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蔡克蒙：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
经济观察报张千帆 蔡克蒙
[导读]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比较两份名单，一份是世界银行[微博]统计的2012年人均GDP排名前25个国家与地区：卢森堡、挪威、瑞士、中国澳门、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加拿大、新加坡、美国、奥地利、日本、芬兰、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冰岛、德国、文莱、法国、英国、中国香港、西班牙、意大利、波多黎各。另一份是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统计的25个“完全民主”(fulldemocracies)国家，按综合分排名依次为挪威、瑞典、冰岛、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芬兰、荷兰、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德国、马耳他、英国、捷克、乌拉圭、毛里求斯、韩国、美国、哥斯达黎加、日本、比利时、西班牙。不难发现两份名单高度相似，25个国家与地区中将近3/4（18个）是一样的。如果刨去港澳、文莱（石油小国）等带有显著特殊性的国家或地区，两者的相似程度更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当然，例外不是没有。在《经济学人》统计的167个国家中，印度排名38，在“带缺陷的民主国家”中排位相当靠前，仅排在葡萄牙、法国、南非、意大利、台湾地区、以色列等国家或地区之后。而根据联合国[微博]统计，其2011年人均GDP却只有1528美元，在所统计的211个国家中排在了第159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相关吗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不少人认为，印度的现实表明，民主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印度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制度似乎并没有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贫困。据世界银行统计，南亚地区2012年人均GDP只有1388美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1433美元，而这些国家当中不少都在进行转型试验。南非是转型最成功的非洲国家，新体制的确立让这个被种族隔离撕裂的国家避免了血腥内战，其在《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中排名第31位，甚至在意大利等相对发达国家之前，但是据联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其2011年的人均GDP也只有8090美元，低于东亚和拉美地区的人均水平（分别为9026美元与9578美元）；这个数字虽然高于中国（人均），但是差距并不明显，不足以体现两者在制度上的差距。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是概率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当然不可能没有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也取决于资源禀赋、民族文化、国民性格、国际贸易环境等多种因素，民主政治只是其中一种影响因素，而且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政治的建立未必对GDP的提升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何况GDP本身未必能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活幸福指数。一个加勒比岛国可能没有什么产业，但是如果其制度能够有效控制公权滥用并保证国民无忧无虑、幸福安全的自然生活，那也未必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倘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虽然连年高速增长，若是存在过度开发严重透支了环境与资源；如果扣除生态破坏的账单，这样的净增长很可能没有统计数字显现得那么乐观。转型显然也有风险，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栽”了，不仅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反而造成军事政变乃至内战等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战乱频仍、颠沛流离的水生火热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发展。如果威权体制能够维持政府与社会稳定，即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第一必要条件；只要经济政策大体合理，完全可能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往往伴随着漠视人权、破坏环境和腐败横行等社会代价。一个转型成功的国家完全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而无需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换言之，即便威权体制没有转型国家的动荡风险，这种体制带来的社会稳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未必是可持续的。腐败可能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甚至向海外转移；工薪阶层的收入过低导致内需不足，而只能过度依赖脆弱的出口贸易；环境污染不仅让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而且极大增加患病人群及其家庭经济负担；贫富差距以及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剥夺民利的行为制造社会矛盾与对立，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治管治的合法延续……当然，开明专制不是没有，东亚的新加坡经常被作为“东亚例外”的典范，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很小，只有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借鉴意义有限，而且都具有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治遗产，因而其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国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这笔历史遗产，或母国不是民主与法治国家，东亚能否“例外”便存很大的疑问。不论如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统计关联是不容否认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世界人均GDP为10171美元，其中北美人均GDP为50198美元，欧盟地区为32677美元——这个数值受欧盟东扩影响，如果只算欧元区的人均GDP则上升到36551美元，和OECD国家的人均值（36722美元）相仿。OECD的34国大都为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也有韩国、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少数相对成功的新兴国家。尽管未必所有发达国家都施行民主政治，但是在统计意义上，民主政治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少数例外并不足以否定一般规律：即经济发达国家也是民主政治国家。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如果是，那么谁是因、谁是果？统计相关性未必是因果关系，譬如打雷和下雨经常同时进行，但是两者都起因于更深层次的气候现象，彼此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决定关系。然而，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确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未必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而是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也包括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后者对前者至多只有次要的“反作用”。因此，国内流行的说法是政治民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似乎只要GDP达到某个水平，政治改革就水到渠成；反之，如果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个水准，那么政治改革再努力也是白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也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虽然经济发展对于提高教育水平、培育公民意识、促进政治参与等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经济决定论显然过于武断。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还不如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来得更直接。经济决定论对于许多个案都没有解释力。譬如现代第一个大众政党是在1832年的“杰克逊时代”建成的。虽然那个时代的美国民主只是男性白人的少数人民主，但毕竟算是一种大众民主的“雏形”，而那个时候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社会；根据AugusMadison教授的估算，那一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1702国际元（1990年基准），完全没有达到今天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便到1920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正式取消性别歧视——此前许多州的妇女已有权参加选举，黑人政治权利则早在1870年的第十五修正案得到保障，美国人均GDP也只有5552国际元，相当于中国2005年水平（5575国际元，2010年为8032国际元）。印度民主的发达与经济的相对欠发达也表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决定政治民主的水平和质量；即便在印度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民主也能做得相当不错。相反，自由和民主却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经过东西对垒的四十年“冷战”，这个问题早已得出答案。1950年代初期，东欧与西欧的发达程度相差并不大，东德和西德、东柏林与西柏林原本更是同一个国家；“两个德国”究竟哪个更优越，当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四十年光阴使得东西两边出现了天壤之别。事实上，东西差别绝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差异造成的；西方尤其是西欧经济体制很难说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人均收入最高的北欧三国被公认为带有显著的“社会民主”色彩。关键在于，苏联阵营的国家作茧自缚；那种僵化的体制完全失去了自我纠错机制，即便明知经济政策乃至体制错了都不可能改，只能将错就错，让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方向上越滑越远。更震撼的是韩国与朝鲜对比。1950年代，两国经济实力相当。按照Madison项目的估算，1950年两国人均GDP同为854国际元。1953年，朝鲜半岛战争结束，韩国与朝鲜的人均GDP分别为1072国际元和966国际元。但是今天，朝鲜的相关指数在167个国家中倒数第一。据联合国2011年统计，人均GDP在211个国家中排名200，跌落到506美元；六十年来经济发展几无建树。韩国则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国际排名第20位，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范例；2011年的人均GDP达到23067美元，排名第47位；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韩国2012年的人均GDP排名第28位（朝鲜无数据）。不同的政治制度造就截然不同的经济实绩。为什么经改离不开政改不同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对经济发展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其实是一点不奇怪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普遍认识到法治、私有财产保障、经济活动自由等政治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一些认识甚至认为，政治改革不是当务之急。然而，这种认识可能是短视的。首先，法治和民主必须齐头并进，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中国近年来司法改革的实践已经验证，没有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治改革注定举步维艰。早在两三百年之前，孟德斯鸠已极为透彻地解释了这个基本道理；如果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个机构乃至某个个人手中，那么法治如同痴人说梦。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之所以有法而无法治，出现了大量恶性冤案，正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个人成了无法无天的“土皇帝”。由此可见，倘不能建立对于权力进行监督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明确政治不得干预司法的基本原则，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如果没有政治改革，那么公权必然会侵入私人领域，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能受到可靠保障。经济收益则可能被权贵集团“雁过拔毛”、层层剥皮。在薄熙来主政期间的重庆，企业家甚至被当成任意宰割的肥肉，连基本人身自由乃至生命都保不住，随时可能成为论罪科刑、充公没收、中饱私囊的对象。经济活动中的寻租现象必然大量增加。事实上，既然私人领域无力抵制公权侵入，公平市场竞争原则根本无法实现，官商不分、任人唯亲、垄断等现象极其普遍，大量市场资源为某些特殊家族或其“马仔”所垄断，造成市场经济的严重畸形。最后，人们往往看不到的是，民主政治不仅具有推动法治、实现公平、维护市场、遏制腐败等直接的经济与社会作用，而且还至关重要地影响着国民的人格素质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建构。民主是一种公共生活，公民在其中锻炼理性相处、自我管理的能力。其实，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逻辑相似性，选择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商品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涉及综合信息、对比选项、权衡利弊的理性计算与选择过程。民主政治能够极大促进公民的智力成熟并提高其理性判断能力，使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的复杂社会生活。归根结底，现代工业文明不仅需要商业诚信和市场信息，更需要建立在一个积极合作、理性思维而有创造力的公民人格基础上的。对于经济交易而言，理性判断的前提是充分而相对准确的信息，而信息社会的前提是言论自由；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受到选择性压制，信息失真必然误导大众选择。有话不敢说、不能说，谎言和造假就会趁虚而入，进而瓦解社会与市场诚信。民主政治预设了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政治参与等公民自由，上述《经济学人》对民主状况的综合评价即包括政治参与和公民自由等指标。只有保证思想与言论自由，社会才有不受压制的信息和真相；只有让人民放开说话，他们才不会被迫说谎，并养成正直和诚信的习惯，而诚信是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只有在自由交流和辩论的环境中，人民才能提高鉴别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经济交易是不可或缺的。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参与自由也有助于培育一个热心、积极、勇敢而有责任心和创造力的公民群体。只有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公民才会无所畏惧地自由思考、畅所欲言，并在公共交流中培养积极向上、乐善好施的健康个性。思想和言论禁区必然禁锢思维，并造成懒惰、懦弱、伪善和人云亦云等恶习；只有打破禁区，才能彻底解放思想并释放人类思维蕴藏的巨大能量。在言论自由国家，孩子从小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很早就形成了自主判断的能力。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传授社会生活必需的知识，却并未扼杀自由人格的内在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正是现代经济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多数创意可能归于失败，但没有失败的试验，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发明。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秘诀”即在于崇尚与保护公民自由，而民主政治正是培育合格公民的试验基地。如果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被剥夺，思考能力和日常思维就会停留在极为原始幼稚的水平，那样的国家不要说创造力，就是说句真话也会引来杀身之祸。在那样的国家，没有真实的信息，没有坦诚的交流，更谈不上实质性的自发合作。在那里，国民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习惯，如何承担得起复杂多变的市场主体责任？我们很难将那样的国民人格状态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要知道，市场经济需要的显然不是不会思维的机器或奴隶，而是能够理性判断、随机应变而富有创造力的活人！然而，专制却会扼杀所有活的生命，将人降格为一具具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而当自由的空气将其吹醒之后，各种不受控制的私欲会伴随无知一并爆发出来。在一个人格状态完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民群体中，经济改革其实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隐患。经过30多年经济改革的中国不仅GDP迅猛增长，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言论自由的实际状况获得极大改善。如果言论自由等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能在实践中获得更好的制度性保障，则中国经济之发展和社会稳定必能成长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一作者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第二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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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家政治制度有多大关系？ - 知乎591被浏览25088分享邀请回答0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004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2 个回答被折叠（）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作者：
王磊 胡鞍钢
　　内容提要：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平衡性，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增强。但是，在全球化影响日益深入的今天，本原意义上的封闭社会很难存在，经济的适度发展已成为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国别比较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而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得到显著改善的国家，大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当然，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 社会政治稳定& 贫富差距
　　一、引& 言
　　社会政治不稳定（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SPI）的影响因素包罗万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迁或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对其产生影响。一般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特点：一是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特征影响社会稳定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有些因素对社会稳定起到促进作用，而有些因素对社会稳定则产生破坏作用；二是不同因素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权重是不同的，并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其权重会增加或减少，即，一个阶段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的因素，在另一阶段其影响可能会降低，甚至不再显著；三是同一因素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方向也会发生变化，在某一阶段对社会稳定产生正面影响的因素，在另一个阶段反倒会破坏社会稳定。社会表现出稳定或不稳定的形态，是不同因素作用合力的结果，如果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大于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社会就呈现稳定形态，基本的社会制度就能延续；反之，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崩溃②。
　　那么，当前世界哪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本文通过对当前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希望能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定量讨论。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的主观指标来自世界银行Daniel Kaufmann等人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标”（以下简称“KKZ指标”），这一指标包括如下六个子指标：表达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个综合指标根据现存的数百个感知指标构造，而这些感知指标又分别来自于31个机构的37个数据源，包括ICRG（国际国别风险指南）、自由之家、世界银行CPIAs和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所使用的大部分数据源。在六个子指标中，政治稳定性被定义为“当权政府被非法或暴力手段所破坏或颠覆的感知可能性，包括国内暴力和恐怖主义”。这一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是不同国家官员、企业家、学者或新闻工作者对该国社会政治稳定情况的主观感知评价，根据Kaufmann等人的处理方法，绝大多数国家的得分处于-2.5到2.5之间。该指标1996年首次发布，之后1998年、2000年、年共有8年的截面数据。作者从数据的完整性、代表性等角度选取了其中162个国家对、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①。
　　客观指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12月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口死亡原因调查数据，本文取其中因伤害致死的人口数据作为衡量该国政治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客观标准。作者认为这种衡量方法是可行的，暴力是冲突中常常采用的一种极端手段，有时候，弱势群体所运用的是一种“绝望暴力”。这种暴力甚至会以暴力者自己为对象（自杀或同归于尽）。该数据可以从网址http://www.who.int/research/en/上获得，本文利用其中的两项指标：一是各个国家因伤害死亡的人数；二是各个国家因暴力死亡的人数，包括谋杀、自杀和战争死亡。
　　通过对2002年各个国家“政治稳定度”指标和伤害死亡人数（包括故意与非故意）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之间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政治稳定度”与伤害死亡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365，与暴力死亡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421，两者具有统计显著性（sig=0.000）。
　　三、社会政治情况显著变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治体制较成熟、制度建设较完备的国家，即便有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出现，其自身也有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因而社会政治稳定程度的变动一般处在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对那些经济发展落后、贫困现象普遍，或者制度建设薄弱的国家，一方面，有更多的因素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国家自身对危机的处理、应对和调适能力较差，因此，相比之下，社会政治稳定的变化较为频繁，并且变化的方向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哪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明显好转？哪些国家则相反，从比较稳定的状态陷入不稳定之中，或者从不太稳定滑向更加不稳定的深渊？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发生显著变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了什么改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其社会政治稳定度的变化（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
　　首先，需要识别出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国家。这里我们仍然依托KKZ指标。根据Kaufmann等人的研究，1996年到2004年的8年间，共有6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好转，分别是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香港，其中塞拉利昂的情况改善最大，该国在1996年的得分为-2.25，排在175位（共181个国家），2004年的得分增至-0.61，排位升至139位（共208个国家）。香港之所以列入其中，主要是由于1996年其面临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当年得分只有0.3。有15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显著变差了，这些国家是科特迪瓦、老挝、津巴布韦、吉尔吉斯斯坦、海地、贝宁、乌兹别克斯坦、中非、尼泊尔、土库曼斯坦、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其中科特迪瓦的情况最糟，1996年得分为0.32，到2004年降至-2.28，在208个国家中排在204位，其前后分别是阿富汗、尼泊尔、刚果（金）、布迪隆、索马里、伊拉克，几年间便从社会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变成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
　　1998年到2006年期间，共有10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善，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这5个国家仍在其中，其他5个国家分别是卢旺达、塞尔维亚、几内亚比绍、刚果（布）和南非；有13个国家的稳定情况明显恶化，与上述相同的国家有科特迪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其他分别是泰国、尼日利亚、几内亚、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黎巴嫩、伊朗、委内瑞拉。
　　不过，许多为KKZ指标提供评估意见的专家很可能会受到被评估国家长期经济趋势或短期危机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以某一个短时段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分析基础，以此弱化个别年份短期危机带来的显著影响。我们假设随着时间的变化，世界总体的社会政治稳定度有一致的变化趋势，因而选取1996年和1998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并作为社会政治稳定度变化的起始条件，以其为自变量对、2006三年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曲线即表示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度都没有发生相对变化的情况。此回归方程为：
　　SPI =-0.SPI+ε
　　由此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到样本国家在年社会政治稳定度的预测估计值，而实际观测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值，即实际值没有被该回归方程解释的残差ε即为该国家的变化量。
　　前已述及，如果这一差值达不到一定的显著水平，实际上并不能认为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变化。这里我们认为只有当差值超过0.7才被认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据此我们得到发生显著好转的国家或地区有10个：塞拉利昂、利比亚、安哥拉、卢旺达、澳门、香港、阿尔及利亚、南非、朝鲜、塔吉克斯坦；发生显著恶化的国家或地区13个：科特迪瓦、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海地、菲律宾、泰国、孟加拉、津巴布韦、尼日利亚、伊拉克、中非、利维亚。可见，这一列表基本上涵盖了Kaufmann等人年分析的结果。因此，作者将其作为本节下一步分析的样本国家，得到的初步结论为：
　　稳定状况改善的国家大多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稳定状况恶化的国家。在过去10年中（1996年至2005年），9个稳定状况明显改善的国家（朝鲜缺少数据，未在分析之列），多数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4%以上，安哥拉和卢旺达分别达到8.4%、7.5%，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相反，稳定状况恶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明显要差很多，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较低，并且在很多年份经历了负增长。津巴布韦在年连续7年负增长，科特迪瓦、伊拉克在年连续4年经济负增长，海地在年连续4年负增长。就年间的各国平均数来看，稳定状况改善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5.13%，而稳定状况变差的国家平均增长2.34%，前者是后者的2.2倍。
　　动态地看，稳定状况改善的国家（或地区）都是那些经济增长情况有显著改善的国家，而稳定情况恶化的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大多经历了变坏的过程。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过去10年分为年、年两个阶段，可以发现，在稳定情况改善的国家（或地区）中，科特迪瓦、澳门、利比亚、塔吉克斯坦在年的5年中经济几乎无增长或负增长，而在年的5年中，经济增长速度都在5%以上，其中科特迪瓦、利比亚、塔吉克斯坦甚至达到10%；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都有所提高（卢旺达除外）。
　　而稳定状况显著变差的国家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科特迪瓦、海地、中非、伊拉克在年间经历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在年，增长态势未能延续，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沼，津巴布韦则从经济缓慢增长变为负增长，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玻利维亚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减慢了。当然，这类国家经济变化的趋势不如稳定状态改善的国家那么一致，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尼日利亚等国的经济状况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显著恶化。
　　由此我们看到，在过去10年中，经济增长是社会政治稳定情况改善的必要条件，那些经济发展状况改善的国家，为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基础；相反，发生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的国家，更容易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经济增长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当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后，国家的发展更容易步入正常轨道。（2）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发展停滞或者衰退并不是充分条件，种族冲突、宗教冲突以及外部势力的侵入，任何一个因素的单独作用都可以让一个国家陷入社会政治的极度动荡中。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的相关分析
　　既有文献表明，社会政治不稳定通常不是发生在静态社会中，而是发生在动态的变迁过程中。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稳定性，他们都具备自我平衡和调适的机制来化解各种社会冲突，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不断增加。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就注意到，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诺思（1994）认为，经济增长对一个国家意味着内部的不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愈快，国家内部不稳定性就愈大。库兹涅茨（1989）也认为，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破坏过程，因为它对各部门（即构成总人口的各种集团）的影响大不相同。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较慢的部门的人口较之增长较快的部门的人口集团相对受损，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少数受惠者获得的利益所能补偿的，因而可能发生摩擦和对抗。亨廷顿（1988）曾经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因素，经济发展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直接原因，其广为人知的研究结论就是：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简而言之，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经常伴随着以犯罪增加、社会失序等现象为标志的社会稳定状况的恶化。
　　因此，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相关性。在全球一体化越来越迫近的现实社会中更是如此。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社会政治稳定程度越好。世界银行通常采用人均收入或人均GDP作为指标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其发布的《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世界各国分为四个组别：高收入水平组（2002年人均GNI在9076美元及以上）、上中等收入水平组（人均GNI在2935美元到9075美元之间）、下中等收入组（人均GNI在736美元到2934美元之间）和低收入水平组（人均GNI在735美元及以下）。在表1中，作者利用这样的标准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性最好，“政治稳定度”指数的平均值为0.955，伤害死亡人数的平均值为46.7人/10万人口，而暴力死亡人数仅为13.8人/10万人口；其次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而社会政治稳定程度最差的是低收入国家，49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政治稳定度”指数为-0.782，伤害死亡人数平均为95.6人/10万人口，为高收入国家的2倍多，暴力死亡人数平均为27.2人/10万人口，同样为高收入国家的2倍。
　　第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社会政治稳定度之间也存在相关性。这里所说的发展阶段，并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意义上，在分类上，作者将各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发达国家”主要是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这些国家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是公认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都较为健全的国家；而“转轨国家”主要是东欧、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那些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样本库中的其他国家，作者将其归入“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的均值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度最好，但比较有趣的是，转轨国家在专家的主观评价中社会政治稳定度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其平均值为-0.093，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0.481，但在客观指标中显示的信息却是相反的，无论是因伤害死亡的人数，还是因暴力死亡的人数，转轨国家都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前者的平均值分别为91.7人/10万人口、29.0人/10万人口，后者的平均值则是81.1人/10万人口、24.1人/10万人口。（见表1）
　　注：括号内为参与计算的样本国家数量，由于指标的数据齐备性不同，因此不同分类指标的样本国家总数可能不同。
　　第三，社会不稳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快慢以及增长是否稳定有关。很多学者利用定量方法讨论现代化速度与社会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Corroe (1965) 的研究中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变迁的速度越快，社会的政治不稳定程度就越高。Ivo和Rosalind（1966）利用84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社会变量变化速度快的国家，社会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反之，社会就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下发展，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647。究其原因，Venieris（1985）等人认为，发展过程中无法实现的收入预期是产生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机理。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但其速度却各不相同，在绝对值增加的同时，有些群体的相对收入却下降了。本部分作者还想强调变迁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稳定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经济波动情况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有学者指出，就某一时期而言，经济波动系数越小，经济增长率均值就越高，社会就越稳定；反之则反。胡鞍钢（1994）对160多个国家进行交叉分析印证了这一判断。我们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快并且波动系数小的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情况最好，其次是增长速度快、波动系数较大和增长速度慢、波动系数较小的那些国家或地区，社会稳定情况最差是增长速度缓慢甚至负增长、且波动系数较大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用何种指标来衡量社会稳定程度，这四种不同增长类型的国家之间在次序上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见表2）
　　　注：（1）作者定义过去5年的GDP增长率大于或等于3%的国家为增速快的国家，小于3%或者负增长的国家为增速慢的国家；定义过去5年的经济波动系数（绝对值）大于或等于50%的国家为增长稳定的国家，小于50%的国家为增长不稳定的国家，其中经济波动系数=GDP增长率的标准差/均值。
　　　　（2）表中数字（a）为世界银行“政治稳定度”指数；（b）为伤害致死的人数，单位为人/10万人口；（c）为故意伤害致死的人数，单位为人/10万人口。
　　五、结论与讨论
　　经济的增长或发展并不能自动导致社会稳定，这一观点已经被很多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相反，多数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都出现了利益格局分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失控等现象。但是，如果将这些负面事实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在经济停滞或者负增长的情况，更容易发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失序的现象，因为相比之下低收入者、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差得多，在经济滑坡的过程中强势群体、高收入者会把成本更多地转嫁到前者身上，因此他们往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如果看一下过去10年中那些社会稳定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过去的一段时期这些国家大多经历了经济增长。这样看来，经济增长是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条件。至少可以这样说，经历了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容易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目标。
　　经济增长至少从三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稳定：其一，经济增长是一个生产扩大的过程，它意味着一个国家财富总量的增加，因此，从理论上讲分配到每个成员身上的平均财富也随之增加了，人们可以用来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甚至自我实现需求的资源增加了；其二，在给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意味着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增加了，那么政府处理经济社会事务、应对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就增强了；其三，经济增长可以给民众以良好的社会预期，一个期待着将来能改善自身状况的人，总是社会政治稳定的积极促进者。
　　当然，经济增长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更不能希望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特别是，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在争取经济增长的目标时，还要想到，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停滞了，应该如何继续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将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变量，此处不再讨论。
　　注释：
　　① 作者简介：王磊，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② 当然，这种单一的判断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来说，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在两股力量内部，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并且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形态以及可持续性。比如，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是制度化的、还是非制度化的，是以压制形式出现的、还是以疏导形式出现的，尽管都可能产生社会稳定的结果，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稳定形态。不过，这种区别在定量研究中很难细致地刻画出来，需要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详细分析因素特征与稳定形态之间的机制关系，本文的主要工作不在于此。
　　① 作者在选取国家时，剔除了一些小国或地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小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受偶然因素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岛屿国家以及那些曾经或现在仍是西方发达国家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对其稳定情况的影响；二是世界治理指标涵盖的所有国家中，大约有5.7―8.1%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一个数据源，其中绝大多数为小国或地区，比如美属萨摩亚、安圭拉岛、阿鲁巴岛、法属圭亚那、关岛、荷属安地列斯群岛、留尼旺岛、维尔京群岛。Kaufmann等曾指出，只有1个数据源的国家的置信区间大约是有7个数据源（数据源数量的中位数）的国家的置信区间的2倍。
　　参考文献：
　　胡鞍钢，1994：《中国经济波动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钱乘旦，1999：《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道格拉斯?C.诺思，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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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蒙?库兹涅茨，1989：《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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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o K. F, Rosalind L. F, 1966. “Aggressive Behaviors within Polities, : A Cross-National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3): 249-71.
　　Kaufmann, D., A . Kraay and M. Mastruzzi, “Governance Matters Ⅲ: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06.
　　Venieris, Yiannis and Douglas Stewart, 1985.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Inequality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2(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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