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CRM市场也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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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供给侧改革”是政府给经济下行“新常态”开出的“药方”，但在万亿级别企业服务市场中力拔头筹的移动CRM领域，却鲜少有对应的信息传出。是移动CRM市场不需要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以实现“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各行业都需要来一场旨在通过合理改革规划，对人力、资本、创新等各要素进行最优配置的“供给侧改革”。
毫无疑问&供给侧改革&是政府给经济下行&新常态&开出的&药方&，但在万亿级别企业服务市场中力拔头筹的移动CRM领域，却鲜少有对应的信息传出。是移动CRM市场不需要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以实现&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各行业都需要来一场旨在通过合理改革规划，对人力、资本、创新等各要素进行最优配置的&供给侧改革&。 权威解读指出，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对于移动CRM行业而言，做好&供给侧改革&，或可从根本上解决&移动CRM行业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产能过剩&等行业性难题。
移动CRM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遵循市场按需定制 当前市场上纷繁复杂的CRM，按照其共性和显著区别基本可以分为四大类：1、外勤管理类;2、客户服务类;3、销售自动化;4、SCRM。每一领域都有一两家、两三家企业领跑，陪跑者则不计其数。从宏观战略创新的角度而言，移动CRM供应商需从供给、生产端入手，控制自己不切合实际的欲望，严格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持续坚持产品、服务、业务上的创新突破，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驱动下的&红眼病&。 事实上，在市场规则下移动CRM领域的竞争，已提前进入了按需定制的阶段。这是因为企业选择一款移动CRM，不仅要切实满足自身的需求，还应该满足企业未来的需求。譬如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接触移动CRM，最初看中可能是员工管理，可能它在短期内或者可期的未来还会需要客户获取、客户管理、销售自动化&&等等更深层次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现有专注于某一特定功能移动CRM供应商，不仅要继续深挖自己所擅长的技能、功能(深度垂直概念)，而且还要横向拓展，通过更丰富的功能、一体化平台化的方式覆盖更高级的市场。
[责任编辑：白雪]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发力供给侧改革&成都气质折服世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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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发力供给侧改革 成都气质折服世界游客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是今年的工作重点。其中特别提到要增强消费拉动增长的基础作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
　　成都，是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组织共同命名的“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也是《纽约时报》评选出2015年52个最值得旅游的世界城市之一。成都是我国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第四个、西部首个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局中，正在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成都面临哪些机遇？具备怎样的发展优势？带着这些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人物名片】
　　戴斌，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产业经济、旅游企业管理，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和专业文章40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30余部，主持全面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研究、中国旅游经济运行监测与预警研究、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等国家级研究项目。
　　发力供给侧改革：以“你需求，我供应”重构个性
　　“去年国内、入境和出境旅游数字分别是40亿、1.3亿、1.2亿人次，从需求侧来看，旅游消费逐渐日常化，大众旅游时代正在兴起，未来五年将是旅游发展的黄金时代。”戴斌分析道。以前即使是去郊区踏青，都是非常隆重的事情。而现在，旅游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已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给了旅游发展最坚实的市场基础。
　　然而，产品结构性问题是旅游供给侧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产品主体的理念在主导旅游产品的开发，以“我所有、你消费”构建供需关系，导致传统供给供大于求，新型产品供不应求；观光产品供应过剩，休闲度假产品供应不足；共性化的产品简单沿袭，个性化的产品严重缺乏。
　　旅游供给侧改革必须树立“用户主体”的理念，以“你需求，我供应”来重构供需关系，优化产品结构。当下，需求侧的变化日新月异，不仅呈现“刚需”趋势，而且显现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渐成主流的特征，而供给结构对于需求变化又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必须以大众旅游消费的需求来决定产品结构，针对多样化的需求来优化供给结构，以增加有效供给。互联网背景下的需求多元化、碎片化、个性化的特征会日益显现，也就必然呼唤量身订制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依托成都气质：以“开放共享”赢得未来
　　去年，成都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91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040.19亿元人民币，对全市GDP的直接贡献率达到13.61%。“成都的旅游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老百姓不仅自己生活得很开心幸福，他们还愿意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全国和全世界的游客共享自己的生活。去年来蓉游客达到了1.91亿人次，相当于每位市民要接待10多名异国他乡的游客。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戴斌表示，如果这么多游客来到成都都去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景区，都去看熊猫，空间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成都人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休闲的空间打开了，不仅让游客看他的门面，看他的客厅，还让游客看他的厨房和前厅后院，这成为了都市休闲的典型样本。”戴斌告诉记者。游客到了成都以后，更多的人去了哪里？更多是去了春熙路，去了宽窄巷子，去了锦里，去了社会餐馆、去了电影院……总之因为成都这座城市的气质，游客广泛深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间，为成都旅游赢得了今天和未来。
　　日前国家旅游局发布了2015年中国十大旅游新闻，公布了去年我国旅游的总体成绩：全年接待了超过40亿人次的国内国际游客，创造了超过4万亿元的消费总额，旅游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超过10%。“这么庞大的数据，如果没有像成都这样的开放心态，把整个生活空间向广大游客打开，用一种共享的心态发展旅游，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戴斌告诉记者。
　　旅游资源无边际，旅游供给无边界。在旅游消费和供给的新常态下，任何资源都可以转化、融合为旅游休闲的新供给，任何生活空间都可以成为引导、创造和满足人们旅游消费需求的新空间。“旅游+”、跨界整合、融合发展将成为旅游供给侧改革的新路径。一家书店可以成为一个多元消费的旅游休闲综合体，一条特色休闲街区可以成为一个一站式体验的旅游休闲集聚区，一个旅游小镇可以成为一个人们旅居生活、拉动综合消费的旅游休闲目的地……由此可以看出，现在无须一味开发大景区，而是通过整合发展就可做出大格局。新供给也是新业态。创造新业态，增加新供给。“旅游+居民和家庭服务”“旅游+健康服务”“旅游+体育服务”“旅游+养老服务”“旅游+文化服务”等都将成为新的有效供给。
　　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以“创新驱动”扩大优势
　　“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旅游城市都提出了类似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我认为成都在知名度、产业基础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戴斌告诉记者，成都拥有72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多条国际直飞航线等优势。同时，成都人民的美好生活吸引了数以亿计的游客到访，渗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旅游活动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进入这个市场创业、创新。
　　当下，旅游需求旺盛与旅游产业主体创新能力不强的矛盾十分突出。许多旅游经营单位对于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转型升级步伐缓慢，而且经营艰难，效益低下，更缺乏创新发展的动力。深化供给侧改革恰恰正是激发产业和市场主体活力的引擎，核心是为企业创造好的发展环境，让产业主体强身健体。戴斌指出，旅游业已经从传统的资源驱动型向人才、创新驱动转变。以四川旅游产业创新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为代表的产业基金，对转变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方式，创新旅游业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戴斌还表示，供给侧改革应该树立精品意识。无论是旅游景区、旅游饭店，还是乡村旅游、休闲街区，还是旅游线路、中介服务都要致力于打造精品，说到底是要提高旅游供应侧的创新能力。以旅游购物消费为例，我们曾为中国游客去海外狂购商品而感慨不已，而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的旅游购物拉动消费就显得乏力，问题在于我们的旅游商品不仅单调、粗放，还缺乏创意，也没有与制造业、商业、文创产业很好地融合。提高旅游商品的供给水平，满足旅游购物的需求，创新“旅游+购物”方式，提升旅游购物质量，创造和拉动旅游购物消费，是旅游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依靠这样的创新驱动，成都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的优势将得以扩大。本报记者 程怡欣
　　【海外专访】
　　美国德克萨斯州旅游局局长布莱德?史密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成都已是美国各州旅游局的必争之地
　　两会开幕前夕，2016“中美旅游年”在京开幕，两国旅游往来更受关注。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6月，成都已经开通直飞美国旧金山航线，标志着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中国内地第四个真正实现直飞美国的城市，而成都直飞纽约航线也有望年内开通。这无疑为成都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带来又一发展契机。为此，本报记者特别专访了美国德克萨斯州旅游局局长布莱德?史密斯。
　　“近年来，成都出境游蓬勃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成都人来美国旅游。成都市场已经成了美国各州旅游局的必争之地。”布莱德?史密斯告诉记者，随着中美旅游年正式拉开帷幕，美国官方统计到2020年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将增长60%。“相信成都游客的增长势头不会比这个低。”
　　去年十月，德克萨斯州旅游局就曾来蓉推介旅游。“虽然每年德州都会去北京、上海、广州推介德州旅游，但去年十月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西部。”布莱德?史密斯表示，德州两年后将推出10万美元上太空旅行的旅游产品，目前已有中国游客预订。2014年10万中国游客来到德州旅游，比2013年增长了87%，随着今年四条中美直航航线的开通与中国西部旅游市场的崛起，明年中国赴德克萨斯州旅游的人数将大幅增加。本报记者 程怡欣
(责编：袁菡苓、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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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会分享给大家一些知识点，也请大神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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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_Gc6ea3c 创建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发展方向锁定为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求改革现行的一些抑制供给的体制或政策，比如缩紧的货币政策和繁琐的审批制度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投入；二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三是通过改革培育企业、创业者、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主体；四是通过改革(如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五是通过改革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给点动力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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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关于进一步完善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环境和风险控制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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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环境和风险控制机制的建议
作者：杨成长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日
　　中央关于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方略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两会前后，各省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将推进供给侧改革与稳定经济增长、激发地方经济活力充分结合，如广东的“1+5方案”，贵州方案强调“地方特色的有效供给”，云南方案强调促改革与稳增长的双管齐下，改革效果初步显现。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也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在认真总结各级政府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将遇到的共性困难、问题和风险提炼出来，认真总结分析，并从整体上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政策环境和指导方案。
　　一、各级政府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1.产能过剩行业和产能过剩程度的判断缺乏统一标准。各级政府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判断，除了根据近期国务院出台的针对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指导意见外，主要参照2012年发改委和工信部等10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电解铝和玻璃被认为是六大全国性的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然而各地产业状况差别很大，去产能不可能仅局限于这六大产业。
　　在判断过剩产能的产业以及过剩程度上的主要困难是：第一，社会各界对产业过剩的判定差距很大，政府部门、研究部门和行业组织对相关产业是否过剩、过剩多少，判断不一，观点分歧很大。第二，对产能过剩的判断主要是从行业整体上分析的，具体到各省市各地区差别就更大。行业整体产能过剩不代表该地区该行业产能就一定过剩。这里牵涉到产业在全国布局问题。第三，除了中央政府统一裁定的产能过剩的行业外，各地区的确存在着一些特定和特色产业和产品，也存在严重过剩问题，是否都可以纳入到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中去，缺乏执行依据。第四，从历史经验看，市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政府对产能过剩的裁判，并据此采取行政手段去限制产能或去除产能，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市场风险。
　　2.对“僵尸企业”的认定和处理缺乏统一标准。尽管国务院已给出“僵尸企业”的识别标准，但各级政府在甄别和处理上仍然存在着操作上的困难：一是国家未对僵尸企业进行摸底，各级政府公布的僵尸企业识别标准差别很大。若依能耗、环保及安全等标准作为判别标准，弹性太大，可操作性较差。若依“连续亏损三年”的财务指标为判别标准，范围又太广。仅按照财务指标，即使在上市公司中也存在一大批企业可以划定为僵尸企业。若以A股市场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年）为负的标准来筛选，沪深两市有多达200多家上市公司可归类为“上市类僵尸企业”。三是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是否应该按照同一标准来划分争议很大。划定本身是为了后面的清理，由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来处理，如果按照同一标准，那么民营企业在僵尸企业中的比重就太高，处理僵尸企业的范围就太广，社会负担也太重。
　　从目前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摸底情况来看，“僵尸”的选择标准差别很大。如山东确定448家僵尸企业，其中70%以上的企业分布在轻工、纺织、建材、机械、化工等行业。安徽省筛选钢铁和煤炭等化解过剩产能任务较重的“特困”企业高达104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中型企业126家等。
　　3.“去库存”演变成了单纯的楼市“去库存”。近期有关楼市的去库存政策忽视了房地产的资产属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从各地出台的相关政策来看，相关去库存政策都演变成了房地产行业的去库存政策。事实上，我国工业领域资产规模过于虚胖，库存过大，折旧过低，低效无效资产规模庞大，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企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大隐患。
　　此外，出台的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演变成了短期急功近利的刺激房地产需求政策。尽管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但已经造成部分中心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和绝对水平过高。而且去房地产库存政策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城市之间的差别。我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严重，核心是要解决这些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问题，积极创造农村居民进城安居生活的条件。一些省市简单采取鼓励大学生买房，或将商品房转化为养老安置房等方法来消化房地产库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4.去杠杆政策演变成了金融领域的去杠杆政策。各地出台的去杠杆政策，大都演变成了金融领域如何去杠杆、如何控制金融市场风险。供给侧改革中的去杠杆，主要还是针对实体企业或地方政府杠杆水平过高，杠杆率增长过快，财务负担过重等问题。单就金融业的杠杆率来看，总体上不高，一些金融行业还需要继续增加杠杆率。
　　地方政府在去杠杆上之所以难以出台相关政策，一是各级政府的负债问题，主要需要中央的统一安排和部署来解决，地方政府很难出台相关政策。二是对实体行业来说，杠杆率是否过高很难判断。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我国各行业负债率的统一数据，市场上流传的各类数据差别巨大。归结到各个地区各个行业杠杆率多少是合适的，需要降低多少，就更难判断。三是降低实体经济的杠杆率需要金融各行业的支持。由于我国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和垂直监管，地方政府对金融各业没有直接的行政管理权，无法针对金融行业出台政策。
　　5.供给侧改革中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存在成本互相转嫁和搭便车的现象。无论是去产能、去库存、还是清理僵尸企业，都需要付出非常高的改革成本，包括企业所有者的资本损失、债权人的债权损失和工人的就业损失等。而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受益者往往分属于不同主体。这种成本承担者和受益者分属不同产业和地区的状况，会导致成本的相互转嫁和搭便车情况。在目前的改革实践中，存在着地方政府总希望用中央政府专项资金来兜底，企业希望政府资金来兜底，民营企业希望国有企业来兜底，实体企业希望金融机构来兜底的情况。存在着谁的改革速度快、力度大，谁付出的改革成本就很高，等到该行业因为产能和库存清理后发展环境正常了，没有改革的地区和企业反而受益了。这就形成了观望着受益的搭便车现象了。
　　6.供给侧改革会导致部分金融市场潜在风险集中暴露。短期内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并集中处理僵尸企业，会导致相关企业失去持续融资条件，债务风险将集中暴露。据测算，2015年我国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四大产能过剩行业存量有息负债达5.4万亿，其中银行贷款2.8万亿，债券1.6万亿，信托等非标约1万亿。另外，这些行业的上下游和企业之间都存在着规模巨大的应收应付的债权债务链条，非付息债务的规模十分巨大。对一批企业的集中处理，肯定会影响到相关企业之间的债务链，导致各种债权类资产和信贷类资产受损，导致债务风险的相互转嫁，并传导到相关金融市场上。因此，缺乏对供给侧改革所导致的金融市场风险的整体评估和应对策略，是供给侧改革推进中的重大隐患。
　　为此，建议：
　　1.尽快出台供给侧改革的统一指导文件。目前，迫切需要中央出台有关“去降补”的统一指导意见，明确去产能的行业范围、产能过剩的衡量标准、僵尸企业的界定标准和处置流程、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不同政策等，明确各级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的权利职责，以及能够根据地区情况作灵活调整的职权范围。由于供给侧改革既是全国性的，又具有突出的行业属性，需要将国家的统一政策、主要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有效结合起来。要突出全国性行业指导意见的作用。要从既能有效化解产能、又能优化行业布局的角度，明确各省份去产能的基本任务，实行有差别的统一。
　　2.建立供给侧改革中的部级协调机制，以及行业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机制。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庞大系统工程，牵涉到部委之间的协调、各行业组织跟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省际之间的协调、以及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协调等。如果不能有效沟通，形成很好的协调机制，就很容易形成互相观望或相互掣肘的情况。要尽快形成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组织保障，建立协商机制，加强信息沟通，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各主体职责，防止问题和矛盾相互转嫁。
　　3.尽快形成市场化的成本和收益补偿机制。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希望将供给侧改革中的成本，特别是限制和削减产能、处理僵尸企业所形成的债务成本和下岗职工的安置成本，转由中央政府的专项资金来承担，这是不现实的。供给侧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应该主要依靠市场化的方法和手段来化解改革成本。削减产能和处理僵尸企业，推进企业并购，将会大大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让大部分企业受益。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和手段，让这些受益的企业和领域根据受益程度将一部分受益拿出来，用于支付改革成本，形成市场化的改革成本补偿机制。例如，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的搭建煤炭和钢铁上下游行业的成本收益风险分担网络平台；建立供给侧改革共享基金，让收益地区以税收转移的方式补贴受损地区，都是很好的尝试。只有形成了市场化的成本和受益转移和补偿机制，让削减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的地区获得正常补偿，才能真正调动各地区各行业开展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性，不再出现“等靠要”和“撘便车”现象。
　　4.加快建立供给侧改革对金融市场影响的风险评估和防范机制。在供给侧改革集中削减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会导致部分行业和企业的信用风险集中暴露，对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要高度关注零散的风险事件，会引发或传导成局部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目前，供给侧改革都是分地区分产业在进行，相关部门往往只关注改革对本地区或本产业的影响，容易忽略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部分地区为了加速推进改革，往往将实体经济的风险向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转嫁，或暂时由金融机构来承担。这些做法对金融市场的稳定都构成了一定威胁。因此，必须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关供给侧改革中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和防范机制，及时评估，全面监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正确的方式来解决银行信贷资产、债务资产和不良资产处置中的违约风险，积极通过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化解风险，坚决防止风险的集中暴露和简单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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