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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发布时间： 16:35:38
　　近几年，土地纠纷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等诸多特点。在审判中理性思考有关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认真总结这类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其特点和成因，探寻审判规律和解决对策，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稳定农村社区、化解矛盾，定纷止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根据2010年至2013年上半年我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本地区土地纠纷案件的类型特点，探讨土地纠纷案件审理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我院涉及土地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及特点
2010年至2013年上半年，我院共审结土地纠纷案件214件，其中2010年审结97件，2011年审结46件，2012年审结57件；2013年上半年审结13件。其中，承包合同类纠纷103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转包、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等纠纷110件。2010年至2013年，克什克腾旗法院已结214件土地纠纷案件中，判决案件47件，判决率为22%，调解结案81件，调解率为37.8%，撤诉案件86件，撤诉率为40.2%。
上述案件的主要特点是：
1、案件数量有所减少，但类型多样化。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矛盾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国家征用或开发后，农村土地价值凸显；大量的农民工多年在外务工，多数将家庭承包土地转包、出租给他人经营，有的甚至将农村的房屋出卖给他人举家迁出，将承包土地转让给购房者经营，现在返乡后又要收回承包土地维持生计，导致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上升势头迅猛，尤其是2011年，案件大幅上升。2011年后，案件数量有所递减，但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
2、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主要是承包土地的农民与所在村委会、嘎查之间、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同一地块的几个承包人之间、村委会、嘎查与流转租用人之间以及承包户与政府之间，部分纠纷存在多方当事人，案件既属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还涉及行政行为，法律关系十分复杂。
3、引发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村民与村委会、嘎查之间履行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离婚分割承包地引起的纠纷、未按程序发包或调整土地引起的纠纷，有因客观情况发生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致土地流转租金低廉诱发的纠纷、村委会、嘎查违法收回外出务工人员承包地引发的纠纷，有政府对同一地块向两人以上分别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引发的纠纷，农民工返乡潮引起的收回转让、转包、出租的承包地发生的纠纷等。
4、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群体性上访事件。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具有保障农民生存利益的功能。土地纠纷案件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敏感度高，纠纷中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需求错综复杂，农民群众情绪大，很容易激化矛盾，更易引发集体诉讼，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之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漠 ,一些群众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二、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难点及法律适用
（一）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成因：
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多为以下原因引起：（1）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引起的纠纷；（2）管理混乱引起的纠纷，例如土地权属界限不明确、土地大面积开发或层层转包引发；（3）村干部权利滥用引发的纠纷，主要表现在违法收回农户承包地、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不落实二轮承包政策、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4）基层政府利用职权强行干预引发的纠纷，该类纠纷主要是村集体不经农户同意，将农户承包的土地擅自发包，或者基层政府不经村集体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强行发包属于村集体的土地；（5）经济利益驱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所有的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二是强行终止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因为近几年土地收益明显增加产生较大利润，村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哄抢承包出去的土地种植，使土地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尤以本村以外人员为承包主体的居多。
2、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的热点、难点的问题及法律适用
（1）应如何认定和处理无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效力之争主要是争议承包合同的签订是否经过民主议定，即是否按照土地管理法、村民组织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对外发包土地时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未经此程序则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此类纠纷的提起，首先要审查主体资格，《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条已明确规定此类诉讼的主体资格，提起诉讼的原告属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被告为发包方，承包人作为第三人。对于如何从证据的角度确认是否经过民主议定，完善的做法是召开全村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或以户为代表参加大会，制作会议纪要，全体村民是否同意均签名摁手印所统计出来的人数这是最直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而事实上在审判实践中，还是要根据案件本身全面系统地进行审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居住分散地处偏避或外出人员较多的地区，村组干部通过广播、集市或公告形式将承包的标的、条件公布于众，在招标期间集体成员对标的和发包条件未提出异议，就应视为一种认可。由此而形成的承包合同就应认定符合民主议定原则，确认合同有效。此种认识亦符合《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作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土地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方出现违约情况是否应该支持发包方解除合同的请求。
承包人在履行土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违约的情况。如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后，根据合同规定进行了土地开发并种植了作物，投入也比较大，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欠缴了部分承包金，对于这种情况是否应解除合同。笔者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双方合同约定欠缴承包金达一定时间则发包方有权解除合同的，则发包人也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催告，只有经催告后仍不缴纳或者承包人明确表示拒绝缴纳的才能解除合同。如催告事实不明，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且诉讼过程中承包人积极表示愿意履行并同意补缴承包金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罚息，从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稳定出发，不能支持发包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承包人遇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而暂时无力缴纳承包金的，发包方亦不能随意要求解除合同，相反应适当减免当年的承包金。如承包人经催告后的确无力履行缴纳承包金的义务，并已达到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发包人又不允许其继续拖欠承包金执意要解除合同收回土地的，此种请求可予以支持，但要对地上的附着物进行正确处理。法律未明确规定承包合同解除时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地上的附着物是承包人投资开发、种植和管理的，所有权是属于承包人的，承包人的财产所有权应得到保护，发包人不能因为承包人违约即可无偿取得属承包人所有的附着物。
由于承包人从事农业开发这一合同根本性义务已履行，对其已履行部分应予以保护，对其违约可根据其违约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来确定违约责任的大小来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认为，土地承包案件解除合同后，妥当的做法是短期作物当年收获的应允许承包人按季节收获完毕，收获的果实既可以以实物交给发包方冲抵所欠承包金，也可以在承包人出卖产品后所得价款偿还所欠承包金;对于长期作物如果是果树等经济作物，则应根据果树成活的年限请有关部门进行评估，其价值在折抵所欠承包金后，尚有盈余则由发包方作价补偿给承包人，承包期间所建的农用设施等，尚有利用价值的，也应评估后作价补偿给承包人。审判实践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好不能移动之物的所有权。对开发能力有限只开发了部分，未完全达到合同约定的开发目的，发包方要求解除合同的，是否应予以支持。从稳定出发，已开发的部分，发包人获得了承包金，该部分应继续由承包人承包，尚未开发的，经审查承包人开发能力有限，发包人也未获得承包金，可由发包人收回另行发包。至于承包人违反合同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则属根本性违约，且也违反法律规定，应一律解除，其损失应由承包人自负。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在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中，因承包地“坐落”、“四至”界限不清，难以认定侵权事实存在是该类案件的难点问题。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告知当事人到有关部门明确“坐落”、“四至”界限，再进行民事诉讼。如果当事人坚持诉讼的，应当依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裁判。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实际面积不符，这是我们在此审判此类纠纷中发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的审理过程中，争议的承包土地林地基本有90%的案件实际面积与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面积不符，实际面积往往大于证书面积，这说明当初承包时，合同填发人与丈量人并未认真的开展工作，这就为引发今后土地承包侵权纠纷埋下了伏笔。
笔者认为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案件，一是法官在审判时不能简单的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载明的地名四至界限和面积作出裁决，最好到当地去实地考量一番，再多方调查证人。这虽然与民事举证原则相违背，但这涉及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查明事实真象，以便法院作出公正裁决，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这也符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二是人民法院应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具体对地块地界的堪界由当事人去自行处理，这有利于彻底了结纠纷，以达到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其次，在审判中应积极协调村组干部及原丈量土地的相关知情人员，在全面了解土地变动情况的基础上，召集双方进行多次搓商，通知双方到现场堪界丈量，落实地界及面积，反复向双方宣讲法律原则，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相互尊重，公平合理，团结和睦的相邻纠纷处理原则来对待纠纷，审判人员应多做各方思想工作，实在都做不通，再依法判决。案件审理后的执行过程中，为防止此类纠纷再次发生，引发上访，法院应与乡镇村组协调对承包合同书和经营权证书进行适时的变更和续签，该更名的更名，该更证的更证，该变动的要变动，本着实事求是，合理合法的原则作出妥善的处理。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该纠纷是指在土地承包期内，由于土地承包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发生了变化，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终止等。
处理该类纠纷首先应明确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的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包是指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其他农户，原土地承包关系未发生变更；出租是指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互换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之间因方便耕种和各自需要的原因，对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交换；转让是指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于他人，原土地承包关系终止。
审判实践中，该类案件的的的热点、难点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流转期限问题。笔者认为，承包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的，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本轮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超过的部分应为无效。
二是农户代表人以个人的名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笔者认为，土地承包合同虽以农户代表人个人的名义签订，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全体家庭成员按份共有。农户代表人未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除非其他家庭成员有证据能够证明该流转行为违背其真实意思，并且在流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权利，否则即应认定流转合同有效，其他家庭成员主张返还其承包经营权份额的，应不予支持。
三是转包人、承租人未经承包方同意，擅自将土地再转包、转租给第三人的。笔者认为，对于承包方请求解除与转包人、承租人的转包合同和租赁合同，并请求确认再转包合同和转租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
四是承包方中的一人或数人，因升学、服兵役、考取公务员等原因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发包方可否收回土地。笔者认为，只要其所在的“户”还存在，还有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则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土地。
五是对于已经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户或农户成员，原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可以收回其承包地。笔者认为，对于该类纠纷应区别对待，如其在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未取得承包土地，原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如其在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取得了承包土地，原集体经济组织应依法收回其承包地。
六是弃耕、抛荒的原承包经营户在弃耕抛荒时未办理土地自愿交回手续，现原承包方以此为借口，向村委会主张承包经营权。此类纠纷，审判实践中又分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村委会将收回的土地临时做村里的机动地处理，另外一种村委会已把弃耕抛荒土地再次分配其他农户。对于第一种类型，一般认为村委会应将弃耕抛荒土地分给原承包户耕种。第二种类型是审判时间难点，审判实践中，对于村委会还有其他机动地的，处理意见为村委会从其他机动地中为原承包经营户调整土地；对于村委会没有机动地的，审判实践中，处理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为判决已没有意义，执行不能；有的认为应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保护，不能因为执行不能而剥夺原告的权利；有的认为对于此类纠纷，法院应不予受理。这类案件双方极端对立，极易引起上访，法院为此苦于协调，至今对于这类案件法院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没有处理的良策，审判工作处于两难境地。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被国家征用的数量逐年增多，伴随着土地补偿费分配所带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问题由此凸现，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分配起诉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的案件由此不断上升，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也日益突出，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有关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到位，此类案件的审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诸多不一致
审判实践中，该类案件的的热点、难点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此类纠纷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征收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安置补偿费根据是否需要安置人员来确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所有者所有。该类纠纷通常体现为承包方要求分配土地补偿费。在审判实践中，多认为此类纠纷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作为集体土地经营管理者的发包方之间的纠纷，当事人之间虽然具有外在的某种不平等性，但其实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关系，法院对此类纠纷案件应予受理。但当事人就土地补偿费的金额提出诉讼时，因土地补偿费的金额属于民主自治范围，对此类纠纷不应受理。
二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对村民会议形成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方案的审查意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以“村民自治”为由，在征地款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分配的问题上随意性比较大。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集体是一个自治组织，有权决定分配方案。但对经过村民会议形成的分配方案的司法审查应当是程序的合法性审查还是应包括其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分歧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征地款分配是一个村民自治的问题，只要其程序合法，则法院不应当干预。另一种意见认为，对分配方案的审查不但要进行程序的合法性审查还要进行内容的合法性审查。
审判实践中，多数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村民自治不能违背国家法律的规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虽然是民主决策，符合民主议定原则，本村村民都要遵照执行。但《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根据《民法通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上述规定，作为村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和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在民事权利能力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公民终身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的生存资格，除非民事主体消灭，或除非依法律规定经法定程序加以限制或剥夺，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限制或剥夺。一些农村部分村民的土地收益权得不到保护，与人们对村民自治的模糊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其所依仗的就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赋予的一些权力，其实这是对村民自治权力的滥用。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都不能同国家的依法行政相违抗，任何形式的自治章程都不能同国家的法律相抵触，任何形式的社区民主决定都不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由此可见，分配方案是村民行使自治权的体现，但该自治权不是绝对的。分配方案的形成不仅应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在内容上也必须合法，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低触。凡是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强制性规定的，或侵犯村民合法人身、财产权利的，应确认其无效。
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户成员死亡的，死亡成员的继承人可否继承补偿费用。
笔者认为，以家庭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户成员死亡，在其他成员继续经营期间，因土地征用而发生补偿费用的，死亡成员的继承人无权要求继承补偿费用。但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户成员死亡之前，就已经发生补偿费用的，其继承人有权要求继承。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审判实践中，关于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继承的争论由来已久。有的法官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其理由主要有：一、农村土地承包是一种合同关系，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承包人死亡，承包合同即行终止，根本不发生继承。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标的物是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财产，所以不发生继承。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承包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经营管理权，是一种非财产权利，不属财产继承的范围。有的法官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其理由主要有：一、承包的土地虽然不属私有财产，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不发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即继承人继承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并不改变承包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二、土地承包合同虽然是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原因，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经产生就成为物权性质的财产权。”既是财产权利，那么“在农村使用人死亡后，法律应当允许其继承人继承农地使用权。”尤其是《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以家庭承包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主要目的在于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因此，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根据《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问题。
而家庭承包中的林地承包和针对“四荒”地的以其他方式的承包，由于土地性质特殊，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收益期间长，为维护承包合同的长期稳定性，保护承包方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的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也可以继续承包。但是，继承人继续承包并不等同于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而对于除林地外的家庭承包，法律未授予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权利。
（六）离婚案件中的土地纠纷
离婚案件中，很少就承包经营地的流转分割问题作出裁判。这导致很多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在事后就土地的分割问题发生纠纷，而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离婚案中的妇女土地权利的保护很难得到保证。新立户的离婚妇女无法在离婚以后再次分配到土地，导致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遭受侵害，威胁其基本的生存生活。笔者认为，对夫妻共同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在离婚时应当进行分割；如果离婚时未进行分割，离婚后一方主张确认其承包经营权的，法院应予支持。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土地问题，关乎民生，涉乎民计，维乎民意。作为基层法院，在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要着重进行调解，努力将问题化解在基层，维护基层群众组织的稳定和谐，切实解决涉及土地纠纷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来源：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研究室外嫁女回村争土地承包经营权
法院依法驳回作者：陈君&&发布时间： 16:14:47&&&&近日，福鼎法院审结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1983年，原告曾某香随其父曾某古（1997年去世）从福鼎市南溪库区移民至现福鼎市山前街道南乾村，移民后，被告福鼎市山前街道某村民委员会将该村移民路里2亩水田及山脚、港边0.14亩农地发包给原告父亲家庭承包经营。1991年12月，原告曾某香嫁入福鼎市桐城街道柯岭村，并于1999年与其丈夫王某及儿子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在嫁入地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取得柯岭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被告曾某斌也于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日，福鼎市人民政府同意给予补发被告曾某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对此颁证确认。日，福鼎市山前街道某工业园区征地工作办公室与被告曾某斌签订关于诉争土地征用协议书，被告曾某斌领取征地补偿款76000元。日，原告曾某香与王某协议离婚，离婚后原告曾某香将其户口迁往福鼎市桐山街道中山中路某号。原告曾某香多年来并未对被告福鼎市山前街道某村委会与被告曾某斌之间的承包经营权合同提出异议，后于2013年知悉后，认为其享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遂于日起诉至福鼎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由于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原告曾某香因与王某结婚外嫁进入福鼎市柯岭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其自进入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之日，即取得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作为王某承包经营户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在新的住所地取得了承包经营权并已经相关部门登记备案；而原告曾某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目前仍为福鼎市山前街道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法院认定原告曾某香已丧失在某村的农村土地承包主体资格。原告曾某香主张被告福鼎市山前街道某村委会与曾某斌间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因其在诉争土地承包当时已不是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被告间的承包经营合同是否有效与其不具直接利害关系，其主张确认二被告间承包合同无效并返还诉争土地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原告曾某香要求确认二被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返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故原告曾某香认为其具有福鼎市山前街道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应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据此，依法驳回原告曾某香的诉讼请求。第1页&&共1页编辑：宁法&&&&文章出处：福鼎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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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标题】黄桂芳与张金凤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
【审理法院】&
【案件字号】(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47号&
【审理日期】&
【调解日期】&
【案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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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桂芳与张金凤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桂芳。
委托代理人陈少环。
委托代理人邝细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凤。
委托代理人黄伟英。
委托代理人邝炽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黄卫平，职务：社长。
委托代理人黄国宁，职务：副社长。
上诉人黄桂芳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从化市人民法院（2011）从法民二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为，本案应结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开展的过程以及从化市农村土地的现状进行分析，我国在1980年左右在全国开始了第一次分单干，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次开展承包责任制绝大部分村社只有原始的分田记录薄并没有书面的合同进行确认，一直延续至1999年前后。1999年至2002年期间，从化地区响应国家维护农村稳定的政策，大部分的村社按第一次分田登记情况、现有耕种土地状况与社员签订了书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对第一次承包责任制分得的田地进行延续。但是，绝大部分村社没有进行全面新的土地承包。
结合本案的事实，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中被告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反映本案争议地是在二次调整时(也即1999年)将土地调整由黄桂芳耕种承包的；在法院向原社长黄满添调查时，原社长黄满添反映是依据各个村、社现有的耕作土地情况，由社的计分员、大队的会计、社长按现有的耕作情况制作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对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在1999年开展延续承包的工作程序上看，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并没有开展全新的土地承包，只是依据当时土地由谁耕作经社干部确认后与社员签订了合同，有的承包地经社在此次延续中进行了调整，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第十二经济合作社调整原告在第一次分单干承包的土地问题，原审认为，依《》第的规定：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本案中原告并没有自愿交回本案争议地，被告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的调整行为违反了《》第第一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第第一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依据》第的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前款第(二)项所称的第三人，请求受益方补偿其在承包地上的合理投入的，应予支持。故本案涉诉合同中被告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约定将土名“大龙井”，类别水田，四至为：东至大龙井、南至水沟、西至黄桂添、北至黄建文，面积1亩发包给被告黄桂芳的条款无效。原告仍然享有本案争议地土地承包经营权。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确认被告黄桂芳与被告第十二经济合作与1999年年1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城郊镇土地承包合同第4981号)无效，因该合同涉及其它两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不予调处，对原告诉讼主张确认该合同无效，不予支持。但是，依法应确认被告黄桂芳与被告第十二经济合作社于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城郊镇土地承包合同第4981号)中约定将土名“大龙井”，类别水田，四至为：东至大龙井、南至水沟、西至黄桂添、北至黄建文，面积1亩发包给被告黄桂芳的条款无效。另，因本案争议地被征收，已兴建公路，不存在返还耕地的情形，对原告主张返还争议地的诉讼请求，亦予以驳回。根据《》第第一款、第第一款、第、》第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黄桂芳与被告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于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城郊镇土地承包合同第4981号)中约定将土名“大龙井”，类别水田，四至为：东至大龙井、南至水沟、西至黄桂添、北至黄建文，面积1亩发包给被告黄桂芳的条款无效；二、驳回原告张金凤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黄桂芳、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负担。
判决后，黄桂芳不服，上诉至本院，认为：一、原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判。1、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日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实行第二轮承包责任制是整个社的土地承包调整，而并不是对社内的某个社员土地的使用权调整。上诉人与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于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2、日，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将七名“大龙井”的耕地发包给上诉人耕作，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了见证备案相关手续，自此，土名“大龙井”的耕地一直由上诉人耕作。二、土名“大龙井”的耕地应由上诉人承包耕种。1、日，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实行第二轮承包责任制，该社将土名“大龙井”的耕地承包给上诉人耕作，且该合同经过有关部门鉴证，是合法有效的。2、引发本次诉讼的产生根本原因不是被上诉人想得到土名为“大龙井”的耕地承包经营权，而是被上诉人想夺取该地的征地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2009年期间，由于有关部门用地的需要，征用了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在土名“大龙井”的耕地，有关部门对上诉人丧失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作物进行了补偿。被上诉人从丢耕弃种到日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实行第二轮承包责任制，该社将土名“大龙井”的耕地承包给上诉人耕作。被上诉人对其所谓的经营权都没提出过异议，被上诉人是在2009年初因该地被征收，争取补偿费款不成的情况下才提出异议及起诉上诉人的。三、原审法院剥夺上诉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土名为“大龙井”的耕地承包经营权是没有合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确认上诉人于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张金凤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答辩认为，涉案合同是上一届社长任职期间签订的，故对本案不发表任何意见。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位于被上诉人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土名“大龙井”，类别水田，四至为：东至大龙井、南至水沟、西至黄桂添、北至黄建文，面积1亩。上诉人黄桂芳与被上诉人张金凤均是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的社员。在1980年至1982年第一次分单干时，本案争议地分给张金凤承包经营，由其享有承包经营权。在1991年期间，张金凤将本案争议地交由黄桂芳耕种直至该地被征收，现该争议地已兴建了公路。张金凤与黄桂芳因本案争议地的补偿款而发生争议。
原审中，张金凤为证实己方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黄桂芳与第十二经济合作社于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城郊镇土地承包合同第4981号)，该合同载明：“发包方(甲方)为第十二经济合作社，承包方(乙方)为黄桂芳，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规定，把本社集体土地分包给各农户经营，并签订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一、乙方承包甲方水田3.5亩，具体土名、四至范围等见附表。二、承包年限一定30年，即从日起至日止……等内容”。附件《乙方承包土地明细表》记载：土名“大龙井”，类别水田，四至为：东至大龙井、南至水沟、西至黄桂添、北至黄建文，面积1亩”。张金凤认为，在1991年因劳动力不足将本案争议地交给黄桂芳代耕，没有约定代耕的期限；在第二次延续承包期间，第十二经济合作社未经其同意将本案争议地发包给黄桂芳，并签订上述合同，该合同侵害了其权益，应确认为无效合同。黄桂芳则认为，1991年，其在征得张金凤和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的同意下耕种本案争议地，第二轮承包是对第一轮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针对部分社员家庭人口的增减和劳动力不足的家庭的重新调配，且是对整个社进行调整，张金凤是知道调整土地的情况的，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因此，上述合同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2、《关于我社村民张金凤与黄桂芳对大龙井耕地争议经本社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态一致通过决定》一份，拟证明本案争议地在第一次分单干时是分给被上诉人的，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也确认是分配给被上诉人一家承包的。该决定载明：“现就我社村民张金凤与黄桂芳对土名“大龙井”耕地面积壹亩的争议情况回顾说明，于1980年至，我社已明确上述争议地为我社分配给张金凤一家承包，至于现在黄桂芳对上述耕地提议与张金凤争议，我社为解决双方对该争议地问题，专门组织本社全体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关于一致决定，上述争议耕地为本社分配给张金凤一家承包耕地。撤销黄桂芳于日与我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乙方承包土地的明细表，土名大龙井面积一亩)。为对该决定负责，以下为参加本社村民代表大会确认签名如下：(共34人签名)”，同时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在该决定下端加盖证明，证明内容为：“1983年第一次土地承包水田土名大龙井户主为黄榕威签订，在1991年给黄桂芳代耕，1999年1月二次土地承包水田土名大龙井户主黄桂芳签订至今”，落款日期是日。黄桂芳认为该证据是虚假的，就该决定的事项，第十二经济合作社没有召开社员大会，没有撤销本案涉诉合同，社员的签名有部分也不是真实的。3、《关于我生产队于1999年分配承包责任田延续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1999年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将本案争议地发包给黄桂芳是黄满添的个人行为，没有征得被上诉人家庭的同意。该说明载明：“我是时任年第十二经济合作社社长黄满添，现就1999年我社分配承包责任田是按1980年-1982年分配承包责任田的基础上(是按延续承包)即黄榕威一户的分配承包责任田同样是按延续承包，但由于我工作失误，原黄榕威的责任田未经黄榕威一家人同意，并且黄榕威一家人不在现场，又未经本社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我黄满添擅自将黄榕威一家分配的责任田土名为大龙井、面积一亩给黄桂芳承包，致使损害黄榕威一家人分配承包责任的合法权益，现要求相关部门把大龙井面积一亩耕地给回黄榕威一家人承包，特此说明。”案外人黄满添在该说明上签了名。案外人从化市城郊街黄场村民委员会加盖了公章。黄桂芳认为该说明是证人证言，证人黄满添应出庭作社，对该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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