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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曾大规模种植鸦片？
来源：互联网 更新时间： 13:25:40 责任编辑：李志喜字体：
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伤疤。它坑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由此引发的战争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心智正常、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提到鸦片为代表的毒品时，必然会露出憎恶的表情，随后予以十万分的谴责。
但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平台，原来只是学术圈内流传的中共和八路军成建制成规模种植、贩卖、鼓励吸食鸦片的说法，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一些历史知识不怎么丰富的读者看过类似传言之后，内心那种愤怒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历史果然如此? &
传言的由来
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种植、贩卖鸦片的说法，最早在抗战期间就已出现。当时日伪为包装其&禁毒成绩&，经常组织人员上演&共党贩毒&的闹剧，随后在其御用汉奸媒体上刊登某地&查封鸦片X两，活捉共党X人&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在抗战的多数时间内，并未引起当时舆论和后世学术界的太多注意。
此外，最近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老干部&、&老红军&、&我爷爷&、&我太爷爷&、&我二大爷&之类人，&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各地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言&。但这些&证言&几乎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的信息，也几乎没有可以予以佐证的其他客观证据，所以此类&证言&对于有意考证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采信的。以下几个&版本&的说法，真正让&八路军大规模种卖鸦片&之说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 &
首先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大作《延安日记》。在该书中，弗拉基米诺夫说他不但在30年代就亲眼见到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收获鸦片，而且中共和八路军种、贩鸦片还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口承认。由于弗拉基米洛夫的特殊身份，这本《延安日记》出版后立刻引发境外学术界的轰动。
第二个说法来自《谢觉哉日记》。在他1944年的日记中，有几天这样写道：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日)
&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日)
&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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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谣言：八路军在陕北大规模种植鸦片(1)
11:36:57 &言兼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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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高清图推荐：八路军曾在南泥湾种大烟，有这事吗？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首歌，你肯定听过吧，但是在网络上却一直疯传，八路军曾在南泥湾种大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南泥湾位于陕西省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提到他就不能不说三五九旅。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0师主力旅之一。从1940年底开始，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年，每年上交给边区政府1万石公粮。在大生产运动中，坚持以农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开办纺织、皮革、造纸工厂13个，成立盐业、土产、运输等公司，开办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形成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多层次的生产经营形式。在1942年2月，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第359旅被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主席题词赞誉第359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在大生产运动中，第359旅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并在1943年春播和中耕后开展了整风运动，保障和推动了练兵、生产各方面任务的完成。1937年8月，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1937年10月，王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年，王震任司令员，张邦英、王首道先后任旅政治委员；1944年10月，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日，刘转连任司令员、张启龙任政治委员；1949年 ，王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种鸦片”这个贴子在国内出头的不多，但私下流行很广。前几年，某些海外人士往往喜欢用一些所谓的苏联解密档案来攻击中国，不过随着这些所谓档案的真实性被证明十分可疑，近年就很少见这项武器了。这个贴子也是所谓的解密档案，但是已被证明为当年中苏交恶，苏联炮制的一批材料。 贴中有一批致命漏洞，比如说，中国只有湖南有一个茶陵，贴子却把它搬到山西。这里就拿一些其中的材料说一下并对手中的另外一些史料进行对比。“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0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位列五大书记，专员是根据地二级地方官员。抗战时延安大量种鸦片吗？相信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当年国民党控制的媒体的报道以及今天的台湾学者根据当时报道所搞出来的论文，另一个就是就是《延安日记》。前者由于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有隙，报道很可能失真，所以基本没有人去引述 ，后者也是疑点重重。《延安日记》中说到延安鸦片问题的至少有三处，分别在日（提到邓发），日（提到120师）和日（提到任弼时）的日记中。文中写的似乎是亲身经历。其中最后一处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写道“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对《延安日记》（以下简称《延安》）的这些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被很多人视为“被隐瞒多年的真相”。甚至有说法，说南泥湾种的就是罂粟，还说张思德就是在烧制鸦片的时候被坍塌的窑洞压死的。根据分析，《延安》的说法至少有一大疑点和两个反证。据该疑点和反证来看，《延安》中所谓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实在很难说是事实。第一个疑点，就是《延安》的来历。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记》，是在日记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苏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的。 5年后整理完毕出版。也就是说，《延安》并不是当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1968年到1973年的时代背景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正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诞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o杰留辛严肃指出书中许多地方,作者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而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也承认，这部日记的编纂也是为适应当时的反华需要而作（出处同上）。的确，如果弗氏确实有那么一部日记，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见其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过。 那么，《延安》中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出于当时的反华需要而炮制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疑点。下面是两个反证。第一个反证是从逻辑和常识上来说的。《延安》中是在1942年和1943的日记里面记载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众所周知，这两年是抗日战争中中共最困难的时间。由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遭遇空前的物资紧缺。粮食的不足，使得中共发起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当时，为了做表率，连朱德等高干都亲自种菜，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苦。这里面就产生了疑问：试想中共非常清楚粮食都如此不足，难道还要用大片的土地来种植罂粟吗？这实在很难说的通。而且据《延安》所说，生产的鸦片是用来销往内地的。这里面疑问就更大了。边区正在被封锁中，当时国民党还在大肆渲染共区非法种植鸦片。这种情况下，生产那么多鸦片怎么运得出去？运都运不出去，又谈何“外销”？就算能运出去，运出去以后换成边区需要的物资，又怎么能运的进来？在封锁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外贸根本不可能。这种时候中共不主动种粮食反而大规模发展鸦片这种只能通过交换来体现价值的“外向型经济”，岂非自讨苦吃？中共到底是想解决困难还是想加重困难？所以这里面的逻辑是有点问题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延安》日中转引邓发的话说，鸦片还用来向国民党买武器，然后再用这些武器来打国民党。这是不是把国民党想象的也太傻了点？可能《延安》的作者也看出这里面有点问题。为了把话说圆，他竟然公然否认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这未免太胆大妄为了一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举世皆知的。当年中外记者团为了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向国民政府申请，国民党就是不答应，直到美国出面施压才松口。此外根据英国学者林迈可当时的亲身经历说外国人路过西安“都有一段既不愉快的经历，唯一的罪过是他们曾经经过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92页，以下简称《英》）《延安》对此都能否认，实在有些不可理喻。用马克o吐温的话来说，那就是说这种话的人，要么自己是白痴，要么把我们当白痴。这样的谎都能说，还有什么谣不能造？第二个反证，就是当时其他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说法。也就是第三方证明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与《延安》中所说情况可以说是同时期的。在报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他在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居住多年。在他的相关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上文所说的记者团来到延安后，“无拘束地访问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庆后，有些记者报道“延安边缘地区‘种植有罂粟’。接着就有外国记者登报声明，说这完全是胡说造谣，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颗罂粟，连《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武韬也在这份专用声明上签了名。”（《英》192页）林迈可估计说延安种鸦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专门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试想以武韬等记者当时的身份，林迈可写回忆录时的背景（1986年，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专门为中共说好话。所以他们的话与《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强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可能有人会问：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是1944年，而《延安》记载的时间是1943年。问题是如果延安有大规模“转产”，那么《延安》里面自然应该有相应的记载。但是笔者眼神太差，好像没有看到。此外林迈可到达延安的时间比记者团还要早，可是他似乎既没有看到大量种植罂粟的情景，也没有看到大量铲除罂粟的景象。而且，难道延安在遭到封锁，粮食紧缺的时候大量种鸦片，等到封锁松动了，形势好转了反而不种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口气断言“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隐瞒了前来的外国记者，瞒住了《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还瞒住了在共产党根据地工作多年的林迈可。其可怪也与？综上，《延安》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鸦片之说，实在是想相信也难了。当然，如果说陕甘宁一棵鸦片也没有种，笔者不敢妄下结论。我们只能认为，大规模种植的说法，实太难成立。如果说曾经有短期的小规模秘密种植，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谢觉哉日记里有这么一段也不奇怪，当时鸦片在中国部分地区完全是作为一种流通货币在使用，包括在长征中也有记载在地主家搜出鸦片以后用鸦片去购买其他物资。但是这里也提一句，国民政府的鸦片税历来也是重要税收之一，某银行可就是这么臭的。加上当时的鸦片在国民政府的很多地方允许公开销售，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当货币使用，陕甘宁如果要有人去各地办事，可能也是入乡随俗之必备。所以除非找出文中记载了共产党组织种植鸦片，否则做转口贸易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可能性更大，毕竟当时粮食对于共产党更重要，在封锁下，有钱都不一定买到粮食。更何况种鸦片换粮食了。最后，顺便说说关于张思德死于鸦片烧制的说法。此说法实在漏洞太多，难以置信。张思德牺牲时间是1944年9月初，正是中外记者团在各处走访的时候。中共要打破延安种植鸦片的谣言，这时正该夹好尾巴。如果张的确是在烧制鸦片时丧生，那中共讳莫如深还来不及，绝不可能大肆宣扬。但是正在张思德死后3天，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就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张大加赞美，唯恐天下不知。不亦神奇乎？更神奇的是，在中共如此“顶风作案”之后，武韬等记者们竟然还是没有在陕甘宁发现一株罂粟！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