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彬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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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彬（），广东人，毕业于第一期，国民革命军，抗日名将。1932年一二八爆发后，钟彬率部与并肩对日作战，担任一带阵地守备。全面抗战爆发后，历任88师师长、71军副军长、军长、青年军203师师长、青年军第9军军长，曾率部入缅甸作战获得。抗战胜利后，历任整编26师师长、109军军长、川鄂边副主任兼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1]
钟彬人物简介
民国中将钟彬
钟彬（年），字中兵，谱名炽昌，报考黄埔军校时曾填姓名为钟斌，广东省兴宁龙北镇白泡村人。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民国11年（公元1922年）兴宁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立工业学校读书。民国13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钟彬任国民革命军87师259旅中校参谋主任，负责南京外围警备。“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他与十九路军并肩对日作战，担任浏河一带阵地守备。民国23年任三十六师一0八旅旅长，率部入闽。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调任中央军校军官班主任。翌年任师长，在武汉抗日战役中，率部歼敌千余人，被授予抗战荣誉勋章。嗣后，再调任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民国31年升任七十一军军长，驻防滇缅公路保山地区。翌年，率部与友军联合反攻据守缅甸的日军，迫使日军节节败退。至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调回重庆，接任二0四师师长。民国36年，钟彬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1949年任14兵团司令，同年11月在涪陵被俘，1950年2月下旬去世。
钟彬履历一览
1924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编入第一队。同年5月15日，由刘汉杰和范振亚介绍，加入国民党。在校期间曾任分队长，是黄埔一期生中的早期领袖。
1926年，任宪兵教练所党代表一职。
1927年7月，担任纪律执行委员、海军分会特派员等职。
1928年9月，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
1931年10月，学满毕业，派任警卫第1师第1旅中校参谋主任。
1932年1月，警卫第1师1旅改称第87师259旅，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钟彬运筹帷幄，出力颇多。
1933年1月，调任第87师第261旅第522团上校团长。同年8月，军政部合并第87、第88师的四个补充团，成立第36师。钟彬第36师少将参谋长，主持全师的编组训练工作。
1933年底起，任第36师108旅少将旅长、第36师副师长兼安卢师管区司令、中央军校第2总队总队长。
1938年起，任第88师中将师长、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
1941年4月，任第71军副军长，同年11月任军长。
1944年6月，任第203师师长。
1945年，任青年军第9军军长。
1946年，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整编26师师长。
1948年8月，任陆军第9训练处处长兼第109军军长。
1949年任川鄂边副主任兼第14兵团司令官。
1949年11月，在涪陵被俘虏。
1950年2月下旬，因患急性疟疾去世，终年50岁。
著作有《龙陵会战史》。随71军参加了滇西远征军。
钟彬生平经历
钟彬所获青天白日勋章
钟彬少年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靠家中三亩田地的收入及伯父的接济，在龙田乡高等小学和县立中学完成学业，1922年考入广东省立公路工程学校测量科，到省城广州上学。在校期间，钟彬与同乡、广东大学法政科学生刘汉杰时相往来。刘汉杰是国民党员，在他的鼓励和介绍下，钟彬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第1队。在校期间，由刘汉杰和同学范振亚介绍，于日加入中国国民党。军校同队中，以同乡和湖南人宋希濂对他影响最大。李安定活动能力极强，在校期间曾任分队长，是黄埔一期生中的早期领袖。钟彬军校毕业后长期跟随李安定任职，曾在李任连长教导第1团第1营第3连任排长。1926年3月，李安定升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队政治科大队第2队队长后，又推荐钟彬接任其宪兵教练所党代表一职。1927年4月李安定调任海军处政治部主任后，钟彬随他担任了“自由”号炮舰党代表。同年7月，李安定出任黄埔同学会广东支会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又委任钟彬担任纪律执行委员、海军分会特派员等职。
1928年9月，钟彬同李安定一道，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李安定于1930年春提前毕业，出任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钟彬则在1931年10月学满毕业，派任警卫第1师第1旅中校参谋主任。此后，李安定先后在第18军、福建省保安处任职；钟彬则在警卫军系统担任队职，直至1934年李安定因秘密组织小团体被杀，两人未再共事。
钟彬于1931年10月自陆军大学毕业，分配到警卫第1师第1旅任中校参谋主任。1932年1月，警1师第1旅改称第87师259旅，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钟彬运筹帷幄，出力颇多。1933年1月，钟彬调任第87师第261旅第522团上校团长，旅长正是宋希濂，两人志向相同，工作融洽，相交日深，在日后的军旅生涯中，钟彬成为宋希濂不可或缺的助手，也多次得到宋希濂的保荐提携。这一年8月，军政部合并第87、第88师的四个补充团，成立第36师，任命宋希濂为师长。钟彬也随之前往第36师，升任少将参谋长，主持全军编组训练工作。
第36师建军不久，就开赴江西驻防，原准备参加围剿红军。10月间国军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会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另立政府，建立“”。第36师于是奉命改变作战任务，加入讨逆第5路军序列（总指挥）序列，入闽平叛。
中华共和国所属军队在投降之后改编回国军番号，其第5军改为第49师，交由第36师整顿，第36师的两位旅长分别升任第49师的正、副师长，钟彬顺势接任第108旅少将旅长，由参谋人员转任带兵主官。
9月初，驻闽国军被编为东路军，开始着手对江西红军的进攻。但是东路军的第3、第9两个师在进攻开始后便先后遭到红军的打击。于是蒋介石派遣顾祝同前往东路军协助总指挥蒋鼎文，顾抵达福建龙岩的东路军总指挥部后调整军事部署，并决定以36师攻击据守在白衣洋岭的红军阵地。9月27日六时许，钟彬的108旅作为主攻部队，在炮兵的掩护下顺利的攻占了红军的警戒阵地。此时师长宋希濂为扩大战果，当即命令作为第预备队的106旅投入战斗，并由钟彬统一指挥。钟彬在得到了四个团的兵力后立即发动猛烈攻势，于十一时许攻占白衣洋岭，为东路军入赣围剿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他获得了五等云麾勋章。10月，红军鉴于军事上的失利被迫开始长征，第36师于此时进占。1935年3月，第36师奉命进攻仍旧坚持在、长汀地区打游击的红军项英、陈毅部，迫使该部红军分三股突围。其中由东路突围的千余人遭到钟彬的108旅截击，被迅速歼灭。旅长钟彬在通过审讯俘虏后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苏维埃政府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带着300余人由上杭突围。在得知这一情报后，他立即报告上级，使由上杭突围的300余红军为福建省保安第14团截获，瞿秋白被俘。同年5月21日，钟彬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少将军衔。8月，他又升任第36师副师长兼安庐师管区司令，负责本师的新兵补充和训练。
1937年3月，钟彬奉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军校第11期第2总队总队长。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淞沪会战开始，首都南京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被迫着手开始首都各机关的迁移工作，其中军校迁往武汉。10月，第2总队的664名学生为适应抗战前线军官需求，在行至江西九江时全部毕业，钟彬也于此时卸任，调任军校军官班主任。
1938年6月，钟彬受第71军军长宋希濂的推荐，离开军校前往河南接任第88师中将师长。同年8月，第71
军在商城与日寇第13师团交锋，其中第88师担任富金山右翼阵地防守。与此同时，日寇第10师团一部向71军军部驻地钻隙迂回，为88师523团1营营长梁筠侦悉。钟彬在接到梁营长的报告后，判断敌军必会经过坳塘口，遂迅速派遣所属第528团前往伏击。日寇迂回部队不知情势有变，盲目挺进，结果遭到伏击，伤亡500余人，狼狈撤退。9月11日，第88师奉命转移至沙窝一带，担任正面防守，多次打退日寇进犯。但是由于信阳在10月12日失守，致使日寇长驱直入。在鄂东北作战的国军为免被日寇包围，急向汉水以西撤退。钟彬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将能作战的部队交于军长宋希濂直接指挥，自己亲率领骨干前往襄樊接收新兵。
1939年4月，钟彬奉召再返军校，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中将主任。钟彬在汉中分校执掌校务两年后，于日调任第71军中将副军长。此时的71军刚从山西前线撤下，集中与陕西西部和甘肃天水一带待运。11月第71军奉命调赴昆明，准备加入远征军序列出国作战。就在部队即将开赴昆明之时，钟彬于11月30日接到了第10军军长的委任状，他了解到第10军前任军长李玉堂刚被撤职，但撤职理由并不充分，并且第10军官兵都请求能留任李玉堂。鉴于这个原因，钟彬认为由一个和第10军并无任何渊源的人去接管部队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引起部署的抵制，此外他也同情老同学李玉堂的无过受罚，遂以部队调防、事务繁忙为由，迟迟不去就任，把这件事给拖了下来。同年12月日寇进犯长沙，负责抗击日寇的薛岳重新起用李玉堂指挥第10军防守长沙，并获得胜利，李玉堂重返第10军任军长，钟彬接任第10军军长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日，钟彬在昆明就任第71军中将军长，所部有第36师、第87师、第88师，隶属宋希濂任总司令的第11集团军序列。4月间，远征军第1路军在战败，其第6军、第66军主力溃败，分路向国内撤退。日军第56师团以坂口支队（第56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指挥）沿滇缅公路追击远征军溃兵，直到江畔。防守惠通桥的工兵当机立断将桥梁炸毁，但坂口静夫没有就地停止，而是一面架设火炮向对岸轰击，一面组织步兵乘橡皮艇抢渡，其先头部队数百人渡江后，迅速抢占孩婆山建立阵地。
此时，国军方面正在紧张的向惠通桥方向输送兵力，宋希濂亲自率参谋人员前往保山指挥，钟彬则在昆明安排部队输送。第71军先头部队第36师第106团两个连到达惠通桥地区立即下车，向据守孩婆山的部队发起攻击；后续部队陆续赶到，沿江建立防线，阻止日军增援。经过五天激战，孩婆山日军被迫放弃阵地，在炮火掩护下突围退回对岸。
军委会认为到达滇西的仅为日军快速部队，实力不强，难以持久，于5月31日命令宋希濂渡江反攻。但因运力不足，后勤不济，第11集团军仅以预备第2师和第88师向龙陵反击，经过两周战斗，付出很大伤亡，仍未能突破日军防守。战斗中第88师缴获了部分日军文件，证明到达滇西的部队为日军第56师团主力，才使上级下令停止进攻，退回东岸固守。隔河对峙时期，钟彬率军部坐镇保山，所属部队分段担任河岸守备。防守怒江时期，第36师奉命调出，另以收容远征军第1路军官兵补充起来的新编第28师划归第71军建制。1943年起，第71军开始换装美国制火炮、重机枪及通讯、工兵器材，并抽调骨干官兵到军委会驻滇训练团参加训练。钟彬和几位高级军官，还曾乘飞机到印度，在驻印军兰姆伽训练中心接受了为期六周的战术和武器性能教学。
第71军在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挥下，于1944年5月对滇西日寇展开反攻。第71军前期作为防守部队，固守怒江、保山各点，以第88师一个加强团协助第20集团军进攻。而后，钟彬作为第11集团军右翼部队指挥官，指挥第71军以及临时配属的新编第29师，自攀枝花渡江，向龙陵、展开进攻。新编第28师于6月4日包围松山日寇第113联队据点，次日，第87、88师开始进攻龙陵日寇工兵第56联队等部据点。6月8日，钟彬陪同宋希濂进驻尖山寺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继续进攻，突击队于10日攻入县城。但因第11集团军原为防守部队，运输工具多数拨交第20集团军，遭逢大雨导致弹药粮草双双告罄，攻势顿挫。日寇乘机抽调兵力自芒市反扑，投入在龙陵附近的兵力达到四、五千人之众，钟彬率第71军转到龙陵东北郊，与来援日寇反复厮杀，并得到第2、8军援助，将威胁侧翼的日寇援军击退。6月28日，钟彬指挥第71军与第2军76师、第8军荣誉第1师配合攻击龙陵，收复放弃的阵地。7月25日，钟彬再次指挥部队攻击龙陵，经过三天苦斗，扫清城郊各据点。8月14日，钟彬调来新28师接替久战疲惫的第87师，挥军进攻龙陵城中日寇。8月26日，日寇第2师团长冈崎清三郎亲率第3、15、29、146联队各一部再次增援龙陵，又被第11集团军部队击退。但是攻击龙陵的部队经过数次强攻，伤亡颇重，于是停止进攻进行休整。10月29日，第11集团军各部再次发起进攻，血战到11月6日上午，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终于在县城内冉冉升起，龙陵宣告光复。
正当钟彬准备率军向追击时，接到了调任为第203师中将师长的命令。青年军是在豫湘桂战役日寇攻占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后，由军委会征集知识青年从军，以大、中学生配合一个步兵师基干充实而成，共成立201至209共9个师。每师辖有步兵3个团、炮兵2个营、工兵、通讯、辎重各1个营，编制大于普通步兵师，师长大多以原来的军级干部调充，在名义上似乎是降职任用，但在实际上这是一种荣耀。12月20日，钟彬在四川泸州正式就任师长一职。
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782号宣布，钟彬以龙陵血战中与日寇死斗5个月，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最终克敌致胜，立有大功，特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了勋章的第139位获得者。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编组为3个军并着手复员工作，钟彬于同年10月升任第9军中将军长。钟彬在完成了青年军复员任务后，于日调任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1947年9月，他调任整编第26师中将师长，戍守云南。1948年1月，改调第2陆军训练处中将副处长，在徐州协助兼处长顾祝同训练新兵。8月18日，他前往广东韶安接任第9训练处中将处长，筹组新军。9月22日，钟彬晋升为。1949年1月，钟彬带着由他亲自编练的第321师，调任为第109军军长。
钟彬在后方编练新军的时候，国共战争的军事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48年8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决定大规模组建兵团与解放军对抗，钟彬的好友宋希濂由新疆警备总司令调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在鄂西北地区担负防止阻止解放军渡江及入川的任务。1948年末到1949年初，国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相继战败，损失部队超过一百五十万，国民政府重新调整军事政治布局，竭力扩充军队，以求保住剩下的半壁江山，宋希濂所部膨胀为辖有六个军的重兵集团。1949年4月，宋希濂升任川鄂湘边主任，邀请钟彬前来助一臂之力，并主动让出第14兵团司令官一职与钟。钟彬得此知遇，虽知前途茫然，仍于5月抵达宜昌就任川鄂湘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4兵团司令官，他将部队布防于湘鄂之间沙市、、荆州、、桃源地区。
1949年7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发起，钟彬率第14兵团摆脱追击，撤退到长江以南湘西五峰到湖北大庸一线。10月，解放军攻克大庸，全歼第122军，又攻克永顺，对宋希濂集团成右侧包围之势。钟彬急率第14兵团向、一带转移，因天降大雨行动迟缓的第79军又遭重创，军长率残部北渡长江后逃往四川，与钟彬失去联系。第15军也在遭到重创，所属第169师被歼，师长冯兴斋被俘虏。钟彬到达彭水附近时，身边部队只剩万余人，与第20兵团陈克非部沿白马山、一线组成防线。11月22日，解放军向第14兵团阵地发起进攻，当时钟彬在白马场宋希濂司令部开会，闻讯急忙赶回部队，于当日11时左右被俘虏（另有一说为钟彬率幕僚乘船逃至涪陵后被俘）。
被俘后，钟彬与等人一起被关押在重庆看守所，两位好友整日下棋为乐。钟彬棋艺平平，常要求悔棋让棋，宋希濂脾气尽显，一子不让，以至于摔棋子撕棋盘，被牢友揶揄为“兵团司令都可以让给钟彬，而一着棋却不肯让”。两人都担任过司令官的第14兵团，则被称为“送终（宋钟）兵团”。
钟彬建碑祀祖
马氏祖婆墓碑
民国《县志古迹志》云：“钟氏始祖妣马夫人墓，在中山公园内。民国二十四年陆军第三六师一O八旅旅长钟彬等修筑。”马氏祖婆原葬于福建长汀下风水宝地（今福建长汀一中校园内），千古流传，千秋祖德，远近蜚声。但由于年代久远，几经变迁，以至墓迹全非。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马夫人墓被毁，墓址被铲平，建立长汀第一中学。
钟彬修建马氏祖妣墓碑亭铭文六则
1、钟彬修墓序
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中央东路驻防军规复长汀，彬适绾符，追随各级长官焉。惟我唐始祖妣马大夫人墓，故在汀府署中，戌事之暇，念切追远，一往瞻谒就意。府署荡尽，公园新辟，乱草残砾，弥目皆是。我祖妣千年来之古墓，亦漫灭不可复识。俳徊瞻顾，凄惘何极。昔我晋始祖贤公，英勇善战，爰知当道，授福建都督，浩授威武将军，二世祖朝公，袭父职，封黄门侍郎，世有善政，汀人戴之。今彬因缘时会，获至是邦，追先人之遗迹，发思本之幽情，览祖坟之芜废，修复之志能不慨然而兴乎？于是具呈层宪，蒙准立碑纪念，以申孝思而彰祖德。碑成乃刻石略志其事云。
陆军36师108旅旅长嗣孙钟彬谨识
【注】：此序文按原文登载，其中“唐始祖妣马大夫人墓”一句，是误将南北朝时贤公妣写成唐朝全慕公之马妣。（下同）
2、李默庵司令赠铭文
民国二十四年春，华南钟氏修复福建钟氏南北朝祖妣马太夫人墓各长官赠颂坟志铭文。陆军36师108旅旅长钟彬，已在修复其祖妣马太夫人墓，复嘱余文，竭其忏按。马太夫人为赣迁闽始祖福建省都督贤公之配也，钟氏有善政于汀人慕之不忘。乃阅世行祀，后复见君，重抵是邦，勋绩炳耀，明德育后，理固宜然。而君远访先世松秋，修复墓道，表扬靖芬，以展其奉先思考之意。其足以鼓励薄俗，为何如也？因为铭以昭之曰：
唐有虎臣，播其威德，汀人咏恩，昭于邦国。奕奕大君，奠此寝园，桑田沧海，陵谷崩骞。
爰有远孙，世传忠孝，光显幽宫，以扶世教。佳城郁郁，碑树峨峨，万载千龄，此碣不磨。
驻闽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敬撰
3、宋师长赠铭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本师108旅旅长钟彬修复其晋祖妣马太夫人墓，以妥其先灵而致其孝思。乃嘱余揭其义，以昭当世，飧诸石以垂远久，余礼辞不获，乃写数言，而系以铭焉，铭曰：
为我中华，世传忠孝，忠于国家，孝于祖考，教孝作忠，圣言皎皎。
慨兹叔季，弃髦斯道，国危民辱，祸为自召。伟哉钟君，裔俗是矫，
笃念厥先，丰碑用表。风声所树，民行归好，扶衰起敬，实由此兆。
龙山岿岿，汀江浩浩，敕兹铭文，万年永昭。
陆军参谋长向贤矩敬书
陆军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敬撰
4、马氏祖妣纪念碑记
昔者韩信为其母，葬合其旁，可置万家。大史公司马迁称之。今钟氏始祖妣墓亦然，宜其子孙之蕃衍于列郡，而贵显以祀业也。自南北朝迄今，垂逾千年。而今裔钟彬旅长以镇防线，因访其祖于郡署旧址，即今之中山公园中划袤二丈五尺地，而立碑焉。慎终追远，所以劝孝岂独自笃于孝思己也。书云：孝思木匮，永赐尔类，从兹亲亲长长之义；蔚为雍雍睦睦之风。由一邑而一省，由一省而一国，是阡表石，其效或过远庠序，未可知也。而钟彬旅长，勇于战阵，迭奏虏功，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吾于此而益信矣。为之记以示后人知，所观感庶亦钟彬旅长之本意，云尔是为记。
福建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县县长林斯贤敬撰拜书
5、马氏祖妣纪念碑记
周基后稷，肇于南郊，徽嗣大姒，王会图开。汀水荡荡，九龙逦迤，备物维嘉，长发其祥。
丞我祖妣，松揪百尺，郡或建衙，樵苏不采。上自有唐，下逮清室，百世千秋，衣冠秩秩。
年庚六代，兵燹频仍，玉步虽改，俎豆久升。灾祸横飞，震惊匕鬯，坠我名城，湮我古塘。
膏车抹马，扫此挽枪，师徒三万，时维膺扬。既殄凶顽，逐湮丘墓，禾黍蓬蒿，凄凄霜露。
钟彬旅长，得清陈情，后先奔走，大功告成。琢石醵金，爰绥有众，屹立丰碑，栖以金凤。
中山崩□，片石巍峨，名园依附，振古不磨。莽莽乾坤，悠悠区字，千万斯年，长此封树。
钟氏后裔：
问陶、芳峻，绍葵、毓灵、啸青、慕鲁、作霖、震华、
慎庵、秀权、伟才、道宏、柏石、发祥、 昌岐、德诚、
则尧、启帆等谨识
6、马祖妣纪念亭对联
纪念碑亭昭旧德，清香俎豆答先人。
【注】：福建马氏祖妣墓位于现在的县中山公园。古代建有陵墓，唐朝后期建汀州府衙时被毁，清朝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前任汀郡总镇世袭云骑尉嗣孙钟宝三礁石于坟，并绘墓楼图。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钟彬旅长驻防长汀，在原址（中山公园）重建马氏祖妣纪念亭，后被毁。公元1993年，由世界钟氏联宗总会发起，在顺岭，新建马氏祖妣墓园。
福建长汀钟氏祖祠复龛祝文
（民国二十四年钟彬等集资重修）
缅维考妣、诞降自唐、聿耒胥宇、龙山之阳。既文既武、亦柔亦刚、官居都督、朝野名扬。
有孙七人、云起龙骧、由闽而粤、而赣而湘。宗枝繁衍、长发其祥、赐田封号、世有蒸尝。
天祸吾国、劫演红羊、荡析飘零、顿呈荒凉。彬等不佞、忝列戎行、奉命鞠旅、挞伐用张。
鄞江既定、载瞻庙堂、颓垣败瓦、触目心伤。爰集子孙、共同解囊、卜吉修复、终焉光庄。
兹当升龛、敬陈酒浆、灵如不昧、来格来尝。洋洋宛在、鉴此芬芳、尚飨。孙中山在北京的最后时光
北京晚报杨昌平
[摘要]孙中山到天津后，从12月4日晚上起，肝病便已发作。经过十多天的休息，本来病情已经好转，却又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伤了神。孙中山的一生中，总共到过北京三次。第一次是1894年7月，他呈万言书给李鸿章，想争取到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为由，仅派幕僚接见了孙中山。第二次是1912年8月，他到北京和袁世凯会面，俩人会谈13次，袁世凯终于得到了孙中山不竞选正式大总统的承诺。第三次则是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在孙中山三赴北京中，唯有第三次碰到的对手多。此时，国内政局恶化，外有西方列强对孙中山的阻挠，内有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对他的阳奉阴违。孙中山深知北上之旅的艰难，但是为了宣传他的主张，他毅然选择北上。在北上途中，他的肝病恶化，到北京后没多久，孙中山便因患肝癌，于日病逝。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图为行辕大门。1.冯玉祥发动政变 邀请孙中山北上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冯玉祥干了三件事，一是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二是宣布成立“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三是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冯玉祥的合谋是胡景翼和孙岳。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载：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早年都曾参与过辛亥革命。冯玉祥等人和国民党人平时就有来往，曹锟贿选事泄后，孙中山曾秘密派人向冯玉祥示意倒直，当时冯玉祥个人控制的兵力有限，不敢轻举妄动。第二次直奉大战给了冯玉祥机会。吴佩孚率精锐和张作霖在山海关地区决战，冯玉祥以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之职指挥热河方面军事。出发前，冯玉祥和直系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商量好起兵推翻曹锟和吴佩孚的统治。当吴佩孚带着第一路军在榆关和张作霖激战正酣时，冯玉祥于日带部队秘密回京，他向部下强调：“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济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22日晚，冯玉祥的先头部队与留守的部队进入京城，孙岳打开安定门迎入，他们迅速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等地，并包围了曹锟的总统府，解除了卫队枪械。10月24日，冯玉祥等19人联合发出《和平通电》和《建国大纲通电》，迫使曹锟发布停战和免除吴佩孚职务等各项命令，并要求曹锟从总统位上自动离职。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张作霖和孙中山也在1922年接触过。当时孙中山曾派伍朝枢、汪精卫到奉天，和张作霖协商队伍反对直系，段祺瑞也派徐树铮参与其间。在共同的目标下，三方加强了联系。冯玉祥在提出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之时，表面上段祺瑞和张作霖是同意的。2.局势恶化坚持北上 途中赴日谈判表面上看，各方都希望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段祺瑞给孙中山发电，说：“公元勋照耀，政想宏深；命驾北来，登高发响，此天下之所想望，尤南北合力统一之先声。”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人，表示：“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其实，对于北上能否主政，孙中山并未抱有希望。他曾说：“我这回到北京去，外面不明白情况的人，以为我一定可以掌握政权。其实我并没有想。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因为这次北京革命有许多复杂的分子参加在里头，革命党虽然是原动力，但其中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革命党……我决意到北京去，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所以我这回为革命前途计，便不能不到北京去。”事情的发展正像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有太多的人并不想让他北上主政。11月10日，张作霖、冯玉祥等人来到段祺瑞天津的住宅，并开会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据冯玉祥回忆，直奉战争结束后，曹锟下台，无人主持处理政务，当时多主张段祺瑞出面维持，但段祺瑞以各方态度不明朗为由，待在天津不进京，并在天津召集会议，把冯玉祥和张作霖都叫去了。此次会议也决定，由段祺瑞组织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执政。这个结果出乎冯玉祥的预料，段祺瑞把握住机会，冯玉祥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张作霖也违反了当初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协议，奉系军队不仅陆续开进山海关，而且用武力夺取了直隶省地盘。而对于欢迎孙中山来北京的提议，在政变之后，张作霖就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表态了。通过“天津会议”，冯玉祥觉得大势已去，他悔恨地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惜断送了政变的果实。”在这样的形势下，孙中山仍决定北上。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启程。途中，他在黄埔上岸，到黄埔军校视察，检阅第一期黄埔学生学习战术。检阅完后，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段对话。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在黄埔军校视察完后，永丰舰在苏联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护卫下，离开黄埔，驶往香港。在香港，孙中山改乘日本轮船春洋丸号前往上海。由于孙中山当时推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并在北上宣言中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这引起英法等国的不满，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发表社论称应拒绝孙中山进入上海租界。再加上当时段祺瑞等在天津开会，推举出个临时执政，时局一时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演讲，他说道：“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切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爱国有责，便应该做我的后盾。”孙中山在上海并未多作逗留，他在11月22日搭乘轮船离沪，转道日本。到日本后，他与日本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有过会谈。孙中山所主张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自然是重中之重，头山满关心的是日本的既得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失，是否要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回答说：“旅（顺）大(连)收回一事，余实未想到此……旅大如不扩大其势力，则无成问题之必要，香港亦然。”而在谈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时，孙中山说：“今日有希望于先生者，有二问题，其一，撤销治外法权；其二，中国关税独立。”3.拜访张作霖受冷遇 患肝病赴北京疗养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坐轮船刚到达天津，就登门拜访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在直奉之战中获胜后，挥师入关，进驻天津。张作霖得知孙中山要来，便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到门外迎接。孙中山一行在客厅坐了半天，张作霖才出来。孙中山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脸上还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故意让孙中山难堪。这时候，客厅里的气氛就有些紧张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李列钧起身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佩孚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了后，这才高兴地大笑起来，双方的气氛转而融洽起来。《与张作霖的谈话》中记载，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当时，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的主张，我保证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不但张作霖对孙中山北上时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认同，临时执政段祺瑞也不赞成。孙中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后，北京的外交代表团会聚在荷兰使馆里商量对策。孙中山到天津后，从12月4日晚上起，肝病便已发作。经过十多天的休息，本来病情已经好转，却又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伤了神。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于12月18日来天津拜访孙中山时，谈到外交问题，说段祺瑞有“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保证。孙中山非常不高兴，说道：“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我听说段执政府已经同意，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经过这一天，孙中山的肝病更行爆发，越发痛苦，便决定进京疗养。孙中山病情加重之时，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邀请了123人为善后会议成员，悍然对抗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4.抵京时三万人列队欢迎 拒绝为清室恢复原优待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但当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北京各团体已经计划好了欢迎孙中山进京的盛大仪式。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当日下午4时，专车到达前门车站，孙中山受到北京各界3万多人的欢迎。欢迎队伍由车站一直排到城门侧，学界将印好的200多万份传单随街散发。孙中山因病未作演讲，而是以书面形式散发了《入京宣言》：“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清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回忆说，他担心人太多，车站秩序会失控，到永定门车站后，他想请孙中山在那里下车。鹿钟麟到车上拜会孙中山时，看到孙中山面容憔悴，手中还拿着本书在看。孙中山不同意在永定门下车，他说：“我是为了学生们为了民众而来的，请不必担心，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出乎意料的是，列车到前门车站后，欢迎队伍的秩序维持的很好。孙中山入京当晚，就请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病状，并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以及协和医院医生等7人会诊。经各医生诊断，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但此病并非绝症。此后，为了便于治疗，孙中山住到北京饭店506号房，即现在的北京饭店B座5101号，其随行部分人员则住到段祺瑞为孙中山预备的行辕——铁狮子胡同原顾维钧的住宅。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意为孙中山派了三个苏联籍的警卫员。重病中的孙中山来到北京后，还处理一件与清朝皇室有关的大事。1924年10月，冯玉祥政变后，他把溥仪赶出故宫。12月，得知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清室内务府宝熙、荣源等人递来函件，投诉国民军和临时内阁修改优待清室条例与驱逐溥仪出宫。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民国元年大总统所订立的《优待清室条例》。清室内务府为何找孙中山？因为他们认为，孙中山与清室有些交情，或许能帮他们。原来，孙中山曾在1912年与清室有所接触，当时是孙中山第二次来京，他和黄兴浏览前清宫殿及颐和园，还同赴金鱼胡同那桐的住宅参加了前清隆裕太后命令载沣举办的欢迎宴会。因此，在孙中山第三次到北京后，清室内务府来请求孙中山维持旧规。不过，孙中山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当冯玉祥将溥仪赶出故宫时，孙中山曾致电夸奖冯玉祥：“报载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病中的孙中山看了函件后，他让秘书回函反驳。回函称：“中山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公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条件之崇报。”但是，优待条件规定，清帝辞位后暂在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而清皇室始终未践约搬出；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规定，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元，不通用旧历及旧时年号，清帝谕告及一切赏赐，只适用于宗族家庭及其下属人等，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而清室一直沿用宣统年号，对官吏赐谥等仍我行我素；尤其是复辟之举，更是严重破坏国体，把优待条件的效用完全毁弃了。而且清室在复辟失败以后，辩解说是被“辫帅”张勋胁迫的，按照这一说法，张勋就是清室的罪人，但是张勋死后，清室又予以忠武之谥。在举了一堆清室违反优待条例的例子后，孙中山在回函中表示，原来的优待条件不能再继续履行了，而且孙中山认为，溥仪年富力强，此时致力于学问，他日成就不可限量，何苦深居于宫中？5.病逝后灵柩 暂厝于碧云寺日，孙中山被担架抬到医院后，查明是肝癌，病情日益加重，已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出面，请孙中山立下遗嘱。孙中山即对汪精卫等人说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别注重两点：第一点是唤起民众；第二点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综合孙中山前后口授的意思，以及他生前所著的著作，汪精卫在孙中山病榻前拟就政治遗嘱一稿。孙中山听了后点头赞成，然后又准备好了一张家事遗嘱，还有一份给苏联政府的遗书。3月11日，凌晨一时，孙中山忽然好转，他把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于右任等人叫到榻前，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生死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随后，孙中山在遗嘱上签了字。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病逝。孙中山逝世后，铁狮子胡同行辕内的灵堂内景。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段祺瑞并不关心他，一次也没有亲往探视。孙中山病逝后，中央公园被辟为停灵之所，段祺瑞执政府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议案。停灵祭吊期间,约有数十万人前往中央公园公祭,表达哀思怀念之情。据治丧处统计,仅于月底前,就收到花圈7000多个，挽联59000余副，横幅500余条。日举行的公祭孙中山仪式颇为隆重。正午12时，自吉兆胡同北洋政府至中央公园，沿途皆有军警特别警备，五步一军，十步一警，极为森严。北洋政府全体阁员及文武官员百余人（除各部总长、次长外，每个机关都派遣两位代表随同祭奠）前来祭灵，北洋政府更指定王颐孙、袁龄为礼官。因段祺瑞答应下午三时前来祭奠，李烈钧还准备了答谢书，措辞立意，恭敬稳练，用心良苦。谁知到了时间，段祺瑞以足疾为由，不来了，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据说段祺瑞因具诚意，事前特斋戒沐浴，适新置之皮鞋过小夹脚，步履维艰，所以来不了了。段祺瑞当时是民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李烈钧接到段因脚肿不能亲来致祭的通知后，非常气愤，便向民众说明情况，并高声说：“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早期摄影师张玉亭拍摄的孙中山灵柩移入西山碧云寺的图片由于孙中山生前希望安葬于创建中华民国之地南京的紫金山，因此当时决定将灵柩暂厝于北京碧云寺塔室，以待将来。而碧云寺与孙中山，还曾有过一段渊源。1912年，孙中山第二次到京期间，曾由孔祥熙陪同游览过碧云寺，当时孙中山登上寺内的金刚宝座塔顶部平台，发现一株柏树的九个树枝被人用绳索缠绕、石块压迫，摧残成盆景模样。孙中山亲手解除绳索，搬开石块，并且告诫寺院僧人不要再摧残柏树。这株柏树，就是至今犹存的“九龙柏”。到1929年，孙中山的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如今的西山碧云寺内，设有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并设有孙中山纪念堂。纪念堂内正中安放着孙中山先生汉白玉全身塑像，正厅西北隅陈列着日苏联送来的玻璃盖钢棺，堂内还陈列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墨、遗著。近年来，连战、吴伯雄与朱立伦等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到访大陆时，均到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文/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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