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庐随笔】张延龄：《偷生》(第六至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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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侃庐随笔】张延龄：《偷生》(第六至第十章)
《偷生》(第六至第十章)
《偷生》第六章和前清朝的宰相府抗了两膀子（一）&&& 在郭里集置买庄田的孙家，人称为“状元府”，又被称为军机大臣的后人。按说孙家祖孙三代在《清史稿》中有传。其上辈祖先名孙扩图，南明弘光朝时任浙江钱塘知县。清军南下时他长跪涕泣劝说百姓投顺、剃发，避免了扬州、嘉兴那样的悲剧发生。据说因此积下了阴德，此后世世功名不断。这孙扩图因为官小，仅是个地方志人物。入国史的第一代是孙玉庭，字寄圃，山东济宁人。清朝乾隆四十年（1775年）乙未科进士，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授体仁阁大学士。他有个儿子叫孙善宝，以举人荫生受官，做到江苏巡抚。善宝有一个儿子名叫孙毓溎，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进士一甲第一名，就是状元。最后官做到浙江按察使。孙玉庭的另一个儿子孙瑞珍（两兄弟的名字看不出统一的行辈，可能是一以名行，一以字行）。他是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进士，由翰林院做到户部尚书，卒谥文定。瑞珍之子名孙毓汶，字莱山，是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进士一甲第二名，就是榜眼。科第不如其堂兄，官位却比他那位状元哥哥大得多。孙毓汶由工部左侍郎入值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后又兼刑部和兵部尚书。清朝名义上最大的文官是殿阁大学士，但只是虚衔，只有兼着军机大臣的才是真宰相。这位毓汶公无疑是真宰相了。&&& 过细考较起来，既然状元和军机大臣是叔伯兄弟，那么后代出自状元一支的便不是军机之后，出自军机的也就不算状元府了。这一点不但老百姓不能分得太清，恐怕他们自家的子弟也马马虎虎。后来我与孙家后人孙伯文先生（郭里集孙家六爷的长子，济宁北关小学教师）探讨过，确认他家是毓汶公后人。毓汶公的不知第几位儿子下面有六个同父异母的孙子。古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从玉庭公起，到此兄弟六人，正好是五代了。这弟兄们在科第上都不能有所建树。莫说进士，连个举人也中不上了。传说毓汶公退而求其次，凭着亲族中有好几个人做过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关系，想叫他的长孙到江宁府学里拔个贡生，也是个进身之阶。因为名额有限，南京的秀才们闻讯大哗。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出去。诗说：“好个孙汶一老孩，特遣长孙过江来。诗赋文章全不用，凭着中堂压秀才！”毓汶公恐怕影响声誉，便收回了成命。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清朝的当朝宰相也不能给自己的亲孙子安排个职位来做，制度是很严的。而且对舆论也很重视，托关系搞个虚学衔也因士子们反对而作罢。谋私的能力比现在的做官人小得多了。&&& 后来孙家分家，为这兄弟六人置了两处庄园。嫡出的三人在济宁某村，庶出的四、五、六三兄弟在郭里集。买了近三千亩土地。由原籍济宁带来了种地户，再由这些户人往外分租。这兄弟六人也就在各自的村里建了府第定居了。我说不清落在郭里集的这三兄弟的具体年龄。只知那位六爷有两儿两女，其最小的儿子只比我大两岁。六爷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去世的，终年仅三十六岁。按此推算当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上面的两兄弟就可以推知了。据说四爷高大魁梧，练就的一身好武艺。郭里集村西有一条路名叫“马趟子”，就是专为四爷跑马而设的。有一片地名叫“苜蓿地”，就是专为四爷种马草的。传说四爷跑起马来，辫子在身后撇得矢直。六爷短小精悍，写一笔很好的馆阁体的字。可惜他生晚了，如果不废科举，倒是功名有望的。五爷留给人们的印象比较模糊。（二）&&& 大清国皇帝逊位，换成了中华民国，好像并无关乎下层民众。用老百姓的话说，“谁来了给谁纳粮”。照样种地吃饭，经济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老百姓对这次改朝换代还是感到有些不适应。不适应的地方就在于男子要剃去辫子，女子要放脚。这次剃去辫子不像清朝入关剃去周围那一圈光留中间梳成辫子时一样，下了死命令：“留发不留头。”这次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你剃。所以到了四十年代初，我小的时候还偶尔见到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的乡下男人。缠脚更是普遍的。在偏僻的农村直到解放才开始放脚。所以与我同龄的农村女子几乎都是缠过脚的。我所知道的最小的一位缠着三寸金莲的姑娘，比我还小着三岁。下层老百姓这样，按说“世受国恩”，享受的荣华富贵与清朝相始终的孙家，更应该抵触才对。事实不然，他家的人头脑灵活得很，比他们的远祖孙扩图还要灵活。辛亥革命一爆发，他们三兄弟就率先剃去了辫子。好在这次剃发不像清初一样含有对新朝臣服的政治意义。但是一般民众仍然看不惯，于是给他们三兄弟起了绰号，依次是“四和尚头”、“五和尚头”、“六和尚头”。这绰号终其一生，光头普遍以后也没去掉。&&& 从他家置买庄田，分家徙居到郭里集开始，他家的财富就在一天一天地缩水。到民国初年，每家就只剩有百亩左右的土地了。要是一般农民，百亩左右的土地仍是很富裕的。但对他家来说就已经是很穷窘的了。按说他家的男人没有一个是胡作非为、吃喝嫖赌的，眷属们也没见怎么样的享受。更没有遭过水、火、官司等横祸。是什么原因就一败涂地了呢？据我们村的老百姓观察，完全是由于世家公子出身，不懂得经营家业，一切听凭管事人和户人们。管事人和户人们却毫无顾忌地欺蒙偷漏造成的。“公仆”们管理的家业太大，偷漏个几十年还能支持，一家人的私产怎禁受得住“私仆”们的欺蒙偷漏？几十年时间就把个大家业给漏净了。&&& 虽然穷了，虽然换成民国，前清贵族依据“明规则”和“潜规则”所享有的特权已不存在，但在地方上影响还很大，老百姓对他家还是心存畏惧的。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每年二月十五，郭里集北五里之遥的皇路屯山上有骡马大会，远近百十里路的人都去赶会买卖牲口，成交量很大。有一年在皇路屯会上，孙四爷和高村李家的一位财主都去倒腾牲口。于是四爷相中了高村李家的一匹骡子，高村李家相中了四爷的马。经一个姓杨的经纪人说合，两家便交换了。高村李家换马是为了驾轿车子，四爷换骡子据说是一种时尚，京城里的八旗子弟们也都不玩马，改玩驯骡了。深层次的原因是不论京城里的八旗子弟还是郭里集的孙四爷，都不如以前富裕了。骡子比马好伺候，像喂个毛驴子一样就行。不花钱雇马夫，自己也照应得了。这也是他们那个阶层坠落时的一种表现。&&& 那经纪人向孙四爷说找给李家一百五十块大洋，向李家说找给孙家一百五十块大洋。交易谈妥，牲口“上绠”的时候，经纪人还大喊大叫：“骡子找马一百五！”稍后又叫：“马找骡子一百五！”双方都没有在意，经纪人净得三百块大洋。&&& 不料好久以后，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孙四爷的耳朵里。四爷非常生气，差人去叫这个姓杨的经纪人。经纪人惴惴不安地到了孙家，一见四爷还没等问话，就连屎加尿一起拉到裤裆里。四爷大人大量也就不和他一般见识，叫他回去了。回到家里，顺着腚拉绿色的粪便，拉了一天一夜，竟因此一命呜呼了。现在想来，那经纪人还可能是有病，不至于纯粹是吓的。但惊吓也肯定是原因之一。&&& 孙四爷对那狡猾的牲口经纪人能做到大人大量，但对财势骎骎乎即将凌驾于他家以上的暴发户张家，就没有那么大量了。相反手段阴险得没有了底线……（三）&&& 我们家原来和孙家并没有矛盾，按地位也够不上和他家闹矛盾。我的曾祖父在世时还租种过他家的土地，当然是他家的种地户转租的。至于后来他家败落了，买下他家产业的主要的也不是我们家。我们家仅买下了他家村庄以北的散片土地，村西大片好地是夏家买下的。夏家不但买下了他家大量土地，还买下了他家的房子。连他家的管事人和种地户投靠的新主人也是夏家。论产业我们家仅及夏家的三分之二。但孙府的几位爷们眼睛里能容得下夏家，看张家却像眼睛里揉进了沙粒一样难受。因为夏家也是世代官宦，那一代的主人夏廉玉是进士出身，做过太仓知县。他家享受荣华富贵是分所应得的。而张家只配做种地户！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亲不亲，阶级分”吧？&&& 1928年，孙六爷联络十八家殷实富户，组织“农民协会”，状告我大爷爷“土豪劣绅”。在此必须澄清的是，“农民协会”和“土豪劣绅”，仅仅是孙六爷在外面学来并马上用上的两个新名词。他们的活动与共产党发动的农民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试想，到了1928年，国共分裂已经一年，“北伐”已经“成功”，共产党早已转入地下。如果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会再以“农民协会”的名义，更不会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而采取法庭诉讼的方式。事实上这十八家，除孙六爷作为谋主，出谋划策以外，还有一位郭里集的秀才常开吉，是捏笔杆儿的。其余十六家全是三百亩、五百亩的的中小地主。而且除了郭里集一家姓赵的、纸坊头一家姓萧的、薄梁一家姓董的以外，其余十三家都是属于济宁地跨着县来告状的。那十六家实际上是被孙六爷胁迫或半胁迫的富户，为他们打官司出钱的。&&& 这时已是民国十七年，如果连同清末新政的时间算起，近代新的、与世界接轨的法律理念与法律实践逐步进入中国已经三四十年了。尤其刚刚经过了“北伐”，各方面都有一番新气象，司法方面也不例外。当时县里虽然还没设立法院，仍沿袭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制度。县政府属下有承审公所，由承审员审理一般民、刑案件。承审员与旧时代县署里的刑名师爷有本质不同。刑名师爷是知县聘请的“先生”，承审员则是正式的公职人员。刑名师爷拟就的判决书要以知县的名义发布，承审员则有权以自己的名字签署法律文书。孙六爷虽然道听途说地知道了几个新名词，但在司法制度上的这些进步则一无所知，好像现在所说的“法盲”。他发动的这场官司还是用的旧时代的老办法：请常三爷（开吉）拟就了状稿，请城里“啃影壁墙的”改成符合格式的状子，递了上去。“啃影壁墙的”是旧时代对包揽词讼的黑讼师的一种称呼。旧时代科举中了秀才、贡生之类，没有继续上进，得不到做官的机会。这些人便利用文墨方面的能力，结交官府，挑词架讼。民间有打官司的，他们通同作弊，分别挑拨、糊弄原被告双方，向官府行贿，他们也从中弄钱。因为过去县署门口都有一道影壁墙，他们靠着县衙门弄碗饭吃，所以叫“啃影壁墙的”。&&& 他们把状子递了上去，按老程序就静等着县衙门差人提取人犯了。怎么一等两个月没有动静？他们便认为被告有钱做了手脚。于是他们也攒起钱来往县署里送。也不知道送的是地方不是地方，不知道往黑窟窿了塞了多少冤枉钱。岂不知大爷爷在济宁买卖场中经多见广，一听风声马上在济宁请了律师。等《起诉状》送达之后一看呀，完全是老式的口吻，罗列了一些耸人听闻的罪名和一些空洞的、指实的结论性词汇。很少有实际内容。这方面马上在规定时间以内送呈了有理有据的《答辩状》。通知开庭时，对方见识了迥异于旧时代的新规矩、新排场，就叫他们很傻眼。控辩双方一辩论，更是弄得他们俩眼黧鸡似的。结果可想而知，控方败诉了，所有指证的条款都不予采纳。&&& 原告不服，又上告到省。为什么隔了地区一级就到了省里？是因为“北伐”以后行政区域改“道”为“专区”，是省的派出机构而不是一级政府，没有各部门的实体机构？还是孙府走了上层路线，越过了专署一级？从前听人们谈论的时候我就没有弄清，现在更无从考证了。一般上控案件都批“发回更审”，还是落回原审判机关。这次没有这样，是省法院直接审理的。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孙府省里有人，据我父亲说是因为《控状》声称一审时被告花钱运动了，语涉县承审所，承审所理应回避，所以不宜发回。&&& 邹县的一审好像对六爷进行了一场“普法教育”，二审时他们什么都懂了，也请了律师，并且是省里有名的律师。但是仍然没有具体事实，再好的律师也“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的粥来”。并且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说张家一审的胜诉是行了贿的结果。据说在旧时代审案官必须举出没有受贿的证据来。地方官遇到这样的事，常常有口难辩。不知多少好官被地方势力勾结他们的政敌给搞毁了。可那时就不同了，必须控方举出一审受贿的证据，否则就是诬告。他们当然也举不出来，结果比一审输得更惨。十八家和邹县的一位“啃影壁墙的”受到严厉申斥，还判罚了一大笔钱。所罚的钱不知以什么名义是给被告方的补偿。大爷爷当然不会要这笔钱，捐出来修了本村的玉皇庙。把个玉皇庙修得红墙绿瓦，又坚固又堂皇。解放后当做供销社的土产收购站和调味品酿造厂，一直用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还周周正正，屋不漏墙不倒。而修玉皇庙之事又导致了我大爷爷与本村盛家的另一场本不该发生的矛盾，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俟后再叙。&&& 因为我父亲是学法律出身，当年常常作为案例和朋友们谈论这场官司。我在旁边旁听了不止三遍五遍。所以能记述以上的过程。可是我至今仍是法盲，以上记忆得对不对，记述得靠谱不靠谱，希望朋友们予以指正。（四）&&& 这场官司在当地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是当时的当地政府赢得了声誉。人们认为是民国了，前清朝的宰相家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奈何普通老百姓了。官司持续了约一年半的时间，整个过程都是明摆着的。人们都知道胜诉的一方没有花钱。从前有一句俗谚说：“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恰巧这时承审所设在县政府的一个偏院里，因为闲杂人员来往太乱，所以没和县政府出进一个大门，在旁边的一道南北小街上另开了一个门。于是老百姓对此幽了一默。他们说：“怪不得，现在的衙门口不是向南开的了……“&&& 其次，张家的虚名传扬得更大了。当时盛传张家一面打着官司，一面买着地。告他家状的人家，都把卖地的契约送到他家去了。这事被夸大了很多。打着官司买着地的事是有的，但只买了一家原告的地。十八家之中十五家是外村、外县的，不可能买了他们的地。郭里集村的原告三家，其中孙、常二家本已无地可卖了。打官司用的钱是均摊在十六家身上的。他们两家在官司中不仅不必花钱，还可能因为操心费力搞点儿“按劳取酬”呢！确实是买了赵家的地，听说买的还不少。不过赵家倒也因祸得福了。他家原来已经有了六百多亩地，够个中等规模的地主了。打官司变卖了相当一部分，弟兄几个又分了一次家，每家就只剩几十亩地了。十几年以后的“土改”运动中，虽然都还是有车有牛的户，已经够不上地主，一律划的是老中农。下一代人才济济，都没被成分之累，许多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当了部门领导。至今赵家在郭里集村仍是个兴旺发达的家族。要不是那时上了孙六爷一当，败坏了一部分家业，在后来的社会变故中就惨了！&&& 第三，孙六爷很纠结，对于民国不像率先剃去辫子时那样拥护了。据说写了许多流露遗民心情、怀念大清朝的诗文。这是常开吉先生后来捐弃前嫌来了我们家教馆，在我们家闲谈时说的。可惜他家后代旧学根底有限，上代诗文都没有留下来。&&& 第四，孙家六 爷和四爷兄弟俩，一文一武。六爷是文人，忍得下这口气。四爷是武人，这口气难咽，他要按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孙、张两家掀起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偷生》第七章和前清朝的宰相家扛了两膀子（下）(一）&&& 与孙六爷的官司持续了一年半，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下半年以二审胜诉而结束。状元府兼着宰相家的孙府，三百年的官宦世家，何尝经受过这样的失败！尤其是败在一个土财主手里，更是心有不甘。为此孙四爷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夏天，又有一件不知什么小事触怒了四爷。四爷谅仗着拳脚无人能敌，这一天赤着膊，抿着裤腰，没有扎束腰带，赤脚靸着鞋，从张家街北门骂到南门，又从南门骂到北门。骂了两个来回趟，没人和他搭腔。第二天又去骂。有一个年轻的管事忍不住，邀合了几个伙计，都是年轻人，光怕事情小了不热闹的角色，藏在过车门后面。在四爷骂着走过时，冷不防一拥齐上，把他撂倒，雨点般的拳头打了一顿。若干年后人们提起旧事来奚落他，说：“四爷，你怎么挨了这么一顿打？你的拳脚呢？”四爷说：“事情来得太急，把我的拳脚打忘了。”过后觉得这解释有失体面，又自我解嘲地说：“好狗搁不住赖狗多！你不知他家上来了多少人！幸亏我会两手，一般人挨这么一顿揍，不死也得撇一身伤！”于是后来在郭里集流传下来两个歇后语，分别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一句是：“孙四爷的拳脚——忘了！”另一句是：“孙四爷的拳脚——会打，更会挨！”&&& 伙计们做完了事才去告诉我大爷爷。大爷爷说：‘你们惹下祸事来了。“此事又不能过分埋怨管事的人们，只得自己担起来。便托本村的绅士盛太如先生去孙府说情，答应请客、赔不是。孙家没有答应。闻听四爷被打后，跑到济宁某村孙府的庄园里，向他的嫡长大哥哭诉，被土豪欺负得没法在郭里集过了。他那位大哥（就是被毓汶公派去江宁拔贡生的那位）答应为他出这口气。这边大爷爷又托济宁的朋友去关说，也没有答应。大爷爷知道孙家是不肯善罢干休的，但也别无他法，少不得破财、丢人。民间纠纷按惯例无非是更大范围的请客、赔礼罢了。谁知一两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凭孙家的气势，难道罢了不成？人们心中狐疑不定。&&& 转眼到了深秋。这一天绝早，忽然从济宁方向开过来不知多少马队。外面包围了村子，里面包围了宅院。把大爷爷绳捆索绑，押解去了济宁。同时查封了库房、仓房，清点了骡马、车辆，看管了家人、眷属。单等定案以后就来抄家、弄东西了。&&& 大爷爷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方出手如此之狠，竟动用了灭门的手段，因此事先毫无防备。幸有大爷爷的最好的朋友，黄路桥村的马作莪先生舍命紧跟押解大爷爷的军队，直到济宁梁冠英师部军法处，得知关押的处所。我大爷爷被押解到就被砸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其时天色已晚，关人的一间小屋子底下是光光的洋灰地。大爷爷隔着窗棂对马先生说：“怎么弄点铺草过夜？”马先生跟他们商量。他们说：“你寻思他还能安稳地过这一夜吗？”言外之意，当夜就会按惯例屈打成招秘密处决了。马先生怕这话被我大爷爷听见，拿别的话遮掩过去，还说要铺草的话。军方看管人员说，得花四百块现大洋，买四把谷草。于是马先生连夜在济宁借来四百块现洋，换回来一抱谷草，铺在地上。&&& 马作莪先生守在窗外不忍离开。大爷爷在屋里听见，催他走开，他不肯动身。大爷爷说：“你守在这里无益。快去傅家街找我的亲家陈孝峰想办法。”马先生这才离去。&&& 其实看守人员所说，人犯不可能安安稳稳过这一夜的话，大爷爷也听见了，也听得懂他们的弦外之音。马先生一走，大爷爷把心一横：生有地，死有处！怕有什么用？躺倒就睡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心里疑惑，怎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呢？（二）&&& 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联系着整个中华民国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阴谋文化。大至讲战略战术的《孙子兵法》，小至个人打斗之术的各路拳术，都讲究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孙家嫡长兄可谓善于借力使力者了。他借的是冯玉祥发动反叛中央的战争的力量。&&& 却说冯玉祥两年前乘北伐节节胜利之机，以惯常姿态又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成了国民党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多年来垂涎于吴佩孚的拥兵河南、驻节洛阳，也终于达到了目的，并且把势力伸展到鲁西南一带。冯军梁冠英师驻守济宁，加紧积聚战备物质，预备发动叛乱，问鼎最高层的统治地位。因为过分搜刮来百姓，激起民变。鲁西南二十多个县的民间宗教团体“无极道”和帮会组织“红枪会”，曾于1928 年的阴历二月初二日，组织会众围攻济宁。其实那根本不能算打仗。凭民间的大刀片和红缨枪，根本不具有和西北军作战的能力。顶多不过算一场武装示威而已。他们不但不知隐蔽，反而挤成人疙瘩，在城墙外敲锣打鼓，大呼小叫。冯军守在城墙上，装聋作哑，连头也不露一下。过了几天，城下的会众越聚越多，也越来越懈怠了。忽然有一天冯军四路冲杀出来，红枪会如何能够抵挡？只得拼命败逃。冯军穷追不舍，打杀会众，焚烧“巢穴”。一时之间鲁西南各县处处流血、村村冒烟。当时估计被屠杀的民众不下十万人。其中邹县南乡的一支红枪会的首领名叫王传仁，是郭里集村以南五里路的爷娘庙村人氏。他领着会众败退到他的家乡。冯军追到，见凫山之麓的伏羲庙一带林木蓊郁，建筑巍峨，误认作红枪会的“巢穴”，用大炮轰击了一阵，又放火烧山，把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庙烧成灰烬，至今废墟犹存。&&& 这次事件以后，鲁西南一带传唱着一首长篇叙事的民歌。以一个被杀会众妻子的口吻，怀念她死去的丈夫。民歌一唱三叹，十分哀切。我至今还记得一些，省略去它咏叹的部分，其叙事的歌词说：&&&&&&& “不叫你在道你偏在道啊，&&&&&&& 在道本是瞎胡闹呀！
&&&&&&& “铁布衫呀金钟罩啊，&&&&&&& 抵不住冯军的机关炮呀！
&&&&&&& “机关炮呀轰隆隆啊，&&&&&&& 一炮打一个血胡同呀！
&&&&&&& “二月二呀龙抬头啊，&&&&&&& 天也愁来地也愁呀！
&&&&&&& “小白褂呀滋生生啊，&&&&&&& 老天杀得俺忒年轻啊……”&&& 我是1934年生人，我小的时候还在传唱着这首歌，说明这首歌起码流传了十多年！&&& 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我所见到的当代历史文献中竟无一字提及。现当代史家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故意遗忘，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冯军梁冠英部在鲁西南加紧搜括和积聚备战物资，除向地方财政调取和在正税之外另立名目进行摊派以外，还有一个更简捷的手段。他们以肃清盗匪维持治安的名义，抓住一些偷窃蟊贼，指使他们攀咬梁军势力范围以内的富户。富户之中凡家人和亲戚没有在军政两界做事的，孤立没有奥援的，干脆说就是纯粹的土财主，便被指为“窝主”。当时流传一个口头语：“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被诬者根本没有辩白的机会，便被抄家灭门。他们在鲁西南用此法频频得手，搞得军库和私囊都非常充盈。济宁以东虽已不是梁冠英的势力范围，却也早有耳闻，也引起了一些恐慌。因为军阀的势力范围不同于行政区划那么严格，对他们并没有很大的约束和限制。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越界采取行动？此时孙府那位嫡长兄，举报郭里集张家如此殷富，且有骡马数十匹可供军用。梁冠英怎不动心？于是他们抓了两个小偷关押起来，派人向两个小偷授意，只要招认郭里集张家是窝主，就放了他们。两个小偷按他们的意思说了，梁师军法处记录了口供以后，便把两个小偷处决，接着便派兵到郭里集抓人了。（三）&&& 出事的那年我父亲十八岁，还在家塾里读书。他念书很刻苦，军队进村时他已经在学塾里了。家塾在宅院西南角的一个院子里。听见动静，他出来书房往北越过一个存放杂物的院子，隔壁是邻居黄家喂牲口和存农具的院子。他在军人抵达之前翻身跳过墙头到了黄家那个院子里。&&& 说起黄家那个小院，如果相信宿命的话，那真是上天留给我父亲逃生的一个通道，也是留给张家免遭灭顶之灾的一线生路。当年我大爷爷扩张宅院的时候，张家街两侧东至村寨墙，西至西边的一道名叫“辘轳把子街”的南北街道，在这范围以内小户的宅子，愿卖的高价收买，愿换的在别处买一所宅院面积和房屋质量都明显强一些的跟他们交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只有一家姓黄的，人品上是个洁身自好的正派人，经济上是一家有车有牛、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他家上一代和我们家还偏着一点亲戚，我也没闹情是什么亲戚。他家在这范围的西南角靠东西大街处有一处小院是住宅；住宅往北隔四五处院子，靠南北方向的辘轳把子街还有一处小院喂牲口和放农具。我大爷爷托人和他家商量，想买他家的宅院。黄家坚决不卖。托去的人许诺，只要肯卖，可以出用现大洋把院子摆满的价钱。黄家老头也很倔，他说：“我用摆两层现大洋的价钱买张家的地基，张家卖吗？”托去的人回来照原话说了，把我大爷爷噎得干瞪眼说不出话来。但也别无他法，于是张家宅院范围内留下了这两小片没“统一”起来。如后来的政治宣传所说，恶霸地主可以霸占穷人的土地和房产。当年我大爷爷如果把黄家的两个小院霸占过来，围墙以内全是张家的，那么外面军队包围起来，一个人不让出来，张家就被彻底消灭了。中国文化中有灭九族、夷十族的“优良传统”，江湖中的惯例也要“斩草除根”以防止报复，因此，最后处置的时候是不会留下男性家庭成员的。&&& 黄家这个院子里只黄家老头一人在这里住宿、喂牲口。当下我父亲跳过去，黄家老头把他藏在牲口屋里，然后反锁上院门出去打听动静。得知我大爷爷被军队抓走，回来向我父亲说了。我父亲和他商量，怎么把他领出去，到济宁投奔亲戚，营救我大爷爷。于是黄家老头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木轮手推车拴上篓子，说是去推垫牛栏的土。车前拴上驴套，套上驴。他推车子，叫我父亲给他牵车。出了大门，街上的兵丁略一盘问就放行了。这些军人来时对宅院周围的情形应当是有过一些了解的。&&& 到了推土的土塘里，把驴卸下来，没有鞍具，便在驴背上垫了一件衣服，叫我父亲骣骑着奔济宁而去。那时从郭里集到济宁有东西两条路。西路走纸坊头、西庄、张家桥一路；东路走夹道、亢阜、孙家道口一路。打听得军队来去都是走的西路，黄家老头嘱咐我父亲走东路。一路飞奔到济宁，因为没有骑具，被驴背把腚和大腿内侧全磨破了。&&& 济宁的这家亲戚是陈孝峰先生。他是我大姑父陈克文的父亲。那时我大姑的婚事定妥了，还没出嫁。陈孝峰先生的父亲在前清时曾任宁夏省军门提督，相当于现在省军区司令的职位。到陈孝峰先生这一代仍是很有人脉的，在济宁仍然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大绅士。我父亲向陈孝峰先生述明缘由，因为情况紧急，陈孝峰先生安排他的家人为我父亲请医疗伤，他自己连夜奔走安排营救我大爷爷的事情。当前述马作莪先生从关押我大爷爷的处所去到陈家的时候，陈孝峰先生一切都已安排妥帖了。把他让到客室安歇，见到了我父亲，已经两腿缠满了绷带，在对面的床上睡着了。&&& 当晚，梁冠英师军法处押解的人还没到，济宁方面士绅询问情况、要求保释的代表已到了。那时地方上县城区域分四关、四隅，四关就是城外的东、西、南、北关，四隅就是城内以南北大街和东门大街、西门大街（东、西门大街不在一条直线上）为界分为东北隅、西北隅、东南隅、西南隅。各区域都有士绅联名呈上保状来担保。商业界有济宁县商会，商会以下还有各同业公会，如药材业、布匹业、杂货业等。他们不是统一的派代表来的，而是分别去人。一会儿这里去了人，一会儿那里去了人，把个梁师军法处的接待室挤得满满登登。那时军阀的部队到乡下就是土匪、强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在城市里，尤其是在济宁这样的中等城市里，却不能不有所收敛。当晚虽未能把人保释出来，但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成功地阻止了军方夜间秘密审讯、杀人。&&& 次日绝早，济宁著名的大律师饶福川先生胳肢窝里夹着大皮包就到了梁师的军法处，以代理人的身份要求会见他的当事人：郭里集的张华庭。不叫见面，他就等在军法处不走。少顷，济宁县政府送去公函，要求将人犯移送司法机关审理。以后，头天晚上要求保释的各家代表又去了。城区区长艾宾如先生也亲自赶到了。上午十时，陈家送饭的仆人提着饭盒赶到。军方接过去代转，送饭人不肯。坚称东家特意嘱咐，必须看着本人吃下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军方只得把送饭人领进去。送饭人回来述说，大先生在里面开怀畅饮，笑声琅琅，外面亲友才确信夜里没被暗害。继续这样僵持了几乎一整天。去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是县政府的承审员带着县长的亲笔信要求移送人犯。按说除司法部门以外，其他部门都没有审判权。私自关押、审讯都是非法的。军方是私自秘密逮人，偷来的锣鼓敲不得，现在承审员出面，军方无话可说，只得妥协，答应移送。把到口的肥肉又吐出来了。承审员也答应一定加意审理，给军方一个满意的答复。（四）&&& 转到地方上看押，有陈孝峰先生关照当然就没有再受什么罪。济宁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建立了模范监狱，取代了原来县署里的监狱。模范监狱后来我也记得在潘家大楼往西，再往北的地方，忘了叫什么街道名称了。老百姓不理解“模范”的意义，谐着音误称作“磨盘监狱”。据说这监狱在被关押者每人所占面积、室内采光、卫生条件、伙食条件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一直使用和实行到解放。大爷爷在那里也不吃那里的饭，一切床铺、衣物、饮食自然有陈家充足供应。家中人来人往，大爷爷仍可坐在监狱里传话指挥着家中和城里生意中的一切事务。承审员拖延着一两个月不予审理，其深刻用心彼此心照不宣。直到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大败，全军溃散，梁冠英仓皇出逃以后，才开庭审理。结果查无实据。两个小偷的供词因为死无对证，不予采纳。当庭宣判无罪开释。险遭灭顶之灾的一场官司就这样结束了。&&& 出监后在济宁最大的饭馆万福楼张灯结采，大宴宾客。回家时出动家中所有的三辆轿车子，车上坐着大爷爷、家中去接的亲友和济宁城中来送的士绅。现代人只在电影或电视屏幕上见过轿车子的样子了。像电视剧《红楼梦》中在荣宁街走动的和贾府门口停放的，都是一个马拉的。人们不知道还有一种叫做“二大套的轿车子” ，是用两匹牲口拉的，一匹驾辕，一匹拉长套。那种车子更气派。那天拉车的六匹骡子一律选枣红色的，带着满脖子的串铃，走动起来晃晃作响，声动数里之遥。村中自卫团的数十名团丁持枪保护。车过孙家嫡长兄那个村子，在他家门口停车休息，支槽喂牲口。团丁们喧哗、说风凉话。旧时代贵族、官僚家的大门有的三开间，也有的五开间。中间供人出入，两侧摆放着与主人官位、品级相应的各种执事。这些执事平时插在架上，正式场合出行时，由人役举着走在队列中。执事中有一种“衔牌”，上写曾任的官职名。衔牌都是成对的，最少一对，有的四对、八对不限。这时虽已到了民国十一年，名义上这些特权已不复存在。但在乡下他们仍然这样摆谱。大门口的执事照旧摆着不撤，婚丧嫁娶过路时也挑着，以显示威风依旧。那时路过时，团丁们也有识字的，互相指着衔牌说：“什么是‘侍郎衔’？‘侍郎’是什么？”另一个说：“这就不懂？侍郎，侍郎，侍奉郎君的意思。这家是开窑子的！”那个说：“不对，据说是个男人呢！”“那就是相公呀！这家是个相公堂子！”他家看门的人“咣当”把大门一关，那里还肯露面！大爷爷仍然劝止了团丁们。因为那时候的人要保持着君子风度，不把事情做得太过分。&&& 今天回溯这一事件，我本人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古代知识分子以不问政治为清高，可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把政治推到了每个普通老百姓的面前，从此便清高不得了。你不问政治，政治去问你！试想，如果中原大战的结果是相反的，那么，在我出生前四年，这个家庭就彻底被消灭了，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不会有我了。政治不是如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了吗？如果再说不问政治，那就或者是假话，或者是有了政治的特殊保护的人所享受的奢侈品了。&&& 第二，中国从古以来固然不是法治国家，但是一个有完善法制的国家。我国从夏商时期就有了刑事立法和专门的司法机关。《尚书》中的《吕刑》就是最古老的最系统的刑法专著。到了清代，《大清律例》已经有了极其完备的法律条文。民国后颁布《暂行新刑律》，1928年以后又制定了《中华民国刑法》及相应的诉讼程序方面的法规。中国的法律历代相传是完备的，是有权威的和得到认真执行的。从上古以来就有一条重要的司法原则：不是司法机关无权进行司法审判。《老子》上说：“常有司杀者杀。”还说：“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鲜有不伤其手矣。”可见先秦时代就有了这种思想。不是司法机关，无论官职多大，地位多高，如果私设公堂、监狱，审讯和关押犯人都是非法的。这就使人权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因为有法律在那里放着，所以一个小小的县承审员才能从军阀手里要出人来。&&& 第三，那时有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代底层老百姓说话的民间团体组织，有有威信的士绅阶层。这都是主持公正的社会力量。必要时这些力量可以与恶势力甚至与官府折冲樽俎，争取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空间。所以除非兵荒马乱的时候，在建立了秩序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守本分的老百姓是安全的。一般情况下并无飞来的横祸。&&& 第四，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旧社会”基本上是个讲理的社会。经济上残酷压榨的事情也有，以强凌弱的事件也有，老百姓含冤负屈的现象也有，但都是极其个别的事情，决非普遍现象。从前有的文艺作品（如《水浒传》、《窦娥冤》）把它们聚焦了。以后的意识形态宣传又把它们无限地放大了，于是把“旧社会”描述成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旧社会”是“暗无天日”的，就像说世界上其余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一样的谎言，不足凭信。可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至今已有两代以上的成年人没见过“旧社会”，因而相信了“暗无天日”的谎言，并且还在以此谎言教育尚未成年的一代。他们把这谎言信以为真倒不要紧，可是一旦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处于强势的时候，过去的意识形态宣传就成了他们的教科书，便按照教科书上说的依样画葫芦起来。所以目前经济上的残酷压榨，有势力的倚强凌弱，底层老百姓含冤负屈这些现象蔓延开来，有普遍化起来的趋势，这是意识形态宣传所始料未及的，也是深可痛心的。（五）&&& 与我家这场官司有着生死攸关关系的这段历史，及这段历史的结果，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态。首先，冯玉祥屠杀无极道和红枪会，杀得血流成河，破除了秘密宗教“刀枪不入”的迷信。再愚昧的老百姓也不再相信喝符念咒、“临坛”、“来体”、“金钟罩、铁布衫”那一套了。从此，这些宗教团体和帮会组织销声匿迹。虽然仍有一些道会门出现，但仅是一些敛财、骗钱的小人，已不具有原来一半是正义一半是邪恶的，在行政力量不能周密覆盖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平的性质了。其次，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产生了县以下的民众自治机构。过去县是国家行政层级的最下一层，政权不下县。这时的这些自治机构虽不是一个行政层级，但它也实施政府的一些职能，不是纯粹的民社组织了。这些自治机构建立了乡民的自卫武装，并很快得到发展。可以说这时候才是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始。从当地的情况来说，这种转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即在我出生前的三四年时间。&&& 中原大战冯玉祥败后，因为在鲁西南实在积怨太深了，溃散的冯军往往成班成排的被地方自卫 武装消灭。侥幸逃出被他们祸害的区域以后，才可以逃脱被杀戮的命运。逃出来的几十万散兵游勇像掐了头的蚂蚱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寻找回家的路，寻找新的隐蔽生活的出路。他们身上背的枪支，几块钱盘缠或一身便衣就卖了。甚至饿极了的给二斤馒头就能换下一支枪来。就以邹县西乡和西南乡而论，一下子被冯玉祥的败兵给武装起来了。我们村的自卫团从那时候就有一百三十多支步枪，两支德国手提机关枪，和一些盒子枪、手枪。我回想那时见过的德国手提式机枪，就和后来所见的苏联式的冲锋枪一般无二。差别只是苏式冲锋枪子弹装在转盘里，手提式子弹装在梭子里。很可能苏式冲锋枪是由那种手提式改装的。冯军武器都是苏联援助的。苏联为利用冯玉祥搅乱中国政局，转移对他们占领外蒙古的压力而装备冯军。那时候冯玉祥能得到苏联援助，利用西北绥远邻接外蒙古的便利，成师成团的整建制的装备送给冯玉祥，而在南方苏区的共产党军队反而得不到。这些枪械被乡村自卫武装收买后，不少乡村自卫团的枪械比县警备大队的还先进。虽是同样型号，使用同样口径（七点九毫米）子弹的步枪，但县大队用的是国产的“汉阳造”，而村自卫团买的一色的捷克式。这些枪械后来一部分被日伪汉奸队收缴，一部分归了敌后抗日武装。在敌后抗日的战场上，双方都使用着苏联的武器在拼杀，被日本人白捡了这笔无本的生意。&&& 中原大战使冯玉祥不仅声誉扫地，而且老本输光。此后团结抗日的局面形成，冯氏结束了在苏联的亡命生涯回国以后，只能挂个徒有其名的虚衔，召集不起来旧部，没有东山再起的号召力了。&&&
《偷生》第八章天塌下来了（上）（一）&&& 大爷爷的死对于我们这个家族来说，像天塌下来了一样。&&& 都是日本鬼子发动的侵华战争惹的祸。&&& 事情要从1938年春天我大姑的公公陈孝峰先生来我们家躲避战乱说起。&&& 按说自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弃地而逃，日本鬼子兵长驱直入，一路兵不血刃，并不须激烈的战斗。尤其济宁是亲日的人们挑着白旗欢迎日军进入的，更应该是秋毫无犯了。进城后在亲日的人们帮助下迅速地建立了伪政权，恢复了秩序。陈孝峰先生有何战乱须要躲避呢？&&& ——且慢，我所说的“兵不血刃”、“秋毫无犯”云云，应是说的日军进城以后的情况。进城以前曾发生过屠杀数百“欢迎”民众的惨剧，在此补叙一下。当时在风闻日军要来的时候，济宁城里几个曾留洋日本的新派人物（犹如现在所说的“海归”）宣传、鼓动商家和富户出钱，用低廉的工钱雇了很多穷人去欢迎日军。可是那时候通讯不畅，亲日派凭一厢情愿，事先也并未与日军沟通。日军大队行近北郊，远望北城门大开，从城里涌出了无数的人来，认为是出城抵抗的，就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猛攻。单等越攻越近，看清是欢迎的人群时，早已有数百人倒在血泊中了。鬼子兵头假惺惺的表示后悔，表示哀悼，还有什么用？死者一个留洋日本的新派人物也没有，一个商家、富户也没有，全是雇的城市贫民。不必说还是这些留洋人物胁迫商家、富户出钱处理善后，给死者少量抚恤，伤者简单的治疗完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到1941年我们家买了总府后街门牌七号的宅子，原来看门房的吴家三个儿子就有两个死于那场惨剧。也就是靠两个哥哥死难的那点抚恤，那位吴三叔才讨了个媳妇。那位吴三叔长得敦敦实实，脸上一脸大麻子。我们入住那宅子时他才结婚不久，还没有生孩子。他家四口人在我们家两间门房里住。除他们夫妻外，还有他母亲（我们叫她“吴大奶奶”）和他的叫“老妮儿”的妹妹，那年才十三四岁，（我们叫她“老妮儿姑”）。那个过程，吴大奶奶向我奶奶言之甚详。可是这样千真万确的事情，据我所能见到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一期期亲见亲闻的政协文史资料对此只字不提。不知此事有何忌讳，有何敏感！我今年七十九岁了，记得这件事。也就是说，凡在世的与我同龄或比我年龄大的人，都应当知道这回事。我们这些老人应该凭良心说出这回事，让后世记住日寇的暴行和亲日的汉奸们的可耻罪恶，免得这些冤死的同胞死得不明不白！&&& 历史拨弄人的命运，有时会发生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日伪时期县城里的风云人物，如在伪政权任要职的人，以及维持会、新民会里的骨干分子，在抗战胜利以后，或者被政府通缉，或成为人所不齿的人在当地混不下去了，有的就跑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在明德小学教日语的外号叫“李高鼻子”的老师，在新民会里也很活跃 。日寇投降以后就不见了。1948年济宁解放，我在基督教办的培英中学读书。一天早晨我和一个叫王宝生的同学去上学，刚拐过黄家街的隅首，就看见他迎面走来，明显发福了，看穿戴也应是个相当级别的干部。王宝生拖着腔叫了一声：“鼻儿——”他装作没听见。王宝生又怪声怪气的念了一句日语：“尻来哇，囊歹斯嘎！”他奔过来一把抓住王宝生的领口，威胁地骂道：“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我捏死你个小兔崽子！”那时刚解放不久，我们捣蛋调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还没有收敛，岂能被他吓住？我装作斥责王宝生：“你小子说日本鬼子话！送你上公安局！”我抓住李某的胳膊，拽着说：“走，我们拉他上公安局去说！”王宝生也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也捉住了揪他领口的那只手。他这才表现出惊慌，气急败坏地想挣脱。我们两个小孩揪扯不过一个大人，最终还是被他甩脱了我们，急急忙忙地走得无影无踪了。从此在济宁没有再见过他。也不知六十年来的风云变幻中，他是升了？降了？浮了？还是沉了？至于一些在日伪时期次要的活跃分子，大多没经过清算。著名的肃反的十几条标准，连结交官府的宗教界人士和长期卖淫的都可以划为反革命，唯独没有曾经当过汉奸的。谁知道为什么？&&& 还是少扯这些闲话，接续原来的正题。据多年以后说起来，陈孝峰先生当时躲避的不是战乱，而是伪政权和亲日社会团体的纠缠。凭他那样有影响的缙绅世族，那些伪组织争取过他来会壮他们的声势，增加他们的社会影响的。陈先生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就只好躲到乡间的亲戚家中了。（二）&&& 我们家能与济宁陈家结亲，也是因为大爷爷在济宁生意场中渐渐地有了些名气。在议妥了婚事，我的大姑还没出嫁之前，又曾有陈孝峰先生成功解救了我大爷爷被冯玉祥军队“绑肉头”之难（民间把西北军诬指富户为盗贼窝主，绑架杀人、劫财的行为为“绑肉头”），因此使我大爷爷与陈孝峰先生之间的亲情、友情又加深了一层。我大姑结婚的时候，当时民间有女方家长到男方去“会亲”的风俗。大姑虽是我爷爷的女儿，但他上不了那样的台盘，会亲的事便落到大爷爷头上。大爷爷会亲回来，盛称陈家官宦世家的排场。那天请到会亲席上陪客的，只有一个是秀才，其余全是拔贡、举人以上功名的。席设在陈家客厅的外间，两侧的雕花木隔扇上各挂了四幅共八幅条屏，乃是清朝连着八科的状元所写。这在当时也是很震撼的，要是放到现在就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了。大爷爷对陈家当然也是很景仰，并且自叹弗如的。从与陈家作亲以后，大爷爷才开始藏书、收藏名人字画等有文化品位的活动。&&& 到这时陈家挈家带口到郭里集避难，大爷爷当然欢迎，便收拾了路东的一个四合院，安顿陈孝峰先生一家。那个四合院便是被我祖父住过，引发火灾烧掉了的那一处，很快又照原样重修了的。前不久我才与我的一个叫海龄的族弟探讨过，路东的那个院子，才是大曾祖父与我的曾祖父分家时的（被我们家称为“后院”的）老宅子。至于陈家的衣食供应，对于两家来说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来到的时候接风、客人回请，都是当然的。不过在那时我还不在意这些事情。记得耿氏大祖母和三大祖母二人带我到陈家吃饭，觉得他家的饭比我们家的好吃得多，以后想起来便要去吃。再去时便是由三大祖母把我送去，吃完再接我回来。我那时对他家的印象是他家的二奶奶（陈孝峰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很和善，照应人很周到。孝峰先生很闲逸，很爱大声说话。不过声音再大，可着喉咙，声震屋瓦，所表达的情绪仍然是闲适的，不是与人吵架的那种。我那时候就能感觉得出他与我的大爷爷那种紧张、忙碌、严肃、刻板的日常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尽管回忆那时候的情况只是朦胧的感觉，用言语表达不出来。&&& 长大了以后，与那位二奶奶谈话中，听她所说的我那时候的表现，令我百思莫解。她说了不止一次，我有两次在他家吃完喝完回家的时候，偷偷把一盒火柴装在衣袋里带走。我自问平生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没取过一丝一毫非分之财。当时衣食丰足，大爷爷宠爱着我，能满足我的予取予求，我对衣物、玩具从来不知爱惜，能偷他家一盒火柴？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可是要说这是二奶奶说假话诬枉我，也是不可能的。她诬赖一个小孩子干什么？又何必在时隔若干年后又重述此事？这位老太太一生善良，活到九十多岁，周围的人没有说她一声坏话的。我觉得二奶奶的这个印象是固定的、真实的。在她的意识里以为四五岁的小孩子随手拿去点心爱之物也并不当个事情看待，所以多年以后还向我述说。此事唯一的解释是有一个从我出生就视我为死敌的人，不放弃一切诋毁我的机会，踩着我的脚跟给她制造了这个印象。这个人以后当然还要述及。&&& 那年春天两家来往欢洽，哪料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闹了大矛盾，竟至反目成仇了呢？（三）&&& 陈家到郭里集暂住，带去了许多二十世纪物质文明的成果。大爷爷经商来往济宁多年，什么花花世界没见过？不知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就是不往家乡引进。我父亲那时在北京上大学，每次回家，除了带些卫生用品以外，也揣测着和秉承着大爷爷的意思，不把“奇伎淫巧”带回来。所以在此之前，郭里集除了自卫团武器装备精良，质量超过县警备大队以外，其他现代文明概付阙如。我们家只有一座铜制的老座钟，连个暖水瓶都没有，有也用不着。一切生活方式和中世纪毫无二致。陈家一去，使郭里集的人见到了留声机、自行车、照相机、纸烟、洋酒、铁盒的罐头、香烟广告牌上印的仕女像……最先引起兴趣的是留声机。用摇把摇几下，安上片子就能听四大名旦、四大名生、白玉霜的“唐山落子”……真是太神奇了。不久我们家也专门去济宁买了一台。我大姑父叫陈克文，他有个弟弟是陈克武，在全济宁都是有名的浮华纨绔子弟。那时他整天抱个照相机，我二叔替他扛着三角架，到各处去拍风景照片。钻在红布底下像变戏法一样，第二天拿出照片来，山水、人物、花卉、禽鸟都惟妙惟肖，真是大开了郭里集人的眼界。&&& 大爷爷对他家的一切情况大多是听说。他很少有时间能见到。对听到的这一切新式设备全都不置可否。只是对他家的一些行为方式渐渐不以为然起来。首先是打麻将牌。自己一家人无事也坐在一起“方城大战”，这成何体统？幸而我们家没有人去学，只要看住小四（我二叔小名）不要跟他们学坏了就算了。其次，听说陈克武穿着背带裤，戴个大墨镜，两手插在裤兜里，嘴角上叼着化学烟嘴儿，喷云吐雾地招摇过市。有时还在街上骑自行车。这是很不礼貌的。当年夏家老先生是进士出身，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的，每次从济宁到郭里集，都是在北大桥下轿车子，见人拱手作揖，步行到家。大爷爷自己也从不在村子以里骑牲口和坐车。怎么陈家后生这么一点礼教不懂？我姑父有个妹妹叫陈克静，后来曾是我的老师。我在济南受二叔虐待时曾公开出面保护我，是个热心肠直性子的好人。那时正值妙龄少女，天气渐渐热了，听说她穿着短袖衫、西式短裤，露着雪白的胳膊和腿，还赤脚穿着凉鞋，嘴里哼着流行小曲。大爷爷听说，觉得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了！我三姑比我大六岁，那年应是十一岁了 。她没有缠足（其实是开始缠了，正好我父亲放假回来，给扯掉了），这在当时就已经是很开明的了。这样一家大人孩子跟他家学成个什么样子！于是便经常派人向陈孝峰先生传言，请他注意对子女的管教。传话的也有传少了的时候，也有传多了的时候。慢慢地双方都有些不悦，但都还保持着表面的友好 ，尚未发生正面的冲突。&&& 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陈克武在牲口院里用手枪打树上的鸟。这不过是青年人的荒唐举动。用步枪瞄准也许可以，手枪往上射本来就没有准头，老玩枪的也不动打树上鸟的念头，何况他是来到郭里集才摸到手枪的！这天大爷爷在家，听见东院里“砰砰”两声，急忙派人去看。差人回来一说，老人家就出了门，站在大门台阶上，正遇见陈克武从牲口院里出来往外走。大爷爷生气地斥责了他。陈克武嚣张顽劣，亲爹的话都不听，岂能听别人的！当时反唇相讥，还带了一句“州骂”。因为旧时济宁为“济宁州”，所以济宁经常骂人的一句话便被称为“州骂”。很难听，我就不在这个茬口上写出这句骂人的话了，以后的回忆录能提及这句“州骂”的机会有的是。大爷爷当时没有制服陈克武，便怒不可遏的喝令：“把陈孝峰给我叫来！”&&& 陈孝峰先生出来了。可叹两个老人家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一辈子都是被别人众星捧月般地恭维着的、顺承着的，从来不曾被人当众指责过。所以两人发生口角就很快地上纲上线，说出了很绝对的、没法转圜的话来。陈孝峰先生拿过去解救大爷爷说事，指责大爷爷“忘恩负义”。大爷爷就说他家的孩子“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最后大爷爷下了逐客令。孝峰先生岂能示弱，不用张家的车马，当天雇人搬运，回了济宁。&&& 在争吵过程中，我爷爷也参加进来。他本来是个是非不分的人，说话也说不到地方去。孝峰先生从来也没把他这个正头的亲家看在眼里。不过吵架本来就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外人哪管谁是谁非，表面上看陈家爷俩加上我爷爷对大爷爷一人，三比一，大爷爷处于弱势。而且“忘恩负义”的指责对大爷爷很有杀伤力，总起来看这场争吵是大爷爷落败了。&&& “七七”事变后我父亲就回到了家里。陈家来了以后，他每天和大姑父在一起，读书、探讨学问、谈古论今，在矛盾的全过程中，从开始的啧有烦言，直到最后爆发冲突，他二人都躲得远远地，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那天闹架的现场也没有他二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他二人的处境中，只能如此。可惜大姑父这样做能得到他父亲的理解，我父亲却得不到。这边说他“胳膊肘子往外弯”，那边说他“一扎没有四指近，你还是不分是非地向着你爹！”两头不落好。&&& 隔着七八十年两三代的时间，远距离来看这场冲突，很难说两个老人谁对谁错。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价值观的分歧，他们的冲突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不关乎两位老人的人格和品行。（四）&&& 和陈家的乱子闹过不久，大爷爷又与担任自卫团长的盛保銮四大爷发生了一些矛盾。在先与孙六爷打官司，判罚了对方一大笔钱。其中一部分赔偿胜诉的一方。大爷爷便把这笔钱用来重修了玉皇庙。修庙事宜由保銮四大爷经手。庙修得很好，好几项工程，历时好几年。钱不够，大爷爷又拿出了一大笔，又从村中募劝了一笔。完工以后算账，短了四百多块钱。当时没有严密的会计制度，很难追究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事情也不算大，只是在他们与盛太如先生三人议事时，大爷爷问起此事，与保銮四大爷拌了几句嘴，太如二爷没能劝止住。我想大爷爷那时心情肯定不太好，说出撤去他的自卫团长的话。他也负气地说：叫干也不干了！当时不欢而散。其实当时郭里集他们这三驾马车自我修复的功能是很强的。大爷爷虽说撤去保銮先生的职务，但几天过去了，并未委派新的人来接任。二人表面上不和，但两个家庭内部一切友谊关系仍然维持着。例如盛的两个儿子（我记得有三哥，另一个不知是二哥或是四哥了）仍在我家家塾里就读。何况又有个太如二爷充当滑润剂，只待过上几天，两个人都消了气，他再从中一说，哈哈一笑这事就过去了。&&& 盛家人丁旺盛，支分派析传下来，有“老五支”、“少五支”之分。“保”字辈以下是“春”字辈，从堂兄弟已有二三十人之多。人一多了，自然就贤愚不齐。其中就有几个年轻不谙事理的小伙子，一听他们的四叔被撤了自卫团长，那还了得！又看到跟陈家闹乱子时大爷爷 表现出的势单力孤，便想找他一些麻烦。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只是当众羞辱他一番，或是痛打一顿出出气?还是要挟、逼迫为他们的四叔复职？这都不得而知。甚至年轻人盲动，并没有明确打算也说不定。郭里集一六逢集，这一天是郭里集，大爷爷一早到盐店议事。议事完毕回家，出了盐店向北走，便看见盛家几个年轻人横眉怒目地站在十字路口上。大爷爷看势头不对，扭头向南，走到第二个十字路口叫“鸡市”的地方，被几个年轻人追上，逼到墙角里发生了口角。其中一个叫盛春平的，是郭里集“南酒馆”的单传正支，因此是产业最雄厚的，也是最盲目最不晓事的。他把巴掌扬到大爷爷面前，口里唾星四溅，吵闹不休。&&& 大爷爷这时是色厉内荏的。在大街上要是被几个无知年轻人打一顿，老邻世居的，事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挨了也是白挨，这人就丢大了。大集上众人面前硬撑不好，服软更不好。正在无主意的时候，忽然从外围跳进一个年轻人来。这人细高身材，腰细膀宽，留着分头，对襟上衣密密地定着十个以上的盘扣。手里倒拿着一把盒子枪，就是用手攥着枪管，用枪把敲击这些围攻大爷爷的年青人的头。立刻盛春平头上被敲出几个大疙瘩来。口里斥骂着：”你们这些熊东西，不知道个上下尊卑，对我大爷无礼。我一个个的抢崩了你们！“说着颠倒过手中的枪，指定了他们。吓得几个人抱头鼠窜，跑得无影无踪。他也不去追，转过身扶住大爷爷说：“大爷，你老人家别生气，我送你回去。”&&& 大爷爷心力交瘁地倚在这年轻人有力的臂膀上回了家。坐定了，才想起问：“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大爷，我大大是史在友，我是你大侄，叫小禄……”&&& “喔喔，那就知道了。小来，别在外头跑了，在家里干吧。郭里集自卫团的几条枪，你给我带了吧！”&&& 盛家几个年轻人的盲动，使盛太如二爷非常被动。调解了大爷爷和保銮四大爷的矛盾，也不能再把自卫团长的差事要回来还给他了。保銮四大爷也只有暗暗叫苦的份儿。史在友是什么人？他家的“小禄”又是什么人？岂是这里几个老实庄稼人所能得罪得起的？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步棋走错，满盘棋就输定了。
《偷生》第九章天塌下来了（中）（一）&&& 史在有何许人也？这在当地是个谜。在他去郭里集落户之前，没有人知道他的籍贯和身世。史氏家族在当地也是个大家族，高村、镇头，再到以南的滕县地域内的村庄，都分布有史姓居民。他在史姓家族中辈分很高。按亲友关系我应长称史姓的“孝”字辈。我父亲的一个拜把子的小兄弟叫史孝顺，还有我妹妹的公公也是“孝”字辈。“孝”字辈的上代是“用”字辈，“用”字辈以上才是“在”字辈。也就是说史家“孝”字辈的人应称史在有为爷爷。但对此史姓家族的人并不承认。他没有近支本家，他们认为他是冒充的姓氏和辈分。他在民间秘密帮会“三翻子”、“在礼会”中的“香头”（也就是辈分）很高。当地许多原来帮会的头面人物如王传仁、张德河等都要尊他为前辈。以前他当然是吃江湖饭的，究竟吃的哪碗饭也不得而知。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刚至中年忽然就金盆洗手，退出了江湖，来郭里集安家务农了。为什么早早地急流勇退？穷途末路了？大彻大悟了？还是躲避仇人追杀？没有人能够知道。为什么选定人地两疏的郭里集？就更是无人去探究了 。&&& 它来到郭里集，在村西北角龙王庙以西路北，置了一处四合院，在土质肥沃的村西买了几十亩地。一具牲口，一辆车。这个规模在自耕农中也是很不起眼的。可是他却能雇工耕种，自己和家人安享富足、舒适的生活。就以穿衣这一条来说，我的大爷爷是二十顷地的大财东，冬天穿的皮袍是羊皮的。他却是穿直毛的皮袍（羊毛有弯，狐狸毛没有弯，所以狐皮袍俗称“直毛的”）而且不止三身两身。我也恍惚记得，他戴的一顶吕宋帽，帽顶高高的，是黑色羔子皮的，显得很华贵。经济来源不言自明。&&& 他来到郭里集表现得老实本分。以他的大儿子被任命为自卫团长为标志，在此以前从不参与村中的公事。与邻里也没有纠纷。邻人们知道他是有来历的，也不敢侵犯、欺侮他。他有时也扶困解危，做一些好事。曾有一个董姓的孤儿，在一个大冬天里，冻饿得奄奄一息，倒卧在街上。被他遇见，用皮袍子大襟兜着回了家。救活了以后，委托一个女仆把那孤儿养大。解放后这个孤儿当了联防队长（相当于现在的管区主任），在“土改”中保护他没有受皮肉之苦和人格侮辱，这是后话。自从他的大儿子当了自卫团长，他渐渐地也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盛保銮和我大爷爷很快就又和好了，每天傍晚短暂碰头的“三驾马车”，添上他成了“驷马高车”了。他很殷勤，太如二爷与我大爷爷几十年的莫逆之交，称我大爷爷为“大哥”，他不带那个“大”子，亲热地叫我大爷爷为“哥哥”。外人不知道的还可能寻思是亲兄弟呢！其实还是原来的三人是真贴心，对他还是存有戒备的。以他的聪明也不会感觉不到。&&& 史在有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史用奎，二儿子史用廉，三的我忘了名字，四的名史用田。从与他家发生关联，我认识了史用奎以后，一直叫他大叔。后来才知他其实比我父亲还大着两岁。他是宣统三年辛亥革命那年生人。发生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的时候，他应是二十八岁了。他的二兄弟比他小很多，那时还没有结婚。可能是中间隔着姊妹的缘故。（史用廉后来娶了郭里集最美丽的女人，婚礼隆重，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他的结婚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老四只比我大两岁，由此可大约推知老三的年龄。我在先以为史在有只有一个女儿，嫁夫姓汪。后来关系不好，常年在娘家居住。近几年才知他有三个女儿，年龄顺序及配夫情况就都不清楚了。&&& 因为江湖上有人脉，那时老大已经出外闯荡多年了。内地乡民不知道江湖中的事，不知道史用奎在外面干什么。只觉得很神秘，总的印象认为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传说他身形矫健，双挎的盒子枪百发百中。其余三兄弟都还算没有成年。他们的小名叫大禄、二禄……“禄”只是记音，不知是哪个字。按此字去声，可用做名字的同音字甚多。但当地读成阴平，就只有一个“鹿”字也是去声读阴平，与其同音了。别的同音的都是粗俗不能用作名字的。当地老百姓称他们为大坏、二坏……直至四坏。其实老四老实本分，一点都不坏。兄弟排行膺了此名，算是占了哥哥们的光。（二）&&& 在多事之秋的1938年，还发生了一件看似喜剧、被怀敌意的人视为闹剧、实为大悲剧的插曲：我大爷爷又娶了第四位大奶奶。&&& 与陈家那场纠纷对大爷爷打击很大，使他感到了众叛亲离的悲哀。我父亲两面应付的办法并未奏效。我不便揣测父亲的真正态度，但又不能不相信大爷爷的感觉。况且即使他真的站中间立场，对两方面虚与委蛇，也会使大爷爷对他很伤心的。过后反思起来，我很能理解一个无儿无女没有贴心人的老人，在周围的敌意环伺中的孤寂心情。一辈子不认输的性格使他决定了最后的一搏。大爷爷早年生过两个儿子，死了一个，被忍痛给了人一个。按说他应是能生育的。后来两次再娶没能生育，我不忍设想内中的缘故。看来大爷爷也并不很了解自己。所以他的这个决定很符合他一生积极进取从不言败的性格。&&& 大爷爷这样做并不违反当时当地的礼法。中华民国的民法，采纳了基督教国家的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但仅是提倡 ，并未定出对重婚、纳妾等的惩罚的条款。处于新派人物守新法、旧派人物守旧礼教的也算是双轨制的阶段吧。以我们现在的观点，很难设想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以同时有两个或以上的性伴侣。在这个问题上只能专注于一人，忠诚于一人（哪怕这个人是婚外的，也必须以婚内的那个有名无实为前提。只要不踩着了犯罪的这根底线，宁可稍许地违点儿法，也不能违心中的理和礼！）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的人。不仅法律是人定的，道德也是人定的，是可以随时代改变的，而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孟老夫子的“四端说”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善意谎言。&&& 没人向我说过我父亲对此事的态度。我能想像得出，他是既阻止不了内心又很不以为然的。他生前的诗文都丢失了，我当时很小，不可能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与我的三表叔很投缘，常作竟夜之谈。他记得我父亲的一首诗，向我述说，并大加赞扬。我说一点也不合律，他说应当当乐府体看待。诗说：&&& “独自怨月老，缘何点配差？文鸳嫁野鹜，红颜对白发。东风才放蕊，西方落日斜。悠悠彼苍天，此生实误煞！”&&& 从此我记住了这首诗，并且越想越不对味儿。不是诗句的好歹，而是可以想见作诗的背景一定是为大爷爷再娶而作。反对人家再娶干吗？还不是怕人家生了儿子，就不能继承人家的遗产了吗？我觉得当时他的心态不能算是厚道的。&&& 关于第四位大奶奶娘家的情况，都是过后多年听我大舅说的。我外祖家在滕州东古村，她娘家在南湖边垤埆附近的一小王庄，离的很近。（听话音他虽不便正式出面说合这段婚姻，但他也是参与了的）所以知道得很详细。确实是正经农家的女儿；确实是姑娘，初婚；确实是凭媒说合；确实是女方娘家一个钱未图。那么为什么愿意把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嫁给一个五十九岁的老人？也并不是他的爹娘狠心 ，一把把女儿推入火坑，而是被迷信思想害的。原来她从小说了一门娃娃亲。说妥了十余年，那男家的孩子死了。于是又另说了一家。不料转过年来，那男的又死了。旧时代女人的命运，最凶、最不吉利的是“妨夫”命。未嫁死了未婚夫的更是叫做“望门妨”，是更凶、更不吉利的。她两度“望门妨”，媒人就不敢上门了。后来算命的有说要三次妨夫的，有说终身妨夫无有破解之法的。弄得父母很丧气。大爷爷素不信这些休咎无稽之说，听说她家的情况便托人去说。她的父母一听男方广有财产，过门后倘有一男半女，死了丈夫也是终身有靠的。况且花甲老人，死了也不会赖是他家女儿妨死的了。于是这媒一说便成了 。&&& 那年我五岁，迎娶的情况记忆中有那么一回事，细节完全不记得了。直到耿氏大祖母晚年，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心情也好起来了，便不断地和我说闲话，说家庭过去的琐事。是她那时告诉我的。据她说是那年的八月接过门的。简单从事，省去了一切的仪式。婚房在后堂楼的西套间。大奶奶说：“那天你们那一窝子都没偎摊儿！”因为后堂楼是财产重地，所以阻挡住一切观看的，和按民间风俗吵喜的、闹新房的。所以气氛不是热闹的而是宁静的。那晚，大爷爷在客厅里只招待了几个好友，亲戚都没动。堂屋里，为了热闹，增加喜庆气氛，三大祖母搞了个恶作剧，她悄悄点我的捻子，叫我赖在帐子里和他们一块睡。她把我推到蚊帐里，出乎她们意料之外，过了一会儿，我竟规规矩矩和新四大奶奶说起了话来。后来该走了，我不肯走。耿氏大祖母强行把我抱走，送到大大祖母房子里。我大叫：“我的鞋……”“鞋今夜不穿了，明天给你送去……”&&& 从第四位大奶奶进门，到大祖父去世，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到第二年的七月，他以身殉旧的制度，以身殉我们这个善恶交集的家族、家庭，也只不到一年的时间。死的时候才虚岁二十……（三）&&& 凭史在有在江湖上的地位，凭史用奎不可一世的自负性格，能把个乡村里的自卫团长看在眼里？他不过找一个跳板而已。果然就任自卫团长不久，就与邹县的伪政权挂上了钩。恰好我大爷爷及太如二爷、保銮四大爷等不愿与敌伪政权发生关联，便由他出头应付，他们几个人光管村中的公益事业，倒也相安无事。不料史用奎对小小的邹县也不大看得上眼，不久又攀上了一个高枝：伪湖西剿总刘本功。&&& 说到这里，不得不把刘本功补叙一番。刘本功，字建勋，济宁城北康庄驿附近的刘庄村人。他那村庄在官家的册籍上是刘庄村，但在老百姓口中唤作“鸭儿刘”。不知是因放养湖鸭得名，还是因为是野鸭栖息地而得名。那个村庄我没有去过，只从康庄驿路过了一次。那里是蜀山湖的湖边湿地，也是退水种一季麦子，上了水行船打鱼的地方。本是藉藉无名的一个小地方，自从出了个闯土匪出身的刘本功，才出了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出了名也不是好名，是被人们嘲笑、调侃的孬名。我小时候在济宁听到许多关于“鸭儿刘”的笑话。略说两个：&&& 鸭儿刘地势低洼，埋葬死人的坟子在上水季节便泡在水里。据说刘本功的父亲在儿子有了出头之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上坡村庄里置买了一片林地，把他的父亲（就是刘本功的爷爷）迁葬到高爽的地方。旧时把下葬了的尸骨再扒出来叫“起櫕”。刘本功的爹“起櫕”的时候，因为埋入地下多年，虽然上面筑了一个土坟，但年年被水冲，又年年重筑，天长日久挪了地方，地上的坟子与地下的尸骨不是正对着的了。当下从坟下挖下去，找不到棺木。把坟坑往四外扩大，仍是没有找到。刘本功的爹着急地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瓮里还跑了瘸鳖不成？”从此留下了一个歇后语：“鸭儿刘起櫕——瓮里跑不了瘸鳖！”&&& 终于找到了棺木，成功地迁葬了，筑了个很大的土坟。便有人恭维他：“好大的坟头子！”刘本功的爹为了表示一下谦逊，便说：“哪里，哪里！这坟子比起济宁城边头的来，是孙子！”城边头是城市近郊之意。他的意思是比济宁近郊的坟子还小得多。于是又出了一句歇后语：“鸭儿刘的坟子——比起济宁的来是孙子！”&&& 笑话归笑话，刘本功确实是发迹得很快。一开始当湖匪，藏身在芦苇深处，打劫来往的外地船只。后来被韩复榘招安，成了官军。因为骁勇斗狠，能豁上命地打仗，转眼工夫当上了韩复榘的特务连连长。抗战开始时已经是手枪旅里的一名团长了。老西北军底子，从冯玉祥那里继承下来反水投降的“光荣传统”。据说日本鬼子进关，成建制投降日寇的，如吴化文等，大多是原西北军的部队。西北军在伪军主力部队中占了将近一半。这位刘本功在韩复榘弃地而逃时故意落后，躲开大队拉着千把人投降了日军。日伪政权给了他一个“湖西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在湖西一带招兵买马，扩充军队。据称最后达到一万五千人之多。兵力壮大了，升格为“鲁西剿匪总司令”，兼郓城县县长，是专门对付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抗战胜利以后，接受了“山东省暂编保安第二师”的编制，任济宁城防司令驻守济宁。在国共谈判订立的“双十协定”生效的前一天，济宁失守，他败退到济南。1946年春，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论罪，在济南天桥枪决，暴尸三天。那时我恰在济南，济宁老乡们恨刘本功的都去天桥观看。我也去了，远远地看了一眼，因为太血腥恐怖，没敢靠近。&&& 听人说刘本功在位上的时候，娶过五个老婆。势败以后便都卷逃而去，风流云散了。居然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小老婆，在暴尸三天期满以后，亲到行刑之处收敛了刘本功的尸首，用苇席包起来，送到刘的老家，把他埋到刘家的老林里，也算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了。&&& 1947年国民政府时期，我在济宁读初中一年级。有个和我同龄的同学（我至今记得他的面貌和说话的声音、表情，可惜总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在济宁乡村简易师范也是读一年级。他和几个同学合伙租住我家的房子，因此认识了他并常在一块玩。他的师范同学向我说，他是“已故刘司令”的乘龙快婿。那年他十三岁，他妻子二十三岁，比他大着整整十岁。从前他那地方时兴大媳妇、小女婿。我们便以这事来嘲笑他，奚落他。所说的话实在不能上大雅之堂，更不便在这里写出来了。（四）&&& 史用奎当上了村自卫团团长之后，很快就到湖西投靠了刘本功。估计他不一定够得上刘本功本人，可能仅是跟刘本功手下的“中层领导”接上了头。那时军阀扩充军队的惯例，不论土匪或是帮会头子，拉过一个营的人去，他就是营长；拉过一个团去，就是团长。到特别大扩充的时候，拉一个连去，给个营的编制，拉一个营去 ，给个团的建制。先搭个大架子，让你再往里填东西。按史用奎担任郭里集的自卫团团长，有一百三十人枪。相邻四里的高村，有六十人枪。其他独山、郭东等各有十支、二十支不等。虽然按乡村自治的层级，高村李为栋先生是区长，是管辖和领导郭里镇的，但史用奎如果控制了郭里集的一百三十多支枪，就可以裹挟周围村庄自卫武装共约二百多支长短枪去投效刘本功。那么，他营长是稳拿，团长也有望。史用奎的如意算盘是会打到这个地步的。&&& 当时由于盛家的年轻人一时冲动羞辱了大爷爷，大爷爷也一时气极用了史用奎。但是凭他的英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步错棋，也就立刻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措施。措施的第一步是把郭里集自卫团的私枪和公枪严格分开。这一百三十多支枪中，五十支步枪是村中的，都是国产仿捷克式的“汉阳造”，也都是些老枪了。其余八十多支长短机、步枪，是我们家的，都是新近才从西北军败兵手中买到的新枪，而且是进口的真正的“捷克式”。保銮四大爷管事的时候，公私枪支在账面上有分别，使用上是不分的。史用奎接事，只把村中公枪及使用这些枪支的团丁的册簿交给他，私枪的情况没有让他知道。&&& 这八十多支私枪都由我们家的管事及长工们使用，枪确定到人，除三个坐夜的使用的三支以外（黄三大爷、王瑞玺大哥二人看整个宅院，每人一支步枪。我的表大爷刘经绪使一支德国手提式，专看后院内宅），其余的枪支平时农活忙时“插起来”，到冬季三个月拿出来保养、练习。我们家的长工们都是武装起来了的，都是玩过抢的。所以后来许多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刘广富、孙步勋、张玺龄、张春龄等都勇敢善战，做出很好的成绩。从1944年村寨解放，到五十年代初，仅仅六七年的时间，步勋大爷干到县公安局局长，刘五大爷干到副县长兼着一个区的区委书记。那两个本家大哥都是干的大部队，也都当到连、排长之类的基层军官。&&& 兵荒马乱的年月，各地都创造了许多掩藏枪支的办法。我上面所说的把枪“插起来”是我们家隐藏枪支办法的一句暗话。民间住宅建筑墙上开门、开窗的地方，为了承托上面的重量，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在门洞、窗洞的上方发券，另一种是在门窗的上框上加“过木”（又称“门上槛”）。“过木”上再加“压槛石”。我们家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的后一种办法。建房的时候，在“门上槛”或“窗上槛”部分造成一个木制的空腔，这空腔正好一颠一倒放进两支步枪去。外面用一块活动的木板挡住。长期隐藏可在木板周围用石灰抹上缝。为防止枪支生锈，在外面擦上油，里面灌上腊。据说再使用时并不须清除灌进去的腊，只要弹腔内能压上子弹，就可以击发。射击时的热量就把蜡化掉了。&&& 史用奎能掌握的五十支枪，也是分到团丁手中的，用完统一保存在“局子屋”里。团丁大体有两类人，一类是有车有牛的殷实人家的年轻人。当时买枪都是出过钱的。另一类是村中机敏、强健的后生，其中家境贫困的村中给予一定的补贴。史用奎要往外拉这些人，家境好的不大容易受蛊惑，本人受了蛊惑家中人也会阻拦。只有后一类的团丁能上他的当。那年冬天他带人参加了刘本功部队的一次军事行动，拉出去也不过二十人枪。回来时史用奎很沮丧。可能一则他投靠的上司对他不大满意，嫌拉出去的人少，与他事先的许诺不符；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出师不利，带出去的人被打死一个，打断了腿的一个，这事就棘手了。&&& 由上可知，我的大爷爷对史用奎是有所戒备的。外面传言大爷爷年老昏庸，专一信任史氏，要认他为干儿，要把他的一份产业留给他，结果“自己的拳头捣了自己的眼窝”等等，都是无稽之谈。是当时怀有敌意的人为挑拨大爷爷与我父亲的关系而编造的。
《偷生》第十章天塌下来了（下）（一）&&& 被史用奎拉到湖西参加刘本功部队的作战，死了的一个团丁姓朱，家住东山。东山是村东面圩子外的一片地方，地势较高，所以名“山”。住着几十户人家。姓朱的是住在东山的一个家族。后来我与朱姓族人多与交往。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学生可能与战死的这位在本家的支份中最近。但不知是什么辈的，与我的这个学生怎么称呼。打伤的那位姓张，名字不显，绰号很著名，叫“张大吹”。那时伤了腿部，做了截肢手术，拄了双拐。后来在村子中心的“弯巴槐树”开茶馆，活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他们是年关切近的时候铩羽而归的。善后事宜，即死者的丧葬和伤者的治疗不成问题，唯是下一步的做法成为争论的焦点。村中民户对史用奎的做法非议很多，纷纷要求限制他的权利和规范他的行为。而史用奎不但不知收敛，反而急于想把我们家八十支私枪也归他支配，以实现他拉队伍入刘本功部队以飞黄腾达的目标。&&& 我上面说大爷爷防范和限制史用奎的第一步办法是把私枪和公枪分开，不叫他染指属于私家的那八十支更精良的武器。还没有说到第二步。他的第二步办法是重视了村中问公益士绅在盐店议事。过去有事都是“三驾马车”简单商量，到盐店和大伙一说，便按部就班地执行起来。现在在盐店开会的时间长了，凡事征求众人的意见，想用公议制止住史用奎。史用奎不知以前的情况，把盐店议事决定村中事项视为当然。所以从湖西回来就急着开会。但那时过年是大事，不过了正月十五是召集不起人来的。他也只得等着。&&& 正月十五过小年，次日十六逢郭里集，而且是年后一个重要的集日，各家都要赶集。所以迟至正月十七才开会。听耿氏大祖母说，那天吃过早饭大爷爷动身去盐店时，我哭着闹着非跟去不行，这在从前是没有的事。大爷爷知道这天的会气氛好不了，所以一定不肯带我。我便抱着他的腿不让走。几十年后耿氏大祖母说起此事来，还觉得像有些预兆似的。&&& 据参加过盐店会议的人后来述说，会上各说各话，根本没有谈得拢的事情。史用奎气忿地提着大爷爷的名字说，某某人，我们是你们家的看家狗，是给你们家看家护院的！总不能磨还没有拉完就杀驴吃吧！大爷爷说，你是维护全村治安的，不单是为我们一家的。而且我的家也伸展不到大湖以西。史说，那么你在郭里集的家总要人来保护吧？大爷爷说，你只管村中的治安吧，我的个小当院儿，两三个愚鲁村夫就看守得很好。二人的这番对话都含着弦外之音。史是对我大爷爷进行威胁，不答应我的要求，就对你的庄园下手。大爷爷的话更有分量，一旦有事，庄园里却并不止两三个愚鲁村夫，还有他一心想得到的八十支长短机、步枪，足可以对付得了他的“保护”。会议不欢而散。&&& 大家出门走的时候，史用奎穷凶极恶地掏出枪来，声言穷命换富命，要与某某人同归于尽。大爷爷不认为他真会下手 ，仍然昂然地出门而去。大爷爷走路东，史用奎走路西。他的父亲史在有夹在中间，一方面斥骂儿子，一方面用身体遮挡着大爷爷。史用奎晃着枪向前，他往前遮挡；史用奎向后，他又向后遮挡。忽然“砰砰”两声 ，大爷爷一个趔趄，中弹了。史在有急忙上前扶住，另一侧也有人搀扶，大爷爷还说了一句：“没事！”迈着稳稳当当的脚步走到家。&&& 史用奎一看祸事闯下了，提着手枪，手枪大张着机头，大摇大摆的穿过北门大街，出了村子扬长而去。（二）&&&& 报信的人飞跑进家，我父亲听说大爷爷被史用奎用枪打伤，顺手拎了一棵大枪，要追上和史用奎拼命。被周围的人抱住，说是您万金之躯怎么能和他一个亡命徒硬拼呢！赶快安排为大东家治伤为要。&&& 史用亏开了两枪，一枪打空，另一颗子弹射入大爷爷小腹。恐不耐车行的颠簸，立刻绑了软床（就是现在说的担架），组织十二个人分三班轮流抬着向济宁飞奔而去。我父亲也跟着去了。一路上大爷爷都很清醒，不时询问到什么地方了。只是止不住血，走一段路便洇透了一块毛巾。过了孙家道口，精神便渐渐不支。六十里路走了四十多里，距济宁不到二十里处，便咽了气。是因失血过多休克而死的。当时人们没有急救知识，只用毛巾堵住伤口，那起什么作用？如能有效地止住血，譬如扩创找到伤着的血管，用止血钳夹住，抬到济宁还是有希望救治的。&&& 且说史用奎持枪出了村，并未远走高飞，四里路到高村去求告管着整个邹县东南乡的区长李为栋先生。说是我只是想吓唬他，不料失手打伤了他，这该如何是好呢？为栋先生说，你先在这里等着，听听老先生伤在哪里，伤势如何吧。如果伤势不重，等养好了伤再为你们设法转圜。傍晚，死讯传过去。李为栋无奈地说：“事已不可为了。你一刻也不能停留，连夜逃了吧。据我看，你终生也不要想再回到郭里集了。”史用奎一走，他也并未隐瞒，立刻派人向我父亲送信说明情况，并解释说，他一介书生，左右几个老实乡民，是没有能力制服并捉住史用奎的。我父亲表示理解。&&& 我父亲跟着尸首回到了家，史在有立刻自缚着，带着他的下面三个儿子到家里来请求发落。我父亲说，我是学法律的，不会采取民间报仇雪恨，乃至江湖上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做法的。你们也是看透了这一步，才自己送上门的吧？不必表演了，以诚相待吧。此事最终总是要靠法律解决的，你的儿子欠下的血债总是要偿还的。无论什么时候，凶手如果回来，希望你们不要窝藏。如果你们得到他的下落告知了我们，我们还要感谢哩。我们马上要悬赏缉拿凶手，赏格对于凶手的眷属同样适用。把话讲明，就打发他们走了。&&& 史用奎向李为栋先生所说，只是为了恐吓，不料失手打死了我大爷爷，这是可信的。莫说史氏父子绝顶的聪明，就是再迟钝的人，只要不弱智，也不会亲手伐倒乘凉的这棵大树。文革期间，张体钰的二儿子张恩龄扬言，他爹和史用奎喝了血酒，拜了把兄弟。他们商定了打死我大爷爷的计划，由史用奎执行的。连我们家的人都相信这些话。我也早就听说，但绝不相信。史氏父子与张体钰相比，思想认识与办事能力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用老百姓的话说，张体钰给他们提鞋也嫌他的手指头粗。别说史氏不会一步就把事情做绝，就是有这种主观动机，也不会与张体钰合作。差人做这事也不会差到张体钰头上。张恩龄谅仗着这种时候说这种话不须承担什么后果了，满足一下自己的阿Q精神吧！这个时候尽管粮、油、棉的征收、征购任务已经很高，并且年年加码，但吹牛皮一直是并不上税的。（三）&&& 纵观大爷爷的一生，外人都得说他是个强者。唯独我看他是个很可怜的人。一生劳劳碌碌，也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享受。最后死得又那么不值。我没法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从我的角度看，他应当是非常痛苦的。老来无儿无女，我不知他的精神动力从何而来。一切有生之物生命的意义，一是生存，二是延续。没有儿女，生命的意义便失去了一半。这是无可弥补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该退下来过一个富足、安逸的晚年的。把家分开，不管怎么“破产”，不管外面伸进来几双筷子来抹这一钵子酱，他自己的三分之一是少不了的。转移到大城市里隐居起来，心里所能想到的，都能得到满足，何乐而不为呢？&&& 我另一点对他很不能理解的，是在兄弟失和以后，仍是对我父亲，对我二叔疼爱有加。与亲家、好友陈孝峰先生反目也是源于为后代着想，怕我们家的年轻人跟他家的人学坏了。就是后来对我父亲也伤心、失望了，但对我的宠爱始终没有变样。他是否曾经想到，自己宠爱的最终还是人家的孩子呀！他这样尽心尽意地为别人苦撑着这份家业，换来的是什么呢？有谁对他感恩？有谁想着他的好？只有我还有时想起来可怜他，体会到他的痛苦。可是我的可怜他，也是命运和遭际相似，是同病相怜，可怜他也是在可怜自己。&&& 1946年在济南的时候，邹县籍的山东省参议会议长秦启梅先生（就是毛主席钦点的“摩擦专家”秦启荣的大哥）在一次同乡的聚会上说过，郭里集的张华庭先生，死于汉奸国贼之手，应当申报烈士。连他那位殉节的如夫人，也应受到表彰。我当时尚未成年，没有参加那次聚会亲耳聆听秦大先生的话，但过后北亢阜的朱锦章先生和他的侄子朱绪尧大爷都向我说过。朱锦章先生还曾当着我催促我二叔递呈文进行申请。可是我的二叔当时正一门心思地转移公中财物归自己独吞，和想娶一个美丽的纱厂女工，哪有这份心情呢？&&& 思考大爷爷的一生遭遇，对我的思想和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大爷爷虽然仅参加了一次府学考试，喝了一次“菜汤”，连个秀才也没中上，但他的人生态度完全是儒家的。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知进而不知退，他十分看重血统的远近亲疏，拼上老命为两个并不爱他的亲侄子守护着一份产业，防止被他的堂侄攫取。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近百年的家族史和我个人的经历，在在说明所有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或关系疏远的大多都同情我们，有的并给与过许多帮助，而对我们造成危害的都是亲近的、受过我们恩惠的。儒家消极的一面被历代统治者发挥到极致，所以好人相信儒学，变成为别人牺牲的、吃亏的冤大头，如历代的仁人志士、忠臣良将。而稍有灵活头脑的则变成虚伪狡诈的人。我不想当冤大头好人，也不想做虚伪狡诈的坏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消除儒学的影响，让儒家的远近亲疏的伦理关系，让他们的爱有差等，让他们的孝悌忠信统统见鬼去吧！让血缘关系、亲戚关系见鬼去吧！谁爱我我爱谁，推而广之，爱与我同命运的劳苦大众，爱世界上的一切人，爱一切有情众生。爱南坡的兔子和后坑的蛤蟆，也不爱睡梦中都在想方设法危害我的、一同坠入十八层地狱以下仍不肯歇手的那些亲戚、亲人！&&& 兄弟阋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古代哪个朝代不发生皇族内部的残杀？平民百姓又有哪一家不为老辈遗留下来的一个黑碗，一个破板凳没有分均匀，而不惜以十个细瓷碗、十套细木家具的代价去内斗？人人对此心知肚明，就是不肯挑破这层温情脉脉的遮羞布，说也说得蕴藉含蓄。我想我要真诚地挑开这层纱布！除了生我者和我生者以外，我们便都是孤独的个人，我们对所有有情众生都是一样的关系。不对任何特定的人或人群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这是我从九死一生中爬过来得到的最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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