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前主席：中国不应将全球失衡全部归罪于美国
日09:36　　来源：
　　和讯消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前主席、白宫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周二表示,中国不应将造成全球失衡的责任全算在美国头上。
　　在出席由《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主办的未来动议(Future of
Finance Initiative)专题活动时,沃尔克在听众讨论环节中就中国提出的创建新国际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建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沃尔克称,他认为中国关于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可能不是好事的说法有点缺乏诚意,持有美元储备是因为中国不希望人民币贬值。
　　他说,美国已进行了足够多的自我批评,但中国也不应将问题全推在美国身上。
　　沃尔克称,相对于美元问题,他真正担心的是通货膨胀的重新降临。
　　沃尔克在担任Fed主席期间成功治理了上世纪80年代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他说,在Fed谈论轻微通货膨胀有助于经济复苏时,他感到有些不安。
　　Kynikos Associates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James
Chanos在小组讨论期间称,中国的这个提议是向美国发出的罕见的、直接的信号。
　　耶鲁大学(Yale)经济学教授Robert Shiller表示,中国的提议说明对美国国债的信任正在动摇。
【来源：】
(责任编辑：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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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我为什么不认同中国经济失衡说
经济观察报【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1月的杭州，秋色渐浓。我又来杭州小憩。玉皇山下，西湖长桥生态公园里，是我每天上午出来看书和散步的地方。下午回到住所，为一些杂志审阅论文或者阅读一些当下有关中国经济的流行理论。不用说，最为流行的当数结构失衡说了。
这是一个单调乏味但又被广为接受的命题。中国把内部结构失衡的原因归罪于内需的不足 (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足)。基于这一判断和逻辑，“扩内需、调结构”毫无争议地被确定为政府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为扩内需之目的，政府承诺尽快扭转劳动收入相对国民收入持续下降的趋势，并要大幅度增加劳动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的政客们当然也欢迎结构失衡的逻辑。不过，与中国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干脆把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全球经济的失衡，进而又把全球经济的失衡归罪于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在他们看来，中国内部的结构失衡是全球经济(外部)失衡的原因，因为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和持续积压的顺差正是国内需求不足的结构失衡的表现。据此，中国主动去矫正低估的和过度的顺差当是符合经济再平衡框架的应有之义。
今天，在中美、中欧以及G20这样的高峰对话场合，没有人再去挑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这个结构主义的逻辑。通过平衡内部的结构来帮助全球经济恢复再平衡，中国责无旁贷。人们期望和等待的是中国政府的行动。升值汇率、减少出口依赖、扩大内部消费规模、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这些举措被认为不仅有利于拓宽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空间，也将对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重要贡献。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标准的度量法来看，国内总需求构成中国经济总量的九成以上，难道这还不算经济依靠了内需？说出口支撑了经济增长的流行言论实在是无视了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关系：看一下统计年鉴马上就知道。在出口增速加快的时期，的增长却减速；而经济增长加快的阶段，又往往伴随出口增速的下降。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然比结构主义论者想象的复杂得多。在国际上，被政治家们讨论的沸沸扬扬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是个真命题。就在今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先生在法国参议院讲话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当前有关贸易不平衡的论调，是建立在“存在明显漏洞”的统计标准上。是错误的统计方式导致中美贸易看似失衡。他呼吁尽快调整现行统计标准，以顺应形势变化。在他看来，升值当然无助于解决所谓的失衡问题。
拉米的讲话点出了关于全球贸易的结构主义观点的漏洞。他指出，很多统计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概念与标准，如“原产国”、“国民”和“非国民”等，已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沿用旧标准已导致计算结果失真。拉米还以电子产品iPod为例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套iPod，美海关就将整件产品的价值 (150)计入进口数据，好像这套产品完全出自中国……实际上，150美元中，只有10美元来自中国，其余部分只能称作再出口。”
结构失衡说总是把中国看作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并以中国的出口/GDP比重已经达到40%作为证据，却从来不考虑加工出口高居60%以上的这个重要事实。iPod的案例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测算，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只有10%而不是40%，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出口依存度，因为在GDP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GDP。说中国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者实在有言过其实之嫌。
统计重要了不等于统计可靠了。被结构主义者广泛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比例关系的大多数证据，大都可能是统计失真本身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对数据缺少标准化处理而造成的错觉。一个不可忘记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巨大的经济规模(可以用GDP或者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很容易使许多现象被放大尺寸。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比如，很多人只看到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巨大就认为中国经济有过分依赖外资的倾向，殊不知即使在最高年份，外商直接投资也不过占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一成，不少年份仅占5%左右，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并不异常。
另外，结构主义者总是拿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来证明汇率的扭曲。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我们就会马上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并不明显高出那些与中国有相似出口产品结构的经济体 (如东南亚)。而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说法在理论上显然并不可靠。
除了要考虑规模因子来谨慎解读数据之外，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许多时序数据还多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不经过可靠的方法来调整 “毛数据”就直接拿来说事是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的。不可否认，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过快，也由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和跨国生产方式的变化，统计失真显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把失真的统计造成的假象当真了。
去年初我曾经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说，消费不足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的消费和投资的数据的失真很容易误导经济学家。试想一下，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70%，中国可以以30个百分点的幅度偏离这个均值而经济居然能长期增长下来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事实是与结构主义者的消费不足论的推断不吻合的。其实，由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迅速，居民住房消费开支和其他的服务消费的开支 (如金融服务消费和保险服务消费)的统计相当不可靠，现有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统计部门多数情况下只能用借助于一些相关的指标来进行推算。即使估计政府消费支出的财政支出数据，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情况，很难包括政府其他项目的支出范围。很难将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数据准确调整和转换为GDP核算所需要的数据资料。我估计，实际的消费率要比现有的统计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而且，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经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消费开支维持在50%-60%之间其实是很正常的，东亚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类似阶段上也都出现过类似的占比。即使现在，像韩国和新加坡的消费率也不过60%。投资数据的问题也很大，我曾专文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实际上，这些年的一些研究都发现，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以来并没有恶化的趋势，所以不能轻率地判定投资过多和消费不足。
评析结构主义方法论不是我这篇短文的主题。但是很清楚，结构失衡说深得人心，在我看来，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正确，而是因为这样的说法做到了 “政治正确”(politicallycorrect)。首先在美国，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说毫无疑问符合美国的主流政治，也给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衰退、失业以及金融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替罪羊”。而结构失衡说在中国国内也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粹情绪，与国内新左派的反 (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潮和价值取向较为吻合。在新左派知识分子眼里，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导致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进而导致了消费的不足，必将形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乃至停滞。这个逻辑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灭亡的传统当然是一致的，更与上世纪30-40年代的左派经济学家(如卢森堡和斯威齐等人)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消费不足”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在思维模式上机械地强调经济变量的流量 “比例”(也就是结构)关系与 “结构平衡”对理解经济长期运行的重要性。所以，平衡、不平衡和再平衡这些概念大都出自结构主义者的口中。实际上，用政府人为确定这些比例并实现结构平衡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就是结构主义的历史遗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产物。虽有昔日掀起“革命”浪潮的伟业，但他结构主义流量分析的致命缺陷很快就被识破。没有因果关系，缺少微观的基础，这样的宏观经济学早已摇摇欲坠，没有了市场。而发展经济学在早期的兴起之所以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就是因为在上世纪50-7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一个“外围-中心”的分析架构来审查外围落后国家面临的所谓 “外部不平衡”(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的恶化)对其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阻碍。不用说，他们自然也被称为结构主义论者，只是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外部的失衡问题。
尽管“政治正确”，建立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之上的结构失衡说却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有误判之嫌，政策上更有误导之危险。阅读经济思想史，我知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严重的缺失，常常仅为极少数左派经济学家用来宣泄对市场经济的偏见和仇视，也多在经济萧条时浮出水面，根本无法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验提供正确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议。因而他们大多数往往是过眼烟云，在经济学说史上难以留驻光彩。
可是，以上这个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大行其道，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名字：“三驾马车”。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就是从这个“三驾马车”的机械运动中简单推出来的。根据这个三驾马车来推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在内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外则必然产生过度的顺差积压。
至今我不知道该对这个三驾马车的逻辑说些什么。曾经在微博上我只写下了这样的感叹：“在中国，有些玩笑可开得足够大了。比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经济增长的全部知识被谁说成了近乎荒唐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迅速普及并‘行骗’举国上下。由‘三驾马车’误导出来的政策这些年不胜枚举，频频出错更在所难免。‘三驾马车’已经给我造成了阅读的视觉污染。这些年来我一直拒绝阅读动辄就拿‘三驾马车’说事的各种文章。”
对于我而言，杜绝结构主义观点的最有力武器不是别的，是要回到我接受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训练时的那些基本的原理。那些原理构成了当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和世界观。不是吗？强调基本信念和世界观在今天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了，很多人也早已忘记了经济思想史中有关方法论和世界观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具体到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分析和看法，甚至一般化到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我更倾向于接受“卡尔多典型事实”、“库兹涅茨命题”以及“一般均衡”和“收敛定理”。这是我理解经济现象和思考中国经济变化模式的依据。
所以，我深信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是会随总量增长而变化的。同时，我也相信内部金融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经济有着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运动趋势。以此而论，我是不相信一个经济体在结构上可以长期偏离正常值而获得持续增长的理由的。以索洛的增长理论来推断，在一个远离“稳态”的经济中，快速的资本积累和结构变化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言应是非常重要的阶段现象。这与结构主义者的观念完全不同。而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结构主义观点之所以经不起推敲，不仅仅因为他们对统计失真的伪象无动于衷，更因为这种观点通常无视经济发展阶段并缺乏对经济增长机制的最起码的理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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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改20年：不成功不能简单归罪于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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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人今年对医改的关注，和这个夏天的温度一样不断升高，先有卫生部一位司长表态“市场化非医改方向” ，后有国务院研究机构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医改基调突然变奏，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如何看待今日医改的突然转向？本报为此先出推出两组报道，上组报道聚焦于微观，对江苏宿迁的市场化激进改革、江西婺源的农村合作医疗，以及一家医院一波三折的改制，作了具体的呈现，这组报道则着重于梳理医改的历史脉胳，中国的医改，究竟一路怎样走来，我们力图还原一个粗略的背景。
　　时至今日，医改已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这一节点上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可以看出：简单的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只怕都过于轻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去反思问题，找到良方。
　　2005年仲夏，关于中国医改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医改向左，还是向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双方争论不休，暗流潜涌。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并且一直伴随着整整20年的医改进程，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此时改革开放刚刚举步，农村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一切显得十分冷清，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事实上，卫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预热”这一改革，当年3月召开的南昌会议，卫生部已经明确要对医院进行经济管理，但真正发动，却一直等到1979年。
　　“当时钱信忠部长、季宗权副部长是主要的推动者，”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回忆，“他们轮番对此讲话，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
　　几乎从一开始，这项改革就已经争论甚烈，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报》，在日的《情况反映》中，就汇编了7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要立意，就是从医院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医疗卫生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不应该强调其经济属性。 ”一位卫生系统的老干部回忆。
　　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院管理，这时已显露出诸多弊端，改革已成大势，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而此前的则只能算是医院改革，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
　　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
　　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一位领导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
　　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198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
　　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985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
　　“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做积极性很高，一旦全局铺开时，弊端也出来了。”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的一位领导承认。
　　当时开始出现一系列乱相，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成为当时议论的热门话题。
　　“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19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
　　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在卫生部内部，政策法规司和医政司成为两种意见的代表部门，按照程序，政策法规司负责起草文件，“那是部长的秘书班子，负责的是宏观思路，而医政司主要抓医院管理，负责的是实务。”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种争论已经不局限于内部了，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这次卫生会议的争论甚至传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此时究竟医疗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这么大的争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医学专家丁会文当时任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院长，那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已经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医院情况还比较稳定，但不少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
　　医院分级管理，正是为了抵消一些负作用，在医政司的力推之下开始实行，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告诉于宗河：“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但分级管理只是技术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决“路线”之争？整个1990年代，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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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习惯把所有的无法善始善终都归罪于现实
我们都习惯把所有的无法善始善终都归罪于现实
| 日期：&&来源：阅读时间
让我慢慢忘记你像阳光蒸发朝露。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让我慢慢忘记你像阳光蒸发朝露。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记忆像腐烂的叶子，那些清新那些嫩绿早已埋葬在时间刻度的前段，惟有铺天盖地的腐烂气味留在时间刻度的尾部。我为什么要觉得可怜，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甚至要感谢它，它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往前走。我没有退路，我只能不停地努力向前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我一直以为自己讨厌雪，因为它们天性凉薄，又虚伪透顶。但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只是讨厌与雪一样天性凉薄又虚伪透顶的自己。有些人结婚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不再需要爱情。生活里的每一天，需要感情，需要习惯，也需要相互的包容和忍耐。但爱情这种事情，真的时间越长，需求会越小吧。年轻时候不懂事，才以为爱情最重要。但实际上，生活才是必需品，爱情只是门票。失恋了，千万别秀可怜。用可怜来挽回别人的爱，就算回头了，也不长久。如果你失恋了，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好，甚至是变得更活泼更好看。女人只有晒美丽，才是失恋后的武器。让每个前男友都对你恋恋不舍，却不搭理他，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复。相爱的前提是两个人性格合适，性格不合适还爱什么劲儿呢？看钱财看工作看学历都是瞎看。真正能让你们过一起的，是性格互补习惯接近。所以恋爱想有结果，就是三个字：“过日子”。就算爱到撕心裂肺，过不了日子照样没用。人一辈子，爱过，就可以了。能好好过，才最重要。谈恋爱这种事，总要和对的人在对的时间才可以。有些人对，但你想恋爱，他却只想拼事业。有些时间很对，可你们又相互看不上眼。经常说缘分，缘分是什么？无非就是你想恋爱时，刚好有个人来陪你谈。你想好好过日子时，刚好有个人来陪你过。恰好出现的那个人，就是缘分。为什么许多人明明在当备胎，却依旧甘之如饴？因为对方不拒绝，对于备胎来说，已经是留下来的理由了。爱上一个人，会令人变得卑微。甚至都没有奢望占有，只要有借口留下就好了。所以，被爱的人啊，千万别以为拒绝是伤害。有时候拒绝，反而是放人一条生路。感情就是你明明知道要离开一个人，但就是做不到。明明知道拖下去会死，但宁死也不放手。只有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才能叫做爱。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不过是爱的还不够深而已。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傻，因为爱情就是犯傻。如果对方还是很聪明，大概是不够爱你吧。所有的感情，都有可以忍耐的底线。每个人的底线都不相同，但总有一条安全线存在。女人作也好，折腾也好，千万别越过男人心里的底线。男人暧昧也好，自私也好，也千万别挑战女人的底线。感情不是无限的，总，会被一次次的伤害所耗尽。珍惜每一寸的爱情，因为不可逆转。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前提是这个人也爱你，这才是平等的恋爱。如果这个人完全不搭理你，请尽快把他删掉。男人都是很犯贱的，你每天跪舔他不会理你，你不搭理他反而会来找你。等到什么时候，他主动来找你搭讪，你们才算有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平等，才是恋爱的前提。最好的爱情，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两个人有感觉，有感情，再到有爱情，可能是最扎实的恋爱方式。当你开始有小情绪，有愤怒和郁闷，才是真正爱上了。所以，相爱不是要生要死，而是突然的关心，因他的变化而有情绪起伏。爱是会甜蜜，会生气，会瞎想。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一定会恨他讨厌他。如果你觉得相爱就是甜蜜的话，只能说明你经历的太少。其实真正的相爱，都是有甜蜜，有苦涩，有愤恨，有离愁的。爱情里，比甜蜜更多的就是生气和郁闷。什么时候你真正的恨一个人，才算真正的爱上了他。要知道，恨也是爱情的一种啊。当你感觉到一个人不关心你时，其实他是真不关心你。当你感觉到一个人移情别恋时，其实他是真的移情别恋。恋爱中的人第六感往往特别准。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只是因为你关注着对方的每一个微小细节。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就能让你感觉到。所以，爱情是最好的侦探。如果曾经为别人做过什么，不要事后提醒对方记得你的付出。如果别人曾经出于信任对你分享过他的软弱，不要以此攻击对方以证明自身强大。这均是高贵举动。不要轻易去挑战和考验人性。人性经不起这些。它需要的是保全，余地，推挡，遮盖。有人有大的梦想，有人有自己小的幸福。没什么高低之分，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去打扰别人的小幸福，也不去嘲笑别人的梦想，只要他们都是真的投入其中。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让所有人都喜欢根本无法做到，只要身边的人和你自己喜欢就够，没必要去听太过熙熙攘攘的声音。我们就像活在自己的谎言里，一直明白，却不愿意妥协。抱着侥幸的心理去触碰那些本不该接触的，明知不会有好结果却还是一遍又一遍的飞蛾扑火。于是就这样，跌跌撞撞的摸索着自己的人生。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每一年都比上一年短。学生时代里常听长辈讨论的那些远在天边的鸡毛蒜皮人情琐事，那些我以为自己永远遇不上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被它们裹挟着往前走去，铺天盖地，然后发现，哦，这就是日子，谁都逃不过。不知从何开始，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无法善始善终都归罪于现实。其实这关现实什么事呢，说到底，所有的分手和别离不过是不够爱或爱的不够深，所以当挫折，贫乏以及距离袭来的时候，两个人牵着的手就散了。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与自己坚信未来的人，而不是一个总拿现实当借口来拼命推开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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