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右派流放北大荒（8下）——文革住牛棚，九死一生被改正
53．押回友谊农场
有次革命群众面对面讲评牛鬼时，知青代表说：“杨崇道劳动一贯踏实肯出力，这才叫劳动改造。”接着用手指点点另外十几个牛鬼大声说：“你们这一帮有一个算一个，干活偷奸耍滑，阳奉阴违，是劳动改造你还是你改造劳动？能有杨崇道的劳动表现的一半，我就给你们劳动改造打满分。有种的站起来表个态！”牛鬼们低头不语没有一个敢站起来。
日中共九大开幕那天，850农场革委会决定把我送回友谊农场。走前，又令我把白袖章戴上，上面写着：大右派、坏头头、二月逆流黑干将、大地主孝子贤孙等４个高级职称。农场押送我的解放牌大卡车已经进村，曾经看守过我的北京和哈尔滨知青一涌而来，他们是凑热闹还是送我上车？我十分相信后者，我相信他们是看守我看出感情来了。我爬上车，紧跟着两位北京知青也上了车。前面车厢里除司机外还有个铁匠像首长一样坐在副驾驶席位，表情很严肃，其实他就是首长，现在他是六队革委会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这不，他一声令下：“开车吧！”车立即就起动了。车缓缓开出了六队，我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不大的小村庄：是党落实摘帽右派政策，安排我在这里当“业余文化教员”之地；文革为了自保成立了“长城独立战斗队”统一了六队革命造反派，当了头头；去年十月把我从友谊农场揪回来，在军宣队的挑拨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知青们把我往死里打，连续一个多月把我打的七窍流血不止，左眼左耳致残，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文革之罪孽一言难尽。随着汽车加速，这座难忘的村庄渐渐地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和我同坐在后车板上的两位北京知青，一位袁姓知青对我说：“你得到宽大了。原来是判你死刑的，因为你劳动表现特别突出，在我们知青再三请求下，把你减轻改判为20年徒刑。”另一知青说：“不就那么几个老粗想当官，啥本事没有，就会瞎整人，凭啥判死刑？我就看不过去。”
汽车把我送到850农场西岗火车站，两位知青帮我从车上拿下我的行李后转身离去，啥话也没说。无声胜有声。我目送二位背影若有情思-----
“把行李扛着跟我走！”突然一句震耳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回头一看，哦，是铁匠。我跟着铁匠走进西岗火车站候车室，一知青喊铁匠过去，我抬头一看是去年十月和铁匠一起到友谊农场揪我的北京石油附中高三知青，他也以熟悉的眼睛盯了我一眼，他旁边的一个人也戴着白袖章，写有：二月逆流黑干将和坏分子２个高级职称，我们两人四目相对，情不自主的互喊对方的名字。他叫张曼，原解放军《战士报》编辑，中右，随十万复转官兵来北大荒，在十队当统计。文革期间他自己也办了一个造反派小报《鲁迅支队》，很有战斗力，名气很大，和我办的小报《爆破》大观点相同，我们互相支持遥相呼应。因此，他也内迁到友谊农场，他在友谊农场九分场，我在七分场，当时我们是分别调去的，互不知对方情况。去年也是分别揪回850农场的，现在我们同时被送回友谊农场，算是有缘。后来知道，850农场没有给张曼定罪，是随我顺带把他送回友谊农场的。
押送我们的两人还是把我从友谊农场揪回850农场的那两个个人，石油附中知青已调850总场场部工作，这次特意派他代表850农场革委会押送我的，另一位是六队铁匠，是六队革委会的干部，我们都是老熟人了，和上次不同的是现在他们两人都是大干部了，很明显：北京石油附中知青对我们牛鬼的态度有些缓和；而那位铁匠还是那副阶级斗争老左面孔钉死在脸上一点没变。他不时从军用黄色背包里把手铐拎出来再放进背包里，以示让我们老实点儿。看得出：张曼对此不屑一顾。
到了林口市火车站换车时，林口车站的工作人员指着我们两个白袖章上“二月逆流黑干将”等字样说：“都大联合了，怎么还带这样不讲团结的袖章，摘下来才能进站！“我俩随即不约而同地扯下白袖章，铁匠立马接过白袖章放到军用挎包里。
换车后，我俩的座位是靠窗户，他俩坐靠过道，这是为了防止我俩的万一，不得不把好座位“让“给了我俩。我俩很自在：看窗外北国风光饱眼福，听广播喇叭在教唱庆党九大的歌，嘴还不停地跟唱。张曼边唱边跟随喇叭节奏用手拍着大腿，有时头还随节拍摇晃。我也用手指在茶几上敲打着和张曼合拍。
他俩似睡装睡，铁匠有点不耐烦用腿碰碰知青意思要制止我俩，而知青睁开眼睛摇摇头，接着闭上双眼又装睡了。
54. 住牢房
日傍晚到达友谊火车站，铁匠把白袖章拿出来叫我俩戴上，我俩就戴上了。
到了友谊农场进了一座俄式小洋房上了二楼，铁匠令我俩面朝墙壁立正站着，他俩进了保卫科办公室，进去时门没关严，他们进去后，我俩转过身来从门缝儿往里看一清二楚。
办公室里坐着一位现役军人，押送我和张曼的两人走到办公桌前，那位北京石油附中知青把介绍信递给现役军人（后来得知是友谊农场保卫科长），军人科长看了一眼抬头问道“你们来办什么事？”那位知青拿出一摞材料说：“这是850农场革委会对杨崇道处理的判决书，根据杨崇道的罪行应判死刑，根据他的劳动表现和革命群众的评议和请求，后改判有期徒刑20年，850农场革委会决定在你们友谊农场执行，-------”
现役军人科长忙问：“你们850农场能做出判决，为什么不在你们农场执行？”知青和铁匠抢着回答说：“是你们农场的人，当然在你们农场执行！”
“哦，那好。是我们的人我们说了算，我们会写材料，你们把材料拿走！”现役军人很认真地说。铁匠急了，结结巴把地说“我们是代表850农场革委会的，你们不执行是错误的-----”科长指着那摞材料说：“你们不拿走，我就扔废纸篓里了。”
北京知青一看事情不妙，拽着铁匠冲出保卫科门外，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急匆匆的下楼。我和张曼紧忙撵上前扯下写有高级职称的白袖章向楼下扔去。我和张曼异口同声喊道：“还给你们的白袖章！”
军人科长走出办公室问道：“你们是哪个分场的？”我报：七分场；张曼报：九分场。科长说：“那你们各回自己分场吧！”我说：天黑了怎么走？科长说：“可也是。”他转身回办公室打电话。
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们接到看守所。到了看守所，一个值班的打开一房门说：“你们俩就住这儿。”说完把门一带就走了。
我和张曼坐在板皮床上琢磨刚才发生的一切。首先，科长当面否定了850农场对我的判决，大长了我俩的志气，大灭了850农场押送人的威风，好得很！大形势对我们被揪牛鬼很有利，回到友谊农场，判我的20年徒刑作废了，真是大快吾心！张曼也为我高兴！
纳闷的是：为啥不让我们住招待所而让我们住看守所？
自我安慰：住一晚上没啥了不起的事。
我们俩一高兴就唱起歌来，唱的是在火车上现学的“庆九大”因为没学会，只好我一句他一句地凑着唱：“东风吹，战鼓擂，---”
一会儿有人敲铁门喊道：“不准唱！老实点儿！”听声音和刚才的不一样。一定是换了值夜班的人。我们没理他还继续唱。
一会儿窗口小铁门开了，值夜班的拿着登记本问姓名、年龄、单位等等，当问道犯什么罪时，张曼激动地大声喊道：“我们没犯罪，我们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值班的一听势头不对，砰的把小窗铁门关上走了，也不登记了。
值班一走，我俩又唱起“庆九大”的歌，“东风吹，战鼓擂---”
值班员又把小窗打开，好声地说：“这是看守所，有规定。你们不唱行不行？”
我立即凑过去说：“请你帮买包香烟，我俩就不唱了。”值班的把眼一瞪：那可不行！我说：不行就唱！值班的慢声慢气地说：那---拿钱来吧！
我和张曼香烟抽足、水喝好，倒在舖上很快就进入梦乡。
第二天吃早饭时，铁门打开，两个带枪的警察进屋说：跟我们走，到食堂吃早饭！我和张曼一下子愣住了。心想：怎么情况有变？不让我们回分场了？
嗨！变化不由己，想那么多干嘛，吃早饭去！
带枪的警察一前一后领着我们穿过200米的菜地到了看守所的职工食堂。俩警察给我俩介绍，在哪个窗口买饭菜票又在哪个窗口打饭，一切随自己的便，吃完坐原位等着。给我们交待完后，他俩也去排队打饭打菜到另外一桌去吃。
吃完早饭，我们４人一道原路返回，他俩把我俩送到房间，顺手把门一带而去。
看来不像看守，倒很像领路的。
中午还是那两个带枪的警察领我们到职工食堂吃饭，食堂伙食不错有鱼有肉。张曼见有肉浑身流口水，他右手高举用姆指和中指使劲搓了个响，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吃！这年头，有上顿无下顿，有就吃，我们不吃谁吃！”张曼能吃肉，我爱吃豆腐，我俩合起来买了三菜一汤：鱼、肉、豆腐还有两碗鸡蛋汤，吃得很满意，一扫而光。
晚饭前，那两位带枪的警察领我们在菜地转了一圈溜溜弯，接着进食堂吃晚饭。晚饭后又把我俩送到看守所。这次，俩警察跟我们进了房间，一警察对我们说：从明天起你俩自己到食堂吃饭，别喝酒，吃完就回号子里来，这门也不锁了。
我问警察：我们啥时后回分场？
“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们，急啥！”一警察不耐烦地回答。
可也是，急啥！啥活不干，有吃有喝，香烟管够抽，讲故事，下象棋，这种神仙过的日子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呀！
其实不然，我和张曼都有家眷，我一个老婆三个孩子；他一个老婆五个孩子。我们更多的是思念老婆和孩子，离家半年不准写信，情况如何一概不知。老婆为我日夜担心受怕，为孩子操心受累。女人嫁给右派当老婆就是在刀尖上玩命，在红色恐怖下，忍气吞声，家无安宁，惶惶不可终日。做女人难，做右派的女人更难，难到了什么程度？别人无法想象，只有右派自己清楚。
我老婆夏文琴就发过牢骚：“嫁给你们右派真是倒了血霉！”这话说得挺狠毒，但确是一句大实话。
在牢房里蹲了半个月，饭票吃完了，身上分文无有，我又去找司务长借钱买饭票。司务长说：“你老借啥时候还？不行，我去请示所长。”
司务长领着所长走过来，所长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怎么还没走？想赖在这儿啦！赶紧走，赶紧走！”
“你这是啥好地方？是监狱！无缘无故蹲牢房半个月，还说我赖在这儿？荒唐！”我哭笑不得地回答。
所长解释说：“保卫科长告诉就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走人。怎么那天值班的没说？TNND，不负责任！行了，你们现在走吧！”
“咋走？我们还有行李，请所长给七分场和九分场打个电话来车接。”我笑着说。
所长进会计室打电话，一会儿出来说：“都联系好了，（看看手表）一个小时左右车能到，等着吧！”说完急忙离开。
我紧忙说声谢谢，他听到了但没回头。
我和张曼回到住的号子，两位警察也跟着进房，这次都没带枪，是来送行的。一位警察笑着说：“我们第一次见到你们俩就看出：你俩是干部，是有学问的好人，所以很信任你们。”他俩边说话边帮我俩打捆行李。
我和张曼当惯了牛鬼，今天两位警察对我们如此亲热，真是受宠若惊。我俩把在佳木斯买的新解放鞋（军用胶鞋）一次未穿，送给了二位警察朋友作个纪念，这二位非常高兴。要知道，在物资特别紧缺的时候，买双胶鞋钱能付得起，鞋票却是太难弄到的。
我的车先到，是辆大轮胎热特，张曼和两位警察帮我把行李装上车，我爬上车后车开动了，我们扬手告别互喊再见！
55．一家五口十行泪
热特开到七分场马家街我的家门口，党支部书记孙耀忠正在我家门口迎接我。孙书记第一句话是：“你受苦了！”我非常感动，一时说不出话来。孙书记安慰我说：“你好好休息休息，啥时候身体恢复好，啥时候到办公室上班。”
这时我爱人夏文琴抱着２岁不到的小女儿晓丰，５岁的大女儿晓羚拉着３岁的二女儿晓冰，四个女人一起向我扑来，我从文琴怀里接过小女儿紧紧搂住使劲地亲了又亲，小女儿不认我被吓哭了，一劲儿的把两只小手伸向她妈，文琴含泪接过小女儿。我立马蹲下抱住大女儿和二女儿，两个女儿也使劲地抱我，我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两个女儿都哭出了声。
站一旁的女邻居们也流出了同情的泪水。
我实在忍不住，我想大哭一场。我抱起两个女儿冲进了自己的家，文琴抱着小女儿随后跟着进屋并随手把门关上。我和文琴搂着哭，大女儿和二女儿趴在炕沿上哭，小女儿坐在炕席上哭，----
哭，是长期痛苦思念集中释放的方式；
哭，是久别重逢感情激动的表达；
哭，是倾诉委屈而无法控制的声泪俱下。
小女儿，学会走路比她两个姐姐早，很活泼很可爱；自头年十月我被揪到850农场后，她妈为了四口人吃饭，不得不参加家属排上山打石头，挣工分养家糊口，把３个幼女关在家里。小女儿在炕上玩，经常是玩累了坐着睡着了，久而久之再加上缺乏营养，渐渐地不能走路，最后竟站不住了。小医院治不了，又没钱到大医院，就这样，小女儿落下残疾，留下终身遗憾。这是我唯一的心病。
我老婆，家庭出身地主，从小娇生惯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５年前还是城市少女，如今已是边疆村妇，竟然独自带着３个幼女，在煎熬中度日如年，背着右派婆子的沉重包袱，不辞劳累的干活挣钱养家。在我为难时，是夏文琴撑起了我老杨家的整个天。
老婆跟着我受罪，我的心流泪了。
老婆搂着我说：“我没有看走眼，你是真正的好男人。恶人自有天裁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老婆又换个激昂的语调笑着说：“人回来了就好，比什么都好！把身体调养好比什么都好。管它和尚打什么伞，咱干活挣钱吃口饭。”
老婆说的真好。如今大小和尚都打伞，整你没商量；咱低头干活练身体，挣得工分吃碗饭。
也许是太累的原因，我不知不觉在老婆的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老婆亲密地搂着我说：“昨天晚上我看你累了，我没动你，今天晚上我要------------”
我立马翻身迎面紧紧搂住，亲来亲去亲去亲来总也亲不够，我们紧紧搂住，紧紧搂住--------
56．死老虎活靶子
刚休息２天，孙耀忠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开会。孙书记调到64连当指导员。马家街是69连，新调来的指导员刘常福，是1958年转业来北大荒的中尉军官。孙书记把我介绍给刘指导员，刘指导员很客气地对我说：“你现住的是姜风林家私人房。连部决定让你搬到公家盖的一栋草房去住，一共六间屋住四五家，东西两个大门，西头一间半归你住，明天派几个人帮你搬家，搬好后你在家好好休息，有事我通知你。”
我住的西边，从西门进去这一间是两家公用，其实是灶房，左手房我住，我的对面屋南炕是坐地户马长发俩口子，结婚不久还没小孩。北炕是刚刚结婚的两个大学生，新郎卢启在团部当农业技术员；新娘王秀凤刚调69连，还没正式分配工作，临时在“深挖办”帮忙。
也许是知识分子气味相投，卢启只要从团部回来，一定到我家坐坐，一坐就个把小时，有说有笑，谈得非常投机。即使后来我被揪出来批判，卢启还是一切照常。
上帝保佑，我的新邻居两对小夫妻，对待我一家大人小孩相当好，体贴关照，我和老婆夏文琴非常感激。
指导员让我休息，我２天不到就憋不住了，我去找刘指导员，请他安排点事做做。刘指导员很干脆说：“你帮连里写写广播稿，往营里或团里广播站投。你不必到连部来上班，在家写就行。”
当时写稿主要是选语录抄报纸，把握住：
开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下来：神州大地形势一派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再接下来：联系本单位：指导员突出政治高举红旗，把“语录板”插到田间地头。革命职工手拿锄头放眼世界，看到“语录板”浑身是干劲。夏锄取得了辉煌战果，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让阶级敌人发抖吧-----
最后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当时写稿必需这样，党报就是这样。）
按照这几条原则，我所写稿件都被采用了，有的稿件还送到佳木斯《合江日报》刊登。69连党支部受到分场党委宣传部门的通报表扬。因此，刘常福指导员对我特别器重。
1969年6月清理阶级队伍的“深挖运动”开始了。
我的公开政治身份是摘了帽的右派，文革后期被850农场造反派揪回去批斗过，放回来时友谊农场革委会没说杨崇道有啥问题。这些，69连干部和大部分职工都了解。
深挖领导小组成员孙福昌向黄金玉副指导员提出：到农场档案室查看我的档案材料，结果农场党委没同意，档案室负责人说：“杨崇道原来在军委是保密单位，他的档案不能随便看。”
一天，深挖办公室的王秀凤找我谈话，我们虽然是邻居，但相互间从来没有说过话，我当时真有点小紧张。到办公室门口我习惯地喊了一声“报告”，王秀凤立即回应：请进，请进！并起身笑脸相迎，随手搬了一条凳子，又是连声：请坐，请坐！
一张笑脸消除了我的紧张。她和蔼地问我年龄、毕业学校、打右派时的言论、以及文革中为何挨斗等等。我说她记，她的笑容贯穿始终，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我这一生中受过无数次的审查，没有一个人给过我一次这样真诚的笑脸。王秀凤是唯一，我记住了她。
过了一段时间，深挖领导小组成员孙福昌独自闯入我家，说来看看我随便聊聊，坐了不到１０分钟就告辞了。他走后，我老婆说：“看他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黄鼠狼给鸡拜年，我看他没安好心！”
果不出我老婆所料，夜里我们全家人都已睡熟，孙福昌带着三个民兵闯进我家，说上级紧急通知，有一犯人越狱逃跑，潜入我连。我们奉命挨家检查。说着便开始翻箱倒柜搜查，孙福昌把书箱的书倒在地上翻找，用手电筒照着仔细翻看，看到装订的一本《爆破》小报，他拿在手上问我，你哪弄来的这么多传单？我说这是文革初期我办的革命小报。他说：“是什么性质的，我们审查后再定。”
孙福昌对３个民兵说：“没啥疑点就到下一家！”我立即走到孙福昌跟前说：“书和小报不能拿走！”孙福昌耍赖地说：“检查过后，一定还给你。”说着便转身而去。我愣住了，无奈地摇摇头，心里说：我也只能拿石头砸天了。
这叫什么事儿！说是搜查逃犯，咋就翻起书箱来了？莫名其妙！
看来是有人非要深挖我一下。众所周知我是右派，不用挖明摆着是个死老虎。死老虎要当活靶子狠狠打，深深挖。打手要挖，那就让他挖，是深挖还是浅挖，爱咋挖就咋挖吧。“深挖运动”，不挖咋运动？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不管走到那里，那里都有“乌鸦”找你的麻烦，那么多人为啥偏找你，这都是右帽惹的祸。
57. “乌鸦”跟腚来
１８团奉命支援邻县修建万宝大型水库，69连由刘常福带队，由新提拔的副连长孟广清和副指导员何万兴具体指挥。全连抽调50名政治上可靠的强劳力，有一半是上海和哈尔滨男女知青。刘指导员点名要我参加，去搞工地宣传鼓动工作。我提出编到班里参加劳动，利用业余时间写稿和现场宣传鼓动工作。
我被编到二班，大伙选我当副班长，我没有理由推辞。
我和上海身体最棒的知青马国良抬一副筐，来回跑步运土上坝。工间休息，我俩不歇，自己挖土、装土、运土，是何万兴副指导员上前拉住抬框杠子，强迫休息。我和小马采取：抢速度拼体力，抓时间不休息。所以，运土速度快，工效远远超出其他抬筐。
我们邻居连队是用手推车运土上坝，其工效总是超过我们连许多。于是我晚上写了一篇《铁肩膀赛过小推车》稿子，被我们七营宣传干事拿去登在工地黑板报上。当晚，刘指导员抓住这个典型不撒手，动员全连开展“铁肩膀”劳动竞赛，各班开会人人表决心，个个磨拳擦掌。第二天一到工地，小伙子们都赤膊上阵嗷嗷叫地干起来。我和马国良向全连提出挑战，立即就有哈尔滨知青冯来庆和韩春海，还有本地青年篮球场上的虎将马旭昌和马东昌坚决应战。工地上，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一浪高过一浪。要是较上了劲，赛红了眼，还真不容易刹车。一天跑下来和手推车连工效，不分高低同登光荣榜。
３天下来，我们连的工效超过了手推车连，轰动了全团。１８团支援万宝水利工地指挥部，决定在我们69连召开《铁肩膀赛过小推车》现场会。现场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喇叭不停地高喊69连“铁肩膀”的刷新记录，工地上喊出“铁肩膀万岁”。
现役军人平洪发团长亲自督阵，七营刘书记和钟姓女知青副营长也拿着铁锹在69连工地参加劳动。我们69连刘指导员扛着一把铁锹忙接待没时间干活。
现场会肯定了69连的成绩，号召全团学习69连“铁肩膀”精神，多快好省地完成万宝水库任务。
想不到的事又来了。
水库快要完工的一天晚上，刘指导员通知我说：“北京来两个公安找你，他们是搞外调的。由何万兴副指导员领你去一趟。”
我跟着何副指导员到７营指挥部一间小屋，炕上坐着两个穿警服的陌生人，何副指导员示意让我坐下，突然一公安把小炕桌使劲一拍吼道：“不准坐，立正站好，低头哈腰，报你的狗名----”来势凶暴态度恶劣。我强忍着低下头，采取软抵抗，一问三不知。
他接着喊：“你别以为你躲在这山沟里，我们就找不到你，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能把你薅出来，你信不信？”
“不信！我从来没躲过。”我坚定地说。
另一公安看似心平气和实际阴死阳活地说：“你要老老实实交待你和王宗培的反革命罪行---”
“很抱歉，我不认识王宗培”。其实，王宗培是我大学很要好的同学，我坚持说不认识。
那位凶狠的公安从炕上跳下来要动手打我，被何副指导员抱住拉开了。并圆场说：“时间很晚了明天还要起早干活，是不是就到这儿吧！”那位态度和气的公安也只好说：“那就到这吧！”
在回我们连的路上，何副指导员安慰我说：“这哪是搞外调的，倒像审犯人。你别往心里去。”
我强笑着说“我也习惯了。你放心，我不会影响工作的，再晚也要把团指挥部要的材料写好，明天早上交稿。”
万宝水利会战圆满结束，69连名声大振，全连上下欢天喜地。新调来的葛金阳连长宣布放假休息３天。休息过后，连队用半天时间开大会，由刘指导员在大会上作支援万宝水利大会战总结报告，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58. 人还在心不死
那个想不到的事也跟着来了。
清理阶级队伍深挖办公室负责人李松林找我说：“北京有两个搞外调的，要了解你的大学同学王宗培的情况，王是某兵工厂厂长，文革开始被打倒，现在他已被解放，在成立三结合革委会选他当主任时，收到一封检举信，说他和你的关系很密切，写检举信的也是你们同学叫杨维迪，你先准备一下，下午一点到我办公室来和两位北京来的外调见面。”我一听调查的内容和目的很清楚，而且对被调查的人很尊重，我一口答应下来：愿意配合。
下午一点我拿着王宗培的老照片准时到了办公室。李松林睡午觉刚起床正在穿鞋，此时，两位外调笑容满面迎我而来，一一握手并自报姓名。他两人搬凳子让我坐，李松林还倒杯水让我喝，很热情，很温暖。
在互相尊重，非常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调查，他们把调查记录双手递给我：“请您老审查一下。”我从头到尾看过之后，在调查材料最后写上：此材料是我提供，记录正确无误。并签了我的名字。
两位外调非常满意。调查完毕接着还唠了一会儿家常。
通过闲聊得知：他们接到杨维迪的检举信后，立即就到青海去搞外调，还到了杨维迪的家，杨的老婆是个西藏人不讲卫生很窝囊。杨维迪是1958年从防化研究院转业到青海的，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现在身体很差，心情也不好。
说到杨维迪，我是感慨万端。这位身材瘦高，戴着深度眼镜，一表书生形相，咋就总爱写那些很不靠谱的检举信呢？是为了自保过关？是表现立场坚定？是精神有毛病？还是道德低下以坑人为乐？人哪，是世上最难琢磨的动物！
清理阶级队伍中，７营把哈军工右派吴天扶揪出来批斗，说是没有改造好的大右派，还升级拉到团里批斗。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文革初期就一个个都被揪出来批倒批臭，已经踏上千万只脚永远不得翻身了。现在不知从哪儿刮来的一阵邪风：说死老虎并没有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都在梦想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么一来，把死老虎统统搞成活老虎来斗。我这个老右派自然也属于心不死并蠢蠢欲动时刻想变天的阶级敌人。拉出来批斗没商量。
在自相残杀、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下，任何人都有对立面。在风口浪尖上，谁也保不了谁，谁都有可能莫名其妙就沾包，谁都保证不了自己在下一秒钟一句话说走嘴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就成了阶级敌人，立马揪上台挂牌批斗，在这样的时代里生存，可怕呀！
我感觉得到：刘指导员在想方设法保护我。
我被编入农工排干农活，排长是王崇祥，一直对我很照顾。７营地处沙丘地块，以种苞米、高粱和大豆杂粮为主。这种农活我在850农场没干过。干农活我有信心，只要动脑筋肯出力气，没有干不好的农活。
北大荒11月底天气很冷了，主要农活是在晒场。我被安排在脱粒班，排长指定让我用大板锹撮苞米棒填喂机器，他是照顾我而安排了两个人，机器不停地转动，两人同时填喂，我填多填少喂快喂慢就不显眼，一句话说到底，可以偷懒。我不管干啥活从来没想过偷懒，猛干是我的脾气。我一猫腰就马不停蹄。我喂得快，促使那扛麻袋供应苞米棒的七八个人也不得不加快步伐。机器作业是连锁的，哪一个环节供不上机器就空转。
中午回到家里，我把棉袄、毛背心和衬衣脱下拧出水来，连棉袄都拧出了水。老婆说：“你出汗前就该把棉袄脱下。”我立即表扬老婆说：“你说得太对了，等我想脱面袄时，我感到衬衣已经湿透时脱棉袄就晚了，明天我会灵活采取措施的。”
第二天到了晒场各就各位，机器一发动我就把棉袄脱下，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一股冷气向我袭来冻得我浑身发抖，我的搭档马奎昌忙说：“穿上棉袄，悠着点儿干，还有我呢，误不了事。”
想到昨天棉袄拧出水，马班长的话我根本听不进。我一哈腰猛干一气，不一会儿全身就有热流滚滚之感，脱去棉袄一身轻松，能甩开膀子干活利索。我一阵猛干，扛麻袋运苞米棒的供不上了，机器出口用麻袋接苞米粒的也来不及了，机器也空转了，排长嗷嗷喊叫，批评干麻袋活的两组人，挨批的人用埋怨的眼光向我扫来扫去。只有我的搭档哈哈大笑，“老杨真能干，万宝修水库谁也抬不过他铁肩膀，给机器喂苞米棒子这“飞铁锹”比机器都快，我服了，真服了，没见过这么不要命干活的。”
59. 专捡下风头
苞米脱粒工作结束。接着葛连长让我们排在晒场配合大豆扬场机干活。扬场机的射口不能逆风也不能顺风，只能侧风，扬场机射线呈弧形，射程１０多米，大豆质量好坏不同重量就不同，大豆和杂质轻重是不一样的，越重射得越远，越轻射得越近，利用这个原理把大豆和杂质分离。干这种活的主要工具是大竹扫帚，把混在大豆里的豆萁等杂质用扫帚捎到一边。干这项工作所站的位置大有讲究：站上风头不吃灰，而站下风头就是在灰中干活，分工难度很大，谁都不愿在下风头。排长只好强行轮流，每人半天到最吃灰的地方干活，这已形成了不是规定的规定。
第二天上班时，我拿着大扫把早早站在下风头，抽着自卷的旱烟等候机器开动。马班长来到，伸着脖子喊：今儿个是西北风，你来这么早咋就选个下风头呢？我吸口烟说：“我知道，下风头能锻炼人！”马班长笑笑便蹲下卷烟，再也没说啥。
站在下风头干活，主要是灰迷眼睛和呼吸困难，有时呛得上不来气儿。其它部位有灰不耽误干活，没啥关系。下午我老婆帮我找了个风镜戴上，迷眼问题解决了。呼吸困难不易解决，戴口罩干活时呼吸更困难。最后用一块纱布对角折叠从鼻梁把鼻嘴挡住系紧于脑后，这样呼气时可将下巴处纱布三角尖冲开，使出气顺当无阻，吸气时采取半张嘴，灰尘直接进鼻孔就有所减少，感觉也好多了。尽管呼吸还有不适之处，那只能靠毅力去克服，再想不出啥招来了。
我在下风头一干就是半个月，直到大豆扬场结束。
王排长经常在全排学习会上表扬我。有人提醒排长：表扬牛鬼可要注意，别让人汇报到深挖办去。王排长把头一扬：老子是祖宗三代铁杆贫农，我怕谁？
没想到，在全连大会上葛连长点名表扬我说：“牛鬼杨崇道改造得不错，干活样样突出。所有牛鬼都要向杨崇道学习！”
刘指导员接着葛连长的话，又细细地描述了杨崇道专捡重担挑主动抢着干脏活累活，是劳动改造的典范！希望杨崇道通过群众监督加强思想改造，尽快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我能感觉到：刘指导员一直在默默地袒护我。
60. 知青叫我杨大哥
69连先后来了三批知青，是从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三大城市来的。知青们通过劳动中和我的接触，从态度上看对我挺友好，特别是通过去外地支援万宝兴修大型水库，吃住干活都在一起建立了感情。按当地惯例，对牛鬼应该是生硬地直呼其名。而他们对我很特别，起初叫我老杨，哈尔滨知青头头冯来庆突然改口喊：“杨大哥！”此后男女知青们都亲切地喊我杨大哥，让我感到心里热呼呼的。
上海知青内部交流都说上海话，当他们发现我也懂上海话之后，对我格外亲近，在上海知青男头头马国良和女头头戴爱珍带领下，经常集体来我家，知道我老婆夏文琴是南京人，南方人是一家。我受朝鲜族人影响爱吃狗肉，每年养一条大肥狗，他们每年都来我家过春节，喝酒吃狗肉热闹非凡，我们都是远离家乡亲人的南方人，我们相互把对方当亲人来寄托我们对家乡人的节日思念。
所谓知青，其实是一群小娃娃，年龄最小的十三四岁，人数最多的十五六岁，个别最大的才十七岁，这正是读书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却被“一声号令”把娃娃们忽悠到农村来劳动，美其名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剥夺孩子们的受教育的权利，是什么作为？
2013年8月沪哈知青回访友谊农场，此时，我正在虎林看望我的右派老朋友。接到上海知青电话后，立即赶到友谊农场和知青相会。（照片见后）
61. 干部厕所屎不粘锹
“深挖运动”正在深入，“一打三反”又开始，以挖带打无限扩大，“阶级敌人”一天天多起来。
每一次新的运动都要作动员报告，是一位说话嗓门儿嘶哑薛姓中年男士在念稿，语录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接着分析我连形势：69连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马家街各类人员十分复杂：有刑满就业分子，有老牌五类分子，有各地流串来的盲流分子，有老坐地户一门马、一门姜，亲戚套亲戚，扯着耳朵腮都动。实在实在太复杂了，是全团最突出的复杂和严峻，希望广大贫下中农用毛泽东思想照妖镜，把隐藏在我连的阶级敌人统统照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获得辉煌成就夺取双打运动的伟大胜利而奋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按照薛某人的阶级形势分析，69连复杂透顶遍地是牛鬼，还有“好”人吗？1970年2月“一打三反”动员会后，69连牛鬼班正式成立，我“荣幸地”当了牛鬼班班长，简称“牛头”。
牛鬼班里有７营营部下放的牛鬼吴天扶、温广彦、向正谊等，有本连的老牌牛鬼孙巴豁子（土匪座山雕手下的营长）、姜风林、杨崇道等，加上几个不固定的临时牛鬼。
牛鬼班除按时上工参加大帮干农活外，和全国各地牛鬼一样：业余时间掏厕所。69连厕所类型有三种：农工、知青、干部。数量上是农民厕所最多，而且分布很广。
知青驻地厕所掏起来难度不大，属中等。施工难度最大的是农工各家的露天厕所，用锹挖屎，屎粘在锹上甩不出去，使大劲儿能甩去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牢牢地粘在锹上。这时，一定要用铁片去刮掉锹上所粘，用力刮离紧紧粘在锹上的屎。挖农工厕所难度之大，主要是农工肚子里面没油水。同理，农工厕所的屎也就不怎么臭。相反，干部住的比较集中的厕所，掏起来特别顺利，挖满一锹屎轻轻一甩就离锹而去，看来干部肚里油水很足，屎的含油量较高，滑溜就不粘锹。不过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就是臭味大得熏人。
干部厕所屎不粘锹当作笑话传出去了。
62. 冰下捞泥鳅
1970年自上而下的又刮起一股批判“智育第一”的妖风。贫下中农登讲台，把臭老九扫地出门统统赶到连队干活。曾在牛鬼班干活的温广彦、向正谊等刚调回７营中学复课没几天，现在重返故地参加牛鬼班到东沟里打草。
东沟里是一望无边的大草原，往东和苏联接壤。这块草原，是周围数十个连队的苫房草和饲料草的唯一来源。友谊农场特别是七分场各连队的公家和私人住房大多是草房，三五年之内房上草就要换一次，所以用草量很大。大多数连队都占有一片草原，并在所占草原盖有马架子形状的窝棚，派一能自理的孤寡男性老人常年看守。每年秋季派人住在窝棚里十天半月，任务是打饲料草。冬天派人住窝棚任务是打苫房草。
1970年冬天冰冻一尺厚进入割草期，连队选派20多劳力住窝棚打苫房草，其中有我等十几个牛鬼：两名右派和两名被赶下台的老师，还有五六个是兴凯湖劳改刑满的“新生”，被分配到69连来就业的。“一打三反”和“深挖”办公室把这批人都列入牛鬼帮了。
每天黎明起床，日出到工地开镰割草，中午在工地吃饭，日落收工。晚饭时大葱蘸酱喝老酒。
听说，草原到处都有水泡子，有水泡子就有泥鳅鱼。
一天收工时我对班长马奎昌说：“我要在草甸子转转，把我的饭放在锅里焖着，转一会儿就回窝棚。”马班长关心地说：“早点儿回来，小心狼！”我把手中镰刀高举，示意：“我有刀，怕啥！”
我信心十足大步流星向茫茫草原走去。
迎夕阳伴月走，草丛深处群狼吼；风里来雪里去，冰冻下面抠泥鳅。天色暗，没看清，一脚踏进冰窟窿里，一抬腿，棉胶鞋带出好几条小泥鳅鱼，眨眼工夫，绑腿棉胶鞋表面的水就结冰了，还有一条小指长的泥鳅也冻在绑腿上。看着冰面上那几条泥鳅撺动两下就冻在冰上，再也不动了。我像发现“新大陆”高兴的不得了，我仔细观察小冰窟窿，只有脸盆大的冰洞，洞内水面挤满了泥鳅，个个把嘴伸出水面，张口吸气。我除镰刀外没带任何工具，干瞪眼。
天黑了，赶紧往回走。
到窝棚就问老农：“我发现有脸盆大小的一个小冰窟窿洞，为啥到现在还不上冻？”“那叫暖哈，我遇到过，可能是有鱼在那嘎嗒翻上来透气，把水搅和的上不了冻。”老农姜风阁解释说，其他老农也赞同：“是那么回事！”
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泥鳅鱼搞到手。明天在上工前，再去一趟暖哈。
天没亮我就悄悄地起床，拿着“操罗子”（和篮球筐大小一样，铁圈安个木把，网兜拴在铁圈上），扛把铁锹，背着“冰穿”（有１米长１０公分直径的木棍子，一头装上３０公分长铁锥，另一头钉上握把手，是专门在冰上打眼的工具）。再带上一条麻袋，摸黑出发。
天色朦亮，我走到暖哈跟前一看，洞眼正冒着热气，泥鳅涌在洞口都上摞了。我迅速把操罗子插入水中，用力舀起操罗子，将满满一抄罗子泥鳅倒在冰上，迅速再挖第二下，有大半抄罗泥鳅。我接着再挖第三下，没几条泥鳅。我从洞口往水底看，还有不多的几条在水下来回游动，我把操罗子伸进去搁搂几下，一条也没捞上来，看来，泥鳅群受惊动吓跑了。
我把刚才捞的泥鳅倒在冰面上，都冻硬了，用锹把鱼攒成堆，能装两麻袋。用手往麻袋里扒拉，装好一麻袋，背着回窝棚。
晚上煮了一锅泥鳅，大伙可劲造（东北话“吃”）。马班长一边喝酒，一边嘴不停地叨咕：老杨真行！爱动脑筋，很能吃苦，老杨是真有两下子，我真服了他，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呀！
大伙一表扬，我就来了劲儿。为了多弄泥鳅鱼，我想了一个办法：用四条麻袋缝在一起兜鱼。我把我的一条麻袋剪开了，动员大伙再拿出三条麻袋。吃鱼时人们的脑袋都快伸到锅里了，让捐麻袋打鱼时就都缩脖子了，这就是贫下中农。班长还不错，捐出一条麻袋，
这时，姜风林说话了：“我活了５０多岁，在小在河边长大，没听说过用麻袋打鱼的。”他把裤腿往上一撸，用手掌把大腿拍的啪啪响，接着用手指掂掂膝盖又说：“杨崇道，你要是用麻袋能捞上泥溜沟子（泥鳅鱼），你捞多少，我都一条一条的放在我膊裸盖（膝盖）上生吃掉。”
好家伙，这个赌打得够狠的。我回了一句：“一言为定！”
我借了两条麻袋剪开，四条麻袋铺在地上缝成一个正方体，用４根绳子拴在正方体四个角，一切就绪。
当晚，我跑到暖哈眼，用冰穿把哈眼开大一点儿，然后把麻袋沉入水下展开，把四根拉绳压在冰面上。我看了看，在冰面上走走，感觉不行，明天拽麻袋起鱼时，冰面滑使不上劲儿，我用冰穿在哈眼西边凿些不规则的浅而小的坑坑洼洼，把碎冰渣用脚扫到一边。走一圈现场，感觉良好。我一路好心情，乐不滋儿地回到窝棚。
大伙对我用麻袋捞鱼之举，少数赞成，多数半信半疑看热闹，个别反对。睡觉前我问：明早谁愿跟我一块去拉麻袋捞鱼？４个人就够。捞出来的鱼每人奖励一麻袋，挑大的。姜风林弟弟姜风阁很干脆，大声表态：我去！接着姜志银等３个小伙子报了名。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行５人从容出发，一路无语，各人各有心事，我想的是一定成功！走到暖哈附近，我宣布纪律：一切行动必需听我指挥，起麻袋前不准出声。
４人轻手轻脚紧跟着我，走到暖哈跟前，天大亮，我用手势指挥４人站四个角上，每人拿好一角拴绳，猛地把麻袋四脚拎出水面，我令东边两人迅速向西边靠拢，我立即喊：“拉！”４人齐心合力，呼儿喝地喊，伸长脖子嗷嗷叫，鱼太多，太沉，实在拉不动。我立刻下令东边的两人返回来，把麻袋绳松一点放掉一些鱼，眼看一堆泥鳅倒入水里，我立马喊：“快拎绳！快合拢！使劲拉！“我也上前拉拽！我喊一二三使劲------啊！５人同时倒地。拉上来啦！一鼓作气，４人同拉麻袋一边，把鱼翻扣在冰面上。好大一堆呀，足有半吨重。大伙赶紧把鱼摊开，让鱼冻上好装麻袋。
“今天大丰收，每人奖励一麻袋，挑大个的。”我的话音一落，４位志愿者迅速乐呵呵地行动起来了。有人提出：“这么多鱼，能不能多奖励一些？”我说：“不行，就一袋！”于是这４人互相攀比，可劲儿往麻袋里塞，满满登登地连麻袋口都系不上了。
奖励的鱼装了４麻袋也不足一半，再把散在冰上的泥鳅鱼堆起来听候马班长作处理。
回到窝棚附近，看到窝棚门口站着一位瘦高个子，是姜风林，他看到扛着沉重麻袋的４个人渐渐走近，心里有数了，转身回屋里。因为我俩是打赌的，很自然相互注意着对方。
吃早饭时，４个志愿者互相抢话，争着说刚才起麻袋拽出老大一堆泥鳅鱼的情景，４人连说带比划，讲得活灵活现。姜风林红着脸强笑着说：“用麻袋还真能捞着鱼。”说话声很小，但我清楚地听到了。
姜风阁以胜利者气势说：“我看杨崇道可不是简单人，我就信他，跟着他准能成功！”打赌事大伙心里都明白了，就此打住。
马班长发话：“让老杨领着还是那４个人，把鱼给运回来，就别去打草了。”
麻袋捞鱼的事很快传到连部，葛连长下令：“由杨崇道挑四五个人专门打鱼，元旦分给各户改善生活。”
命令如山倒，我摇身一变成了打鱼专业户了，真是乐死人。
我找到了这次麻袋兜鱼拉不动的原因，不是鱼多沉重拉不动；而是麻袋里兜的水漏不出去而加重了分量。于是我找了一块比脸盆大的细铁丝网，把大麻袋正方中间剪掉一块换缝上细铁丝网，这样起鱼时麻袋就兜不住水了。这种能兜鱼能漏水的双功能打鱼工具，一举试验成功，每天都能收获一吨多泥鳅鱼。
不久，收获日减的趋势给我传递一个信息：暖哈这个水泡子的鱼很快会被打光的。决不能死守一处。
下班后，我让跟我捞鱼的４人用爬犁把鱼运回窝棚。我手拿镰刀，身背冰穿和铁锹，拉网式地踏遍东沟里，勘察水泡子找鱼源。每当发现可能有鱼处，我就凿开一个２尺多深的冰窟窿，快要穿透时，我把冰穿调个头，高举起，猛力向下砸去，只听噗嗤一声响，从冰窟窿里喷出有碗口粗、黑乎乎的鱼柱子，升起半米高，瞬时回落鱼柱子消失在冰洞里无影无踪。此时此刻眼前出现的大自然迷人景色，令我陶醉在仙境之中。如此的精神享受使我忘记了疲劳。
踏着晚霞寻泥鳅，满载信息迎日落。
经过四五天的奔波，走遍东沟里的四面八方，鱼情基本掌握。经实地破冰穿洞探测，对东沟里大小几十个水泡子了如指掌，东沟里泡泡有鱼，只是鱼有多有少，应了“北大荒有水就有鱼”之说。东沟里绝大多数是泥鳅鱼，也有少量鲫鱼，还发现一个水泡子里全是哈什蚂。我把勘察情况详细绘制一份鱼情分布示意图，根据示意图制订捞鱼计划，争取多捞鱼，让69连职工过年时在炕桌上多一道菜。
打鱼打出了名，开始有人悄悄找我开后门。走后门的都是到东沟里来运苫房草的拖拉机手或赶马车老板。找我走后门的不用送礼，向我笑笑说两句好话就行，连一根香烟都不用递。
拖拉机手梁永利半夜把我捅鼓醒：说他老婆生小孩需要弄点泥鳅鱼补补身子。我一听理由充分，立即起来，他开拖拉机我领他到一个小水泡子，来回一个半小时给他搞了两麻袋泥鳅。他很满足很高兴地谢谢我，我掏出两支香烟，我抽一支，还给他一支。
赶马车老板马德昌，是个班长，他领导５辆马车来东沟里拉苫房草，他拽着我的班长马奎昌笑嘻嘻地来找我说：“俺们要求不高，每人一麻袋泥溜沟子就行。”有我的班长在场我必须痛快答应：“没问题，赶车跟我走！”
我领他们去一个大泥鳅的水泡子，我给他们５个车老板每人指定一个破冰点，他们用自带的冰穿子开始打眼。我告诉他们，打到快要穿透时停下。等５个破冰点都打到要穿透时，听我统一指挥：预备，砸！快拿抄罗子捞鱼！这个时候，谁的动作快谁捞的就多，关键就在１０秒之内。结果５个冰眼４个大丰收，只有马德昌的没捞到几条泥鳅。当他听到下令：砸！他砸得及时有力，但是他看到鱼柱子蹿有一人高时，他高兴的一屁股坐在冰上只顾拍手乐，竟忘记拿操罗子捞鱼了，等他缓过神来，１０秒钟早已过去。
一个水泡子打１个冰眼喷出的鱼柱很高，１０秒钟过去，用操罗子在水里转圈搁啰，还是能捞出一些鱼来的。要是在一个水泡子里同时打２个洞眼以上，而不是同时砸开冰眼，第一个砸开冰眼的蹿上来的鱼柱最高，第二第三----射出来的鱼柱依次低下来，最后一个砸开冰眼的，可能见不到鱼柱，也许能听到像南方水牛在水中放个屁，噗----的一声，接着能看到几圈浑浊的水花，如此而已，泥鳅鱼可能连影子都见不到。这就是我能捞到很多鱼的绝窍。
冬天在大草甸子里找水泡子用冰穿打泥鳅鱼，当地老农都会。但是，有的能打到鱼；而有的就打不到鱼，关键是看砸开冰眼后那一瞬间，也就是破冰后１０秒钟的火候是否能抓得住，这可是技巧。老农都说，六营朝鲜族人打鱼最精，用冰穿子打泥溜沟子就是六营朝鲜屯老高丽传过来的。
打草和打鱼任务完成，我们撤出东沟里回到连队，眼看元旦就要到了。
和平时一样，元旦那天葛连长准６点在连部播音室讲话：“早上好！今儿个是1970年元旦，不谈工作。大家新年好，新年快乐，有泥溜沟子下酒了能不快乐吗！这次过元旦每户分泥溜沟子50斤，这就不错啦，别不知足。过完元旦，让杨崇道领几个人去东沟里再打一阵子，争取过大年每户分到一百斤泥溜沟子。吃泥溜沟子可别忘了杨崇道，这回杨崇道贡献不小，领着几个人白天黑夜在雪里滚冰里爬，吃了不少辛苦。”
在广播里受到一次大表扬，我也很知足。
63. 当瓦工的小工
连队自己烧砖盖瓦房，牛鬼不固定的分给瓦工当下手，和泥递泥抛砖搭脚手架扛跳板，凡是脏累的活都是叫牛鬼干。我跟的瓦匠师傅叫姜福，他是大拿，其他瓦工都是听他的。他一到工地一屁股坐在红砖上抽烟，看着我们牛鬼和泥。泥和好他就爬上跳板，我们牛鬼每人拎一桶泥跑到各自的瓦工站的跳板下面，仰颏儿听候瓦工吩咐。而我总是在瓦工师傅吩咐之前早已准备就绪。我当小工很专心，绝不东张西望，一双眼睛紧跟瓦工师傅两手转，师傅右手拿瓦刀左手摆红砖，我的眼睛一步不落跟着走，当需要小半块砖时，我已提前选好递到师傅手中，用不着师傅比量砖缝大小砍整砖。需要大半块，我提前递上，缺半块砖，我及时放到他手里，我让他能得心应手，他砌的砖墙质量好进度快，每天都受到葛连长表扬。姜福心里有数。他常对领导说：“像杨崇道这样心灵手巧有眼力的小工难找，就是给我两个小工换老杨一个，我是坚决不会换的。”
64．响应党号召：结扎
我已有３个女娃老婆还想要一个男娃，工夫不负有心人，理想终于实现。日下午5时老婆满怀信心生儿子，在分场妇科赤脚女医生的帮助下，婴儿顺利降生，老婆不顾身体疼痛赶忙问医生是男是女？医生笑着说是个男孩。老婆不信，要我把婴儿抱到她跟前，用把尿姿势将小鸡鸡放在她眼前，她看到小鸡鸡，高兴得满脸开花笑出了眼泪。从结婚那天起，年年盼月月盼，不盼星星不盼月亮，就盼添个男孩家族兴旺。她承认：她就是有孔老二思想。
1964年社教时我有第一个女儿，领导号召只生一个好。我有点动摇，可我老婆坚决不同意：第二个是男孩就扎。1966年第二个又是女孩。我倾向老婆再看看第三个可能是男孩，出乎意料，1967年还是女娃。这时我坚决和老婆一个观点：不见儿子誓不罢休！有志者事竟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四个成功了，男孩！
有男孩就结扎，这是有言在先的。老婆生了孩子还没满月，我的领导派一辆马车，并亲自登门征求意见：你们俩谁去做手术？我回答：“我去，因为我身体比老婆好。”领导满意地对我说：“那好，现在就跟我走。”我跳上马车，车老板把马鞭一扬就把我拉到营卫生所，在王麻子主任医生的督导下，由一位女实习助产士把我给做了。
从此，我元气大伤，干重活发不出猛力，生理上留下了终身难言的后遗症。结扎，太坑人！
65. 当农工排长
老搞运动，广大群众和部分干部渐渐疲塌下来，厌战情绪日益上升，牛鬼班早已解散，广大贫下中农和牛鬼也打成一片了。
我没想到的是，葛连长提拔我当农工排长，也许是干活卖力打鱼有功而受到重用，一个老右派当排长这在69连史无前例。
按照老规矩，实际是不成文的规矩，当上排长就不拿垄，没有干活定额，可以甩袖子在全排范围内东转转西溜溜，检查一下各班的活干得怎么样，随时指点一下，这样，在领导眼里这个排长是很负责任的好排长。
我当排长不能按“老规矩”办事，我要有自知之明，我不甩袖，我要和农工在一起干活，干的还要比农工多。所以农工都佩服我，从心里尊敬我，我说啥都听我的。
我排的副排长马吉昌是个老农，很喜欢按老规矩，常常双手一背，到各班走一走看一看。有的农工背后议论：官不大，架子不小。人家杨排长比他官大，还和咱农工一样干活。看来，劳动人民还是喜欢实干的领导。因此，我家酱缸用不着防备偷吃扒拿者下耗子药，柴禾垛也不愁调皮捣蛋的放火。
我当上排长不久，刘常福指导员升职调离69连。新调来的朱斌指导员对我也挺好。
66. 六岁儿子挨批斗
1975年我儿子杨天涛上小学一年级，天涛的班主任刘老师，她是副连长孟广清的爱人，就住在我家隔壁。一个星期日，天涛和同班同学校长的儿子一起到班主任刘老师家去玩。我儿子看到刘老师家放的一个毛主席石膏像有问题，就对刘老师说：“刘老师，你看你家的毛主席像的头坏了。”刘老师回答说：“是的，是昨天孟连长不小心把毛主席石膏像碰掉地上，把头摔掉了，后来把头捡起来放上，看起来头有点歪。过两天我到总场商店再买一个新的。”
校长儿子一听到我儿子说“毛主席的头坏了”。立即跑回家向他爹报告：“杨天涛骂毛主席头坏了”。他爹，孙校长一听右派儿子骂毛主席，这还了得！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我连的具体而强烈的反应。他立即到学校办公室，派人把我儿子叫到办公室谈话。
校长问我儿子杨天涛：“你刚才在刘老师家说‘毛主席的头坏了’这句话吗？”我儿子答：“是的，是坏了。”
校长批评我儿子说：“不对，说这话是反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广大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头怎么能坏呢？你污蔑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我儿子喊起来：“我没有污蔑，不信你自己去看。”
校长启发我儿子说：“我很清楚，不用看。杨天涛，你老老实实跟我说，你说毛主席头坏，一定是你爸教你说的，是不是？”
我儿子有点急了：“不是不是，不是我爸教的，是我在刘老师家看到的，你家儿子也看到的。”
校长生气说：“我儿子看到没看到可没说反动话。你回家好好想想，这事别对你爸说。”说完就气鼓鼓地走了。
下午校长召集一年级开大会，批判右派反动儿子杨天涛。没让班主任刘老师参加。校长亲自主持，校长儿子上台揭发杨天涛辱骂毛主席的罪行，还领头喊口号：打倒杨天涛！
杨天涛始终不服，哭了。
散会后，校长立刻到朱
斌指导员家请功，汇报杨天涛在刘老师家说反动话，汇报了他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了他对我连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及时采取革命行动，汇报了这是右派杨崇道教唆儿子漫骂毛主席，建议连里成立专案组，对杨崇道进行审查批判，把杨崇道的反动气焰打下去。
朱指导员听完汇报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朱指导员走出家门直接进了刘老师家，走近毛主席石膏像，一目了然。和刘老师客套几句就返回自己家。
晚饭后，朱指导员转到我家。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我。表达了他对无耻小人之痛恨。
连６岁的孩子都要打倒，是人干的事吗？作孽！
67．调中学教书
1976年我被调七分场中学教书，起初让我教畜牧班的语文，我说我不会教语文，分场文教张干事说：“你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的讲用稿写得那么好，分场广播，总场广播，总局《合江日报》还不断向你约稿，你写稿能力这么强，教个中学语文对你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我说：“写材料和教学是两码事，----”
“好了，好了，别说了，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别再讲价钱，一切听从党安排，要好好干，别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一片期望。”文教张干事说完不耐烦地把手一摆：去吧！
七分场中学党支部书记李玉斌的女儿是畜牧班的学生，听了我一周的课后向她父亲反映了我的教学情况：很努力但教学方法不对路子。畜牧班的班主任杨春义对我很关心，他是教数学的还帮助我备语文课，他发现我不懂语文教学，这才向校领导汇报后李书记找我谈话并决定让我改教３个平行班的化学，化学毕竟是我所学专业，我也就同意了。李书记和教导主任向正谊来听我的第一堂课，我在讲台上很放松也放得开。讲完课学生起立热烈鼓掌，这就给我这堂课打了高分。向主任当着李书记的面表扬我说：“你的课讲得通俗易懂，语言表达很生动，我要向你学习。”李书记也笑着和我握手。
此后，我就教３个班的化学课，畜牧班和同年级的另两个班级直到毕业。
李书记对我非常重视。经常举办化学科教学观摩课，分场各中学化学老师来听我的课。很快被总场文教科刘志道科长发现，刘科长组织友谊农场１２个分场中学的高中化学老师在七分场中学召开化学课教学观摩课听我的课。农场管理局利用寒暑假举办所属农场中学化学老师培训班，由总场友谊高中化学教研组长张学选老师和我共同备课，由我主讲。张学选是１９50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比我早４年，是我的学长，他的教学经验很丰富，他当右派前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讲师，教学上很有一套办法，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赞赏我口头表达能力强，总是谦虚地让我主讲，我很感激他总给我锻练的机会。1979年暑假，黑龙江农垦总局在八一农垦大学举办总局所属各农场中学化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张学选老师指导备课让我主讲，使我又一次得到了锻练。
一次又一次的主讲，我在总局化学老师中有了点名气。
从此，我所任教单位七分场中学名声大振，李玉斌书记在文教系统也大大出了名。1980年9月他升迁为分场党委书记。
68．当班主任
1977年我在七分场中学马家街分校当上八年级３班班主任。生平第一次当班主任，下意识地觉得这是党对我的重用，我得卖力气干给党看，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
当时已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而“反对智育第一”的标语仍贴在学校大门口，偏重文化课还不敢轻举妄动。但有最高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在突出政治的口号下，对学生学习文化课（语、数、理、化）适当抓紧一点，我担任化学课，作业多布置一点也无可非议。
在同年级３个班级中，八年级三班文化课考试总分第一，文化娱乐活动排名第一。就是劳动干活排在最后，学校分给的劳动任务完不成也不加班加点，排名总是老三。连学生学雷锋活动都与众不同，不是走出去扫大街而是关门写作业，把学雷锋用在提高文化的实际行动上。学校安排学雷锋到伙房帮厨，我说：“我们到厨房把炊事员该干的活让学生去干，炊事员闲下来就可以不学雷锋，这不符合中央号召学雷锋的精神。”学校领导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马虎过去。
每天清早起床后，八年级三班同学长跑到兴隆山下2000米来回，“
1-！2-！3-！4！”喊得特起劲。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总场中学温广彦老师带领同学下连队参加秋收，和我们学校开联欢晚会时，８年级三班的《长征组歌》大合唱，受到总场师生的赞赏。温老师说：《长征组歌》让你们唱出了精彩，我们要向八年级三班学习。庆国庆我们的自编节目参加了全校汇演比赛，获得奖励，大大提高同学们参加文娱活动的积极性和荣誉感。
八年级三班同学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孙乃友同学的带领下又上升为高度的凝聚力。毕业后，坚持年年相聚，４０年如一日，这在北大荒实属罕见，孙乃友同学功不可没！
24年过去了，2004年起，我和八年级三班同学已有多次会面。
69. 编节目欢迎美国人
1978年9月，调我到营直中学任化学教研组组长，并担任９年级３个班化学课的教学。建立
“耕读班”，杨云田是班主任，我兼任副班主任。相比其他老师，我的担子较重。
八年级三班文体活动开展得好，被七营中学党支部书记看中，李玉斌书记要我参加学校业余文娱宣传队编写节目，同时给中学各班教唱《长征组歌》。这样一来我被安排得很满很满，可我心甘情愿。
我一进七营学校就被重用，李书记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要我编节目欢迎美国人。
滔老师找到李书记汇报：“杨崇道是右派，你知道吗？文娱演出是党的文艺宣传阵地，编写节目是党的喉舌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交给一个右派来担任？”
李书记说：“栾老师，感谢你给我的提醒！你已写了入党申请书正在极积要求上进，组织上对你也很信任，这样吧，编节目的事就交给你，很合适。”
滔急忙双手摆动：“不行，不行，我对编节目一窍不通。”
李书记接着说：“你干不了，这事就难办了。栾老师，你提提看谁来编节目合适？”
栾老师抓抓脑袋：“我还真提不出谁有这能耐-------”
李书记叹了一口气，慢慢抬起头两眼看着栾老师说：“帮助美籍华人韩丁先生安装美式农业机器的七八位美国工程师下月初来七分场参观，总场宣传科要求我们搞一台文艺节目欢迎美国人，是韩丁请来的客人，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只能搞好不能搞砸。时间这么紧，换人再编节目是来不及了，可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换。这么吧，还是让杨老师继续编节目，他编的节目分场党委审查后很满意。再说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
自己没本事，还不甘心别人有本事，忌妒，打击，压制一系列小动作不断，在教育界中这样的半瓶子醋小人，如孙福昌和栾滔老师那样，数量不多可老在背后捣捣戳戳，打击别人又总抬不高自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害群之马的产生，就是抓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第一的年代，只要当过右派，干啥事总有人找岔子。为了抬高自己就打击右派。做人难，做右派更难！李玉斌书记很重才，他一直在保护我。他还重用语文教学出众的右派张肇，他对国民党海军司令的亲侄子、全场物理教学能手桂体仁也是爱护倍加。
1979年3月，七分场中学分给我一套新盖好的砖瓦房，我把家从生产队搬到分场，这样我每天上班就少走一个来回十多里的路程。
70. 右派改正
1978年11月份，我接到右友杨角从哈尔滨来信说：“北京正在搞右派改正的事，你抓紧写申诉材料给原单位。”
我立即找出1962年写的申诉材料，适当修改一下复写两份，双挂号寄一份给总军械部党委。信发出一个月并无回音，我怀疑是不是和1962年一样：右派甄别工作得到消息就已经结束？写了申诉材料抱有很大希望，瞬间一切泡汤。这次会不会也泡汤？
正好放寒假，就到北京去一趟弄个明白。老婆十分支持：“你等得着急，我看你急我也急，不如亲自去办，办成办不成心也就定了。”她把银行存的一百多块钱全取出来，又把多年积攒的20多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我带上。我满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路顺当到达北京。
原总参军械部文革后规模缩小，改为总后军械部，部址也挪了。我毕竟在北京呆过八年，没费多少事就找到了地方。
我进了总后军械部接待室说明来意之后，值班员一个电话，５分钟不到就来了一位军官，他迎面笑着伸出右手说“您是杨崇道同志”？我站起来答“我是”。他把我的手握的更紧，忙说“请坐，请坐”。接着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坐椅旁的茶几上，问道：“您吃早饭了没有？”我答：吃过了。
这位军官和霭的笑容，语言亲切，使我感到温暖。
接下来，他自报姓名：赵恩祥，原在弹药处工作，现调政治处改正办公室，正在贯彻落实中央55号文件。他说：“我们收到您寄来的申诉书，申诉书写得很好，部党委很重视，按照部党委的指示，重新审查了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言行，对照中央55号文件精神反复研究了对您的改正问题，还有其他十几位同志的改正问题。部党委的决定很快就会下来，我现在只能跟您说，‘会有好消息的’！”
赵参谋的话音一落，我心花怒放，满怀忐忑不安立马消失。
赵参谋说：“部党委决定下来之后会和你见面的。”他要我住招待所玩几天再回东北。
我立即打电报把“会有好消息的”６个字发给老婆，并告知她我想回南京看望父母。她立即回电报赞同。我到南京只待了５天，心神不定。赶快返回东北，等着“会有好消息的”事和我见面。
1979年3月，总后军械部派赵恩祥参谋来七分场和我见面，到我家时天刚亮。很巧，他在福利屯下火车问路时，问到一位认识杨崇道的拖拉机手，当夜他就坐驾驶室里轰轰隆隆一宿，天亮到七分场，赵参谋和我握手时，我看到他穿的新军皮大衣上蹭了不少机油。这一路还是挺辛苦的。赵恩祥参谋代表总后军械部政治处向我转达：
关于杨崇道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决定
（79）械党字第？？号 秘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委员会（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和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经复查，一九五八年将杨崇道确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按总政治部【1979】6号文件，撤销总参军械部党委原定杨崇道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撤销对杨崇道撤销职务、监督劳动、开除军籍的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按当时有关规定补办转业手续，离队后一段时间不算军龄，工资不再补发。
　 总后军械部临时党委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
赵参谋打开他的背包，拿出一套崭新的军服、军帽、帽徽和红领章，恭敬地走到我跟前立正敬个军礼：“恭喜您恢复了军籍，杨崇道同志！”
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也不知道要说甚么了，双手使劲攥着赵参谋的手用力抖一抖，感谢他特地为我送来了好消息。
赵参谋笑着说：“是党的宽大政策，应该感谢我们伟大党。”
我紧忙说：“感谢党，感谢党！”
我老婆用手帕捂着脸跑出了门外，受压抑多年，此时此刻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发泄一下也好。
赵参谋起身说要走，还说他是黑龙江桦川县人，办完公事后顺便回家看看父母，工作很忙几年没探家了。
要探家，我也就不挽留了。
这位年青军官赵恩祥参谋，看样子不足25岁，我和他仅有两次接触，办事沉着稳重，待人和霭亲切，说话谦虚谨慎，礼貌到位，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改正第一件事是穿上军装照相，我领着一个老婆４个孩子高高兴兴地上了顺便车，到了友谊总场照相馆，６口人拍了全家福，又拍了老夫妻照，还拍了个人半身和全身照，今儿个真高兴！
照完像回来立即把军装脱下叠好放在箱子里保存留作记念。
文革期间派性斗争中解放军最吃香，谁反对解放军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亲人解放军》的歌曲唱遍祖国大地。文革刚过影响还在，对解放军的热爱未减。
我穿上军装，就是亲人解放军了。
我家来客川流不息，来的都是祝贺，我全家老婆孩子都乐的合不拢嘴。一身军装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就这么简单。
我有个学生的哥哥结婚，学生和他父亲到我家来请我喝喜酒，强拉硬拽要我穿军装去赴宴，无奈，我穿着军装到了他家的露天会场，十几桌百十号人把目光都投向了我，新郎新娘立即过来向我敬酒，接着三三两两的、认识不认识的都来给我碰杯，结婚宴会怎么我成了主角？这不乱套了吗？我的酒也喝到份了，少说有一斤半，便托词提前退席，学生送我回家的路上，再三感谢我着军装来参加宴会，给婚宴添彩，给他家的人脸上增了光。
一套军服竟能发出这么大的作用，我没有料到。
七分场军队右派一共２人，我领到军装半个月后，哈军工右派吴天扶也领到国防科技大学派人送来的军装（文革中，哈军工迁长沙改为国防科技大学）。吴天扶穿了军装就照相，还穿军装进教室给学生讲课，他的个头比我高，穿着军装比我威武，风头出的很到位，受压22年，也该露露脸出出风头顺顺气！
激动过后，平静下来仔细回味，冷不丁想到：赵参谋要我感谢伟大党，我为什么要感谢伟大党？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右派帽子是伟大党扣上的，军籍是伟大党开除的，职务是伟大党撤销的，到北大荒劳改是伟大党遣送的。是改正我的错还是改正党的错？《决定》撤销总参军械部党委原定杨崇道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撤销对杨崇道撤销职务、监督劳动、开除军籍的处分，恢复政治名誉-----。一句话，是党改正过去在我身上犯的错误，是党错，不是我错，我是受害者。给我恢复军籍，恢复政治名誉，是党承认错误或改正错误，是理所应当。怎能反过来要我感谢伟大党？岂有此理！
有错能够认错就是好的，可以得到右派的谅解和宽容，如改正得彻底，可以受到右派的表扬和信任，右派是通情达理的，将会继续拥护知错必改、正大公平的的那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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