
&& 在此期间，该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参加了进攻八路军第129师的作战。在卫东战役中，该军独立第13旅大部被歼灭后该旅番号撤消，残部经收容整理后改编为新编第3旅。1940年4月，该军隶属第39集团军，石友三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9军军长，王清翰任副军长。此时，该军下辖：
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
新编第6师，高树勋任师长；
新编第3旅，黄祯泰任旅长；
新编第4旅，孟昭进任旅长。
& 1940年夏，该军由河北移防鲁西南担任游击任务。同年12月，军长石友三勾结日寇，阴谋投敌叛国时，被新编第6师师长高树勋诱捕活埋。
1941年1月，国民党进行整编时，该军扩编为第69军和新编第8军两个军。其中，以第181师和新组建的暂编第28师和编，继续保留第69军番号，毕泽宇任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米文和、王清翰人副军长。下辖：
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
暂编第28师，米文和兼任师长。
1942年春，毕泽宇被免职，由米文和任军长，朱明轩任副军长，隶属第39集团军。辖
第181师，张雨亭任师长；
暂编第28师，米文和兼任师长。
同年，该军先后在鲁西、皖北、豫北边界地区进行游击作战。
1943年3月，该军调往鄂西，归第2集团军指挥，先后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在常德会战后，该军撤至湖北枣阳一带担任守备任务。1945年3月，该军隶属国民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由第5战区代指挥，参加了豫西鄂北会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军番号被裁减，所辖第181师改隶第55军，暂编第28师被裁减。
1945年底,69军改编为整181师,后缩编为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后改称55军第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
第69军教导师成立于1940年2月，师长石友信，参谋长董守飞，政治部主任黄英奇，辖第1团（团长李子安）和第2团（团长段海洲）。该师由第69军特务旅（旅长石友信）改称，该旅源自1937年9月成立的第181师学兵队，1938年7月扩编为第69军教导总队（总队长石友三兼），1939年9月与第69军特务团（团长陈邦治，1937年9月由原冀北保安司令部直属部队合编）改编为特务旅。1940年5月，教导师扩编为两旅四团制。原教导师所属之两团编为第1旅（旅长段海洲），辖第1团（团长张西铎）和第2团（团长段海洲兼）。调暂编第3师补充团（团长文大可，1939年3月由招募之冀籍新兵编组）扩编为第2旅（副师长兼旅长文大可），辖第3团（团长方锡林）和第4团（团长郭汶珩）。日，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被部属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逮捕活埋。4日，教导师师长石友信也于军部驻地为总参议毕泽宇派人逮捕枪决。此时第1旅由旅长段海洲率领脱离建制开赴山东，此后几经演变于1943年8月改编为第33师（师长段海洲）。该师于1949年12月在中越边境覆没。教导师所余部队由毕泽宇以第69军军长的身份任命文大可担任师长，第2旅旅部撤消，师直辖两团。日，毕泽宇及教导师被日军包围于甄城，毕在师长文大可的鼓动下投降日军。其中第2团（原第4团）拒绝投降并突围成功，后并入第181师。第2旅旅部及第1团（原第3团）被日军改编为汪伪政府所属之暂编第31师，以文大可任师长，辖两个旅。军长毕泽宇因未被安排实职，旋脱离部队返回国统区，但因第69军军长已由米文和代理，毕无法返回部队，就此离队赋闲。伪暂编第31师成立后成驻朝城。1943年7月因遭到新四军重创被撤消番号，残余部队改编为地方守备队，文大可被免职，后于1950年被逮捕枪决
69军孟昭进“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济南抗战
　对于我们来说,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8月15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值得永远铭记!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而1938年的8月15日,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一支英勇的抗日队伍曾血战济南。正是这场战役,开创了抗日战争初期,地方游击部队攻打大城市的先例。　　&&&&为配合保卫武汉73年前,济南打响一场突击战　　日早上,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济南市郊突然杀声四起,枪炮轰鸣,一支抗日游击队向济南老城发起冲锋。进攻济南的这支抗日武装名为“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是曾任冯玉祥将军参谋的抗日爱国志士孟昭进。　　其实这场战役是为了配合保卫武汉而打响的。1938年6月,日军向武汉发起了疯狂进攻。在此危急时刻,为了抗击日军,国民党武汉大本营指令全国军队,在8月13日这一天,全面对日进攻,并要求各部队采取各种手段,杀伤敌人,破坏其交通运输,以解武汉之围。　　国民党山东省第六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与69军军长石友三等在聊城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进攻日军重兵把守的济南。　　69军将电令转发给孟昭进,命令其率部进攻济南,破坏铁路桥梁,断其交通运输,牵制敌人,配合武汉保卫战。　　接到命令后,孟昭进立即与八路军第三支队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决定对济南发动一次突袭。此次突袭兵力以抗日义勇军为主,八路军第三支队派一个加强营的部队进行支援。另外几支部队及民众负责破坏胶济铁路线等。此次战役的指挥部设在千佛山上。&&&&送水、送饭、救伤员战斗中,济南人民立了大功　　8月12日夜,各参战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秘密进入预定的攻击位置。次日11时,战斗首先在济南东关打响,营长江兆明率部队攻入东圩门,消灭了东关之敌后,打开了东门。　　同时,营长王德五指挥部队歼灭南关敌人后,从南门杀进城里,在院东大街(今泉城路院前街至县西巷一带)与日军主力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交火,日军的坦克从西门大街(今泉城路西段)赶来增援,在千佛山上指挥作战的孟昭进见状,立即令预备队警卫二营下山,从南门、西关发起进攻,支援王德五。　　下午2时,在西路进攻的张复乾团、宋京山团在杆石桥附近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冲入城里的各路义勇军与敌人展开巷战,一时之间,济南城内枪声震天,处处火起,烟雾升腾。战斗中,营长王凤昆等百余名战士牺牲。　　配合义勇军的八路军三支队加强营在营长林青率领下,在王舍人庄冷水沟、郭店与敌人激战一下午,破坏铁路并一度占领卧牛山、板桥、黄台车站。当时,一些鬼子正在河中洗澡,八路军战士迅速冲到河边,将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　　范筑先的部队也参加了此次战役,并动员了上万名民工,破坏了济南至德州的铁路线,使日军的交通陷于瘫痪。其第三支队攻至济南西郊张庄机场,第十支队一团和机枪营占领了西郊大槐树。　　战役中,聊城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在齐河县坡赵庄遭到敌人袭击,范筑先次子、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等27人壮烈牺牲。　　攻入济南老城区的部队战斗到敌我双方形成对峙之时,各攻击部队团、营长先后到千佛山向孟昭进汇报战情。孟昭进令部队撤退一段距离,整修工事,稍事休息,以利第二天继续战斗。战斗中,义勇军得到了广大济南市民的大力支援,有的送水送饭,有的救护伤员,有的把门板桌椅等家具抬到大街上给日军设置障碍。　　与此同时,后方部队在胶济铁路的龙山车站至大临池1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掀翻了多处路轨,炸毁了20余座大小桥梁,铁路沿线电线被剪,线杆被拉倒,使胶济铁路陷于瘫痪状态,日军的补给运输受到严重的影响。　　8月14日早上10时左右,日军飞机开始进行低空侦察,对板桥、东关、千佛山附近扫射轰炸,义勇军各部队沉着应战。中午时分,日军的坦克、汽车兵分两路,从商埠向普利门、西门发起进攻,因义勇军没有重武器,又缺乏弹药,各部队便分散行动,隐蔽打击敌人,日军捕捉不到战斗对象和固定目标,又没有力量在街道胡同中周旋,只好在马路上来回扫射,制造恐怖气氛。第二天的战斗就这样在半战半休中度过。　&&&&地方游击部队攻打大城市这场突击战打响了头一炮　　8月15日,日军调集了增援部队,在炮火掩护下,日军从商埠直扑西关、南关,在敌众我寡,实力悬殊,而我战斗目的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大的伤亡,孟昭进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这时,天空忽降大雨,各参战部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迅速集结,撤出济南城。江兆明营、王德五营从东舍坊门(今泺源大街山东新闻大厦附近)沿大小山沟撤向张家山方向；张复乾团由杆石桥以南撤向兴隆山东南方向；孟昭进率指挥部、工兵营、警卫营与宋京山团撤向八里洼,沿锦绣川东去。　　历经3昼夜激战,此次战役共歼灭日军500余人、伪军500余名。此战还开创了抗日战争初期,地方游击部队攻打大城市的先例。　　战斗结束后,邹平、齐东、章丘的政府机关、学校、人民群众纷纷到部队慰问,举行庆祝大会。69军转来了大后方各部祝贺济南战斗胜利的电文。《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民国日报》等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济南攻击战的消息。国民党抗战大本营对孟昭进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在全国军队中进行通令嘉奖,并犒赏部队奖金2万元,子弹10万发。
卫东战役 -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在平汉路(北平至汉口)以东向冀南、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进
国民革命军第69军来龙去脉(图2)卫东战役攻。为了粉碎其进攻，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决定集中冀中、冀南、冀鲁豫军区共17个团，在平汉路以东发动卫东战役。遂以冀鲁豫支队为豫北支队，由清丰以南向东进攻柳格集、黄城地区石友三部；以先遣纵队、筑先纵队为鲁西北支队，消灭冠县地区高树勋部，向东发展进攻；冀南军区各地方部队，以游击战控制卫河渡口，策应卫河东作战；以第115师独立旅和挺进纵队第5支队为鲁西支队，消灭濮县，观城，范县等地高树勋部，尔后协同豫北支队由东、西两面围歼石友三部，并以一部兵力控制卫河渡口，防止顽军向西撤逃，以冀中、冀南军区部队为中央纵队，与鲁西支队共同消灭石友三，高树勋部。3月4日1时，各进攻部队发起总攻，当即攻克濮县、观城、仙庄、六塔集、卫城集及其周围地区，俘顽军800余人，并在范县至观城以北击溃王金祥部1个团。高树勋部主力被迫退至东北庄、双庙集一带与石友三部靠拢。接着八路军从东、西、南三面向顽军展开猛攻，连克柳格集、东北庄、双庙集。5日夜，石，高部主力分数路南逃，八路军部队立即跟踪追击，在濮阳东和东南击溃其两个团，在东明附近又给以重大打击。11日，石、高率部撤至民权以东陇海路((连云港至宝鸡)两侧。15日，丁树本部南撤封邱一带。直南地区遂全部为八路军所控制。当八路军主力返回鲁西北时，石友三、丁树本部又在日军直接配合下进占东明城，企图向八路军进行反扑，重占直南。4月5日，丁树本部进至两门西北，石友三部进至徐镇、保安镇以东地区。6日，第129师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在两门西北小韩集一带给丁部以严重打击，将其击溃。丁树本率残部干余人逃往豫西。8日，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对石友三部发起猛攻，石部受重创逃往曹县、定陶地区。卫东战役结束。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俘顽军3600余人，击溃万余人，配合了平汉路西的反顽斗争。&石友三军长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在日本支持下在河北东部组织军队。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日，抗日战争爆发，石友三部编在宋哲元之下任一八一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69军军长。后任第十军团总司令。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同年底，升任39集团军司令。1939年4月，蒋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的立场立刻转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12月1日，高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在会中将其绑架后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活埋于黄河岸边。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冀南反击石友三战役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河北省卫河以西巨击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　　1940年1月，石友三部先后将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并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将清河县大队大部消灭。为了自卫，第129师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顽军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决定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2月9日，石友三部秘密南逃。第129师立即命令参战部队追击与堵截。11日，青年纵队第771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消灭孙良诚部1个团；东进纵队第2、第3团及冀中军区第23团于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3师激战，歼其两个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造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及第386旅第4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第181师激战终日，阻滞了其撤逃。后八路军将顽军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下保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发起猛攻。13日，孙良诚部3000余人突围南撤，逃过卫河进至南乐地区。石友三部连遭围攻，伤亡惨重，于15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宅力、青年纵队之第771团与冀中军区赵谭支队等部，立即沿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此时，日伪军由广平、斤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3000余入进至广平、丘县间地区，向八路军进攻，以掩护石友三部。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向清丰东南地区撤逃。战至18日，八路军停止追击。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俘顽军2800余人。　　人物评价　　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脚踏两只船。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后背叛之，被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河南登封少林寺就是被他几乎焚毁殆尽，历史责任不容推卸。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毕泽宇军长（？－1968）　原名毕广垣 西北军将领。曾任第六十九军参议。1940年12月，与高树勋联合将准备投敌的石友三活埋。后升任第六十九军军长。1941年11月，率所部文大可教导师投敌，所部改编为汪伪暂编第三十一师，毕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参议。抗战胜利后，曾任哈尔滨市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日病逝。
毕泽宇为军统大特务。投敌似有隐情。
1950年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是大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米文和军长
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9月随石友三投蒋，任第13路军第 2师师长，1931年7月中旬，石友三在顺德集结，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把部队扩编为9个军，米任第二军军长，随石友三讨伐张学良。石军在滹沱河被击溃，米文和部至束鹿县辛集地区，被东北军截住缴械，米亦被俘。后被张学良释放。1933年2月,方振武将军在晋南组织了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向全国通电,北上抗日。收集部分残部的米文和投奔了方振武，被编为第四军。
1935年，蛰伏天津的石友三复出，任冀北保安司令，驻防北平清河。七七事变发生后，石部改编为一八一师，米任该师参议、副师长、
1938年3月，第181师、新编第6师、骑兵第9师（不久裁撤）合编为第69军，石友三为军长。
1938年6月,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兵团,蒋介石委任石友三为军团长，米文和升为暂三师师长。
1940年4月，十兵团撤消，以69军为基础组建第三十九集团军。
1941年2月，暂编第三师改编为暂二十八师，米文和任师长
1941年11月，69军主力投敌，11月15日，米任69军代军长兼暂28师师长，日正式被任命为军长。继续坚持抗战。.陈光然任暂二十八师师长.
日，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1943年2月，改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该集团军于1944年7月撤销，免米文和副总司令职。改任豫鄂皖边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69军改编为整181师,任整编第一八一师师长、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旅长、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一八一旅旅长、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八一师师长、55军副军长兼第一八一师师长等。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新中国时期，在抚顺战犯改造所改造。
1970年2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逝，终年77岁。
商丘县城解放及一八一师覆灭记1948年4月，国民党在商丘县组建特务组织“中兴社”。
&1948年6月，国民党在朱集建立徐州剿共总司令部第二处。
&1948年10月，国民党为确保徐州，开始缩短战线，将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和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置于商丘及其附近地区，商丘一时间成为淮海战役开始前徐州以西最重要的据点。
&大战前夕，国民党安插特务、调集军队、筹建新组织，在商丘县城内进行密集布局。
&在国民党进行密集布局的同时，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也在对商丘的解放进行着规划。1948年10月，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在睢县召开会议，决定在商丘县建立市、县政权。会后，50名干部秘密进入商丘县境，在郭村集成立了商丘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是赵永生，县长是张少耕，为解放商丘后的政权建设做好了充分准备。
&但在解放商丘时，我军与国民党商丘守军的真正激战发生在张公店。
&日，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领导下，发起淮海战役。陈毅、邓小平决定，歼刘洳明部及国民党一八一师于砀山以西。第二天，中原野战军一纵、三纵、四纵及华东野战军三纵等部队受命以张公店为目标，发起张公店战役。
&11月6日，困守商丘孤城的国民党刘汝明部及国民党一八一师奉命（一说弃城东逃）向徐州方向集结。行至张公店时，被我中原野战军一纵迎头截击。当时的国民党军统帅刘汝明，字子亮，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曾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在解放战争中，数次被我军击溃，以至产生心理阴影，经常不接受与我军抵抗的命令率军潜逃，被称为“老兵油子”。
&刘汝明部被我军截击后，尽管有蒋介石的严令、剿总司令刘峙亲自督阵，刘汝明也全然不顾，立即率军南逃，一下子退到淮河以南，离开了淮海战役战场。蒋介石说刘汝明打的是“滑头仗”，事实上他是被刘伯承打怕了，不敢与他对阵。
&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率一八一师在张公店构筑防御工事，与我军激战。11月7日凌晨4时，解放军二旅一部攻占胡庄，俘敌60余名，继而2个旅从东西两面向张公店攻击前进，各村之敌在惊慌混乱中先后被歼。7日下午，2个旅逼近张公店、张阁庄、小张庄。同时，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已过北陇海路逼近张公店北部地区，至此形成了对国民党一八一师的分割包围态势。7日晚11时，中原野战军一纵开始对张公店周围之敌展开攻击，除抽出一部分兵力围攻张阁庄、小张庄、时庄敌人外，一旅主力向张公店西门至北门段进攻，二旅主力向南至东门段进攻。加上华东野战军三纵、中原野战军三纵及炮兵连的配合，8日上午11时，向敌军发动总攻。很快攻入寨内，大批敌人被俘，部分敌人向张阁庄溃逃。我军乘胜追击，终将逃敌全歼于张公店以东，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少将参谋长董洳桂、少将参议张述文等全部被擒。二旅五团包围张阁庄顽抗之敌，令米文和写信劝降，张阁庄之敌于8日下午5时投降。至此，曾困守商丘县城的敌一八一师5600余人，被击毙1800余人，俘虏近4000人，缴获轻重机枪160余挺、炮37门、枪支1870余支。
&因刘汝明部及国民党一八一师离城，商丘县城内仅余1000余人的国民党保安团，保安团根本不堪一击。解放军进城后，迅速将1000余人的保安团缴械。同时，朱集、马牧2个车站也被解放军占领，至此，商丘县全境解放。
孟昭进将军二三事孟昭进（1904—1985），字毅谦，齐东县麻姑堂人，国民党少将，出身地主，十六岁考入济南一中，十八岁考入北京朝阳大学读法律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可想而知学法律也只能造就一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即使是在大谈宪政的民国时代。孟见识高远、视野开阔，不屑以田舍郎老死户牖，二十二岁投笔从戎，考入张家口陆军学校，毕业后积军功逐渐升迁，二十九岁任马鸿逵部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并先后兼任甘肃省金积县、夏县县长。“七七事变”之后，征得冯玉祥同意，回家乡发展武装，组建“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1938年10月孟部接受国民党改变，成为六十九军石友三的部下，任独立旅旅长。1940年12月石友三叛国投敌，部将高树勋等奉第一战区卫立煌长官之令除掉石友三，石友三部群龙无首、内讧纷起19481948195319541984
胡传魁唱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此乃七七事变后乱世之写照。一时，以保家卫国、抗日救亡为号召的私人武装迅速兴起，或十几人，或数百人，或上千人，纷纷拉杆子起义，他们或姓了蒋，或姓了汪，或姓了共，或啥也不姓独自占山为王。当时孟昭进的抗日义勇军和马耀南的抗日救国军是清河流域两只最大的地方武装，孟、马携手，曾经先后收复邹平、齐东、青城、章丘等县城，并攻打省城济南，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章丘收复后曾委任章丘小康村人马德夫为章丘县长，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言不妄！
孟昭进的义勇军与马耀南的救国军曾经相互合作、并肩战斗。从孟部在辛家寨所唱的军歌就能窥知一二。七爷辛荫轩会唱，可惜七爷早已作古，而我也只记住了几句歌词：“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就富强。”据说这首歌曲叫《国共合作之歌》，我上网去找，找了几个月也没找到。尽管歌星多得犹如天上的繁星，而《国共合作之歌》却消失在深邃的夜空。
193810194611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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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孙良诚在商丘和曹县一带正式通电投汪。汪精卫将孙良诚部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管辖3万多人，并在南京建立了第二方面军办事处，负责第二方面军在南京的事务。1944年初，徐楚光根据我党的指示和谢庆云的具体情况给他3项任务：一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二是向苏北解放区输送枪支、弹药、药品；三是策反孙良诚部起义。
前两项任务比较好办。这是由于谢庆云任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该军在南京的一切事务，联络广，直接、间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都比较方便。办事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军费的领取、军需弹药的输送。在供应孙良诚部军需物资的同时，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一些枪支、弹药、药品等是可以办到的。
最难的是策反孙良诚起义。日本投降前，孙良诚统军5万，占有苏北16个县，且与苏北解放区地理上“犬牙交错”。孙良诚若起义，苏北全境都将成为解放区，而且直接威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抗战时期孙良诚部大致有3股力量：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副军长谢庆云；第五军军长王清瀚（是谢庆云的连襟）；直辖第37师师长孙玉田（孙良诚的堂弟）。至于全军的军需财权，更是谢庆云直接掌管，唯一不足的是他不直接带兵，没有兵权。日，新四军致电苏中、苏北军区：“要把对敌工作的重心放在分化争取孙良诚上。”7月，第18集团军（八路军）秘书长申伯纯及中原军区情报处主任余义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扬州策反孙良诚。为了保证申伯纯的安全，谢庆云在扬州的扬社2层开了几个房间，全程陪申伯纯住在旅社内。
策反孙良诚的工作十分艰难，一是孙良诚“愚而诈”，变化无常；二是抗战后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加大了对孙良诚拉拢、收买的力度。同时，孙良诚“脚踩两只船”，既不把共产党拒之门外,又不明确表示起义的意向，致使策反工作进展不大。看到这种情况，谢庆云表示愿意利用第四军副军长的身份以及与军长赵云祥有交情单独做第四军的策反工作，组织分析情况后同意了谢庆云的想法，随后申伯纯等人离开扬州。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担任新编第二路军总指挥，第四军改为新编第二路军第一军，军长赵云祥、副军长谢庆云。由于新四军控制了周围的重要交通线，孙良诚各军所在地除泰县外，盐城、高邮、宝应的水陆交通均告中断，只能用无线电向各军、师联络。孙良诚部陷于四面楚歌之中。10月31日，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集中了两万兵力包围了盐城，迫使赵云祥起义或投诚。赵云祥给孙良诚去电要求增援，孙良诚复电令其坚守，与城共存亡。赵云祥十分失望。
孙良诚回复赵云祥电报后放心不下，急忙找来谢庆云，要他设法突破共产党军队的包围去给赵云祥打气。谢庆云认为时机已到，欣然接受了任务。
谢庆云找到解放区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说明此去的真正意图。通过管文蔚的安排，谢庆云只带贴身卫兵，顺利地通过包围圈，见到了赵云祥。他先转达了孙良诚的意思，赵云祥听后急得挠头。谢庆云趁机与赵云祥推心置腹地分析形势，提出唯有起义才是出路。开始，赵云祥还心存疑虑，经过谢庆云的耐心劝说，慢慢地打消了疑虑，决心起义。谢庆云随即返回扬州向孙良诚报告：事情没做好，赵云祥的情绪很坏，对坚守没有信心，要求增援。孙良诚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各部都被新四军包围，哪来的增援！”
谢庆云走后，赵云祥马上派顾草萍（我党地下党员）出城。顾草萍由盐阜军区司令员谢祥带到苏中军区司令部，向司令员管文蔚、政委吉洛（姬鹏飞）汇报了谢庆云和赵云祥商谈的情况。经过多次接触协商，最后赵云祥派戴心宽师长为全权代表，谈判达成协议。
日上午，赵云祥、戴心宽在盐城第40师师部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宣读了反蒋反内战正义通电，编入新四军序列。在此关键时刻，谢庆云终于促成了策反赵云祥起义的任务。
此后，谢庆云和周镐等中共地下党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对孙良诚进行策反，但策反一直没有结果。这使谢庆云十分苦恼，当他想起赵云祥军的盐城起义时，突然意识到能否绕过孙良诚而策动其属下的部队起义？经过分析，只有王清瀚部存在可能性。王清瀚在军中有“小诸葛”之称，此人识大局，明事理，在策反工作中帮了不少忙。眼前时局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将当前形势向王清瀚加以分析，令其权衡利弊，他定能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何况他又是孙良诚的亲戚，更能与之推心置腹。1947年冬，谢庆云约王清瀚在徐州德兴福旅馆会面，直接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公开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经过几天的考虑，王清瀚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淮海战役打响前,蒋介石于1948年10月底下令将孙良诚部整编为107军，辖260师（师长王清瀚）、261师（师长孙玉田），兵力扩充到1万人。孙良诚见自己的力量壮大后，刚刚答应共产党的起义又开始动摇。淮海战役打响后，孙良诚部已在我军包围圈之内。军事会议上，在谢庆云和王清瀚等将领的一再坚持下，孙良诚答应与解放军开始谈判，但是由于过了起义的最后时限，只能按照投诚来对待。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孙良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答应让其部下“放下武器”投诚。王清瀚接到命令后克服困难率先让其部下交出武器接受整编。由于王清瀚是谢庆云发展的特别中共党员，手中握有1个师的兵权，所以在关键时刻起了特殊的作用，顺利地解决了孙良诚部的缴械问题，使孙良诚的1个军在淮海战役前线缴械投降。107军的投诚，使战略要地徐州的东南门户洞开，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徐州创造了良好条件。
日，中共党组织想通过孙良诚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但是由于孙良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表面上是策反刘汝明，实际上却企图通过刘汝明回到国民党部队，并将谢庆云、王清瀚策反部队的事向刘汝明告密。由于孙良诚的告密，中共党员周镐、王清瀚等人被捕牺牲，12月25日夜，谢庆云也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被捕前，他已感到危险正一步步袭来，将自己的3个孩子偷偷送到别处躲藏起来，但他自己并没有离开南京，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至今还是个谜。
谢庆云被捕后杳无音信。日，他终于从狱中送出血衣和两张小纸条，请他的好友帮助保释。经奚德民与田连熙两位副官多方奔跑，托特务科的梁耕三进行疏通。梁耕三张口就要200两黄金，由于数量太大没有立即兑付。过了几天梁耕三说：“人已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再凑够钱也没有办法了。”20世纪7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多方调查了解到：谢庆云被捕后，坚贞不屈，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当时，中共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终无结果。对于谢庆云的牺牲日期、地点和过程，众说纷纭无法做出结论。
1977年，追认谢庆云为革命烈士。日，国家民政部为谢庆云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本文由谢庆云烈士的小女儿谢玉文回忆撰写）
回忆高树勋同志的一生　　　　出身贫困，外出当兵——参加军阀混战——由北伐战争到西北军瓦解——反对“剿共”和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军兴，坚持战斗——锄掉汉奸石友三——邯郸起义，献身革命。　　高树勋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为贫穷所迫，不得不出外当兵，参加了冯玉祥所领导的西北军，经历了中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后来又参加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他坚持了抗日反蒋，终于奔向了解放区，找到了革命的光明大道。而他自己由一个坚持爱国主义的旧军人，最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土。　　一、出身贫困，外出当兵　　高树勋同志原籍是河北省盐山县城南二十里高金庄人，他的父亲叫高步武，号绍曾，他的母亲娘家姓史。树勋同志是清光绪戊戌年间即一八九八年生人。树勋弟兄三人，姐妹四人，在兄弟之间他排行第二。他家里由于孩子多、劳动力少，家境贫困。到他五、六岁时，全家共有十二口人，土地只有二十多亩，每年收的粮食不够吃，所以年年卖地，生活更加困难。终年吃糠，谷子不去皮做窝头吃，要算是最好的饭了。树勋九岁时，他父亲送他到本村的私塾杨先生那里去读书，交不起每年一吊钱的学费，经他父亲请求，准许交半费。这点学费还是靠他母亲每天出外背盐土熬成盐换来的钱才交上的。勉强念了三年，到十二岁的时候，正巧本村地主家里请了老师给儿子念书，树勋的父亲就去那里请求，让树勋免费附读，但每逢夏收秋种农忙季节，要回家帮父亲干农活。这样勉强维持到十五岁，家里的地卖的只剩六亩了。他大哥到北京郊区朋友家里当长工，树勋只得辍学回家帮着父亲种地。他们租了本村地主刘家的十亩地，还是不能维持生活，父亲对树勋说： “家里实在养活不了你啦，你也找你大哥混饭吃去吧!”就在一九一三年正月，他十六岁的时候，同本村一个叫张寿三的人一起离开了家乡。他临行之时，头上还梳着一根大辫子，他的三姐给他梳好，扎着蓝色的头绳。母亲和姐姐送出村外，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他们先到天津投奔大姐夫李又桥，没有工作可找，就又到北京，经同乡们的介绍，先后在血料铺、刻字铺和杂货铺当学徒，干了约二年的时间，仍然解决不了家庭的困难，他父亲来信叫他去四川投奔他舅舅，到军队里当兵。树勋有个舅舅在四川绵阳冯玉祥所领导的十六混成旅当军医，树勋就连卖带借凑了二十多元路费，同去四川修铁路的他的大哥和一位表哥史炳庄，三人一起奔向四川。这是一九一五年的事，他十八岁。树勋同志到了四川绵阳找到了他舅舅，编在冯军一团一营三连当兵。当时冯玉祥军队的官兵大多数是冀鲁豫三省的人，因此，从北方去的人很受欢迎。树勋进入冯军才几个月，大总统袁世凯于十二月中旬在北京称帝。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一九一六年一月护国军入川，袁世凯命令四川督军陈宦出兵迎击。陈宦率领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由绵阳出发到宜宾去作战。这是树勋第一次参加战争。　　冯军虽然从护国军手中夺回了宜宾，但是冯玉祥受护国军的宣传影响，知道是受了袁世凯的愚弄，便与护国军谈判停战，冯军撤回成都，并劝告陈宦通电反袁。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死去。冯玉祥的军队由于在四川受军阀熊克武排斥，冯就想去陕西投奔督军陆建章。树勋随冯军从成都出发，经绵阳、汉中，奔向西安。走到汉中，听到陆建章已被陈树藩赶下台，冯军就从汉中改道汉口，奔向廊坊。到了廊坊，练兵一年多，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阴历五月十三日)，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登极”。四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声讨张勋，并联系直系的曹锟一起行动。驻廊坊的冯玉祥部队和驻马厂的李长泰部队编为讨逆军的主力。冯军从广安门进北京。张勋的五千“辫子军”被围攻，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天坛，以溃败告终。据树勋回忆当时情况说，冯军只在天坛放了几炮，并没有激烈的战斗。复辟被扑灭，冯军又回到廊坊。树勋当兵以后，每月有节余钱四、五元钱寄回家贴补家用。他在部队中是少数几个识字的人之一，经常帮着同连弟兄写家信，大家相处的很好。不久，冯玉祥成立一个手枪连，把树勋挑选进去，被提升为班长。他平时好练体育，对于体操，双杠，木马，赛跑，摔交，跳高等等，都很下功夫，成为冯军部队中的优秀运动员，每逢外宾来参观，总耍挑他出来作表演。　　二、参加军阀混战　　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先后垮台后，北京政府形成皖系段祺瑞和直系冯国璋相互角逐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南北对立的形势更加明显。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声讨北方军阀。冯玉祥受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命令，率军去南方援助北洋军阀的军队。一九一八年二月，冯军开到湖北武穴镇，冯玉祥通电主和，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触犯了段祺瑞，冯被免职。当时驻在汉口的曹锟派孙岳找冯玉祥愿作调停，趁段祺瑞四月“南巡”来汉口的机会，约冯到汉口与段会面。冯怕遭段暗算，就挑选了手枪连的十几个人随行，树勋随冯玉祥到了汉口，住在督军王占元准备的一座小楼内。手枪连的人昼夜站岗，严加防范，段未能下手。调停结果，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带队援湘。冯的军队就从武穴到石首又经津市到了湖南常德。树勋也随军到了常德。军队驻常德周围三、四个县的地方。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行动很快就传到常德。冯玉祥当时支持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他叫官兵换上便装去到市街里帮学生查封日本商店。有一次，日本领事高桥曾无理取闹的向冯提出抗议，遭到冯的驳斥。树勋从冯玉祥的强硬态度认识到对待帝国主义就是你硬他就软，从而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在常德期间，树勋从手枪连的班长调为冯的马弁班长，那时赵登禹是马弁。以后又调到学兵营学习使用机关枪。在学兵营六个月内学了放机关枪、测绘，军事典范等军事知识。以后调到机关枪教导营当司务长。他当司务长一年多，廉洁奉公得到官兵的好评，后被提升为排长。这时北京政府派往湖南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驻衡阳的直系吴佩孚屡次通电主和，一九二零年六月，吴把军队从湖南撤到河南郑州，七月吴佩孚到保定，发动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直皖战争。与此同时，湘军以“湘人治湘”口号驱赶北洋军阀，担任湖南督军的北洋军阀张敬尧被赶走，换了谭延登为湖南督军。冯玉祥的军队也从常德撤离湖南，开往河南信阳。这次行军正值伏天，河南闹大水，霍乱传染病蔓延，军队中死人很多，树勋也受到传染。病愈后，为准备参加远东运动会，他曾被选为选手练习跳高赛跑等，但后来因为发生战争，未能参加运动会。　　皖系失败后的北京政府，对于驻在信阳的冯玉祥军队停止粮饷供应，冯的军队就和河南督军赵倜打了一仗，然后开往西安。直皖战争得胜的吴佩孚就派冯军去打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一九二一年七月，陈树藩退出西安，八月，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树勋被捉升为连长，先在骑兵连，后调回机关枪营。　　直皖战争后，直系吴佩孚同当时已入关内参与北方政局的奉系张作霖的矛盾尖锐起来，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冯军从陕西开到河南洛阳参加对奉军的战斗。树勋随军绕道北京以西的万寿山一带，击溃了在长辛店的奉军，张作霖退至滦州。直系获胜。原河南督军赵倜，乘直奉战争之机偷袭郑州，冯军赶回，解了郑州之围，追击赵倜军队至开封，赵倜逃走。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这年十月底，冯玉祥受吴佩孚排斥，免去河南督军职。冯军离开河南开封调到北京，冯玉祥被任命为陆军检阅使。树勋调升为营副，随冯到了北京南苑。这些年来，树勋从作排长起，每月薪金三十七元多：除去自己零用，所余全部寄回老家。他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直到后来当了师长，仍过着一被一褥的戎马生活。其间，他祖母逝世，回老家给祖母送葬，是他离家后第一次回故乡。因他幼年深切了解贫苦农民的困难，就在老家买了一头牛给全村穷人使用。又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校，让全村儿童免费读书，这所学校直到日本入侵才停办。　　一九二三年春天，树勋二十六岁，他的母亲和大哥送他的未婚妻韩素贞到北京南苑结婚。　　在南苑期间，树勋在冯军的高级教导团受训一年，毕业后派到初级教导团当队长。　　冯玉祥在他的军队中提倡信基督教，树勋在常德手枪连时受洗礼入教。在南苑时，各团部都有牧师，每星期给士兵讲圣经。据后来了解，有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当时就是以牧师身份到冯军中做工作的。如余心清(前人大副秘书长)，蒲化人(中共党员)等人。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奉两系军阀由于妄想争夺全国政局的利害冲突，一九二四年九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后上台的总统曹锟电召吴佩孚到北京组织讨奉军，冯玉祥受任第三军总司令，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河北省东北部，邻接辽宁省)出发。这时树勋已当营长，由南苑随军出征。当时冯玉祥和吴佩孚已有矛盾，冯的军队开到古北口即折返北京，举行了联奉反吴的北京政变，逼曹锟下台。冯把军队改称国民军。曹锟、吴佩孚失败后，段祺瑞又上台作“执政”。这年年底，段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军开往察哈尔、绥远，甘肃等处。树勋同志带的军队驻绥远。树勋从当兵以来，参加了反袁称帝，反张勋复辟，一，二两次直奉战争等多次战事，当时他只知道服从冯玉祥的指挥，跟着冯走，叫打谁就打谁，对于那时的中国政局以及各次战争的意义，是没有认识的。　　三、由北伐战争到西北军瓦解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应段祺瑞的邀请来北京会商国家大计，不幸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在这以前，树勋同志和他所在的冯玉祥的部队是不知道国民党的情况的，这时他才在张家口看到宣传三民主义的小册子，苏联的军事顾问在张家口也出现了，并且运来了苏联的步枪和大炮。但是苏联顾问只给他们讲军事知识，并不宣传马列主义。　　这时，北方军阀的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同冯玉祥之间以及和段祺瑞“执政”的北京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冯的军队曾从奉系的直隶(今河北)督办李景林手里攻占天津，后受到奉直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翌年冯军撤到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冯玉祥通电下野去苏联。当时已提升为团长的树勋同志驻军甘肃，曾受命率部队开往南口与奉军作战。后冯军战败退到宁夏。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从广州发动的北伐已进展到长江流域。从苏联归来的冯玉祥集合甘肃，陕西等地的旧部，九月在五原(在今内蒙古)誓师参加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投入消灭北洋军阀的战斗。为此遭到吴佩孚纠集陕西地方武装孔繁锦、张兆钾、刘镇华的围攻，冯军的李云龙、卫定一、杨虎城等部队在西安受到包围。这时已提升为旅长的树勋同志奉命率兵绕道潼关，灞桥去截击刘镇华的后路，配合各路冯军打退地方武装，于十一月底解了西安之围。这年冬天，他随军又出荆紫关(在河南省西边界为豫、鄂，陕三省交通要冲)，奔赴南阳地区攻打吴佩孚的残部，吴军败退到四川，冯军占领了湖北襄樊、老河口(今湖北光化)一带。这期间，树勋已升为冯军师长。军队里设有政治指导员，也常看到陈独秀编的《向导报》，在军部开会时，还遇到过共产党员陶金畲(此人后来叛变)。冯的总部还有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但树勋同志和他们很少接触，所以对共产党的主张还不了解。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清除共产党，树勋对此重大政治事件认识也很模糊，只是后来他看不见原来在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了。　　一九二七年初，冯玉祥受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秋天，冯玉祥的军队由湖北襄樊开到河南漯河，打败河南旧直系军阀靳云鹗，把吴佩孚的残部整编为一个军，调到河南新乡。军长是宋哲元，三个师长是高树勋、冯治安和韩德元。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间，树勋率军队打败盘据在河南省北部的彰德(今河南安阳)的张宗昌(原直系军阀后投奉系，第二次直奉战后在关内组成直鲁联军)，返回郑州休整。奉军勾结陕西军阀进攻西安、潼关，他们又出兵解了西安、潼关之围。最后又出兵甘肃平定地方武装起事。这时，西宁划归青海省，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树勋的军队就住在西宁。　　到一九二八年底，国民党军队已经于六月进驻北京、天津之后，逼奉军退出关外易帜，蒋介石国民党暂时统一了中国。但到一九二九年冬天，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发生严重摩擦。阎锡山将冯玉祥羁留在太原。刘郁芬由甘肃省主席调任陕西省主席，孙连仲由青海省主席调任甘肃省主席，树勋同志代理青海省主席。一九三零年，树勋和孙连仲一起到河南参加了阎冯反蒋的大混战，打了半年，阎冯马失败，脱离冯玉祥、归附蒋介石的杨虎城军队进驻西安。冯玉祥退居山东泰安，军队失掉了西北几省地盘，一向号称“西北军”的冯军至此全部瓦解。树勋和孙连仲的两师人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六路军，部队被调到山东济宁。就在树勋同志驻防济宁时期，我的前房儿子金城不幸因患脑膜炎死去。　　四、反对“剿共”和参加抗日同盟军　　树勋的军队驻在山东济宁时，蒋介石已着手消灭各地杂牌军。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已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发动了向红军的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一年孙连仲和树勋受蒋介石命令率领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参加第二次“围剿”。树勋长期在西北各地，对长江以南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对共产党的发展更是不大知道。这次到江西与共产党作战，看到苏区的标浯和宣传品，知道共产党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他想起自己本是穷人出身，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不好呢?又看透蒋介石利用打共产党来消灭地方杂牌部队的阴谋诡计，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又由于官兵大都是冀鲁豫人，到江西后，气候和生活不习惯，作战伤亡很大，部队中厌战情绪很高。树勋不同意孙连仲依靠蒋，要求换防整休，未被批准，就脱离部队上了庐山。这时，军部参谋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响应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领导部队在宁都起义。树勋不顾蒋介石派特务跟踪和下通缉令追捕，化装北来，到天津居住。　　一九三二年八月树勋到了天津后，我们全家也由老家搬来天津。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已将一年，蒋介石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国内却积极搞反共的内战，这深刻地引起国人的愤慨。在树勋同志的家里，经常有一些进步人土如吉鸿昌等人来研究反蒋抗日的办法。吉鸿昌原是西北军旧人，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许多党的负责同志也常住在他家里由他掩护。　　一九三三年，侵华的日寇不仅吞并了我东北三省，侵占了热河，又向察哈尔伸出魔爪，华北局势也紧张起来。这年四月，树勋就和吉鸿昌去张家口投奔冯玉祥。当时主张反蒋抗日的冯玉祥从山东泰安来到张家口，正在共产党人宣侠父、张存实，张慕陶(后来叛变)等人的策划协助下，酝酿筹组抗日同盟军。由于吉鸿昌和树勋的到来，再加孙良诚、张凌云等这些冯玉祥的旧部下先后到达张家口，就促成了抗日同盟军的建立。他们收编了各地退到察哈尔省来的义勇军和民众武装部队，共计一万五千多人，成为抗日同盟军的基干力量。树勋和吉鸿昌都变卖家产，支援军费，补充枪支弹药。 　　五月二十六日，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成立，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进行民众武装抗日斗争。树勋任骑兵司令。当时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军队和民众武装已达八万多人，声势大振。六、七月间，连续出击战斗，先后收复康保(河北省西北部)、宝昌(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沽源(河北省西北部)，七月十七日又取得克复多伦(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角)的大捷，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的祝贺和声援。　　但是坚持投降卖国的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发展，大为反对。他多方施用诡计，进行分裂瓦解这一支抗日力量，最后胁迫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把冯玉祥排挤走。八月十二日宋哲元到张家口，十四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返回山东泰安。震动一时的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至此宣告解体。树勋随即返回天津。在张家口的这几个月里，树勋同志接触到共产党人柯庆施、张慕陶等，对于革命形势和共产党抗日救亡的立场，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对蒋介石屈辱投降的亡国政策，增加了愤恨。　　五、抗日军兴，坚持战斗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树勋回到天津，正值他母亲逝世，我们全家送他母亲灵柩回老家安葬，住了一个多月。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树勋同志受宋哲元之命在保定成立河北省保安处，担任副处长。处长是张允荣，不久调走，就由树勋同志担任训练民团的工作。这期间毛主席曾派朱瑞同志来作统战工作，与树勋谈得很融洽，还把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送给他。当时，彭德怀与边章武两同志也来过保定。树勋从而学到了组织群众，打游击战的军事知识，并由共产党员唐哲民和保安处的上校参谋陈明韶协助拟定了组织民兵的规划，组织与训练地方民兵。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张荫梧到华北来组织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和树勋唱对台戏。张荫梧还在博野县办了个四存中学。但是他只能掌握河北省的博野、安国，蠡县的公安局和保安队，其余大部分县仍在树勋同志掌握中.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树勋把家属送到天津，他离开深定投入抗日战争。原来由他训练的两团人奉宋哲元的命令调拨给石友三指挥。树勋同志带领一团人又召集全省各县的保安队一两万人都到南宫集合，因受雨阻于束鹿，转道石家庄沿平汉路到邯郸。这时冯治安的河北省政府也退到邯郸。树勋同志又陆续收编流散军队，共集中了六个团，加上原在邢台的一个团，共有七个团。宋哲元的廿九军由北京撤退时损失很大，就决定把邢台的一个团拨给宋哲元，两个团拨给冯治安，留给树勋四个团。这四个团分布于由南宫往北到冀县，往南到威县。宋哲元为策应山西我军作战，亲率冯治安和刘汝明的部队于十一月一口出动，经威县、广宗，攻打邢台，命驻冀县南宫的树勋同志的部队作掩护。日寇土肥原由邮郸经成安，广平打大名。十口驻大名的何基沣战败，大名失陷。宋哲元的后路受到威胁，退到广宗，通知树勋同志率军转移；以后又奉宋命到大名东南的小滩到元村集一线，接石友三防地。宋又调走一个团补给石友三。这时树勋的一个团驻河南南乐，一个团驻卫河沿岸，他自带一个团驻河南清丰。宋哲元任命他为河北游击总指挥。在这时期，树勋密切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在邯郸时曾派唐哲民去太原向朱总司令请示如何抗战。在清丰、南乐一带和地方党的联系更多。为培养干部，成立了第四支队，支队人员全是共产党人。唐哲民为队长，刘大方为政委。平杰三同志也参加过第四支队。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寇从小滩、龙王庙以北过河打冠县(山东西部)、南乐，树勋率军抵抗了两天，接宋哲元命令撤至道口(今河南滑县)，又将石友三的一个团拨给树勋指挥，并接管道口的国防工事。在道口经朱瑞同志联系由八路军派来了唐天际、钟辉两同志，将排、连、营三级军官分期轮训。这些行动是瞒着宋哲元的。那时，和树勋部队驻防最近的是石友三的部队。石友三的部队中也有共产党人，张友渔同志当时就在石的部队中。石还在济南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有曾克、于黑丁等同志。这时，宋哲元任命树勋为新六师师长，石友三为六十九军军长兼一八一师师长。日本军队驻彰德(今河南安阳市)，石和高的部队驻守漳河以南，隔河与日军对峙。当时石友三的副师长程希贤与韩复榘是旧友，韩被蒋介石杀掉后，程一直骂蒋，想投日本人的门路。程希贤与日人土肥原往来频繁，树勋驻地是离彰德十余里的郭王皮村，程与日人往来都要经过他的驻地，所以对程的行动时有所闻。　　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寇大举进攻，树勋同志的部队边打边撤，沿太行山向西南撤，最后到了辉县，接到宋哲元的通知赶到焦作，把部队布置在河南沁阳。宋哲元在沁阳河边住了三天，由树勋的部队作掩护。日寇土肥原又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抢渡过河。树勋同志掩护宋哲元撤走之后，连夜撤出沁阳，天亮赶到济原。以后又在应战中撤至封门口、邵源镇，逐步西移。二十九军守封门口，树勋的部队守王屋山。二十九军守了一天伤亡很大，宋哲元在邵源镇以西坐土牛入山。这时，东、北两方面有日寇进逼，南临黄河。宋哲元打算从山西边境茅津渡过河，将总部设在河南新安。于是将军队退到山西闻喜，又退到太阳渡，想在那里渡黄河。但是蒋介石的队伍守住黄河不准二十九军渡河。二十九军和树勋同志的队伍陷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二十九军的队伍都到达渡口，几个师长如郑大章、王长海、张凌云、柴建瑞等人，连夜在会兴镇开会研究出路问题。郑大章大发牢骚说： “蒋介石不让我们过河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他早晚要投降，还不如我们自己早想办法。”树勋同志就提出：投降日本我不干，现在唯一办法是折回敌后，带着队伍打游击。因为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去离茅津十余里的石友三驻地去共同会商。石友三睡梦中被叫醒，他对大家说，宋哲元不听他的话，不然，在新乡的那一仗原可不打。他说他已派程希贤和毕载奕到郑州和北平去接头。树勋听出他是寻求妥协的意思，就说：“这事应与宋先生说明白，在没与宋先生讲以前，怎么能胡来呢！”于是他们六个人一起去见宋哲元。在宋哲元那里，石友三并未公开讲出他的意见来。宋哲元接受了树勋同志的意见，把部队调离茅津渡和太阳渡，先整顿队伍再确定打游击的办法。当天，由树勋同志的部队作掩护，宋哲元带领队伍转移到老鸦石。在老鸦石，宋问树勋同志：“程希贤在北平广播电台广播，说他代表二十九军与日方接洽，这件事你可知道?”树勋说：“石友三不是对你讲了吗?”宋说：“没有的事，是瞎胡闹!你回去打电报告诉他不要胡来。”这时，宋哲元受命到郑州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为分化二十九军，任命冯治安为一路军总司令，张自忠为另一路的总司令。宋哲元走后，树勋回到部队给石友三打电报表示：“我们坚持抗日。你要抗日我听你指挥。若有其他行动，我们就各奔前程不能合作了。”　　这期间，树勋在洛阳，开封等地招收了百余名学生，由钟辉同志带领到了郯城以南。台儿庄会战结束，石友三命树勋到沂蒙山区的山东莒县、诸城一带，进行整编和扩充队伍。通过张友渔同志的关系与地方党联系，得到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支援，树勋的部队扩充为九个团。这时，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军团军团长，兼六十九军军长，树勋被任命为副军团长兼暂一军军长。总部政治部主任是张友渔同志，暂一军政治部主任是解子仪同志。钟辉同志是周树一团的政委。各团、营、连的政工人员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但这个部队中的军官都是宋哲元的旧人，旅长马润昌很顽固，坚决反对建立政治部。鲁南专员、蒋介石特务秦启荣就向蒋介石密告过树勋同志和石友三赤化，军队内部斗争很尖锐。　　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省政府设在南宫)。把树勋同志调离沂蒙山区，转移到鲁冀边界的乐陵、盐山一带。不久，石友三的部队改为三十九集团军，石任总司令。树勋的队伍改为新八军，任军长。在乐陵，树勋曾见过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萧华将军。以后即率部转战山东庆云，河北黄骅等地。这时，蒋介石迫使鹿钟麟，石友三与八路军断绝关系，还派他的政工人员臧元骏来排斥八路军人员。以马润昌为首的反动军官提出驱逐政治部主任解子仪。八路军工作人员终于在各方压力之下，由萧华同志带走。张友渔也从石友三部队撤走。部队工作陷于困难阶段。　　六、锄掉汉奸石友三　　一九三九年秋，树勋奉石友三之命率部西开。当部队在山东德州和禹城一带越过铁路时，曾遭到日寇的截击。他们一边打一边向西南走，经阳谷到了山东边界的朝城， 日寇仍赶上来打。树勋的部队退到河南清丰，驻仙庄集，日寇停止了追击，就抓紧时机发动地方赶制棉衣，但石友三却命令树勋开赴南宫以北去打八路军。树勋同志不愿与八路军作战，就拖延未动，石友三认为他不听命令，从此关系越来越坏。军队穿不上棉衣，石友三不发，最后由曾是西北军旧人的濮阳专员丁树本帮助筹办了三千套棉衣，另由鲁西行署陈明韶帮助筹办了三千套棉衣，才勉强解决了军队的棉衣问题。　　这时，石友三和日寇的勾结活动逐渐公开化。他一方面派他弟弟石友信与日寇接洽投降；一方面派人到树勋处探听口气。早在驻防彰德时，他就派程希贤来同树勋讲过，程说：“蒋介石这个王八蛋不是东西，我们在这卖命，不知哪天就象韩向方(复榘)一样被他宰了呢!与其等他宰了，为什么不早作打算呢?”树勋同志答： “伟儒(程希贤字)，我们可以痛骂蒋介石，可以反对他，可是今天是对外的民族战争，尽管蒋介石把向方杀了，我们哪能因为反对蒋而倒向敌人方面去!在这个大关大节的当口，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又有一次，程希贤来说：“建侯(树勋字)，我们为什么不早与日方妥协，架着石老总到太行山大旗一树，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呢?”树勋料定他是受石友三之命前来试探，当即加以反驳，程希贤扫兴而去。　　石友三想投降日本，但他率领的两个团原是由树勋训练的保安部队拨给他的，他怕不听他调动，所以几次三番要树勋和他一起下水。经程希贤几次试探失败，树勋就成为石友三投降日寇的主要障碍。石与树勋同志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加深。　　濮阳专员丁树本拥有几千人的保安队，当石部南撤时，曾令丁出兵掩护，丁没有照办，对石也就怀有戒心。石为人阴险毒辣，翻睑无情，树勋同志和丁树本同样怕遭石的毒手，对这时已撤驻濮阳一带的石友三，极力避免见面。当时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也退到濮阳附近，他是西北军中资格较老的人，想出面调解，便约定由丁树本作东，在濮阳县东北的一个村庄会宴。这次会宴，丁带着一个营，石和树勋同志各带一个手枪连，只有孙没有带人，好象鸿门宴，互相戒备中只寒喧了几句，没谈什么问题吃顿饭而罢。　　石友三的参谋长王清瀚，与树勋的关系很好，经常暗中通些消息。有一次王带来消息，要他注意山东济宁，归德(今河南商丘)、河南开封三方面的日军情况，应早作转移准备，因当时正在给部队做单衣，又觉得日军距离较远，所以树勋同志在山东定陶县驻防时未作转移的布置。但济宁、开封，归德三处日军突然围攻上来，很快形成三面包围，树勋率部应战，在敌人优势火力之下打了一天，设在定陶县大陈楼寨内的指挥部也遭受猛烈袭击，树勋同志从交通沟潜出寨外指挥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和警卫人员对敌寇战斗，并突围脱险。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六哥刘秀岭(在树勋同志的队部中任团长)，英勇牺牲。这次战斗之后，树勋带队撤到石友三的防地山东单县(邻近河南、安徽、江苏)，敌寇不再追赶。石友三派了一个参谋来探问，他满以为树勋同志被日寇打死，一见树勋还在，就改口吻说石总司令惦念高军长的安全，特派我来问候。还邀请树勋到石那里去住才安全。树勋说：“我不想离开这里，请代我谢谢总司令吧!”并应这参谋之请，写了封简短的信，让他回去复命。经过这次事件，树勋同志想到为什么日寇只打我而不打石友三?为什么行动之前王清瀚预先知道?为什么战事刚停他就派人来探问我的生死?可见这是石友三勾结日本人欲置我于死地。从此，他更加警惕石友三的阴谋，以防不测，同时，也下了除掉这个大汉奸的决心。　　不久，石友三、孙良诚和树勋同志奉命各派一个团越过陇海路去河南周口接运粮饷弹药。石和孙的队伍都安全通过，惟独树勋的队伍遭到日寇的截击，队伍被打散，剩下六、七百人勉强把饷弹接回。事后得悉，石友信在归德和日寇联络过，所以石，孙两部安全通过铁路线。　　这以后，树勋还接过石友三的命令，说日本飞机来时不准射击。树勋同志更是疑惑不解，他曾对孙良诚谈起过内心的苦恼：“你见过通知了吧?日本的飞机不叫打，如果这样干，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呢?当汉奸我可不干!”他说着难过的哭了。孙良诚劝他说；“我想石不会那样作!”其实，孙良诚也有了投敌的打算，曾对树勋谈过：“有人路过南京见了刘郁芬(西北军旧人，当时是汪精卫伪政权的参谋总长)，他对我们很关心，必要时可以找他帮帮忙。”树勋当即坚决表示：“汉奸决不能当，我们要给儿孙留条路。”以后树勋同志才知道石，孙二人都在进行投降活动。　　这时，石友三与日寇的勾结更加紧密。石友三在天津结识的一个女人叫林慰君，要来濮阳与石结婚，走到济南受日本人留难，要求石去接。石派毕载奕和王清瀚前往。日方提出要石友三投降的条件，如名义、饷项、给养以及今后行动等等，毕和王代表石洽谈，石友三一一承认，日寇才准许林慰君随同毕，王回到河南濮阳。石友三与林慰君结婚那天，树勋料定这是喜期不会出事，就去道贺。后来知道石友三原打算当天要下手谋杀树勋，由于一个幕僚建议喜事日子别动手，树勋才幸免于难。　　但树勋在那天晚上却从王清瀚那里得知石友三投降日寇的条件内容，主要是石率部向河北大名方面靠拢，宣布与华北伪组织合流。日寇给石以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名义，部队能带走多少算多少，以后可以补缺额，补枪支。发动时发给开拔费和给养弹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发给一个月全饷等等。树勋回到防地，感到石友三投敌已迫在眉睫，需要采取紧急对策。有一天，毕载奕，王清瀚，臧元骏一同来到树勋同志处，谈起石友三投敌问题，毕载奕说：“李福和想当汉奸，就有个部下黄宇宙把他干掉，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个黄宇宙?”树勋感到这是用“激将法”，但众人在场，未便表示态度。后来，臧元骏一个人留下，对树勋说：“毕载奕和王清瀚都反对石投敌。我和毕由重庆来的时候路过洛阳，卫立煌司令长官秘密指示过，要设法制止石友三的投敌活动，必要时可以相机处理。”臧又说：“石的两个军长米文和、张雨亭也不愿随石去当汉奸。”树勋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定了除掉这个民族败类的决心。通过臧元骏的活动，同米文和、张雨亭谈妥，采取非常行动，石友三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动手扣留。　　正巧，孙良诚应毕载奕几人之请再次邀石友三和树勋调停误会。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下旬，一天正刮大风天很冷，树勋同志带着军队在野外下操，忽见远处来了人马，有人报告： “石总司令、孙总指挥来了!”树勋立即找来卫队营长高金兰作了扣石的布置，然后将石、孙二人迎进他的军部所在地柳下屯村内，让到屋内寒喧一阵。这时，臧元骏来了，树勋迎到院里，臧悄悄地说：“听说你们西北军的人都怕石友三，你今天扣他不扣?”树勋说：“不是早就讲好了吗!马上就扣他!”当即命令埋伏好的卫队将石友三当场扣押。这时孙良诚大为惊愕，问是怎么回事，树勋同志说：“这是中央(指国民党中央)的意思，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扣他，把他拿掉，我们大家好一齐抗战。”随即将扣捕石友三经过电告卫立煌，接到复电就地将石友三正法，是以绳套勒毙的。石友信听他哥哥被捕杀，从北平赶回来，气势汹汹要给石友三报仇，当他正找孙良诚吵闹时，就被毕载奕的副官从旁开枪打死。十二月中旬，卫立煌来电发表树勋同志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要他驻守原地，负责石部的善后问题。　　日本人得悉石友三被处决，就要消灭树勋同志的部队。不久，孙良诚到开封当了汉奸，日寇就集中兵力围歼树勋的部队。部队由鄄城(山东省西南部)往东明、曹县(以上两地都在山东东南部)转移。当时我和我儿子也随军转移，从东明到菏泽的公路上日寇的坦克络绎不绝，我们一度跑失散了，后来又被树勋同志派人把我们找回。我们以一夜走一百八十里的急行军，路过定陶(山东西南部)等地。这时，八路军派唐哲民来找树勋同志，劝他不要走了，留下来和八路军一起抗战。树勋说：“请你转告党，我和八路军一定合作。国共将来一定要打，现在我们约定，只要内战一发生，我就一定过来。”唐哲民临行时说，他在重庆有个儿子，托付树勋如到重庆请为照顾。(后来树勋到了重庆，专门找到了唐的儿子，还给了几千元的生活费。)这以后，树勋同志的队伍就越过陇海路到达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省项城县。　　七、邯郸起义，献身革命　　当树勋同志在敌后抗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居住在天津市。天津市当时是沦陷区，我们应付敌伪统治是很费周折的。遇到他们来查户口，全家人不是分别投亲奔友躲避几天，就是叫孩子改名换姓。最小的侄子只四、五岁，教他说姓索，一直到全家去到河南项城时，树勋同志问他姓什么，他还天真的说姓索。树勋笑着说，到这里不要再姓索了!我们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去河南的。除了我和我女儿，还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及其子女。树勋同志将全家在陕西的西安安顿好，他就在河南省的项城、临汝，伊阳(今河南汝阳)、渑池、南阳、镇平、南召等地驻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河南是汤恩伯所辖势力范围，树勋同志带领军队转战到这里，首先遇到的是蒋介石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和夺取军权。树勋同志带到河南来的两个军，一是他自己原来带领的新八军，一个是米文和的六十九军(原是石友三的一个军，先是由汤恩伯鼓动，将米文和的六十九军调给汤恩伯指挥，吃掉了树勋的一个军。然后，蒋介石又派他的嫡系胡伯汉来作副总司令并兼新八军的军长，树勋就只剩个集团军空头司令的名义。其后又把树勋调离军队，以高级军官的名义去重庆受训。　　在树勋同志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受蒋介石指派来打黑报告的参谋长田希源，这人经常告密说树勋有赤化嫌疑。树勋在重庆受训时期，曾去谒见过冯玉祥，据冯说，蒋介石曾问过冯：“高树勋这人打仗怎么样?”冯答：“高树勋坚持敌后抗日六年!”有一天，树勋突然接到戴笠的请帖并派来汽车接他去吃酒，地点是离重庆几十里的郊区，可能是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树勋与戴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请客，心里非常疑虑。他去了之后，被让到一间小客厅里，一个人坐在那里直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戴笠才慢慢地走出来，皮笑肉不笑地说请你来喝茅台酒，草草应付一下，又派汽车把树勋送回来。回来以后，他想这次戴请他去一定是不怀好意，本来是想干掉他，可能又请示了蒋介石，所以才耽误了约一个小时才出来接见，认为时机不成熟，又因有碍于冯玉祥和树勋的老关系之故，才又暂时放他回来。　　本来在洛阳失守之后，陈诚到河南内乡开会时，提出了任用树勋为冀察战区司令。但是树勋在国民党统治区三年多的时间里，个人安危还算小事，更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蒋帮统治的极端腐朽、黑暗，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蒋帮军队腐败，毫无战斗力。军官们贪污、盗窃，利用职权大搞投机倒把，吸毒贩毒，过着花天酒地的的糜烂生活。在蒋帮统治下，特务横行，残酷迫害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土。城乡到处拉壮丁，拉来的壮丁绳绑索捆，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都能看出蒋帮已经丧尽人心，蒋介石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树勋经过半生的军队生活，在西北军中成长起来，经历了旧军阀的长期混战，经历了蒋介石的腐朽黑暗的残酷统治，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杀害我同胞，践踏我神圣领土，也接触到一心为公、为救国救民英勇战斗的共产党人。他反复思索，认定中国惟一的出路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从重庆回来之后，就下了决心，要弃暗投明，投奔革命。　　一九四四年八月，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搞地工的王定南同志，在南召被汤恩伯部队扣押，解到树勋驻地镇平。树勋为要保住这位党的工作人员，就取得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的同意，联名保释王定南出狱。王定南来到镇平与树勋会面，两人从此建立了革命友谊。正巧八路军王树声部进入河南嵩县，胡宗南电令树勋予以堵击。树勋和王定南商定，利用这机会与八路军建立关系。经过王定南先是只身去王部商谈八路军过境问题，其后又为解决马石坪发生冲突事件陪同树勋在火线上与八路军陈先瑞同志商谈与八路军联系问题，这为树勋奔向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于王树声部南下，继续联系不便，树勋就决定由王定南同志去太行山，同共产党，解放军谋求建立长期的密切联系。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王定南带着树勋给彭德怀同志的信，从南召出发，北上太行山，在山西黎城见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他们递交了树勋的信，汇报了树勋向往革命的迫切心情，得到解放军领导同志的赞许，王定南同志带回来刘伯承司令员的亲笔复信，热情欢迎树勋参加革命。树勋从此坚定了要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蒋介石却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掀起反共的内战。他发表任命树勋同志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调树勋带部队从河南沿平汉线北上，到平津进行接收。当时，邯郸，邢台已是解放区，要到平，津去，必经过邯郸、邢台。蒋介石调树勋同志去第一线接收，是为了既要进攻解放区，又消灭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树勋识破他的奸计，就决定在北上途中起义。于是把部队开到新乡，暂在那里休整。　　这时，我回天津路过新乡。有一天在屋内梳头，树勋的一本书掉到地上，从书里掉出一个纸条，我拾起一看，原来是他向党表示决心，说坚决跟着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我赶紧把这张纸条收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和党有联系。但是还想不到他要有什么行动。　　不久，树勋带队伍沿平汉路北进到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带，经过王定南同志多次穿越火线，作好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领导同志的联系，决定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宣布起义。次日晨，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到马头镇慰问树勋，欢迎他的革命行动。十一月十日，在武安伯颜村召开全军大会，经党决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任命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同志为总政治主任，范龙章为一军军长，乔明礼为二军军长。树勋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独裁专制，要求和平，民主，坚决与共产党，解放军联合。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解放军领导都发来贺电。起义之后，树勋同志写了入党申请书，由邓小平、薄一波同志为介绍人，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树勋的起义，在重庆《新华日报》作了突出报导，对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许多不满蒋帮统治的国民党军官纷纷效法树勋，走起义道路，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瓦解敌人、促进全国解放的作用。　　当树勋的军队从新乡开拔时，我正绕道徐州回天津。他的起义行动，事前我毫无所知。在徐州，突然来了一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告诉我树勋已在邯郸起义，要我们赶紧离开徐州。我们就在王定南的爱人唐宏强同志的帮助下逃出徐州，进到离徐州五里外的解放区。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去徐州我的住处逮捕我，他们扑了个空。我进了解放区，经过陈毅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张爱萍同志驻地，由他们护送我转到武安去找树勋，沿途受到解放区人民热烈欢迎。在进入山东解放区时，还受到当时在山东省的黎玉同志的热情接待，他在临沂给我们召开欢迎会。到了武安，树勋见我来了笑着说：“我起义的时候想到过你，如果你从蒋管区来不了解放区，我也拼着不要你和孩子们，单人匹马我也闹革命!”我说：“你的决心真大啊!连家室不要，也要干革命!”在西安家里，当时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还有儿女等人。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正在宋哲元家里打麻将牌，胡对宋的家属透露了要拘留我们的家属。宋家和我家因为旧西北军关系，素有来往，这消息被宋的家属传送到我家，家里人研究对策，只留下树勋的妹妹一人，其余人都投奔亲友躲避起来。后来，西安的国民党当局去我家捉人，还将树勋部下军官在西安的家属也集中到我家，拘留了一个星期，没发现他们要拘捕的人，就都释放了。　　我们在西安的家属们，最后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志们的帮助，全家分两路离开西安。三弟夫妻和其子女由山西绕道北京回天津，树勋的妹妹带着我的子女二人从西安出发经郑州，彰德，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邯郸。当时邯郸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