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中国人将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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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让法治为现代中国护航――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一）12月4日，13亿中国人将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
　　1982年的这一天，经过为期4个月的全民大讨论，八二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很多那一年出生的孩子，都取名叫“宪法”。
　　32年过去，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建设，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抵达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厉行法治的一个象征，国家宪法日的确立，再次彰显执政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
　　进行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的中央全会，是解读中国的关键钥匙。
　　中国向何处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年前，中共十八大自信地标定前进的方向。
　　动力从哪里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一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坚定地踏下变革的油门。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如何让这喷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
　　这是一座法治里程碑，以此为节点，思路更明确、理念更清晰，法治中国建设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一场国家治理的革命，必将带来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变化、执政水平的提升；这是一个发展新起点，法治将搭建起更牢固的框架、更规范的轨道，让改革发展在各个领域蹄疾而步稳地前行。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上下求索作出的最终选择，标注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新高度。社会主义，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法治，替代了延绵千年的人治传统。两相结合，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成为可能，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可能。
　　从，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顺序展开，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清晰可见。
　　（二）“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有几个节点无法绕开，它们是这条探索之路上的坐标，见证着成功的经验，也记录下惨痛的教训。
　　一是1949年，体现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成为法治之路的原点。二是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行，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从过渡期走向成型期，奠定依宪治国的基础。三是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带来十年倒退。四是1978年，改革开放重启中国法治进程，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五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进入全面加强法治建设新时期。
　　将法治建设的这些节点连接成历史发展的曲线，就会发现，它与中国发展变化的进程，竟然如此吻合。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废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国家建设发展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规律，决定了我们在法治之路上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难以保护自己的国家主席免于冤屈，这曾是新中国法治进程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痛定思痛，依法治国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今天的中国，发展的曲线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区间。一个利益多元、观点多样、充满活力的社会已然形成。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如何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如何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又如何保证基本的理性标准和文明底线？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五大建设”需要齐头并进，“新四化”需要舒展新卷，靠什么穿越历史三峡的激流险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必须秉持法律这一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手段。只有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有法律而无法治，重权力而轻权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的法典就已比较完备，但正如黄宗羲所言：“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漫漫人治史，使古人常把“盛世”的想象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最终逃不过“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治乱循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作出的重大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
　　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南斯拉夫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得比较好的，但铁托没了，那个制度和国家也就都没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党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三）前行的道路上，回头看看，才能发现走出了多远。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以今天看来属于常识的观点，掀开了法学界思想解放的一角。一封发自陕西农村的来信，充满了对文章作者的忧心：“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被打成右派。”
　　1983年审议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当时有参与讨论的领导坚决反对“港监对船舶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我们是代表国家执法的，头顶上戴的是国徽，告我们，就是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5年，行政诉讼法施行不久，四川夹江县技监部门因商标侵权查封了一家小企业，却被当事人以“涉嫌越权”告上法庭。各方质疑法院：你们法院怎么让“造假的”把“打假的”给告了？
　　2013年，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庭审微博直播。网络断线怎么办？出现错别字怎么办？济南中院相关负责人回想起来，至今仍然“后怕”。但是，6天186条微博23万字11张图片，成为司法公开重要节点。
　　几个事例，折射的是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突破观念重围曲折前行的不平凡历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事实上的法律，只有宪法、婚姻法等寥寥几部。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1986年，民法通则通过；2007年，物权法施行……一部部法律从无到有，把改革开放的成果镌刻在光辉的法典之上。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2011年，新拆迁条例开始施行；2013年，修改后的信访条例施行……一个个标志性事件见证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如果说17年前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经过近20年思想交锋、现实倒逼的结果，那么，17年后的今天，我们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是一次自觉、主动的选择。如果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解决的主要还是有法可依的问题，那么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则不仅注重立法的层面，更覆盖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过程，囊括了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一字之差，标注了法治建设取得的新进展、依法治国达到的新高度。
　　这样的新进展、新高度，点燃了亿万人民的法治热情。微博上，网友开设的“四中全会”话题在会议首日就引来超过7000万次点击；媒体中，各种解读分析充满热切期望。公众关注法治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学者分析会议释放出怎样的“法治红利”；而国外观察者也敏锐地感知到，这是“依法治国施政理念的2.0版，涵盖了执政党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的逻辑思路”。
　　“法治”二字激荡起阵阵春潮，正源于党心民意的深远共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依法治国重要性的阐述，代表了一个政党清醒的判断、深刻的认知。
　　（四）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深刻思考法治与权力、法治与治理、法治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把握执政规律，又何尝不是一次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驾驭、自我超越、自我提升？
　　一个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走向法治化。几百年前，英国上演“大国崛起”，知识产权、市场规则的法律体系功不可没；当代西方国家的发达与文明，则建立在厉行法治的基础之上，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多如牛毛的法条“管”着。正如孙中山痛切的体认，无法治便无以立国、强国，无法治便无从卫国、富民。经过60多年探索、30多年实践，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
　　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法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而且要有良法可依；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果的捍卫，也是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石；不仅要定分止争，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提炼与升华。洋洋上万字的四中全会《决定》并非就法治论法治，而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形成五大法治体系的重点任务，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规划，也说明我们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恰如境外媒体的分析，“依法治国”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显示出清晰可辨的治理思路。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法治中国目标澎湃人心，中国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所称的“世界历史的局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主旨下，更加清晰地界定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法治信仰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这是共产党人对现代中国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五）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认识到二者的一致性，才能理顺法与权的关系，让治国理政有依据、法治建设有遵循。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领导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正面临激烈的现代化转型，要处理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大量矛盾问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不可忽缺。实践中，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法治与西方“宪政”的根本区别。
　　我们党居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法是我们治理活动的基本框架，如何调整二者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水到渠成。翻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殷鉴不远。苏联几十年的法制建设中，建树了大量成就。但在斯大林时代，最高领导处于法律之上，为一系列失误埋下祸根；而戈尔巴乔夫时代，又因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动摇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导致国家解体。立法执法的扭曲、法治文化的落后，成为葬送一个百年老党、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未能解决好的难题，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党的领导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讲的法治，其实就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但是在民主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出现领导者个人意志高于一切的局面。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当时“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党主动探索和规范党与法的关系。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所说的“任何组织”，当然应该包括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提出依法治国到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体现了执政理念的升级、执政方式的更新。
　　四中全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一步给出明确答案。在理论上，明确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一致性，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在实践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法律之于政治，犹如文法之于语文，理论之于思想”。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深刻认识到，我们党是先锋队，必须带头遵守国家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六）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发挥好法治的保障、规范与推动作用，才能让改革航船开得更稳、走得更远。
　　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曾提出“笼中之鸟”的比喻，当时是为界定搞活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鸟得让它飞，捏在手里会死掉，但也不能没有笼子，否则鸟就飞跑了。如今，这则精妙的比喻也可以用来形容改革与法治。改革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勇于探索，但也不能信马由缰，突破法治的红线。
　　改革是一系列变化的集合，往往会带来不稳定。而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便是其安定性。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安定性不仅仅表现为不得朝令夕改，更体现为在一个高速前行的变动社会中，法及其维护的基本秩序，起着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在发生鲜明变化。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仍是基本方法论，法治时代，改革“于法有据”也成为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改革的“破”与法治的“立”，改革的“进”与法治的“守”，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处理不好会相互掣肘，处理好了才会相辅相成。
　　改革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保障，否则就可能引起混乱；法治必须紧跟改革的进程和步伐，否则就可能被虚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四中全会又提出依法治国的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正需要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把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规范，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减少改革成本、巩固改革成果，才能确保改革有秩序、不走样，行稳致远。
　　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证明，法治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阻拦奔腾的市场经济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坝，是守护30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卫士。唯有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确保中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七）法治信仰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中的基本命题。“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民守法”为重要着力点，正是力求从塑造法治信仰出发，破解“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的困局。
　　《商君书?定分》记载了一则著名的“秦孝公难题”。商鞅变法之初，秦孝公提问：“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意思是，立法之后，如何使官与民知法、懂法、守法？
　　这是一道法治中国需要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律体系保持持久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前提。”缺了法治信仰，没有法治精神，再刚性的法条也难免沦为摆设。
　　1992年，电影《秋菊打官司》轰动一时。那个为了“讨个说法”而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一次次上告的农妇，几乎成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符号，象征着在这个有着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中，民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一次深刻觉醒。然而，法治化的过程，并不全是赞美诗，很多时候可能很痛苦。一时一事依法不难，难的是处处事事依法，难的是用法治思维去想问题、作决策，难的是用法治方式去解决问题、处理矛盾。
　　在一些城市的图书馆与书店中，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有人专注地盘坐在法律专架下，寻章摘句地抄写着一些法律条文，他们手中的劳动法、物权法等小册子，已经在反复阅读中卷了角。这样的场景，折射公众对法治的复杂心态：既相信来自法律的公义，又害怕因为对具体法律知识缺乏了解而上当受骗。对于中国人，法治是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也是一套相对陌生与复杂的程序规则，要以之重新规定行为模式、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这既是伟大的变革，更是艰巨的挑战。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信仰是法治的支撑。党的十八大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要素，就是要让它成为一种全民信仰，化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只有每个人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只有让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国家信仰”，法治中国才有最坚强的支撑。
　　（八）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沿着什么道路往什么方向走？
　　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马背上的法庭》。影片中，法官老冯用马驮着硕大的国徽，成了云南西北部山区的“流动法庭”。中国是一个地理环境、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超大型国家”，这决定了法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马克思曾说，“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孟德斯鸠也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一个国家的法治之路，只能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土壤，简单的拿来主义只会水土不服。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曾经塑造过一个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刘巧儿。故事的原型，来源于陕甘宁边区一起因自由恋爱而引发的官司。当时的边区高等法院庭长马锡五，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审判，就地公开审理并邀请知情群众参加，判决合情合理，当事人无不表示服判，毛泽东也称“马锡五来了事情就好办啦”。这种“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说明，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法学家萨维尼说，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扎根于本民族传统的中国法治，从一开始就洋溢着本土特色。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法治建设道路。这条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中全会提出“五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搞好法治建设、走向法治中国。
　　有外国学者写道，“尽管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不是一个版本的自由民主，但中国却是实实在在地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并且，法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行，既不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更不全面移植、照搬照抄，才能解决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
　　（九）日，清末修律重臣沈家本溘然长逝。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亟待制定新的法律以调整新的社会关系。然而，危世岂有良法？陷入礼法之辩、中西之惑与政治之争，这位“法学匡时为国重”的名臣，徒留事业未竟之憾。
　　32年前，1982年5月的一个夜晚，著名法学家许崇德接到彭真电话，请他去讨论宪法序言底稿。当晚，他以一首《玉泉山之夜》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新世纪的2014年，251个日日夜夜的起草，习近平总书记对每一稿的审阅，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形成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铸造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清末修律是帝王修律，被动修律；改革开放之初是人民修律，主动修律；今天，则是站在更高层次，从治理层面谋定思路、从执政角度谋划未来。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中国”，理论和实践上的路径，揭示了中国法治历经变迁的复杂历程，也展现了“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的法治图景。
　　今天，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时代已经开启。一个相信“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民族，选择法治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13亿中国人民将书写世界法治史上的崭新篇章。
(责编：明月、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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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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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为什么中国人都做皇帝梦
& &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梦的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住皇位。
& & 有一句话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梦想。中国人做的是什么梦呢？那就是皇帝梦。
& &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说的。孙中山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做过皇帝梦，“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他说，“中国向来没有为自由民主平等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 & 这话说的有道理。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战争，那么多农民起义，那么多武将造反，那么多少数民族进中原，最终目的是什么？不都是为了当皇帝吗？
& & 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好的朝代，还是坏的朝代，不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太平年代，都有无数的人做过皇帝梦。事实上，不光是解放前，解放之后，还有人不断地做。我来举几个例子。
& & 一九五O年，有一个山东人，叫李懋五，是一个会道门集团，叫九宫道的坛主。他一看新中国刚成立，新旧政权正在更替中，社会比较混乱，感觉自己的机会到了，于是他在北京召集九宫道道徒开大会，宣布说，我要当皇帝。起了个国号，叫“大顺”，准备改元，叫“佛化元年”，打算在当年五月五日，也就是李懋五的生日那天，就任“明道大皇帝”。可惜还没正式登基，就被公安机关破获了。
& & 那个这个案子，只是五十年代镇压会道门时破获无数的“皇帝案”中的一起。可以说，从解放之初一直持续到文革当中，这些案子都在持续发生。至少有成百上千个。
& & 有人说，中国古代，包括文革之前，有些人要起事，要造反，是因为生活困难，是活不下去了。
& & 那么“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大家都吃饱了，穿暖了，还有人想当皇帝吗？有。
& & 四川省巴中县，有一人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叫张清。这个人自学了些中医，有点医术，平时走乡窜户给人看病。一九八二年，这个人不知道哪根脑筯搭错了，想当皇帝。于是他就四处发展成员，说你要是拥立我当皇帝，我就封你当什么什么官，忽悠来忽悠去，还真有二百多人打算跟着他干，于是他就在巴中县的一个大楼，巴中县川剧团大楼里称帝了。他自己出任“正皇帝”，任命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叫廖桂堂，当“副皇帝”，宣布建立了一个国家，叫“中原皇清国”。他们这个“中原皇清国”的政治构想规模非常宏大，甚至考虑到了台湾怎么统治。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怎么统治呢？他们精心准备了一道册封谕旨，册封蒋介石为“威国王”，替他们统治台湾。要注意，这是一九八二年，他们在内地信息不太通畅，不知道蒋老先生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们还起草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这样的文件，准备通过邮局，邮寄到台湾，联合蒋老先生共同起事。当然，还没等到邮寄，他们就被县公安局给灭了。
& & 比这个更离奇的，是一九八四年，还是四川，一个农民，叫曾应龙，因为对计划生育政策强烈不满，率领一千多共同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建立了“大有国”，杀入县城，攻陷县医院，俘全部医生、女护士，将所有计划生育用品搜出并且销毁。后被我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我人民政府念其无知，从宽判处他无期徒刑。
& & 直到一九九一年，这类事还是层出不穷，比如一个一贯道徒，叫龚贤哲，在云南乡下建“中华国”，改年号叫“顶古永和”……
& & 所以仅仅解放后几十年间，这些当皇帝的案件加起来就好几千件。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想当皇帝并且付诸实践的人，至少十几万，几十万。当然绝大多数，都失败了。
& &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争着当皇帝呢？原因很简单，你当上了皇帝，就一切都有了。尊严，享受，权力，金钱，美女。要啥有啥。对东北人来说，当上了皇帝就意味着你可以成天躺在皇宫里吃猪肉炖粉条，想吃多少吃多少。对北京人来说，当皇帝就是早上你可以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或者晚上买两个洗脚盆，一个洗左脚，一个洗右脚。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不过，确实，在中国，当皇帝太爽了，任何梦想都能实现。
& & 我们可以说，过去整个中国，都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我们看，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花了无数的钱，用最精美的砖瓦，盖了一个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子组成的大宫殿，叫紫禁城，干什么呢？给皇帝住。
& & 然后，人们从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出最漂亮的数千名美女，送到这个紫禁城中，供皇帝一个人享用。再然后，好几万名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叫做太监，来服侍皇帝的吃喝拉撒睡。
& & 皇帝每顿饭，要九十九道菜，摆满九张桌子。皇帝的衣服，好几万件，装满了好几间大殿。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要由皇帝垄断。长江上的鲥鱼，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力品尝。清代内务府规定，鱼打捞上来后，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皇帝面前。在中华帝国之内，有上百处工场，几十万个工人，专门为皇帝一个人生产茶杯、马桶和衣料。景德镇这个中国著名的城市，就是因为是给皇帝烧造瓷器建立的。《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是什么啊？其实他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皇家衣料工场的一个工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皇帝是什么样的享受。
& & 所以，自从秦始皇发明了皇帝制度以来，当皇帝，就成了几乎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在中国，当皇帝的门槛很低，不论你出身是什么，都有机会。出身再低贱的人，也有机会当皇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是个乞丐，汉高祖刘邦，出身是个流氓，他们都凭着个人奋斗，成了皇帝，开创了新王朝。这就形成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个在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是不行的，没有这个可能。在古代，世界上其他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世袭社会。比如欧洲，国王必须是贵族出身，欧洲的王位，一直是在几十个家族之间传来传去，从来没有老百姓当国王的情况。日本也是，贵族一直是贵族，武士一直是武士，老百姓一直是老百姓。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曾问过日本学者，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普通人怎么能当天皇呢？”印度更是这样，印度实行种姓制度，各种姓之间不能通婚。所以农民起义建立王朝这个事，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次农民或者说农奴起义，但是这些农奴起义的领导者没有人称王称帝，要开创自己的王朝。他们起义，是为了向国王请愿，希望能减少些剥削而已。所以“皇帝梦”是中国这块土地的“特色”。
& &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特殊呢？这是因为秦始皇早在两千年前就消灭了贵族阶层，创造了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下，除皇帝之外，其实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社会有很大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你只要个人奋斗，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有句话，叫“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 & 所以在中国古代，要想改变命运，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拼命努力，发家致富，由贫农奋斗到富农再奋斗到地主。第二是读书，中举，中状元，当官。这两个都是正常的渠道。还有一个渠道，特殊渠道，那就是当皇帝，组织一帮信徒，一支军队，直接夺取最高权力。这种事，在历史上，也非常多。
& & 除了皇帝梦，还有一个与之配套的梦，叫将相梦。
& & 确立，皇帝只能出一个，大臣的职位更多，因此当大臣似乎更“现实”一些。有了皇帝就有将相。当不了皇帝，那么“拥立皇帝”，跟着皇帝闹革命。然后做将相，也是很多人梦想改变自己人生的办法之一。
& & 中国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一个情节是，一些人发现身边的某人“有异相”，有特殊的外表，或者一算命，他有特殊的命运，于是死心踏地地跟随他干大事。他成了皇帝，你就成了将相。
& & 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一个最坚定的是冯云山，死心踏地跟着洪秀全闹革命。为什么呢？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冯云山会相面，他“少与洪秀全同学，尝谓秀全多异相，豁达大度，有王者风。”
& & 这种事解放之后也常有。在新中国发生的“皇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些人都颇有“群众基础”。一九五O年，自称“紫微星”的山东人石东林“出世定国”，参与的各路会道门徒多达三万多人。一九八三年的“农合佛国”，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国师”、“娘娘”。许多农民为了将来享受福贵，争相投靠，争做“宰相”、“国公”、“保国将”、“九省元帅”等大官，更有不少妇女，主动投身，争相做“妃子”、“娘娘”。一九八六年，山东人潍坊的一个前妇女队长、小学文化的晁玉华自创“青华圣教”，建立了“大圣天朝”，自称“女皇”，招了很多童男，建“后宫”。后被县人民政府镇压。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有弟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
& & 这么多人发疯着迷地做皇帝梦，做将相梦，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最崇拜的是权力。
& & 确实，中国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在中国，有了权力，你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你就失去一切。
& & 中国皇帝对商人特别敌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不控制商人，商人就威胁政权的稳定。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 &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一个来源出来，那就是都要由权力来赐予。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汉景帝上台，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 & 因为权力支配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要不现在你要是做什么，都得官商勾结。所以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十分投入。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说，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赢利无数。后来他果然也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僮万人，食洛阳十万户。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 & 权力支配一切，所以大家都追求权力。那么谁最有权力，当然是皇帝，所以大家都拼了命要当皇帝。
& &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梦的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住皇位。
& & 以下是对话部分：
& &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中国独有的平民坐天下现象
& & 李腾腾：秦朝以前有天子，但少有天子梦，为何秦以后，很快就出现了皇帝梦，有没有可能和秦朝以后的大一统的制度有关？
& & 张宏杰：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封邦建国，也叫诸侯分封制，咱们现在封建两个字正好用反了。封建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没有人做天子梦或者皇帝梦，古今中外的封建社会都是一样的。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是封建社会了，全国各地都是各种小诸侯，虽然天皇曾经有实权过，后来没有实权了，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但是日本从来没有人做过天皇梦，没有哪一次农民运动说我要做天皇，要打倒现在的天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欧洲中世纪以前也有一些农民起义、农民运动，但是好像没有哪个农民运动说是我要打倒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我要当国王，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包括中国的西藏，原来实际上也是属于贵族制，分出一个一个的小领地，贵族世袭。西藏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哪一次农奴起义说我要推倒现在的统治者，我要当最高统治者等等。
& & 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等级制的结构，社会阶层固化，平民、贵族之间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没有多少人想通过起义或者其它方式改变自己的身份，但是秦始皇之后不一样了，秦始皇之后中国变成了专制的大一统帝国，社会上只有两个阶层，一个是皇帝一家，另外就是从宰相到老百姓都是皇帝家的奴才。贵族之从秦始皇之后就没有了，社会流动性大为增加，任何一个老百姓只要皇帝喜欢你第二天可能就当宰相。秦始皇之后刘邦从一个社会底层流氓出身做了皇帝，这起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效应，所以出现一句话叫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大家意识到我也有可能做皇帝。包括明太祖朱元璋乞丐出身也做了皇帝，所以在中国做皇帝是没有门槛的，在其他国家做皇帝是有门槛的，欧洲所有国王必须是贵族出身，而且是大贵族出身的，才有可能登上国王的位置。这也是中国社会独有的。
& & 我的总结就是中国古代史一直是一个早熟的历史，包括三代的时候，上古的时候，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早熟的，甚至秦朝所建立的社会，很多方面表面看起来也具有现代性，这个现代性是为了打破社会、地缘对人的控制，使这些人归于皇权的统治下，有利于皇权从社会中汲取资源。
& & 李腾腾：士大夫阶层所处的位置怎么样？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像底层人一样具有很强的皇帝梦？
& & 张宏杰：士大夫阶层做皇帝梦的人不太多，因为他们受过去传统伦理观念影响比较深，所谓的三纲、四书、五经对他们是真正起作用的。所以他们往往没有多少做皇帝梦的。中国历史上有两类人，一类是底层社会的人，四书五经对他们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他们受底层文化影响，非常现实、直接、物质主义，同时为达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换句话说身上有很强的流氓性，没有流氓性的人后来是做不成皇帝的。另外一类是军功贵族，比如宋太祖、唐高祖李渊这样的人物，本身他们不是文人学士，不是士大夫，是凭军功起家做高级将领的，他们头脑中受纲常约束也比较少，所以关键时刻他们往往起身攫取皇位。士大夫阶层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对自己的身份意识很明确，我们是毛，我们必须依附在皮上，我们自己不可能做皮，所以他们往往选择在动乱的时候先观察，观察哪一派容易得势，哪一派有天命，像朱元璋，到后来大家感觉他快得势了，纷纷依附于朱元璋，不管出身是什么，就感觉谁的势力大，知识分子就跑过去给他服务。
& & 皇权内部出现激烈斗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自己明确的好恶，也在那儿观望，哪个人胜了他们就给哪个人服务，比如明成祖从他侄子手里夺取权力的时候很多士大夫阶层就在观望，这是你们老朱家的事你们打完了我们再出来给你服务。方孝孺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乖乖出来给朱棣服务。
& & 李腾腾：我发现，很多拥有皇帝梦并且最终实现皇帝梦的人虽然在底层，但并不是没有文化的，往往是有一定文化的游民更容易具有号召力，并且发动农民起义。
& & 张宏杰：这点非常准确。乾隆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割辫案，人在睡觉的时候，莫名其妙辫子被人割去了，清代的辫子比较敏感，代表一种民族身份，因为这是满族人强迫大家留辫子，所以割辫子就是挑战满族人，乾隆命人加紧查访，而且圣旨当中特别强调要注意民间社会底层的一些屡试不第的试子。因为乾隆通过总结历史就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农民起义都是由底层知识分子发动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也不高，科举的路也走不通了，像洪秀全这样的，连诗都做不通顺，不可能考中举人。与此同时，他们又知书识字，这就是他们和普通农民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文盲，视野、知识经验也非常受限制，不太可能做大事，底层知识分子正好处于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联接的地方，他本身底层社会出身，有浓重的底层社会的性格，与此同时又识字，能够掌握大量的信息，所以这样他们本领就比较大，社会动乱的时候对皇权威胁也比较大，所以乾隆特别注意这方面的人。
& & 乾隆的时候搞过很多文字狱，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重点和以前不太一样，康熙、雍正打击的是士大夫阶层，乾隆打击的是底层社会当中识字的人，包括算命先生、搞民间宗教的这些人，都是他重点打击的对象，这就是乾隆阅读中国历史总结出的独特的经验，虽然是底层社会，但是又识文断字，他感觉这些人对他危害特别大。
& & 太平天子事事可——皇帝梦往往是失败者白日梦的结果
& & 李腾腾：总结一下拥有皇帝梦的人拥有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人能够最终实现他的皇帝梦？
& & 张宏杰：第一个特点是这些人往往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所谓的loser，往往在现实社会中百无一能，做什么事都成功不了，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人。洪秀全考秀才考了四次也没考上，一直考到30岁。到30岁了，重新开始做农民，做商人都来不及了，他要不搞点民间宗教和特殊事情他这一辈子就废了。洪秀全虽然做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也没表现出太多的才能，很多事都是由杨秀清他们搞。
& & 天理教起义的首领林清也是一个典型，这个人参加天理教之前做过很多事情，给人家做过商店的伙计，卖过药，学过医，做过船工，拉过纤，做所有事情都失败，因为这个人没有长性，品质也不好，做一段伙计之后就容易偷人家的钱最后被人家赶出来，所以他的前半生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一次失业接着一次失业，直到搞了宗教才一下子成功的。因为他脑袋特别灵活，口才又好，而且特别善于骗人，忽悠人，这种人特别适合搞民间宗教，搞鼓动和宣传，所以在教门里成长得非常快，所以后来有资源搞了一次起义。
& & 新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也非常多。1992年江苏盐城阜宁县，曾经出现过一个黄坛教，教主叫朱良美，长得又肥又丑，当时的外号叫猪公，也没娶上老婆，眼瞅着这一辈子就废了，后来也是急中生智，搞了一个民间宗教说我是什么下凡，一下子三宫六院很多女人给他做妃子，一下就成功了。这些人往往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所以要铤而走险。
& & 第二个特点是多少有点特殊经历。解放后有一个例子，姓曹的青年人，大概二十多岁，有一次给他爷爷上坟，看到坟头上有条龙，他说我们家有龙脉，将来能当皇帝，就在村里到处跟人说，村里人就相信他了，他就称帝了。他看见他爷爷的坟上有一条龙，这是幻觉。而洪秀全是做了一个梦，梦中上了天堂见了上帝，这个梦非常真切，感觉有天命，肯定能成功，所以他拼命要搞点什么事。第二个特点具体说，就是他们往往有点特殊的面相、经历，会出现幻听与幻视，或者别人说他有异象。
& & 乾隆三十九年有一个王伦起义。最初他并不想起义，他有一个朋友叫樊伟，这个人会相面，说你这个人太特殊了，肯定能当皇帝，王伦经不起劝就起义了，后来被镇压了。
& & 第三，这些急于做皇帝梦的人往往都是善于做白日梦。最大的精神享受就是没事坐在那儿享受我当了皇帝吃什么喝什么，封什么妃子，起义之前把这些事都规划好了。洪秀全刚刚攻下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封了36个娘娘，这一路起义，到天津之前，都是杨秀清在那儿指挥打仗，洪秀全做什么事呢？制定礼制，把太平天国的这些人分成17个等级，这个等级见了那个等级怎么行礼，称呼对方为什么，用什么印，他觉得这个特别好玩，把等级规定得特别森严特别能够体现他的地位。起义之后很多农民起事，也是起事之前就沉醉于制定各种制度，制定新的行政体系，封什么宰相，起什么奇怪的官名，把官印一个个都刻好，都琢磨这些事，不琢磨正事，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享受。
& & 李腾腾：做皇帝梦的人，实现之前和之后有什么不同？
& & 张宏杰：由原来的破坏者变成建设者。刚刚起事的时候往往烧杀抢掠，发现自己真的有成事的可能的时候开始改变政策，开始搞宣传，开始要求士兵注意纪律。李自成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觉自己有可能从起义队伍中脱颖而出就开始搞宣传，迎闯王，三年不纳粮，政策前后有变化，李自成好的幕僚太少，本来非常有希望建立一个王朝，但是攻进北京之后，可能因为这个人头脑比较死，原来说三年之内不纳粮，三年之内不收税，怎么办呢，没钱，就开始把明朝的大官抓起来，从他们的地窖里挖金银。士大夫阶层是择明主而侍，这么做以后，明朝的士大夫不可能跟着李自成干了，李自成就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结果就没成事。
& & 朱元璋刚开始起事的时候也是想混碗饭吃，没有太大梦想，后来感觉自己能成事了，又比较精明，就开始步步为营，琢磨以后怎么办。所以说能够成功实现身份转变的人才能成功。
& & 李腾腾：具有将相梦的人又有什么特点？
& & 张宏杰：将相梦的人分两类，一类像杨秀清、冯云山这样的，他们很自觉地去捧一个人，去塑造一个人，跟着这个人。杨秀清和冯云山都是有意识地把洪秀全树为一个牌位，洪秀全毕竟做过一个梦，洪秀全不会撒谎，是很老实的人，一说大家都相信。做将相梦的人需要这样的牌位，但具体做事由他们做。可以说，上层做将相梦的人往往是这样的人，但底层追随者往往都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头脑也比较简单的人。
& &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皇帝梦，感觉这些人的忽悠手段非常低级，但是相信的人又那么多，感觉中国人整体知识素养比较可疑，所以说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不能估计过高。今天还有王林这样的骗子得势，而且骗的都是我们上流社会的人物，这说明现在这个社会，那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一批人，包括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表面上看起来文化水平很高，都有博士、硕士学历，但实际上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和过去的义和团时代的老百姓没什么太大区别。这就证明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素养，特别是科学素养的提高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 & 李腾腾：从农民起义来看，底层人被逼无奈，揭竿而起，但起义后，一般会有两种发展，一种是渴望被招安，另外一种才是渴望做皇帝，您觉得会不会第一种心态更常见？
& & 张宏杰：任何理智的人都会评估风险和收益，一开始要当皇帝，弄到一半感觉被招安做一个大臣可能更现实，当皇帝这个路太艰险。除了被招安，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情况跟洪秀全有点像。洪秀全刚开始传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起义，只满足于建立一个小教派，靠教徒们贡献点吃的喝的，混个好日子就可以了。后来混着混着感觉清朝天下大乱，那个时候广西、广东各地起义的势力很多，他感觉我跟着混乱的局势也起事的话，最后有可能成大事，他也是分析判断局势最后决定起义。
& & 清朝很多教派是自始至终没有起义，只是民间宗教，而且一搞就是好几百年，通过传销式的发展成员，一层一层往上交香火钱，跟后来咱们搞气功的是一样的，卖光盘挣钱，一层层收会费，保证教头活得跟地下皇帝一样。清朝有一个山东的八卦教，教首跟皇帝一样，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圣旨，甚至皇帝吐口唾沫，周围的教徒都会舔着吃说能治病。这个教首由一个家族一代代传承下来，他们很满足于这种状态，觉得风险又小，收益又大，而且有些教主搞几千两银子还捐官，一边做知县一边做教首。人做什么事都是背后的利益驱动，然后权衡利益和收益的比例，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情况。
& & 一朝漂泊难寻觅——传统帝王时代逐渐远离中国
& & 李腾腾：张勋复辟的时候是在人们的反对声中失败的，是否能说明当时共和已经深入人心，以及皇帝梦在很多人心中死了？
& & 张宏杰：应该说当时所谓的共和梦，主要还是在上层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才明确的有这方面的意识，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可能并不是特别关心。中国老百姓的特点是对上层政治并不特别关心，还是习惯于上头有一个皇帝。清朝不管在谁看来都是气数已尽，鸦片战争以后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所有人对它已经失去信心了，特别它还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如果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康有为他们搞君主立宪有可能成功，但是一个满族政权，汉族的政治势力得势之后不太可能愿意继续拥立他们做皇帝。如果当时是一个汉族王朝，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不那么倒行逆施，没有那么多次惨痛的失败的话，我想中国搞君主立宪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 & 李腾腾：您说过，很多皇帝梦者，其实是受利益及个人欲望驱使，反观近现代，感觉很多革命者，都带有很强的理想性及正义性，比如孙中山，皇帝梦在他们身上是否有表现？
& & 张宏杰：我感觉孙中山身上皇帝梦的因素不多，他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他做过一个很明确的计划，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将沿着军政、训政、宪政的途径发展，他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力量这么大，要通过军政夺取政权，通过训政训练老百姓的民主能力，最后达到宪政，就是用宪法来决定国家运转的治理水平。
& & 但是孙中山先生也明确意识到必须借助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所以他积极利用各地会道门的力量成事，而且后来他改造国民党一定程度上是加强了极权化倾向，发现只有这样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才能成功。而蒋介石身上不自觉地会有很多中国帝王传统的习惯，但是他毕竟是跟着孙中山搞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本身的框架决定了将来还是要走向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样一条道路，所以他搞独裁搞得也不是很彻底，而他身上有过度时期典型的特点，也没法彻底放手搞民主。所以蒋介石正好处于传统帝王和现代政治领袖的中间过渡阶段。
& & 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什么全国到处都是土皇帝、土霸主
& & 李腾腾：您的书里写到中国人奴性不断加深，您觉得中国奴性的加深与皇帝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 & 张宏杰：奴性加深的重要转折点就是元朝的统治。
& & 中国社会有两次大的变化，一次是秦始皇时代：秦始皇建立了一个绝对空前的极权专制体制，第一次加重了中国人身上的奴性，把这个社会由原来自由的状态变成了大一统的，限制人自由的状态。第二次是元朝：从秦朝到宋朝，中国的专制统治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对皇权制约力量不断加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对皇权有所制约，宋朝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宋朝的君权和臣权得到一个平衡，社会文明各个方面都发展到了最高峰。但元朝首次由一个异族统治整个中国，而汉族是有民族自尊心的，认为周围都是蛮人，汉人高高在上，因此元朝统治对汉族人自信心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元朝毕竟由一个草原文化统治中原文化，还恢复了奴隶制，而之前的宋朝已经取消了奴隶制度，很少有唐朝以前的花钱买奴婢，宋朝的奴隶都是花钱雇的，雇三年，三年以后解除合同，元朝因为军功贵族通过战争掳掠了大量人口做奴隶，所以元朝的时候奴隶制开始复兴了。明朝继承了元朝大量落后因素，同时朱元璋受流氓文化影响特别重，所以明朝社会是一个流氓加特务统治的社会，整个结构既小农又阴险，所以中国人的奴性在元朝和明朝大大加深，清朝更不用说了，清朝还有完全不讲理的文字狱，这种残酷的镇压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奴性。所以我认为秦朝和元朝是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 & 李腾腾：想要通过强权造福百姓，这算不算皇帝梦在今天的表现？
& & 张宏杰：现在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是各地有很多土皇帝，各个单位的一把手都是土皇帝。而且现在中国各单位的一把手身上都非常有霸气。在中国的单位做一把手如果没有霸气是做不下去的，必须很蛮横、不讲理，谁敢挑战，马上被开除或者被处理，杀一儆百，才可能做得好，而且底下人也服这种有霸气的人，如果一把手比较软弱，底下人就不听你的。很多一把手或多或少都有皇帝的作风。
& & 我原来在辽宁一所大学工作，为什么辞职了呢？因为后来上任了一位新校长，而原来的校长有一定的民主作风，不是非常强势，起码对我不是特别强势，但新校长一上任后，我有一次找他，发现办公室都不一样了。原来校长的办公室，敲门就能进，新校长却在办公室外设了一张桌子，让一个保安坐在那儿，想要见这位校长的话，先得通过保安去传话。那次我要为出国找校长签字，只需要他签个字就行了，一秒钟就可以，结果我早上八点半到了学校，这个保安就说校长明天要开会，今天要写讲话稿，所以没有时间，你在这儿等着吧，等校长什么时候上厕所你让他签。结果我等了一上午，这个校长也没出来上厕所，中午我去吃饭了，下午继续等，等到下午三点才出来上厕所，才把这个字签了。后来跟这个校长接触，也感觉这个校长身上有强烈的皇帝的感觉，虽然大家都是大学老师，但必须像臣子一样经常对校长有所表示，才能让你活得舒服，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辞职了。这样的一把手感觉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希望大家对他表示臣服，可能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但起码要有媚的姿态，要不然他就不舒服，这也是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吧。
& & 李腾腾：能否详细说一下，如何破除人内心的皇帝梦？
& & 张宏杰：要想破除皇帝梦，首先要选择离开权力体系，不要选择做公务员和到国企这种等级结构特别明显的地方，进到这个体系后会感觉呆得特别不舒服。
& & 我有一个朋友在政府做公务员，他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局，实际都是一个小朝廷，领导就是希望别人对他表示臣服，必须得像过去的大臣那样，他不管说什么都是对的，必须会巴结逢迎才有可能晋升。要想保持人格尊严，就把分内事做好，堂堂正正地活着，这在公务员体制内基本不可能，除非这辈子也不想晋升，但是长久晋升不上去也会感觉有压力和遭人白眼，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进入这个权力体系。
& & 作者：张宏杰
& & 来源：大家（微信号：ipress）
私募基金基金经理：近6月收益：16.51%近1年收益：27.53%基金经理：近1年收益：27.64%今年收益：28.55%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7%投资期限24月投资起点100万元C发行，投向基础产业格上点评：预期收益率7.2%投资期限24月投资起点100万元发行，投向房地产格上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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