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对传统医疗空间的再造_医药养生_浠水网
国家政治对传统医疗空间的再造
一些地方文献如各地卫生志中的大量记载证明，只要是中医以个体应对防疫，其个人经验往往对整个防疫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个人经验似乎永远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民国七年（1918年），湖北松滋县的纸厂河地区瘟疫流行，俗称“窝螺病”，很多医生因不辨其症，用辛温解毒及收涩止痢的药物治疗，结果使不少病人因误治而丧命。当地有位名医叫罗兴华，人送外号罗半仙，采用中医辩证施治的办法，选用荆防败毒散加黄岑、黄连、芍药、莱菔子等味，效果显著。罗半仙常因求医者接踵而至，配药不暇，于是按病分类，先行配制成剂，然后用团窝（一种竹制容器）盛上。药房按方发剂，方便病家，挽救了不少危重患者的生命。（[56]）
中医的防疫行为往往要受到当地习俗约定的支配，江西铜鼓一带的郎中到患有痢疾、天花等传染病家出诊，讲究坐凳、端茶、接扇的方式，如坐凳不坐凳榫，接茶时不可接触碗底，只能用手从碗侧握住茶杯，喝剩下的残茶，应泼向墙壁；接扇后要先左右扇三下，谓之“避邪风”，临走时不称多谢、烦扰、谢谢等语，谓之“可保自身无虞”。（[57]）
还有一些诊所在施药过程中另配以其它方剂，但从不公开处方，如天门县远在1775年就开设了“来保安诊所”，以治疗疟疾闻名，对疟疾患者投以常山、大白、乌梅、大枣等药，每剂药方还另加末药一包（末药的配方是：以柴胡、黄岑、川芎、当归文火炒焦、草果燃烧成炭，混合后研成粉末），据说服后即疟止，据说疗效十分灵验。每逢夏秋季节，疟疾流行之时，求医购药者接踵而至，每天售药数以百付。可对于末药，从不公开处方，直到1958年参加联合诊所时为止。就这样，来保安的疟疾药秘传了六世，历时180年。（[58]）而这种秘传办法则恰恰是持“社会医学”观点的西医们所诟病的。
（小说《白鹿原》第25章/449页起，对冷先生对付瘟疫的手法的描述）
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国家确实有在城乡实施西医防疫技术一体化的构想，并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依靠当地的西医卫生组织网络如各种卫生事务所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在广大乡村，由于经费有限和观念转换的不均衡等原因，在西医网络不可能普及到底层的情况下，各地的基层防疫行为仍呈现出了过渡期的一些特征，那就是在群体防疫已成为支配性理念的情况下，仍需在基层依靠传统的个体防疫办法。
湖南保靖县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前，每遇疫病流行，主要仍依靠中医采取传统预防办法，民国九年（1920年）夏季，保靖县城及离城三十华里的昂洞乡霍乱流行，“死亡奇重，数以百计”，由地方士绅发起延请当地中医研定药方，巨商富户捐资购药，用中药方剂雷击散内服，用中医针灸雷火针炙脐上下等穴位以实施治疗。家家户户都用柏树叶子熏烟避秽，终日不断，还雇请了一些稍知医药的人，手持小旗，沿街行走，遇病者即施诊，半月后，疫症才渐渐平息下来。
这还是县城的情况，县城外的昂洞乡在几天之内全寨就病死了四十多个人，乡长出面组织全寨每户出米一升，鸡蛋两个，请道士扎了一个纸龙灯，选了几个壮劳力抬着，道士身披红黑相间的道服，手里拿着香纸烛火，敲着锣打着鼓，带领全寨人边走边念咒语，到了昂洞沟的消水洞口，杀猪宰羊，焚香化纸，最后烧掉纸扎的龙灯，才算是送走了瘟神。可后来发现瘟神并没有被送走，赶忙到县城专请老中医彭凤斋携药前往，以雷击散和万应丸施治，才使疫症逐渐缓解。
直到三十年代（从下面的叙述，应为“三十年代末”），中医的个体防疫传统办法开始被整合进现代医疗体系的规划之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保靖重起霍乱，县政紧急会议制订防疫方案，成立临时防疫委员会及救济所，聘任陈念净、陈禹平、彭子容、曾仙芝、胡秉章等五名中医为临时防疫委员会医师，随即开展工作，针对流行时疫，由慈善会捐资，分别向县城同仁福、杏林堂、仁和堂、仙芝堂等四家中药铺订制了万应丸、雷击散、观音救急丹、赤白痢疾丸等一批中药剂，遇病者及时施诊，免费给药。可见这个时期的防疫仍主要依赖中医的治疗技术。而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保靖再次爆发时疫时，县政当局却采取了派人赴沅陵购买可供两千人注射用的霍乱伤寒疫苗，以县城西门外县商会为注射疫针地点，布告城厢商家民户前去接受预防注射。同时先后两次电报永顺专员公署，请驻当地的巡回卫生队速来施诊。（[59]）这次防疫行为与前次的区别在于，县政府开始考虑主要依靠西医的防疫系统作为应急的主要力量，以取代中医的传统防疫手段。
为争取群体防疫身份而苦斗
培育“群体”认同观念
“中医”在防疫活动中并非总是无所作为，关键在于以“预防”为支撑理念的现代防疫系统要求一种整齐划一的群体规范来约束医生们的行动，而且还通过对疫情扩散规模的监控，提前实施诊治，这与中医长期单凭个体经验的直觉零星化地对抗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相异对抗的局面在国家卫生行政的日益压迫下显然无法维持许久。“中医”自身也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行医方式，在诊疗治病的过程中逐步适应现代卫生行政的控制节奏，恐怕也很难在现代国家中立足。于是开始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制造舆论要求参与国家卫生行政计划，以谋取和西医的平等地位。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份提议案，名为“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这份提案所申述理由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歧黄行中国上下数千年，治效昭著，自西医东渐，政府锐意维新，举凡卫生行政一卑西医，而国医不与焉，似不免失之偏颇。”（[60]）
“国医馆”的专门刊物《国医公报》讨论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在《治疗学系统表》及《病症分科系统表》之外特意增设了《卫生学》，说明“本科可将我国固有卫生学之精义，尽量发挥，至近世卫生学及防疫法，亦附于此。”在随后的评论中，有一番讨论，一种议论仍从中国传统卫生学的角度出发予以点评，基本的思考路向是想以西方卫生行政补益中医之不足：“我国旧有卫生学，多属大乘卫生法，悉从修身节欲，调摄顺时下功夫，小乘卫生，不甚讲求，故非明哲之士，不易行之，仿近世卫生学及防疫法，足补下层工夫。”（[61]）
另外一篇讨论文章则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这段评论明确点出了“卫生学”所包含的“个人”与“公众”两个层面，实际上从学科意义上判明了中西医对“卫生”理解的差异性：“惟中国卫生法多属个人方面，缺于公众方面，外国之防疫即公众卫生，亦不止防疫一端，检查饮水与食料，清洁街道，E泄河流，清除蚊蝇，工厂之勿近人居，深夜之不宜歌乐等事，俱当应有尽有。原亲所采近世卫生学，当必包括甚多，当分个人公众两面，方为完备。”所以在“卫生学”下分“公共”与“个人”两个部分。（[62]）
中医自己也似乎意识到了，不仅要主动在行政条规上争得与西医的平等位置，而且也要在具体防疫行动上有所表现。比如江苏武进的国医学会就把参加种痘视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并在会务总结中特意申明：“本会认为施种牛痘亦可谓公共卫生之一种，又以城市牛痘早已普遍，遂注重乡村方面之施种。”还特地委派学会理事周病骥先行接洽地点，决定在七区蒋湾乡公所，请同为学会理事的钱宝华女医师逢三六九期，下乡担任施种工作，施种的范围仅及附近十里以内，进行了十数期，约有五百多人接受了种痘，而大多数理事因忙于诊务，大多未能下乡，仅在国医会施诊所进行了施种。（[63]）武进中医们的种痘行为虽属个别现象，施种的范围也很有限，但这个例子毕竟说明了中医开始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把自身的医疗行为纳入国家防疫卫生系统中的必要性了。
民国三十七年，武进县参议会还专门代电南京卫生部，呼吁应在国家卫生行政机构内更多地容纳中医的参与，申述的理由是：“以全国中医师人数之多，穷乡僻壤足迹殆遍，目今地方卫生行政事宜，正胥开始建设，如得中医师参加，确可收实彻0与普及之效，是以今后不论中央与地方卫生机构，皆应以中西医师并予任用，俾卫生行政得顺利推行。”武进参议会随后提出建议：“对于地方卫生行政事宜，遴委著名中医师为卫生行政人员，负责协办各地卫生事务。”（[64]）
官府的暧昧态度
国民政府对“中医”参与现代医疗行政的态度则一直比较暧昧。1933年中央国医馆拟定出《国医条例》后，经内政部卫生署会同教育部审议完毕，呈行政院审议。6月27日，行政院召开第112次会议议决后却称：国医馆系学术团体，并非行政机关，似无拟定条例之必要，将原提案及行政院意见交立法院审议，经过数次波折后，才由立法院通过。国民政府的态度显然是不想让“中医”拥有一个可以作为法律条文依据以参与卫生行政的理由。所以在九条总原则内，特意加入了“防疫”一条规则：“国医诊查剧烈传染病人，或中毒者，除设法消毒或救济外，应即时据实报告当地行政官署。”（[65]）
《国医条例》草案经修改后，民国二十五年1月22日由国民政府以《中医条例》的名义明令公布。细读两条例，会发现在条文的申述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如关于“资格”审查一节，《国医条例》中规定：“凡年在二十五岁以上之中国公民，不分性别，只要具有参与中央或地方政府考试并领有证书者，或在中医学校肄业并领有证书者，得向中央国医馆声请审查，发给登记证书。而《中医条例》则规定，具有上述资格者，需经内政部审查合格，给予证书后，得执行中医业务。这条规定显然是认为中央国医馆作为一种民间团体没有颁发中医业务证书的资格。”（[66]）
又如《国医条例》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医关于公务上有遵守该管法院公安局所或行政官署指挥之义务。”而《中医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却有些微的差异，条文云：“中医关于审判上公安上及预防疾病等事，有接受该管法院公安局所及其他行政官署或自治机关委托负责协助之义务。”（[67]）这些细微的差别反映在《中医条例》中更强调中医参与“预防疾病”的作用，但“中医”在卫生行政系统中的角色规定仍是相当模糊的，不过《中医条例》比《国医条例》在这一条款的规定上显然比“国医”们在防疫过程中只担当“报告员”的角色更进了一步，尽管扮演这种角色的代价是，中医会被迫更深入地卷进国家行政体系的总体规划和控制中。
在《国医条例》草案公布后，各地自行颁布的管理中医的规则中都相应增加了报告疫情的内容，如《上海市管理医士（中医）暂行章程》中就规定有：“各医诊断传染病人，或检验传染病尸体时，应指导消毒方法，以免蔓延，并速报告本市卫生局。”（[68]）
但许多“中医”并不能因条例的公布而自行接受“疫情报告”制度的约束，其质疑的理由并非是一种本能的抗拒行为，而更多是对“传染病”内涵概念的不明确。如江苏吴县的中医公会在反对江苏省管理中医暂行条例时，其中质疑“中医诊视传染病人后，应于十二小时内，报告该管公安局，或不设公安局之县政府”这条规定时所提出的理由是：“窃查卫生部所规定之传染病如伤寒、伤风、疟痢、痧豆等症，为吾中医日常诊治最多之病，恒有一日而诊治数十人以上者，若欲一一报告，势所不能，况传染病范围甚广，初起症状，间有未显，势难即行报告，及至症状显著，然后报告，是否罪属该医，或于症状显著之时，病家更医诊治，势必前后两医，诊断不能一致，因此发生误会。”
这些“国医们”所理解的传染病显然与“西医”规范理论中的“传染病”完全是两个概念。甚至把所谓“同时兼病者”，例如吐血忽感伤风，痢疾忽致失眠等类，都划归“传染病”的范畴，照这样估计，几乎是无病不传染，无病不报告，当然会陷于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谁无法自圆其说？）。以至于如何学习把“传染病”按西医体制进行准确分类归纳，变成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医进修和进行自我改造的课题。（[69]）
体制容纳的后果
“中医”被更深地卷入现代防疫体系之内，最终在其中扮演一种过渡和边缘的角色，是与1949年以后“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国家总体卫生政策的规划密切相关。这条卫生政策的制订和推行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判断：以西医医政为底本构建起来的现代医疗体系长期以来由于萌发和根植于沿海都市的医疗实践，从而在空间上构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中西医在资源占有上不均衡的历史状态所导致的。甚至在1950年的一份医疗防疫大队的报告中，都记载着农村西医被迫使用中药以迎合乡民心理的例子。报告中说到，河北涿县的西医看内科病人多半开中药，据一位崔医生说是因为：“开中药看起来一大包，多要一些钱，病家也不觉得贵，如给西药，则非药片即药粉，数量很少，要价稍多，病家嫌贵，所以只好学一些中药方来迎合病人心理。”（[70]）由此可见中医在乡村的统治地位。而按照现代“公医制度”的要求，国家行政必须通过强制手段合理安排公共卫生资源，以期达到卫生权利分配的普遍化和公允化的目的。“公共卫生”理念的推行尤其负有使医疗资源由“个体化”形态向群体规模转移的重责。（[71]）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当然也包括西医如何与中医抗衡从而有效在乡村立足的设想。
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医疗中的整体预防理念与当时中国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配置处于一种悖论式的并存状态。换言之，能够贯彻“预防”与“治疗”合二为一之现代公医原则的资源基本分布于大城市中，而大量个体式分散流动经营的“中医”却占据着广大乡村的治疗空间。在此情况下表现出的悖论式状态是：如果仅仅依恃都市化的现代卫生行政系统，实施“预防为主”的现代强国策略，显然医疗资源的配置无法辐射至乡村地区，而达不到“公医”为大众健康服务的宗旨，即使有相当零星和偶发性的防疫行为设计，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与中医争夺乡村医疗的主宰地位，而如果仅仅依靠乡村社会中处于原生状态下的“中医”群体，也同样无法达到“公医制度”所期待的在空间分布上使现代卫生资源均衡化的要求。
国民政府时期虽以西医卫生行政为本力倡“公医制度”，却是比较理想化地假设都市型的卫生资源可以自动转换成乡村社会的权益分配。湖南推行医学“省有制度”草案时，以湘雅医学院为核心设计医疗资源和权益在乡村的分配格局即是明证。这套“公医制度”在基层具体而微的实践完全排除了“中医”在广大乡村存在数千年且长期发挥作用的即成事实，而一厢情愿地把“公医”制度理解为，可以把外在于民众习惯的一套系统强行灌输进其生活的逻辑。
犹疑中的默许
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态度相当暧昧摇摆。一方面其基于现代科学主义崇拜的医疗理念，把中医视为现代化进程中应予消灭的对象，因此对“废止中医案”持默许之态度；另一方面又模糊意识到，“公医制度”的推行无法完全漠视和回避中医在基层的影响力，同时又不知采取何种有效办法来包容和利用这种影响力。因此，具体到“防疫”体系的配置上，“中医”条例虽通过疫情报告的规定有限容纳了中医对防疫行为的参与，但却并无更为具体的措施通过规则使中医在知识系统和身份上拥有更为正当的合法性。
国民政府时期，中医曾经以零星分散的形式参加过防疫活动，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川的合川国医馆响应政府抗日救亡的号召，举办义勇救护训练班，有114名中医参加，结业后组成抗日救亡义勇救护队，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30日和7月22日县城两次遭日机大轰炸中，救护伤员2000余人。后又发生全城性疫疾，义勇救护队分设四个点，日夜为病者送医送药，控制了疫病流行。（[72]）然而，“中医”参与战时防疫毕竟只具有偶发性事件的特征，与医疗行政对其身份的接纳无关。
1949年以后国家对“中医”的吸纳和改造，从表面上看也与某种战时动员的偶发性事件有关联。如江苏一个小镇塘栖镇就是在1952年抗美援朝时期的“反细菌战”运动中，开始组织中医师学习打预防针，接种牛痘苗的。除本镇外，种痘的范围还扩大到了宏、超山、塘南等乡。（[73]）实际过程却是国家把“公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训化行为来加以推广的，其基本理念是：如果预（欲）使医疗资源的分配趋于合理，特别是能有效覆盖住广大的乡村地区，就必须全面树立使“预防”行为的意义远远大于“治疗”行为的意义的理念。五十年代初提出的医疗三大原则，即“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和“团结中西医”中，“预防为主”是被作为核心理念加以设定的。“面向工农兵”是平衡都市与城乡医疗权益分配的措辞，“团结中西医”则是更为开放地容纳中医进入卫生系统的一个信号。这与俞松筠关于“公医制度”的解说中，把“预防”与“治疗”合二为一的理想设计又有相当大的不同。
最为重要的是，本来属于理想性设计的“预防为主”的医疗理念，通过以“中医”为对象的政治规训过程，被放大为一种为民众服务的意识形态原则，而且具有了很强烈的可操作性。
参与“防疫”的新体验
一位中医的独白
1951年初，一位名叫李鑫海的学员从武安县卫生院调到河北通县第五期卫生训练班学习，他自述这段经历时说：
“我在武安县卫生院卫生股工作时，对工作不感兴趣，下乡时怕吃苦。有一次，到武安县四区开展种痘工作时，曾悲观的哭了一场。
我特别愿意学一些医疗技术。如果医生们作手术时，不管怎样也要参观或去帮助作。我认为：如果能学一套高明的医疗技术，当一个大大夫，将来自己吃的开，挣的小米多，也是为人民服务，岂不是‘两全其美’！
十月十六日，当我接到省府的通知，调我到通县学习，我高兴极了，认为这是我的好机会，一定能学一套医疗技术，充实我当医生的资本。十八日到了学校里，到处贴着标语欢迎我们。有一条标语这样写着：‘你们来学习，人民真喜欢！’我想，如果一县增加一位人民医生，怎么不喜欢！未正式上课前，我曾向学校的职员访问课程内容，他们告诉我是卫生行政、妇幼卫生等，这一下好使我大失所望，立刻闷闷不乐起来。
因为学员没有到齐，不能正式上课，校部决定展开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漫谈。二十多天，我们学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改造自己等文件。每一个文件，都给了我很大的教育。
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学习‘消灭旧观点，树立新观点’的文件。指导员讲这文件时，说了这样几句话：‘有些同志来学习，是为了当一个大大夫，可使自己吃的开，挣的小米多，只把自己的享受、前途建筑在人民国家的上边。他们不知道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不要求治疗，而是要求不生病。我听了后脸就烧起来了！使我很清楚的记住了这些话，开始和我的思想展开了斗争，当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我一直的想：有一套医疗技术难道不好么？我在为我的自私想法作辩论。九点、十点、十一点┉我快要睡下去了，这时，耳边好像有人说:‘人们不要求治疗，而是要求不生病’的语声，使我不能再睡下去，睁开眼睛，面对着黑夜，继续想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妈妈不是每天都希望我的身体健康吗？如果愿意请医生，一定是被病魔缠绕受着不堪的痛苦。我来学习，人民欢喜，是因为我学好了，多了一位保障他们不生病的卫生战士。
后来，在小组漫谈会上，我说出了我的思想，在大家帮助下，我进一步的认识到，要想自己的前途光明，必须抛弃个人利益和单纯医疗观点，努力学习预防知识，好好为人民服务，达到人民不生病或少生病的要求，人民会给予我前途的。”（[74]）
在西医训练的框架里，对实施医治与大众预防之间存在着（是“不存在”吧）高低层次之分，这种层次的形成在医疗体系中纯系分工之不同，可一旦投射到中国的土地上构成一种从业标准，却有十分复杂的历史缘由。西医是从沿海城市渗入中国的，其资源的主要分布也相对集中于沿海大城市，这种集中趋势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整体目标吻合时，就很易转化为国家制度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医制”理念的生成与推广亦是表现形式之一。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之推行确有弥合“治疗”与“预防”之缝隙的企图，比如国家成立相应的防疫机关，使“种痘”和“防疫”行为组织化规范化。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医学国家化”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城市的空间中，比如兰安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率先设立“卫生示范区”，以西医资源控制和预警疫情和流行疾病的发生，发挥的就是“预防医学”的理念，这个模式迅速扩散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成为城市医疗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西医的“蜜月期”
城市“预防医学”的推行一直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公医制度”弥合“治疗”与“预防”的设计显然不是只为解决城市的问题，它必须充分估计和考虑到中国广大乡村社会民众的需求，而在城市中推行的各种“预防医学”模式却一时无法转移至农村。其中重要原因是，“公医制度”下的预防医学理念的设计完全是在西医系统内完成的，其具体实施也需依靠西医训练的人才，这批人才均集中于大城市中，要迅速培养出能深入乡村社会的医生，岂（且）不说训练周期过长无法满足要求，就是医生自身在城市培养出的安逸感也构成了西医无法深入乡村的障碍。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并没有考虑把遍布乡村的中医整合进现代预防系统，亦是使“公医制”无法推广的重要原因。因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提出的医疗三大政策中，对“预防为主”政策能否实施，关键在于“团结中西医”过程实现的程度。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浓浓的政治氛围和复杂动荡的态势，使“中医”进入预防系统变成了一个十分微妙的政治行为。政府的态度是对其进行审慎的利用和控制，一方面仍对“中医”能否依靠掌握的有限西医知识完成预防指标持怀疑态度，同时他们亦隐约意识到，至少在建国初的过渡时期，把“中医”排除出“预防”体系是极不明智的做法，将不利于“公医制”的推行。（非常实用主义的）基于这样的认识，1950年上海的夏令防疫运动中开始首次正式系统地组织中医参与其中。著名中医钱今阳在上海卫生局组织的亚洲电台广播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三点要求，他谈到中医师能有机会参加防疫工作，是中医界从来没有的事：“以科学的观点，来学习霍乱的认识，及隔离消毒的知识，能正确地发现霍乱病人，迅速报告卫生机关，并向民众作正确地宣传教育，”所以第一要懂得真性霍乱的诊断法；第二假使发现霍乱可疑的病人，必须迅速报告各区卫生机关；第三人民群众要广泛宣传，以增高一般人的卫生常识。（[75]）
上海中医师公会还专门成立了防疫工作委员会，由钱今阳任主任委员。在日举行的第三次防疫工作会议上钱今阳所作的报告中，我们发现，上海中医防疫组织化程度已相当严密。包括事务组、宣传组、推行组等机构设置。如推广组报告在1952年的夏令防疫运动中，参加中医临时学习班的143人，协助各区卫生机关，深入里弄，共注射人数三万七千三百二十九人，平均每人注射数字达到了二百六十余人。（[76]）
自从1950年上海首次吸收中医参加防疫运动以后，各地一些中小城市也开始有所行动，广州的中医师在1950年5月成立了各区防疫小组，并推定各区负责人，全市经中医注射人数达到了两万人。（[77]）一些乡村地区也开始组织防疫活动，如茶陵县八团乡曾派谭春回到高陇区政府学习两天，由县防疫组和区政府负责人主持会议，口号是：“半农半医，团结中西医卫生人员，防治疾病”。当即领取种牛痘的疫苗药品回乡种牛痘。（[78]）
蚌埠市中医在参与防疫工作前经过了骨干分子会议、小组讨论、动员报告等一系列的启发动员工作，在一个盛大的动员大会上全体中医进修班学员共94名一致报名参加，学员们紧接着订出学习计划，加紧阅读有关夏季防疫常识的文件，并创作了夏令防疫结合当前政治运动内容的快板、莲花落、相声、活报等宣传资料，画了四十幅漫画标语牌，组成了一个宣传大队，三个中队，十八个小组。学员们分头准备并订出了详细的宣传工作的计划，把整个工作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队进行普遍的宣传，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分区宣传；第三个阶段是进行深入的宣传。
当时的一份工作小结中就透露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
“学员们的热情很高，老头子也都变年轻了，过去出门坐包车不大劳动的中医们也提着浆糊筒满街贴标语，有的打着锣鼓，更有的化装表演。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争着看中医宣传，很多的中药房还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宣传队所到之处受到了市民热烈地欢迎，有的群众提名请某某医师讲一套，还有些老太太问长问短，不厌其烦。从群众热烈愉快的表情看来，他们对于中医这一进步的行动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
这份工作小结在谈到分区宣传这个阶段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利用中医进行宣传的功利性心态：“分区宣传一般是由本区的中医担任本区宣传工作，因群众对他们的信仰较深，宣传的效果也较大，同时并在广播台、电影院、剧场、民校等进行宣传，这一阶段多半在下午或晚上出动，上午则集中学习注射技术。”
第三阶段的防疫策略改为以个人和小组为组织单位，更深入地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如到朋友、亲戚、家属、病家等处作宣传。如某中医向回归热病人进行隔离灭虫等西医防疫技术的宣讲时，群众问他：“你从前光治病，为什么不说讲卫生可以防病呢？”他很坦白地回答：“从前我不懂科学，现在毛主席和共产党来了，教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治病，还教我们预防为主，教我们用科学的方法依靠群众来防病。”（[79]）这样的政治化回答似乎很程式化，却又是中医发自内心的自觉表白。所以工作小结得出了结论：“中医是一支强大的卫生力量，但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动他们参加防疫宣传工作。”
防疫对于“中医”们来说无异于一种全新的经验，要从个体分布的状态自觉整合进一套新型的技术与人际关系网络中，需要做出很艰巨的适应与调整，即从医病（患）关系角度而论，中医一般习惯于当寓公坐诊，即使出诊也是面向个别家庭。而防疫作为“社会医学”的行为表现，却要求中医更广泛地介入到一种非病症的人群中实施群体预防行动，这势必改变中医对待已病与未病人群的传统分类原则。在一份总结种痘经验的报告中，一名担任上海新成区防疫站接种队第三大队队长的中医就很不习惯这种做法，很快就发起了牢骚。因为他除了担任和防疫站、总队、公安局派出所联系，调派分队等工作之外，还得实地参加种痘工作，经过一二天的工作，这位叫金寿山的中医觉得体力和心力上都劳累的有些吃不消，“比如联系时常发生脱节，调派工作也很麻烦。最感困难的，是种痘时候做说服工作，真是吃力不讨好，做队长的每天下午带队出发种痘，上午呢，又要领器材呀；布置工作呀，差不多整天的时间都给占去了，到晚上感到精疲力竭，腰酸背曲，为人民服务，本来是预备牺牲一点儿的，但这样子的牺牲，是始料所不及的”。（[80]）
在运动中感受政治
在防疫运动中，对“中医”的有效组织也居然是随着一种政治的途径得以实现的。金寿山就说过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克服中医行为懒散的问题很见效。他写的总结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中医本来是散漫惯的自由职业者，一向没有严密的组织，现在虽然有小组了，但是在小组会上，还是客客气气，表面上一团和气，在种痘工作开始的几天，十队员之中，迟到、缺席、闹情绪、争面子，是常有的事，很严重的影响着工作，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只有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方法─开会检讨。出乎意外的，我们一用这个方式，事情就很顺利的解决了，我们丢弃面子的包袱，反而心里没疙瘩。”（[81]）
在中医参与防疫的过程中，曾流传着无数个上述故事，可是任何的政治措施的终极目的，仍是使中医尽快适应用西医的方法处理防疫中面临的问题，从而尽快地被整合进社会化的医疗体系之中，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反复。金寿山回忆说，虽然他们当时学习了免疫理论和天花发病原因与传染方式等西医常识，也了解了种痘方法和种痘后会面临的问题，并在区卫生科科长与防疫站主任的指导下实习过，可一旦开始工作技术上仍旧会犯不统一的毛病。“虽然采用平压法，有的用的并不合式，几成为划痕法的样子，以致接种者常有出血，这就证明仍旧不能了解平压法的优点而应用它。”（[82]）
在防疫中面对民众突如其来的发问，一些中医也往往因为西医知识的储备不够偶而陷入窘境，在种痘时，有些民众会猛然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的冷天来种痘？”“我们今年已种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再种？”“我小时候已经出过天花了，可以不再种了吧？”“我的小孩子打过卡介苗了，白喉针了，好不好再种？”金寿山承认，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借此机会来详细宣传解释，回答的往往含糊其词，甚至不能作答。因为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准备，甚至出现了过分依赖户籍警的帮助，希望通过他们加以强制执行，以替代宣传说服的程序。
中医参与防疫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个十分新鲜的现象，同时从国家医疗整体策略的实施角度观察，政府对“中医”的使用仍是有很大限制的。因为在西医体系占主导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中医”参与防疫很容易引起一些非议。所以在一些城市，中医在防疫行为的类别和空间活动范围方面均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广州的中医参加预防注射工作时，其能力就受到了怀疑，以致于当地舆论还特意出面澄清说：中医参加防疫运动，主要是负责宣传、登记和消毒工作，担任注射工作者只不过占到全市中医的百分之五左右，而且他们大都是曾在医院服务过，或者在学校实习与干实际工作多年，并不会以注射为儿戏。并且全市除三数区的中医参加注射工作外，其余20多个区域的中医，并未参与防疫运动。（[83]）另有证据表明，即使是上海1950年的夏季防疫运动，中医也只有一百多人参与其中，而西医开业医师则有一千五百七十一人参加。（[84]）当时上海登记在册的中医人数应不少于七百人，加上未登记者应有一千人以上。（[85]）
中医参与防疫运动是在“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大原则下得以实施的，然而一些老中医却很担心过于提倡“预防”的原则，预防的知识系统又为西医所垄断，中医治疗体系就会面临自生自灭的命运。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著名老中医陆渊雷就批评“中医科学化”的原则说：所谓中医科学化，不过是就已开业之中医，加一道政治思想及防疫卫生知识，使他们可以参加预防工作，或升级为“医助”为止。实际上中医已没有再生产的门路了，既是叫中医不能再生产，也就与消灭中医无异，不过是定期的而不是即时的罢了。所以陆渊雷也承认，中医原有的技术，不能否认是只有治疗而没有预防，但“预防”与“治疗”二者不能相互替代，预防既不难学习，而且“预防为主”也不能废弃“治疗为辅”。（[86]）这也算是中医参与防疫运动的异类声音吧。
“西医化”浪潮的威胁
一支华北防疫队的故事
在建国初的一段日子里，许多以西医为主组成的小股医疗队经常分散到乡村地区进行巡回治疗。这些医疗队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当地民众对西医的排斥态度，而恰恰是如何在更广阔的乡村社会中通过训练程序重新安排中医的位置。因为这些医疗队下乡均具有临时性的特点，是不可能完全取代数量庞大的中医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的。因此对地方中医的改造就成为西医技术在民间得以生根的有效途径。
我们先看一则华北一支防疫医疗队改造地方医生的故事。1949年初，华北平山县回舍镇来了一支政府派遣的防疫医疗队，回舍镇是一个有八百多户的大镇子，一共有七位本地医生，里面有两位西医，只在小医务所里当过看护和司药；中医也大都只在药店里当过学徒，能背诵一些汤头歌诀。
一进镇，防疫队长刘芳龄就提出和镇上的医生一起诊病，一般的中医都表示出了兴趣，只有一位读书较多的老中医，不大感兴趣，开座谈会常打瞌睡，还有一位西（中？）医说：“西医那一套我还不知道？也不过是阿司匹灵，匹那米洞咯？”(指常见的两种解热药)。
这时，正好一位本村的西医正害肺炎，情况很危急，请防疫队去治，刘队长就邀请本村医生们前去会诊，他们都判断不清是什么病，看到病人脸色发青，鼻翼扇动，都觉得是没法挽救了。刘队长就给他们讲解说是肺炎，用潘尼西林治疗后，很快就好了。于是大家都要求刘队长讲解肺炎的诊断方法，在讲这个诊断法的时候，那位平时打瞌睡的老先生也掏出本子来作笔记了。
那天，防疫队正在组织座谈肺炎的诊断法，有一位中医周俸禄家里的人来叫他赶紧回去，他回去一会儿又跑回来了，说他老婆病重了，可能就是肺炎，请大家去会诊，去了一看，果然就是肺炎，就按照同样的治法治疗后病势很快好转。此事过后，中医们学得就更起劲了。
在介绍肺炎的治法时，刘队长谈到磺胺（西药）也很有效，这时一位中医田瑞欢喜得跳了起来说：“我正有一磅磺胺，不知道如何使。”刘队长马上讲了磺胺的用法，两三天后，那位田瑞就用上这一点本事了，那是南望楼村的一个快死了的病人，他去一看，是比较典型的肺炎，就按刘队长教的用磺胺来治，病情果然渐渐轻了起来。
防疫医疗队还组织中医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菌的活动，使他们认识到病源是由细菌引起。按照当时报道的说法，中医们由此深刻体验到了西医诊断法的好处，觉得“这种科学方法说得又明白又确实，不象过去的医书在那里做文章了！”他们还反省了过去凭着阴阳五行来推理，治坏了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坏的，治好了病，也不能确定是怎样好的，想起过去不详细询问病人，只凭把脉，是不能完全了解病情的。（[87]）
中医速成“西医”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西医的技术已经开始影响乡村中医的传统施诊方式。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中医大规模的预防医学训练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中，由于种痘及其它简单的防疫手段可以通过速成的方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学习，所以在相当一部分城市中，参与防疫培训变成了促成中医向西医化转变的一条主要捷径。所以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基层中医改造的实践口径中，都十分强调中医进修西医的速成性。政务院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时就说过：“有些人也许会想，中医科学化（上文陆渊雷对“中医科学化”的批评）是很难的，怕学不会。实际上并不是学不会的，譬如在我们办的防疫训练班受训，只要二三星期，大体就可以了解一些防疫的常识了，虽然还不能很熟练。又如防止四六风的方法，有几小时就可学会。”（[88]）钱今阳则在另一篇文章中用中医参与防疫的实际效果证实贺诚的说法，他认为中医虽然早有预防疾病的理论，可惜缺少预防疾病的实际方法。但不要自馁。他举上海夏季防疫运动为例：“我们中医只有经过短短七天的学习，做起防疫工作来，不论服务精神，注射技术，都够得上标准。证明中医是有能力的。”（[89]）
当时的中医们在“预防为主”医疗国策的压力下，确实在不断强迫自己适应西医的普遍化要求。例如在基本医疗器械的使用和诊疗程序方面都有向西医靠拢的趋势，在一些细节方面如用体温表、数脉搏、改良方笺、救急消毒、重视详诊、记明职籍等诊医程序方面都在模仿西医。就拿用体温表来说，名医恽铁樵的一个弟子就著文说：中医在望问问切上，诊断体温高低，究不如体温表量得正确。拿切脉来讲，李濒湖定脉为浮沉等二十七种，王叔和订之为七种表八种里，恽铁樵概要分脉为十种，大浮动数滑五种为有余，沉嫒跸椅⑽逯治蛔悖疽绞ψ约旱囊缓粢幌龆ㄔ谡馐种惺悄且恢郑嗟庇谌叨然故侨纫韵乱只蛉硕纫陨希獯蟾挪徊睿詹患笆勘硎镜娜非小Ｈ绻欠尾∫怂构馔甘拥模冉樯芡甘尤缓罂剑缡窍手ㄌ悄虿。┑男”悖爰椿椋戎⒌奶担匦杌椋缓蟠Ψ剑灰砘⒖肝兑└恕＠嗨莆饕降墓婢鼗苟┝瞬簧佟＃[90]）
对传染病症候的再认识和解读在这个阶段成为中医再度进修的重要内容。这出于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临时性的防疫行为层面上，却没有物理诊断的技能。西医们发现，尽管在接种注射的时候，中医还能勉强胜任，但十之八九的中医们回到诊所，便不能作疫情报告了。原因是技术培训时间短，缺乏对西医基础理论的学习。
西医基础理论的培训需要临床诊断的案例和大量的实验作根据才能达致系统化的效果，可中医培训显然在短期内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尽管卫生部在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时，曾明确列入了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科、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但学制仅分前后二期，每期只有三个月（159小时），六个月结业。（[91]）具体到广州的中医进修班，“公共卫生学”“传染病学”“细菌学”等课程则占到了200课时以上，包括解剖学60，细菌学50，寄生虫学34，传染病学50，公共卫生学100，病理学36，外科学12。（[92]）
这种情况似乎在全国都非常普遍，再看福建的情况，福建连江在年期间，曾连续派出26人赴福州和闽侯专区开办的中医进修班进行学习，这些进修班的专业教授都是中西医兼顾，而年派往闽侯专区中医进修班第2、3、4期学习的12人，却全部学习的是西医基础知识，到第5、6、7时才又恢复了中西医结合的教学框架。（[93]）（我想到，好像这里以及以上谈到的都是49年之后，国家出于实用的目的，对于中医从业者的利用与改造，看不到国家为什么要有意为中医而保存中医。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各类中医学校仍然培训中医，一方面是改造旧的中医，为什么另一方面还不停止制造中医。在政府看来，究竟割舍不了中医的什么呢？政府费劲得要求中医科学化，还不如让后来者全部学习西医，可是为什么没有呢？）
即使如此，在西医基础医学方面仍有过于速成的特点。但是中医又似乎已成为防疫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特别是在缺乏西医人手的乡村社会中，中医一度成为防疫的主角。（[94]）
因此，如何迅速地使中医初步掌握认知一般传染病的症候，使之能适应防疫运动中的疫情报告工作，就一度变成了中医西医化的关键步骤，因为初步认识症候，有些仅凭直觉便可做到，不需要什么设备，不需要高深的本领，便可以把传染病的疑似症候揭示出来。
既然设定了中医对传染病的初步认知框架，在中医对西医基础的训练中，就会有意识地略减一些内容，在川东中医业务学习的一份基本材料中，对于每一传染病的病源学理、病理解剖、物理检查以及治疗等，都略而不讲，每一病只分成四项来简要叙述：（一）新旧参合概念，（二）病原简介；（三）主要证候；（四）诊断要点。这里所说的“参合”，是指一种变通的办法，就是使中医把新的名词和旧的病症联系起来观察，在临床时尽量寻找自己的治疗经验与西医名称相吻合的地方，在直觉诊断的定位上逐渐靠近西医名词的规范要求。（中西医对于疾病的不同分类，参考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
比如中医所说的“伤寒”与西医所说的“伤寒”的涵义就很不一样，中医的经典《难经》上所说的“伤寒”，包含了“中风、伤寒、湿湿、热病、温病五种病态。甚至包括了西医概念中的流感、肺炎、黄疸、脑脊髓膜炎等病状。所以在诊断“伤寒”时，就要把西医狭义所指的“肠热症”从中医对热性病的广义定义中剥离出来。在“病原简介”这一项中，也只谈到病原体和传染的路径，另外一些理论如抗力免疫等均不谈及，症候也只讲主要的方面，而不详细展开分析。这样设计出的一套程序其目的是使大部分中医初步建立起用西医的方法观察病症的能力，而区别于较高深的研究工作，以便在防疫运动中能迅速识别病情，按西医的要求做出比较准确的疫情报告。（[95]）
在中医“西医化”的过程中，为防疫而进行的速成训练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部分的中医进修班在理论训练之后都有临床实习的阶段。在一份随诊笔记中，几位中医详细记录了一个进修班临床实习的情况。这二十位中医被编成甲乙两组，拟定甲组实习日期为星期一、三、五；乙组实习日期为星期二、四、六。实习开始后，最初注重病历的纪录，其次实习物理诊断及小便化验，血压测计等简单手续，大家兴趣很浓，天天跟着病理内科教授姜振勋医师在诊所里依靠听筒、体温表、试验尿管和血压计等工具，小心翼翼地工作着。笔记中说：“因这是我们从理论走上实践的唯一途径，况且时间可贵，不可虚耗，所以，大家能够聚精会神地在钻研学习。首先注意病历纪录及量血压和检尿简法等”（[96]）
通过短期培训的途径，分散在城市中的中医往往是经过参与防疫运动而开始系统接触西医知识的。但是这些中医本身的水平本就参差不齐，基本上是经过私人授徒，（、）中医学校和自学成才几种方式获取中医身份的，对中医医理的领悟和体验同样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那些中医功底尚浅的医生在接受西医训练后不但很容易造成只懂得西医皮毛的后果，而且也极易降低原有的传统诊疗水平。所以就有人担心说：“若是对中医学理认识有限，临床经验亦少的人，学习近代科学知识恐怕会只吸收得些机械观点，因而成见在胸。对中医的哲理反增加隔阂，不易领会，造成些中西医都不够标准的现象”。陆渊雷则更直接地说他所见到听到的许多中医，加入进修班时，却大多数希望进修后能用西药与注射，或竟转成西医。（[97]）
在江苏省召开的一次中医座谈会上，有中医就指说，很多进修班完全没有中医课程，全是西医教课。很多学员进修后一知半解，滥用西药，改为西医。射阳县一个叫尹石卿的中医说：“在中医进修班开学典礼上，县卫生院院长批评中医一无可取，号召大家学习中医（西医）。我儿子进修回来忘了本，完全放弃中医”。（[98]）中医人材在基层开始出现了断档的现象。汉川县1963年3月的调查证实，全县175名中医中，改行西医或中西药兼用者占63%.学徒出师的36名中医，有16人完全改行，17人半改行，仍从事中医的仅3人。（[99]）
中医的“西医化”也导致中医内部的分歧日益明显。天津除了原有的经方派、时方派等派别之外，又形成了新旧两派之争。邢锡波等人积极主张中医要向西医学习科学知识，批判中医的“阴阳五行”说不科学。老中医丁叔度等人就骂他们“忘本”。天津市立中医门诊部成立前，参加过中医进修班和未参加过进修班学习的中医各结成一派，互相争斗，都希望参加门诊部工作。门诊部人事确定后，一些未被聘请的中医就拉拢了很多人向卫生局写信告密，攻击被聘请的中医，并对其他中医说：“门诊部是政府出钱成立的一个私人联诊所。”不少联合诊所和开业中医反对中医门诊部的成立，说它的成立垄断了病人。（[100]）（利益之争）
“中医”西医化的后果可以从各地中西医比例的变化中反应出来，江苏的一个小县靖江县民国36年全县有中医166人，占全部卫生医疗人数的81.8%。西医（包括西医护士，助产士等）共37人，占医疗人员总数的18.2%。1949年后，这个比例开始逐渐变化，1952年全县中西医之比为9.76:1,到50年代末，全县中西医之比达2.1:1。1965年全县医疗机构有中医350人，西医211人，中西医之比已经到了1.66:1。（[101]）
新型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医世界”
专业分层与政治分层
中国在十九世纪遭受到西方势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和改造，这种改造的幅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致于中国人在应对这种局面时往往有遭遇四面楚歌，进而难以措手应付的感觉。尽管如此，邹谠却敏锐地指出，中国全面危机的中心不在于经济制度崩溃，社会制度衰败，人口增长，经济阶级变化等，而是政治领域的危机，中国政治制度没有宗教思想的支持，它的正当性（legitimacy）是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来。（[102]）这种“正当性”的获得与近代中国新型意识形态的建立有很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灌输过程虽然大多由现代国家来实现，但却区别于国家机器依靠暴力和武力制裁的方式，它的“合法性”（legitimation）仍是建立在人们自觉接受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社会中民众被规训、说服认同和赞赏某种制度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个极为复杂的“合法化”过程似乎总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加以完成的。（关于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还可参考《进步的幻像》的英译者斯坦利教授所作导言）邹谠借助吉尔兹的观点，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有它正面积极的意义，当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不能够指导那个社会的人民如何组织其社会、政治生活，不能够成为他们行动的依据，这个社会的成立就要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作为他们简单的，（、）不很正确的蓝本，指导他们去了解不能用老观点去了解的新情况，以作为行动的依据。（[103]）
具体到中医世界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时，我们要首先考虑到，影响中医生存的“意识形态”具有以下要素：一种建立在“唯科学主义”基础上的西医至上观；//一种建立在政治敏感度基础上的阶级分层观。这两者的融和还要考虑到中国医疗资源在城乡分布上所形成的自然差别。
“唯科学主义”式的西医至上观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存在（这个跟丁文江与张君劢两方的科玄之争的关系……），并且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极端的政府行为，最终导致了“废止中医案”的风波。但1949年以后政府与中医的关系却有很大变化，其一是政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仍沿袭了国民政府“西医至上”的原则，却并不完全排斥“中医”，而是试图使之有限地整合进西医的训练系统之中（还是上面所说，49年之后打着科学话语的政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利用中医，是什么因素使地政府要继续开办各级中医学校，前面老中医需要改造，需要科学化，为什么后面还要主动制造这种麻烦呢，……）。同时考虑到中西医资源在城市分布的不均衡性，试图通过一整套的新型政治理念改变中医的个体分散局面；另一个因素也需注意，那就是民众对“意识形态”的有意靠拢和接受的过程。当然，在政府的视野中，“新旧”之分始终是隐含在内的评判框架，所以在官方的表述中，时常流露以西医为“新医”，以中医为“旧医”的论调。
日《健康报》发表题为：“各地先后召开旧医代表会议，鼓舞了旧医为总路线服务的热情”的报道后，引起各地中医的不满，纷纷致信询问（询问什么？明确说是质疑被冠上这个等级性的称呼。用质疑好一点）。（[10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其中引用毛泽东在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的讲话，毛泽东说：“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105]）（这种联合“旧医”的态度，类似于土改中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实际上心理想的是最后是要消灭的）对中医称为“旧医”在基层也一度流行，如泉州市卫生科1954年5月一份关于《泉州市旧医调查报告》的文件，仍然（仍然是相对什么说的，因为54年之后还在这么称呼，“仍然”用在这里就没有着落，有点随意。）将中医称为“旧医”。（[106]）
专业分层与政治分层在对待中医上是相互支撑的表里关系，先看看专业分层的趋向，曾有一个时期，一些中医甚至建议以掌握西医知识水平的高低来确认中医的治疗水准，并以之作为划分等级的依据。（绕这么大的圈子干什么，直接学习西医不就结了，好比最好的武功你不学，偏偏要在所学的差的武功里夹杂一点别门的厉害功夫，以此分优劣）如在一组“中医科学化”的笔谈中，一位名叫沈今凡的中医就建议把中医划为甲乙丙三等，甲等中医是指那些在大中城市开业或半新不旧的中医学校出身者。他们既懂中医学识，也懂新医知识技术，曾入中医进修学校（设中医学校整个就不应该，不是破四旧吗，中医这个理应属于四旧的东西，怎么没像各地的神庙一样被彻底打掉）系统学习过。乙等中医是指中小城市的开业医生，多少受过中医知识训练，也略懂新医的技能，他们既用中药治病，也用新药救急，并且都用听诊器体温计了。丙等中医是指乡镇农村祖传或师授的中医，只知中医学的皮毛，对于中医学无深刻的认识，对于新知识素抱反对的“守旧派”。（[107]）
从“专业分层”的角度看，整个国家医疗系统对中医的接纳一度使中医备感兴奋。中医自觉接受西医的训练和参与防疫运动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视为自己受到政府重视的一种表现，同时中医也想通过这条路径在体制内获取与西医尽量等价的地位。当时中医的情绪一度较为乐观。浙江乐清县一个名叫施文玉的中医，1953年在万家乡组织联合诊所，曾吟诗说他所在的诊所：“入市懋迁生客众，登门治疗病人稀，于今足见预防好，援笔舒笺自品题”。（[110]）那意思是说，因为参与了预防行动，诊所的病人都随之减少了。但自己仍然心情非常愉快，因为毕竟参与到了位居正统的西医防疫队伍之中了。
不过乐观的时间似乎并不长，按照分层设计的逻辑，尽管许多中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西医化”后果，但各地特别是乡村地区并没有通过防疫行动承认中医具有与西医平等位置的意思，而恰恰只是想临时性地借助“中医”的力量以弥补防疫人手的不足。中医由此陷入了十分尴尬的悖论境地。在部分分享了西医的知识资源后，却并没有获得与西医等值的身份认同，而且相当一部分中医由此丧失了原有的身份认同。（怎么可能等价呢，全部投诚起义过去就等价了）
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医”几乎变成了趋于西医化的国家医疗体系中的一颗棋子，可以功利性地加以安置和使用。据当时的内部资料揭示，1952年河北有的医生曾连续两三个月参加种痘、防疫、注射等爱国卫生运动，政府每天只发给每人五千元的补助，有的医生下乡防疫要骑自行车，但中医车子坏了不给修，病了无人管，回家后还得照样补勤（村中勤务）补税（兼营药铺者拿营业税），造成大人孩子生活无着落。到了1953年竟连医生下乡每人每天五千元的补助也停发了，有的医生反映：“当医生不如当小工”。（[111]）
浙江有一部分地区几乎把预防工作全都交给了私人开业医生去做。上述的乐清县在1952年一年中，私人开业医师做义务防疫工作的时间长达四五个月之多；青田县竟有私人开业医师做义务防疫工作时间长达十个月的。这些私人医生参加防疫导致长期不开业，生活极感困难。龙泉县曾发现私人开业中医靠卖表卖衣服维持生活。当地卫生院普遍轻视中医，认为他们并不具备西医的技术业务，因此对中医采取纯粹使用的观点，把预防注射、种痘等工作都交给他们去做。陕西城县（是澄城县吗？）和沔县卫生院让中医作护士工作，还得帮助西医值夜班。有的地方让七十多岁老中医参加夏收保健工作，每天要跑十多里路。咸阳市的三个联合诊所，每天工作和学习时间达十三、四小时以上，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中医感觉精力支持不了。 县卫生院有的西医让中医写病历时，要写西医的病名。（[112]）中医使用西医技术不够纯熟，造成医疗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象山县中医吴明智用四联（伤寒、霍乱和两种副伤寒）疫苗注射到一个孕妇身上，以致孕妇流产；另一个中医郑家仁用四联疫苗加红汞医治一个小学教师的疔疮，因而致死。（这一段写得散漫了点，干脆缩减为一两句话？）
如前所述，对中医专业分层往往是以其吸纳西医知识的程度来确定其位置和意义的，这在中医的评价系统中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带引号表示什么特别的意思），这种“意识形态”可以以外表平和的规训形态获得其合法性，可有的时候却又不尽如此，在个别的时候，国家暴力亦会出面干预，使这种专业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了强制实现的色彩。吴明智和郑家仁事件发生后，象山县卫生院院长邵季荫会同法院院长，以总结防疫工作为名，召集全体会员会议处理吴明智和郑家仁，会上法院院长宣布了两人的罪状，分别判处一人十年徒刑，一人六年徒刑，同时开除了七个中医医务工作者协会的会籍。会上号召所有到会会员坦白、交待历史问题，如过去医死过多少人等等问题，同时令担任医务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的中医通知另外四个未到会的会员迅速到会听候处理，结果被通知的四人中有一个名叫董文耀的中医师因害怕受处分而自杀身亡。（我基本上不这么理解，如果当时恰巧是西医医生把人治死了，政府就不这么追究吗？）
经过斗争大会后，私人开业的中医胆子越来越小，很怕负责任，稍重的病人就推给卫生院所，导致卫生院病人日增，工作难以应付，造成很多医疗事故。1953年4月，象山县卫生院就把一个小产妇女误诊为急性胃炎后，误吃内服胃药吗啡而使其当夜死亡，第二天就有几百名民众包围卫生院讨说法。（[113]）
河北的中医则出现了所谓“三怕”现象，怕给干部看病，怕治重病，怕治不好坐监狱。中医头脑里总弥漫着“西医掌大权”“政府相信中医”的想法，因此普遍存在着治病开“和平药”的现象，使病者延长愈期。给干部看病时，医生就会互邀“会诊”，从和平药中选和平药，以便推卸责任。[叫魂中讲到的督抚联名报告案犯的情况也是以集体的形式抵制上峰]（[114]）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有的中医发牢骚说，政府不打算让中医真正参加市政建设，而只是一味地使用他们。中西医团结只是尽义务，如参加防疫注射等工作，却没有权利。（[115]）
政治分层的后果同样严重，1948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一封名为王清良的群众来信，王清良在信中抱怨说因为自己参加过国民党而被说成是个有“政治问题”的人。随之又历数自家三代的贫困状况：“我祖父烧石灰种地，到我父亲时种人家的地（租的），叔父当长工，是被地主逼死的，我小时家里人多地少（地十一亩半，人九口），我在初小念过几年书，十五岁就往东三省药行当小店员去了，每年受到最刻薄的剥削。”王清良在东北住了十一年，学了一些中医医术，赶上九一八事变，就返回了家乡借了些钱，开了个药铺兼行医，自己种上分家分的二亩地，算是那种半农半医的乡间中医。王清良有一门地主亲戚在国民党，劝他加入国民党，理由是说今后任何人都得参加国民党，否则就没有地位，将来征兵就要先被征。王清良就上了名，另外还介绍了七八个农民。从此王清良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变了，他自述自己在村里地位沉降的过程：
“俺这伙人他也没有给过啥执照，也没去那开过会。自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各地反特，我就马上向村干部详细坦白一下，还具过几回反省书。自此，村干部就另眼看待我，但我在村里行医始终如一，不管谁叫我，迟叫迟到，早叫早到。在村里我也没有支过啥差。”没过多久，“区医生组织把我清洗出来了（原则上清地主），差务也给加上了。现在我有两个小孩和我的老婆四口人，种的二亩多地，住三间破房子（是地主羊圈，得的果实），药铺亦不能开了，生活不好维持。前天出差，偏要叫我出远差（半月时间），经我再三要求才免。”（[116]）
王清良在村里地位的下降显然并不是单纯的医术问题，而是政治身份的改变引起的村里传统格局动荡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清良的国民党员身份虽然遭到了村干部的另眼看待，却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行医生涯，可王清良被清除出村里的医生组织却对其行医职业有致命的影响，即只能种地，不能行医。医生组织清除他的原因显然也是从政治分层的角度考虑的，隐含着对其行医方式的不信任，强加于身的“差务”到底是什么，自述中虽然没有说明，但显然是因为王清良被清除出卫生组织后，没有了行医的合法身份，只能以兼任村里的差务来重新安排自己的位置。可见医生组织除能认定村里中医行医的合法性外，还能保护其免除村里的其它劳役。但这种保护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越来越受到政治分层标准的支配，所以一旦失去了医生组织的蔽护，就很有可能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合法行医身份，而且也失去了自己的合法政治身份。
在政治分层模式的强大压力下，中医也开始学习用政治理论来包装中医学理，以便在西医理念支配下的政治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在官方召开的一次广州中医界的座谈会上，一位叫孙铁涛的中医就频繁使用政治术语解读中医的合法性：“因为中医许多看来玄妙的理论正和辩证法吻合，好像我们对疾病和病人的身体是整个的来对付的，我们把身体分为上下左右内外，分开来处理，同时注意到它们的相连关系。我们治病常常应用表里寒热虚实这些抽象的理论，我们说得很多的是阴阳，阴阳这两个字不大好听，很玄妙；但我们把它说成矛盾就容易为人们了解；其次中医常常从动的方面去把握疾病的发展，并不把疾病孤立固定的来看，我们对同一的流行感冒、春、夏、秋、冬，治疗上是有区别的。西医治病唯物方面是很对的，但有时机械一点，中医是辩证的，但这个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头上脚下地和唯心论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要保留辩证法的理论，而抛弃唯心的论理，和唯物论结合起来就成一个好的新的东西。”（[117]）孙铁涛在座谈中连续使用了“辩证法”“矛盾”“唯物唯心论”等字眼来对应中医被认为是“玄妙”“整体”“抽象”的一些看法，从而想赋予其政治正当性，这样的表述在当时的中医中非常普遍。（这人很聪明，辩证唯物主义学得好，同时，政治话语的宰制作用）
表达与现实的错位
在现实生活中，中医是否能够获取与西医相应的地位虽然显得十分重要，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医”作为一种职业在各种运动所进行的分类中到底应该归于哪种阶级身份反而变得更加重要。（职业身份――政治身份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理论中的职业分层与政治分层的区别……）黄宗智曾经指出，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存在着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相脱节的现象，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实际），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选择。（[118]）张小军则更明确地说，“阶级”不是按真实存在的经济差别来加以划分的，而是把“感知的存在”加以定义的结果。他分析福建阳村的土改运动进行“阶级划分”的过程时发现（在我看来，确切点说，他的理论并不是从分析阳村土改的过程中发现的，而是自己先有了这样的假设，然后放到阳村来看。经济差别被消除的时候却划出了阶级这种跟马克思的原教旨根本不同的实践，在全国哪里都一样），“阶级”可以在理论上假设，然后被“真实”地建构起来，因为土改中的划阶级恰恰是在经济上阶级差别被基本消除的时候。这种“阶级身份”一旦被建构起来，就可以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转化为“象征资本”而得到重复使用。（[119]）
在乡间和城市的中医因为有药铺和学徒的关系，往往很容易从“资本家”和“被雇俑者”的角度建构起“阶级关系”。在乡村中，因为主题是划分从地主到贫农的阶级等级，而且是通过土地再分配的政治运动形式使“阶级”再生出来。中医大多不靠土地赚取利益，所以在乡村中则较少处于“阶级划分”的中心。在土改运动中，“中医”往往只能根据出身被定性为地主，而在以土改为中心的乡村，出身“地主”的“中医”数量毕竟有限，其成分划分无法被纳入到适合农村特性的阶级分类的总体话语中得到重复使用。（[120]）而在城市中，“中医”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形式很容易被置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进行分类，在许多地区，不论中医是否兼营药铺，统统被称之为“资产阶级”。（[121]）（土改中对西医怎么看，都是讲科学的无产阶级吗？中医划阶级，西医不化吗？这里为什么不写西医的划阶级）
城市的“阶级划分”可以很自然地和带有某些城市特征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配合起来，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周期性的不断重复表述，使得这些阶级划分的话语变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同时按照这些信条来检讨自己过往的行为，变成了一种群体的下意识自觉行动。在一份“三反”“五反”中发布的中医交待材料中，就是从“重新做人”的角度交待问题，可检讨动机的出发点却已被公式化了。比如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就是不再为地主、资产阶级、官僚服务。而是要事先对病人进行“阶级划分”的下意识政治训练开始起作用。交待是这么说的：
“开业期中虽然我也在医劳苦大众及穷人，但因我的诊费高（解放前后门诊半个银元），就医的人，就少穷人了，我为了掩饰这一点，我挂着贫穷免费的招牌，实地上只在确有把握，（、）易于医好的穷病人，免了一两个人的费，他就给我作了宣传德政的宣传员，实地上，并不许他给我传拢贫人，而是‘打野猪头还愿’，宣传他所能及的地主富人来就诊，以资报答，我也实际的遇有钱人来就医，我就跑得飞快，为了拿钱，我曾医过恶霸地主，帮助他压迫人民的身体长得结实，这是所谓医有慈悲之心的无政治原则罪恶，实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又一面。”（[122]）（在共产党治下，人就这么自我糟蹋，就差说自己根本不是人了。）
医病的对象不是按经济状况的好坏来划分的，而是按阶级分层的角度选择治疗对象，而在这位中医的原有“回忆结构”中是否真存在严格政治意义上的所谓‘恶霸地主’是大可怀疑的，这种“回忆”只能在政治话语训练很频繁的情况下才能被表述出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不少地区的中医长期被划归工商联领导，并当作“资本家”进行改造，甚至对已组织起来的中医联合诊所也长期实行税收政策，以云南昭通专区为例，全区到1956年已有八十一个诊所，入所中医三百零九人，但由于中医成为改造对象，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不少中医开始退出联合诊所。昭通专区的鲁甸地区联合诊所每月还必须参加工商联搞的“评比”。巧家五区联合诊所的三位中医都参加了工商联工会。当地工商小组把两位中医拉到工商联工会工作，一个当工会主席，一个当工会秘书，使诊所经常关门停业。（[123]）
中医政治身份的暧昧难定，与联合诊所在政治运动属性上的难以定位直接相关，有的人认为联合诊所是民办公助的合作社性质的机构；有的人认为是合股经营的私人企业；有的人认为是从个体经营经过集体经营转为国家经营的桥梁；有的人认为是联营的社会福利事业。1952年的北京，也曾有人把筹资组成联合诊所的医师看成是“资本家”，如海甸联合诊所的司药员等，就曾经把负责领导诊所的医师说成是资方代理人，要进行斗争。后来经过卫生部门和工会共同研究，才确定联合诊所是独立脑力劳动者联合组织的社会福利事业，不是工商业。为了工作的方便，诊所可以雇用一些助手，只要医师本人是主要劳动者，便没有“劳资关系”，即使有稍许的资金分红，也只不过是逐渐改造的问题，不能因此而改变了联合诊所的性质。（[124]）
1956年6月，昭通专区进入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在执行政策和具体办法上，均按对私改造的办法来对待中医。昭通城关区的联合诊所就是在私改办公室领导下组成的。向中医提出“一切生产工具归所”（包括房子、公债等等）、“清产核资”的口号。这样，就把当地名中医杨丕之等的私人住宅折价入了所。杨丕之请求留下一点作住房都被拒绝了，全家十来口人只好寄住在亲戚家里。中医郭正芳的房子入所后连所也不要他参加了，理由是人手够用了，逼得他只好在街上摆地摊。同时，还叫全所成员将历来购存的公债也入所，并且擅自修改中央卫生部拟定的《联合医疗机构章程草案》，原章程规定的：“成员有自愿退所的自由”，被修改为：“凡因死人迁移才准退所”。自称劳方的药工和被称作资方的中医之间由于政治分层意识的加深，互相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情绪。中医反映“他们是向工人讨活作”，情绪消沉。（[125]）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在城市和乡村相继设置了许多联合诊所，目的是把呈个体分散状态的中西医师整合进集体事业的框架之中。在乡村中因中医的数量庞大，所以乡村的联合诊所大多以中医单独组成。联合诊所模式虽是个过渡形式，却仍受到政治分层如劳资划分趋向的影响。武汉有个联合诊所中，职工的工资比医生的还要高。医生半夜起来看病，学徒认为是休息时间，不起来取药。联合诊所也没有解雇权，中医们都说：“资本家还有三权，我们连一权也没有！”中医们还发牢骚说：“过去请医如拜相，如今请医如牵牛”。荥阳甚至还发生过有人持枪逼请中医的事件，持枪人对医生说：“今晚上看不好就枪毙你！”南阳一个中医用一寸半长的针给一个患重病的小孩人中处扎了一针，不料刚扎完针就掉到地下找不见了。到了晚上，小孩子病情加重，病家到派出所报告说一定是医生把针弄到肚子里了。派出所就把这个中医吊起来，直到小孩病轻了才放。放时还说：“小孩死了你负责！”吓得这位医生畏罪自杀。不少地方还发生干部斗争中医的现象，许昌专区中医进修班干部，就曾组织学员斗争过一个没钱交伙食费的中医。（[126]）
当时的地方史料中反映出，中医受歧视在五十年代仍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尽管在防疫运动中大批中医经过紧急训练投入到了西医治疗的队伍中，但防疫的暂时性和对中医使用的功利性，使中医在卫生行政中的位置并没有得到确认。大批联合诊所的出现使中西医有了相互交流认同的机会，却又受限于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群划分的影响。（不知道共产党按照什么标准给过去的“戏子”划阶级成分，划阶级想起来怎么这么荒诞）
中医“自组织形态”的蜕变
职业认同与地方礼仪
中医行业自从明清以来就有趋于专业化的倾向，按照梁其姿的看法，这种趋向与“医学行会”无关，它不是西欧医学专业发展的中心机制，也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为了要控制医学知识和职业，在政府学院或其它机构中（这里缺字吧？）公共教学典型无关。明清一直到民国的中医们逐渐展现出一种他们共有的职业利益、认同和价值的共识，这个共识并不曾转变成大规模和自我规范的专业机构，亦不需要为了要加强医生的影响力而与政府合作。这些共识反而是靠个别医者的规戒和小型地方团体来相互连贯的。（[127]）（从institution building
所包涵的三个层次的角度考虑挺有意思的……）
晚清以来的中医组织曾出现了从传统的职业认同团体向近代的专业团体转换的过程，晚清各地比较早就盛行的“药王会”基本上可以说是传统庙会类型在中医界的反映，凝聚的都是些“药王孙思邈”的“信士”。湖南保靖县自光绪年间即有此团体，由各药铺从业人员及草医中信奉“药王孙真公人”（孙思邈）之“信士”组成，每年推举“值年人”为头领。“信士”们遵传说，都认定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孙真公人”之诞生日，每到此日，由“值年人”预先通知大家齐集迁陵镇武圣宫左侧药王楼，焚香化纸，祭奠“药王大神”。该会有四百吊钱基金借出生息，每到此日，祭奠之后，用息钱办一餐酒席，到会成员饱餐一顿。息钱用光，超过之数，由到会成员摊分。（[128]）
也有些地方出现的中医师公会借助药王会的传统礼仪，以促成医术的交流切磋，光绪年间的湘乡广仁堂最初是名医悬壶之所，有意聚集了一批名医集中诊治病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县城中医钱乐轩、周俊盛、龙伯城、周曦窗、魏谋武、蔡功臣、李曙窗等成立广仁堂，交流医技心得。广仁堂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湘乡的中医资源，但诊疗地点仍较分散，在年间，陆续从各地入湘乡城内的名医均附属广仁堂名下。他们分别来自西城门外、壕塘口、对河东山及东岸坪等地。广仁堂后改名为中医医药学会，比较接近地方式的行业名称，再改为中医师公会。这个组织由医师们出钱出力，与北门总士绅经过了长达八九年的诉讼，终于争回药王庙作为会址。
中医师公会平常呈分散状态，聚集时间仍按地方习俗以祭祀日为准，即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先师诞辰，由香主会首主持设筵致祭，先期书邀城内及近郊医师参加，并稍收香资，香主、会首每年轮换一次，祭后就便召开会议，商讨惠贫施药局开局和休局日期，原定每年农历六月初一日开诊施药，八月十五日休局，开局和休局的时间视时疫流行提前或延期。义诊期间有医师轮流值班，每日三至四人不等，义务值班，招待午餐。可见这个时期的中医活动及中医之间形成的职业利益与价值认同关系仍是靠较少数医生的规戒和小型地方团体来连贯起来的，这种连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与地方习俗中若干祭祀圈中的时令节奏相呼应，属于整体地方网络氛围的一个组成部分。（[129]）
“卫协会”的功能
不过进入二十世纪初，由传统中医职业团体向近代类型转变的缘由不是中医自行认同力增加的结果，而恰恰是国家行政意志在医疗领域中的体现。各地中医师公会（这跟上段所说的中医师公会有什么区别，中医师公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的成立也大多以贯彻国家的卫生行政意图为自己的主旨，保靖中医师公会的会章就规定:“研究医学医药学术，辅导同道业务发展，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及社会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宗旨。”（[130]）前两句是讲职业认同，后两句则是自觉服从国家卫生行政规划的表述。
国家企图控制中医组织与知识资源分布的状况在民国以后频繁出现，中医师公会有时会接到上级有关卫生医药事业的通知，小的事情就借务门前街原英华牙科社萧南熏家集合县城几位负责医师讨论，如遇选举等大的事情就召开会议。萧南熏家是县城几位名医出诊经常歇脚的地点，也是本城医师晚上相聚交流经验之处。（[131]）保靖的药业同业公会甚至为了适应国民党政府大选的情势，在县政当局督导下，与泥木公会、南货业公会等商会团体同时成立。中医师公会也是在接到国大为选举需要而要求各职业团体广征会员的指令后才积极扩大会员名额的。（[132]）民国时期，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中医师公会为获取从政名额而与别的团体打官司的事件。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乐山县府召开参议会，通知中医师公会派一名代表参加，这唯一的一名代表名额却被律师公会占夺了，为了争回这个名额，中医师公会向法院起诉，控告律师公会当事人王美槐无理侵占中医师公会权利，此案经多审终结，中医师公会获胜，律师公会败诉。（[133]）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对在各地自发组织的中医师公会这类团体加快了渗透步伐，并试图赋予其更为鲜明的政治党派色彩，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四川国民党合川县党部授意合川县中医师公会规定：“凡参加中医师公会者，必须先行参加国民党，未入中医师公会的中医依法不得执行医业。”使不少中医被拒之门外。（[134]）这一时期的中医师公会虽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强力的干预，其基本的组织形态仍具有原初职业利益共同体的原形特质。
五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同之处即在于，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医师公会是民间化的利益认同团体，政府往往采取抑制的策略，并不鼓励以成立分会的途径扩充影响。四川乐山市的中医师公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多次动议成立各种分会，如中医师公会牛华分会，后被乐山行政督察保安司令公署“核以规定不合”为由强行解散。自行成立历时十月的中医师公会牛华分会就这样解体了。第二年牛华建立犍乐盐区中医师公会也没有被批准。理由是中医师公会依法不得组织乡镇分会。（[135]）
五十年代各地成立的卫生工作者协会更具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功能和色彩，虽也本着自愿申请的原则，然而一旦入会，则要履行许多半强制性的义务职责。卫协会也是中西医混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贯彻的也是西医的职能，特别鲜明地体现着国家总体医疗规划中的设计原则。仅以江苏如东县为例，1951年初，如东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丰利分会成立，隶属县卫协会。凡持有开业执照的中西医务人员都可入会，手续是本人申请，分会通过，县会批准，即可成为正式会员。会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并要交纳会费，完成卫协会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卫协分会的具体工作有组织会员学习政治和业务，开展医疗卫生和防疫注射，收集民间验方、单方、组织医教带徒等。（[136]）
医协会显然担负着远为复杂的社会职能，这些社会职能往往又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国家在医疗行政方面的总体意志和其在基层社会中所要表现出的效能。中医在这样的组织规训下，是很少有个体自由的活动空间的，这与传统中医师公会所表现出的依靠职业利益和价值认同加以凝聚的方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日颁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中就增加了一条：“中医师团体有责组织当地中医师进行技术及政治学习，尤其对登记审查不合格者，应首先予以技术上的提高。”（[137]）
由于乡村地区中医的数目远远要高于西医，所以卫协会的大多数领导往往由本地的中医担任，这些中医大多成为基层社会贯彻国家卫生行政意志的必要纽带和中介。查阅各地的《卫生志》，属于这类情况的中医往往不在少数。此可略举数例，湖北松滋名医贺绥之在1951年至1956年曾任第五区卫协会副主任和米积台诊所所长，经常背着行李，深入农村种痘防疫，查螺治病。（[138]）同县的中医黄香承在1950年任磨盘州医务工作者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方志中称其“本着‘上工治未病’的名言，认真执行‘预防为主，积极治病’的方针，大力兴办社会卫生福利事业。”（[139]）四川富顺县针灸名家廖介雄在1952年参加牛佛卫生所作医师，同年参加医务工作者协会，任牛佛分会主任。（[140]）一些“半农半医”的乡间医生也往往有机会出任卫协会的职务，如浙江乐清的赵家驹一直务农行医，倡用熏蒸疗法自制工具，治疗痔瘘、脱肛及疑难杂症。1951年曾参加乐清县医务工作者协会，任蒲岐地段小组长。承担蒲岐、南联、天成、临海、南岳五个乡的防疫工作。（[141]）
由于与国家的整体卫生行政规划密切相关，而且这种规划往往是随着土改运动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相伴而行，//“卫协会”（有的地方称“医联会”）还伴有控制乡村流动药贩的职能，促使他们固定住址，并以是否加入“医联会”作为合法性的标准。（[142]）在许多地区是否能加入“卫协会”同样会成为一名乡间中医获得政治身份合法性甚至是基本生存权利的唯一途径。//1950年河北涿县的中医请出诊时，看谁家的牲口好先去谁家，到了病家必须准备八碗或六碗的上等饭菜。中医往往有为了一贴黑热病膏药索要六升玉米的。可一旦进了当地的“医联会”，就会不断被提出政治与技术结合的要求，并宣讲人民医务工作者应具有那些条件，现在与过去不同的地方，提出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互相推诿责任的会诊制度，今后要怎样为农村劳动人民服务。医联会的工作是经常参加中医的小组会，严格督促检查汇报。（[143]）前述王清良对自己境遇的申诉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正是从卫生组织中被清洗出来后，王清良的生存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属于什么成分会决定中医在乡间的命运，山东地区的临沂县有一个中医是地主成分，出去看病，乡干部不让他骑车子，说你要复辟吗？历城县胡家乡联合诊所的五个中医，有三个是地主出身，乡干部吃药可以不给钱。他们一提出要钱，乡干部就说你再要钱，我就查查你们的成分。嘉祥县有的地区对地主富农出身的中医，不论行医多少年，是否有所谓反动行为，一概没有公民权。卫生协会也有过滤清除有地主、富农嫌疑出身的中医的职能。该县六区梁海乡联合诊所中医梁远之，由于家庭是地主，个人虽然行医二十多年，仍被清除出了卫生协会。（[144]）
学会“联合”
分散在乡间和城市空间中的大批“坐寓”和“游走”的中医，分别以“静”与“动”的两种形式形成自然分布的诊疗网络，就象不动的棋子和正在移动的棋子般构成了中国社会中相得益彰的医疗“棋盘”。这些医生无论以什么面目和行为方式出现，都采取的是个体单独行动的形式，很少以两三人以上的规模从事活动，在人们的记忆中，“个体”和“分散”成了中医占据某个位置的标记，这个标记又由于和广大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相呼应，变得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合理性”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被质疑了。1952年9月，当倡导合作化运动的农民代表耿长锁从苏联访问回来，并以普通农民的憧憬心态和语调诉说出苏联集体农庄的优越时，报纸、电台、广播的轮番吵作，使追求更高层次合作化的心理象野草一样在全国疯狂蔓延开来，呈个体状态的农民生活加快了合作的脚步，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更大规模的集体化程序之中，就象滑下山坡的巨石一样不可抑止。（[145]）
整个躁动的气氛不能不影响到中医的选择，由个体生存状态如何适应群体合作的新形势变成了中医生活的又一主题。更具体地讲，中医必须改变生活习惯，学会把作为“个体”的自己融入群体之中，重新学习与他人相处。
就像婴儿学习走路，中医学习“联合”的过程后来大多被说成是自愿，实际情形却远为复杂的多。“卫协会”的压力是一个方面，1954年中央卫生部成立中医司，专管中医工作，专门发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力量的决定》，要求把分散的中医药人员组成联合诊所，建立起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中医门诊部和中医院。（[146]）文件的具体落实却是由“卫协会”进行的，“卫协会”往往要组织中医学习文件，在思想上明确联合性质的诊所，是符合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律的。甚至有些地方的诊所如咸阳市的三个联合诊所，每天工作和学习时间达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弄得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中医感觉精力支持不了。（[147]）[大川的农民成立合作社后，会计说光记账就把人记瓜（傻）了]
与卫协会组织紧密相关的现象是联合诊所中的中医身份和活动空间的改变。政府给联合诊所规定的任务与卫协会实际上有重叠的地方，其区别仅仅在于联合诊所只不过更加“实体化”而已。如丰利镇联合诊所规定任务是开展门诊、出诊医疗服务，宣传卫生知识，进行防疫注射、传染病管理，协助党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148]）
“卫协会”对诊所成立的介入也相当细致，东北的宾县第一区在成立中医联合诊所时，首先确定以五家独资的中医诊所及两家以治疗为主的中药铺，为参加中医联合诊所的对象，然后通过第二区卫协支会进行动员，了解他们思想上有那些（哪些）顾虑，工作中有那些（哪些）困难。并帮助筹划流动资金，向银行贷款五百万圆，将各家合并后剩余的栏柜及玻璃药架卖给医药公司，变成现款六百万元，解决了开办费问题。（[149]）
中医走向联合是在诸多微妙的情况下过渡而成的。药房自动转成联合诊所是个比较简捷的途径，四川长寿县的邻封乡在日，由协济、速成、寿康三家药铺合并成立“胜利药房”。由鲁贤卿负责，戴世彬、戴培生、魏大美等人共同经营，地点设在十字街，坐堂医生除中医聂时珍、易子龙外，还包括摆摊的外科医石淮安。另外的一些私家药房如积义堂药房仍单独存在。1956年10月，在对私营改造的高潮中，以胜利药房和积义堂为基础，成立长寿县邻封乡中医联合诊所。（[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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