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再次发动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 致600多人死伤|化学武器|伊拉克|IS_新浪军事_新浪网
IS再次发动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 致600多人死伤
资料图：IS在战场上已经发动过多次化武和疑似化武袭击
伊拉克官员12日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附近发动两场化学武器袭击，导致一名3岁女童死亡，约600人受伤，另有数以百计的人逃离。同一天，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发表声明，誓言将对“伊斯兰国”展开报复行动。
最近一场化武袭击发生于12日凌晨，地点位于基尔库克附近的小镇塔宰，而就在3天之前，当地已遭受携带化学武器的火箭弹密集攻击。火箭弹从附近的巴希尔村发射，此地被“伊斯兰国”占据。
塔宰当地官员阿德尔·侯赛因对美联社记者说：“妇女和儿童出现害怕和恐慌情绪。他们呼吁中央政府赶来解救他们。”侯赛因还说，一支由德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取证小组已经抵达当地，进行调查和检测。
媒体报道，虽然情报专家仍在分析样本，但塔宰当地官员确信，“伊斯兰国”在袭击中使用了芥子气。
塔宰当地医院护士赫尔米·哈姆迪说，受伤人员出现感染烧伤、呼吸困难和脱水等症状，已有8名伤者被转送到首都巴格达接受治疗。
目前，伊拉克空军已经对巴希尔村展开空袭行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还承诺将很快展开地面行动，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这一地区。
【拥有化武研发部队】
近几年来，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壮大，媒体上屡屡出现这一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一些已经得到证实。
美国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今年2月警告称，“伊斯兰国”曾经在战场上数次使用化学武器，并且拥有制造少量氯气和芥子气等化武的能力。布伦南在做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新闻节目时表示，“有报道显示，‘伊斯兰国’能够得到可供使用的化学物品与军需品”，这一组织还可能寻求向西方国家输出化学武器，以获取经济利益。
媒体报道，“伊斯兰国”据信拥有一支专门研发化学武器的队伍，其中包括曾经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效力的伊拉克专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
据伊拉克情报官员透露，今年年初开始，美军加大打击“伊斯兰国”化武基础设施，包括实验室和生产设备，同时针对其化武专家展开特种作战行动。今年2月，美国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北部展开突击行动，抓获“伊斯兰国”化武研发部队的头目。
美军驻伊拉克部队发言人史蒂夫·沃伦11日对媒体记者说，“伊斯兰国”迄今使用的化学武器包括氯气和低等级的芥子气，威力不太大。
“它是一个真实的威胁，但不是很大的威胁。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因此睡不着觉，”他说。(张伟)【图文】二战欧洲战场德国为什么没有使用化学武器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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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七十二周年祭：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
　　本报记者 戴袁支 实习生 周忱
　　“接下来看到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一幕。就在那时，我看到9个中国人被带到甲板上，他们被绳子捆在一起，双手被捆绑在背后。10个日本士兵组成一个执行队，军官发号命令，刽子手枪决中国人。中国人平静地站着，无能为力于自己的命运，日本士兵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挥舞着刀剑，用左轮手枪（的子弹）和刺刀，穿过可怜的中国人的胸膛，并竭尽所能施虐。”
　　这是新译出的记录上海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侵华日军在沪虐杀中国无辜平民史料中的一段。在纪念卢沟桥事变72周年前夕，这份外国人的英文记录在南京被译成中文。该记录的作者于日离开南京，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度了两个月的假。不久，他听说北京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时他“觉得这事件不是很重要，所以继续旅程”，但当他到达加利福利亚之后，战事变得十分严峻了，他不得不匆忙搭船返回，船上的电台播了有关上海局势（“八?一三”事变）的新闻。他在记录中说，“‘卢沟桥事变’是正式导致战争的导火索”，“我们听说8月14日（日机）轰炸了中国”。
　　上海码头“温柔”挥剑
　　这份记录的作者途经日本时换乘，当他所乘的日本船靠近上海码头时，作者见到了开头的那一幕。他写道：“长官又发令了，每一个刽子手站在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中国人的前面。长官大声发布另一个号令，刽子手发挥想象任意宰割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被刺刀挑到码头边缘，刽子手从容不迫地拿剑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斩首，头颅落到江里。刽子手把尸体推到码头边，尸体悬在空中，鲜血喷出几英尺。下一个刽子手用手中的剑‘温柔’地刺向中国人，中国人倒在甲板上。然后，这个刽子手解开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作为一个屠夫，他冷漠地抓住受害者的一只胳膊，把这只手臂从肩部砍断，同样的‘手术’也被实施到了另一只手臂上。刽子手依然不满足这种屠杀模式，这个日本人把他推到江里，看看没了手臂后，人是否还能游行。其他几个遇难者同样也被实施了刑罚，每个刽子手用自己制定的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他们。那些被推入水后尚活着的人，成了左轮手枪手们的猎物。”
　　他继续记叙说，“在这次可怕的屠杀中，其他日本士兵和平民以及我们外国人都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尽量控制住内心的愤慨，保持表面的平静。我们已很幸运了，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抗议这种罪行将会带来的麻烦。日本刽子手这种令人发指的残酷刑罚，会被日本观众视作一种英雄主义而被称赞。”
　　他补充说，“后来我得到可靠消息说，在这场战争前，这9个中国人是受雇于码头的工人。当他们设法去上海公共租界时，他们各项进程受阻，只好躲进一间屋子，可最终还是被发现。他们没有申辩的机会，被认定为狙击手。短暂停留后，我发现这9名工人并非特例，因为其他数以千名的码头工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没能到达上海公共租界，归因于船坞周围的战斗。”
　　“先施”顿成悲惨世界
　　这份记录还记述了侵华日本空军对上海的轰炸给平民造成的灾难：“8月23日，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站在广场上，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上海租界中心上空进行特技飞行。……大概下午1点，在我们前方，距离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柱大的混合浓烟，升到了几百英尺的高空。……（我们）……赶往爆炸现场，……一千磅的炸弹击中了先施商场。这个威力无比的炸弹，不仅摧毁了先施百货公司，而且炸毁了永安百货，造成近200人死亡和双倍人数的受伤。遇难者中的大多数是两家商场的售货小姐。一些外国人也遇难或受伤。”
　　接下来的几段是这样记叙的：
　　――“对于后来的目击者来说，提供一幅生动的现场爆炸图几乎不可能。我和其他士兵一起仔细搜寻先施百货公司的受伤者。我们从楼上的家具部开始找，但伤不重的人已离开，所以我们开始检查死者和垂死的，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帮助。我看到沙发底下有一只手臂露在外面，我设想这里是否有活体，我移开沙发看到仅有手臂在那儿。在下一层，我们发现很多售货小姐在工作时遇难。此外也有很多顾客在买东西时遇难。一个中国老妇人的尸体旁边，有两个小孩死亡，很典型地描绘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这个妇女手中仍抓着钞票，另一边营业小姐手里拿着准备交给老妇人的购物袋。”
　　――“……灭火器的水浇到死者鲜血上，很快变得鲜红鲜红，并很快形成一条细流，流下楼梯。一切都很混乱，因为需要快速把伤者抬到楼下街道上的救护车里。接下来，我们的搜救小组需要把尸体转移。尸体一具堆一具，堆得很高，放在通风的货车里，运到城里火葬场去火化。再接下来，我们需要认真去做一个严峻和可怕的工作：收集残肢。这里有一个头颅，那儿有一条胳膊，电话线旁挂着的甚至是肠子，零碎的残体悬挂着。街上被一层鲜血覆盖，当你发现刚走在（带）体温的血液上后，你会有一种作呕的感觉。”
　　战场借助瓦斯、酸弹
　　记录还披露了1937年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约在1937年9月中旬，记录者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彭布鲁克?斯蒂芬斯的司机。“每次返程时，我们有一项任务就是尽力带回受伤的士兵。……我们带回的许多伤员都受了重伤，被瓦斯弹和酸弹袭击。日军总是使用这些炮弹，但即使这样，中国人也不会改变立场。酸弹会烧坏人的衣服、皮肤，让人痛不欲生。瓦斯弹更加残忍，顷刻间放出，一旦进入人体肺部就会导致死亡。在半径为500英尺的范围内，制作这些瓦斯的材料会使人致瞎，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在毒气弹下，几百名士兵会一边逃亡，一边痛苦地尖叫。”
　　记录者称他的祖国为“中立的丹麦”。这位丹麦人在日机轰炸先施、永安公司后，也曾去租界“保护40名一直在照看纺纱机的日本平民”，“接下来的一天，因为愚蠢的日本平民拒绝保护而充满了意思。其中一个平民口袋里藏有左轮手枪，当两名中国警察要搜查他的武器时，这个日本人用枪打死一名警察，并造成另一名警察重伤。受伤的警察反击，打死了凶徒，并使这个日本人的同伴受伤。因此在我们到达前，现场两死两伤。我们快速喊来了救护车，设法将两名伤者送往中国的医院，但这个日本人拒绝了。这就需要带这个日本伤员去虹口的日本医院，日本哨兵阻止救护车进一步前行，认为伤员是中国人。司机和他的助手把死伤的日本人抬下来，脸朝下地对着哨兵。哨兵看到是日本伤员，恳求司机能把伤者送往医院……”
　　“鸵鸟态度”不足以防范战争和犯罪
　　这位记录者是时为丹麦公民的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2006年4月、2007年12月，辛德贝格亲属访问南京时，均带着这份史料的拷贝，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过。据他们介绍，辛德贝格在美国去世后，其亲属将这份史料捐赠给美国一所大学，现在这份史料保存在该校档案馆内。有消息说，这份10多页的史料，不久将选择在期刊或书籍中全文披露。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收集到的1937年12月底的丹麦《奥胡斯教区时报》载，“辛德贝格于（1937年）8月19日抵达上海”，这显示了辛德贝格目击日军在上海码头血腥屠杀的时间；辛德贝格关于日日机轰炸上海致使平民死伤无数的记录，则为其他史料所印证。史料检索显示，此前未见到有这份文献的报道。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张生教授也说，这是一份没见过的新史料，“资料来源可靠，当然可信”。
　　7月4日，张生教授在合肥就此事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从这份史料看，日军对中国被俘军人和平民的屠杀早就开始了，侵略者对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屠杀有特殊嗜好。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记载，则说明战争伊始侵略者就公然违反国际法。他说，该史料显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与此）存在着一些内在的连贯因素，即当时日军的嗜血和犯罪倾向不是临时性的。这份史料的发现，也说明南京大屠杀和战时日军犯罪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回答纪念“七七事变”72周年时披露这份史料有何意义时，张生教授说，回顾历史，我们总可以看到人性的泯灭和血淋淋的事实。日本军人的战争狂热，与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状况存在确定的联系。防范类似情况的发生，需要整个社会的改造和积极的态度。和平时代（日本）的（一些）人们，往往失去正视（史实）的勇气，遑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史实的“鸵鸟态度”，不足以防范战争和犯罪的再次发生。
　　本报南京7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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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在吉林指认化武埋藏点的两名日本老兵(图)
60多年前的手绘地图，图上的ABC三点正是当时化学武器的埋藏点
两个日本老兵冒雨来到吉林敦化指认
　　这是一趟开往吉林敦化的列车，这一次踏上中国东北这片土地，两个日本老兵已是几夜不能安眠。60多年前，当他们第一次脚踩这片黑色土地的时候，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大举侵占中国之际，当时，两个人都服役于侵华日军2633部队，这个部队主要负责的就是化学武器的调配和供给。特别是1945年，老兵户口好太郎和小林利男都曾经参与在吉林敦化埋藏化学武器。60多年后，他们要为当年所作的一切而谢罪，为了谢罪，他们带来了这张手绘地图，图上的ABC三点正是当时化学武器的埋藏点，那么时至今日，大批埋藏于地下的化学武器究竟在哪里呢？本期《时空连线》请来了日本老兵--户口好太郎和小林利男，以及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专家黑龙江社科院的副院长步平先生和一直参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苏向祥律师做访谈：
　　日本老兵户口好太郎：当时弹药就在我们图上画的这一带。当时是45年，4、5月份的时候我们到了这里，那时候化学弹药已经开始大量的在这里卸了，大约我们在这里呆了2、3个月，日本就战败了。
　　在侵华战争中，吉林敦化是日本的弹药仓储基地，除了常规武器，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毒性极大的化学武器，1945年6月，日军又把原本位于黑龙江东宁的野战兵器场的大量化学武器转移到敦化，随后为了隐匿罪证便埋藏于此。吉林敦化成为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数量最多的地方。
　　日本老兵小林利男――当时我们从车上卸了大量的化学武器，然后再搬到图上画的这些地点，都是我们敢死队自己运来的，堆在这里像小山一样。
　　按照两个日本老兵提供的地图，化学武器埋藏点应该在敦化兴隆村，但是世事变迁，原来的兴隆村已经不复存在，老兵们只能靠依稀的记忆去寻找几十年来时常出现在他们噩梦中的化学武器埋藏点。
　　日本老兵小林利男――大概化学武器就卸在那一带了，我记得有一棵小树，小树就是标志，我们以小树为中心，化学炮弹就堆放在它的周围。当时聚集了很多的炮弹，堆放了很多。
　　吉林敦化村民――我们这里地下有很多炮弹，挖地的时候就能挖到，为此还死了上百人。
　　十几年前，日本老兵户口好太郎曾参加中日友好访问团到吉林参观，无意中听说埋藏在敦化的那些化学武器已经生锈腐败，并泄漏出来再次对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因此他和当年的战友小林利男商量决定，要来亲自指任埋藏日军化学武器的现场。
　　日本老兵小林利男――我这次来是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我们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我到了这里，中国人还热情的接待了我，我很感动，我感到中国人是宽容的，我要谢罪。
　　虽然这一次，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没有查找到当年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具体埋藏点，但两个日本老兵带来的埋藏点地图和他们现场的指认，仍然为寻找当年埋藏的这些化学武器提供了重要线索，成为日本侵华罪行的又一个铁证。
　　主持人：根据专家的分析，由于这个地理地貌变化特别大，所以要通过这些日本老兵的指认直接找到当年他们埋藏的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兵来华除了找到化学武器之外，是否还另有深意呢？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连线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律师团的代行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小野寺先生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想问一下小野寺先生，您是怎么找到这两位日本老兵的？
　　小野寺：他们中有一个人，在去年6月左右，听说我正在做这个辩护律师，然后可能就跟我联系，这是一开始我们认识他的一个契机。8月份我们见面了，这样的话我就找到了
　　主持人：那我们知道当年侵华日军在我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了遗弃的化学武器，至今应该是有很多的物证，但是为什么还需要人证呢？
　　小野寺：我们在毒气事件中，去年5月、9月进行了两次，出现了两次判决，一个是我们败诉，另一个是我们全面胜诉。两个事件在东京高等法院正在审理之中。但是在高法上，(日本)国家方面现在又开始提出反证，所以现在就需要找到证据证明是由于军队的命令，事实上他们把化学武器是遗弃和隐秘了。这样这两位老兵是非常不可或缺的证人。
　　主持人：当您跟那两个日本老兵提出希望他们到中国指认在中国埋藏遗弃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的时候，他们是立刻同意了吗，他们会心存顾虑吗？
　　小野寺：他们不忧虑，而且没有任何顾虑。他们两个在五十八九年前，对自己亲手藏起来的这些遗弃化学毒气弹给人们带来的灾害，一直是非常不安、自责。所以，这种受害者出现了以后，他们非常想见这些受害人，向他们道歉，在结束自己的人生之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主动地说我们要到当地去调查。
　　主持人：那您觉得这两位老兵的态度代表所有的现在还活着的老兵的态度吗？
　　小野寺：不是，相反，大多数的老兵们，他们不愿意承认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战争中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缄默不语，就是到进坟墓之前，99.99%的人要一字不提，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两位老兵是非常非常少有的例子。
　　主持人：对这两个日本老兵到中国来指认遗弃的化学武器这件事，日本的公众什么反应，日本的媒体什么反应？
　　小野寺：我们对媒体还没有提供这个信息，我想可能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个是右翼那方面的，或者说老兵们成立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会对小林还有户口这两个人，两个老兵的证言进行严厉的批判、谴责，在社会上也会去抹煞他们的这种证言。另外一方面，这两位老兵证言了以后，作证的时候，许多爱好和平的或者是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日本人，在他们中就会赞赏他们是有勇气的证言。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主持人：那就像您说的，这两位日本老兵，除了来中国指认当年遗弃化学武器埋藏的地点之外，还需要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去做证人。可能会对于中国这些受害者受遗留的化学武器侵害的这些受害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小野寺：肯定会有帮助。日本政府现在或者未来不能说清楚到底埋在哪里，危险仍然是随时存在，希望能够早一天克服这样的情况，并且也需要使更多的老兵来指认，或者是有更多的资料拿出来去说明哪里有毒气弹，埋在哪里。这些方面要求政府向中国提供更多的详细的资料。在法庭上胜利就是为了要推动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用法律的责任上去要求政府去做。
　　主持人：我听说你们还特地建了一个网站和热心电话，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证人，现在这方面进展怎么样，还有别的日本老兵出现吗？
　　小野寺：我们准备在法庭上作证，同时我们也利用网站，在宣传这两个人作证的意义，更广泛地去在传播这个信息，使户口和小林这样有良心的老兵能够觉醒。但是民间毕竟是有一定的限度，热线需要日本负担这个事情的部门或者是防卫厅，或者是外务省，这些部委应该更主动地去创设热线，去收集信息。为此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去推动工作。但首先从民间开始吧，这是第一步。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迄今为止，日军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化学武器已经造成了多起伤及无辜的事件。由于没有日方提供的资料，我们很难主动地去搜寻日军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化学武器，所在地的无辜者受害的几率大大提高了，日军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资料，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提供呢？接下来我们就这个问题来采访两位专家。我们请到的第一位专家是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专家黑龙江社科院的副院长步平先生，您好。第二位是一直参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苏向祥律师。非常欢迎两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主持人：首先想问一下步院长，根据您的判断，现在让那些老兵时隔了60多年再回到中国来指认，找到遗留化学武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步：因为目前这一次在我接触敦化也是第二次了，以前也接触过一次，一位日本老兵来这儿寻找，结果不是很理想。这次重要的意义有其他两点。第一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行动本身证明了，当时的确是接受了命令，掩埋了化学武器，我想从这一点，有人否认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责任，一种反驳吧。第二点要证明，民间有这个能力来找到当时的当事人来证明他们遗弃化学武器的这种活动，既然民间可以做，那政府就更应该做，而且有责任把它更充分地找到。我想这两点是更重要的。
　　主持人：为什么如果没有日本提供的资料，我们就不能主动地去探寻？
　　步：我们主动去找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的领土太辽阔了，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不可能到处去找。
　　主持人：那我想问一下苏律师，根据目前掌握的这个资料来判断的话，当年日军手里有没有这样一份资料，比如说记载了在哪儿哪儿我们扔下了一批化学武器走了。
　　苏：目前来看日本政府一直没有这些资料可提供为由，拒绝向中国提供资料，但是结合慰安妇和劳工的案件，日本也是以这样的理由进行搪塞，但是经过中日学者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这些历史资料。也就是说结合这方面的情况，我坚信日本政府向中国战场上配备化学武器的资料一定会有。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应当保留这样的资料，我们认为这样的资料就在日本的防卫厅的一个图书馆的资料室里，但是它没有公开。
　　主持人：步院长怎么看，您觉得这份资料存在吗？
　　步：战争如果比较系统的资料，我认为不大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日本处在战败的期间，应当说是比较混乱的。但是在我们看到，在有一些部分的片片断断记载的资料，能够找到一些。但是我想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文字资料是一方面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当时参与埋藏化学武器的当事人，由他们提供证据提供证言，这是非常需要做的。
　　主持人：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事情找日本老兵指认化学武器，全是日本的民间在做，并没有日本的政府在做，为什么？
　　步：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问题。是不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遗弃的化学武器，确实对中国人民造成了这么巨大的伤害，而且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我想(日本政府)这个方面恐怕对这个认识是很淡漠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日本国内，比如去年也发生过化学武器，遗弃的化学武器被找到的情况，当时在日本国内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他们国内其实从1973年就做过一次大规模的遗弃化学武器的调查，在日本国内的调查。去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以后，又继续做了一个补充的调查。他们已经调查到，在日本国内将近140处遗弃化学武器的地方。那么在日本能做这样的工作，那么明显地在中国遗弃的化学武器，为什么不能做呢？我想这首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认识上的差异。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苏律师，以您了解的情况来看，如果民间能找到这些老兵的话，如果日本政府去找，他是否有更加便利的条件。
　　苏：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遗弃化学武器的老兵亲自实施了掩埋这样的行为，日本政府走访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老兵，收集信息和线索，完全能够向中国方面提供，可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步：我想补充一点，在战争期间日本使用化学武器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命令的，不能公开这些秘密。战后很多军人依然把这个秘密就保留在自己的心里头，没有对外去讲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应当说他们对这个战争的责任认识还是不充分的，这种情况下就带出来一个问题，作为政府如何让他自己的国民认识到这个战争对被害国带来的灾难。你比如说这一次来中国来指认的这位老兵，其中有一个叫户口好太郎，他就是在十几年前来到中国，偶然的一次机会听说到了当年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泄露出来产生的伤害，这样才引起了他自己的责任心。我想这种工作应当由(日本)政府做更多这样积极的工作。
　　主持人：说到用老兵来搜集关于化学武器的资料，来绘制一个大概地图，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你想这一次到中国来的两位日本老兵都是80多岁的年龄了，如果件事再拖几年，是不是有很多秘密就真的会被带到地底下去了，两位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担心。
　　步：这个工作确实是非常紧张的事，因为我们这样的工作大概开始在1992年，当时还能找到的一些人，当时我们找到的很多人现在大步分都已经过世了。这样的工作确实应该有紧迫感。
　　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方面的受害者也在不断地离开人世。日本的老兵也不断地在离开人世。日本政府又不主动地，不积极地公布化学武器的配备情况，事件就拖下去了。拖下去的后果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断受到伤害。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想问苏律师，现在这两个日本老兵愿意到中国来指认他们亲手掩埋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这件事情可能会对日本政府转变他的态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苏：我想这是一个积极的作用。投通过民间的行为，我们民间走访日本的老兵，日本老兵进行忏悔之后有所行动，我们认为这正是一个人犯了错误进行改正，而且赢得尊重的一个行动，我们也通过这个行动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个典范，日本政府只要做这件事情，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现实问题，也会赢得中国人的尊敬。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一方面明明轻而易举可以做到，却不愿意面对历史，不愿意面对现实。另一方面历经千辛万苦，只希望能够对得起一个做人的良心。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两种面对着侵华战争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和平的年代，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还在受到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的伤害，面对这样的痛苦，难道知情者还要继续沉默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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