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坤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西方文明也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沟通和渗透。西方文化，尤其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在我国蔓延开来，尤其在开放程度和发达程度较为良好的沿海区域比较普遍。美国媒体曾报道称，中国基督教人口在近年大幅上升，信教基数有望在2025年达到或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基督教信仰国家。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官方教会人士指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发展是因为得益于基督精神与中国国家目前的发展路线不谋而合。同时，也有相关教会人士认为：世俗化和庸俗化，会使得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未到来。此文旨在从美国成熟的宗教情形来客观评析我国基督教信仰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一、美国的宗教信仰与人们的宗教生活简述
作为世界上民主化、现代化程度最为良好的国度，美国在宗教层面也展现出了开明和成熟的一面。与欧洲悠久的宗教历史不同，美国受限于国家成立时间较晚，加之国家移民成分较高，宗教传统并不是西方国家中最为优秀的。然而美国却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之一。有历史学家在分析美国的宗教历史中指出，宗教之所以在美国这样一个历史较短的国家中呈现出辉煌局面的原因在于宗教在“维系美国社会的道德秩序、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救济帮助贫困民众、稳定社会结构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美国宗教具有突出的三个特点，即新教化（新教为主，影响深远）；多元化（教徒众多，教派林立）；世俗化（宗教与世俗相结合）。这个在18世界才脱离殖民走向独立的国家，却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实行了政教分离，我们却依然无法忽视宗教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美国，政治和宗教可谓“貌离神合”，二者“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共同为美国事业服务。”具体来讲，目前美国宗教生活有以下特征：
(一)当今美国新教人数众多，相关宗教组织非常活跃，对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学术界，美国被称为“上帝的伊甸园”。笔者对美国宗教现状综述研究发现，美国信教人士，尤其是新教教徒在美国分布广泛，影响极深。刘澎教授《当代美国宗教》一书中写道:“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有大约6个人每天祈祷，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雷雨田教授《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一书中统计出:“在美国两亿多居民中，基督徒占88%以上，95%的人声言信仰上帝，58%的人每天至少象征性地祈祷一次。”由于个人条件限制，笔者无法亲身前往美国考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实际感受美国的宗教生活，目前对于美国信教情况的统计数据也各有较小的出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人笃信上帝。“上帝是美国文明的核心要素，是美国人的万能保护伞”——这是美国人的共识。
(二) 美国社会生活中宗教气息十分浓厚。1.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明显的。比如说：美国的钞票上，赫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美国的国歌里，有“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进行宣誓”；“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国会 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在美国43位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教会的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有的美国总统总是把上帝挂在嘴边”。凡此种种，都表明美国政治文化与宗教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
2.宗教对美国的文化教育有着巨大影响。例如：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生宗教团体是校园社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85%以上私立中小学校的学生就读于教会学校”；美国国内接受专业宗教教育的人数比例上升明显，“1935年接受宗教教育的人是25万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数上升到150万人”；“1959年至少400万儿童 接受各种类型的周末宗教。”美国知名教育事业者Shaver说道:“世界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感到担忧，战争使人类恶化，追求生活的人正转向道德和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表达精神需要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学生接受宗教教育的核心原因之一。其实诸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诸多金字塔尖的大学在创建之初都有着教会的影子。除却校园教育，美国与其他国家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宗教教育不仅涉猎到各种新型传媒，而且涉猎广度和深度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今天，美国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每12家电视台中就有一家是宗教电视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美国宗教节目增加了75%。美国的宗教报刊杂志有5000多种，《新约圣经》在美国的印数超过了1亿册，宗教音乐的音像制品销售量远远超过了爵士乐、古典音乐及其他各种流行音乐。”
3.宗教渗透进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据美联社宗教问题撰稿人乔治·科内尔报道：“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方面的多。1992年，美国人贡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14倍于花费在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这三个联赛上的40亿美元资金。”美国人从生到死，从婚礼到葬礼，都是在神圣的教堂中进行，都要经过神父的洗礼；生活中出现坎坷、不解都会去教堂聆听教诲。里根总统在日曾做过一次宗教主题的演讲，他说：“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精髓”，“这仅25分钟的讲话就被25次掌声所打断。”
二、美国宗教影响深远的原因分析
现在国内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科学与宗教信仰、迷信是对立的，“宗教信仰和迷信的存在，是科学知识不够普及的结果，是国人文化素质低下，思想意识封建、愚昧、落后的表现；一旦科学和教育昌明起来，宗教信仰和迷信将无立锥之地。”那么问题来了，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美国人信仰上帝，美国高层精英知识分子同样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感激上帝的恩惠。所以，将宗教信仰和迷信简单粗暴地混为一谈是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的。经分析，美国宗教影响深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的信教历史传统。最早在美国建立殖民地的是一群狂热的清教徒，他们拥有对上帝的绝对忠诚与新人。他们以“上帝的选民”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开始了在北美的宣教事业。罗杰·威廉斯是早期清教徒中的杰出代表，他在美国西海岸的罗得岛上建立了“第一块反抗清教苛政的神圣园地”。他说：“国家犹如一艘航船，上面载着各种宗教的信徒，如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等，他们必须同舟共济，才能到达彼岸。在威廉斯的治理下，罗得岛的居民享受到了比任何北美殖民地都要多的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民主气氛。”
 罗杰·威廉斯事业的继承者——教友会领主威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神圣试验”。“他在首府创办了良好的慈善组织，欢迎各国、各教派的兄弟姐妹；他们对穷人给予帮助和机会，给受宗教压迫的人以信仰自由，给罪犯们以新生的希望；并劝告人们不要炫耀财富，而要公平地分配世间财富。在美洲自由空气下，不同宗教的居民能平等相处，和安共事，使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成为清教理想的成功试验和上帝文化的楷模。”
 美国著名学者奥克斯说道：“美国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美国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美国人不管是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都受到美国历史上一系列`宗教觉醒运动'的影响。如独立战争期间的大觉醒，传播了天赋人权观念；南北战争期间的大觉醒导致美国废奴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福音运动，又带来抗议工业化和保护工人权益的浪潮；现在又有很多人重返宗教，因为他们意识到，科技和社会观念的进步并不能摆脱各种社会问题，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所有这些宗教觉醒运动，都使宗教在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建国后以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历史为戒，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分离”。美国也没有像一些国家一样设立国教，但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都始终影响着美国的历史进程。“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凝聚力就是以强大的宗教道德为基础的，美国不是一个以神权为中心的宗教国家，但离开了宗教，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美国。”
 (二)美国的宗教法律完善。“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开宗明义就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定宗教”的法律，也就是说，政府制定的法律不得有宗教目的:政府既不能促进也不能限制宗教；而且不能卷入宗教事务中去。”“任何美国公民都有信不信教和信什么教的绝对自由。人们可以固守自己的信念，政府和任何人都不得干涉。”也明确的写在美国法律中。当然，个人信念不得受到干涉不代表个人完全不受限制。
 在美国宗教法律的研究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同美国宪法规定的其他公民自由权利相比，美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限制是最少的。而且一般地说，尽管基督教徒在美国占绝大多数，而且时常受到法院的照顾，但其他少数教派的宗教活动，尤其是信仰还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与美国频繁发生的种族迫害事件相比，宗教迫害事件在美国还是较为罕见的。美国对于主流新教以外的其他少数教派的保护同时体现在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上：“约翰·肯尼迪是第一位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天主教徒；有7名天主教徒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另有5名犹太人也担任过这一职务；至于担任其他政府公职的少数教派教徒就更多了。”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美国信教的精神需求。美国人在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的同时也在追逐这“美国梦”。作为全球目前为止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美国拥有最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汇集了全球的精英人士，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市场经济下，忙于事业和金钱的追逐是常态，由此带来人际关系的淡漠和民众内心的空虚和焦虑。“据调查，美国人中有40%的人常有孤独感。他们渴望得到安全感，得到人间的温暖。”“教会活动使人们相聚在一起，相互交流，互表友爱，为他们建立社会联系纽带，带来心理慰藉，产生归属感。”宗教的教会活动使得教众暂时性或周期性的与浮躁的外界隔绝，简单、纯粹活动能够极大的唤起人们的正义感和道德心，不良的念头和习惯被引导摒弃。有社会学家指出：“人们如果真正信仰上帝、敬畏上帝，便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规范自己的道德操守，做到言语诚实、行为规矩、做人谦逊。”“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使许多人戒掉酗酒、吸毒等恶习。马里兰罗约拉学院约翰·加特和杜克大学医疗中心戴威·拉森两位学者所作的30次研究也证明，经常参加教会活动能使许多人避免犯罪和滥用毒品。教会的慈善活动使帮助者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四)美国信教的物质保障。在美国，教会是独立的大雇主和消费集团。美国教会理事会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显示：“美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共约50万名，加上所属机构的秘书、雇员等，总计约为80万人。他们的收入都来自教会。教会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美国所有宗教组织的资本在70年代约为795亿美元。”作为宗教性质的组织，国家及社会各界的捐款是美国教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救助灵魂”的号召下，动员信徒履行“什一税义务”以及信徒自发性的捐助而获得数额巨大的金钱。
 在美国，教会被誉为“慈善之母”。近年在福利慈善事业方面饱受赞誉的美国，其很大一部分出于宗教性质的动机。“美国教会的福利慈善活动主要包括济贫、兴办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娱乐、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等。”“教会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提高了自己在国民中的威望；另一方面，通过济贫活动，能够从国家基金中获得相应的报酬，可以向经济大亨们和普通信徒募得无量捐款。”    
正是由于“宗教在维系美国社会的道德秩序、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救济帮助贫困民众、稳定社会结构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科技的发达和文明的进步会摧毁宗教信仰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中国基督教信仰发展现状评析
(一)中国基督教徒基数发展现状。目前关于中国基督教众的具体数据较为准确是美国皮尤研究所在2010年的统计数据，该数据称2010年中国有基督徒约6800万，包括5800万新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占中国人口约5%，名列全球第七大基督教国家。目前我国宗教协会官方估计信徒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但许多中外专家都认为中国现在的基督徒可能比8700万党员还多（大部分是福音派新教徒）。印第安纳普渡大学的杨凤刚说：“自1980年来，基督教徒数量年增10%，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中国将会有2.5亿个基督徒，世界之最。”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Wielander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基督信徒的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实际的增长速度的曲线来看，基督教徒将以年10%的速度递增是不太现实的。
 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传扬基督福音，是我们中国天主教每一个神职人员和教友的神圣使命。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实现这个梦想。也就是人人都享受到基督的爱。当前中国所走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家都在奋斗实现中国梦，提出的一些措施‘以人为本’，正是符合了基督的精神，因此是我们传福音的大好时机。”他敦促中国教会人士“以自己的善言善行，充分利用眼前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大好时机，扩大耶稣基督福音在中国城乡的传播。”　　
 目前基督教会在我国城乡的发展呈现出较快速度，来自基督教志愿团队的张胜其指出：美国等国派出的福音神父，对中国基督教发展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他认为：“中国基督教会一直在膨胀，发展非常快。在这方面，美国教会对中国教会发展贡献比较大。他们一直在神学、训练等方面帮助中国教会的成长，培养了很多中国教会领袖，并且在很多地方建立教会，开始传道。推动中国教会成长还是离不开美国教会历史上的贡献。”然而单就信教的人数来看，中国的基督教实际人口距离美国的信众基数还有这较大的差距。（美国皮尤研究所数据：美国目前3.18亿人口中，78%的人称自己是基督教徒。）
(二)中国基督教徒信仰现状。目前基督教徒的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是主要集中在沿海区域，一些传教的神父表示：“我们这边不是很乐观，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特别迅速，特别快，人们都在挣钱，发家致富。对于灵魂，对于天主，以及对于神的崇敬比较淡漠，现在是有点日趋下滑。”
中国社科院学者刘澎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对家庭教会实行不承认、不对话、必要时给予打击的政策；家庭教会则在政府的不承认与打压政策下努力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发展。近年来，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从全国来看，有所缓和，但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家庭教会人数的增加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是当前我国基督教众在开展日常教会活动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他还指出：“过去，中国的基督徒主要是农村的农民，以及城市中一部分年纪较大的市民。现在，基督教徒的年龄普遍年轻了，但除了农民和沿海地区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之外，基督教新增加的信徒主要是大中城市中的各类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海归人士、大学生和企业白领，相比之下，在工商人士、企业家、政府公务员、国企工作人员、个体户、城市退休人员中，基督教徒的比例较少。”这种不平衡的成员分布结构也不利于基督教的发展。此外，管理的疏散；教牧人员的匮乏；慈善服务受阻等都影响到了基督教会在我国的深入开展。
基督教会的世俗化是当前教会信众中一个普遍现象。志愿者张胜其说：“比如教会音乐，现在已经放弃了传统教会音乐，现在使用了很多电声乐队和摇滚乐，所以现在教会里面，看起来非常沸腾，非常火热，但是他们不是追求圣经，而是追求个人的感觉。”由此可见，国内信徒在追求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更多沉迷于教会给自身精神层面的解压和满足，并不在意和追求更深层次教义的洗礼。
(三)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简评。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宗教文化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因为这种文化的一切因素都被指向某种共同的目标:强调神秘性，制造敬畏感，激励人奋发向上，劝勉人超越凡俗。”基督教从西方传统文化中孕育而出，与我国的本土的东方文化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我们需要看到，抛开宗教身上的政治性，民众信仰的构建其实就是给予民众一个共同、和谐、有序、积极、向善的精神依托和行为宗旨。基督教义中的博爱与我国传统的仁爱理念，自由平等与我国天下大同理念等都可谓不谋而合。面对基督教信仰的发展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借鉴基督教义中符合我国国情的理念融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构建，也能够紧密联系更广范围的中国民众来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系中南大学商学院在职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坚持我国宗教发展的中国化方向研究>>课题组成员，研究领域涉猎较广，理论成果获得较多，不时有证券基金、企业管理、社会品牌和伦理宗教等财经及哲学方面论文发表，或入选书籍出版。
发稿编辑：谭凤山　　所谓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就是民族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一切利益服务。美国学者奇德斯特认为，在民族认同、民族目标和政治政策上，民族主义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国家通过向自己的公民昭示本民族的原则来教育他们，说明本民族的神圣，使公民适应本民族并为国家服务。在宗教民族主义看来，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总体上的、集体的共有文化，而且变成了一个为宗教献身的终极神圣的集合点。美国宗教民族主义就曾经为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美国民族在世界上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提供了强有力的力量之源。[1]（P94）那么，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它为美国事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美国宗教民族主义？通过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读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历史既不是一部宗教文化的发展史，也不是一部民族力量的抗争史，而是一部宗教与民族主义相互融合、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宗教势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今天，了解上述问题对我们体悟美国文化和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美国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宗教皈依与排外　　美国历来被称为“民族熔炉”。在这个熔炉把来自世界各地、各国、各族的人们锻铸成“美国人”的过程中，宗教皈依是最重要的一环。　　美国移民始祖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皈依印第安人的问题。最初，许多欧洲殖民者认为，美洲土着印第安人缺少基督教和文明，印第安人没有宗教，只有一些古老的、有害的习俗，基督教传教士们认为，土着人的习俗和传统成为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巨大障碍，对他们的皈依就如同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因为，为了使他们皈依基督教，首先要使他们成为“人”。所以，屠杀和驱赶成为欧洲殖民者对付印第安人的主要手段。但是，印第安人被赶入居留地而没有被灭绝，如何皈依的问题也就没有解决。美国人一直试图使印第安人白人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试图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主张确立政教分离的麦迪逊和杰斐逊任总统期间都曾同意政府拨款给传教士以使他们能去印第安人中间传教。[2]（P25）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管理人W·A.琼斯被认为是一个成功者，他一直寻求一种结束“部落关系”的办法，他认为，白人必须先把印地安文化打碎，然后再把它精练并使之现代化。所以，在给印第安人技术的同时，白人还必须消灭原有的印第安人而塑造新的印第安人。然而，一切都徒劳无益，印第安人义无返顾地坚持自己的礼仪、庆典和宗教。[3]（P97）1887年，美国颁布了《道斯土地分配法案》，该法案规定：由总统颁发授地证，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每户户主受地160英亩，未婚成年人每人80英亩。受地人在25年内不得转让土地使用权。印第安人受地后即成为美国公民，受联邦、州和地方法律的约束。这一法案实施以后，印第安人的生活日益恶化，以往的部族社会结构解体，许多印第安人因不适应农业生活而使自己的土地大量流入白人手中。1887年，印第安人拥有1.38亿英亩土地，到1932年，这些土地已有2/3落入白人手中。印第安人的部族纽带断裂了，印第安人的文化也随之被毁灭了，再也不能成为白人的威胁，印第安人仅仅作为美国现代文明的一个“边缘地带”而存在。如何皈依印第安人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3]（P106）　　美国白人基督徒另一个重要的宗教任务是对黑人的皈依。传统黑人宗教信仰创造神、祖宗崇拜和祭礼仪式等。很多非洲群体，特别是非洲西海岸国家，曾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也有些人相信基督教。但总体来看，黑人还不是基督教。为了“使他们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做一个好奴隶，”早在18世纪，美国白人就十分重视对黑人的皈依活动。到18世纪末叶，多数入教的黑人为循道宗和浸礼宗。当时，黑人与白人在同一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只不过是分开坐，后来才在不同的教堂进行宗教活动。[1]（P145）但是，白人们马上遇到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宗教可能使黑人顺从地做奴隶，但也有可能会唤醒黑人的良知，进而掀起叛乱。日，一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的黑人奴隶受海地黑人独立运动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影响，领导约1000名黑人奴隶举行起义。所以，内战前，白人对黑人的宗教归依一般还很慎重。内战以后，有人提出南方需要经济上的重建，更需要道德和精神上的重建，所以皈依黑人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虔敬行为，黑人入教率明显上升。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教会、有色人种卫理公会主教教会、非洲卫理公会主教基督教等3个组织都有很大发展。但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多数南方州开始剥夺黑人公民权，这种行为又得到教会的配合。在“种族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黑人只能有自己的教会。对于基督新教白人社会来说，如何皈依黑人是解决如何保持“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的美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4]（P242-243）　　美国黑人对自己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看法。有些人主张黑人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而不与白人社会融合在一起。其中有人主张黑人返回非洲，也有人主张在美洲某个地方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如南美、墨西哥或西印度群岛。在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黑人有3种不同主张：（1）与白人社会分离；（2）与白人社会融合；（3）寻求解放。寻求与白人社会分离的黑人运动主要是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黑人。小马丁·路德·金是主张与白人社会融合的黑人宗教领袖，他一生主张爱和非暴力，寻求黑人与白人的平等权利。他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良知的权利与一个没有权利的良知共存的社会，它正损害着我们的国家。”[1]（P154,159）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黑人人权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由于多数美国黑人基本接受了基督宗教，应该说皈依黑人的问题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决。　　美国人口中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毕竟是少数，美国民族的主体是白人。所以，白人的宗教信仰是决定美国民族文化取向的关键。众所周知，自殖民地时代始，美国曾长期是基督新教的一统天下。在《独立宣言》发表时，美国人80%是新教徒，天主教徒仅占总人口的0.8%；犹太教徒只占0.1%。[5]（P84）新教不仅在人数上绝对占优势，新教成员还代表着有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代表了多数工商业、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他们中构成最重要的政治核心的人物，在1931年的美国名人录所收的16000名人中，有10500为新教徒，天主教徒只有750人。[6]（P102）但是，随着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向美国移民数量的增加，美国新教不但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及天主教和犹太教。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有文化，美国新教徒多次掀起反对外来势力的土着保护主义运动（Nativism）。19世纪土着保护主义主要是反天主教，20世纪初开始主要反对犹太教。这些反对外来宗教的活动得到了一些新教组织的支持，1887年建立的美国新教协会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们提出，不许天主教徒在大都市、州或国民政府中担任公职，不许他们在公立学校任教，限制天主教徒向美国移民。1915年一些白人复活“三K党”也主要以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教为目的。这样，美国历史上从来就存在的排外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出现了更为激烈的排外场面。[4]（P123-124）　　法国学者安德烈·西耶格里埃德（Andre Siegfried）在20世纪20年代访问了美国并写了一本名为《成长的美国》（America Comes of Age）的书，他在书中认为，“战后美国的基本特征是美国本土民族对外来种族进入美国问题持一种紧张心态。”他认为，“人人都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谓真正的美国民族，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都以自己是本土民族而自豪，而这个本土民族实质上就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本质上的新教徒。”因为土着的美国人，即印第安人才是真正的美国本土民族。西耶格里埃德认为，由于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东正教徒移民的增加，使旧有的多数美国人主张的美国人团结在盎格鲁—萨克逊和清教徒的精神旗帜下的那种团结已经被异族从内部破坏了，总有一天，他们将发现自己不再是从前的美国人了。从宗教角度看，美国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因为绝大多数移民不是新教徒。1920年，美国总人口为10550万，其中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为5800万，这个数字仅占总人口的55%，另外3600万为外国人，占总人口的35%，此外还有1000万黑人，占总人口的10%。可是，某些美国人却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一种精英，一种“道德贵族”。这些美国人认为自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必须体现上帝的感召，在国际生活中必须履行传教的使命。[7]（P63-65）而移民的增加使这些人的数量越来越少，本土民族的宗教形象也在发生变化。1922年，纽约的一个主教派教区长认为，如果移民继续以目前的形势进入美国，“罗马天主教教会很可能统治美国的宗教生活，”因为天主教的势力在不断增加。他认为，基督新教要想保持自己原有的地位，必须加强团结。但同时他又认为，美国要保持自己是英语世界的美国，就必须团结在主教教会这样的宗教周围，这样才能使美国保持人类如此重要的伟大民族的固有精神。[7]（P83）　　在1928年10月总统选举前夕，《基督教世纪》杂志上一篇文章认为，基督新教反对一个天主教徒作为美国总统不是因为基督新教徒想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因为他们是坚定的基督新教徒，不是因为他们不欣赏天主教的崇拜方式，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担心史密斯当选总统后会发表命令服从教皇，而是因为天主教与美国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长期以来，天主教势力及其影响在美国不断扩大，已经威胁到美国业已存在的制度。如果白宫出现一个天主教总统，罗马天主教体制将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明显增加，因而将使人们再次面临“美国还是不是基督新教和盎格鲁—萨克逊的美国”的问题。当时，基督新教徒在美国才真正感到这是自己的家，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外国人。在20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人想去改变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因为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是多种多样的，改变信仰也是常见的。但是，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艾贝尔却提出，长老宗、浸礼宗和循道宗3派应该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去改变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其目的是“推动美国化的进程，改变天主教徒孤立于美国社会之外的问题并把他们带进新教教会。”这样一来，美国化就变成了基督新教化了。艾贝尔认为，“美国政府的理念和原则以及美国的社会生活都是来自于基督新教并由基督新教所支撑的。”这些思想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力图排除外来宗教或皈依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战以后，美国曾掀起一股黄祸论（Yellow Peril）的思潮。所谓黄祸论是指一战以后美国出现的担心亚洲移民对美国带来危险的思想。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亚裔移民问题的新的《移民法》。在国会讨论时，一个来自阿肯色州的议员的讲话曾获得了多数议员的赞同。他说：“在我们美国被正统化、欧洲化、非洲化和蒙古化过程中，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决心、我们的伟大、我们的优势和成果，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威胁。”另一个来自缅因州的议员说：美国是“上帝赋予的伟大人民的家，一个说英语的、拥有伟大理想的、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种族，这是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命运。”这些人认为，美国是来自欧洲的白种人的国家，而不是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黄种人的国家。所以，哈定总统的“民族胜利”是指白种人的胜利。[7]（P60）　　1924年《移民法》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反对日本移民的。这种反对亚洲移民的思想在传统“黄祸论”中主要是经济和种族的原因，但20世纪20年代则具有一定的宗教原因。众所周知，日本人在移民美国过程中把自己的神道教和佛教带到了美国，但并没有给美国主流宗教带来威胁，据统计，1936年在西雅图的6000名日裔美国人中，信佛教等东方宗教的仅980人，而信基督教的却有1200人。且不说许多日本人移居美国后改信了基督教，就是那些仍然信奉佛教的日本人的宗教习惯也美国化了。据说，在佛教的主日学校里，孩子们唱着与基督教一样的圣歌：“佛祖爱我”，而不是“佛祖保佑”。从这个角度看，1924年《移民法》专门反对日本移民的说法似乎还有待重新考察。　　不论如何，美国宗教排外主义思潮曾经十分狂热，对美国限制外来移民的政府行为曾起到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移民的持续增加，美国宗教多元化已经成为事实。美国许多教会领导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单独的教派都难以完成美国这个民族熔炉中如此众多和重要的社会事务，这就需要各教派联合起来。1908年，有30个教派代表1800万教徒建立了“美国基督教联合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8]（P206-207,120）所以，保持美国社会安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协调起来，最后终于形成了1955年W·赫博格所说的“美国宗教的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位一体熔炉”，从此，美国人认同他们自己是在同一个特有的美国式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具有不同宗教特点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大家团结在星条旗下，共同完成上帝的使命。可见，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宗教排外主义经过了一个漫长历程，这个过程就是美国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美国宗教民族主义在国内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二、领土扩张过程中的宗教理念　　19世纪上半叶以来，美国外交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外领土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理念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一种宗教使命感把美国对外领土扩张神圣化、合法化、合理化。美国左派史学家帕特森曾说：“美国在向海外经济扩张时，也在把美国文明向世界各地推广。美国人以一副传教士的面孔，向外推广圣经文明。美国人认为，改革文化、赚取利润和拯救灵魂是并行不悖的目标。”[9]（P292）　　在美国历史上，“天定命运”旗帜下的西进运动是美国领土扩张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美国精神形成和传播的过程。“天定命运”理论确信，美国对外领土扩张是在执行上帝神圣的使命。美国不但是作为上帝选定的民族在占领上帝赐予的土地，而且是在为实现上帝设计的千年王国而改变世界。[1]（P99）在西进运动时期，美国人认为西部土地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定论，所以，各教派都把“西部的召唤”作为己任。许多教徒认为，应该把《圣经》尽快运到边疆。这里没有政府的号召，也没有官员的布置，各教派完全是以“一种激情”主动去唤醒西部的人心。当时，普救说、超越论、万民拯救说等教派理论学说蜂拥而起，都为传播美国文明而巡游布道。[4]（242-243）可以看出，天定命运论中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民族主义在美国西部领土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国家或民族为了在战争中获胜而采用一些宗教或具有宗教性质的礼仪和仪式。即使是世俗爱国主义，也被有意无意地神圣化了。美国政治家D·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宣称，爱国主义产生了“一种灵魂的升华”，它使人“超于常人。”如果一个人献身于扞卫本国的法律和自由，他就将置一切恐惧、危险及后果于不顾。[10]（P180-181）在美国人看来，宗教民族主义在美国对外战争中的意义犹为重要，因为美国民族是世界上最圣洁的民族，美国的对外战争是神圣的战争。但是，美国有一些宗教派别主张“和平主义”，反对其信徒参加任何杀戮行为，反对战争。这是与美国通过战争完成其世界战略相矛盾的，在征兵问题上显得犹为突出。1917年美国征兵法规定：“本发法案不是要求或强迫属于禁止成员参加战争的宗教派别中的任何个人在军队中服役。”但该法案并没有把那些反对参加战争的教徒排除在所有为战争服务的行为之外，而是要求他们参加一些非战斗人员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共有20873名反战人员被编入非战斗人员队伍中服役。有大约500名反战人员拒绝参加军事行为，其中450多人被送上军事法庭，17人被判处死刑（最后都被赦免）。直到1946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在一个基督复临派教徒表示自己因宗教背景而不能入伍参战的案例判决时承认美国公民服军役不是无条件的。　　美国入籍法规定，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都要宣誓支持和扞卫美国宪法和法律，反对任何敌人，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1929年，一个名叫R·施维默的来自匈牙利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当她在被问道“如果需要，您是否愿意为保卫美国而入伍”时，她说自己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不能许诺那样做，因为她要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结果她被拒绝加入美国国籍。1931年，另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浸礼派牧师D·麦辛托什也是因为不能保证自己无条件地参加战争而被拒绝加入美国国籍。而这些案例在被申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后，申诉者都被法院驳回了。1952年美国入籍法规定：一个拒绝在军队中服役的人要求加入美国国籍可以被批准，条件是他或她能够出具“属实的证明说明自己由于宗教和信仰原因无法到美国军队中服役。”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政府有权力用强制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只要政府的行为主要是世俗的和中立的，它就没有违反不建立国教的原则；只要政府在保护公民福利时能说明自己在用强制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就没有违背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11]（P201-203）　　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具有“特殊使命”。T·潘恩曾认为，美国革命“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革命，而且是为全人类的革命。”J·Q·亚当斯在把“丘阜之城”作为清教徒的美国契约进行描绘时曾说，美国的职责不是把自己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民族，而是以榜样的力量吸引他们。林肯认为，美国独立宣言要解放的不仅仅是美国人民，而且还期望解放整个世界。[12]（P237）美国的这种领土扩张神圣使命论在1900年吞并菲律宾问题上得到了明显的证实。印地安那州参议员A·J·贝弗里奇说：“英语国家和条顿人民是在这个世界上结束混乱、建立秩序的主要责任人。”他认为，美国的政治扩张是正义的，因为“美国人民作为上帝选定的民族将最后领导世界的复兴。”他认为，美国在海外的扩张活动是在完成上帝的使命，这一使命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也不是不可及的，而是注定的、辉煌的和神圣的。这种美国中心主义思想是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和因素，成为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思想根据。[1]（P100）麦金莱总统在谈到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我从没有想占领菲律宾，但当它作为一个礼物由神赐予我们的时候，我真的不知所措……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先生们，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怎样到来的，但它确实来了……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开化他们，皈依他们，用上帝的恩典为我们菲律宾的伙伴做我们能做的一切。”[13]（P154）　　不仅仅在菲律宾问题上是这样。着名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费正清认为：“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14]（P293）在19世纪末以后，传教士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在无线电没有发明之前曾是美国政府了解中国情况的最主要来源。这些传教士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享有美国政府提供的特权，他们自然也是在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之下，美国传教士与美国水手、企业家、外交官携手共进。[2]（P29）美国学者阿瑟·林克曾把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政策称为“传教士外交”，他认为威尔逊的外交受到“帮助”其他民族的愿望的促动。[15]（P84）美国着名外交家、国务卿杜勒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曾积极参加教会工作，与基督教世界理事会有密切联系。年间，他曾担任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所设立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的主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最高祭祀是总统艾森豪威尔。该总统曾说：“如果不是深深地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政府将毫无意义，我并不在乎信仰什么。”这句话被人们广泛引用。所以，到20世纪中期，美国宗教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强有力的思想奋兴剂。从美国宗教民族主义出发，在国际斗争中，美国经济利益不可避免地是与其军事大国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军事力量有力地支持了其经济、政治和终极宗教利益。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被认为具有特殊的使命，美国在国外的军事行为证实了宗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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