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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超市进货需要注意的事项：1、定几个比较诚信的供货商，谁的货质量好，便宜，进谁的，同时可在他们之间周旋，得到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商品。　　2、开始进货量不要太大，同时在营业期间观察客户需求的商品，经过一年半载，基本可以定位商店的进货方向，数量，消费档次，从而形成快速循环，为你赢得利润。　　3、要轻易接一些新品，因为新品还未被消费者认可，接得过多，会压你的资金。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判断一个新品的市场潜力，适当接一些，量不要大。此外，农资产品是乡镇消费的一部分，如果想经营农资，还得投入资金。　　4、本地最大的超市，找到他们的送货口，然后找各个送货的供应商。通常给大商超送货的商家，基本都是总代理或厂家。而主动上门的，通常都是二、三级批发商。　　5、以去批发市场自己配货，并留下你的电话和地址，只要你的超市有销量，以后的货就会自动送上门。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祝你开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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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市到农场
超市田园诗
在“全营养食品”连锁店 ( Whole Foods ) 购物所带给我的愉悦，堪比在一家品味高雅的书店浏览书籍所带来的享受，如果仔细想一想，这或许并非巧合：在“全营养食品”超市购物，也是一种文学体验。所谓的文学体验与食品本身无关。这里的食品基本上都是高品质的，多数都经“有机认证”，要么就是“用人道方式饲养的”或“放牧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引人遐想的描述，使这种食品与众不同，将一个鸡蛋、一块鸡胸肉或一袋芝麻菜，从普通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提升至令人痴迷的境界，使这种体验兼具复杂的美学、情感，甚至政治意味。以我最近在肉品柜中看到的“牧场放养”的里脊牛排为例。根据柜台上的宣传册，这块牛排之前所属的那头牛，在“多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了”它的一生，“从植物种类多样的高山牧场，到茂密的杨树林，再到绵延数英里长满艾灌丛的平原”。那么，这样的一块牛排，其滋味必然胜过“安全食品”超市 ( Safeway ) 中的牛排，那里仅有的食品信息就是数字：也就是价格，可以肯定，那儿的价格要低得多。不过，我显然不是唯一一个愿为一个美丽的故事支付更高价钱的购物者。
随着有机食品的发展，以及人们越来越关注工业化食品对健康的影响，近来这种带有故事的食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的超市中，但是，持续提供这类最新食品文学课程的，只有“全营养食品”超市。在最近的一次购物中，我的购物车中塞满“无笼放养的素食母鸡”所产的鸡蛋，生活在“解除了无必要恐惧与痛苦环境下”奶牛所产的牛奶，阿拉斯加亚库塔特 ( Yakytat ，人口 833 人 ) 的美洲原住民所捕获的野生大马哈鱼，以及“有机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的卡佩农场 ( Capay Farm ) 所生产的秘传番茄 ( 每磅 4.99 美元 ) 。我所挑出的有机肉鸡甚至还有名字：罗琦 ( Rosie ) ，这其实是佩塔卢马家禽饲养场 ( Petaluma Poultry ) ，以“可持续养殖”及“牧场放养”方式生产的一种鸡，这家公司的“养殖方法力图创构和谐的自然关系，以保持生物与自然的健康”。还行，虽说算不上最流畅、甚至不是最有意义的措辞，但至少其心可嘉。
在超市的好几个柜台前，我还真就被迫在几个微妙竞争的故事之间进行选择。举例来说，牛奶柜中的有些有机牛奶标称“重度杀菌”，意指加工过程多了一个额外的步骤，因其延长了保质期，被视为对消费者有益。但另一家较为地方性的乳品厂，则标榜他们对“深度消毒”说“不”，暗示他们的产品更新鲜、更少加工，所以也就更加有机。这就是那家标榜其奶牛生活在无忧虑之中的乳品厂，而此刻我却开始有点焦虑了。
这家乳品厂的标签，透露了许多有关乳牛生活形态的信息：它的霍斯坦奶牛生活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包括遮风避雨的牛棚和舒适的休息区……充足的空间、良好的设施以及同类相伴生活在一起”。这一切听起来都还不错，直到我读到另一家销售生乳 —完全未经处理 — 的乳品厂的故事，它的“奶牛一年到头都在葱郁的牧场上放牧”。
这一描述让我顿生疑窦，上一家乳品厂所谓的适宜环境，是否包括一个我一直认定应该有的牧场。突然之间，他们的故事中缺少牧场一词，显得格外惹人注意。对此文学批评家会说，这位作家似在删除整个牛与青草相关联的概念。的确，在“全营养食品”超市逛得越久，我就更加相信，这是一个文学批评技巧可能会派上用场的地方 — 除了这些技巧外，也许还用得上新闻记者的技巧。
冗长的标签、介绍采购点的小册子以及认证制度，应该帮助消费者更加清楚地了解模糊而复杂的食物链。在工业化食品经济体系中，将食物链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的唯一信息，差不多就是价格了。只要看一看报纸上典型的超市广告，你就明白了。所列出的唯一品质，实际上是数量：番茄 0.96 美元一磅；绞肩肉 1.09 美元一磅；鸡蛋 0.99 美元一打 — 本周特价品。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产品，会以如此简单直接的方式销售吗？这种精简到最低限度的信息，当然会同时向两个方向传递，农民得到的信息是，消费者只关心价格，于是他们也就只会关心产量。廉价食品经济机制就这样被不断强化。
有机食物链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能让更多的信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传递 —在数字之外加上一小段含蓄的叙述文字。有机认证标志可以透露些许信息，告诉人们某种食品的生产方式，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渠道来反馈信息，告诉农民他们看重不含有害杀虫剂的番茄，或者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饮用那些来自未注射生长激素之乳牛的牛奶。
“有机”一词已成为超市中最具实力的招牌：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农民与消费者协力打造了一个产值达 110 亿美元的行业，如今已是食品经济体系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部门。然而，有机标志本身 — 与超市中其他这类标志一样 — 其实只是直接观察食品生产过程之不尽如人意的替代品，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因为在工业化社会中，大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将自己的食物追溯至农场，况且今天的农场与我们之间的平均距离，通常会达到 1500 英里。要跨越这一距离，我们只好依靠认证机构和标签作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些生产食物的农场到底是什么样子。有机标志留给我们的印象可能是一种更加简单的农业，但其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农场本身是什么样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些故事相符合？
总体来看，“全营养食品”超市所提供的是个田园故事，其中动物的生存环境，与我们儿时所读书中的描写完全一致，水果与蔬菜则生长在像萨拉丁农场这种小型农场上均衡施用堆肥的土壤中。标签中的“有机”一词，让一篇篇内容丰富的故事浮现在我们的脑海，虽然大部分细节都是消费者自己补充的。这些故事为我们塑造了英雄 ( 美国家庭农场主 ) 和恶棍 ( 农业集约经营者 ) ，还创造了一种文学类型，我考虑将这种类型冠名为“超市田园诗”。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对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不会轻信这种过于简化的故事，但了解的程度还不够，而超市诗人们则尽其所能，怂恿我们主动放弃怀疑。
超市田园诗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文学形式，其欺骗性之大，足以让它面对诸多挫败，仍能继续存在。我猜想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心中某些最深切、最古老的渴望，不仅渴求安全的食品，也渴望与土地以及我们长期依赖的少数几个驯化生物之间保持关联。“全营养食品”超市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这家公司的一个营销顾问向我解释说，“全营养食品”超市的购物者觉得，通过购买有机食品，他们可以“体验真实的存在”，在想象中“回到往昔的乌托邦，同时又不会失去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这听起来很像维吉尔也试图并享两者的田园诗。利奥 · 马克思 ( Leo Marx ) 在《花园中的机器》 (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 一书中写道，维吉尔的牧羊人提提洛斯 ( Tityrus ) 并非童蒙未开，他“兼享两个世界最美好的部分 — 文明秩序的优雅和自然天成的淳朴”。为了保持田园传统，“全营养食品”超市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提供了一种利奥 · 马克思所谓的“和谐景观”，正如市场营销顾问所说，在这里，人们通过有机食品走到了一起，从而回到万物的始源 — 也许是通过大家坐在一起享用那种堆放在冰柜中的、可用微波炉加热的、有机套装电视便餐 ( 我从未想到这几个字可以放在一起使用 ) 。以这种方式兼顾自然与文明，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全营养食品”超市最难调和的矛盾，是有机食品产业的工业化与田园理想之间的矛盾，因为有机食品工业既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建立在田园理想之上。有机食品工业曾经被称作“有机运动”，它在过去的 30 年中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已发展得更像一个大型产业，不再像一个运动。在我购物的那家“全营养食品”超市中，琳琅满目的农产品货架上方的墙上，挂满了当地有机农场主的彩色照片，配有阐述其农业理念的文字说明。其中不多的几家农场 — 卡佩农场是其中一家 — 仍将其产品售予“全营养食品”超市，但大多数农场的产品早已从货架上消失了，尽管其照片可能还挂在墙上。这是因为近年来，“全营养食品”超市采用了食品杂货业标准的区域分销制度，使得支持小农场的做法变得不切实际。大型仓储系统同时为几十家连锁店采购货品，迫使它们只能与大型农场进行交易。所以，尽管店内海报仍在展示家庭农场主及其理念，下面货架上所销售的产品却主要来自加州两家大型有机产品生产商：扎根大地农场 ( Earthbound Farm ) 和格林韦农场 ( Grimmway Farms ) 1 ，这两家农场一同主导着美国生鲜农产品市场。 ( 仅扎跟大地一家所生产的有机生菜就占全美市场销量的 80% 。 )
当我将扎根大地农场生产的一盒免洗混合色拉扔进“全营养食品”超市的购物车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冒险进入乔尔 · 萨拉丁 ( Joel Salatin ) 所谓的“有机帝国”这头工业怪兽的腹地。 ( 说到我的混合色拉，另一位小型有机农场主，也是萨拉丁的朋友，曾对我说过，他“甚至不会用它来做堆肥”。 — 此乃有机纯粹论者常用的贬抑之词。 ) 但是，我并不愿意接受有机工业肯定是件坏事的观点，除非其目的是要改造这个基于连锁超市和消费者对方便与廉价食品预期的、市值 5000 亿美元的食品系统。
不过，考虑到有机运动曾被认为是对工业价值的一种批判，确实有一天工业化进程会使有机运动丧失其原有的灵魂 ( 有机派使用此词时并无嘲讽意味 ) ，那时超市田园诗将从事实变为虚构，成为经销商的又一个谎言。
问题是，这一天是否如萨拉丁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到来？超市田园诗能够经得起细读和新闻调查吗？
在一个 110 亿美元产业的重围之中，我们又能指望有多少真正田园的东西得以保持，也就是说，情况一点也不乐观。至少，这是我循着购物车中的几项产品，回到其生产地农场时，所发现的事实。举例来说，我发现有些 ( 当然不是全部 ) 有机牛奶来自工厂化农场，上千头从未见过一片草叶的霍斯坦乳牛，被关在四周有围栏的育肥场，吃着 ( 经认证的有机 ) 谷物，一天三次被拴在挤奶机上挤奶。大部分牛奶之所以要经过重度消毒 ( 一种会破坏牛奶营养成分的高温消毒工艺 ) ，是为了让地平线 ( Horizon ) 与曙光 ( Aurora ) 这样的大公司可以远距离销售牛奶。我发现了在“有机育肥场”饲养的有机牛肉，以及有机高果糖玉米糖浆 — 我从未想到这么多字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我还了解到前文提到的有机套装电视便餐的制作过程，这种可用微波炉加热的餐盒中有“米饭、蔬菜，烤鸡胸肉拌美味香料草酱汁”。他们给这道主菜起名为“乡村芳草” ( Country Herb ) ，实际上它却是高度工业化的有机产品，由 31 种原料经奇妙组合而成，原料则来自散布于六七个州和两个国家的农场、实验室以及加工厂，包含了诸多神奇的现代食品科技成果，比如高油酸红花油、瓜胶和黄原胶、大豆卵磷脂、角叉胶以及“天然烤肉调味料”。
其中有几种成分是符合联邦有机法规的合成添加剂。全营养食品原来不过如此。“乡村芳草”的生产商是华盛顿州的喀斯喀特农场 ( Cascadian Farm ) ，原来是有机农场的首倡者，后转型为加工商，现已成为通用磨坊 ( General Mills ) 的全资子公司。 ( 从那时起“乡村芳草”鸡肉便不再生产。 )
我还去访问了有机肉鸡“罗琦”在佩塔卢马的农场，其实，与其说这是家农场，倒不如说是座动物工厂。它与其他两万只罗琦肉鸡生活在同一个鸡舍中，除了经认证的有机饲料之外，其生活与其他工业肉鸡并无二致。噢，标签上所承诺的“放养”生活方式又是怎么回事呢？没错，鸡棚中确有一个小门，通往一片狭小的草地。不过，如果你发现这扇小门始终紧闭，直到这些家禽长到五至六周大的时候 — 因为担心它们会在外边感染什么疾病 — 而且两周后它们就会被宰杀，这个放养故事似乎就有点夸张了。
如果从柏克利的“全营养食品”超市出发，沿电报大道往北步行五个街区，然后右转进入德怀特街，很快你就会来到一片遍地垃圾的草地和树林，其中点缀着几十个无家可归者的破烂帐篷。这些人大多在 50 到 60 岁之间，有些人还留着嬉皮士的发型，穿着他们的服装，与各地的许多贫困者一样，这些男女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睡觉和饮酒之上。但在这里，他们也会花些时间在一些不成样子的地块中种点花卉和蔬菜 — 几株玉米，一些已经结籽的花椰菜。今天的人民公园 ( People’s Park ) 是最令人黯然神伤之地， 1960 年代的希望早已灰飞烟灭，徒剩此破败不堪的纪念碑。然而，尽管徜徉在“全营养食品”超市货架间的富裕购物者，与人民公园中无家可归的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差异，但这两个相邻的阶层却是同一棵前景暗淡之树的不同枝杈。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善恶报应之说，“全营养食品”超市的管理层早就应该在人民公园立一块匾，而且应设一摊位来派发有机水果和蔬菜。有机运动与环保主义及女权主义极其相似，同样肇端于 1960 年代曾在此处盛极一时的激进主义；有机运动是反主流文化的几个支流之一，而反主流文化最终还是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中，不过在此之前，它已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行进方向。如果你沿着这条支流一路回溯至它的源头，你的旅程最终会穿越这座公园。
人民公园始建于 1969 年 4 月 20 日，当时一个自称为“罗宾汉委员会” ( Robin Hood Commission ) 的团体，占据了一块本属加州大学的空地，开始大张旗鼓地铺草皮、种树，而且还开辟了一片菜园，这或许是最具前景的举动了。这些激进主义者自称为“农业改革者”，宣称要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新型合作社会的典范，包括生产自己的“无污染”食品。这个委员会非暴力反抗行为的灵感之一，来自 17 世纪英国的“掘土派” ( Diggers ) ，这些掘土派占领公共土地，同样也是为了生产食物以派发给穷人。在人民公园中，所生产的食物应该是有机的，此用语在当时含义众多，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
在其描述 1960 年代反主流文化如何改变了我们饮食方式的权威著作《食欲的变化》 ( Appetite for Change ) 中，历史学家沃伦 · J · 贝拉斯科 ( Warren J. Belasco ) 写道，发生在人民公园中的事件，标志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绿色”倾向，这一田园转向会导致乡村中的公社运动，诱发食品合作社和“游击资本主义”，并最终导致有机农业和“全营养食品”超市这类企业的兴起。这一迈向自然的转向成熟于 1969 年： DDT 经常出现在新闻中，圣巴巴拉沿海的石油泄漏污染了整个加州的海岸线，克利夫兰的凯霍加河在大火中燃烧。一夜之间，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生态”，紧随其后的便是“有机”。
正如贝拉斯科所指出，“有机”一词在 19 世纪英国社会批评家中就被广泛使用，他们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和个人主义，与已经逝去的有机社会理想进行对比，认为后者仍然保持着爱与合作的纽带。有机代表着与工业化截然相反的东西。但是，将“有机”一词应用于食品和农业则要晚得多：出现在 1940 年代的《有机园艺与农业》 ( Organic Gardening and Farming ) 杂志中。来自于纽约下东城的健康食品狂热爱好者 J · I · 罗代尔 ( J. I. Rodale ) 于 1940 年创办了这份杂志，此杂志致力于探讨农业方法及不使用合成化学物质 —“有机地”—生产食物所带来的健康益处。乔尔 · 萨拉丁的祖父长期订阅此杂志。
《有机园艺与农业》一直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直到 1969 年，《全球目录》 (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 中一篇令人神往的评论引起嬉皮士对这本杂志的注意，当时嬉皮士正努力寻找一种在不为“军事 – 工业复合体”作贡献的情况下种植蔬菜的途径。“如果我是个决意要控制全国媒体的独裁者，”《全球目录》的记者写道，“《有机园艺与农业》将是我要封杀的第一份出版物，因为它是最具颠覆性的杂志。我认为这些有机园丁正在前线努力战斗，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来拯救世界，力图摆脱集体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超级工业化的国家，尝试与地球建立一个更简单、更真实的一对一关系。”
两年之内，《有机园艺与农业》的发行量，从 40 万份攀升至 70 万份。《全球目录》的赞誉表明，反主流文化已与“有机”一词的广义及狭义定义紧密结合。人民公园中的有机菜园 ( 很快在全国各城市中被竞相效仿 ) ，已被视作一个更为合作型社会的典范，是一块和谐之地，人们在此试图以一种更温和、更和谐的态度，取代工业主义对自然所持的征服者姿态。作为一个微缩的田园乌托邦，这样一个园圃不仅接纳了照料它并从中取食的人类，还包容了 — 用署名为“柏克利人民园圃”的一篇发表在早期的地下报纸《美好时光》
( Good Times ) 上的文章所用的措辞 — “尽可能多的物种”。从这些地块中收获的蔬菜，有时被称为“土地的协同作用”，除了提供健康的卡路里之外，还会提供一种“动态饮食” — 一个“新的媒介，人们可借此与他人以及他们的饮食建立关联”。举例来说，有机运动拒绝使用农业化学制品，就等于拒绝了战争机器，因为生产杀虫剂的道斯化工 ( Dow ) 及孟山都 ( Monsanto ) 这两家公司，同时也生产汽油弹和橙剂，后者是种除草剂，美军在东南亚用它来向大自然宣战。这样，有机饮食把个人行为变为一种政治行为。
这正是为什么，处于危险之中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农作方式而已。以万物彼此关联的生态理念为准则，早期的有机运动不仅试图建立一种替代生产方式 ( 无化学制品的农场 ) ，还试图建立一个替代分销体系 ( 反资本主义的食品合作社 ) ，甚至还力图创造一种替代消费模式 ( “反过度烹饪” ) 。这就是有机革命得以立基的三个支柱；由于生态学主张“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所以你所食用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其生产和加工方式截然分离。
以全谷物和未加工有机原料为基础的反过度烹饪膳食，作为对传统的工业化“白面包食品”的挑战而风靡一时。 ( “人造食品”是其广泛使用的贬称。 ) 各种褐色食品 — 稻米、面包、小麦、鸡蛋、蔗糖、酱油、日式酱油 — 在道义的层面上被认定优于白色食品，这种观念的理由形形色色，现在回头来看都是荒唐可笑的。不错，褐色食物的加工程度较低，但同样重要的是，食用这类食物表示你与全世界的褐色人种休戚与共。 ( 这类全营养食品的健康益处后来才被认识到，一个牵强附会的有机理念终被科学验证，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 不过，或许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褐色食物是父辈不吃的食物。
如何在不使用化学品的情况下种植这些东西是个挑战，尤其是对那些来到农场或菜园、满脑子田园理想却毫无园艺经验的城市孩子来说。乡村公社就像有机农业仓促建成的研究站，新手们可以在此进行各种实验，制作堆肥或寻找控制虫害的替代方法。他们的学习曲线大起大落，这种情况在食品合作社表现得很明显，那儿的有机产品外观不佳的现象持续了好多年。但一些痴迷者却坚持不懈，步步为营地实践罗代尔的方法，其中有些人已成为出色的农场主。
从嬉皮士到农场主
其中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就是吉恩 · 卡恩 ( Gene Kahn ) ，喀斯喀特农场 ( Cascadian Farm ) 的创始人，这家农场就是生产我购物车中套装电视便餐的厂商。今天，喀斯喀特农场首先是通用磨坊旗下的一个品牌，但起初却是个准公社制的嬉皮士农场。它位于西雅图东北约 75 英里处、嵌在斯卡吉特河与北喀斯喀特国家公园之间的、一片狭长而绚丽的沙洲之上。 ( 食品包装上田园诗般的小农庄结果还真的存在。 ) 农场于 1971 年由卡恩创建，最初的名称为“新喀斯喀特生存与开垦计划” ( New Cascadian Survival and Reclamation Project ) ，他创建这一农场的目的是为具有环保意识的嬉皮士团体生产食物，这个卡恩混迹其中的嬉皮士团体聚集在邻近的贝灵汉。当时卡恩只是个来自芝加哥南区 24 岁的研究生院退学生，受到《寂静的春天》 ( Silent Spring ) 2 和《一座小行星的饮食方式》 ( Diet for a Small Planet ) 3 的启发，意欲回归土地 — 并从这里改变农田的食品体系。
在 1971 年的时候，这一梦想算不上惊人，但卡恩竟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梦想，却令人大跌眼镜：他再接再厉，成为有机运动的先锋，而且不遗余力地推动有机食品进入主流文化，并让它脱离食品合作社，进入超市。今天，这座以其所在地命名的喀斯喀特农场已成为通用磨坊对外展示的亮点 — 正如它的创办者坦率承认的那样，是个“公关农场”
— 而从前的嬉皮士卡恩，则成为通用磨坊的副总裁。乔尔 · 萨拉丁谈到有机帝国时，心中想到的正是喀斯喀特这样的农场。
与大多数早期有机农场主一样，卡恩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而且也经历过作物收成上的失败。 1971 年，有机农业尚在襁褓之中 — 几百位散布于各地的业余农民，通过反复试验，学着不使用化学品来生产食物，这是一种特殊的草根研发尝试，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支持。 ( 实际上，直到最近，美国农业部一直对有机农业抱有强烈的敌意，认为它是 — 相当准确地 — 对农业部正大力推广的工业化农业的一种批判。 ) 由于不能得到美国农业部推广服务的支持，有机农业的开拓者可资借鉴的就只有《有机园艺与农业》 ( 卡恩订阅了这份杂志 ) ，再就是一些书籍中所描述的各种前现代农业体系的模式，这些书籍包括 F. H.
金 (F. H. King) 的《四千年来的农夫》 (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 ，阿尔伯特 · 霍华德爵士 ( Sir Albert Howard ) 的《土壤与健康》 ( The Soil and Health ) 和《农业圣约书》 ( 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 ) 。其中最后这部著作完全可被视作有机运动的圣经。
霍华德爵士 (
) 对有机运动的贡献，也许胜过任何一位书籍作者，这位在印度进行研究 30 年之后受封为爵士的英国农学家，为有机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即使那些从未拜读过他发表于 1949 年的那本《农业圣约书》的人，也会通过阅读罗代尔的《有机园艺与农业》及温德尔 · 贝里 ( Wendell Berry ) 的文章，吸取他的思想。在《有机园艺与农业》中，霍华德被视作名人，而贝里则在 1971 年出版的《最后的全球目录》 ( 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 ) 中写过一篇关于霍华德的、颇具影响的文章。贝里的文章着重阐述了霍华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而且具有预见性 — 的观点，即我们应将“土壤、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的健康问题，当做一个重大课题来对待”。
对于一本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如何正确制作堆肥的书籍来说，《农业圣约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农业科学的书籍，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的确，霍华德将如此众多貌似无关的领域联系在一起 — 从土壤的肥力到国民健康；从动物尿液的极度重要性到科学方法的局限性 — 是他的杰出贡献，他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尽管霍华德从未使用过“有机”一词，但我们却可以从其著作中读出对这一概念的各种含义所做的阐述 — 不仅把它当作一个农业革新计划，而且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方案。参照霍华德真正体现了整体论观点的界定，来看今天对有机一词的定义，你会发现它的内涵已被大打了折扣。
与许多社会和环境批评著作一样，《农业圣约书》总体来讲是一个“堕落”故事。在霍华德看来，那个诱惑夏娃的蛇就是 19 世纪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 · 冯 · 利比希男爵 ( Baron Justus von Liebig ) ，而他用来引诱的苹果则是一组首字母缩写： NPK 。正是利比希将农业推上了工业化道路，在 1840 年出版的《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 (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 一书中，他把近乎神秘的土壤肥力，分解为一目了然的化学元素清单，将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列入其中。突然之间，土壤生物学让位于土壤化学，尤其是被利比希强调为植物生长关键因素的那三种化学滋养成分：氮、磷和钾，如果用元素周期表上首字母缩写来表示，就是 N-P-K( 这三个字母对应于化肥袋上所印的三位数标示法 ) 。霍华德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打破这种他所谓的“ NPK 心态”。
然而， NPK 心态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化肥的使用。的确，在阅读霍华德著作的过程中，我们不禁会想到，这种心态也许正是造成现代文明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霍华德看来， NPK 心态浓缩了还原论科学的长处与局限。利比希的追随者发现，氮磷钾“的确有效”：如果对作物施用这三种元素，它们就会生长。这一成功让人们觉得只差一小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土壤肥力的难题已经得到解决。这让我们彻底重新定位土壤 ( 以及农业 ) 的形象，从将其看作一个生命系统，变为将其视作一台机器：从一端输入氮磷钾，在另一端就会收获小麦或玉米。由于至少在短期内，将土地看作机器效果颇佳，所以似乎没有必要再为蚯蚓和腐殖质这类古怪的东西操心了。
腐殖质是少数几种土壤中含有的物质，让土壤具有黑色的外观和特殊的气味。很难精确地说腐殖质究竟是什么，因为它可以是太多的东西。腐殖质是生物体被有机体分解后的残余物质，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有机体在一匙土壤中就可达数十亿个 — 负责分解工作的有细菌、噬菌、真菌和蚯蚓。 ( 《圣经 · 诗篇》的作者将生命描述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来自腐殖质，归于腐殖质”。 ) 但是，腐殖质并不是分解的最终产物，它只是分解的一个阶段，因为另外一大群有机体会慢慢将腐殖质分解成植物生长所需的化学元素，这些元素包括，但不局限于，氮、磷和钾。这不仅是一个化学的，同时也是个生物性转化过程，需要植物与生长在其根部之中及之上的菌根菌共生共存；这种真菌向植物根部输送可吸收的养分，同时得到一滴蔗糖作为回报。另一个将植物与细菌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共生关系，是富含腐殖质土壤中的细菌，可以搂取大气中的氮元素，将其转化为植物可用的形式。但是，给植物提供一顿养分自助餐，并非腐殖质所做的唯一工作：它还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将土壤中细小的无机物微粒黏合成透气的团块并留住水分，这样，雨水可持续向植物根部提供水分，而不致立即流失。
将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生物过程，简化为氮磷钾三种元素，最典型地暴露出还原论科学方法的弱点。复杂的质量被还原为简单的数量；生物学让位于化学。这种方法一次只能处理一或两个变量，霍华德并不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问题是，科学一旦把一个复杂的现象简化成几个变项，不论这些变项有多么重要，人们自然会倾向于忽略其他的方面，会让人以为需要考虑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或至少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被考虑到了。一旦我们把自己所能认识的事物，错误地当作事情的全部，面对土壤肥力这样的难解之谜，人类那种认识到自己知识局限性的自知之明，便会让位于将自然当作一部机器的傲慢自大。一旦迈出这一步，便会产生连锁反应，于是，当施于作物的合成氮肥使其对昆虫更具吸引力，因而也更易遭受虫害时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 农民便用化学杀虫剂，来修复这部受损的机器。
说到人造肥料 — 合成肥料的最初用语 — 霍华德宣称，人类的傲慢自大，不仅威胁到土壤的健康 ( 因为剧烈的化学品灭绝了腐殖质中的生物活动 ) ，而且还威胁到“国民的健康”。他把土壤的健康，与依赖土地为生的所有生物的健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工业化农业出现之前，这种观念已是老生常谈，许多人，尤其是柏拉图和杰佛逊，都对此进行过探讨。霍华德如是说：“人造肥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造营养、人造食品、人造动物，最后将是人造的男人和女人。”
霍华德奔泻的修辞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毕竟我们讨论的只是肥料而已，但这本书写在关于化肥的论战进入白热化之际，这场论战是由英国于 1930 与 1940 年代引进化学农业而引发的。这场争论被称为“腐殖质大辩论”，竟然于 1943 年将战火燃烧至英国上议院，也许有人会认为，上议院在这一年应该有更加紧迫的议题要讨论。但是，英国农业部竭力推广新型肥料，而许多农民则抱怨说，由于使用新的肥料，他们的牧场和动物都不如从前健康强壮。霍华德及其盟友确信，“历史将证明 ( 化学肥料 ) 是降临在农业与人类身上的重大不幸之一”。他声称大规模使用人工肥料将破坏土壤的肥力，使作物易受病虫的侵袭，并对食用这些植物的动物与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因为这些植物怎么可能比滋养它们的土壤更为健康呢？况且，因使用化肥而造成的短期收成剧增也不可能持久：由于化学品最终将破坏土壤的肥力，今天的高收成不过是透支未来。不用说， 1940 年代的这场腐殖质大辩论，以“氮磷钾心态”获胜收场。
霍华德已经指出了另一条道路。“我们现在必须原路返回”，他在书中写道，这意味着抛弃利比希的遗产和工业化农业。“我们必须回到自然，去效法在森林中和草原上所看到的方式”。霍华德主张通过模仿自然来重新规划农场，他的呼吁并非只是个口号；他心中已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步骤，在《农业圣约书》开篇的一个段落中，他就清晰地勾勒出有机理想的轮廓：“大地母亲从未试图将农业与畜牧业分开；她对各种植物总是兼容并蓄；竭力保护土壤免遭侵蚀；种类混杂的动物的废弃物被转化为腐殖质，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废物；生长过程与腐败过程相互平衡；精心保存雨水；动植物均有保护自己免遭病害的机制。”
森林中或草原上的每一种生物过程，都可在农场上找到与之对应的生命过程：动物可以像它们在野外生活时那样，以植物的废弃物为食；动物的粪便反过来又可滋养土壤；土表的覆盖层可以像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层那样，保护裸露的土壤；堆肥像落叶层下充满活力的分解层一样，可以制造腐殖质。甚至病虫害也如它们在大自然中那样，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可以淘汰最弱的动植物，据霍华德预测，一旦这一淘汰系统运行正常，这类动植物的数量就会少得多。在霍华德看来，被工业化农业视为灾祸的病虫害，只不过是“自然的监测仪”，有助于农民“辨识不能适应的物种与不适于当地的农耕方法”。在一个健康的农场上，害虫的数量不应大于健康的森林中或草原上的数量，这才应该是农业的标准。因此霍华德呼吁农民，将农场视为生物而不是机器。
师法自然的理念，与还原论科学的立场截然相反，后者将系统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便认识其运作机制并对其进行处理 — 一次一个变项。以这种角度来看，霍华德的有机农业概念是前现代的，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的：他的理念是，我们无需了解腐殖质的工作原理，也无需知道堆肥的作用，就可以很好地对其加以利用。即使我们对土地这个肥沃的荒野一无所知 ( 甚至把土地看作荒野这一行为本身 ) ，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精心呵护。相反，对我们不了解的事物保持一种健康的态度 — 甚至一种神秘感 — 可使我们避免走向过度简化与技术万能的境地。
有机农业时常遭受一种责难，认为它更像哲学，而不是科学。如果它真是哲学，这一非难倒是说出了几分真相，不过，有机农民为什么会极力为有机农业辩护，拒绝承认它不是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谜，或许是科学拜物教的遗风所致，认为科学是应对自然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在霍华德的思想中，效法自然的哲学观念，优先于认识自然的科学。将鸭子和鱼放养于稻田中的稻农，也许并不懂得他所造成的这种共生关系 — 鸭子和鱼为稻子提供氮肥，同时把害虫吃掉 — 是什么。即便如此，他还是能从这种巧妙的混合栽种养殖中获得高收成。
支撑霍华德有机农业理念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变体，当然，这一哲学流派愿把一切有效的东西视为“真”。达尔文教导我们，实用主义 — 他称之为自然选择 — 实为大自然的本质，是进化的决定性因素：能生存者即有用。这正是为什么霍华德用了这么多时间，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研究小农经济的原因：这些最佳的农耕方式生命力持久，因为它们年复一年，从同一片土地上获取食物，却不让土地的养分枯竭。
在霍华德的农艺学中，科学主要是用来描述何为有效，以及为何有效的工具。碰巧的是，在霍华德的著作出版以来的岁月中，科学已经为他的许多不科学的主张提供了佐证：施用合成肥料的土壤中所种出的作物，其营养成分低于使用堆肥的土壤中所种出的作物；前者更易受病虫害的侵袭；混合栽种比单作生产力更高，而且更不易受病害侵袭；正如霍华德所宣称的那样，土壤、植物、动物、人类，甚至整个国家的健康，实际上彼此息息相关，根据经验，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也许我们尚未准备好按照这一认识行事，但我们明白，滥用土地的文明终将崩溃。
如果效仿自然系统的农场，运作起来真的像霍华德所说的那么好，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多这样的农场呢？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由霍华德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有机理想，受到的尊重主要停留在口头上。尤其是随着有机农业越来越成功，开始进入超市并与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结盟，有机农业越来越像它原本试图取代的那个工业化系统。到目前为止，工业化逻辑比自然逻辑显得更具必然性。
从“新喀斯喀特生存与开垦计划”，到沦为通用磨坊的子公司，喀斯喀特农场的经历，仿佛预示着这一进程的结局。几年前冬天的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卡恩开着一辆挂着“有机”特许车牌的崭新森林绿雷克萨斯车，沿着蜿蜒曲折的斯卡吉特河东岸，带我去看最初的农场。卡恩 50 多岁，一张娃娃脸十分惹人注目，若将现在不留胡子和多出 20 磅体重的因素考虑在内，不难从办公室里那些以胡子、汗珠和拖拉机抢眼的照片中，认出他的脸。在前往农场的路上，卡恩向我介绍了公司的历史，他坦率而且毫无遮掩地谈论着从有机农场主到农业集约经营企业家，一路走来所作出的各种妥协，还说到“任何事情最终都将回归正道”。
到 1970 年代后期，卡恩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有机农场主，而且还成为更为精明的商人。他发现对农产品进行加工 ( 用冷冻的蓝浆果和草莓制成果酱 ) 可增加附加值，从而获得经济效益，而且一旦喀斯喀特农场开始加工食品，卡恩便发现，与自己生产原料相比，从其他农场购买原料可以让他赚更多的钱 — 传统农业集约经营企业很早以前就有了相同的发现。
“最初的‘合作社 ’ 模式，逐渐开始效仿工业体系的经营方式，”卡恩告诉我，“我们用柴油将食品运送到全国各地 — 我们变成了工业化有机农民。我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讲求实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提高私有化程度。”
1990 年，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在“丁酰肼恐慌”之后，卡恩几乎失去了一切 —喀斯喀特农场的控制权也落入大公司手中。在有机运动的历史上，丁酰肼事件是个分水岭，经过阵痛，诞生了现代有机工业。纵观它的整个发展过程，每次发生公众对工业化食品感到极度担忧的情况之后，有机食品就会迎来一次高速增长期。有些评论家指责有机业一次又一次从“食品恐慌”事件中获益，尽管这一指责有几分道理，但这种不满应该指向有机食品，还是指向工业化食品，还有待商榷。有机农场主的回答是，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杀虫剂、食物中毒、转基因作物及疯牛病等事件，使公众从中“受到教育”，了解到什么是工业化食品体系，什么是其替代品。丁酰肼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开端。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60 分钟新闻杂志”节目，措辞激烈地披露，果农在苹果种植中使用了丁酰肼，这是种在传统果园中广泛使用的生长阻滞剂，环境保护署已认定其为致癌物质，这次报道之后，美国中产阶级忽然发现了有机食品。“抢购有机食品”是当时一家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一夜之间，超市连锁店的需求剧增。然而，散兵游勇所组成的有机食品工业，尚未对其鼎盛时期做好准备。像许多有机食品生产者一样，卡恩大量融资来进行雄心勃勃的扩张，并与其他农场主签订合同，收购他们生产的大量有机产品 — 然后，在恐惧中眼睁睁地看着需求的泡沫，随着丁酰肼渐渐从媒体头条中消失而破灭。由于过度扩张，卡恩被迫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卖给韦尔奇公司 (Welch’s) ，于是，这位曾经的嬉皮士农场主，开始了他所谓的“公司奇遇记”。
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是食品工业的一部分。但是，我想突破现有格局，重新界定我们生产食品的方式 — 不是人们想吃什么，或我们分销食物的方式。这些肯定是不可改变的。”成为食品工业的一部分，意味着放弃有机运动得以立足的最初三项原则中的两项：反过度烹饪食品 — 人们想吃的东西 — 还有食品合作社及其他替代分配模式。
卡恩确信，只要把有机食品基本定位为可利用现有营销渠道的缝隙市场产品，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稍作调整，就可适应有机运动的第一项原则 — 以新方法生产食物。正统的有机理念认为，此三要素不可分割，因为 ( 如生态学所教导 ) 万物皆关联。但卡恩是一个 ( 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 务实主义者，一个需要支付薪水的企业家。他不会踌躇不前。“你可以为此悲伤难过，也可选择继续前行。我们曾经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合作型社区和地方性食物系统，但最终却失败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午餐而已。只是个吃饭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神圣的，可以谈论共进共享，但它就是一顿饭而已。”
小有机与大有机
1990 年丁酰肼泡沫破灭后的几年中，有机工业逐渐恢复了元气，随着主流食品公司开始认真对待有机食品 ( 或至少认真对待有机市场 ) ，有机工业进入了一个每年两位数增长、企业间合并频发的时期。格伯 ( Gerber’s ) 、亨氏 ( Heinz ) 、都乐 ( Dole ) 、康尼格拉 ( ConAgra ) 和 ADM ，这些公司都创立或并购了有机品牌。喀斯喀特农场自己也变为一家小型联合企业，它收购了加州有机番茄加工商缪尔格伦 ( Muir Glen ) ，合并后的公司更名为小行星食品 ( Small Planet Foods ) 。 1990 年也是联邦政府开始认可有机农业的一年：国会于当年通过了“有机食品与生产法案”。此法案指示农业部 — 它历来公然蔑视有机农业 — 就有机食品与生产建立统一的国家标准，对众说纷纭的有机一词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
由于有机一词在市场上已成为一种神奇的魔力，有机运动内外的各种力量竞相争夺对它的控制权，结果为其定义的过程费时耗力，竟用了十年之久的时间。农业集约经营企业竭力将其定义界定得尽可能宽泛，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主流食品公司更容易进入有机领域，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一旦一个产品被视为不有机 — 例如转基因食品 — 它就会从此背上一个官方认可的污名。起初，美国农业部按其一贯的做法，再次照顾了农业集约经营者的利益，于 1997 年颁布了一系列不痛不痒的标准，这些标准 — 令人诧异地 —允许在有机食品生产中使用转基因作物、辐照技术及下水道中的污泥。有些人认为，这是孟山都和 ADM 这类公司暗箱操作的结果，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美国农业部想当然地认定，有机产业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所需的规范越少越好。但是，有机行业毕竟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其内在构造中仍保留了许多有机运动的传统价值观，因而愤然反击如此软弱无力的标准。愤怒的有机农场主与消费者，发出了潮水般的指责，其汹涌之势，前所未有，迫使农业部重新制订标准，这一结果被普遍认为是有机原则的一个胜利。
然而，就在为了“有机”的定义与政府的博弈成为 1997 年媒体头条之时，美国农业部内部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同样重要的斗争，争议的焦点是大有机与小有机的定义 — 换句话说，是有机工业与有机运动之间的争论 — 其结果显然更加含糊不清。工厂化农场算是有机的吗？有机奶牛是否必须在牧场上放养？在生产有机食品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加入食品添加剂与合成化学品？如果不假思索就能给出答案，说明你仍然执着于过时的田园有机观念。大有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都赢得了胜利。最终颁布的标准，令人满意地为农业生产中的环保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这或许是官僚机构和食品工业界，在思想观念和时间上，所能承受的极限了，许多“有机”一词所蕴含的哲学理念 —也就是阿尔伯特 · 霍华德所表述的那些价值观 — 都被排除在联邦法规之外。
1992 年到 1997 年，卡恩效力于美国农业部的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在为有机套装电视便餐，及许多其他有机加工食品制订安全标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业绩非同小可，因为卡恩及其盟友必须对最初颁布于 1990 年的那部法案，设法做一些变通，那部法案严禁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各类制剂。卡恩认为，没有合成制品就无法生产有机加工食品，对于超市中所出售的产品来说，在其生产与保存过程中，合成制品都是必要的。标准委员会中的几位消费者代表则据理力争，认为这恰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合成制品就意味着没有有机电视便餐，那么有机产品根本就不应包括电视便餐。反过度烹饪这一概念本身已成问题。
琼 · 戴伊 · 古索 ( Joan Dye Gussow ) ，一位营养学家，同时也是标准委员会中一位直言无忌的成员，在 1996 年一篇题为《有机指状甜糕可以获得有机认证吗？》的文章，抨击了合成制品，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议。在证明了这样的产品，按照拟议中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得到认证之后，古索提出了她的质疑：有机标准应该只是简单地反映食品供应现状，即那种高度加工、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还是应该追求某种更好的东西 — 以全营养食品为基础的反过度烹饪食品。卡恩以一种强调大众需求的平民主义市场观，来回应这一质疑：如果消费者需要指状甜糕，我们就应满足其要求。正如从喀斯喀特农场返回的路上，他对我所说的：“有机理念可不是你妈，用不着什么都听她的。”这场争论最后演变成传统有机运动与新型有机工业之间的一场争论，获胜的是新兴有机工业。最终的标准完全置 1990 年法案于不顾，列出了一个添加剂与合成制品清单，其范围从维生素 C 直到黄原胶 4 。
卡恩对我说：“如果在合成制品上失利，我们就从这个行业出局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最大的有机肉品与乳品生产商身上，他们也在努力争取使新标准对有机工业化农场有利。地平线有机农场的马克 · 雷茨罗夫 ( Mark Retzloff ) 不遗余力，力保其位于爱达荷州南部的公司 — 此公司是有机乳品业的微软，控制着一半以上的市场 — 作为大型工业化乳品厂的地位。在西部这片只能长一些被当做宝贝似的小草的荒原上，这家公司从几千头奶牛身上吸取乳汁，而这些奶牛整日挤在一个没有青草的围舍中兜圈子，而不是像大多数消费者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的有机奶牛放牧于草场上。即使一家乳品厂真想把这么多乳牛放牧于草场，它能否做到这一点也值得怀疑 — 一头奶牛至少需要一英亩草地，而且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每天早晚两次把这么多奶牛赶到遥远的草场，然后再把它们赶回挤奶场挤奶。所以，就像在典型的工业化乳品厂中一样，除了每天三次挤奶时间外，这些奶牛便整日站在圈中，嚼食谷物和青贮饲料。它们的有机饲料来自西部各地，而它们的排泄物则堆积于粪池中。雷茨罗夫辩解说，把牛关在圈内，意味着他那些带着听诊器的农场工人，可以更加密切地监控它们的健康状况。当然，只有生活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 — 而且还不能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 — 奶牛才需要这样的监控。
对于标准委员会中那些小型乳品经营者来说，这样的有机农场听起来与有机理念相去甚远，至于消费者代表的看法，更可想而知。而且，“有机食品与生产法案”也规定，有机动物的福利应考虑并顺应它们的“天性”，对于这种进化而来的反刍动物来说，当然是指它们必须放牧于草场。你可能会说，生活在田园之中已成为这些动物难以更改的天性，是对其实施工业化养殖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么工业化逻辑怎能指望赢得胜利呢？
美国农业部听取了两方的观点，最后作出裁定，奶牛必须享有“草场进入权”，这听起来似乎是田园理想的一场胜利，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实施。“草场进入权”本身就是个极为模糊的标准 ( “进入”的含义如何界定？每头动物应拥有多大的草场？放牧的频率又是多少？ ) 。而且，其效力还被另一条款进一步削弱，这一条款规定，在动物生命中的某些特定阶段，就连这种进入也可被免除。一些大型有机乳品厂，便将泌乳期自定为这种特殊阶段，而美国农业部至今也未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一些农业部的有机认证人员已有抱怨，认为“草场进入权”太过模糊而无实际意义 — 因而也无法执行。此观点的确难以辩驳。
“草场进入权”，以及对其它有机动物适用的“户外权”，加上政府允许使用的合成制品清单，表明“有机”一词已被曲解滥用，为它曾经批判并试图取代的那种工业化方式，打开了方便之门。最终颁布的标准也验证了卡恩所言：“一切最终都将回归正道。”然而，有机一词中所蕴含的田园价值观和田园意象，仍然深藏于许多人的心中，对此有机食品经销商了如指掌：只要看看有机牛奶包装上那些快乐的奶牛和青翠的牧场，你就明白了。一个令人景仰的理念就这样被掏空，沦落为一个印刷在牛奶盒上的自欺欺人的梦幻：超市田园诗。■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杂食者的两难困境：人类饮食方式的发展进程》一书，迈克 · 波伦 ( Michael Pollan ) 著，毛刚译。获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经编辑。原著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由纽约企鹅出版社出版于 2006 年。作者曾于 2011 年访问北京，接受《天南》文学双月刊采访，采访全文请查阅天南文学网站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