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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力挺国企：“怎么做都错”说明受关注
一切发展，都与改革相连。所有变化，都靠创新催生。
　　布局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和历史遗留问题还不少。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国务委员王勇表示。
　　经历艰难探索、脱胎换骨后的新国企，又一次站在了改革前沿。
　　做强做优、让更多人满意，国企面临新挑战
　　新起点，新挑战。
　　“改革发展永无止境。如果说老国企的首要任务是扭亏为盈、保值增值，在这些目标已基本实现的今天，新国企正面临着做优做强、成长为国际一流企业的课题。”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说。
　　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中石油甚至一度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却很难找到几个叫得响的国际名牌。“中央企业还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直言不讳。
　　入选500强，这是一度挣扎在亏损线上的老国企想都不想的事，是国企改革历程中了不起的成就。不过，500强考察的主要是营业收入指标，集中反映企业的体量有多大，评价一个企业是否达到国际一流，要看企业是否足够强。
　　117家央企，与国际领先企业相比，资产收益率、资金周转率、人均利润率等具体指标方面，不少企业差距明显。2012年，中国经济下行，国有企业盈利面收窄，一些企业出现亏损，更暴露出大型国企抗风险能力还不强、创新能力仍显不足的软肋。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企实现了大跨越。但内部人控制、决策不够灵活高效等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弊病仍不同程度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安然等在全球具有标杆性的跨国公司破产，引发各方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注。国有企业，和外企、民企一样，需要更深入地反思、探索，在企业越做越大且逐步走向公众化、制造业与金融业进一步融合的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必须努力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
　　挑战还来自社会舆论的冀望。“国企怎么做都是错”――近年来，不少国企有这样的感受。
　　亏损了被指责――“国有经济就是效率低下”，盈利了被质疑――“还不是靠垄断，赚得越多越与民争利”；行业内做不到领先地位被批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领先了又产生新问题――“国进民退”；经营遇难时不可以减员――“促就业是国企分内之事”，不减员也会被抨击――“人员能进不能出”；做慈善有可能挨骂――“拿全民所有的钱为自己买声誉”，捐款少了也不行――“社会责任感哪儿去了”……今天的国企似乎受到更多挑剔。
　　“被挑剔说明受关注，这是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扩大影响力和控制力过程中必然要经受的。”彭华岗认为。不分国内国外、不分所有制，企业越大，社会对其关注度越高，方方面面的要求也越高，稍有不当之处就会被迅速传播并放大。企业应积极对待，及时检视不足并加以改进，同时引导公众全面看待、加深了解。
　　国企受挑剔也说明，新时期社会各界对国企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有新的不同的要求，必须直面分歧、凝聚共识。“过去10多年国企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改革。今后国企实现更好的发展，还要靠改革。”彭华岗说。
责任编辑：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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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完成蜕变?
人民日报：国企完成蜕变 创造让国人无比自豪成就
　　国企新姿 中国脊梁坚强挺立(新国企 新起点之一：布局篇)
　　本报记者 白天亮
　　“神九”飞天、“蛟龙”下海、“歼—15”一鸣惊人、高铁奔驰——这些令国人无比自豪的成就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国企创造。
　　当不少人对国企的印象还停留在“效率低下、产品落后、竞争乏力”，当一些人仍在指责国企“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不精”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已悄然完成了一次华丽蜕变。
　　2012年，54家国有企业进入全球财富500强，最高排位第五名。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撕掉“亏损”标签，如今的国有企业展示了出色的盈利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代表，用骄人业绩演绎了“大象快跑”的故事。
　　2012年，117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3万亿元，上缴税金1.9万亿元，10年间年均增速近20%。很多人不知道，直至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不少央企还因资不抵债、发不出员工工资而发愁。作为国企的优秀代表，央企数量不多，但影响力不凡，已成为行业的排头兵、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在的舞台上展示出“国家脊梁”的风采。
　　经历改革阵痛、走过黯淡谷底，在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进程中，走来了“新国企”方阵。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形成新布局
　　尽管进行了厂长负责制、经营承包制等一系列尝试，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国企仍大面积陷入困境。
　　搞好国有企业，既要在微观上深化企业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也要在宏观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
　　“过去，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以为国有企业越多越好。后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但国有经济仍是绝对的大头。”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回忆说。国有企业分布过宽，力量分散，形不成规模效益。上世纪末，全国有20多万户国有非金融企业。大量中小国有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而在一些需要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领域，又缺少竞争力。
　　如何集中力量，在那些最能、最应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优势的地方，让国有企业大显身手？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观念上的突破，引发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重大变化：
　　“抓大放小”——10多年来，在中小企业领域，国有经济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实施了大规模的主动退出；
　　“破产退出”——对由于经济转型或经营不善而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疏通了破产退出的通道，让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发挥作用。力度最大的1998年到2003年，约5000户困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了破产，涉及职工981万人；
　　“优化激活”——对正常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成立国资委、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体制、机制的改革，激发企业内在活力，推到市场一线，优胜劣汰，平等地参与竞争。
　　这是一次直接触动利益的改革。新兴际华，2012年跻身全球500强，是全球最大的球墨铸铁管供应商。很少人知道，本世纪初从军队脱钩组建成为央企时，新兴际华亏损额高达24亿元，排第一位的工作是对下属14家企业实施破产。“这么多企业同时破产，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河北一家破产企业开职工大会，我去做职工思想工作。1000多名职工围上来讨说法，我自己都觉得看不到希望。”董事会秘书徐建华回忆起当时场景，至今捏把汗。
　　“布局调整是项根本性的改革。基本'退’到位后，国企的整个情况全变了。”邵宁介绍说，过去国企是一个“面”的布局，数量庞大、分布在所有行业，之后则成了一个“块”的布局。
　　最直观的变化是“两减一增”：
　　国企户数大幅减少。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央企数量196家。从2006年至今，每年都有约1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并入大型优势企业，目前，央企户数已减至117家；
　　国企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减少。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从上世纪末的50%以上降至目前的27%；
　　同时，国有企业进入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2002年到2012年，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2.5万亿元，增加近7倍，实力大增，活力凸显。
　　控制力、影响力大增，国有企业迸发新活力
　　新布局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如何体现？从前，人们认为这取决于国企户数是否占优；如今，国企实力如何、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多大，更受关注。
　　洗衣机、自行车、炒勺……中航工业下属黎明公司，在世纪初与多数军工企业一样，经营困难，为了生存转而制造大量民品。“国家'一五’时期就奠定的工业基础，不是为了我们现在来生产炒勺的！”中航工业总经理、当时黎明公司的董事长林左鸣果断决策，主动放弃仍然赚钱的民品项目，集中优势向装备制造业王冠上的明珠——燃气轮机发起进攻。如今，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型燃气轮机已成为黎明的拳头产品，使我国在国防、重工业领域的动力装置不再完全依赖进口。
　　“有进有退，退是为了更好地进。”首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多次表示。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国防、能源、通信、冶金、机械等行业，承担着我国近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发电量占全国的50%多，生产了全国超过60%的高附加值钢材、70%的水电设备、75%的火电设备。117家央企明确主业，逐步退出非主业领域。目前，纺织、轻工等领域已基本没有央企参与，房地产、食品等行业占比不到4%。
　　国有经济的比重在降低，但经过体制机制一系列改革后的新国企，影响力、控制力大大增强。
　　“影响力、控制力，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整体素质的提升上。”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表示。
　　国资委成立之初，提出央企不仅要国内领先，还要与国际一流企业全面“对标”。这样的目标一度遭到质疑，认为差距太大、空喊口号。时至今日，117家央企，绝大多数成为行业三甲，不少央企进入了全球行业十强，逐步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通用的绩效指标方面，我国有约1/3的行业领先国企赶上或超过全球500强。中国建材、中国国际航空等一批竞争性央企，近两年相继成为行业内全球排名第一的企业。
　　影响力、控制力，也体现在国有企业对新技术、新产业的引领上。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优化，为科技创新资源向重点企业集中提供了条件。如今的中央企业已成为“中国创造”的核心力量。高铁领域，(4.00,0.00,0.00%)、北车用5年走完发达国家40年的路，创造了运营时速486.1公里的新纪录；航天领域，以国企为主体的中国企业铺就了38万公里的漫漫奔月路；能源领域，神华集团攻克煤直接液化等一系列战略储备技术，为国家能源安全未雨绸缪……《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企业参与了15个；历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及绝大部分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均由中央企业获得。
　　影响力、控制力，还体现在国有资本的辐射、带动上。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力度加大。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实施了股份制改制，央企60%以上的营业收入、80%以上的净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40多家央企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的方式，国有企业广泛吸纳非国有的社会资本，扩大了国有经济的辐射范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展现新担当，国有企业成为经济社会中流砥柱
　　新的布局结构，新的担当使命。
　　过去，国有企业常常与“等靠要”联系在一起。如今，经历深层次改革、实现脱胎换骨的新国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中流砥柱的作用日趋突出。
　　国有企业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
　　“在国资委成立时，如何让国有资产不流失、不贬值，还是个大问题。”彭华岗介绍说。现在看，从2003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从3.19万亿元增加到11万亿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看得到的真金白银，也是留给全民的一笔优质资产。”
　　更直接的贡献是对公共财政的贡献。尽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下降，但始终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2003年到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上缴税金17.1万亿元，2011年国有企业上缴税金占全国税收的38.4%。所有类型的企业都须缴税，但分类看，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率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201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元，私营企业为3.2元，外资企业为2.3元。在充分竞争的钢铁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吨钢税负203元，高出其他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69元。
　　2007年起，国有企业开始向国家上缴红利，上缴比例稳步上调，目前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约3000亿元。国有股权划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使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国资委统计，到2011年底，已有2119亿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收益划归社保基金。中央企业还划转到全国社保基金83.94亿股，为社保基金提供长期收益。
　　国有企业成为特殊时期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依托——
　　2011年，经济转型、宏观调控的关键年份。恰恰在这一年，煤价上涨、电价倒挂，企业每发电1000千瓦时，就会产生60多元的价格缺口。当其他电力企业纷纷减少或暂停发电，五大电力央企仍开足马力，用满负荷运转支撑了当年全社会约10%的增长电量。
　　保供电、保供气、保供油、保基础设施、保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不计得失，展示了关键时期的社会担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评价说，落实国家决策、保障经济安全，国有企业有“定海神针”的作用。
　　急难险重，国企总冲锋在前。2011年利比亚撤侨，国航、东航、南航无偿组织包机，迅速投入撤离工作。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央企业第一时间奔赴抗灾一线，抢修电网、通讯、交通设施，以最快速度打通“生命通道”。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深有感慨地说，“实践证明，在国家和社会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危机时，中央企业靠得住，信得过，拉得动，打得胜。”
　　国有企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世界最高钢筋混凝土建筑俄罗斯联邦大厦、尼罗河上全长9800米的世界级长坝苏丹麦洛维大坝……全球不少高难度、标志性工程，镌刻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名字。中海油入股加拿大能源企业尼克森、(3.08,-0.10,-3.14%)接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码头……作为走出国门的“”，国有企业海外市场向着更高层面拓展。目前，中央企业海外资产总额达5万亿元，占央企总资产近1/5。
　　“大国间的竞争突出表现为其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角力。”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中国企业的整体崛起，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而国有企业在其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跃上新平台，开启新格局。承载着强国富民的“中国梦”，新国企正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延伸阅读：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主题作了深入阐述，受到了中央企业系统的十八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国企已脱胎换骨 2000人能创造20亿利润
　　本报记者 左 娅
　　国有企业新兴共有约8万人，但总部只有58名员工。如今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国有企业中冶科工集团投资失误，国资委启动了追责程序。如今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干好干坏都一样”。
　　国有企业中国建材集团，每次兼并都采用股权交换的方式。如今的国有企业，正在带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并肩发展、共同致富。
　　今天的国企，已是脱胎换骨的新国企。最重要的标志，是管理体制的改变。
　　今天的国企，已是市场主体的新国企。很显著的变化，是经营方式的转变。
　　经过三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提到国有企业，有些人的印象还是“负盈不负亏，政府全兜底”。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确如此。那时候，国企的特点在“国”——国企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政府部门直接插手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卖给谁、卖多少钱都要上报主管部门决定，赔了赚了都是政府的，对员工没有淘汰机制，亏了钱照样给员工涨工资。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就显得与市场格格不入了。也正是从那时起，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帷幕。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介绍，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其间，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国有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
　　然而，走向市场的国企又暴露出很多新问题——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冗员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成为第二阶段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的起点。
　　2000年前后，党中央、国务院下定决心，撤掉了国有企业头上的政府主管部门，轻工部、纺织部等成了协会，只管行业不管企业。
　　但新问题又随之产生：主管部门没有了，谁来代表国家管理国企？实际上，对国企而言是走了一个“婆婆”，来了一群“婆婆”：财政部管钱，经贸委管企业生产经营……
　　“婆婆”太多，企业运营流程十分繁琐，有时上一个小项目，要盖十几个章，常常是项目审批下来了，市场时机也错过了。李荣融回忆，他在企业工作时，就有过两个项目审批8年的经历。人们对国企“办事拖沓、效率低下”的印象也多是来自那个时期。
　　“婆婆”太多，却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负责。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那时候，谁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过问企业内部事务，可一旦企业做坏了，谁都没法承担责任，因为责任说不清楚：到底是管人的没管好、管事的没管好、还是管资产的没管好呢？”
　　因此，虽然这时国有企业名义上已经和政府部门分离，但是实际上仍然是亏了钱就去找政府，而政府就只好下令银行给企业贷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饺子贷款”：快过年了，企业发不出工资，就向政府伸手，政府就会让银行给企业贷款。
　　十年前国资委的成立，真正给国有企业“断了奶”。党的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国家和省、市三级国资委成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初步到位，从政府机构设置上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这个时候，国有企业的特点向“企”偏重，真正成为了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改革的目标也转向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从“婆婆”变“老板”，采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国有资产
　　各级国资委的成立，从机构设置上实现了出资人到位，给国企管理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国资委的成立，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管资产与管人、管事脱节的问题。“通俗地讲，就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了唯一责任人——如果国有企业经营的不好，就要打国资委的板子。”邵宁说。
　　而这个“责任人”，又与企业以往的“婆婆”们大不相同。国资委是受国务院委托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其他机构、部门不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所关心的是投资回报，是项目赚钱不赚钱，当然还有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而至于企业投资项目对公众会有哪些影响，比如环保、安全、产业政策等，则是政府部门的职能范畴。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接受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也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上不上项目应该由出资人说了算。
　　“以前政府既是出资人又管公共事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也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腐败的体制性原因。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相分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加强了，同时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也会得到加强。”李荣融说。
　　最显而易见的体现，是国资委不直接插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采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国有资产，严格限定以股东方式履行出资人职责，充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充分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对国有企业而言，国资委不是'婆婆’而是'老板’。”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说。
　　这个“老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它又和所有“老板”一样，建立了一套业绩与奖惩紧密挂钩的考核体系，并制定了一套监管制度，包括财务监管、监事会监管、产权监督等。“中央宣布我是第一责任人，责任光是我扛那是不行的，我没那么大本事。这个责任必须落实，必须传递，核心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李荣融曾经这样说道。
　　考核不仅起到了激励约束作用，而且还引导着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2010年开始，国资委全面实施了经济增加值(EVA)考核。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经营利润在扣除全部资本成本之后的所得。企业只有利润高于资本成本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实行EVA考核之后，国有企业开始有了资本成本的概念，企业管理、分配、使用资金的效率更高，而且从银行贷款更谨慎。企业盲目扩张、非主业投资的冲动得到了有效抑制，国有企业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注重可持续发展。
　　所有者的收益权如何体现？在过去，国企经营困难，根本谈不上国有股东的收益。而随着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我国建立起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李荣融说：“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无法兑现出资人的收益权，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也很难调好。”2007年起，国有企业开始上缴红利，让更多人分享国企发展的成果。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新国企逐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新的管理体制，成就了“新国企”。
　　新国企拥有更多的自主经营权——
　　国资委只定战略不管战术，在主营业务范围内，企业上项目可以自主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国有化工企业投资一个化工项目，不管投资规模多大，都可以由企业自己做主，但它要做非主业投资，比如要造飞机，就得跟国资委商量，必须经过国资委同意。”彭华岗说。这不仅简化了企业运营流程，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运行效率，而且还实现了投资决策责任清晰化。
　　新国企自负盈亏，不吃偏饭，也不再拖累国家财政——
　　如今，政府部门无权干预企业运营，也就无权强求银行出钱救企业了。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使社会公共收支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分离，公共财政只补贴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彻底没了财政“偏饭”。加之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如果哪个国有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为了实现国有资产整体保值增值，就要壮士断腕、撤资止损。“现在国有企业的情况是，如果经营不好，该倒闭就倒闭。”邵宁说，“华源、三九这些国有企业就都倒闭破产了。”
　　新国企产权结构更多元——
　　没了财政偏饭，企业要发展，钱从哪里来？国企如今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只有向市场要资本：有的在境内外上市；有的引入了国内外战略投资者；还有的企业，在二级公司中与民企、外企进行股权置换，实现了国企、民企、外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邵宁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使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实现多元化，使它变成公众公司。这能使这些企业彻底市场化，彻底多元化，而且使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彻底资本化，这样流动性就非常好，进退都非常容易。”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加之考核体系的激励约束，令新国企焕发无限活力：中化集团下属的远东宏信公司只有2000人，却创造了超过20亿元的利润，人均利润超过百万元，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建材集团按照市场化方式推进联合重组，吸纳了480多家不同所有制企业，退出了218家劣势企业，内部结构大规模调整；凭借适销对路的品种和独有的价格优势，神华集团的煤化工聚烯烃产品在电子交易网站挂牌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活力充沛的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最宝贵也最具升级潜力的财富，为中国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延伸阅读：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主题作了深入阐述，受到了中央企业系统的十八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国企改革面临矛盾：
　　矛盾一：
　　第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关注国企改革置”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矛盾二：
　　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关注国企改革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
　　矛盾三：
　　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关注国企改革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
人民日报连发三文力挺国企：从呛水者到弄潮儿
数据提供：本报记者 李丽辉 制图：宋 嵩
　　本报记者 鲍 丹
　　用“呛水”来形容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一点都不为过。当时，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一度令国有企业手足无措。
　　高负债、严重亏损、抢不到订单，“原本轰鸣的厂房突然一片死寂”、“过中秋了，连个月饼都发不出来”、“再不改变企业肯定就死了”……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都记忆犹新。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解释这种手足无措的原因：中国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原本是为计划经济而建立的，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些企业自规划、立项开始，就没有打算让它们参与市场竞争，因此这些企业的管理体制、结构特征、社会定位、职工观念都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重大挑战：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如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不变就死，应变求生。通过产权改革、董事会试点、人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破旧立新，国有企业瞄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渐由被市场经济大潮裹挟的“呛水者”，变成主动学习、适应、运用市场规则的“弄潮儿”。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股权多元化，公有制不再“千人一面”
　　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名符其实的“扳机”。
　　一大批国有企业从跌入“市场海洋”的那一刻起，就被浸了个“透心凉”。2000年，由78家军需企业脱钩组建的新兴，60%以上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累计亏损额高达24.62亿元。2002年，(3.20,-0.01,-0.31%)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全年销售总收入20多亿元，负债却高达30多亿元。“资不抵债，财务室都被贴了封条。曾经是那么骄傲，一夜之间变成了最落魄、最失败的一群人。”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回忆说。
　　痛定思痛，国企的经营者们发现，除了勇敢迈向市场之外没有任何后路可退。国有企业先后通过出售、政策性破产、债转股等方式，卸下低效资产，轻装上阵。十多年来，仅中国建材就陆续清理了218家劣势企业，又通过联合重组和资产划转，吸纳了480余家民营、外资、地方国企等不同所有制企业，真正实现了国企资产“有进有出”。
　　产权市场化，令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了公众化公司，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打下坚实基础。2006年，中国建材在香港上市。随后，中国建材果断放弃原来以新型建材、新材料为主的产业结构，集中精力投身大产业水泥，十年间快速发展成为世界500强、全球第二建材公司。
　　产权市场化，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外资有效融合搭建起平台。利用境内外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和债券市场，国有企业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不断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企业改制重组。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953家国有控股公司在A股上市，占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38.5%，市值合计13.71万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1.4%。
　　国企产权市场化改革，令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再“千人一面”，令国有资本快速流动、高效运转，更开启了民营资本、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大门。国有企业与市场融合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加快……
　　完善以董事会试点为核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管理不再“一言堂”
　　在现代企业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拥有“两头兼顾”的重要地位：一方面，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体现出资人职责到位；另一方面，董事会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战略监控，并承担选聘、评价、考核、激励经理人员任务，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制度基础。可以说，董事会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决定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成败。
　　然而到本世纪之初，我国的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仍相对滞后，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少数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但董事会与经理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更有甚者“三会合一”，董事会、总经理会、党委会都是同一拨人。
　　国有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内部管理必须跟上。2006年，国资委选取了11个现代企业制度基础较好的中央企业，开展董事会试点工作。
　　外部董事，是新型董事会最大的亮点。国资委规定，试点的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人数一定要超过半数。外部董事不在企业担任其他职务，能够有效避免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的现象；外部董事是国资委从社会甚至是国外选聘的行业专家，经验丰富、视野开阔。推行之初，很多人怀疑：会不会换汤不换药？也有很多人不服气：是不是不信任管理层？宝钢集团第一次召开新董事会时，特意允许中层干部来旁听，大家一听就发现，这拨人跟原来的董事会水平大不一样。以后，不仅慢慢都服了，还要求再多派两个外部董事。
　　有效制衡，是新型董事会的最大作用。神华集团董事会在讨论收购东南亚某国一家电厂项目时，外部董事认为项目面临社会风险，否决了收购议案。如今，董事会否决、延缓或者多次审议才通过的情况，在各试点企业已经屡见不鲜。“这标志着一种制衡关系的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要内容的董事会，不再是看一个人的眼色说话、围着一个人发表意见，而是跳脱企业内部关系的牵绊，真正独立发表意见。”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
　　在董事会试点的带动下，试点企业通过董事会对经理层的考核、评价，通过董事会与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通过职工董事制度，不仅提高了董事会决策控制力，还令监事会监督力、经理层执行力、党委引领力、工会职代会亲和力都得到加强，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形成。
　　今年3月，国资委将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范围。截至目前，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达到52家，接近中央企业总数的一半。
　　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市场化选人用人、决定薪酬
　　一切发展中，人是决定性因素。
　　“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一度是国企用人的固有特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也曾是国企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破三铁”令国企用人市场化成为可能。
　　2010年，在央企中较早实施用人市场化的中化集团，总部就有2名“不在状态”的关键岗位人员“原地起立”，免职后重新参加竞聘。2011年，中化集团又有18名关键岗位人员因综合考评只是“基本称职”而受到主管领导的诫勉谈话，有4人因“不称职”而直接免职。经过多年探索，对人员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在国有企业中已普遍推开，企业内部择优、竞优已成为常态。
　　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在饱受外资、民营企业“挖角”之痛后，一大批国有企业主动遵循与市场接轨、等价交换的原则，将薪酬与绩效直接挂钩，吸引社会优秀人才，激励员工追求高绩效。
　　人才的自由进出，令国有企业成为了国内专业领域高端人才的“孵化器”和“聚集地”。“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人力资源运营机制，促进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一大批高级经理人才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在这里快速成长，成为行业的主力军。如今，在世界500强、2012年预计营业收入1800亿元的新兴际华集团的总部里，只有58名平均年龄不到33岁的员工在运作管理。
　　人事、用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国有企业已经日渐深入。
　　今年年初，国资委全年工作安排中指出，要继续深化企业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建立健全有别于行政干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
　　著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对中国国企重新评估”的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界限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加开放，能够成为全球跨国企业更好的合作伙伴。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今国有企业面临比十年前更复杂、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国企改革也进入深水区，要想继续破浪前行，必须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继续推进内部机制改革。
人民日报连发四文挺国企:怎么做都错说明受关注
制图：宋嵩
　　国企改革，坚定方向稳步推进(新国企 新起点之四：方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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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天亮
　　一切发展，都与改革相连。所有变化，都靠创新催生。
　　布局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和历史遗留问题还不少。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国务委员王勇表示。
　　经历艰难探索、脱胎换骨后的新国企，又一次站在了改革前沿。
　　做强做优、让更多人满意，国企面临新挑战
　　新起点，新挑战。
　　“改革发展永无止境。如果说老国企的首要任务是扭亏为盈、保值增值，在这些目标已基本实现的今天，新国企正面临着做优做强、成长为国际一流企业的课题。”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说。
　　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中石油甚至一度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却很难找到几个叫得响的国际名牌。“中央企业还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直言不讳。
　　入选500强，这是一度挣扎在亏损线上的老国企想都不想的事，是国企改革历程中了不起的成就。不过，500强考察的主要是营业收入指标，集中反映企业的体量有多大，评价一个企业是否达到国际一流，要看企业是否足够强。
　　117家央企，与国际领先企业相比，资产收益率、资金周转率、人均利润率等具体指标方面，不少企业差距明显。2012年，中国经济下行，国有企业盈利面收窄，一些企业出现亏损，更暴露出大型国企抗风险能力还不强、创新能力仍显不足的软肋。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企实现了大跨越。但内部人控制、决策不够灵活高效等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弊病仍不同程度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安然等在全球具有标杆性的跨国公司破产，引发各方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注。国有企业，和外企、民企一样，需要更深入地反思、探索，在企业越做越大且逐步走向公众化、制造业与金融业进一步融合的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必须努力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
　　挑战还来自社会舆论的冀望。“国企怎么做都是错”——近年来，不少国企有这样的感受。
　　亏损了被指责——“国有经济就是效率低下”，盈利了被质疑——“还不是靠垄断，赚得越多越与民争利”；行业内做不到领先地位被批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领先了又产生新问题——“国进民退”；经营遇难时不可以减员——“促就业是国企分内之事”，不减员也会被抨击——“人员能进不能出”；做慈善有可能挨骂——“拿全民所有的钱为自己买声誉”，捐款少了也不行——“社会责任感哪儿去了”……今天的国企似乎受到更多挑剔。
　　“被挑剔说明受关注，这是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扩大影响力和控制力过程中必然要经受的。”彭华岗认为。不分国内国外、不分所有制，企业越大，社会对其关注度越高，方方面面的要求也越高，稍有不当之处就会被迅速传播并放大。企业应积极对待，及时检视不足并加以改进，同时引导公众全面看待、加深了解。
　　国企受挑剔也说明，新时期社会各界对国企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有新的不同的要求，必须直面分歧、凝聚共识。“过去10多年国企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改革。今后国企实现更好的发展，还要靠改革。”彭华岗说。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化方向，一个都不能少
　　国企改革走向何方？有学者认为，国企是中国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私有化是大势所趋。有学者主张，国企应定位于提供公共产品，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还有人提出，既然是国有企业全民所有，那么把国企利润一人一份平分才是全民共享。
　　“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两条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化方向。”王勇强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意味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不能改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表示。他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是国企必须有一定的“量”，当然这个量应当是优质的、能对产业健康发挥引领作用的“量”。
　　“当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航天航空、军工等，规模经济要求很高，只能也必须靠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程恩富说，国企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并不会消除市场竞争本身，而只能面临更大的国际风险。因为缺少了国企，我国将很难与跨国公司展开市场竞争。目前凡是国企退出的领域，很多被外资所控制。
　　“像一些人所说的把国企分到个人手中，表面看公平，实际是把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而且是个人私有制，其结局是财富在市场竞争中聚集到少数大资本手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分析，忽视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很容易落入“私有化”陷阱。
　　国企改革，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
　　“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市场化改革。”李荣融表示。他回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给国有企业的条件是最好的，编制计划时首先满足国有企业，但国企始终发展不起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各类主体平等竞争，贷款时企业不会因国有身份而有优惠利率，产品不会因国有制造而更受青睐，企业发展得不好就可能破产、被兼并收购。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经受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才有了压力和动力，才被锻造出真正的竞争力。”
　　今后国有企业实现更好的发展，充分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还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一道，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放开手脚在市场里拼搏，凭实力赢得地位。
　　“我国的产业竞争力是由多层次构成的。广大民营企业很优秀，是国家产业竞争力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提高，也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这几个层次缺一不可，都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
　　遵循市场规律，让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出彩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社会各界对深化改革的呼声渐高，国企改革也被寄予更多期望。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总结既往得失，确定下一步改革的“路线图”。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探索实行公益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分类管理。
　　“'分类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邵宁表示，国有企业有共同的地方，但身处不同行业，也存在很多差异。一项改革措施很难做到对所有企业同样适用，这就有必要从宏观方面予以分类，按国企的不同定位使改革措施更具针对性。
　　国有资本如何更好地流动？邵宁介绍说，国资委一直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整体上市，依托资本市场将其改造为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完全按资本市场要求和规则运作，成长为规范的公众企业。“如果做到这一点，国有企业将成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与社会资本结合在一起，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将更加多元、灵活。这些企业里的国有资产也就能彻底资本化，进而具有良好的流动性，进退都变得容易。”
　　国企改革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既往成果，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相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同样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强调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作用。”彭华岗认为，这样才能传递出正确的信号，使企业能够做出符合市场实际的决策。“如果还是搞审批、搞核准，总以为政府部门比市场高明，指挥棒就扭曲了，越指挥越乱，国有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是搞好国企的大前提。过去我们强调这一点，现在仍然要强调，不能走回头路。”李荣融说。随着国有企业效益好转，个别领域又出现一些政府部门伸手要“赞助”、安排员工甚至经理层人员等现象。“政府不越位，企业才有可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公平竞争的环境最重要。越竞争越精彩，越公平越有说服力。”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说。国企搞好了，总会有人说是享受了特殊政策，而忽视国企自身的努力。但在税收、规范管理等方面，国企又明显较其他企业付出更多。不少国企负责人谈道，国企并不需要特殊关照。一视同仁，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是“真企业”。背着抱着，发展不出好企业，即便取得一些成果也难以服众。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化方向，相信国有企业潜力无限，空间无限，精彩还在后头！国资委网站刊文：国企领导人政治诉求严重
　　国企改革必须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并举　　原文作者：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经济与战略发展研究部部长 程 伟　　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打造具有全球一流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必须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设计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坚持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并举。　　一、顶层设计：完善体制，解放生产力　　顶层设计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具体包括两条主线和三大内容。　　第一条主线是行业的科学管制与开放和国有产权的有效流转，突出表现为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是国有企业资源的有效分布。没有行业的科学管制就没有产业的有序开放，就只能依靠国有控股来保证产业安全，也就没有国有产权的有效流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市场化、证券化、社会化、国际化就会变成空话，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就很难实现；与此同时，没有产业的有序开放，产业链的垄断地位就很难打破，企业创新体系就没有市场基础，企业过多考虑的是产业扶持政策，基于产业创新上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就很难形成，尤其是技术专利产业化和激励约束制度等问题。当然，科学的产业安全管制模型未有效建立起来时，私有化的垄断比国有的垄断更加伤害国民经济。这一点得到了各国行业发展规律的证明。　　第二条主线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下的现代企业制度。一是建立基于科学决策的制衡机制，主要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二是建立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传导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是提高企业活力，核心是依托于资产的证券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为了达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按照过去10年发展轨迹和世界一流企业的发展规律保守测算，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未来10年年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年总资产年增长率、净资产年增长率、利润总额增长率不低于16%。以此估算，以2011年为基数，2020年央企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不会低于100万亿元。按照66%的资产负债比率来算，净资产将不低于33万亿元；利润总额不会低于2011年的5倍，不低于5万亿元。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国企改革必须解决以下几个现实问题：一是营业收入构成如何，国内与国际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何分布，这考量着国企国际化的路径和发展方式；二是高科技产品和第三产业的收入构成如何，这考量着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程度；三是在国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基础上国有企业的利润如何保证，这考量着企业运营效率；四是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2020年净资产总额将不低于33万亿元，还有至少23万亿元的缺口如何保证。国企发展至今，不可能再依靠财政直接投资来推动企业的发展，依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不可能满足多数产业集团发展的实际，所以，伴随收购兼并和依靠金融市场融资成为历史必然，国有股权的稀释与国家安全的保证就是现实冲突。这考量着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能否支持国有企业的有序发展，考量着产业的管制与开放能否支撑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五是国有企业的资源如何集聚和集中，产业如何分布，这考量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科学管制与开放和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如何有效解决。未来10年这些问题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三大内容：一是明确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探讨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突出资源整合。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要简单以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来衡量，应该以产业重要性来评价，通过产业制度和产业政策来监管，当然国家利益的保证在国有股权稀释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金股”、董事会“一票否决制”等多种方式来保证，下一步应该探索在企业国际化道路上保证国家利益的多种手段和方式。二是明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发展路径，突出资源优化。不同阶段国企的功能不同，如何有效调整是一个前瞻性和操作性问题。遵循行业发展规律来发展国企是打造行业旗舰的基础。三是围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所涉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突出资源效率。这对企业公司治理、战略管理、管控模式、全面预算管理、业绩考核与分配、供应链管理和风险管理至关重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是企业发展永恒的逻辑。　　二、底层设计：适应市场机制，提高运转效率　　底层设计的核心是市场化机制建设，即建立一整套价值传导机制，提高资源的运转效率。不同功能定位的国企需要不同的体制机制来保障。由于国企改革不彻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反映市场特征，导致管理手段和方式扭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改革：　　一是重新思考国企改革发展的逻辑。由于国企改革不彻底，过度强调产业安全的控制能力而忽视了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导致多数国企过度强调规模的扩张，忽视了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当前国企的通病，也是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必然结果。　　二是努力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整套制衡机制，达到科学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持续创造企业价值。我国国企的董事会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治理结构，涉及国有出资人代表、董事长、党委书记、企业法人、监事会、管理层、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工会等多个利益代言人，能否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机制，共同创造企业价值，是我国国企治理结构的重要难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会导致目标混乱、管理扭曲、官僚主义严重，大大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严重伤害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严重扭曲国企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三是有序推进人才的市场化改革。突出体现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考核与任免制度和人力资源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应该像世界一流企业一样，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来选择CEO，彻底改变只要国企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违法和年龄原因就不更替的干部任免方式。企业领导人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引进一流的人才和机制提高全球竞争力就是空话。　　四是不断完善业绩考核和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国企领导人的政治诉求严重，内部不同类员工的成长通道不完善，市场化考核的指标和价值创造竞争力的培育指标严重不足，过度强调规模控制类指标和行政类指标；战略控制、预算管理、业绩考核与分配制度没有完全反映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和阶段性特征；由于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我们不能严格按照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市场化分配制度来推进三项制度的改革。过度关注贫富差距，忽视了效率的提高，这些是当前业绩考核和分配制度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毕竟是企业，应该建立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与政府收入分配制度不要混为一谈。基尼系数偏高和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是国家职能，主要应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来调节。而企业要解决的是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国企的业绩考核分配制度，一定要建立在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简单的限高和提低手段，不是国企业绩分配考核制度的改革方向，而应该是国家收入分配政策调控的手段。优秀的企业只有通过与同行业的优秀企业对标，进行战略管理、预算管理、业绩考核和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资源的运转效率。当然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建立在人力资源市场化和有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五是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当前中国面临着科技创新对产业支撑严重不足的挑战。突出表现在，我国的产品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端，技术对我国制造业的支撑严重不足导致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规模化的扩张导致市场竞争格局以简单降低价格为前提。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结构整合的能力有待提高。从企业内部来看，科技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严重不足，突出表现在技术的研发过度关注专利，而忽视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与技术的嫁接整合能力。　　六是努力锻造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当前国企还没有哪个企业的技术在全球行业中具有绝对的领先性，还没有哪个企业对行业的全球影响力在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流向上具有主导作用，还没有哪个企业在境外市场的销售收入超过总销售收入的40%以上，中国的生物制药、快速消费品、汽车和核电等行业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国门。　　七是提高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中国企业未来布局将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这就需要世界一流的体制和机制将资源要素进行全球整合，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是达不到此目标的。需要建立一流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完善超强资产证券化的能力以及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能力，打造全球分布的科技管理人才机制，提高行业标准的制定能力，铸造一流品牌的市场服务能力。　　总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依托于市场规律，依托于行业特征，依托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强化国有企业的底层设计，并与顶层设计遥相呼应，使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建立在有效的科学行业管控手段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市场契约基础上，不断提高国企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中心环节：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　　从整体上来看，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高度相关，一方面顶层设计得不到市场的有效反应一定以失败告终，比如很多与市场不接轨不相符的体制机制会扭曲国有企业的市场行为，伤害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底层设计没有顶层设计的支撑，市场化机制也不能持续，企业的长远发展会受到挑战。从国企改革的路径来思考，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中心环节是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　　国家的创新体系是建立在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效对接、通过企业这个市场载体将要素资源有序整合、持续高效地创造财富的基础上。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重塑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与市场上各类资源要素的契约关系。从全球企业市场竞争格局来看，英美法系企业的竞争力明显强于大陆法系企业，前者公司治理的逻辑是在完善法规的背景下，将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和竞争力的提高作为评价企业治理结构有效的唯一标准。而大陆法系企业(比如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逻辑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但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完整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达不到预期，企业高管利用各种手段提高管理层的利益，违背了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逻辑，导致本国企业竞争力下降。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股东利益、管理层利益与公司利益达到和谐统一，有效的公司治理通过完善监督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内部监管制度和打造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等一系列的外部监管体系，持续创造企业价值。　　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信息披露制度和不确定性风险管理。国资委为了推进董事会的独立性，规定改制后的央企和央企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董事超过半数，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外部董事担任，这符合公司治理的逻辑。但是当前外部董事的来源、考核与评价、薪酬与收入分配、责任追究等制度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将政治优势转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国企公司治理必须正确面对并有效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6条规定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党组如何有效分工，在公司决策中各自起怎样的作用，对于完善管资产与管人管事有机结合的国资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有效的治理结构对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与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至关重要。突出表现在投资者、董事会、党组、监事会、管理层、法人代表和职工的利益博弈能否建立在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上，这种制衡和博弈对公司资源运转效率的提高和公司战略的有效执行非常重要。例如，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的博弈，会造成企业内部决策机制和治理效果不同，而这些结果很多并不是建立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如果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建立不起来，就会变成官僚机构，与市场化的董事会成员透明、公平和平等的决策制衡职责相冲突，这样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就不是建立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局部利益、管理层利益和个人利益控制的基础上。　　从总体上看，结合国有企业的定位，分类推进改革必须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并举，厘清几条主线：一是充分重视行业发展特征和国家战略重点来发展和改革；二是重视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整合资源和提高竞争力；三是无论哪一类企业都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推进资源效率的提高，即使是准公共服务性国企，也要在厘清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效率的提高，提高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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