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级将领名单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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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高级将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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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解放战争：1945年8月—1948年7月
第七章 “凡同情共军者请退出去！”
　　陈诚末路　　东北民主联军结束秋季攻势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提出了更大规模的冬季作战设想：　　林：
　　十二日十时电悉。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胶东整八师及某部前有抽调说，是否实行，尚待证明。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
　　毛泽东
　　十三日十六时　　但是，林彪很快就意识到目前他的部队出关作战是不现实的，他回电毛泽东，建议将出击冀东的作战推迟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军拟利用锦州到沈阳一带河流皆已结冰，便于大部队行动，投入最大兵力，在锦州和沈阳间作战。为适应打大据点和打大增援作战的需要，‘我们拟明年四、五月，再扩大一百个新兵团’。关于到冀东和平绥路作战，林(林彪)、罗(罗荣桓)、刘(刘亚楼)认为：‘目前如去大军，则补充供给困难，去不大的部队，则分散兵力，打小仗仍不易找，打大仗感兵力不够。故暂时不去，拟在明年开冰后，再看形势动作’。”
　　东北战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状况，迫使林彪只能打大仗，即集中四至五个纵队发动城市攻坚作战，或集中六至七个纵队打大规模运动战，因为可供攻击的小的据点已经不存在。此时，经过整训和扩充，林彪部的兵力比秋季作战时多了近二十二万人，总兵力已经达到近七十四万人，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的兵力首次超出了国民党军，而且一超就是近二十万人。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后，因为铁路交通都被切断或是时通时断，盘踞在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不但陷入了断粮断电的困境，兵员补充也面临极大的障碍。而最令人担忧的头等问题是部队普遍士气低落。
　　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说到士气问题：“士气都是饱满与旺盛的，一部分部队因四平一仗，元气损伤过大，略见减退，但不久即告恢复，现部队已建立起一种好的斗争意志与战斗作风，在连续作战、远距离的奔袭、气候严寒与大兵团行动、给养、住宿困难等情形下，已养成忍苦耐劳的习惯，过去顾虑伤亡、喜欢叫苦、不愿走路、不愿待机、不习惯于大踏步进退的心理与现象，现在是一般地消失了。现在没有打上仗或未能担负主攻的部队，常常表示不快意，每一战斗开始，部队争相请命，要求给予艰巨任务，以担负艰巨任务为荣。”
　　等待河流结冰是令人焦急的。
　　十二月初，东北地区气温终于降到了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河上的冰冻结实了，载重车可以通行了，东北民主联军官兵穿上厚厚的棉衣，脚上是垫着新鲜乌拉草的靴子，在一尺多深的积雪中出动了。至十二月十五日前后，二纵和十纵包围了沈阳以北的法库，七纵包围了法库以西的彰武，八纵包围了彰武以南的新立屯，一纵、三纵、六纵进至法库、新民与沈阳之间，四纵逼近沈阳，九纵到达沈阳西北方向的新民附近。
　　东北民主联军已全线出动，陈诚骤然紧张起来，他立即命令驻守铁岭的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增援法库。新二十二师的出动给林彪带来了战机，他命令十纵二十九师围困法库，不得使守军逃窜；二纵和七纵主力迅速转向法库东南，从侧翼发起进攻；三纵迂回至铁岭，切断新二十二师的退路，割断其与新三军十四师的联系。
　　十二月十六日，新二十二师进至铁岭与法库间的镇西堡、娘娘庙一线，向法库以东的二纵阵地发动了进攻。二纵当即反击，并以五师向敌人侧后迂回。新二十二师发觉自己成为攻击对象之后，急忙趁后路未断之际向铁岭回撤。
　　新二十二师的被打，再次调动了国民党军。十二月二十日，陈诚急调驻守长春的新一军五十师和暂编五十三师、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和九十一师、驻守开原的第五十三军一〇三师和暂编三十师、驻守辽南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师赶赴沈阳和铁岭地区，以解除林彪部对沈阳构成的军事威胁。
　　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调动，是林彪一直等待的，他决定声东击西，出敌不意，放弃攻击四面环山、工事坚固的法库，以二纵和七纵向西攻取彰武，进一步调动并分散国民党军。
　　彰武是沈阳以北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三个团据守，兵力约万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总攻开始。五个小时后，彰武城万余守军被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少将副师长李佛态以下官兵近七千人被俘。
　　这是林彪部第一次在白天发动城市攻坚战。自此以后，东北民主联军对城市的攻击大多在白天。
　　彰武战斗刚刚结束，林彪即命令一纵、八纵、九纵继续向北宁路前进，准备彻底切断锦州至沈阳之间的交通联络。
　　陈诚认为，林彪部伤亡过大难以再战，于是部署了在法库以南地区与林彪部主力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共五个军东起铁岭，西至新民，沿着辽河两岸百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全面出击。
　　陈诚大军出击的那天正是一九四八年元旦。他不知道，自这一天起，他的对手的称呼变了。
　　十二月三十日十七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通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于一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其简称‘东总’亦改为‘东司’。”
　　就在这一天，林彪发现陈诚的三路大军中，左路的新五军因推进快，位置已经突出出来，且新编第五军力量相对薄弱。东司立即部署：六纵在路上阻击新五军并诱其深入；二纵、七纵火速到达新立屯以北、以西地区集结，待命攻击；三纵插到新五军的右翼，切断其向新民的退路；十纵、一纵、独立第二师、四纵共同切断国民党军右、中两路与左路新五军的联系；八纵、九纵从辽中地区返回新民以西待命参战。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黄埔第四期毕业，他率部出动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将成为东北战场上第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长。
　　元旦那天，新五军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达巨流河车站了下车。寒风凛冽，陈林达向四野望去，雪原茫茫，他深为陈诚命令他的部队在新年之际出动而不快。陈林达的理解是，这次作战顶多是一个驱逐行动，把沈阳附近的共军主力赶得远一点而已。临行前，陈诚调拨给他十天的粮食弹药，而驱逐行动根本用不了十天。于是，陈林达命令各部队临时雇佣当地老百姓的大车，拉上三天的粮弹上路，剩下的都存在巨流河车站，必要时再用汽车往上送。
　　准备完毕后，新五军沿着公路向巨流河北面公主屯方向推进。
　　第二天，陈林达的军部到达安福屯。这时候，已经推进到公主屯和黄家山附近的前锋部队报告说：遇到了共产党军队的阻击。
　　阻击新五军的就是负责诱敌深入的六纵。为了给包围新五军的主力部队赢得调动的时间，六纵顽强地抗击着新五军不断发起的集团冲锋，阵地上厚厚的积雪很快就被灼热的枪弹融化了，共产党官兵在泥水中滚来滚去，前沿阵地上的拉锯反复进行着。
　　三日的阻击战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一天，二纵、三纵、六纵、七纵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四团开始急促地向公主屯开进。四日，新五军对六纵的阻击阵地加强了攻击力度，数次攻击之后，依旧没有进展，黄昏又至，陈林达猛然发觉附近有林彪的大部队正向他接近，他立即命令用重炮攻击当面的阻击阵地，然后严令各部队迅速地突击过去。但是，当面的阻击不但越来越强硬，而且六纵还向他发动了反击。
　　五日拂晓，新五军被包围在了公主屯及其西南地区。陈诚命令新五军固守待援，是因为他不相信林彪能够吃掉他的一个军。
　　而这正是林彪所期待的战场态势。——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们都知道，无论是关里还是关外战场，但凡国民党军下达“固守待援”的命令之后，鲜见哪支被围部队最终能够等来增援而将其解救出去。——尽管有四个军的兵力距离陈林达仅咫尺之遥。
　　“固守待援”的命令决定了新五军覆灭的命运。
　　这天上午，困守安福屯的陈林达接到报告，说存放在巨流河车站的粮弹已经装上卡车和大车，但是公路已被共军切断，如果这些物资出动肯定要被共军截获。陈林达开始后悔没把粮弹全部带上，而此时各师阵地不断被突破压缩，共产党军队的炮火已经打到安福屯了。陈林达被困在一个孤零零的村庄里。
　　是守还是撤？到了这时候，陈诚仍是犹豫不决，原因是各路增援部队都报告说他们在“顽强前进”。
　　林彪把攻击闻家台村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二纵。二纵前指副司令员吴信泉认为晚上攻击容易让敌人跑散，遂与副政委李雪三决定天亮后发动总攻。
　　六日晚，陈诚终于下达了让新五军向沈阳撤退的命令。
　　但是，一切都晚了。
　　七日，天亮起来的时候，共产党军队的总攻开始了。攻击部队集中了六十多门火炮，向被压缩在闻家台、黄花山两个村庄里的新五军残部进行猛烈的轰击，接着二纵和三纵从不同的方向发起了最后冲击。
　　苦战一夜的三纵官兵直接冲击陈林达的军指挥部。二十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李永凤踢开大门，举着一枚拔出保险针的美式鸭嘴手雷，大声喊：“谁动一下，我就撒手！”
　　新五军指挥部里一片惊慌：“别撒手！我们投降！”
　　李永凤问：“谁是陈林达？”
　　角落里走出来一个换上了士兵军服的小个子军官：“鄙人就是陈林达。”
　　与陈林达一起被俘的，还有一九五师师长谢代蒸、四十三师师长留光天等一万三千余名官兵。加上被打死打伤的七千多人，新五军全军两万余人全部被歼。
　　陈诚心力交瘁，在把驻守辽阳的第五十二军主力和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主力紧急调回沈阳后，他就因胃病病倒了。
　　一月十日，蒋介石到达沈阳。
　　国民党东北行辕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谁都知道这种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只能是追究责任和处分将领。行辕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很快知道，蒋介石一下飞机就与陈诚谈了话，陈诚已把新五军的覆灭归咎于众将领不服从他的指挥，并要求蒋介石惩办新六军军长廖耀湘。郑洞国立即找到随同蒋介石前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请他必要时为廖耀湘说几句求情的话。距离开会时间还有两分钟的时候，大家看到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脸色铁青地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一开始，蒋先生便大发脾气，痛责在东北的众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把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他愤愤地责问众人：“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蒋先生的浙江口音本来略显尖细，此刻由于过于愤怒，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在场的人吓得无一人出大气。蒋先生足足骂了约十几分钟，大家以为骂也骂得差不多了，岂知他话锋一转，又接着大骂起廖耀湘将军和李涛将军来，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揪，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
　　出乎在场的人的预料的是，廖耀湘和李涛突然站起来，申辩说他们根本没有接到增援陈林达的任何命令，他们不能为新五军的失败承担负责。陈诚立即反驳说，他曾让罗卓英将军给廖耀湘打电话，命令新六军就近解新五军之围。双方在罗卓英是否打过这个电话上针锋相对，措辞激烈，争吵不休，而其他将领一声不吭。这种高级将领们当面吵架的情形以前并不多见，蒋介石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争吵到最后，陈诚将军在无可奈何中，神情沮丧地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先生原本打算惩办廖、李二人，现在见陈氏自己承担了责任，只好改口说：“仗正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罢即离席而去。蒋先生离席后，陈诚将军接着又说了几句自我检讨的话。最后表示：“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党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言毕即宣布散会。
　　会后，蒋介石做出重大决定：将第五十四军的两个师由山东调往沈阳，同时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热辽边区作战机构，以连接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孙渡任东北剿总副司令，赵家骧任参谋长，彭杰如任副参谋长，范汉杰同时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蒋介石刚回到南京，就接到了东北战事恶化的消息：在新立屯被林彪部围困了近一个月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共九千余人，在弹尽粮绝、冻伤很多、士气低迷之时突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一月二十六日，师长彭巩英率部分路从新立屯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实施突围，但除彭师长带领的五百余人逃到了阜新之外，其余全部被共产党军队围歼于突围途中。国民党军二十六师突围的方式出乎预料，全体官兵学着共产党军队的样子：反穿大衣，头裹毛巾，一声不响，秩序井然。往外走的时候，遇到共产党哨兵询问，回答说是八纵的。后来居然在途中与八纵的一支部队擦肩而过。他们过去了好一会儿，八纵的干部们觉得有点不对头，怎么仗还没怎么打就有部队往外撤？这才醒悟到是敌人想跑，于是各部队掉头便追，追出去几十里终于追上了。二十六师的官兵也没有乱，数千人呼啦一下坐在雪地里缴枪投降了。
　　陈诚寝食不安，如坐针毡，他一反矜夸自傲的态度，开始与东北的高级将领们亲近起来。他劝说郑洞国陪他去了南京，面见蒋介石时，再次陈述国军在东北的失利确实由于各将领不服从命令所造成，而不是他的指挥无能。他着重申述东北的高级将领们如何难以调动，如何自私自利只求自保，和如何腐败堕落等等。其间又不断地说“不信可以问郑副司令”。郑洞国面带难色，“垂首不语”。——陈诚终于知道自己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了，因为蒋介石在听完他的陈述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安心养病，别的事就先不要管了。”
　　当众发誓“同沈阳共存亡”，否则“以手枪自杀”的陈诚以病重为由，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黯然离开沈阳，此时他主持东北军政不足六个月。在国民党内一片“杀陈诚，谢天下”的呼声中，陈诚住进上海陆军医院，同时辞去了国防部参谋总长职务。
　　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此战，歼灭国民党军五万八千余人，切断了北宁铁路，致使国民党军据守东北的要地沈阳门户洞开。
　　天寒地冻，气温常常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共产党官兵在野外作战，身体暴露的部分很快就会冻伤，手一摸到金属枪管就会被粘下一层皮。即使穿着大衣和棉鞋，也会在雪地里冻得爬不起来。加上很少能吃上热饭，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出现大量的冻伤：“自冬季攻势以来，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其中很重的约三分之一，有一部分将成残废。”除了非战斗减员外，战场上的减员的数字也显示出战斗之残酷，仅在歼灭新五军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伤亡高达一万多人。
　　成千上万的东北翻身农民倒在了冰天雪地里。
　　卫立煌：“我参加共产党好吗？”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卫立煌到达沈阳。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卫立煌的上任心绪复杂。因为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是一个另类人物。
　　现年五十一岁的卫立煌，出生在安徽合肥东郊卫杨村，十五岁那年因家贫无以为生，应招到庐州军政府当兵，后进入湖北学兵营，结业后投奔粤军，成为孙中山的一名卫兵。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升任第一军十四师师长，与他一起提升的还有第三师师长顾祝同。这一年的秋天，北方军阀孙传芳兵分三路渡过长江直指南京，卫立煌的十四师血战四昼夜，为保卫南京立下殊勋。但是，战后何应钦提拔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他仅为第九军副军长。——卫立煌不是黄埔出身，这是国民党军中称他为“嫡系中的杂牌”的缘故。蒋介石任用高级将领常以黄埔出身为标准，仅这一点就让卫立煌对蒋介石含恨终生。
　　虽然卫立煌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芥蒂，且在政治上他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出身贫苦的他必须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努力，因此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无法与蒋介石剥离，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进退、荣辱相连的依附关系。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而总司令是北伐时就与他有间隙的何应钦。他十分不满，先是称病，不久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出国旅行考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回国后，立即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挽救东北的危险局面。
　　卫立煌说：“修辞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
　　蒋介石说：“他要是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
　　蒋介石选择卫立煌去东北的动因是：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能拼善打，以资历和声望论他能担当这个职务；而论人事关系，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都曾是远征军中的将领，而卫立煌统领远征军的经历令他在美国军界有较高的声誉，他的上任肯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卫立煌犹豫不决。此时，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已有七十万正规军，地方武装将近百万，而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足二十万，更为严重的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锦州的铁路都已中断，这就意味据守在几个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都已成为孤军。蒋介石单独宴请了卫立煌，特别向他说明：如果不能挽救危局，卫本人没有责任；政府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四月间将有三至四个军增调锦州；目前先派二十驾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
　　卫立煌决定上任。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动了他：
　　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的夫人对他决定上任东北十分恼怒，说人人都知道东北快要完了，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清楚，你为什么偏偏“去替陈诚当替死鬼”？卫立煌的回答是：“要革命就不能怕死。”没有证据表明，卫立煌在政治上倾向了共产党方面。从他的人生轨迹上看，只有他对蒋介石不满是真实的，而且是刻骨铭心的。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政治胆量可谓惊人，他确实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抗战时期，他曾向他的秘书赵荣声说：“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要求赵秘书立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找林伯渠当面问一问。听了赵秘书转达的卫立煌的请求后，林伯渠的答复是：“卫先生若能作为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比他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
　　卫立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也许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永远无法得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飞抵沈阳。
　　卫立煌的战略是：固守沈阳，以待事变。
　　他说：“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共反苏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卫立煌认为，固守沈阳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况且，他知道林彪攻击四平的失败已证明共产党军队还不具备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固守沈阳的策略被卫立煌坚持到了极致：无论林彪打到什么地方，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甚至蒋介石一再电令催促他出击，他都一概不为所动。
　　上任短短的二十多天，辽阳、鞍山和营口相继丢失，三个师的兵力损失殆尽，卫立煌眼看着沈阳由此成为一座孤岛。
　　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结为一体。
　　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上任之后，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各方面都下了很大的本钱，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这样做，当然只有服从，但是把部队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保卫、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
　　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江西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做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他的这一决定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
　　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
　　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东满独立师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打击。
　　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用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
　　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表妹弟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
　　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
　　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　　国民大会　　毛泽东这次向东移动，不再是与追击他的国民党军兜圈子，而是要离开他住了十多年的陕北。两天后，毛泽东看见了黄河。当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边，他顺着黄河西岸向下游方向走了大约十几里，在吴堡县川口以南河神庙附近一个叫园则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东岸之后，毛泽东回头朝西望了好一会儿，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射着中国西部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壑。毛泽东此生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与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检讨和反省，并制订出名为“总体战”的新的战略。——不知在各个战场都已手忙脚乱的蒋介石如何观察出“总体”来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军“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对“总体战”进行了说明：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体化”。“‘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要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军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使敌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
　　“总体战”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在军事上，将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重新划为二十个绥靖区，撤销原来战区的司令长官，绥靖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务，实行自卫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
　　其次是政治战，其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经济战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国民党决定仿照共产党的做法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执政中国以来，不但没有实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反而使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国民党决心进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说，可以由国民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成为自耕农。问题是，这个暗藏陷阱的“土地政策”会使佃农更加贫困，心知玄机的地主们当然愿意接受，但是佃农们呢？
　　渡过黄河之后，毛泽东骑马沿黄河东岸南下，又循湫水河上行，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临县交镇三塔村。虽然国民党“总体战”战略已隆重推出，但是毛泽东依旧对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时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仅仅十三月后，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一路向南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那时候果真是“根本不用打仗”了。
　　当毛泽东离开陕北，向全国战场的核心地带走去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开幕了。国民党决定要以“民主国家”的惯例，为中国人民选举出“合乎民意”的“总统”和“副总统”来，“使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谁当总统？没人怀疑蒋介石是当然人选，但蒋介石本人却提出他不愿意当总统，他主张首届总统应该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且应该符合下列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二、在国际上有声誉；三、对国家有贡献。蒋介石当众宣布自己无意竞选总统，之后就退出了会场，结果与会者的思维顿时陷入混乱。有人揣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选北大教授胡适当总统，甚至揣测也许蒋介石已经事先征求了胡适的意见。混乱之后，出自黄埔的多数国民党军政大员认为，蒋介石实在不愿当总统也好，但是要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而戴季陶等国民党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由蒋介石来当总统，认为除了蒋介石之外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格。争论的结果是：“一致推举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向蒋介石说明。
　　陈布雷的电话打了，蒋介石还是推辞。
　　十分棘手的问题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蒋介石到底当不当总统候选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开始重新争论。可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争吵了，行政院院长张群索性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高官大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举张群、陈立夫和陈布雷三人去面见蒋介石，转达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担任总统，就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权力。
　　蒋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谓赋予总统必要的特殊权力，就是“国民大会”后来通过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根据这个条款，未来的“总统”将被“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从而拥有一切军政大权，而只要共产党还没被彻底扫清，都可以算作是“动员戡乱时期”。
　　果然，蒋介石顺利“当选”为“总统”。
　　四月十三日，走过艰辛的路途，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城南庄的村庄，他准备在这里住些天歇歇脚。——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电请陈毅、粟裕前来共商“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几个大仗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覆灭。
　　南京的“国民大会”仍在轰轰烈烈地开着，总统的选举搞妥之后，副总统的选举开始险象环生。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是李宗仁。李宗仁是国民党军桂系的领军人物，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敌。抗战结束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虚职，因此副总统选举对他来讲无异天赐良机。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授意的。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竞选活动。为了筹集竞选经费，李宗仁、白崇禧都贡献了自己的部分私产，而凡是以往借助桂系势力发财的那些门下故吏，如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安徽地方银行行长张岳灵等也都纷纷解囊。桂系起家之地广西，更是把省政府的大部分公款拨到了李宗仁的竞选事务所，以支持庞大的活动开支。桂系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中的所有文武官员全体出动，拉票声势之浩大弄得蒋介石与他支持的孙科寝食难安。李宗仁将竞选主张整理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保障人民四大自由。很快，整个南京城开始盛传“李宗仁通共”。李宗仁在宴请千余名“国大”代表时慷慨声称他“不怕戴红帽子”，此话出于此人此时此种场合着实令人吃惊，在场的中外记者们纷纷感到中国的政治颇有些光怪陆离。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攻打长春乃至锦州的问题致电东北野战军，同时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做好一切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作战。——聚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官大员们并不知道，令国民党政权开始倾覆的战役已在中国的东北蓄势待发。
　　就在这一天，“国民大会”的副总统选举开始了。所有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只有让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和程潜进入第二次选举。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副总统选举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的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一十六票。还是没人超过半数。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第四次选举开始。唱票的时候场面热闹，每唱到孙科的时候，孙派代表就热烈鼓掌；唱到李宗仁的时候，李派的代表就热烈鼓掌；当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张时，孙科和支持他的代表纷纷离开了会场，会场里只剩下李派代表更加热烈地掌声。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首届副总统。第一个上门祝贺他当选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戡乱建国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沉重的门板　　一九四七年底，拖着病体的徐向前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山西南部的运城。
　　徐向前对这座城市耿耿于怀，因为共产党军队曾经打过两次，都没有把这座城市打下来。
　　第一次攻击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当时运城的守军是整编十七师四十九团，外加四个连的炮兵和保安团，共约四千余人。胡宗南急令整编第十师十旅和青年军二〇六师的一个团由韩城东渡黄河增援，共产党军队被迫放弃了对运城的攻击。
　　第二次攻击是在这一年的十月，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运城城墙坚固，堡垒密布，堑壕连绵，防御纵深达十余里，守军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九团、整编十七师八十四旅二五〇团以及阎锡山的保安部队等，兵力已达万人以上。
　　十月八日，王新亭指挥攻击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将运城包围。艰苦的攻坚开始了。他们采取挖坑道迫近城墙实施炸药爆破的办法，这使得作战进行得十分缓慢，攻守双方皆伤亡很大，战斗始终在运城城墙外壕外围胶着拉锯。徐向前不断地给王新亭打电话，希望攻击部队不怕伤亡，专心致志地攻城。这种“专心致志”的外围战斗竟然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但只将攻击前沿推进到距运城外壕一百米左右的地方。
　　共产党军队攻城的时候，老百姓给予了大力支援，不但运送粮食弹药和转运伤员，听说攻城部队需要木料，运城周边几十里的百姓家家都把门板卸下来送上了阵地运城后，这些门板在运城守军发动反击时全部被烧毁。
　　战后统计，老百姓送上阵地的门板总数达到十七万之多。
　　门板没有了，家还能叫家么？
　　部队撤离战场的时候，官兵一路看着百姓家家不能闭户，低落的心情难以言表。晋冀鲁豫官兵坚持认为，必须打下运城，不然无颜见父老。——共产党军队一再期望打下运城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内物资极丰，武器弹药甚多。”
　　第二次攻击运城失利之后，王新亭和王震的部队都在运城以北地区休整。十二月一日，他们一起去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向徐向前提出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请求。
　　此时，运城及其周边守军已达一万三千多人，由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〇团的团长覃春芳指挥。
　　王新亭和王震将他们能够指挥的三万多兵力全部投入了战场。
　　十二月十六日，大雪纷飞，晋冀鲁豫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打响了。
　　攻城依旧采取的是人工爆破的办法。敌人的外围碉堡巨大而坚固，负责主攻的二纵接连受挫。这一次，共产党官兵决心拼到底，前赴后继的爆破一直持续到二十一日，独立第四旅十二团把十二号大碉堡炸毁了，负责从城西南发起攻击的三五九旅也把九号大碉堡炸哑了。运城守军急忙向胡宗南和阎锡山去电，形容共军攻击兵力与火力异常强大，他们只能“绝对殉城，以报国家”了。
　　总攻时间原定为二十五日黄昏，但是，二十四日这天，胡宗南四个旅的增援部队已在陕县渡过了黄河，王新亭和王震遂决定总攻提前至二十五日拂晓，争取在援敌到来之前突破运城城防。
　　接敌的坑道还没有完全开辟，坚固的城墙还没打开缺口，攻城突击队拥挤在外壕边缘，掩护火力不足以压制守军密集的枪弹，尤其是城墙下守军的重机枪阵地事先没有被发觉，导致突击部队伤亡巨大。两天两夜之后，攻击仍没进展。这个时候，如果时间拖延，致使增援之敌过于靠近，就必须抽调攻城部队前往迎敌，攻城很可能面临再次失败。徐向前给所有攻击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但是，缺乏炮弹的火炮根本无法把城墙轰开，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把坑道挖到城墙下，然后进行大规模爆破。王新亭和王震研究的结果是：在火力封锁下强行接近城墙外壕，在外壕下挖掘放置炸药的坑道。
　　负责挖坑道的是二十三旅七连。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他们每人不但要带上土工作业的工具，还要背上一块铺着湿棉被的沉重的门板，以抵挡国民党守军密集的子弹。
　　到了预定的联络时间，张国斌团长拼命拉联络绳，但就是没有回音。第三小组战士车元路请求让他去看看，张团长答应了。车元路中了五处枪伤爬回来。他报告说：在外壕里挖掘坑道，不断受到炮火射击，挖好的坑道被炸塌了，现在正用门板支撑坑口拼死往里挖。
　　再次上去，车元路遭到猛烈的射击拦截。子弹围着他呼啸，手榴弹在四周爆炸。他终于滚进外壕的时候，身上不知道哪里又负了伤。在城墙外壕下挖坑道的人几乎全部负伤，国民党守军知道这些跑到外壕里的共产党士兵在干什么，因此所有的火力都射向这里，坑道不断地被炸塌，人员不断地负伤，但坑道依旧在顽强地向前延伸。作业工具坏了，战士们就用手挖，每个人的指甲都掉了，血淋淋的双手不停地在坚硬的冻土上抠着。
　　车元路在这片开阔地上往返了五次之后，依旧活着，他让六十九团所有的官兵感到十分惊讶又十分崇敬。最后一次回来时，他给指挥所带来了好消息：坑道已经挖了近六米深，可以容纳三千公斤炸药。为了运送炸药的人的安全，在通往坑道的交通壕里，每隔几米还挖了避弹坑。
　　增援的国民党军距运城仅有一天的路程了。
　　二十七日黄昏，八纵二十三旅爆破队仅用四十分钟就把三千多公斤炸药送了上去。十七时三十分，一声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运城城墙被炸开了一道二十多米宽的缺口。八纵的突击队员乘势涌入，与守军在突破口上展开拉锯战。二十八日拂晓，国民党守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开始从东门和南门向外突围，四千多人的一股在永济附近被追歼，三千多人的一股平陆县七里坡附近被追歼。
　　蒋介石获悉运城失陷的消息，认为有碍整个晋南战局，命令胡宗南立即“从速收复”。但是，胡宗南得知运城失守后已经收缩了增援部队。
　　国民党军在山西南部固守的城市，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临汾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开始攻击那座孤零零的城市——临汾。
　　共产党军队对晋南重镇临汾的攻击，成为解放战争中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战斗的残酷显示出共产党军队将作战重心转向城市之初所遭遇的艰辛。
　　临汾位于汾河谷地中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著名的军事重镇。依自然地形砌在黄土高坡上的城墙周长约十公里，基部厚达三十米，倾斜的墙面高达十四米，顶部宽达十米，可以并行三辆大车。临汾城防工事经过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逐年加修，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
　　临汾守军，由胡宗南的两个团加一个炮兵营和阎锡山的六十六师组成，加上各种杂牌武装、还乡团、保安队、保警队约八个团，总兵力三万余人。守军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
　　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第八纵队的三个旅、第十三纵队的三个旅、太行军区的两个旅、吕梁军区的两个旅、太岳军区的八个团，总兵力五万三千余人。据说，临汾自建城之日起还没有被哪支军队攻破过。
　　这是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如果攻击得手，便可以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徐向前的部队就可以北上晋中直指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了。
　　攻击临汾的时间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但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令徐向前警觉起来：首先是十三纵队奔袭阎锡山的六十六师一个团的时候，竟然扑了空，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率增援部队绕道汾河西岸，最终带领一个团的正规军和三个团的保安部队顺利进入临汾城；接着，胡宗南为加强西安守备，决定将他的三十师三十旅从临汾撤出空运回西安，而且已经运走一个营了。
　　徐向前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三天。
　　三月七日，共产党军队首先用炮火封锁了机场，使得胡宗南的三十旅无法继续撤出临汾。接着，八纵和十三纵在雨雪交加中开始了肃清外围的战斗。梁培璜将主力逐渐调回主要城防阵地，用杂牌武装在外围各据点与共产党军队拼死纠缠，这使得外围作战进行得缓慢而艰苦。
　　至三十日，攻击临汾的战斗进行了二十二天，攻击部队已付出伤亡近四千人的代价。徐向前不得不改变攻击战术，各攻击部队奉命即刻转入隐蔽挖壕作业。
　　十天以后，四条通向临汾城防外壕的坑道挖好。
　　四月十日，八纵二十三旅被调过来攻击东关。两小时的火力准备之后，一万六千斤炸药被点燃了，霎那间，整个关东砖石横飞，火光冲天，临汾城外壕被炸开两处大缺口。
　　临汾守军陷于危机。三十旅伤亡了四百多人，六十六师也只剩下七百多人。阎锡山告诉梁培璜：“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梁培璜只有强令临汾市民参加战斗，男女老幼日夜加固碉堡工事。由于长时间处于被围状态，临汾城内物资严重匮乏，更危险的是满城无论兵民皆人心慌张。让梁培璜心惊胆战的，是共产党军队大规模的挖掘。他登临城墙看见四野泥土翻飞，但却不见一个人影。他命令在城墙下挖防御坑道，坑道底部放置水缸，监听城墙外面挖掘的声音。结果，水缸一个接一个被放置在城墙下，“吭吭”的挖掘之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梁培璜听后寝食难安。
　　攻击临汾的战斗正处在艰苦的僵持中时，战局陡变，傅作义和阎锡山集中兵力准备偷袭石家庄。中央军委认为必须保住石家庄，询问徐向前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攻克临汾，是否能抽出两至三个旅的兵力北上，在太谷附近阻击进攻阎锡山的主力部队。徐向前坚持认为，对临汾的攻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部队伤亡已经近万人，如果放弃攻击不但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损害攻击部队的斗志，还会使晋南战局陷入复杂化。徐向前坚持攻击临汾的决心得到朱德的支持。
　　四月底，十五条进攻坑道和四十条掩护坑道都已经靠近城墙。国民党守军开始近乎绝望破坏行动，炮火轰击、飞机轰炸持续不断，挖壕的坑道一次次被炸塌，共产党官兵们一面反击一面修复，一个连全部伤亡后就再换上去一个连……还是门板！还是需要大量门板！这种近乎原始的攻城方式，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门板，实为解放战争中的战争奇观。临汾城附近数十里的百姓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不但日夜做军粮，抬担架，护理和转运伤员，输送弹药补给，而且人人都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送上前沿，数量和打运城时一样达到了十几万块之多。
　　五月初，八纵二十三旅的三条主坑道与巨大的爆破洞终于挖掘完毕。从政治部主任到战士，长长的队列开始传送炸药。为了防止炸药潮湿，所有的人都把衣服脱了盖在炸药上面。炸药的堆积数量十分惊人，看来徐向前和他的官兵决心把临汾城炸上天。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傍晚的那场爆炸是古城临汾从未经过的。
　　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声还未停止，临汾城墙已被炸出了两处近四十米宽的大口子，八纵突击部队蜂拥而入。
　　五月十八日，天明时分，临汾城被攻占。
　　临汾攻坚战斗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战史上前所未有。在历时整整七十二天的攻坚中，部队伤亡一万五千三百余人，临汾城周边百姓动员支前民工二十万人，运送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粮食几百万斤。当付出巨大代价的百姓看见徐向前的队伍向北开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包括自己孩子的性命、自己家的粮食和门板在内，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