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没说过“睡狮论”还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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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拿破仑说过那句让无数国人自豪的名言，但说有容易，说无难，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自慰。也许明天可以找到那个隐藏得很深的证据。 新京报　从3月22日至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27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习近平称，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中国睡狮”这一说法由来已久，这一比喻出自拿破仑在中国也妇孺皆知。　　据说在1816年，英国贸易使臣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商谈对华贸易，嘉庆皇帝满不在乎，认为我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没有必要和洋鬼子搞什么贸易。阿美士德无奈准备回去请求英王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　　回国途中，一无所获的阿美士德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登门求见被关押在这里的拿破仑。拿破仑狠批了这个英国人：“要同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接着拿破仑又说出一句在中国广为传颂的名言：“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着了的狮子，这只狮子一旦被惊醒，全世界都将为之颤动。”　　故事情节言之凿凿，但有文章考证认为，“中国睡狮论”的最原始出处并非拿破仑，而是这一民族寓言得到了人为嫁接，落实为一段关于拿破仑教训阿美士德，预言中国将有伟大复兴的历史故事。　　“睡狮”如何成为民族图腾　　多篇文章考证，“睡狮”自喻在中国文献上的最早出现，是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饮冰室文集》收录了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的《动物谈》，其中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　　文中记载，梁启超隐几而卧，听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正在讨论各自所见的奇异动物。其中的丁某说，“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內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　　梁启超文中提到的“支那公使曾侯纪泽”，即清代政治家、外交家曾纪泽，他曾在同治年间出访英、法、俄诸国。这位谥号“慧敏”的外交家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文正公曾国藩的次子。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梁启超在年间，曾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　　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心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　　曾纪泽只是借用了西方态度，用来阐述中国温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态，却并未直接提到“中国睡狮”这一说法。所以有研究认为，曾纪泽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的言论，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睡狮不觉的寓言。　　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的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理念。正是由于醒狮符号与同盟会革命宣传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们的频繁使用。　　邹容和陈天华的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狮”和“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　　邹容1903年写成《革命军》，书末直将中国比作睡狮：“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1906年5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从第二号开始连载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时人争相购阅。他的另一篇发表更早、影响也更大的《猛回头》中，也有“猛狮睡，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句。　　《民报》和《醒狮》都是同盟会主持的革命刊物。《醒狮》第一号所载刘师培《醒后之中国》中提到：刘的一位朋友写了一首诗，希望作为“国歌”，诗中有这样几句：“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　　国民革命前后，各种以“醒狮”命名的爱国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上海狮吼社先后发行的《醒狮》半月刊和《醒狮》月刊、山西大学曙社的《醒狮》半月刊，中国青年党醒狮派的《醒狮》周报等，此外，长沙、兰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狮”为名的青年社团，并相应发行以“醒狮”为名的爱国期刊。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曾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扬抗战救亡，在佛教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睡狮”吗?　　1949年到1980年之间，虽然我们时不时还用醒狮来形容中国的独立和崛起，但是拿破仑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代表已经不便作为话语权威被提及，这是拿破仑睡狮论的沉寂期。　　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电视专题片《河殇》，这部气势恢宏的片子引发了巨大的人文震动。　　这部六集电视片的第一集解说词中有这样一句，“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们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　　正是这句政论色彩颇重的排比句，让“拿破仑睡狮论”再现光彩，并迅速成为“历史常识”。到了九十年代，有关拿破仑把中国比作睡狮的文字记载已经俯拾皆是。　　但拿破仑是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为何要说这句话却一直没有决定性证据。早期所传播的醒狮论，多是“唤醒睡狮”的模糊意象，直到1993年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中译本出版后，“拿破仑睡狮论”才被生产出来。　　阿兰·佩雷菲特生于1925年，曾担任过七任部长，在法国政治界和学术界颇有影响。为了写《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造访中国。《停滞的帝国》中有一段讲到阿美士德途经圣赫勒拿岛，拜会了拿破仑。作者佩雷菲特语带犹豫地认为，拿破仑 “可能说过”这样一句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　　佩雷菲特语带犹豫，但日《环球时报》刊发的史鸿轩的文章《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则盖棺定论地将阿美士德的故事与拿破仑睡狮论进行了完美结合，断定“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　　史鸿轩的文章发表后，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9日发表政论家司马达的辩驳文章《拿破仑“睡狮论”出自何处》。司马达明确指出：史鸿轩文章描写拿破仑与阿美士德会见的那一大段文字，主要内容出自佩雷菲特一书的第85章，佩雷菲特的表述是：“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一头睡眠中的狮子。”这三句话没有引号，所以就不能认为是拿破仑的原话。但史鸿轩文中出现了加引号的话：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因此，《联合早报》文章认为，《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是不可靠的。　　随后，《联合早报》再次刊发陈南阳的呼应文章《睡狮论出自梁启超》，将睡狮论的知识版权归入到梁启超的名下。　　人为嫁接的政治寓言　　经过了清末革命宣传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狮来指代。　　但究竟有没有外国人将中国比喻成“睡狮”呢?单从报章来看，1920年前后睡狮论的主人公已经有了拿破仑、俾斯麦、威廉，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　　江苏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刊的《江苏》杂志，曾在1904年的一篇评论中特别提到：“数十年前，德相俾斯麦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　　台湾殖民地时期第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有一篇翻译文章，内容是英国下议院日的决议，也用睡狮来指代中国：“盖今日之清国，非复前日之清国，睡狮已醒，怵然以大烟为深戒。若我国干冒不韪，但顾金钱，不惟遭华人没齿之恨，且贻万国永世之羞也。”　　该报还曾援引纽约《地球报》的文章：“人言清国为睡狮已醒者，伪也，彼亚东之狮，实今日犹酣睡梦乡也。”　　胡适在1914年12月做了一首《睡美人歌》，1915年3月为这首诗补写了一段说明，称：“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　　1919年6月，同盟会的骨干分子，《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朱执信在《睡的人醒了》一文中提到，“‘睡狮醒了!’这句说话，十多年来，常常听见人说，并且拿着很高兴很有希望的意气来说。“　　为何“睡狮说”会有众多的主人公?这些主人公为何又大多是外国名人?有评论认为，只有当“唤醒”的主角具体到了“睡狮”头上，“唤醒中国睡狮”的故事才算真正拉开序幕。　　或许，只有当一世枭雄拿破仑出场，并且使用充满敬畏的话语，“睡狮说”才会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寓言。　　白菜从来不读书 整理自 施爱东：《拿破仑睡狮论：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大众日报：沉睡的“东方睡狮”等。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到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此话在国内流传甚广，从中学生表达爱国主义的蹩脚作文，到专家们分析国际关系的重磅评论，都不难见到这头狮子的身影。“中国睡狮论”是一起横跨欧亚大陆，历时两个世纪的话语制造事件，中外学者都所提及，拿破仑也时常被摆出来。但是他是否进行过这番预测，又在何种场合说了这番话？仔细考据，说法纷繁复杂；中国究竟是否是一头狮子，沉睡或苏醒也表述各异。2004年2月，《环球时报》发表过一篇小文章，题为《拿破仑“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作者史鸿轩先讲述了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伯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拜访拿破仑一事，而后引述了这位法兰西英雄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个故事听上去有板有眼，入情入理，可惜此文没有提供任何史料出处。19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曾播放曾引发争议的纪录片《河殇》，该片第一集便提出了沉重的历史问题：“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头狮子再次被称为出自拿破仑之口。图：《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多年后，我通读了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所著的《停滞的帝国》。此书结尾记叙了1816年由阿美士德伯爵率领的一次英国使团访华之行。返欧旅程中，阿美士德顺道拜访了当时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两人交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中国。读到这些段落时，我期待着拿破仑的狮子跃然出场。结果却令我失望。根据这些谈话的记载，拿破仑只发出过一句意义相近的警告：“如果你们（英国人）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佩雷菲特在书中还问道：“为什么他们（中国人）至今尚未证明他（拿破仑）可能说过的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呢？”注意“可能”两字——连这位渊博的法国学者也不能肯定预言的确凿来源。今天英语世界经常引用的拿破仑名言，主要有三个翻译版本。它们的前半句基本一致：“让中国睡着吧，因为当她醒来……”；后半句意思相近，语态和程度有所不同：“世界将会发抖”，“她将动摇世界”，“她将征服世界”。只是不论哪个版本，我们都看不到那只狮子。就我近年阅读英文出版物所见，有人引用此言用“巨人”(giant)，有人用“卧龙”(sleeping dragon)，没有人用过“狮子”。图：《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费约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出版。更系统的史料查证也肯定了这一点。据美国学者伊萨克斯在《我们意识中的痕迹》一书查阅，在1890年到1940 年的五十年间，有六十多篇论文和三十多部美国著作的标题使用了“唤醒中国”的表述方式。这些标题中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没有哪个使用了“睡狮”一词。台湾学者杨瑞松检索了1750年到1985年间的英国《泰晤士報》，仅在1936年的档案中找到一篇相关材料，可它也没有提到狮子。我终于在2011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拿破仑的中国睡狮，再看一下作者身份，署名“Xué Xinran”，自称是个出生在北京的中国人。那么，拿破仑究竟有没有将中国和狮子联系在一起呢？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唤醒中国》一书中对“睡狮论”作过一番考证。该书一条脚注称，大英博物馆东方手稿部主任曾遍查馆内资料，仍未能找到拿破仑名言的可靠出处。而据费约翰的研究，清末外交官曾纪泽才是提出“中国觉醒论”之第一人。1887年，曾纪泽在英文刊物《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根据曾纪泽的著作《皇朝蓄艾文编》纪录，此文在“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曾纪泽在文中写道：“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China was asleep, but she was not about to die)”这一酣睡不死的国家形象，不仅出于对外交流宣传的需要，更缘于国内政治斗争的较量。大清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派改革力量都倾向于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昏昏沉沉的梦中人，而改良或革命则成为令其“惭醒”或“猛醒”的必要举措。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回忆，甲午战败好似让国人“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唤醒中国》则纪录孙中山喜欢说：“（中国）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此后，中外学人逐渐勾勒出了觉醒论在曾纪泽之后的演化路径。在“唤醒政治”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先后驭使了狮子这一新时代的政治神兽。1899年，梁启超发表《动物谈》，其中一则寓言称某人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貌似狮子的家伙，还谓其“先睡后醒之巨物”，此为睡狮比喻之滥觞。革命党人吸收了曾纪泽的“觉醒论”和梁启超的“睡狮说”，但两人均属敌对阵营。有中国学者推测，宣传家们张冠李戴，将其著作权转移给死无对证的西方伟人。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施爱东先生统计，1920年前后，中国报刊上睡狮论提出者包括拿破仑、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和德皇威廉二世等人。最终还是拿破仑来头大，压过了其他西方政治家，将中国狮子拉到自己名下。本文开头提及的《环球时报》文章，可谓这一话语生产过程的最后一步，即将睡狮论嫁接到拿破仑与英国使者的会面故事中。行文至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担心，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犯了引用不当的错误。费约翰在考证拿破仑的名言来源后，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十有八九，他（拿破仑）从未说过这句话”。一位大国领袖在别国听众面前，引用这国伟人从未说过的话，这情何以堪？其实担心大可不必。习近平引用此语不仅得体恰当，而且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学界有一条规矩：说有容易，说无难。史学家们没有发现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拿破仑没有说过这话，况且他的确表达过相近的意思。连费约翰也不得不承认，拿破仑还有十之一二的可能性预言中国觉醒。我曾在国外的史学论坛上看到有人提起，1803年拿破仑曾指着一幅世界地图的中国部分发出了“沉睡巨人”的断语。这位外国网友还强调，“巨人”在其他版本中也作“狮子”，可惜他并未指明出处。一代枭雄原话如何，仍然不得而知。况且，政治和学术属于两个论域，对于政治话语，传播的有效性同真实性至少是并重的。既然世人都相信这句名人名言，政治家就可以使用它。这里我们不必太学究气，将司马迁的留给司马迁，拿破仑的留给拿破仑便好。问题只有一个：遗憾的是，拿破仑的预言长期没有应验，是日本而非中国在过去两百年间动摇了世界。直到1990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这句名言再次被西方人记起。1997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列举了一系列冠以“中国觉醒”的出版物，《中国震撼》、《中国冲击》等新近之作则瞠乎其后。《经济学人》还以该刊惯有的幽默口吻评论道：“或许这话也该睡觉了吧。”它还不该睡觉，因为其他国家并不了解睡狮觉醒后的模样。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之际，全世界不少有识之士已注意到中国将要觉醒，并为此疑虑重重。曾纪泽消解了他们的困惑：“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中国学者单正平中肯地评价道：“曾纪泽与其说是宣布中国已经觉醒崛起，不如说是在申明中国没有野心。”近年来西方流行起了“中国威胁论”，类似的担心重新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又多了十亿人。拿破仑的预言也因此“内销转出口”，流传海内外。费约翰就此写道：“今日的人们在重复这一预言时的杞人忧天和兴风作浪的语调，完全不合于1887年它在伦敦首次被表达出来时的那种合理的诉求和节制的语调。”在国家地位稳步上升之时，习近平在演讲中宣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一转折隐隐回应了一个百多年前曾纪泽为中国复兴定下的宣传基调。可有一点，西方论述的中国形象多为巨人与巨龙，狮子作为代言人还是第一次被推介到外国听众面前。它是否比龙或熊猫更胜一筹？2009年左右，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次公共讨论，争辩哪种动物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形象。龙和熊猫的支持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实，这两种动物分别体现了中国形象的某一方面，在对外宣传中都比较片面。熊猫柔弱憨厚，龙则有几分霸气和妖气。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将龙视为皇权象征，如闻一多便在其文《龙凤》中表达了对龙的厌恶之情。如果非要给这个民族选定一个图腾，闻一多写道：“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它不再太贪睡的话。”雄狮勇猛精进，庄严有力，可用于美化大国形象。不过，即使在革命时期，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狮子。根据《朱执信集》记载，1900年代，同盟会的宣传家朱执信曾言：“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中国）是狮子，好说，也是梦还没有醒。”胡适在为诗《睡美人歌》所作的序言中也讲：“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矧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朱执信和胡适心中的狮子，想必是头穷凶极恶，野蛮袭人的恶兽。他们看来是忘却了，苏东坡早在《师子屏风赞》中便称赞这种猫科动物“虽猛而和”，生性刚柔相济。如果你从未在动物园里见过一只文明可亲的狮子，不妨想想动画片《狮子王》里的主人公辛巴。作者/田方萌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睡狮论”来龙去脉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人民论坛》2014年27期“睡狮论”来龙去脉“睡狮论”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话语中常见的“唤醒东方论”，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继而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唤醒睡狮”的寓言。清末革命宣传家将“醒狮”立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将之应用到各种民族主义宣传之中。在各种宣传包装之下，“睡狮论”逐渐融入到民众的口头传播当中唤醒论的由来在中国，拿破仑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美国学者费约翰建议将唤醒中国论的发明权归于曾国藩的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1887年，曾纪泽在欧洲《亚洲季刊》上发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鸦片战争虽然打破了中国的安乐好梦，然而终未能使之完全苏醒，随后乃有圆明园大火，焦及眉毛，此时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心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据说此文发表之后，“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但是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利，日本、印度、韩国等东方国家，全都不约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唤醒”过。唤醒论是东西方对峙的文化语境中，基督教文化对于整个东方文化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论调，是“文明社会”对于“前文明社会”优越感的表现。曾纪泽是个基督徒，他借用了唤醒论作为话题入口，目的在于阐述中国温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态。据一位美国学者的大略统计，从1890年到1940年间，美国有60余篇论文与30余部著作在标题中使用了“唤醒中国”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可是，这些标题中所提及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从未有过“中国睡狮”的意象。那么，睡狮意象又是谁的发明呢？宁选睡狮不选飞龙梁启超1899年的《动物谈》讲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梁启超说自己曾隐几而卧，听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正在讨论各自所见的奇异动物。某丁说，他曾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状似狮子的怪物，有人告诉他：“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 还说这就是曾纪泽译作“睡狮”的怪物，是一头“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试拨其机”，却发现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终于明白睡狮早已锈蚀，如不能更易新机，则将长睡不醒。梁启超听到这里，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长叹一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虽然曾纪泽从未将中国比作睡狮，可是，梁启超却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实睡狮论出自曾纪泽。梁启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见领袖，文风淋漓大气，笔锋常带情感，在清末知识分子当中极具影响力。而曾纪泽论文的文言版虽曾在报纸刊载，但并没有收入《曾惠敏公遗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读到原文。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的。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清末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宁选睡狮不选飞龙，除了将龙视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还与龙在清末所负载的各种负面形象相关，正如丘逢甲诗云：“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狮尤猛于虎，劝君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乞灵今日纷钻龟，七十二钻谋者众。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在诗人心目中，龙这条东鳞西爪的可怜虫，早已成为供人戏弄的对象，只有威武的狮子，才能用来代表祖国的形象。睡狮论的传播庚子事变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强烈的启蒙欲望。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许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蒋观云等，都曾创作《醒狮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收录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狮歌》两篇、《醒国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20世纪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两本必读书，影响非常大。邹容《革命军》直接将中国比作睡狮：“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据说此书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更是洛阳纸贵。作者写自己梦见被一群虎狼追赶，乃长号一声，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狮，“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风忽起，那大狮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还梦见两面大国旗，黄缎为地，中绣大狮；又见到一本大书，封面画一大吼狮子，题曰“光复纪事本末”。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频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渴望能将醒狮形象写入未来新中国国歌：“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此后，各种以“醒狮”命名的爱国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上海狮吼社先后发行的《醒狮》半月刊和《醒狮》月刊，山西大学曙社的《醒狮》半月刊，中国青年党醒狮派的《醒狮》周报等。此外，长沙、兰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狮”为名的青年社团，发行以“醒狮”为名的爱国期刊。佛教用语中早有“狮子吼”一说，据说狮子吼则百兽惊。抗日战争期间，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曾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扬抗日救亡，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为醒狮符号暗合了传统文化中狮子吼的正面内涵，新概念得以毫无阻碍地与人们固有的心理图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传播。“睡狮—醒狮—狮子吼”，代表同一主体的三种雄狮状态，自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主体——中华民族。寻找西方代言人经过了清末革命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不仅模糊了知识产权，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狮”来指代。尽管有许多证据说明睡狮论源于梁启超的《动物谈》，但是由于梁启超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传家从一开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启超的开拓性贡献。留日学生的《江苏》杂志，在1904年的一篇时评《德人干涉留学生》中特别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国为旨者也，数十年前，德相俾士麦(Otto Von Bismarck)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这说明至迟在1904年，革命宣传家已经开始寻找外国政治家作为睡狮论的代言人。1910年的《台湾日日新报》曾发表一篇“翻译”文章，假冒英国人的语气说：“盖今日之清国，非复前日之清国，睡狮已醒，怵然以大烟为深戒。”该报又有文章说：“昔日某西人，论清国之音乐，其言曰：支那人实不愧睡狮之称也，舞楼戏馆，茶园酒店，无一处不撞金鼓。”还有文章称：“ 纽约《地球报》称，人言清国为睡狮已醒者，伪也，彼亚东之狮，实今日犹酣睡梦乡也。”1911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对睡狮论做过追问：“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义矣。”作者到处向人打听睡狮论的原始意义，均无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狮论中，不仅拿破仑还没有出场，已经出场的曾纪泽、俾斯麦等人，均未取得睡狮论的主导权。但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赠与“西人”，大概已经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说法。盖因国弱言轻，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话语权，“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请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则无话语力量。这大概是近百年的屡战屡败之后，国人积弱成疾的屈辱心态之必然反应。拿破仑最终胜出拿破仑与睡狮寓言相结合的具体时间很难锁定。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在191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将睡狮论归入到拿破仑名下了。不过，这一说法在国内似乎不大流行，朱执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将睡狮论归在德国政治家名下。粗略统计，至1920年，睡狮论的代言人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此外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代的传播兴趣。而拿破仑的种种英雄业绩在各大媒体均有介绍，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媒体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仑可谓稳坐头把交椅。在口头传播中，只有公众熟悉的共同知识，才能为传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记忆，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识和名字，很快就会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睡狮论再次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次，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睡狮论的惟一代言人。？飞 氘《文艺报》日　经常有人提到，说拿破仑曾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认为它醒来后会让世界发抖。事实上，学术界已经考证得比较清楚了(详情可参考单正平的《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石川祯浩的《晚清“睡狮”形象探源》以及施爱东的《拿破仑睡狮论：一则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等)，从史实的角度来说，拿破仑本人顶多只说过中国人会觉醒，至于“睡狮”这个形象，并非他的发明，而是一个层层累积起来的“神话”，而它的创造者其实是梁启超。事情的简要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曾国藩的儿子、公使曾纪泽，曾在1887年发表过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说中国人将要觉醒(元素一)。此文影响颇广，到了1895年，日本“宪政之神”尾崎行雄就谈到了曾纪泽的这个说法。而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在欧洲掀起了一股“黄祸论”。此外，曾纪泽在英国时又常去观赏狮子(元素二)——当时“狮子”是大英帝国的象征——并创作过关于狮子的画和诗。后来，天津《国闻报》在1898年曾刊登过一篇译自英国报纸的文章，说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出现拿破仑式的人物，就将成为欧洲人的祸患，成为“佛兰金仙”(元素三)。严复在此加了个按语，说“佛兰金仙”是一位英国闺秀在小说中写到的“傀儡”，一旦触发机关，使其觉醒(元素一)，就会伤人，欧人以此比喻中国。一个月后，梁启超就在保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曾纪泽和《国闻报》上的内容。又过了几个月，戊戌政变，梁启超流亡日本，并于翌年做了一个梦：梦中听闻隔壁有几个人聊天，其中一个说自己昔年曾在伦敦博物院见到一只狮子状(元素二)的怪物佛兰金仙(元素三)，平时昏睡，但若触发机关令其觉醒(元素一)，则会伤人，而曾继泽曾称之为“睡狮”。至此，“睡”、“狮”、“怪物”三大元素胜利会师。不论是有意识的创造还是无意识的记错，总之，梁启超将“怪物睡狮佛兰金仙”的命名权转赠给了曾纪泽。　　这个“佛兰金仙”，如今译为“弗兰肯斯坦”，源自目前已被公认为世界科幻小说起点的《弗兰肯斯坦》，由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讲述一位渴望成为造物主的科学家、“现代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像人一样的生命，并最终被这个怪物杀死，有浓重的哥特风格。由于怪物给读者的惊人印象，所以人们也常常用造物者的名字来称呼它。于是我们才发现，那只至今萦绕国人心头的“睡狮/醒狮”，居然是被文化基因工程大师梁启超改造过的科学怪人！　　从梁任公以后，“睡狮”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孙中山也曾撰文说过，西方人担心一旦向中国输入文明，就会造成“法兰坎斯坦事故”，但其实中国人最爱和平。后来民国成立，中国青年党还搞过“醒狮运动”，并以《醒狮周报》为机关刊物，还曾想劝梁启超入党，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将“睡狮”的发明归功于曾纪泽了，也不再提什么“佛兰金仙”了。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狮子更成为革命之父的象征了。虽然1934年上海放映了电影《科学怪人》，但那时不知还有几个人能将它与“醒狮”联系在一起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睡狮说”的知识产权一度被分派给卑斯麦、威廉皇帝和拿破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说才彻底一统天下，成了“历史常识”。　　有意思的是，就在“睡狮”开始流行的同时，法国的凡尔纳也漂洋过海，来到东方。1902年，梁启超本人创办《新小说》，发起一场以小说而“新民”的运动。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平生惟一一部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同时还刊发了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并将其作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推荐给读者。在汉语世界里，“科学小说”也正是今天所谓“科幻小说”的前身。需要强调的是，英文中的“science fiction”这个概念也是到了1926年才出现并逐渐普及的，所以凡尔纳并不知道自己写的“科幻”，尽管这不妨碍他今天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科幻作家。　　晚清对“科学小说”和凡尔纳的发现，无疑受到日本的影响。从1878年的《新说八十日间世界一周》开始，凡尔纳就成为明治时期日本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而到了1900年，中文版的《八十日环游记》也诞生了。这是凡尔纳第一次进入汉语世界，所以他应该是第一个被引进到中国的科幻作家(如果不算爱德华·贝拉米的话)，这比他的宿敌H·G·威尔斯早了几年。随后梁启超又在1901年翻译了他的《十五小豪杰》，无疑是因为原著中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正符合《少年中国说》所期待的少年气质。不过像当时的普遍情况那样，凡尔纳作品的文化旅行也要经过几次中转，通常要从法文出发先抵达英文港口，然后进入日本中转站，最终再抵达中国。结果之一就是，他有了五花八门的中文名：焦士威尔奴、弗恩、J·佛尔诺、迦尔威尼、浮痕、舒勒维纳，还有误会成“英国萧鲁士”、“英国威男”、“美国培伦”，或干脆“佚名”，因此，尽管在1896年到1916年间介绍到中国的域外小说家中，凡尔纳是译本最多的前五名——年轻时代的鲁迅也是凡尔纳的译者之一——但当时的读者恐怕很难把这些作品归纳到一个作者名下来理解吧。更有后世的人把“焦奴士威尔士”干脆误会成是“英国威尔士”，这对儿彼此从未谋面过的宿敌就这样在一起了。　　不管怎样，凡尔纳的众多小说，体现了“科学”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话语的独领风骚。尽管“科学”在甲午前后已传入中国，但比较广泛的运用也是在1902年之后，并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以此才有了国人熟知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今天作为国家战略的“科学发展观”。而“小说”也正在文明激荡的背景中冉冉升起，成为文化疆域中超级明星，当两者结合起来，自然意义深远，背后则是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一整套“民族”、“启蒙”、“理性”、“历史主体”、“进步”的观念。据学者们考证，“中国先睡后醒论”很可能是曾纪泽从基督教的“唤醒”使命中化用出来的命题。“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利，而是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对日本、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描述，背后整个西方对于整个东方的一种“文明VS野蛮”的居高临下。　　因此可以说，凡尔纳和“睡狮”在古老东方的流行和经久不衰，正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方面，他们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梁启超本人，也可以视为一位留着辫子的盗火者。要知道，狮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预警灾难、镇邪驱妖的含义，并有丰富的佛教内涵。当年梁启超初见康有为，就说老师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己“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从此才知道世上有所谓学问。所以修辞大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之外奉献的这又一个病毒式新形象“睡狮”，也算得是一种“西体中用”吧？如此一来，事情便饶有趣味，引人浮想——　　如果说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讲述了一个经过炼金术和科学训练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盗取上帝的特权创造生命又反受其害的悲剧，传达了在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对未来走向失控的某种反现代性的焦虑，那么梁启超的“睡狮”、《新中国未来记》、翻译凡尔纳，则是一位经过传统文化训练的知识分子试图“盗取”西学，在“老大帝国”的残躯基础上再造一个“少年中国”。而天朝的沦陷和渴望复兴，也正是始于与大英帝国的交锋及沦陷。从此，在两个世界体系及其规则的冲突中开启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从魏源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批知识分子，都试图重新排列自己在新的世界图景中的位置，并从一开始就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带有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面向，不论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或者梁启超对“三代之制”曾有过的倾慕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都无疑显露出他们既渴望中国迈入“现代”，从“世界历史”的落伍者或“没有历史”者进化成先进者，同时又希望以自己的历史实践为契机，为全人类提供某种能最终在“未来”克服并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可能。　　时至今日，一个世纪已然过去。令人唏嘘的是，旧的寓言虽已重述，但新的“妖魔化”仍在继续。就在前一阵子，中日两国外交官员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互相指责对方国家是“伏地魔”，这是又一个“英国闺秀”创造而风靡全球的“怪物”形象，不知道后世的人们对此将作何感想。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在“睡狮”之前，在西方更多代表中国形象的动物是“恶龙”。而早在唐代，就有一个故事：西域进贡的狮子，在长安西道的井边感受到了不安，在它的怒吼之后，风雷大阵，一条龙从井中飞升而去。　　没有比这更好的寓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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