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家长的心愿”，是金钥匙培训学校的办学宗旨，十一年的历练，几千个日夜的打磨，他们是否做到了呢？年尽七旬的王建民校长做客中国网，向网友讲述他和他的教育“金钥匙”。图文直播时间日，14.00，敬请关注。
王建民做客中国网《教育名人堂》
中国网：首先感谢金钥匙学校的校长王建民先生作客中国网。金钥匙学校已经创办了12年，这个学校是以高考、中考、小升初一系列的培训为主，作为一个资深的老师，是什么样的理念激励您创办这样一个学校?我知道您是60岁退休之后开始做的这番事业。
王建民：金钥匙学校成长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北京市60年代教师队伍中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基本上与我同龄，有的比我大一点，有的比我小一点。60年代北京市许多优秀的人才集中在师范院校，这些人都是各校的教育骨干，在教育领域奋斗了一辈子不少人都身怀绝技，这些同志退下来以后形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资源群体。像我们的物理老师贾保成，化学老师郑孙平等等，这些老师在全国范围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来到了师范院校就读，实际上他们完全有能力去清华、北大。当时的年代在教育界集中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师资。
后来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大家凭分去上学，分高的上北大，分差一点的上师范，于是跟过去相比，师范院校就招不到非常好的学生。高考恢复以后，前两年还可以。年像北师大还好一点，首师大想招好的生源就不容易，所以造成了一段时期内师资力量的断档，在职的老师和退休老师水平的差距非常大，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当然有些年轻老师讲课也好，能力也高，他们很年轻，二、三十岁。可是当我六十岁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五十岁，四十五岁教课特别棒的老师非常少。我们这些老教师退下来以后，社会上还需要我们，于是金钥匙就应运而生了。
金钥匙在起步时就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师资，而且数学是我们的突破学科。当时海淀区退休的数学老师比较多，我又是教数学的，跟这些老师非常熟。当前高考学校内担任高三的老师们，数学讲得不是特别明白，正好我们可以发挥作用，家长有需求，学生有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金钥匙诞生了。 刚起步的时候是十几个学生，开数学、物理两门课。一开始就是租个地方，十多个人坐着，请两个人上课，起步阶段就是这样的。
中国网：当时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
王建民：对，当时主要还是社会需求推动，我们自己并没有想到要成立大公司，咱们当老总，当老板，当老师没有这种想法。我们想的是：这点东西孩子不会，家长着急，任课老师也着急，然后我们就找个地，课外学习学习。现在有些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现在这些公司就看到教育这块是大市场，社会需求很旺盛，它得按照半商业，半公司的模式组织培训机构。金钥匙的起步完全是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和我们个人的这点能力，结合起来就从十几个人的补课小组发展到现在。
中国网：您刚开始创办学校的这些老哥们还和您在一起做吗？
王建民：对，还在一起做，金钥匙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它集中了北京市最优秀的师资资源，要说成功就是这一点。凡是孩子们到金钥匙一听课，一听贾保成的物理就行了，他再也不到别处听，就听这个最好，听了真懂，真明白，真能会。
中国网：现在教育机构包括金钥匙在内，都是有名师的，您觉得教育机构主打“名师牌”是它唯一的出路吗？还是家长更认可这样的一种方式？
王建民：我觉得课外的办学机构，名师很关键，比如这个知识他们老师这么讲，讲成这个水平，学生明白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到了课外的培训机构，如果不如这个老师或者是仅仅和他打一个平手，人家干嘛来你这里？比如这一个卷子讲这个题，他们老师讲得也不清楚，孩子也不明白，就稀里糊涂过去了。这个其实是家长的意识，到了高三，家长没什么参加权，孩子过来听，听得行，他认可就接着学，他不认可的话，家长让他念他也不愿意。
所以，我觉得课外培训机构，如果你要想解决中考，高考的问题，名师是关键，是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在高考阶段，初中的中考也是这样的。如果要搞其它的，比如艺术类的教育，或者是其它类型的教育也有这个问题，师资力量好一些，效果就好，师资力量泛泛或者一般，效果就不一定好。
中国网：接下来这个问题跟您刚才说的一脉相承，您说名师能够确定教育机构的优良，现在好多教育机构盲目扩张优势，包括它可以融资上市，它可以在短时期内在全国30多个省市会有分校，您怎么看待量和质的关系？
王建民：这种扩张是一种市场的需要，比如你的公司要上市，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规模，在全国没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投资公司是不会给你投钱的。给你投了钱你也得做事，你原来可能是这个范围，我给你投了三千万你是这么大，投了一个亿就要更大，这是资本运作必须要遵循的规律，我给你钱了，你还是一个教室，还是这几个老师，这样不行的。但是资本的扩充，范围的扩大，你能不能保证每一个点的老师都是优秀的，可能你的数学非常棒，其它的差一点，作为团队能够把其他的老师带起来，这样也行。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个人觉得很难，做不到。这些扩充一般都是低年级，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最多到初中教育，高中没有。比如你出去调查，高中学生很少，大量的都是小孩。为什么这样呢？
第一、小孩子坐那听，他听不懂你的水平是高还是低，只要热闹，孩子愿意来。
第二、主要还是家长，家长看上这个学校了，给你报上名了，孩子就去了，家长看什么呢？主要还是看这些宣传，看你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段，在一个很好的楼层里，周围车水马龙，学生来得也多 ，一看这样好就报了。咱们也并不是说孩子家长不懂，其实也不是，他也是懂的。但是家长还是有一些盲目的，比如海淀中关村地区，这个地方的家长都很明白，家长都是科学院的，到这先来听听行不行，不行就走了。但是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看宣传，看理念，看外在的东西，真正到教室去听课，看你的教学怎么样的，这样的家长非常少。再一个是看感受，孩子感觉舒服就行了。
至于提高，特别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他们的提高比较容易。知识简单，他在学校学不明白，有人指点一下，孩子又不笨，一讲就明白了。只有在高中要看老师的水平，高考的物理、化学、外语、并不是你是硕士就能把这个讲明白的。这种扩充大部分是低年纪。
中国网：金钥匙只是在北京吗？
王建民：金钥匙主要还是北京市场，外地只有天津和沈阳。我们没有盲目的扩张，因为我们考虑扩张有很多的困难。按照我们的办学理念，比如说名师不太容易找。到外地找名师比较困难，因为咱们到了外地就要找当地人，你到那里没有人脉。
举个例子，我们到天津，天津谁数学教得好，这个我还知道。要是到杭州谁数学教得好，我认识一两个，但是大部分的具体情况并不熟悉。“人生地不熟”，到那以后这些优秀的师资能不能为你所用，这些也都是问题。为什么在北京有根基呢？因为二十多岁一块教课，一块教研，现在都退了，在一起比较容易。扎根在北京是因为这里的人脉，这里的师资都能调得动。
中国网：好多教育机构在北京发展起来之后在全国扩张的。
王建民：是，像新东方都是这样的。
中国网：您做12年的民办教育，刚开始从教师的身份退休，然后做到这个规模，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政策方面的，资金方面的，还是人才方面？
王建民：都有，一个是管理上的。包括马成主要负责管理，过去他也是老师不是从公司出身的，不懂管理，他就懂数学。现在突然有一个四五百人的大队伍，北京市有那么多的教学点，天津、沈阳还有，没有经验，管理上可能是最大的困难。过去也不太懂管理。一开始的时候还比较简单，十几个人，最后扩充一个班，两个班，任课老师一两个都好说。现在一个学校四五百人就需要管理了，学校发展的方向，管理上怎么能做得有序，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能够调动起来，拧成一股绳。管理上没有经验，基本上是摸索着走。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比如现在这样的政策合适吗，然后大家提意见，不断的反馈。就是一边前进一边调整。所以管理上是困难。
再一个是范围扩大了，优秀的师资就显得不够用了。因为优秀的师资毕竟还是少数。从家长和社会的来看也存在着一些偏颇。比如我们那开的专家门诊请水平高的老师，帮助学生们在两个小时之间对于你的学习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给出你今后的学习修改意见。这个项目拿数学来说，我们有好多数学的特级老师，你到社会上，家长那就认王建民，数学得找他。这样一来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再拔尖的人才，人和人比毕竟不是一等于一，二等于二的，毕竟他有那样的特长，我有这样的特长。总的来说，家长和学生一比较，我还是得找他。大家要是都找我，我也受不了的。所以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优秀师资的群体相当不错，高三课一开起来，最后一征求学生，家长的意见，家长对这个有点意见，那个也有点意见，师资上也遇到这样一些困难。我们的认知和家长学生的需求也有些不一致，我们认为这个老师给你教挺合适的，家长认为不行，我得找那个老师。
中国网：好多做教育市场的人，他们在说困难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国家政策，他们觉得作为民办的机构，或者是培训机构来说，国家给的政策的倾斜不是很多，没有给予扶持的同时还会有很多门槛。
王建民：这是发展壮大中相当大的困难。举个例子说，社会上对于一些培训机构，还认为你们是办公司，你们是赚我们的钱来了。你跟学校的主管校长一谈，跟主任一谈，他们的理念是你们挣钱来了，这个钱与其让你们挣，还不如让我们挣。因为国家有政策，学校不许组织补课班，不许收学生补课方面的钱，但是他可以采取别的名目。比如他们学校有一个校长退休了，以他的名义办个办学证。咱不在校内办，咱搬到大学里，暑假、寒假补课。我们在招生方面遇到困难还是在这个方面，学校有一个自我保护，有一个自我的补课机构，他不放学生出来。有的学校现在晚上九点多到十点才把学生放回家，周六一天的课，恨不得周日一天也要开课。如果他把学生的时间都占掉了，培训机构就会很难招生。
中国网：所以政策上也会倾斜，我们做中学、小学、或者是更低的孩子。
王建民：高考的不多，原因是不好啃，他没有师资，比如找一些大学毕业生做专职这块，他搞不好高考。而搞一些小孩的托管，这个很有市场。
中国网：我们也在做小学幼儿教育吗？
王建民：我们有考虑。但我们是搞高考起家的，再搞小学幼儿教育这块起步比较晚，现在也正在摸索。现在也在考虑这个事。高三的补课招生一年比一年少。现在看金钥匙还有名，也是北京市提得上的机构。现在高三年级在校学生在逐年减少，各个学校也采取了保护主义，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让学生出来，他出不来了，学生想来这学习也没机会。
出不来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方面是他们自己补课，另外一方面是他们耗学生。比如每天要上晚自习，礼拜六也是这样，如果你是高中生，周一到周五这么念，周末你还能出来吗？要是再有专家招你，说你能提几分，也不见得有精神出来学习。各个机构一般高中不好做，高考不好做就是这个原因。小学生，幼儿为什么好做，小学生到点就得放学，这是国家一再要求的。
中国网：恢复高考已有30多年的时间，高考模式在推动着中国教育往前走，这么多年，您认为教育领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建民：高考还是相对公平的方式，现在的问题是教育到底是什么？你衡量一个教育的好坏，它的标准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事。比如说你衡量一个校长看老师，看什么呢？就看你的分数，就看你带着这个班，高考中各科成绩怎么样，平时的月考情况怎么样。上边看校长怎么看呢？就看你这个学校今年考上重点大学的有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的有多少人。
中国网：这种考核体制本身是一个问题。
王建民：对，这种考试体制从上到下认为教育就是提高分数，就是考大学，有了分就是好的，没有分就是不好的。其实教育的含义不是这样的，咱们试想有的孩子犯了错误，公安局待了五天，十天放出来了。这个是不是教育的对象呢？你要用高考的分去看他就没法办了，一个班主任通过他的辛勤工作，通过和孩子做朋友，扭转了他对社会的看法，扭转了他的人生价值，使这个孩子变好了，起码是好孩子了，品德上有了180度的转弯，愿意为社会做好事，愿意坐志愿者，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社会，而不是糟蹋社会了。你说这是不是教育非常成功的例子，这样的事现在很少报道。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班主任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他并不一定想把分提到全年级第一更得力，我做这个工作多辛苦啊。我过去的同事就是这样的，把这样的孩子领回家就不让他回自己的家，你回我的家，我拿你当儿子，你和我生活几个月，我给你做饭，我带你上课，这样就把他教育过来。现在这样的例子非常少。而且有的学校也讨厌这样的孩子，你要掐尖。应该是有教无类，就像大夫看病似的，你给我什么病，我就能给你治。好学校就掐好学生，坏学生他不管教育。
再一个是这种东西如果只是个别的学校，比如像美国的哈弗大学有挑学生，它也挑好的。如果我们中国只有个别的几个中学，那是国家的品牌，咱们允许它挑。咱们现在教育的毛病是学校分三六九等，学生也分三六九等，然后对号，这样的学生上人大附中，越差的孩子到越差的学校，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好的资源集中在好的学校里，教师能力高的集中到好的学校里。他们的工作就是培养尖子，考高分。至于孩子的道德习惯，孩子里毕竟还有一些在品质，行为习惯是属于落后的。那这部分由谁管呢？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这一堆学生就等于是遗忘的角落，就给了香山分校之类这样的学校了。家里有点钱了就开始走别的路了。
中国网：您觉得中国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体现出教育的公平性是吗？
王建民：对。教育真想公平也很难，东西部都公平也很难的。再怎么做调整，如果你真的是把公平理解为上称称，那就没有公平的时候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认为教育现在最要命的是衡量教育的好坏到底是什么标准？现在全社会都追着升学。我不知道咱们的教育领导机构知不知道，拿北京市来说，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奔四中，八中，101这些考试，既有文化考试，也有特长考试。四年级的孩子能考六年级的东西，你爱会不会，有孩子会，会的孩子就备案了，收到四中了，收到八中了。你们现在年轻没有孩子，要是有了孩子正上小学呢，现在是最着急的时候。按说咱们国家小学、初中都普及了，有什么可着急的，应该说在哪上都差不多，但是不行。全社会都在追着好的学校。咱们国家的教育是全社会追着一个事，就是分。这是最可怕的。
中国网：我们以高考为例，高考推出了一个自主招生，您肯定知道。
王建民：对。
中国网：您觉得这样的方式会改变目前以分数衡量标准的体制吗？
王建民：自主招生作为全国普招的普通形式，我觉得他成不了高考将来的主流，我们不可能像解放前或者是解放初个各大学都自己招生。过去都是自己招生，清华招清华的，北大招北大的。作为考生你愿意考哪个就考哪个，考试时间都不一样，你可以同时考几个学校。我觉得咱们国家不可能到那个地步，这是由国情决定的，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参加高考的学生也太多了。完全走到那个地步的可能性不大。现在自主招生只是一些能力比较知名的大学他们组织成几个小群体，自己搞一个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在中学生里面的影响，对于学习特别好的学生影响还是很大的。他的影响面仅限于学习比较好的这些人，于是这些学生也开始满世铺培训机构了，哪个培训机构有培训自主招生的，有的外地的还要到北京来，有的培训机构搞一个自主招生的培训。比如说十天，外地的孩子就到北京来，住着宾馆，然后就参加补习，爹妈陪着参加自主招生的考试。如果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大学越来越多的话，恐怕对于中学的教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东西的好和坏不好说，特别是面试，口试，一个人一个人的进去，这个东西不好说，招生将来会不会有腐败，或者是有人情的因素，这都很难免的。全国统一招生，统一公布分数，每个学校按照录取分数录取，那还算是在中国最公平的形式，其它各种形式都容易产生腐败。拿中学来讲，你们去了解一下，中学招生的工作一定是学校的一把手亲自把控的。按说你是公司的老总，学校方方面面的事那么多，招生的工作应该是招生办管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管，该招什么样的学生，他们能做主的就做主了，个别做不了主的请示一下。但是不少学校不是这样的，而是校长亲自把关。这些年还好一些，前些年能够拿钱通融一下择校的，那更是校长亲自掌握的，副校长都没权利。按说招生的工作非得一把手亲自抓吗？个别学生可以抓。这些年这方面由于有一些制度，政策的约束，已经变得较为明朗了。比如择校费就是三万，你想多收不可能的。其它多收都是以别的名目，比如赞助，或者是和学校合作办学。择校费是国家的规定，你想提高也不可能，但是前些年很难说。
中国网：我昨天采访了一个企业家做教育培训的，他是80后，是海归，做了教育机构。他的思维方式都是西式的，完全是MBA的理论做教育机构，做得也挺成功的，他也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搞过教育。您是30后，您觉得这么大的年龄差距如果一起做一件事情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结果，或者您跟当下的70后、80后做教育体系的人比较，理念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王建民：从我和年轻人合作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我主张培训机构不应该一个模式，都变成课外补课。因为这样的话对于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不防有一些培训机构，特别是在小学，初中阶段。比如艺术类，体育类，或者是特殊技能类，或者是小科技艺创造发明一类的，我很希望有这样一些领域的课外培训机构，引入国外的一些先进模式，使得孩子们走出校门以后不再是哪个题不会，而是我在课外要发展我特殊的技能。比如我喜欢研究，喜欢实验，我可以到这样的培训机构里，它那里的实验室比较齐备，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到那里做我自己的一个小课题。通过老师的辅导，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有一个小小的发明，或者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我有一个设想，这个东西我做出来了，跟我的预想吻合了。虽然它对社会不一定有多大帮助，也没有到申请专利的级别，但是作为一个孩子他有他的想法，他通过自己动手实验，自己装置成功了。比如锁门或者是开门，每个领域有点想法，有这样的一个培训机构该多好。或者是发展体育的特长，咱们中国的足球上不去，你课外踢踢球，请国外的教练到我的培训机构。这样不是也挺好嘛。
我觉得培训机构按道理说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完全补课式的。完全补课式说明课堂教学是怎么回事？咱们现在都讲效率，50年代国家不讲效率，就说我们今年产多少钢，不说你用了多少煤，多少电怎么样，现在讲效率，在学校没学明白，家长再到外面花钱弄明白。这对教育本身就是讽刺，本身就是悲哀。
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搞过小组，喜欢数学的学生到我周围来，咱们研究课外的书，也研究竞赛的数学，读点课外读物等等，你有这方面的兴趣就等于是兴趣小组。有的人喜欢做实验，喜欢动手，有的人喜欢思想，有的人喜欢唐诗都可以。其实培训机构应该是发挥学生的潜能，发挥学生的特长，通过我的培训机构能够使他的潜能发挥出来，能够使他的一技之长更精，更完美，这应该是课外培训机构很重要的方向。现在很多培训机构都是课外补课，拿着卷子到这来再给你讲一遍，这是很悲哀的事。中考前，高考前可以这样。但是初一、初二这两年还是这样的话就不够好。
中国网：美国的一些高校，更愿意收欧美的留学生，不太愿意收亚裔的。我们国家也会统计高考率，有这样的统计，会不会让人失望。
王建民：我觉得一个孩子有没有发展，从基础教育来看，他的责任除了要教知识之外，还要注意培养他的能力。拿数学课来讲，使学生建立一个非常科学的思维方式，我认为数学课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学数学知识之外，很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调理学生的思维，使他建立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你的任务是这样的，而不要盯着分。
中国网：不要做题海。
王建民：另外要孩子们学会学习。现在孩子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就会听，上课坐那听，课下做试卷，如果旁边没有一个人给他讲课，他不会学，为什么课外培训机构这么火，这也是学生能力的表现，他不会自己念，爹妈一看不行，只能找人给他讲。没人给他讲他不会念书，没有试卷不会学习。
比如你给学生做这样一个测试，我估计情况不是很乐观。你给他一篇小短文，这篇短文有就有A4纸那么大，这是课本里没有的知识，你自己读，读完之后你把这篇短文给我分分段落，说说每段的段落大意，在这个基础上你给我总结一下这篇短文谈了什么事。你从这篇短文中能不能提出自己的思考题，你读了这篇短文你想到了什么，然后写下来。要是这样考的话，我估计分高的学生也不见得多。现在不教这个，天天课上讲题，课下做卷子。
咱们现在有电脑，又有几何画板，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你不用自己画图，你就看着我的这个东西。结果长期下来学生的画图能力非常的糟糕，上学不带三角板，不带圆规，画图能力非常差。这一道题有三个问，他把这一问的图涂成灰色的，不能再画一图，再把那两问解出来。还有能不能用好图书馆，过去学生能不能用好图书馆是很重要的能力，现在不用图书馆，利用网络。但是现在的孩子利用网络找游戏特灵。比如说欧拉公式，欧拉是哪的人，欧拉的意义是什么？你在网上找点资料，孩子不会找。学习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获取学习信息的能力不行。咱们的教学当中这方面的能力教得不够。
另外再加上你总是练试卷，总是统一的模式，把孩子的棱角，异想天开的想法都给磨没了，思维都固化了。就跟过去中国八股似的，现在就照着新八股调理自己的思维，咱们这种考试适应得特别好，到美国那一考就不灵了，人家给他一个实验室，你给我写一个课题，你看看这个实验室，喜欢哪个。喜欢这个，那行，这个实验室是搞历史的，你给我设计一个课题，这样就傻了，咱们的孩子不行，人家欧美的孩子行。
中国网：刚才我们这么长时间都是围绕着培训，围绕着教学，现在我们谈谈您个人。现在看来您是创业成功的典范。
王建民：金钥匙学校主要还是马成他们几个人在那管理，我并没有参加管理，我只是教课，在重大的决策上我是参加点意见。
中国网：您没觉得您是创业的成功者，或者是您怎么理解成功？
王建民：在我脑子里成功比较根深蒂固的还是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比如说我教过的学生，他最后走向社会。比如衡量我自己的教学往往是这样的，我这个孩子不管他高考怎么样。
中国网：您觉得被需要是很大的成功吗？
王建民：对，所以我认为我教出的学生，他们到大学学习非常成功，学习非常好，走向社会之后三十岁以后也是成功的人士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成功。我衡量成功往往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得多一点，我们金钥匙的成功也是这样考虑的，每年通过我们金钥匙高三培训的，他的分数都有较大的提高，都为各个学校高考分数得到提高，我们贡献了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成功。至于金钥匙扩到什么范围，过去有四五个人，现在到了四五百人，这也算成功。在我脑子里认为还是要干出事，机构再大，人员再多，学生到你这来，你给人家耽误了，这样毕竟是不行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金钥匙的成功并不是由十几个队伍扩大到几百人，由一个点扩到几个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市有好的口碑，学生到金钥匙来之后通过我们的培训出去以后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这个提高目前在初中，高中部的培训还是基于我们现在的模式，为了中考，为了高考的模式。我也希望将来金钥匙能够办成更丰富的，另外的一面，发展学生的课外潜能。发展学生的兴趣，学生到我们金钥匙这来，他创造性思维，他的创新意识，他的动手能力能够得到提高，虽然这个对于高考没有直接挂钩，但是对于他人生今后的发展会非常的有好处，看看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向这方面发展。
中国网：您还是有未来的远景规划？
王建民：这是我的想法，我认为补习只是补习，它不能成为主流。如果课外补习拿着这个试卷找人到课外给我说说，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在课堂内解决不了，学生都得拿着题到课外去。我有的时候跟孩子家长说您到这就够了，您不用再举着钱找我，个别的小问题到我这来问问能解决就行了。家长挣钱也不容易，中国的家长就是为孩子教育花钱在所不惜，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如果培训长期都是这样的模式，家长都得举着钱到课外才能把课内那点东西弄明白，这个太悲哀了。虽然我是干这个的，说白了，我的钱也是从这个赚的，但是这个我认为不能成为主流，如果成为主流的话教育就太悲哀了。
中国网：这是刚才您理解的成功。您现在已经是72岁的人了，我们看来您已经是老年人，或者是准老年人了。
王建民：肯定是老年人了。
中国网：您想什么时候再退休一次，您60岁的时候为我们党服务退休，您现在为社会服务，什么时候退休呢？
王建民：我现在的工作量已经比原来少了点，在我身体还行的情况下，我还是想更多的为社会服务，能干就干点。不然天天去溜公园，打太极拳，这也是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在数学的教学上还算有一技之长，学生到我这来点播一下，你就会豁然开朗，学生的成绩差点到我这来，他就能够有提高。我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来看还是社会需要的，如果社会需要，我自己的身体又能干得了。我就一直干到不能干。
中国网：这样会不会觉得人生很亏，也没有玩的，也没有旅游。
王建民：自从金钥匙一干就没有旅游了。
中国网：您是工作狂吗？
王建民：我不是工作狂，我年轻的时候特爱玩。高考的时候因为打篮球还迟到过，我特爱玩，中学的时候暑假一玩通夜的玩，现在干了金钥匙以后捆住了，周日得上课，寒假、暑假也得上课，平时还得应付这样那样的事，玩的时间就非常少了。我的爱好挺多的，打球、听音乐、照相。自从干了这个事之后，爱好都靠边了。
上班不见得比以前上班累，现在一线的老师压力还是很大的，做金钥匙没有像在一线老师的压力那么大，主要是工作量大了。但是它有弹性的，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觉得比较累，可以少接点学生。
中国网：您还是享受工作的过程。
王建民：至于什么叫生活呢？我也有另一个理解，比如人退休了，出去各地转转，散散心，玩一玩，享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种生活。我在退休之后能够在金钥匙这里帮助家长，帮助学生解决点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各有其乐吧。有人说你太累，为了挣钱不顾身体，我说我真不是为了挣钱。谁给我多少钱我都不知道，一节课能挣多少钱也不清楚。就感觉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给家长，能给孩子带来快乐，我觉得这样很好。跟学生在一起，跟家长在一起，自己的心态也会能够变得年轻。如果跟老年人在一起天天讨论健康问题，养生问题，恐怕也会老得快一点。
中国网：您刚才说跟年轻人在一起是很快乐，很健康的心态。那您对当下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呢？现在是比较急功近利的状况，大家都想快速的成功，快速的改变人的命运，包括成功学的书在社会上也是最畅销的。
王建民：从我教书的角度来看，20几岁的时候能够踏实下来，好好的读点书，把底蕴做好，对于将来人生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大家都觉得我现在讲课还行，还有魅力，辩证法也用得好。有的时候家长找我，说这个中考题怎么弄，我说我没教过初中，但是平面几何拿来也会。原因是什么？20岁时候读的书现在还能用。我的体会是20岁时候读的书30岁以后，40岁出头用上了，而不是今年读的书，明年就能用上。我觉得年轻的教师还是踏下心来，好好读几本书，趁着年轻，没有孩子拖累，认认真真的读读书。自己形成自己的一套治学的思想和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现在有的老师教不了学生怎么读书呢？他的学习轨迹就是高中是这样学的，老师也没教他怎么读书，大学他就跟着老师走，自己也没真正读过几本书。具体到怎么读书，他自己没有任何的体会，他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数学名著，在这个背景下，你让他教学生怎么读书，挺困难的。比如我要教，我就比较自如，因为什么？我读过好多书，我的读书笔记一大摞，当初怎么读的，现在就教给你。其实读上几本书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打好了基础对人生今后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急功近利这个东西，它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长远。
中国网：我一直很好奇，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是什么动力支持您一直努力工作？
王建民：比如你现在让我回到第一线带一个班，我肯定不干，因为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像我这样的，退休以后教点课，这个压力不大，而且弹性也非常的大。这个跟具体的业务类型也是有关系的，比如做教师，做大夫的这类工作，他容易延续得比较老，因为越老越值钱，越有经验，他这点事这辈子都吃透了，所以问题不太大。有的类型的工作到老了就不好做了。教师这个工作个体性还是非常强的，要是团队性非常强的工作，老了以后不好做，你必须得到一个团队里，一个人没法做，而到一个团队里，人家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你一个六七十岁的人融不进去，这样也不好干。
中国网：现在除了培训学生还要培训一些老师，花在培训老师上的时间是不是占用您很大精力？
王建民：现在花在培训老师的工作量也不小。有的学校现在也找我，过来你给老师做个讲座，老师上课你在下面听听，这样的事也不少。
中国网：最后感谢王建民老师做客中国网，祝您身体健康。
王建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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