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俊 模特的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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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未婚,来自
殷俊choo,34岁,180CM,未婚
  我是一个有招行黑卡的普通人,喜欢前撅后翘,南方的,白的,离异的大姐们就别发了,建议您找50+离异的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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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择偶要求
年&&&&&&龄:20-28岁之间
身&&&&&&高:164-178厘米
民&&&&&&族:不限
学&&&&&&历:不限
相&&&&&&册:有照片
婚姻状况:未婚
居&&住&地:
安徽芜湖,吉林吉林,浙江杭州,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湖南,四川,天津
诚&&&&&&信:星级会员
标有*的择偶条件是必须符合的条件
吸&&&&&&烟:
不吸,很反感吸烟
饮&&&&&&酒:
社交需要时喝
锻炼习惯:
饮食习惯:
逛街购物:
不逛就难受
宗教信仰:
无宗教信仰
作息时间:
交际圈子:
偶尔主动约会朋友
最大消费:
家务分配:
夫妻平均分配
关于宠物:
月&&&&&&薪:
购&&&&&&房:
购&&&&&&车:
经济观念:
投资理财:
银行存款,证券投资,理财产品投资
外债贷款:
无外债贷款
职业职位:
公司行业:
金融/投资/证券
公司类型:
福利待遇:
投资高回报
工作状态:
调动工作可能性:
事业与家庭:
会为事业牺牲家庭利益
海外工作可能性:
未来几年有可能
毕业院校:
专业类型:
语言能力:
英语,法语,日语
籍&&&&&&贯:
户&&&&&&口:
国&&&&&&籍:
个性待征:
幽&&默&感:
经常带来欢笑
脾&&&&&&气:
对待感情:
一向认真对待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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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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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回族文学》年度述评
来源:石彦伟(回族)
我一向以为,考量《回族文学》这本刊物的年度表现,宜当置放于当代回族文学、及至少数民族文学、及至中国文学、及至世界文学的大的视野之中。这并非刻意高 抬一本刊物的价值纯度,而是提倡客观而敏捷地识别其与民族、国家及时代无可割裂的密致关联,更好也更准确地实现自我定位。无论是否业已受到文学界充分的观 照与广泛的认可,一个呈于眼前的事实是,《回族文学》对一个千万之众的民族的文学理想的坚守姿态是深挚而动人的,其为中华多元文化贡献的养分是殷实存在且 独一无二的,其日益彰显的国际化性征(缘于回族的穆斯林文化属性)与地域辐射优势(缘于回族的分布格局)亦是同类刊物所并不多见的。2013年《回族文 学》增设了“牡丹诗笺”和“回族影像”两个新栏目,页码也由九十六页增至一百零四页。在全国回族文学事业跨越式、多轨制发展大势之中,《回族文学》诚然面 临更多挑战,但机遇更为丰沛。2013年的《回族文学》以其富于民族特色、世界眼光的众多力作,以及上下求索的创造力,没有辜负民族的瞩望,较出色地完成 了“领唱”的使命。
民族精神传统的深掘与延展
诗歌是一个民族灵魂的行吟,肩负理想气质和信仰情怀的一些优秀回族诗人在诗歌中隐藏的精神力量不仅是烛照回族文明的火种,也是中华文化日益稀缺的给养。因此,“牡丹诗笺”的开办对于《回族文学》版图的齐整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意义非常。本年度,位列当下回族诗坛领跑梯队的单永珍、马占祥、泾河、沈沉,还有优秀诗人陈晓燕、李明、钟翔等都有好诗出手,特别是泾河的 组诗《大地之心》,品质尤为超拔。它展现了人在自然面前常被忽略的奇异感受,流露着一位信仰写作者与众不同的敬畏意识与清洁精神。“水是清朗的……默首的 思想者――是清朗的/风暴――是清朗的”(《风暴》),“我把还愿的经卷打开”(《大地之心》),“是它的飞翔压低了天空并提高了梦想”(《祈愿》)等诗 句,未直笔母族,却毕现回族美学气息与灵魂深度。泾河的散文《新月之光》也有类似的思想和审美取向。在清晨喧响的水声中,在清亮的水影里,早起的母亲清扫 尘埃,“把一切污秽之物拒之于这个家庭之外”;与人世相似,广大的天宇里也“铺设着一种洗过的清净”。斋月中的人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澄明静穆的格调中竞相看 月,兼以检省自己的品性与举意。这是回族生活中常见的风尚,但在泾河波澜不惊的笔下,却涌动着一股崇高脱俗的暖流,使“平静如水”的生活散发出清冽迷人的 气息,抵达了清洁幽微的神思之境。同样引起注目的散文还有阿慧的《遥望四角天空》和胡亚才的《金色池塘》。它们穿越古旧的时光,回到纯净无染的年少世界,前者在与乡邻观看露天电影时感知人们在逝去时代的纯粹与良善,后者在本家表奶如池塘般明澈、博大,富于生机的举止言谈中,参悟生命与自然的本真之美。同样,马悦的小说《燕麦哨》、马永欢的散文《乡村的荷花》、马晓艳的 报告文学《话剧之子――戴涯》等,也都比较鲜明地凸现了回族人至美至善的精神追求。特别是《话剧之子――戴涯》一文中披露了我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 旅行剧团的创办人、著名表演艺术家戴涯先生当掉棉袍买剧本、变卖首饰维持剧团开支等鲜为人知的掌故,使人震撼于那一时代回族文化人的理想之坚。
回族精神谱系中扎实密布的清洁传统,有时也延展为自尊、自省、利他等心理素养。马金莲的小说《项链》似乎在向经典致 敬,但主人公麦香不是像莫泊桑笔下的玛蒂尔德一样,辛苦地买一条真项链,去偿还一条被弄丢的假项链;而是恰恰相反地买了一条十五元的假项链,去填补真金项 链遗失后的惶恐与自责。虽然这种戏剧处理是一种逆转,但两位戴项链的女性人物却兼具一种共同的忏悔意识。在婚前谈好的嫁妆条件中,本来没有这条项链,由于 娘家的强势施压,逼迫婆家马万山老人忍痛卖掉了赖以为靠的大乳牛,又遭遇洗劫之灾,一病不起。但这些似乎与娘家无关,她们只关心嫁出去的女儿麦香能够 “换”回多少价值,将索取嫁妆视作一种声势和尊严,却毫不顾及过门以后的女儿何以承受这额外横来的负罪之重。作品剖解了乡村社区愈演愈烈的彩礼风习和狭隘 心理,不动声色地质诘了女方索礼的形式感和人文关怀的断裂,同时也将一个本应成为主角,却历来被作为博弈工具的新娘形象,推上了道德拷问的前台,其现实意 义和批判力度不可小觑。与之类似,李进祥的小说《羞怯的心》也把回族人的自尊心态写得风生水起。哑巴老汉马木合因常年 穿着一件寒酸的补丁衣服,惹来乡邻、村长,甚至儿女的质疑,觉得他有损村子和家人的形象,“就像是白花花的一碗米饭,上面有一粒老鼠屎”。但马木合老汉固 执得本色如初,这使得人们愈发对他疏远和挑剔,不仅盯上了他的养老金,还对他会念经、办教门、想朝觐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他散出一万多块钱想为清真寺大殿修 大门的愿望都要受阻。一个弱势者选择生存方式的基本权利被无端地猜疑和干涉,症候在于一个看客群体集体无意识的自卑、势力、嫉妒等心理畸变。李进祥在这篇 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乡土社会的人性复杂程度有所掘进,他开始从人的个体命运的审思向着普遍世相的劣根传统发起挑战。自尊心同样受到伤害的,还有冶生福小 说《天堂一样的生活》中因煤矿事故而致残,又因赔款问题而沦为棋子的马云,以及《牛奶不是水》中因自家牛奶含水量过高而诚信受质疑(实则竟是由于奶牛食用 假饲料所致)的马尔撒。冶生福是近两年在《回族文学》频繁亮相的一位新锐作家,他的叙述视角与语言才华都蕴藏着更大的潜能。
多民族视野与多元价值取向的养成
作为一本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回族文学》首先将自己定位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园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的坐标意识决定了它的眼光,势必不能孤芳自赏、故步自 封,而是要与兄弟民族建立常态的互动机制,不断汲取各民族文化养料。这种文化取向本身也与社会学语境下,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取向相匹配。2013年的 《回族文学》显然在包容和迎接多民族文化滋养的平台上有所开拓。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呼图壁?岩画?雀儿沟》、冯岩的《撒拉族之乡》《“一把手”托起的民族》、殷俊的《赶巴扎》、唐荣尧的《信仰着的惠回堡》、李道东的《西北茶》等,别具声色地展现了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等穆斯林民族的生活情状与心灵世界。同时,亦有作品并不囿于文明内部发言,而是袒露襟怀,勇于探求其他少数民族的精神秘境。如叶多多的散文《冬天,我在格亚》,以罕有的在场姿态,潜入遭遇雪灾,无法与外界联络的藏地山谷,与那些互相啃咬绒毛充饥的牛羊、手脚被严重冻伤的转场牧民一起,度过了“村史上最严厉的冬天”,暗行着对日益恶化的草原生态的巡抚与啼呼。藏族作家尹向东的小说《你是我朋友》则延续了对汉藏文明冲突与和解命题的聚焦,讲述了汉族医生和康巴藏族汉子曲折内敛的友谊故事与文化差异下的情感嬗变。
无疑,这种不同民族文化关系、心理碰撞的探讨,对回族文学构成了有益的参照和提示。在多篇回族作家的作品中,回汉杂居的生存境遇得到了较多彰显。如马悦小说《七家面》中,回汉娃娃互认干大干妈;王自忠散文《洪岗岗子的传奇》中,虎夫耶门宦创始人“洪老太爷”于西北旱灾之年,将家中储存的十余石粮食全部拿出赈济灾民,不分回汉、不论教派;李道东散文《西贯印象》中,北京北郊以汉族为主的东贯村与以回族为主的西贯村自古毗邻,“村民皆如亲朋好友一般,相处尤佳”;还有马有福的 《孔子、董仲舒回族后裔访谈录》中也写到回族孔姓后代回到达家川时,从来不愁住宿,任意一户汉族孔家都是自家人的两教亲情。应当承认,这种回汉两族融洽和 睦的现状映照是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正如一本《回族文学》也绝不是一个民族的自娱自乐,而是凝结着回汉两族(甚至更多民族)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辛劳与 关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牵涉民族关系就一定只能谨慎地展览和睦;相反我觉得,在客观存在的差异与冲突中探求和解渠道,养成多元价值取向相互碰撞、 借鉴与融通的表达习惯更值得推广。在这一点上应当负责地指出,来自回族作家的作品表现得尚嫌不够深刻。
历史深处的漫溯与时代潮头的迎击
对于回族这样一个年轻的民族来说,历史记忆显得尤为珍贵而紧要。《回族文学》开启的“岁月钩沉”栏目即是对回族历史长河的深情打捞,多年下来捧出了太多尘封已久、使人惊羡的珍宝。本年度回族的红色记忆得以延续,在马丽华、寇玉英、聂文虎、纳国昌等 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回族作家笔下,那抗美援朝志愿军中回民辎重营的沉寂背影,那穿越生死之境为驻藏部队解放军送粮、修路的高原驼队,那为绥西抗战、和平解放 和开荒西大滩作出无悔牺牲的农建一师,那祁连山下血染河西原野的红西路军万余将士,还有艰难时境中秉守知识分子尊严和气节的白寿彝、马坚教授,都使人在深 沉的敬意中,感慨各时各地回族之于祖国母亲从未褪色的赤子情怀。另一维度内,日益消解和远离记忆的回族民俗文化也获得某种程度的抢救,如拜学英在《大山深处的民间之舞》中展露的踏脚韵致,寇玉英在《开生脸》《“花儿”在指尖绽放》中织就的民俗美卷,钟翔在《河州砖雕的传人》中的行当秘闻,颇有几分时光留声机的怀旧况味。值得强调的是,“回族影像”这一栏目的开办为回族历史的复苏充盈了更多精致细节,与传统的“岁月钩沉”栏目构成了一对图文并茂、相映成趣的组合,垫厚了刊物的厚重品格。
与李有臣的《命运》、马笑泉的《复仇》两篇同写历史、稍显粗犷的小说相比,张承志的散文《东浦无人踪》虽为短制,却写得高贵从容,正义凛凛。作品以绍兴徐锡麟故居游踪为线,将洁与耻的概念再次高举成火把与投枪,刺穿历史与人性的幽暗,提出了足以使知识阶层惊诧和省思的文明改造命题,读之震撼不已。
正如马笑泉小说《复仇》结尾中所写,毕三十年之功终于练成绝世武功的复仇者来到仇家门前,却倒在了枪声之中――这一悲 剧揭示了新旧时代转折之中,人的渺小与卑弱;也似乎在提示我们,务必使眼光跟得上时代的疾变,断不能沉湎于怀旧的长喟之中。《回族文学》在此点之上可见匠 心,无论是最小的全国人大代表铁飞燕(阮殿文《洒鱼河流过青岗岭》),还是勇救汉族落水女孩不幸牺牲的宁夏打工青年拜金仓(拜学英《托举的瞬间》);无论是最美乡村教师马复兴(素夫《白粉笔,红粉笔》),还是因工坠崖的北川好县长兰辉(余运涛《忆兰辉》),都展现了时代前沿背景下回族人民汇聚和传递的正能量,这种对时代性的重视和倾斜亦是“回族人物”这一文化栏目尤应驻守的。
面对城乡一体化等较为紧迫的社会新型问题,我们的作家也没有失语。维吾尔族女作家阿舍的散文《燕子啊燕子》打量于宁南山区搬迁大潮中女孩燕子的精神困境,当“贫寒与简陋的生活似乎掏空了整个村子的想象与梦境”时,我们感受到的是如尘埃一般随风摇摆的小人物的落寞与忧伤。米马的散文《城市之“湖”》触及大批农村平民涌入兰州城,汇聚于小西湖地界,这一迁徙过程中的喧哗与困顿,“人们一边在吸收着城市的气息,一边在顽固地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习惯”。这一视角已显紧要,但思考尚可更加锐意和深入。使人感到心头一沉的是马金莲的 小说《大拇指与小拇尕》,作品选取的讲述背景仍然是作者所擅长的男人外出打工背景下的留守女性的负重与隐忍,但较为别致的角度是,这位“碎媳妇”的烦恼不 再来源于膝下历受俯视的女娃,而是两个健壮可爱的男娃。由于生计所迫和虚荣心驱使,哈蛋媳妇将出工摘枸杞视做一份无比紧迫的压力。两个男娃无人照管,锁在 家中又恐触电,只好整日寄放在土窖里。这样决绝的举措使人预感将有极端的意外发生。果然,土窖的洞洞里钻出了蛇,哥哥和弟弟双双殒命。但意外紧随其后:失 子的年轻母亲“张大口一下咬住了蛇”,“直到将蛇扯成了几截子”,这般撕心裂肺的描写使人几欲窒息。尽管如此“猛料”稍嫌刻意,并非马金莲的一贯风格,但 强度的擂击过后,留守妇女、孤独儿童的精神之殇确已深入骨髓。
富于时代新颖思索的作品还有,表现回族大学生坚守与追求的散文《穆钧书角》,作品写到作者身为东北散居区回族青年在读书期间,从西北聚居区回族师兄身上受 到本民族文化的教育和熏染,从建设大学食堂中的一方小小书角开始,立志为母族振兴而奋斗,张扬着青春的律动和渐行失落的理想主义的感召。而校园题材、青春 题材,乃至城市题材、东部散居区题材,也都是当下回族文学创作极其匮乏、亟待开拓的路向。从作家队伍构建层面来看,本年度《回族文学》的创作主体虽以实力 派中青年作家为主,也不乏马金莲、石彦伟、查文瑾等少数80后作家,但其对新锐作家的关注与扶持力度尚存很大空间。建议《回族文学》尽早推出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回族青年作家专号或专栏。
地域版图的丰赡与世界视域的t望
在空间层面上观察,守望于昌吉回乡的《回族文学》在西域叙事上具备鲜明优势。如果说我们在内地刊物中读到的新疆生活还十分有限,甚至有些失味,那么《回族文学》所呈现的新疆地图则是生动、地道而深沉的。我惊喜于本年度诸多名家散文中呈现的新疆景观,如格非的《北疆纪行》、葛水平的《十段时光里的新疆》、刘宏伟的《明亮库车河》、王族的 《木垒长眉驼》等,这种兴奋要多于阅读其他汉族名家发表于本刊的,与回族或西域文化无甚关联的篇什。不过,在我流连于这些美文的精致隽永之时,我也对他们 的书写(当然也包括回族作家笔下的新疆)仍然止于游踪,未能潜入这块土地上民众的灵魂,读懂他们的眼神,而感到一丝遗憾。或许正如刘亮程刊 发于2013年《回族文学》的散文《新疆无传奇》所坦承的:“这些年来有关新疆的文字、绘画、影像非常之多,这是一个被看见最多的时代,也是一个被遮蔽最 多的时代,无数的‘看见’在遮蔽更大的现实。”诚属深刻洞见。因此,我期待于《回族文学》以“西部风景线”为主阵地推出的新疆书写,从游山乐水中超拔出 来,由表及里,更加注重本地各族民众的在场体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适量发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本土母语民族作家的翻译作品,那里的新疆或 许会是一块更加真实高贵、深邃辽阔,不仅诱人沉醉、也能促人深思的土地。
沿地理坐标轴向东寻望,西北大地的风景仍然茂盛惹眼。冶生福的《遥远的苦芦湾》和马玉珍的《祁连山下的回族人家》叙说大美青海;石舒清所撰配文《西海固女子》、单永珍的组诗《在西海固》、王自忠的散文《村庄断章》舒展宁夏乡愁;而以描写跑车生活见长、功力渐进的青年作家敏洮舟, 则以一篇名为《离合》的优质散文,将远行中危机四伏的自己,与那个魂牵梦萦的走不出的西北老家,对接成一组饱含眼泪与叹息的悖论。失灵的是脚下的离合,不 变的却是亲情离合、故土离合、人生离合的“原乡”之痛。敏洮舟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出色的表达天赋,让我们对他的创作充满期待。
走出大西北南下,彩云之南又是别有洞天的一处人文地理富矿区。高发元的散文《巍山回族传奇》、马成云的散文《走访昆明清真古寺》、沈沉的组诗《马鹿沟笔记》,以及马永欢的《博南古道上的赶马人》等多篇散文,带领我们领略了红土高原回族风土的深沉与厚重。而来自东部及南方散居区的信息则似乎更为回族文化视野所迫求,如宛磊的《陈埭的故事》、拜学英的《走进太原清真古寺》、田野的《三亚回族掠影》,带来了一些平素较少获知的见识。还有一些地理散文与自然密切通联,仅言对河水的书写即有马占祥的《河流事件》、张贵亭的《拜谒黄河》等诗作,以及王树理的《亲水的民族》、米马的《涨河》、恩慈的《离开永定河》等散文。另有几篇与地域饮食民俗有关的散文也别有生趣,如达慧中的《京味儿回族小吃趣谈》《京城清真烹饪宗师褚祥》、勉卫忠的《东关茶事》、严雅楠的《吃宴席》等。阅读这些文章的一个感受是,文化表述与文学审美如何取得更多的协调和互补,需要我们的作者进一步锤炼,也需要编者的更多倡导。
真正使人惊喜的是刊物在世界眼光上的拓展,这一收获首推李进祥的小说《四个穆萨》。该作或为本年度回族文学最为醒目的 作品之一,因为它不但代表回族作家,也代表中国作家,在新世纪以来风云激荡、战火不绝的地球问题面前,较早也较深入地以小说形式思考了中国的“我们”与世 界上的“他们”在精神处境上的内在联系,带有罕见的国际主义立场和迫切而深沉的人道关怀。当然,李进祥的这种国际视野不能称其全备和纯熟,但他以一个穆斯 林作家的言说身份寻求到了一条抵达他者的线索,分以叙利亚、阿富汗、中国西北和桌前写小说的“我”四个同叫穆萨的男人所经历的命途为镜像,呈示了战争与生 命、反抗与救赎、压抑与温暖等诸多富于哲理的思考,在灵魂层面上顿悟到不同人生的归一性。正如作者在小说尾声所写:“我写下的几个穆萨,在不同的世界,经 历着不同的事。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具有某种苏菲修士般的参悟之功,宜应引起文学研究界的特别注视。
此外,“佳作选萃”栏目中连载的张信刚长篇纪实散文《大中东行纪》,对中东诸伊斯兰国度进行了全景式的深度扫描;“海外手记”栏目则着重将土耳其、沙特、埃及、阿富汗、巴勒斯坦、美国等国的穆斯林风土人情、历史纠葛、现实际遇作了翔实生动的状描。颇具新意的几篇是,名家陈应松的 《我眼中的伊斯坦布尔》,记叙了在土耳其的诸多见闻,如箱包店老板对人毫无猜忌,换钱之际丢下摊子就跑的细节,揭示了信仰国度的道德力量;而亲历伊斯提克 拉大街游行的同时,还能看到扒火车嘻嘻哈哈的孩子,“允许一部分人愤怒,一部分人玩耍,更多的人逛街购物”,这是作者对“民主”所作的个性注解。此外,马建福的《禁不住地眼泪往下流》中所触及的东南亚穆斯林女性在香港的生存际遇,以及香港华人皈依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女孩的跨国之恋,洋溢着趣味与感动;刘宝军的 《风烟缭绕二道沟》则记录了寻访吉尔吉斯斯坦的甘肃籍东干人聚居地的始末经历,颇具稀贵的人类学价值。我一向觉得,集合了回族的文学表达和文化研究之群结 力量,同时又身处新疆,兼得诸多跨境资源的《回族文学》,有能力在中亚东干文学(回族文学不可割裂的重要领域)的发掘与推介方面作出更多探索。
(原载《回族文学》2014年第1期,发表稿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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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多元民族档案工作的行与思
文章作者:黄凤平
来源:《中国档案报》 添加时间: 点击:1184
&云南省档案局馆长黄凤平&&&&& 殷俊燕 摄
  民族记忆既是民族历史文化之根,也是民族繁荣发展的腾飞之翼,是国家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始终在逐渐趋同的全球化时代里闪烁着绚丽的光芒。档案记录决定、行为和记忆,是人类社会思想、发现和成就的演变记录,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
  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记忆刻不容缓
  少数民族记忆既有文字、图像、声音等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档案,更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产生形成的,为巫师、毕摩、头人、东巴、和尚、长老、工匠、医师和民间艺人等所掌握和传承下来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述历史和原始宗教、祭祀文化、社会习俗、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民族医药、民族礼仪、民间传说、民族工艺等多种类型。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哈尼、白、傣、傈僳、佤、景颇、布朗、阿昌、拉祜、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等15个民族为云南所独有,16种少数民族跨境居住,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以多种原始形态流传的多元民族文化,成为盛开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和璀璨的民族记忆瑰宝。  但是,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字绝大多数只为土司、毕摩、东巴、和尚、长老、工匠和民间艺人等少数人掌握,有些少数民族更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及宗教信仰等民族记忆,长期以来依靠口耳相传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加上云南山高谷深且经济欠发达,导致目前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仍处于低水平的起步阶段。随着现代化进程与民族融合加快,以及一些历史见证者相继去世,加速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失传。据统计,云南省被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698人,国家级传承人51人,但大多年事已高。1983年丽江地区还有60位东巴,而今随着老东巴们地逝去,也带走了丰富的纳西族历史文化。新平县平甸乡一位毕摩,在去世时其保存的60多部古彝文档案文献被全部烧毁随葬。云南少数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传承特殊性和保护的不易,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民族文化面临着严重受损甚至“历史性断代”的危险。
  科学规划抢救保护少数民族记忆蓝图
  近年来,围绕国家档案局档案工作“三个体系”建设战略目标,云南省档案局将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及传承列为民生档案工作重点,纳入各级档案部门议事日程,在深入调研并全面掌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的工作思路。要求云南省档案馆每年收集、征集特色档案资源数量要占全年新进馆档案数量的10%以上;州市级馆要占20%以上;县级馆要占30%以上。本着优先抢救保护云南无文字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档案的原则,结合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突出档案记录历史发展轨迹的特点,注重资料的原始性、真实性,通过档案收集征集、影像记录、文献翻译、个人访谈等方式,全面采集分散在社会和民间的反映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情况的档案资料。通过持之不懈的努力,云南省将逐步建立以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为重点,涵盖25个少数民族,既反映各民族团结发展进步,又反映各民族文化传统,充分体现民族性、时代性、群众性、文化性和富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体系,努力实践“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
  当好民族记忆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借助外国智力资源,培养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档案人才。云南省档案局充分利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与云南省档案局口述历史合作项目,成功承办了中国新加坡两国联合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培训班,并即将组织部分业务骨干赴新加坡接受口述历史强化培训与实习,学习口述历史采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分享新加坡在保存少数族群和民间歌谣方面的经验,培养一批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的人才。并通过对民族文化研究者、文化传承者、民间能工巧匠和古稀老人的访谈,采集口述历史,真实记录无文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全面记录未用或无法用民族文字记载的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多角度、多层次反映云南璀璨的少数民族文化。  ――上下合力,全力实施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档案计划。从2010年开始,云南省档案局联合各州、市档案局,按照坚持档案特色,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原则,以收集和记录少数民族发展进程和文化传统为重点,采取征集、收集、拍照、录音录像、口述历史采集等方式,全面采集分散于社会和民间的反映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档案资料,并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传承人、民间能工巧匠的访谈,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原始宗教、祭祀文化、生产方式、技术技艺、社会习俗、节庆风俗、社会组织、文学艺术、民间传说、天文历法、民族医药、衣着服饰、建筑风格、饮食文化、交通工具、民族工艺等。至2010年12月底,全省已完成阿昌族、布朗族代表人物口述历史访谈8人,建立名人档案18人,采集录音680分钟,录像150分钟,照片5200多张,文字资料230多份,服饰、乐器等实物33件,音像资料110盘,书籍38册。这些举措对于建立富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体系,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的方法和途径具有积极的作用。  ――突出特色,做好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建档试点工作。茶文化是云南各民族重要的文化特征,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云南省档案局与省茶叶协会合作,把普洱茶主产地西双版纳作为工作试点,通过征集古茶树及茶产业有关实物,建立古茶树音像档案、古茶树分布图、登记册等专题档案,全面记录云南省古茶树资源现状,积极探索对云南省珍贵的古茶树群落和有代表性的古茶树实行长效的档案管理模式,进一步丰富云南省民族档案资源。同时与云南省普洱茶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和普洱茶生产企业开展品牌普洱茶征集建档活动。征集并筛选云南省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普洱茶品牌产品,在云南省档案馆建立品牌普洱茶档案,采取永久收藏和展览为一体的方式,全面记录和展示云南省普洱茶品牌和普洱茶文化。  ――多方合作,抓好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云南省档案馆与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达成共识,对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种类、数量、保管机构等情况进行了摸底调研,开展建档指导,力争将珍贵少数民族档案遗产集中到档案馆保管。云南省档案局还与文化、文物主管机构联合开展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接收征集工作,力争将第一手资料征集进馆。目前云南省档案馆已保存汉、彝、傣、藏、白、纳西、拉祜、基诺、哈尼、傈僳、瑶等民族的各种载体档案572个全宗,105万余卷(册),云南已拥有一个巨大的民族档案宝库。贝叶经、棉纸经、东巴经等一大批极具保存价值、富有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料得到及时有效地抢救与保护,其中东巴文档案已被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彝文档案已被列入国家档案文献名录(第三批)。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努力推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进步和创新发展
  云南省130个县级综合档案馆建设全部纳入国家中西部地区县级综合档案馆建设规划,这些民族地区档案馆保管条件的改善和抗灾能力的提高,为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档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和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氛围的逐步形成,云南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但由于政策法规、机构、经费、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依然存在制约因素,加之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字的复杂性等,加大了工作难度。云南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加快建立抢救保护民族档案的长效机制。云南各少数民族居住地较分散,文化发展程度高低不一,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字差异性大,各不相容。一些原生态文化,大多散存于边远山寨,民族档案收集和口述历史采集非常不容易,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云南省档案局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紧密协作,制定完善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的相关法规、政策。联合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的理论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多元民族档案抢救保护长效机制。  ――加强少数民族档案人才的培养。云南有23种少数民族文字,目前使用的有21种,其中印度巴利系统的傣文5种、纳西文4种、傈僳文3种、彝文2种、景颇文2种等,这些民族或多或少留下了用本民族文字书写的档案。要抢救保护这些档案,就需要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门人才。我们一方面要培养从事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的综合人才,另一方面还要培养研究少数民族档案,熟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风俗的专门人才,为云南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稳步建立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数据库。目前,云南省档案局正在实施数字档案馆建设,拟投入近亿元资金,建成全面覆盖馆藏的档案资源数据库,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各州市、县数字档案馆建设也正在积极推进,为建立全省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数据库提供了可靠保障。云南省档案局将在阿昌族、布朗族、独龙族、基诺族等4个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工作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以口述历史采集为抓手,逐步开展对云南15个特有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最终建立覆盖全省25个民族、具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档案数据库。  云南各具特色的民族档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各民族团结奋斗与共同繁荣的重要记录。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今天,做好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保护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云南广大档案工作者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光荣使命。我坚信,在这个逐渐趋同的全球化时代,通过云南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档案的光芒一定会更加绚烂,云南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一定能以档案为载体重放异彩。& (此文为云南省档案局馆长黄凤平在2011年海峡两岸档案暨缩微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摘要)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日&&& 总第2197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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