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平纪事8
从赣南会议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代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始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干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土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
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所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泽东管理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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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后，身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管理国家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对反“围剿”战争及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新中国积累了许多管理国家的有益经验。
　　一、“一切为了革命战争”是管理国家的根本目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格的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经济、财政、生活极其困难。只有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才能巩固根据地，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因此，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把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为管理国家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要动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就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生活。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要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改进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穿衣、吃饭、住房、财米油盐、疾病、婚姻等问题，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一要打仗，二要生活”，这是毛泽东当时管理国家的出发点，也是取得反“围剿”战争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制胜法宝。
　　二、把经济建设作为管理国家的重点
　　为了给反“围剿”战争提供充实的物质保障，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把经济建设作为管理国家的重点，把农业放到基础地位，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开展对外贸易。
　　（一）把农业放到基础地位
　　毛泽东通过对中央苏区的调查，深刻认识到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苏区，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因此，必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把农业生产放到经济建设的首位。
　　当时，苏区劳动力、耕牛、肥料等严重短缺，水利设施几乎没有。由于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加红军，军属、烈属较多，农村劳动力缺乏。如上杭县才溪乡88%的青壮男子参军支前，只剩下69个男劳力。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是妇女、老人及儿童。为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毛泽东和苏维埃政府倡导组织耕田队和劳动互助组，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针对耕牛短缺问题，毛泽东和苏维埃政府倡导组织耕牛站和耕牛合作社。针对肥料、水利等方面的困难，毛泽东和苏维埃政府号召人民积极积肥、兴修水利。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粮食问题。粮食收割时贫苦农民不得不以低价卖出，到了青黄不接时又不得不以高价买入。为了平抑粮价，稳定粮食市场，打击不法商贩，解决“谷贱伤农”及“有钱无市”现象，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日，成立了中央粮食调剂总局。粮食调剂总局对苏区粮食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苏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我们的经济政策》&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二）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及对外贸易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重视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及对外贸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区经济比较复杂，既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也有私营经济。对待多种经济，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了全面发展的方针。苏区的国营经济是指苏维埃政府直接经营的工矿企业和商业。如中央军委兵工厂、中央军委被服厂、中央造币厂、中华钨砂总公司等。对国营经济，中央的政策是尽最大的努力发展之。同时，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经济，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进了苏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指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为解决苏区的物质紧张和生活困难，想尽办法把苏区生产的钨砂矿石、桐油、砂糖、皮毛、纸张、粮食等物质卖到国统区去，从国统区买回苏区需要的食盐、药材、布匹、煤油、日用品等。为使对外贸易能够实现，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成立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党和苏维埃政府根据实际，又制定和实行了鼓励奖励私人对外贸易及对外贸易减税的优惠政策，苏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苏区的对外贸易，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的物质紧张和生活困难。
　　三、履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
　　紧张的经济、财政及反“围剿”战争，都要求广大群众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奢侈之风。毛泽东主席告诫人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项英副主席指出“谁要是浪费一分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
　　为了反“围剿”战争，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开展了节省运动，计划四个月节省80万元。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率先示范，以身作则，厉行节约。晚上工作是毛泽东的习惯，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菜油灯），可他只点一根。在灰暗的灯光下批阅、起草文件，撰写文章，阅读革命文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主动改一日三餐为两餐，不到一月就节省大米三升，全部上缴政府。苏区分了田的同志，从家里带上口粮办公，没分田的同志主动节省伙食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不要公家伙食费，从家里带上干粮上班。陈云、邓颖超、潘汉年等23位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给《红色中华》发出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及不领政府发的夏天衣服的提议书。同时，裁减工作人员，减少国家企业人员的津贴，节省办公费用。经过四个月的节省运动，共节省130多万元，其中办公费用就节省了625876元，超额完成50多万元。
　　四、高度重视反对腐败工作，严惩腐败分子
　　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机构，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严惩腐败分子。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工农检查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3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腐败行为》的第26好训令，训令对贪污给予最严厉的惩处，规定凡“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933年底到1934年5月在苏区开展的检举运动硕果累累。29名贪污分子被移送最高法庭依法审判。
　　毛泽东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成为反腐倡廉的典范。1933年7月他到宁都县铲田区调查研究，在区政府住宿一晚。第二天启程时，告诉警卫员去交清住宿费。由于区财政部长无论如何都不收，警卫员只好追赶上已上路的毛泽东，告诉区财政部长不收住宿费。毛泽东当即批评了警卫员，叫警卫员立即返回区政府交清了住宿费。
　　毛泽东和苏维埃政府对腐败分子毫不心慈手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依法处决了谢步升、左祥云、唐仁达、钟铁青等腐败分子。毛泽东亲自抓左祥云案，要求法院调查取证其犯罪事实，把该案办成铁案。项英副主席亲自抓“于都事件”，经法院审理依法处决了刘仕祥、刘天浩、李其芬、滕琼四名腐败分子。
　　五、重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毛泽东主席经常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苏区的教育比较落后，文盲率很高。以寻乌县为例，妇女几乎全是文盲，全县不识字的高达60%。在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苏区教育得到蓬勃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32年11月江西的胜利、寻乌、兴国、赣县于都等14县，共办列宁小学2277所，在校学生82342人，学生入学率60%。同期国统区儿童的入学率较低，教育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学生入学率仅为13%。成人教育欣欣向荣，成绩斐然。上述14县，至1932年11月，共办夜校3298所，识字小组19812个，参加夜校和识字班学习的高达140208人。兴国县35岁以下的文盲几乎都上了夜校和识字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文艺工作归中央教育部领导。教育部设立艺术局专门负责管理文化团体及文艺创作。马克思主义学校、中华苏维埃大学及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支部流动训练班”“短期训练班”，培养了大批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在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苏区的报刊、戏剧、美术、歌谣等得到长足发展。据统计，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部门、中央群众团体出版报刊40个，地方省级党政军群团出版报刊38个，地方特委及党政群团出版报刊56个，红军出版报刊41个。苏维埃政府重视对戏剧的领导，制定戏剧发展的方针，建立健全戏剧发展的规章制度，加强戏剧队伍建设，重视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将“蓝衫团学校”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专门培养戏剧人才。在毛泽东主席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的戏剧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据统计中央苏区创作的剧目就高达120个。苏区的美术发展喜人，出版了较高水平的画册、画报，创作出了具有较高水准的反映苏区革命和生活的作品。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建筑的设计，体现出苏区当时的美术水平。
　　六、重视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
　　日，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的诞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权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由中央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中央审计委员会等组成。毛泽东主席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任命各部的人民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部办公地点设在叶坪的谢家祠堂，十几个部门用木板各自隔成狭小的办公室。尽管条件简陋，但效率极高。省、县、区、乡也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在长期的管理国家的实践中，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加大法制建设的力度，制定和完善《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劳动法》《土地法》《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暂时选举法》《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下大力气培养法律人才，严格执法，不徇私情。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而且极大地支援了苏区的建设，极大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毛泽东同志在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之前，一直在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后，没有党内领导职位的毛泽东，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做好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
网站编辑：“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_新浪新闻
“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1934年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收藏家杨翔飞高价购买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小收藏中的大历史”系列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PREFACE
　　“崖山之后无中国”。
　　也因此，再造中国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梦想。
　　那么，谁才能再造中国呢？
　　“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这是毛泽东于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论断；会议召开地是“中华苏维埃赤色的首都――瑞金”。
　　毛泽东，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
　　其间，“围剿与反围剿”不断受到排挤与打击。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主席。
　　日，毛泽东带领警卫班离开江西于都城，踏上长征路。
　　于此兵荒马乱之际，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与《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却于1934年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内文112页）。
　　而且，以中文出版，而非俄文。
　　毛泽东见没见过他的这本最早由苏联出版的中文著作，不得而知。
　　但是，致力于“红色收藏”的河南收藏家杨翔飞先生早在15年前曾以1500元从朋友那儿“强转”过一本苏联1934年版《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由此奠定了在中国“红色收藏界”的江湖地位。
　　几年后，杨先生又收藏到一本1934年在苏联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文45页），而且盖有“中共旅大（旅顺大连）区党委资料室”的紫色印章。
　　同前者一样，也是以中文出版。
　　封底也与《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雷同，都是俄语。译过来，约略是――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
　　（演讲和文章精选）
　　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
　　莫斯科――1934――列宁格勒”
　　两本毛著，封底最下边的定价均系中文印刷：《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定价二十五哥比（卢布下面的货币单位，相当于人民币下面的角）”，《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定价二十五哥比”。
　　之外，杨先生还收藏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内文16页）。说起来更吓人，竟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印行”。
　　“就是不是孤本，也多不到哪儿去。”杨翔飞说，“在中国的‘红色收藏界’，我是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但是，这三本书从来不敢曝光，因为它们本本都是‘炸弹’……”
　　1934年的两部毛泽东著作
　　《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封面、封底、目录页、版权页等均采用套红印刷（其中封面、封底套以红色、绿色印刷，其中书名与封底以绿色印刷，跨页印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以红色印刷，印章中心部位为两个麦穗打结在一起，舒展开来托起了地球，全球图采用的是“西方模式”，与现在中国出版的全球图不同，斧头镰刀覆盖在地球上，其上闪烁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其设计、印刷、纸张、装订等堪称完美，都是国内无法比拟的。
　　目录页、版权页等后，以正页篇幅印有一张毛泽东头像（木版雕刻），头像背景以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相衬托，其下“毛泽东同志”五个大字自左而右排列，黑底白字；与之对脸的页面，左上部以红色的汉字竖排“毛泽东 著”，其下自左而右排列“1934”（出版时间），再下是约1.5厘米的黑底上跳出白色的书名《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翻遍全书，只有这两页的“毛泽东同志”、“1934”、“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采用自左而右的横排排版印刷。其他页码的排版，都是依照当时中国普遍采用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竖排排版印刷。
　　内文第一页是《引言》，其云――
　　（一）伟大的一天！
　　日，在中华苏维埃赤色的首都――瑞金，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开幕了。
　　这天的早晨6点钟，在晓风微拂中于中央政府运动场举行阅兵典礼……参加观礼者有各机关代表及群众共达万余人。首先由阅兵代表向红色战士致慰问词，继有朱主席、毛主席等同志的演说……
　　…………
　　一个是光明的天堂，一个是人间的地狱，哪一种生活、哪一种政权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所需要的呢？每一个工农劳苦的民众，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答复：
　　“在事实上证明了这句名言：‘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报告中，毛泽东从诸多方面阐述“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在《苏维埃的民主制度》章节，毛泽东说：“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其次，苏维埃的民主，还见之于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不但如此，为了巩固工农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的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
　　为什么苏联以中文出版毛泽东著作呢？
　　在《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中，“编辑部底（的）话”说得倒很清楚――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他的报告和论文，定为在苏联的中国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所乐于读阅。因此本编辑部把这些论文和报告汇集成书，以供读者。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1925年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几年前，杨翔飞能够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收藏下来，必须感谢孔夫子旧书网的系统升级。
　　该书排在“民国旧书”栏的前几位。
　　他看了一眼，立马点下了购买键。网上付款后，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该书了。
　　“往后翻了70多页，才找到了该书。”杨先生说，“马上将电话打过去，人家说正吃饭呢。我说钱已经付了，你啥时候邮书呀？人家说，两点来钟，上班的路上到邮局去给你寄了。”
　　杨先生心急如焚。只要书不寄出来，什么都可能发生。
　　“咱也干过这事儿。你标的6800元，我给你1万。1万不中两万。这个时候，主人往往就会说东西找不到了。你付了钱也白搭。”杨先生说，“孔夫子旧书网的系统升级，程序大乱，结果把这本书给赶到后面去了。”
　　两天后，系统恢复正常。
　　结果，全国各地打到我这儿的电话有30多个。
　　“10万，你转手吧！20万，行吗？一位黑龙江的藏友甚至出到30万！”杨先生说，“你想吧，如果系统没有混乱，就是我付了6800元的款，书主从中午吃饭到两点上班，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将会发生多少故事？这书，你想会到我手里不？！”
　　有幸运，就有不幸。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的主人本来是先联系的我，我让他留着。由于晚去了两天，他把书转了出去。”杨先生说，“两年时间，他连谁买走的都不说。后来说，东北的一个人给买走了。到了这个圈，就好说了。很快，我就打听了出来。结果，人家死活不转手。我呢，也没办法，就在网上狠买他的书。买了三年，花了30多万。最后，我又挑了一批书，点击了购买，就是不付款。过了几天，我打电话，说，哥们儿，你看……结果他不好意思了，就说，那还是按原价转给你吧。连先前挑的书，一算，11万元。”
　　当时，杨先生手头没这么多钱。
　　二话没有，他将房产证抵押给银行。当天，就把钱给人家汇了过去。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提出“耕地农有”，谁耕种的土地，就归谁所有：“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谷，此外，废止盐税和厘金……可是要达到废止盐税厘金和实行‘耕地农有’这些目的，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来）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为此，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其云：“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自己的困苦与压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军。各省各县现有的协会都是地主绅士们所组织的，他们的利益和真正农民的利益相反，非耕田的真正农民自己另组织农民协会，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
　　封面上部自右向左横排了一句口号――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全文完）　　（原标题：“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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