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从何而来（纪实文学）
我的M从何而来（纪实文学）
我第一次看到SM这个东西，是在初一时候的一本杂志，这种杂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妇科男科医院满大街发做宣传的杂志。当然，它做宣传之前，不会忘记给你穿插一些令人脸红心跳并且还有点小激动的“小黄文”。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处于青春懵懂期的无知少女。
大致内容就是一个美丽的穷苦女大学生，因为没钱然后通过朋友介绍做了上流社会人士的性伴侣，结果发现这个人并不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而是主动给她舔鞋子，要求她用小皮鞭抽他，给她下跪，让她坐在她脸上尿尿……各种"虐待"。我当时看的是脸红心跳，太他妈刺激了。后面就是女的拿了钱在外面就找了个小白脸，然后妇科病怀孕啥的一系列的推销就不多说了。你们懂的。
后来我把小杂志带到学校分享给我的女同学们。她们称之看到这种"变态"，和杂志中女主角态度是一样的，厌恶，恶心。我内心的小激动一扫而光，我并不想成为同学们眼中的变态。
忘记是多久开始接触到生物课了，生物老师会讲到男女生殖构造那一章，我知道那些虚伪的同学们，肯定会一边红着脸说，诶呀，这个好恶心，一边回去在翻阅个百八十遍，然后大量阅读相关书籍，男生就更加不得了了。反正是各种途径拿到各种小黄书。别问我为什么这么了解，大家都年轻过。
在我接触到男女生殖构造以后，我的身体有了奇妙的反应，它发热，渴望被触碰，我希望有个正儿八经的科学解释我这种现象。幸运的是，我有个同学，她妈妈是教师，家里也很有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她妈妈精明的给她买了一本《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书籍，我很敬佩她妈妈的这种睿智，正确的性知识教育。我同样幸运的看了那本书，内心的这种羞耻便一扫而光，我觉得性就是个奇妙的让人快乐的体验。后来又一次我因为太调皮被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赶出教室，我觉得很没面子，我想起那本书上面长辈对我们这个时期的青年该如何相处和教育，便在下课后，走进班主任的办公室，把那本书给了我的班主任。我说，老师，你也年轻过，我觉得你今天处理我的方式很让我难以接受，这是本好书。
结果，我光荣的在大家都放学后被单独叫到了办公室，接受了我班主任的"巴拉巴拉……"，他因为肥胖在加上情绪激动，脸色涨红，唾沫横飞，并且一下子拍在桌子上，我清楚的记得，桌子上的小摆件被他拍跳了，他对我怒吼着："要是你是男孩子，我早就给你几耳光了。"我心里一边庆幸还好自己是女孩子，一边盘算他多久才"巴拉巴拉"完毕让我走，一边体会着人真的会被骂死的那种感觉，总之我体会到了青春嚣张和挑战权威的苦。
不过班主任的"巴拉巴拉"并没有让我产生不良反应，相反，正直我青春发育期，我感觉到微微隆起的胸部有些疼，洗澡时看到自己浅棕色的乳晕〈在此科普下，乳晕颜色和私处颜色都是天生的色素沉淀，不是所有的处女都是粉红色，这和基因肤色等有关系，性盲学习，带偏见的男性请和我保持距离〉，怎么看我都觉得很美，我抚摸它时感觉到了美妙，我身体又开始热起来，下半身很躁动，没错，我人生中第一次就给了我的右手男朋友。并且它很忠诚，在我22岁了，还没有离开我，形影不离，惺惺相惜。
那时候我觉得我是S倾向的，我在我的朋友，同学中，都很暴力，我喜欢那种占有欲还有统治欲，我能爬树下田摸鱼，和男孩子打架一点也不含糊，并且成了娃娃头。整天带着一群小屁孩到处玩，有些男孩子做不到的事情我居然能做到。这种统治欲让我感觉很爽。
捣蛋的孩子，是会学习不好的，我光荣的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学习太差，考了300多分没有进入我想进的高中，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会不读高中，我应该会读高中，大学，然后恋爱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才对。嗯，结果我读了职业技术学校，学的幼师。
第一学期，我依旧像个男孩子一样，剪短发，穿男装，其实就是为了装个逼吸引异性的注意力，我泡在旱冰场，抽着便宜的玉溪，认识了和我性格挺像的一个女孩子，叫李荣，我没打错别字，她就是这个荣，谁知道他爸妈干嘛要给她取个这么爷们的名字。后面她告诉我这是她爷爷取的，他爷爷在她出生前，希望她是个男孩，诶，可怕的重男轻女思想，让我心里愤愤不平。
她有一天烫了个爆炸头，她说叫烟花烫，我们一起在溜冰场抽着烟，然后我看着她淡蓝色的烟熏妆和烟花烫，我觉得她挺好看。突然有个不知死活的男孩子，看样子比我们大客那么一两岁，也就18,19的样子，跑过来搭讪，长得嘛，还行，就是装逼得不行，，他说他叫陈楠，搞得得跟黑社会大佬似屌丝气质太饱和，漏出来了。他先情深意浓的从背后抱李荣的腰，准备吻她，然后被我们家荣儿给了个白眼。第二天，他居然对我故技重施。我用我独特的冰冷和戏谑对他说：你知道吗，你这样是泡不到我的，你以为你是情圣吗。过了一会，荣儿就来了，我们抽烟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说，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他。大约到3-4点的时候，陈楠去冲波浪去了（旱冰场里的波浪形小道，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荣儿就扔了张椅子进去，陈楠就摔到了，他疼的龇牙咧嘴，我们还有旱冰场其他人都大笑起来。然后他出来准备打我们家荣儿，结果荣儿一个人就把他收拾服帖了。我看着荣儿，顿生好感，她喝着水，看着我呆呆看着她的样子，吧唧在我唇边亲了一下，我当时心如小鹿乱撞。后来我们就当家常便饭了，她会经常给我一个烟吻，（把烟吸进自己嘴里然后在吻到我嘴里）。我的职业学生生涯的第一学期很杀马特，我回忆起来是不堪入目呀，不过重点不是我的杀马特时期，是因为荣儿，我觉得我是同性恋。
我在学校里受到了心理伤害，来自于我的舍友，我是寝室长，我当时就想发挥我的占有欲，还有统治欲，组建一个又是最调皮的，又是学习最好的一个宿舍。我做到了，不过好景不长，我的第一次集体生活就是我第一次踏入社会现实的经历，宿舍有两个年龄比我大的女孩子，她们都是在外面有过社会阅历的女孩子，我被她们的丰富阅历吓到，她们的老成压着我，并且用她们老成的经历对我进行了语言攻击，我年轻气盛，我受不了这个屈辱，可是热爱和平的天秤座和相熟的人是不会撕逼的，我没有反击，我觉得我被朋友伤害了，我逃离了群体生活。我更多的时间都用在旱冰场了，可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好像一个多周没有见到荣儿了。
终于在一个周五，她来到旱冰场，照旧给我拥抱和眼吻，她兴高采烈，她说她谈恋爱了，男朋友是成都的，她要去成都找她男朋友，她不读书了。我一片眩晕，脑海里全是，她谈恋爱了……
她真的去找她的男朋友去了。
我一个人在学校，我不愿意和学校里的人有任何来往，我每天除了吃饭，就是上课画画，绘画是我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兴趣爱好，我曾有个叔叔在我小学时看过我用颜料画的一幅水粉画，就对我妈说，我有绘画天赋，让我妈妈找个正规学校培养我，可是我妈当时觉得这是扯蛋，她依旧希望我读书出来做个医生老师什么的，结果我都没顺她的愿。
我的绘画在班级里得到绘画老师的赞赏，后面她把我的绘画带到别的班级，在带到学校画展，我就在年级小有名气起来。我依旧孤独，在绘画中度过了我的第二学期。
新学期的时候，我谈恋爱了。
其实谈恋爱就是一场SM，一个付出得忘乎所以，一个对你嗤之以鼻。这不就是一个施虐受虐过程吗，我在这过程中感受得淋漓尽致。
我在家里是闲不住的，我提前了几天去学校，学校没什么人，我就在微信的附近的人，看到个长的还不错的小帅哥，他先给我打招呼的。我就去找他了，这就是长得帅的魅力。他在他朋友的一家发廊帮忙。他坐在收银台，是长的挺帅，然后唱着一首英文歌〈Need you now〉，全程闭着眼激情澎湃的唱完整首曲子，我那时候太年轻，以为会唱英文歌的一定是个才华横溢的谦谦君子，我就追他了。
我实在不太愿意提他的名字，就暂且称之为夏吧。由于我厌倦我的校园生活，一开始我是抗拒课堂，后来是学校，我不愿意和课堂的人挤一块，我觉得很压抑，我甚至连宿舍六个人的寝室都受不了，老师给我调节到了4人寝，发现还是管不住我，便让我到乡下去她朋友的幼儿园去见习去了。我是学幼师毕业的，虽然我前文一直没提我的专业的不是我不提，我故意的，我不太想写。见习幼儿园离我学校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老师说包吃住，我收拾好行李，夏送我到幼儿园，当看到我宿舍时，我有点膈应，宿舍是个小木房子，看起来很破旧，进门的门很窄，就跟过安检的安检机一样的，没安检机那么高。夏得低头才能进去，进门后，房间里很脏，灯光也很暗，房间里有个楼梯，旁边什么都没有，像拍恐怖电影的屋子一样，住这里的那个女孩子说，园长很抠什么的，她也在抱怨这个环境不好，她踩着那个黑不拉几的楼梯，踩一下响一下。我们一起上了楼，楼上光线稍微好点，有两张床，一张大的，一张小的，大的床罩着粉红色床单，看起来还算整洁，小床嘛，就是给我的，单人床，白色的床罩和被褥堆在一起，还有些泛黄的污渍，乱七八糟。那女孩说，之前住这里的那个女孩辞职了，床单被套我要自己买，这两天可以先和她睡。正当我心里一阵五味陈杂时，夏说话了，他说，这是人住的地方嘛，跟你们园长说，我们不住，然后他拖着我的行李，我们一起去了他家。我们同居了，他这种霸道让我觉得很幸福。
以后这种霸道就占据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他不允许我跟我的任何同学朋友联系，粗暴的撇断我的电话卡，让我换卡，我跟别的男人聊天不能有一个暧昧字眼，我很开心，天哪，我居然对这种粗暴的方式大为欢喜，哪怕我被他囚禁我也是愿意的，而且很享受。
可是很快我就厌倦了，我们开始吵架，他有暴力倾向，所以我们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第一次动手我没还手，我沉浸在他的这种霸占中，依旧享受，第二次也是，第三次也是，我一边瞧不起打女人的男人，一边享受着他把我当做私人物品的那种占有欲。后来我不接受这种暴力，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性生活实在太糟糕，我从来没有高潮过，每次我刚好性起，他就射了，拔屌无情的走人，我总是趁他去清洗身体的时候，自己动手来获得高潮，可惜这个秘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我觉得他不爱我，但是我对他很很用心，他的所有我都记得，但是他不记得我任何，我却还是心甘情愿为他付出，被他折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谈恋爱就是一种SM。我们之间太多杂碎，整理起来蛮累，我就挑重点说吧。
又一次我们吵架，他把我扔到长江的岸边，那里正在开发，边上都是鹅卵石，我是生气的并且准备离家出走，他不让我走，也不敢动手打我了，他就对我咆哮，史思齐，我现在跟你说一句话，你就回答我一句，你不回答，我就用石头敲自己一下。我冷漠的沉默。他说，你跟不跟我回家。我沉默。他啪的一声，我知道他肯定拿石头砸自己脑袋了。我心里一颤，沉默。他又说了一遍，我又沉默，他又砸了一下。我说，你以为只有你敢砸吗，好啊，大家一块死好了，你砸我也砸。在他砸第三次的时候，我随手拎起一块石头，往我头上砸，真他么疼，为什么我年轻时候会做这种傻逼的事情，我后悔了，太疼了我没继续硬气，他倒是挺硬气，见我不理他依旧在后面砸个不停，不过听声音，换了个位置。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回头一看，他的手已经有淤血了，我心软了。我服从了，我受不了他这样折磨自己其实是在折磨我，我跟他回家了，我就是那个心软的傻逼好心人。
回家以后他依旧一如既往的冷漠，背对着我睡，我伸手抱他，他不做反应，我吻他，他也没有反应，他不耐烦的说，你有完没完。好，我心里知道，姓夏的，你居然拒绝一个跟你求欢的女人，特别是我这么一个仙女，你居然拒绝，你人生真没意思。我开始抽泣，我说你不在乎我，我翻出他对我所有的冷漠，然后越来越觉得憋屈，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我觉得我不止是哭，是在嚎，我用尽力气大声的嚎，我痛苦万分，我爱的人居然只是想把我当一个自慰器而已，就是一个洞，一个他没花什么力气，随便贴了个名为女朋友的洞。我哭的时候，他一整夜睡得很安稳，没有一丝心疼，甚至还给我觉得他有点嘲讽我的意味。我哭到天明，眼镜水肿，我终于体会到人家说的哭得眼睛跟核桃一样肿的样子原来是科学的。从那以后，我经常哭，背对着他。我下定决心要离开他，只是我依旧拖延着，毕竟还是有点舍不得，不到痛得我承受不了心如死灰我舍不得放手。我饱受煎熬的半死不活的和他在一起，面无表情的跟他一起做爱。他和我一起做爱的时候，从来不会抚摸我，吻我，抱我，他只知道脱掉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一边看电视玩手机或者看书他就直接操我。那种感觉，就是把我当个玩具一样的。
有一天，我哭累了。睡着了，睡梦中依旧有点嘤嘤的啼哭声，突然，他像个发怒的小兽一样，粗暴的扯掉我的衣服，把我抱到地上，二话不说，就操我，我被吓到了，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受到惊吓的噙着眼泪的楚楚可怜样，他看我的样子很兴奋，我高潮了。
我们终于分手了，分手后我去了贵阳。很伤心，我找了个美容院工作，美容院老师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我没答应，有一次她说大家出去玩，带上我，我喝醉了，她准备介绍给我的那个男孩子就把我睡了，酒醒后我报警说他强奸我，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依旧是这样认为的，可我势单力薄，最后不了了之了。
我在也没找过正儿八经的男朋友。我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它已经发育成熟了，为什么它得不到善待，为什么它要孤零零的裹在我的衣服里，我开始了我的人体摄影。有人痛斥我搞色情，你们这些虚伪的人，色情你别看苍井空，别看小泽玛利亚，别看波多野结衣的片子啊，别去到处打听各种小链接啊，你们以为你们做这些丑陋行为的时候没人知道吗，真可笑。
当然我也遇到过几个不错的男人，柔情似水倒是挺像回事，可是一到床上，就跟我前男友一样的，没有一点情调。为什么这么美好的事情要被这样子糟蹋掉，我对这种抽插似的性爱失去了热情。于是我一感动之下，都和谐了他们。
15年的时候，我准备做点小生意，一筹莫展时在网上看到成人用品，我想，要不投资这个东西吧。感觉不错，人们不可能没钱了就不做爱了呀。可是中国就是如此，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让人们对性难以启齿，就像张爱玲说的，那些大家闺秀们总骂那些荡妇，可是一有机会的话，倒是人人都愿意做个荡妇。性盲太多，性商低的人也太多。[顺便科普下性商，性商是一项囊括性魅力、性品位、性爱观、性取向、性心理、性态度、性能力、性技巧、性默契、性高潮等10项的综合指标（性商嘉年华之性商测试），其属于健商（HQ）范畴，它并不是自我们性成熟以后一成不变的固定指标，而是随着环境、年龄、与伴侣的感情状况等现实生活的变化而有所转变，一般每半年便可以看出显形变化。性商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人性生活水平和潜在的问题。一般来说，性商高的人不但自身更容易获得愉悦满意的性爱，同时也能让伴侣享受高潮，性商对于和谐性生活至关重要！]想更具体请自行查看百度。
在当时我也算个小性盲，可是我好在不排斥，不偏见，为了我的事业，我接触到了一位性治疗师，我慕名而去，寻找这位老师，并且向他学习到很多知识，我知道了女性的生理构造，高潮表现，高潮方式，A点，U点，G点…还有一个让我欣慰的是，原来60%的女性是没有高潮过的(这个数据我不知道是否准确），还有少数一生都没有高潮过，哈哈哈，原来我不是个别差异呀。这更让我重视性这个科学了。一个多么美丽的女性线条，居然没有人知道怎么去爱她，实在很可悲。
后面又接触到了异装癖，同性恋，淫妻癖还有绿帽情节等刷新我三观的"爱情观"。我并不反感，我希望我被一个爱我的人注视，占有。我了解到SM文化以后，根据它的测评表，更确信了，我骨子里就是M倾向。我憎恨没有温度和热情的床笫之欢。以至于在我后来的那些情人们，没有一个是符合我口味的。
SM是一门艺术，你需要素质修养，还要有一定的教育，经济水平。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是不会懂SM的，他们的时间都花在温饱和解决孩子身上了，是无暇顾及这些文化的。这是个悲剧，也是浪费，我虽然也是个贫穷的老百姓，庆幸的是，我基因里就是有这种情怀，我热爱人体，热爱情色艺术，热爱M。你们骂我难道我就纯洁了吗，不，这不是一个纯洁不纯洁的问题。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艺术。
我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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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老舍与满族文化》第二章 20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民族心理的制约　　　　
清末民初，满族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我们甚至用“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来形容它，也不为过。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单结束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同时，也因为了结的是清朝的政治统治，它便又增加了一重意义，即终止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洲族人——对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宰。　　　　老舍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族人。“沧海桑田”的满族社会变迁，对于作为文化人与文学家的老舍其早期民族心理的形成及走势，构成了既潜在同时又具有某些决定性的制约。可以想到的是，这些心理制约，或者明确或者隐约地，也会作用于他同期与后来的文学活动。 　　　　一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辛亥鼎革，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是自不待言的。这片国土上经历了过于漫长的封建帝制，从公元前业已肇始，其后绵亘不绝，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初叶，早已严重桎梏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追求和社会的进步。清代末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在铲除中国封建帝制、以民主与共和为追求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迅猛地发动民众，推翻了最后的封建王朝，历史功绩盖莫大焉。　　　　封建时代在中国的寿终正寝，本是大势之所趋，历史之必然。不过，最后的王朝偏偏赶上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这却多少带有着某种历史的偶然性。这点偶然性，切切实实帮了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些忙。在中国，封建帝制堪称根深蒂固，百姓们历来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普遍缺失反封建的意识与精神，要动员他们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殊非易事。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中国封建势力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中国，保皇党康、梁等人要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尚且难以推进，要以革命手段彻底埋葬帝制，岂不更是难上加难！　　　　教这一难题得以化解的“捷径”终于找到，那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皇帝来自于这个国家主体民族之外的一个异民族，而“尊王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从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正宗思想传统。要在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做一番号召大民族民众合力推翻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比较鼓动民众一道向封建王朝造反，就要简单和方便得多。何况此时的“大清朝”早已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更让这个依旧沉溺于古典做派的颟顸帝国从内而外都呈现出“残灯末庙”的症候；再加上在“八旗生计”问题多年困扰下旗族生活的全面落寞，酿成八旗将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显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蜕变乃至心理异化，也为革命党人否定旗族提供了客观依据。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人们普遍只是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把更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置于脑后。这种带有严重偏颇的策动，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呼应。于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相当衰败的清政权，几乎是在顷刻之间便息影于世间。　　　　我们知道，许多呼啸而至席卷世间的大规模历史行为，都难以避免它的两重性。由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亦莫能外。以往，人们多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来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从形式上终结了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但是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也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留下了负面影响。　　　　中国，与西方某些单一民族的国度有所不同，古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国，在这片国土上繁衍生息的来自于不同起源的各个族群，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弘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开中华的史册，人们注意到，由于各民族间的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的确曾经出现过相互间的不少矛盾、冲突甚至规模化的战争；然而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站得更高些去纵览史书，则会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状态，毕竟比较起彼此的太平厮守要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历来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史上的一个基本主题。就以清朝入主中原而后形成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次空前的大一统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的立场及持有的价值观念有明显差异，起初委实有过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但是，若从近300年的全部清史来看，清代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满汉民族间以及中华各民族间的的相处还是比较好的。(1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之际，清军南下曾遇到南明政权在某些局部的殊死反抗，一度矛盾相当尖锐，造成了少数城池的激烈争夺以及随后出现的屠杀。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民族折冲关头所坚持的传统民族气节是值得称颂的。不过这些抗清志士在自己恪守民族气节拒绝为新政效力的同时，却大多勉励未曾出仕于明季的子弟们准备应试于清廷科举，似乎他们并未十分决绝地对抗异民族的新政权。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及满族帝王们对儒家文化的由衷尊重与认同，中原旧族普遍出现了拥戴时政争相服务的举动，并将这种态度坚持到了清末。有清一代的确实行过“首崇满洲”的政策，但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种种方式，并没有超越封建时代中外任何一个民族政权（无论是大民族主政抑或是小民族主政）的作为底线。满洲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观和实施的民族政策，比较地有利于境内各个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为了安抚汉族地主阶级，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政策，例如严禁八旗将士务工务农经商以防止“与民争利”、开设科考大量录用汉族贤才等等。至清代中晚期，汉族封建阶级的势力在整个权力结构中间的比重持续上升，满汉两族的原有矛盾已有了显见的淡化。)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大做舆论准备之际，历史的某些真相被舍弃了。瓦解满人当皇帝的清政权既为当务之急，“殃及池鱼”般地株连整个满民族便当属难免；不仅满汉两个民族二三百年间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过程被人为地遮蔽起来，而且满民族为了中华而开疆拓土、保国护民的慷慨奉献的历史也被忽略，满族人的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在辛亥革命的发动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之前的满族入主中原，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3
转引自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日)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4
邹容：《革命军》 )等等理论相互合流，同时，把满族人统统诬称为“满洲贱族”(5
章太炎：《客帝匡缪》 )、“逆胡羶虏”(6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 )、“满洲鞑子”(7
《孙中山全集》第222页)、“野番”(8
同上，第234页)之类的辱骂亦不绝于耳，连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政论中间也喊出了“兴汉复仇”(9
同上，第259页)、“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10
邹容：《革命军》)的声音。这些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而不惜策动种族仇杀的言论，在当时的革命发动者中间至为盛行，并且确实在现实中间奏效，其结果，便是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包括一向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的大力策应。辛亥鼎革就此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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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难言的苦痛中挣扎　　　　其实，辛亥革命的一些亲历者早已对个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11
转引自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至于回顾辛亥前夜革命党人的相关言论，日后的历史学界也普遍注意到了：“许多革命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是把排满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愿深刻揭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12 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日 )”革命派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唤醒民族意识，激起民众的排满情绪，沿袭了清初反清志士的传统观念，宣传明亡清立即是‘亡国’。”（13
唐上意：《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社会科学报》1999年第1期）“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14 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　　　　辛亥革命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之间签订了“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向民国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及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上面，更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异乎寻常的政治理智，这不但为国内历代政权更迭之相关记录所罕见，也委实该当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15
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周恩来等人，均有过明确肯定，惜为人们所淡忘）　　　　但是，就全国而言，“驱逐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的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16
此处有一件似可记述的往事。1983年笔者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时，吴调公教授对笔者言道：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因向与吴先生交好而谈起过个人身世，唐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军交战颇惨烈，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而年幼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而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在吴先生讲述此情后，笔者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先生赐复书信，对欲将其传略收入该书深表谢意，却又婉辞曰：“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笔者常为此事抱憾唏嘘，先生并未否认自己乃旗人之后，只是不难想象，其平生在此事上或许存有良多感慨难以化解耳。而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特别是南方诸地对满族之成见仍未松动，谅亦属先生取消极避之态度其一因也。）、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17
尚秉和：《辛壬春秋》）。　　　　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年间所取得的革命成功，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淡忘了一个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连带着，完成了对于满族这个民族的通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而作为一个此前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满族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被迅速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无奈境地，而且，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这样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　　
　　在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的大量排满宣传继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旗族人们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18
1982年笔者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时，蒙兰州大学马志洁先生（回族）告知，敦煌艺术的“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旗人，辛亥年间他已弱冠，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孙中山适时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1912年9月，他又来到北京，会见满族上层及各界旗族代表，向他们公开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19
孙中山：《在北京八旗生计会等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卷）“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20
见《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他的这些话语，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八旗民众，产生了一时的抚慰作用。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有关国内各个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力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其关于妥筹旗族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更是远未得到实施。接续下来的，是袁世凯在京城上演的“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们围绕北京展开的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就连“先总理”的“天下为公”原则都遭受践踏，谁还把“五族共和”的意念放在心里。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没有因辛亥年间的和平易政而稍有收敛，反而持续地风行于市。将旗人们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种种说法，以及像“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声（21
在南方的福建等省份，“漏刀的”，成了对旗人及其后代一种较长期的蔑称，意为他们都是辛亥年间在刀下漏网苟活下来的人），随处可闻。当时在京城里流播极广的一则传闻是，有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其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登载各式各样仇视和鄙视旗人们的言论，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加重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情况。　　　　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旗族旧有的习俗是不习惯在各自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在此形势下，为了防备随时可能遭遇的歧视虐待，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头仍然比较容易被认出是满族人的，有些人也便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为了寻求工作机会，不少旗人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人。当时，生存在南方各处的旗人们，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至打骂嘲弄。（22
满族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关肃霜（荆州旗人）谈到过，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父亲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后来，虽然还有一部分满洲族的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份，满族所包含的人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23
刘庆相在《略论满族人口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一文（《人口学刊》1995年第5期）中，对不同历史阶段北京城以及全国的满族人口数字有所证实：清代初年“京师八旗人口数，据《清史稿》记载：‘京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百有九人’，据此数字可以基本推断出京旗人口数，如按每一旗兵平均家庭五口人计算，则京旗总人口为60余万人。”而“北京城在清朝末年京旗总人口达634，925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满族遭到压迫和歧视，很多满人为找一职业，不致饿死，而隐瞒民族成份，不敢提满族事儿，到外地区甚至还不敢承认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到1949年建国时满族人口仅剩了31，012人。40年来满族人口减少95.12％，年均递减7.2％。”“……全国满族人口也由清朝末年的500万减少到建国前的150万左右。” ）
　　第二章 二　　
老舍身为一位满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学家，上述历史过程均系亲历。他出生于清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年，在庚子年的国难当中，不单是父亲悲壮殉国，自己的弱小生命也险些被冲进家里来的外国强盗一刺刀夺走。对于这些史实，他在前半生的作品中都有过相关书写。但是，对于给满族社会带来沧桑巨变的辛亥鼎革，他却保持了几十年的缄默，在其前半生的大量著述中间极少涉及。按说，辛亥年他已经12岁了，正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是切关自身及家庭境遇的大事变――具有鲜明记忆力的时刻，不可能对这一满族社会的“翻天覆地”毫不上心。了解老舍精神气质的人都清楚，他从小就是个心理极度敏感的人，尤其对于世态炎凉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24 在虚龄8岁的时候，原本无望念书的穷孩子老舍，被大善人刘寿绵送去读书，他兴奋之极，“心跳得多高”。可是，当刘大叔送他去学堂的路上，他还是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自卑心理，据他日后说，自己“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上学。”（老舍：《宗月大师》，《老舍文集》第14卷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何况他自己在成人前后的人文定位，亦与京城旗族有着绝对撕捋不开的血肉联系。那末，解释只能有一个，即老舍这位出身于满族家庭的文学大家，在相当长久的人生道路上，也只能被动地选择与其同胞们相一致的“吾从众”方式，做人则要小心翼翼地遮蔽起自我的民族意识，为文则要尽可能将笔下的主题、题材、人物等等的民族属性精心“隐去”。照老舍后来的话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25
舒济：《回忆我的父亲老舍》，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老舍的前半生，坚持不在广众之前谈论个人的满族身份，也不在作品中标榜其满族文学的创作性质，这其实既不说明他已经自愿放弃了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定，也不能证实他甘于绕开满族社会的现实生存题材去做超民族写作。【26
日，周恩来在《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中说：“现在介绍一下满族的杰出人物老舍先生。他是一位名作家。辛亥革命后，若讲自己是满族人就会受欺侮，受歧视，所以他就不愿意讲。他有许多著名作品，如《骆驼祥子》、《龙须沟》等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8页）】　　　　他来自满族，不仅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母亲是满人，早年间对其人生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宗月大师（即刘寿绵大叔）、宝广林牧师等，也都是满人；在他的学生时代及最初参加工作的一些年里，所结交的几位挚友，如罗常培、白涤洲、董鲁安、赵水澄等，全都来自旗族。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社会上民族歧视充斥的高压底下，据老舍讲：“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27 老舍：《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文集》第14卷，第3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无论他生活在北京，还是生活在济南与青岛，武汉和重庆。甚至于生活在欧罗巴或美利坚，他都始终关注着北京城乃至国内各地满族同胞们的命运。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里本已十分贫困的下层旗人【28
“早在康熙年间，京师部分旗人家庭生计就出现了问题。旗人家庭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沉重的兵役及人口的增加。当时有不少规模较大的战争，参战的旗人要自备马匹、服装和武器，许多旗民家庭不堪重负而借债，战后，器毁马亡，难以还债，以至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从乾隆年间起，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八旗生计”问题：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不断涌现，只好成为“闲散旗人”赋闲受穷，这导致了下层旗籍人家日益贫困化。至清末，据文廷式《闻尘偶记》记述：“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女子至年十三四尤不能有裈，困苦万状。即在城内……其贫薄着，谋生乏术……又限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赡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最终断绝了因职业从戎所领取的为数不多的粮饷，又一时难以学成其他的谋生手段，被饥寒逼迫着，大批地涌入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就是沦落风尘成了妓女的，也不乏其人。【29
相关的史料记载，大多见之于当时的某些具有旗族自救宗旨的报刊，以及西方各国在华居京的记者和社会学家的记录。本书第四章第3节对此有所介绍】青少年时代的老舍，贫困至极，与这些苦同胞们在人生遭际上面完全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依然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带有民族及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凄苦遭遇。熟悉老舍创作情况的读者都知道，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曾经络绎不绝地，甚至于是没有遗漏地，被作家写到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现代文学画廊上一个个令人悲悯难忘的艺术典型。　　
　　老舍的民族心理是敏感的。他在思想还并不成熟的少年时期遭遇了辛亥鼎革，这场大事变给当时的他所留下的印象，恐怕是负面居多。【30
1992年，笔者有一次去看望胡絜青老人。谈话中间，老人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安出现了对旗人几乎全都杀尽的事情，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都遇了难，后来老舍家人听说了此事，心里非常恐惧和难受】那时节，旗人中间除了为数极少的具备民主革命思想的先知，表现出了愿与革命党人站在同一营垒【31
此类旗人的代表有盛京的张榕、吉林的松毓和北京的英华等】而外，旗族普遍还是对辛亥革命心存着抵触情绪。这也难怪，事变之先的“驱除鞑虏”口号已然让他们心怀忌惮，事变之后所遭受的从精神到生计方面的迫压，更教他们很难跳出自身的痛苦去“积极”地理解这场社会进步。经历过前清“八旗生计”下面惨淡人生的下层旗人们的，虽然此刻挣脱了世代难以逃避的旧制度，有了难得的人身自由，却当即跌落到了吃穿彻底无着且时时遭人无端侮骂的梦魇之中，心间的悲情又被突然地放大了不少。“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32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话剧《茶馆》中的松二爷在民国初年回答别人问他“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的时候，所做的如是慨叹，其实正是道出了众多下层旗人的心中悲情。【33
可惜在该剧搬上舞台的时候，老舍原作中的台词“谁要咱们旗人呢！”被改成了“谁要咱们这号儿的呢！”其意已经不再强调彼时满族人遭到的民族歧视，而似乎是在揶揄松二爷这类人物因游手好闲惯了，没有劳动能力，而为社会排斥】通过《月牙儿》等小说的描写，老舍甚至于带着异常凄苦的语调，无情地嘲弄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在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旗人们看来，自由固然不是坏事情，但是如果将这自由跟濒死的冻馁捆绑在一处，这自由也便全无了价值，是任谁也消受不起的，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34
当然，老舍也并不认为清代末年偏离民心的统治者和八旗制度是满族人的生存依托，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在长篇《猫城记》中，借一个“猫兵”之口说出过这样的一席话：“我们的地，房子，家庭……全叫你们弄了去；你们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越来官越多，越来民越穷。抢我们，骗我们，只落得我们非去当兵不可；就是当兵的帮助着你们作官的抢，你们到底是拿头一份，你们只是怕我们不再帮助你们，才分给我们一点点……我们不会作工，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父母都变成了兵，使我们自幼就只会当兵；除了当兵我们没有法子活着！”（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第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到了晚年创作小说《正红旗下》的时候，他对清代八旗制度的真切勾画和精辟解析，则更为老到】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满族人不单被丑化和妖魔化，他们还一直被说成是最堕落的一群，好像他们人人都有腐化颓废、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记录。老舍不能接受世间对自己同胞们的随意垢病。当时他的写作虽不能直接标明个中人物的满人族属，却往往透过这些人物的身份、经历、性情、举止，暗示出他们的特别来路，又在充分同情和理解的基点上，写出来他们的勤恳、善良、纯正、耿直、自尊以及侠肝义胆、凛然无惧等精神特质。翻阅一下老舍的作品，从起初的小说习作《小铃儿》的小主人公起始，到其后陆续发表的创作中间，像《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春二，《离婚》里的丁二爷，《牛天赐传》里的赵先生，《月牙儿》里的女主人公，《我这一辈子》里的老警察，《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和小福子，《大地龙蛇》里的赵兴邦，《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鼓书艺人》里的方氏兄弟，《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无不呈现出依稀可辨的满人质感【35
关于此处所列人物形象均来自于满人生活原型的分析，请参考拙著《老舍评传》的相应章节】，尽管这些人物身上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甚至于缺陷，却都被写得那么的可亲可感，值得人们去同情和尊重。到了老舍创作的后期，中国社会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程度有所调节，老舍随即抓住时机，写出了他的话剧《茶馆》以及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进一步明朗地塑造了常四爷、福海二哥等完全从正面角度展现满人历史作为的人物形象。今天的读者，读罢《骆驼祥子》，也许可以从祥子堪称惨烈的个人奋斗史中，剥离出作者老舍这样一层不欲明言的创作意图，即并非他的苦同胞们不努力不上进不奋斗，其失败与堕落自是别有因由。由清末到民国，北京（北平）众多的下层旗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鲜有所终，而对这些人，来自四周最激烈的谤议，莫过于说他们是由于轻视劳动、不争气而自取绝路。老舍以这部小说告诉人们，他的那些苦命的同胞即便如祥子者，艰辛顽强地劳作，立志自食其利，把拉车挣饭当成“最有骨气的事”去做，也照例难有稍微好一点儿的结局。祥子苦挣苦拼苦苦攒小钱的个人奋斗方式为社会所不容，他那种讲体面、重自尊的旗人式的人生态度，也免不了要引领着他到处碰壁，直到体面丧失殆尽，人性彻底褪掉。可怜祥子，在他的脚下，是一条永远也绕不出来的“罗圈胡同”——“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终于明白了老舍笔下的许多或悲苦或自尊的人物都有着满族精神文化背景的时候，大约就会更加深入地体会出作家心存的那份为自己同胞与自己民族留档、作传乃至于辩诬的意向。　　
　　满民族由清代的所谓“人上人”，一举滑落到民国年间的悲苦莫名，引起了老舍久久的思考。诚然，老舍既非政治家亦非哲人，所以他的思考有着我们今天看去仍旧免不了的一些疏漏。他很难跳出本民族正在遭难的小圈子去“放眼大局”，去主动追随时代的步履，他也不善于抽绎出客观事相的精髓，来打造思辩意识及辩证史观，所以，在相当长的生命历程上，他多少显得有些固执地，选择了与本民族民众同呼吸、共进退的思维和行为路线。民国初期，在下层的广大旗籍群众心里，是一段绝对不堪回首的过程，现实是无法抗拒也无法解释的，他们走入了极度的精神压抑中间。一个颇耐寻味的情况，在民国初年的史册上被发现：凡是满族出身的革命者，全部来自北京城之外，譬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来自辽南农村，“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王俊来自京城的远郊长辛店……一座世代造就满族杰出人物的北京城，虽然继续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涌现出满族俊贤，却没有再出现著名的革命者。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满人秉承爱国传统投身民族救亡事业的志士，才又激增了起来。这透露出一种信息，京城满人在民国初年的精神状况不佳。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注意保持着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瞧一瞧。证实老舍与自己的穷苦同胞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的突出事例还有，共和国创建伊始，远在美国的老舍受周恩来等人诚邀返回北京。离开美国前他曾表示归国后会采取政治上的低调姿态。【36 老舍当时还没法估计自己回到国内后确切的社会位置，从本能的心理习惯出发，他给留在美国的朋友撂下了这样的话：自己“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参见乔志高《老舍在美国》，载香港《明报》1977年8月。） 】然而，回到祖国未久，他却迅速转变了态度，成了一位调动多种写作手段来高歌新中国新政权的作家，比起许多始终属于左翼的作家还要积极和认真。究其原因，除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向他表达了真诚的欢迎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旧日里凄苦万状的北京满族下层民众，此时此刻所获得的翻身解放，以及他们那由衷的幸福和喜悦。【37
老舍一回到北京，便见到了包括三位老姐姐和一位老哥哥在内的许多亲戚朋友。这些人，多是往日的满族城市平民。老舍注意到，“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两年前，我的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致大卫·劳埃得，日》，许德明编《老舍自传》，第24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在满族下层同胞面前一直坚持“吾从众”原则的作家，别无选择。“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38
老舍：《由三藩市到天津》，许德明编《老舍自传》，第24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老舍表白的心声，是素朴的，真实的，他所说自己“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有些读者曾经以为此话说得有些做作，他们不了解，实际上这话老舍是代表他的众多苦同胞说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获得高度赞誉的作品首推话剧《龙须沟》，中间所塑造的极具个性风采的人物程疯子，正是这么一位被邪恶年头弄得疯癫怪异，而有幸赶上了新中国问世“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的下层旗人艺术家。【39 关于《龙须沟》中程疯子的身份是一位旗人的介绍，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第3节的相关内容 】
　　三 　　　　让老舍的民族心理倍受折磨的问题，大概莫过于自己的民族，被普遍地看成是个缺乏爱国精神、不乏卖国记录的民族。事实上，满民族从来就不曾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之外，“我是旗人，但旗人也是中国人”【40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3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的观念，在他们的那里，历来都是从精神到言行的基本准绳。从17世纪中期清帝国创建之日起，这个民族始终将自己的精力、热血乃至生命都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个国家。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所辖版图空前广阔的时期。现代中国的版图，大体上是由清代奠定的。在有清一代近300年间，满族将士为赢取和维护国家利益，请缨参战，争相建功，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尽管他们从未因自己对这个国家所付出的牺牲和所作的贡献表白过什么，他们的心里是明明白白的。【41 这里可引用民国初期另一位京旗满族出身的作家儒丐在其长篇小说《北京》中的一段话。小说主人公旗人宁伯雍曾凭吊北京西山健锐营征讨金川纪念碑，“在洁白的石头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下了征服金川的历史。当时建立这样的纪念碑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喜马拉雅山顶也有这样的纪念碑。中国人在从前就有的十八个省之外，又得到相当于它的一半的领土，得以在那片土地上进出。现在人人都以为那片土地从来就是中国的。究竟是谁开拓了那片领土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人们已经全忘了。”（儒丐：《北京》，《盛京时报》1923年2月至3月连载） 】清代由初年到中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政局安定，大大小小的战事绵亘不绝，仗仗均有旗族将士的流血牺牲。至晚清之际，八旗军队战斗力大幅度下降，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而八旗军队却依然主要依仗着种种冷兵器作战，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战局异常堪忧，然而，旗族下层官兵随时准备走向反侵略战场的意念和一心杀敌报国的勇气却照样是铁定的。像老舍父亲永寿那样，在反抗外寇入侵的民族危亡关头喋血殉国的实例，不但很多，也是在八旗族众中受到异常推崇的。　　　　或许20世纪的满族人老舍，还不能清晰地知道他的民族为这个国家所作的全部，但是，通过他自幼就深切感知的民族精神传统，尤其是通过他的亲生父亲在庚子年间为保卫京师而血染战场捐躯报国的活生生的现实，他必然不肯接受满族是个没有爱国精神的民族这样的谬说。【42 一些历史书有意无意地以偏概全，置满族几百年间无数慷慨牺牲报效祖国的史实于不顾，只讲西太后的丧权辱国和溥仪的卖身投靠，便将卖国主义的帽子扣在一整个满民族头上。其实，古往今来的任何民族都有它的主流也都有它的败类，这几乎是毋庸细说的道理 】老舍接受不了扣给满族的“卖国”帽子，总是想在作品中为自己的同胞们洗去这项罪名。《四世同堂》里面凛然目敌慨然赴死的小文夫妇，是他首次确切地知告世间，即便是那些最不愿过问时事政治的满人，也会是这等样子！对庚子年间亲身参加反侵略战争的父兄们该当作何评价，也是他一直关切的事，到他的话剧《神拳》搬上舞台，他才说：“不管剧本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43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2卷，第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我们了解，在庚子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斗争中，京城的八旗兵和义和团曾经成为一个战斗的整体。【44 庚子年京城八旗将士人人争当义和团，“凡属满人不论大小老幼，均系义和团中人，其腰间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方彪：《北京简史》，第13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又：当下历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有许多新的认识，看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构成对当年八旗兵与义和团所持爱国主义情感评价的消解 】至于老舍本人，更可以称得上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十分醒目的爱国者，抗战期间他在“国家至上”原则指导下的全部表现，都是过得硬的，都给我们留下了最充分的举证。老舍在中华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于国家时政的超常热情和超常投入，正是他身后的那个民族——满族——上上下下共同表现出来的鲜明民族气节的缩影。【45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改辛亥以来满人多不愿介入国家政治的状况，各地满人奋起投身救亡活动成了潮流。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佟麟阁，到驰骋各个战场大量诛杀侵略者的名将黄显声、邓铁梅、李兆麟、陈翰章、万毅、杨靖远、白乙化，从四处奔走组织救亡团体的高崇民，到在沦陷区从事抗敌宣传的烈士金剑啸、花喜露，都有过功彪青史的业绩。连北平城里的满人，也在精神面貌上有了绝大变化。譬如老舍的恩人宗月大师刘寿绵，在“七·七”事变刚结束，便挺身而出，带领十数名灾童，到南口保卫战的山区战场，为阵亡的数千名中国将士掩埋遗骸，日本人将他逮捕系狱，他却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又例如老舍的至友、燕京大学董鲁安教授，在日寇霸占校园的时候，敢于在课堂上直斥敌伪罪恶，后撤离故都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献身救亡工作；即便是北平的清皇族中，也有像载涛、金寄水等多人宁为保持民族节操饿死长街，也拒绝去伪“满洲国”承袭所谓“爵位” 】　　　　
　　辛亥革命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历史大动作也往往引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它所裹挟的沉渣泛起也反映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种实质。早在辛亥举义之前，作为革命阵营重镇的旅日激进学生群体，便出现了不少人的道德失落倾向，他们中间“有为者固多，有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之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居责任，其尤有不屑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46 《陈天华集》第2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有论者认为，发表过《猛回头》和《警世钟》等政论的舆论名手陈天华，之所以后来走向蹈海自杀道路，原因之一便是出于对留日学界精神堕落的失望。【47
相关分析请参见刘云波《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文史哲》2002年第5期）和黄岭峻《论清末民初的道德危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5卷第1期） 】待到辛亥鼎革事成，果如陈天华所担忧者，孙中山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不单政局极度失控，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天平也被倒置。这自然与因封建皇权崩坍而瓦解了原有的权力制衡有很大关系，此外,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的贪婪本性，更利用旧秩序出局、新秩序无着的时机，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妙幌子下，无限度膨胀。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有一代硕儒之称的王国维，就是在此等“礼崩乐坏”的惨状下，痛感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观已被掀翻，才断然走向了昆明湖。习惯于旧日社会秩序的京城满族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恐怕这时跟王国维的感伤正相仿佛，他们也知道旧制度不好，但是，眼前的社会混乱所带来的道德观廉耻观荡然无存，却叫人更加无奈。【48 较老舍步入文坛早一些，京城满族中间出现过另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穆儒丐，曾经在所写的一些小说中真切地反映了北京城辛亥前后的变迁，书写了旗族人们在民国初期的苦难遭遇和精神煎熬。他的作品颇可以与老舍的创作相互参照着阅读。穆氏的小说名篇《北京》，所提供的当时京城社会画面是触目惊心的，下层旗族流离失所朝不虑夕，“北京的社会也不许贫民清清白白地活着，非逼得你一点廉耻也没有”，十几岁的女孩子成批地被送进妓院，因为“现在当议员的，那个不逛窑子！八大胡同，简直指着他们活着。”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伯雍之眼观察北京，写他“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有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作品中伯雍愤然说道：“你看着吧！北京完了。已过去的北京，我们看不见了，他几经摧残，他的灵魂早已没有了”；“现在和未来的北京，不必拿他当人的世界，是魔窟，是盗薮，是一所惨不忍闻见的地狱！”（穆儒丐：《北京》，《盛京时报》1923年2月至3月连载） 】　　　　老舍曾经在他的作品中，通过自己同胞的口舌，不止一次发泄了这样的情绪：　　　　　　报纸与宣讲所里常常提倡自由；事情要是等着提倡，当然是原来没有。我原没有自由；人家提倡了会子，自由还没来到我身上，可是我在宅门里看见它了。民国到处是有好处的，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得算开了眼。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的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自然如今搂钱的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到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紧自贫嘴恶舌，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　　　　……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49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文集》第9卷，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此语耐人寻味，老舍的笔下，可是不轻易写让读者读不懂的“深奥”话语，此处这么说，看来自是有他的特别心曲在其中。　　　　
　　再让我们细细地品味一下话剧《茶馆》。第一幕写清末，已经是糟糕得教人目不忍睹，然而到了第二幕第三幕，社会间的怪异丑陋竟较比先前更甚。第一幕里，刘麻子利用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二幕，他倒没那么神气了，并非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有所好转，却是相反的现状叫他倒了运：“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步速，耀武扬威的乱世枭雄们成了时代新宠，丑恶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清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及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有干瞧瞧的份了，世风比刘麻子年轻那会儿益加败坏，已昭然可见。至于第三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了乃父“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溯着时代的浊流而上，勾结起炙手可热的国民党官僚，一心要创办一个把北平全城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以迎合美国兵和各级官员的“需要”。小刘麻子的野心和无耻，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自叹弗如，人贩子行当的花样翻新与登峰造极，不能不说是越发恶化的时代产下的怪胎。当初老刘麻子倒卖人口，嘴边上还须给自个找点儿“冠冕堂皇”的说辞：“我要是不分心，他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到了小刘麻子的时代，可就敢在公众场合大讲他那缺德加野蛮的“拖拉撕”计划了。难怪当初有人在谈到《茶馆》时认为里头写的社会现实一幕比一幕可怕，有点儿替清朝说好话之嫌，如若这一发现不带有政治性攻击的话，其实所言还是有些切近老舍之思想幽微的。　　　　前面已经说到，老舍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人，因为太爱自己的民族和同胞，其思想上没能摆脱一定的倾向性，他的知世、论世与写世，有时便出于非同常人的个性维度。而他的倾向性，一旦跟他的文学天赋挂上钩，便凸现出其作品某些特殊的着眼点及艺术格调。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50 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老舍文集》第14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51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　　老舍和他身边的满族文化人反感于民国时期社会性的纲常坍塌道德失控，他们既对这类社会境况无能为力，便只能将洁身自好确立为处世准则。1958年，他的人生密友罗常培因病与世长辞，老舍发表了《悼念罗常培先生》，其中剖析了罗常培及自己当年的处世风格：“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他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淌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离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52 老舍：《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文集》第14卷，第360－3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这说明，由早年的社会位置而决定着的，一生十分讲求节操、尊严与风骨却又很是看轻政治场面上的运作，确是老舍及其族中友人一项极为重要的自我人格定位。
　　四 　　　　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人民共和国确认了国内多民族共存的政治格局，也确认了国家奉行的各个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经过了若干年炼狱般的生存际遇，满族这棵濒临衰枯的老树，生出了新的枝芽。　　　　老舍对待自己的民族出身，曾经有过复杂的心绪。从一个方面看，他的民族自我认定意识是肯定的，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身为一名满人无所谓的态度；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愿意凭借自身方方面面的努力表现，为民族增光正名。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先前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间，他又相当被动地，要面对着教他的民族心理备感压抑的现实,老舍是个文化人，他对到处充斥着民族偏见的现实，会比一般的本民族同胞更敏感些，也更痛苦些。再者，自他跻身文坛以来，与之频繁交往的许多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亦多是站在辛亥过后的思想基点上看民族问题，甚至有很要好的朋友，也常向他发泄一些对满人来说不大受听的微词，更让老舍心含戚戚，面对面却难以辩白。他的民族自尊观念，因受到长久的折磨，只好雪藏心底。在一个长达三四十年的漫长过程中，他不肯轻易向外人、更不愿在正式场合上谈及自己的满族出身，凡作品写到满族题材、满族人物的时候，也尽量不动声色，难以奢望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辨认出满族文学的属性。不过，假如以为老舍将其民族心理深埋不表，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恐怕也不确切。抗战结束后，来自辽宁的满族青年诗人丁耶，以个人的家族史作背景，写了长诗《外祖父的天下》，投到当时进步文坛上一家重要刊物《中国作家》，编委们对这部诗作的评价分歧较大，定夺不下，“最后老舍先生说，这首诗虽然不那么成熟，但感情真挚，反映了东北满人生活的特点，生活气息浓”【53 转引自肇乐群《丁耶》，载《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关纪新编，第25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遂使编委们被说服，该诗也获得发表。类似的能够体现老舍满族心理的例证，还有诸多。　　　　老舍民族心理的开放，是在他年过半百之后。进入共和国社会生活的老舍，充分注意到国家奉行的民族政策与先前不同。政府正式认定了满族作为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了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样的荣耀。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他体验到了满族地位在逐步恢复的实感。他还有机会去京郊和内蒙古等地，考察了满族群众的生活实景。让他最激动的，莫过于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一大批底层同胞，已在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上，找回了久违的自尊。老舍不再有理由掩饰个人的民族心理。他成了最令世间瞩目的满族代表人物。　　　　当然，满族的新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高层，对于该民族的认识，可以说，也是有个过程的。【54 早在1946年,在满族出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病危弥留之际，毛泽东去看他，他对毛讲：“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这件发生在共和国诞生之前的事，曾有助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满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共和国建立前夜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 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共和国初创之际，满族未获承认，直到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生气象，许多地方的满人也纷纷起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并享有平等权利，这是自然的和合理的现象。我们认为，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保障他们应有的民族平等权利，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转引自赵书《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第16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满族区域自治的问题，虽在50年代即已提出并获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周恩来还在当时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表示“满族要自治是肯定的。”然而，在国内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均获解决的情况下，满族自治问题，却被长期搁置。至1966年文革爆发亦即老舍自杀时，事态仍未获松动 】同时，虽然在全国的知识界以至于人民群众中间大力推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却被省略了，人们对国内民族历史和民族现实问题的感受和把握，还滞留在想当然的和感情用事的阶段。关于满族，社会间的一般环境尽管较辛亥年间和民国时期宽松了许多，公开辱骂和诋毁满族的言论少了，但是，在国内主流知识阶层的心底，满族还是个明显地偏于卑陋的记忆符号，在主体民族的成员嘴边，亦时不时地能听到对满族的刻薄褒贬。【55 此处仅举二例。一是老作家冰心，1979年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感慨系之，坦言：“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民族团结》1979年第3期）二是当代作家余秋雨，他的散文名篇《一个王朝的背影》，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篇为清朝和满族写的翻案文章，其中也谈到：“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　　　　
　　为了让社会上重新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民族——满族，老舍在晚年最重要的两次创作活动中，正大光明而且胸有成竹地，书写了满族及其族人形象。在话剧《茶馆》里边，他写了一个很教人同情和尊重的人物，满人常四爷。在整台戏中，这是一个最少受到作者揶揄、批判的正面形象，他是由旧京旗族营垒中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老舍毕生写了不知有多少带有满人性格血脉的人物形象，可是，直到年近花甲，他才破天荒头一回如此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刻画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忠勇的满人。当然，老舍并不是毫不顾及社会的接受程度，不是想要一举更改世间对旗族的全部既成看法，在《茶馆》里，他如实记录了清末某些老派旗人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咒骂诋毁变法维新运动的守旧言行，也描绘了旗人中确实存在着的像松二爷那样，不乏良善本性却又缺少生存勇气的“多余之人”。作者写出常四爷形象的用意在于，一要写出旗人下层也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质素，三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文学形象，忠实地体现了直至晚清时节八旗将士中的主流仍然持守不移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从心里瞧不起“吃洋教”的人物颐指气使的派头，瞧不起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看到连鼻烟壶也得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在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淡现状之后，他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这样沉痛的心里话。当局布下的侦探，以他这句话为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到底被抓去坐了牢。出狱后，为护卫国权，他当上了义和团，跟洋人刀枪相向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并不伤感，他已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56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3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他一生耿介、倔强，不向恶人低头，也不向命运让步，在清廷垮台后社会上排斥满人的局面下，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可是，常四爷这样一条硬汉子并没有摊上稍好一点的命运，他摆脱不了邪恶年代为他预备的人生悲剧。在他的身上，丝毫没有传说中满人的疏懒怯懦，总想凭着一身胆气和绝不服输的个人力量，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阴霾间闯开生路，换来国家和个人的好前景；这样的想头终归不能实现，黑暗社会早就张开血盆大口，等着吞嗜他这样孤立无助的下层小人物，你再豪横和不肯屈服也不成。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57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4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　　　　　　这一番酸楚无比的话语，出于一位黑暗世道下面行将惨死的老旗人之口，字字句句蘸着血泪。它是旧中国满族民众凄苦之至的告白，更是满族文学巨匠老舍为自己那些亲近而又无助的同胞们，所留下的最切肤的体认和最真诚的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一个民族原本具备着与史俱来的爱国情愫，到头来，却要它的每一个成员背负起“卖国”的弥天罪责，实为扬四海之波也洗不清的大冤枉。常四爷在告别人生前夕已是万念俱灰，所耿耿于怀者独独是这样的一桩大事——“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确实是满人们带着临终关怀性质的“天问”。　　　　老舍的人生挚友、大文豪巴金，在他悼念老舍的短章中写道：“我想起他的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呀？”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由是，亦足见这句话实在是老舍一生中最有分量的一段话语。　　　　
　　继剧作《茶馆》之后，老舍又动笔开始写他有关满族社会题材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在老舍筹备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份良性刺激。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间休息时，老舍在休息厅里遇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招呼着老舍，要跟他谈谈满族。毛泽东的话让老舍激动不已，他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是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着，毛泽东一一历数了康熙的政绩：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片广阔的领土，在全国多民族的状态下发明和实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在用人制度上奖罚分明……毛泽东还对康熙学习国内多民族文化和西方科技的精神赞许备至。在他谈话时，刘少奇、周恩来也时有插话，表示赞同毛的见解。老舍惊喜异常，他从没敢想象共和国的领袖们会对满族及其杰出人物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和这样高的评价。回到家里，他把这份喜出望外转告给一家老小，说，自己简直是换了脑子，换了眼睛！【58 舒乙：《毛主席对老舍谈康熙》，《人民日报》日 】激动之下，老舍甚至忽发奇想，想专门写一部表现康熙皇帝的大作品。当然，这个计划后来没能兑现，不光是因为他不很了解清代上层，也由于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气氛下，把封建皇帝当作品中着力歌颂的主人公，绝无可能。　　　　不过，毛泽东们对满族及其杰出人物的品评，给予老舍的鼓舞是巨大的，决定性的。老舍落笔写作《正红旗下》的勇气陡增。此前他只有写这部作品的长期筹划，却始终没有下决心铺开稿纸。《正红旗下》与单独推出一位常四爷正面形象的《茶馆》毕竟有异，需要全景观地描绘清末满族社会场景，所涉及的对于若干敏感的民族问题历史问题的诠释可谓繁多和复杂。然而，老舍到底是捻起了这管沉甸甸的笔，既为了回应领袖们对满族的恰评，更为了进一步恢复被不公正的史书及舆论搞得污渍斑斑的民族本来面目。　　　　远未卒篇的《正红旗下》，不但是老舍艺术的“天鹅绝唱”，更是他试图启用有生以来对本民族历史命运的全套观察思考而铸成的一部文学备忘录。《正红旗下》像一部生动异常的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指出清末的政权已然是落花流水不可收拾，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也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重作大幅度变革的程度，而下层民众要冲出历史桎梏，民族要通过奋斗而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之必然。小说中的一应旗族人物，无论是可爱的，可敬的，可悲的，可憎的，都没有政治教条上面的出处，他们鲜活可感，有血有肉，向读者提供了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作者在毫不容情地勾勒出八旗制度下面“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的满人人生无奈，剖析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59 老舍：《正红旗下》，《老舍文集》第7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悲剧的同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以福海二哥为代表的志在冲出历史迷宫的满族新生力量。福海是一名跟一般旗人水乳交融的普通旗兵，是所谓“熟透了的旗人”，“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而作者笔锋一转：“惊人之笔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这位出身于亮蓝顶子参领之家的“八旗子弟”，不怕满族社区里他人的讥诮和鄙视，拜师学得了一手油漆彩画的好技艺。“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60 同上，第211页 】老舍在展示了这座旧营垒中某些浑浑噩噩形象之后，满怀兴奋地谈起了福海二哥的独到之处——“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61 同上，第210页 】自食其力，在今天的人们说来是个多么自然而又令人服膺的观念，然而别忘了，即使是在清末那种“日落西山的残景里”，世代以当兵为天职者，要背着上司而偷着学点手艺为自个儿谋生，也是要有超人的胆识的。一个民族，在大家都已习惯了的生活轨道之外，另由个别人来辟出走向新生的蹊径，从来也不容易。《正红旗下》的故事昭告人们，历史局限性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主动突围并且能带动自己的民族也完成对前尘的跨越，才是真英雄。末路上的满民族是不乏这种真英雄的。如果说这个民族是在靠劳动、靠创造的路途上，最终找到了自身新的命运依托，那么，像福海二哥这样一批满人，无疑，该算是摸索这条民族新生之路的先行者了。【62 《正红旗下》的创作活动被扼杀后，老舍依旧决意写满族。1964年的夏秋，他先后前往京郊密云县檀营村和海淀区门头村做调查采访。檀营，曾是清代八旗副都统衙门所在地，满蒙八旗将士们世代驻守，以拱卫京师安宁。作家了解到，自民国初年起，旗族群众失去军饷，苦不堪言，又逢社会上“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整整齐齐的檀营就慢慢变成‘叫花子营’了！”惨景一直维持到共和国建立，满族贫民“分到了土地，由无业变成了有土地的农民……由不会劳动变为会劳动……由会劳动变为热爱劳动”，这才“吃饱穿暖，幸福日增”；老舍对此感触良多，他认为：“上述一点很简单的事实，却含有深刻的意义。劳动救活了一大群已快饿死的人，起死回生！”（老舍：《下乡简记》，《老舍文集》第14卷，第398－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　　　　《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这是老舍最大的憾事之一。【63 在辞世之前大约4个月，老舍到北京香山脚下一条小山沟里，探望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老朋友、女作家王莹，老舍在安慰对方的同时，谈起自己，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写以北京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指谈话时在座的王莹丈夫谢和赓，——引者注）说，这三部反映旧北京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当事人谢和赓后来回忆，“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据认为，老舍所说的三部历史小说之一，即事实上已经写出了开头却只能在高压政治局面下秘而不宣的《正红旗下》 】《正红旗下》的夭折，不仅证明了当时文坛上下极“左”路线的猖獗，也曲折地反映出共和国初建十七年间解决国内深层次民族问题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老舍民族心理的正当抒发，再次受到了抑制。　　　　老舍的民族心理，是20世纪前期至中期中国国内大环境下面，满民族沧桑沉浮的产物。　　　　老舍的民族心理，只能在作家毕生创作的字里行间委婉表达；我们要寻找答案，也只能据此而细心破译。　　　　老舍的民族心理，应当说，是他形成自己特有民族观的一方不可或缺的基石。老舍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其自我民族的坎坷遭逢直接相关，他的民族观则闪现着跨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老舍，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
　　对老母亲的敬重，显然不单单出于一般的“孝道”，而是对母亲在万般危难之下救一家人于水火的基本事实的认定和崇敬 】……也都是跟这些民族伦理观念相联系着的。从小便生活在满人中间，旗族的习性势必影响到老舍。家中既然已经“无父”，他便自然地将全部情感用来“孝爱老母”。世间根除了主宰其命运的封建王朝和八旗制度，他却依旧没有产生个人的“机会”来了的念头，没有萌生趁着乱世火中取栗的心思，他不肯逐蹈时尚，在“自由”、“反叛”的旗号下去试图变换一下个人在社会上的功利位置，他甘愿继续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地做老实人，甘愿“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就是这么一篇短文，只有二百多字，写作者也许未必有意要诉诸读者太多的什么，而我们却有可能辨析出作者心灵的宣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排山倒海般的狂涛巨浪席卷域内，政治巨变，社会摇曳，文化动荡，人们的观念每时每刻地产生异化，时代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向前推进。就政治而言，封建帝制退出历史，民主共和成为人心所向，资产阶级政权体系开始创建；就经济而言，“士农工商”的旧式模式失势，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经济活动合法化；在文化上，封建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规范被丢弃，代之以渐趋彰显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倾向；而社会性的伦理观念亦出现裂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潮抬头，意欲取代封建体制下束缚人们手脚的“纲常礼法”……这一过程中社会状况异常复杂，但就总的情势来判断，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人的价值却有史以来首次被明确地展示出来。　　　　然而当时的老舍，一个与这个天地翻覆的新世纪（20世纪）几近同龄的年轻人，却在此种形势底下表现出了很是冷静的心态，他不曾积极拥抱那个大时代的变迁。如果说帝制坍塌之际他尚属少年，没有表露个人的政治倾向也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已是北京城中一个获得个性人格的青年文化人了，却照样仅仅是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就有些让今天的我们感到费解和扫兴。其实，从上面所援引的老舍自述看，直到已经步入“不惑之年”，20世纪30年代晚期，老舍仍旧还是那么一意笃信着他的“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人生信条，这也益发地教人觉出他在人文价值观念上面有其超乎一般的守常持衡。　　　　这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满人式的守常持衡。　　　　也许可以这样说，20世纪前期，一般满族人对社会现实的感受，与其他的国人是不大相似的。他们借助于辛亥鼎革，从多年来严苛的封建专制和八旗体制下挣脱出来，本来是难得的好事与幸事，可是，正像笔者在前面一章里面所述及的，在他们眼前接续出现的竟是旗族群众迅即跌进从生计到名誉的双重噩梦，这就不能不让他们的社会判断和情感取向拐了一个陡弯儿。“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4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这样的悖反逻辑折磨着他们，教他们难以看到社会较之先前所现出的本质进步。加上帝制的专权乍一退出人们的生活，道德失范伦理无绪的恼人场景到处闪现，比较习惯于旧秩序旧规范的满族人，便更是满腹的牢骚，他们的耳畔回荡着“自由”“民主”的鼓吹，眼前见到的却是军阀、政客等新贵“暴发户”们的伪善狡诈、横征暴敛。他们想不通了：“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5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文集》第9卷，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满人尚淳朴与正直，有清一代该民族上上下下都以此为骄傲。远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忠直廉洁与舍身忘我便是最受人们敬仰与效法的个人品行；至康、雍、乾三朝，君主们对旗下官兵道德上的规范也很严格，他们最为忧虑者，乃是八旗子弟在与外界接近的过程中因沾染上不良习气而迷失了本性。康熙帝和雍正帝都颇重视在满洲旗人内部选取人材的标准必须是以德为先。乾隆帝甚至颁布御旨，凡满洲人有行为及道德不堪者当一律革出旗籍。清代满族以一个人数寡少的民族而打天下坐天下，心理深处隐藏着岌岌然如履薄冰的警惕，他们须在人前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形象，其中尤其是自己的道德形象一定要经得起世间评说，对得起万民瞩目。【6 此处有一例，似可得见清初满人的道德状态以及他们十分顾忌世间负面反应的心理。“国初有骁将阿里玛者，能自握其发足悬于地，又能举盛京实胜寺之石狮，重逾千斤。战功甚巨。入京后所为多不法。章皇帝预置于法，恐其难制。有巴图鲁占者，其勇亚于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与之语，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掷于庭外数十武。因数之曰：‘汝何等人，乃敢与吾斗勇邪！’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儿安惜死为？何须用绐计也！’因受缚，坐车中赴市曹。至宣武门，阿曰：‘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因以足絓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