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乡村小说的创作一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
1、现实乡村对的意义
我在乡村，耳闻目睹了很多的人和事，真让人触目惊心、感慨万千。这些年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绝大部分人有一种“自满自足”的心态，但背后隐藏的问题和危机非常严峻。我有这样几点最突出的感受。一是农村政治的散沙化，村委会、村支部这样的基层政权已基本丧失了它的领导力、号召力、凝聚力；二是农村经济困境化，农民主要靠种地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勉强度日尚可，但一遇到婚丧、盖房、上学、看病等等大事，就一筹莫展。三是农民群体的边缘化，农民成为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一进入市场经济就处处碰壁吃亏，根本无法掌握的命运。四是农村的“殖民化”，农村社会经过几十年来的战争、革命、运动，固有的传统文化早已破碎和消失，即便有一点残存也已完全变味。而多年来的乡村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化蛮横入侵，无情地吞噬和异化着乡村文化。农民纷纷逃离农村，农村文化弃之如敝屣，乡村成为一个个庞大的文化“空巢”。而这最后一点，是不能不让人感到痛惜和忧虑的。
喊了多年的“三农”问题直到今天“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理论上已讲得很多很多，不别赘述。我自己的感受是，当前已得到全民共识的“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化进程中的战略调整，这个调整已经晚了、慢了一点，现在是刻不容缓。它的发展如何、成败与否，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是全体国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肯定是漫长的、艰难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乡村小说，我就觉得它太软弱无力、僵化落后、小打小闹了。当然我也承认当前还是有很多不错的乡村小说的。
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确实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且已经成为影响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农民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的效益与工业和服务业的效益难以相比。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可现在农民却陷入了艰难之中。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就基本停滞了。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等，成了社会话语中的关键词。如果解决不好“三农问题”，我们通过20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八、九亿农民却过着艰难而沉重的日子，所有具备感的人都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作家当然也不能置之度外。因此，“新农村建设”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为精彩作品的诞生创造了机遇。
2、对“乡村小说”概念的理解( 网：www.sanwen.net )
写农村和农民的小说，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但我觉得它着重强调的是地域特色、民情风俗等等，今天显然有点狭窄了。当然这个概念还是可以沿用的。“农村题材小说”是侧重题材范畴的一个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有点行政化管理的味道，我觉得应该逐渐扬弃。“乡村小说”呢？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涵盖力较强。而写乡村就要写历史、现状、文化，乃至与城市的比照和交融等等，又有一点文化意味。从作家的角度讲，“乡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境界，因此又具有审美色彩。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展开，乡村小说一定会有一系列的突破和新变，我觉得到时可以用“新乡村小说”来概括。
我们谈乡村小说，不能凭空去谈，而要在已经提供给我们的文学创作的事实基础上去谈，然后，在这基础上，我们来探讨什么是乡村小说的基本属性，来探讨我们所面对或者说，我们所期待的乡村小说的基本的属性、形态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所面对的乡村，有这样的几种类型，一个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充满宗法色彩的乡村，一个是文化形态的在传统想像中的乡村，一个是文化形态的与都市对立的在都市想像中的乡村，一个是政治观念观照下的乡村，一个是充满了独特风俗民情的乡村，一个是作为中国人存在之家的乡村。相应的，眼下的乡村小说也有着这样的几种类型，或者是在一篇小说中，几种成份都有，是一种混合，但还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这些小说，咱们都比较熟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3、乡村小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方重镇
我认为虽然自新时期文学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逐渐进入了一个无主潮、多元化的发展时期，但乡村小说却依然是这多元化文学现实中的一方重镇。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有了一种迅猛长足的发展，虽然有人预计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将有三亿至四亿的农民离开乡村融入城市，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但从本质上而言，中国依然会有广大的乡村世界存在，中国依然难以脱离农业国家的描述与定位。既然广大乡村世界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那么以此为表现对象的乡村小说的长期存在便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现实来看，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伴随着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现代城市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都市文学（小说）确实较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却更应该看到，在当下文坛出现的那些真正堪称优秀的小说作品，其中绝大多数却仍然是乡村小说。这一点，在一些全国性奖项评选中的表现相当突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十分深厚的乡村小说传统，与之相对应的都市小说传统却相当薄弱。或者说，我们的小说家们更多地还不具备进入都市文化的能力。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乡村小说作为中国文学中一方重镇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的。
我还是想从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来谈这个问题。从事实层面来说，乡村小说一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根据地文学及建国至1980年代，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在今天，在纯文学领域，乡村小说仍然占据着主要位置，你就看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乡村小说就占了很大比重。但是，今天提出乡村小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方重镇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大家普遍感到，在文学市场领域，在大众阅读领域，乡村小说绝对不占重要位置。从价值层面说，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中国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现代中国，要看乡土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乡土的现代性转换及其在现代中国中的位置、意义。这些，都决定了乡村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极端重要性。现在的难题在于，怎样解释这一重要性与乡村小说事实上，在文学市场及大众阅读中的失落。
二、反思乡村小说的创作传统
1、从“五四”至“文革”乡村小说的经验与教训
“五四”至“文革”期间，是中国乡村小说兴起与发展的阶段，在这期间，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鲁迅先生，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开拓者。鲁迅在乡村小说创作中，特别注意描写底层农民的和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乡村小说作家的主要特点，它集中表达了知识分子作家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想，崇尚原始、崇尚民间、崇尚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情怀。50、60年代乡村小说则有了明显的时代印记，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策宣传和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等就是。“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村小说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50、60年代形成的以赵树理和孙犁为核心的“山药蛋派”和“淀派”两个作家群体，呈现出乡村喜剧和田园牧歌等风格类型，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农民的思想矛盾、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不过，这一时期乡村小说意识探索的空间又是逐渐萎缩的，其艺术创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五四”至“文革”长达60年的文学发展中，乡村小说的面貌是格外丰富驳杂的，但从其大的脉络来看，实际上可以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其一是以鲁迅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因为乡土小说很明显地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批判性地审视乡村世界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将此类小说界定为一种“启蒙叙事”。其二则是以沈从文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一种带有明显的田园乌托邦色彩的乡村小说，在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文化背景中，突出地存在着一种将乡村田园牧歌化以对抗批判现代都市罪恶的倾向，所以我们可以把此类小说界定为“田园叙事”。其三则是1949年之后，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为主要代表的“阶级叙事”。其实，这类小说也是可以追溯至30年代的茅盾，乃至解放区文学中的赵树理等作家的。因为这些作家主要以一种政治化了的阶级视角表现乡村世界的缘故，所以我们便将之界定为“阶级叙事”。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乡村小说而言，不同创作视角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虽然是同样一个乡村世界，但因了不同切入视角的存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乡村世界景观却是因人而异大相径庭的。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乡村小说家们而言，是极富启示意义的。
2、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成就和局限
随着新时期文学一路走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乡村小说是最兴盛的一个时期，是当时整个文学大潮中的主流。一大批起点很高的作家带着他们厚积薄发的作品崛起于文坛，当时的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至今我们还犹新。乡村小说同农村改革同步前行，及时而敏锐地表现了变革运动中的矛盾和走向，刻画了走向觉醒和自主的农民形象。但今天看来，那时的乡村小说距离意识形态太近，有的直接图解农村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导致它在80年代后期衰落的主要原因。此外在艺术上还没有完全突破50、60年代的条条框框，如结构上的陈旧单调、叙事方式上的僵硬直露等等。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乡村小说有过一段期，但到9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文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乡村小说再度复兴并走向了多样化。但在都市小说热热闹闹的态势下，乡村小说虽然仍在倔强地坚持，势头显然不如新时期那样富有生气和创造力了。
3、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优势与难度
从理论上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因为作家自身的观念必然会贯彻到其创作的文本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品，从来都是于对人的生存的揭示与探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二是存在的价值，即人的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如果远离底层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不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作品无疑就失掉了血脉。优秀的乡村小说作家，之所以能一直充满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凡俗生活隐藏下的悲剧，也看到了含泪微笑之下的希望。
现实主义虽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但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不等于对现实生活作简单、机械地记录。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已经是比生活真实更高、更完善的艺术真实，是能够代表乡村社会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无视生活的外在真实和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追求外在真实，将会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片面强调写本质，而离开对乡村生活现象的真实具体描绘，则会造成创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创作原则的。
我记得西方一位叫做戈尔德曼的理论家说过，社会结构与文学结构有着严格的同一性。我是很认同他的这一说法的。由此，我也认可根据地与“十七年”的乡村小说，都是属于红色古典主义的说法，他们都认可人的是可以寄托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的，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核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随着现代性神话的破灭，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为大家所正视，以个体为本位的对社会的批判诉求，正在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到来。我们看近来对文学关注底层民众的呼吁，看近来文学批评界对作家正义感、道德感、的呼吁，看近来学界对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大致都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这一潮头的正在到来。
三、眼下乡村小说的状态与走向
1、直面眼下的乡村小说创作
以我看，眼下乡村小说的创作是相当繁荣的，仅以长篇小说而言，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就出现了这样一批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品。其中主要有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铁凝的《笨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阿来的《空山》、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莫言的《四十一炮》与《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与《丁庄》、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尤风伟的《泥鳅》、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等。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对当下现实中的乡村生活，还是对既往历史中的乡村世界，作家们的观照与描写，都是极具艺术性、震撼力的。
我集中看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全部中小说，八部中短篇小说其中有六部属于乡村小说，短篇小说如王祥夫的《上边》，魏微的《大老郑的》；中篇小说如毕飞宇的《玉米》，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思想内涵丰富，艺术上也很纯熟，但我又深感其中有很多问题。一是这些作品虽然表现的是当下的农村生活，但与现实农村的那种复杂严峻似乎距离很远，没有表现出农村的典型矛盾和问题来。二是作家精神资源的贫乏，缺乏对农村现状宏观的理性把握，对乡村未来走向的探寻，对农民精神演变的发掘，对市场化、全球化下的农村、农民现状的瞰，一味地同情、叹息和无奈。这种状况我看长篇小说中也是存在的。
我的感觉，眼下的乡村小说创作，写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充满宗法色彩的乡村的小说，写充满了独特甚至奇特的风俗民情的乡村的小说，比较多。写文化形态的与都市对立的在都市想像中的乡村的小说，也有一些。其它类型的乡村小说，比较少。我还想说的是，写眼下农村状态的乡村小说极少。
2、壮大乡村小说的作家队伍
当代中国不少主流作家多数都以乡村叙事为主，比如莫言、李锐、毕飞宇、韩少功、阎连科、贾平凹等，他们的题材和经验都是乡土的。崇拜、敬意、怜悯，这些古典情怀，是这些作家们对待乡村的主要方式，他们借助文学家的创造性想象，从乡村丰富的意象群中获得了一种诗意。莫言的好几部重要作品，都是以他的老家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虽然叙述角度不同，但总是比较真切地表现了那一方水土的历史与现实，其中对人性的挖掘还是很见功力的。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等作品，对农村农民生存环境的逼真描写，都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写出过《商州》系列、《浮躁》、《高老庄》、《狼》等多部乡村小说的贾平凹，2005年，又推出了近50万字的《秦腔》。尽管文学界对贾平凹的作品一直有争议，但他毕竟是在乡村小说这块领地不断地耕耘，在读者中有着许多作家无法达到的号召力。阎连科是个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诚作家，尤其对乡村生活现实有深刻的观察的反映，他曾写出过《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坚硬如水》和《受活》等不错的作品，其中近作《受活》最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但是，真正的乡土在哪里？农民的欢笑在哪里？叹息在哪里？泪水在哪里？“三农”问题的真相远比想象惨烈得多，这些内容却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些淡化。
不过，我们又不能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作家中写乡村小说有成就者寥寥无几。现在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大多来自城市，不熟悉也不屑于写乡村小说，写乡村生活的作家后继乏人——这倒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现在乡村小说的实力派作家大都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现在这批作家的创作潜力也在逐渐衰减，而且他们最熟悉感受最深切的是70、80年代的农村生活，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有诸多隔膜。因此要振兴乡村小说创作，扶植的乡村小说作家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农村已基本没有了产生乡村小说作家的土壤和气候，现在有些从农村走出来进入城市打工的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探索着乡村小说的创作。譬如深圳的“打工文学”作家，现在已成气候。另外还有一些农村青年通过上大学的途径、然后就业在城市，开始了他们的乡村小说创作，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两种青年作家，竭力扶助他们，壮大乡村小说的创作队伍。
3、发现、塑造多样化的农民形象
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问题，既是一个创作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就已处于一种“退隐”状态，人物作为小说中的主体位置，作为作家的创作目标，已经被淡化、被忽视了。这种现象的背后，有西方哲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影响，有人作为主体在现代化、市场化大潮中被淹没、被异化的现实的暗示；同时也与我们放弃了现实主义“典型观”的创作思潮有关。中国农民在近30年的变革潮流中，有的从传统农民蜕变为大有作为的现代农民，有的坚守农民的固有品格和美德在市场社会中成为成功者，有的则在历史的剧变中被扭曲了、异化了、变质了…… 当然还有众多的农民变化甚少依然是一个农业小生产者。这形形色色的农民已同的、历史的农民大不相同了。但我们的作家还不熟悉、不认识他们，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底层社会，去发现和塑造他们。乡村小说如果塑造不出更多、更新的“典型”农民，其突破和超越就是一句空谈。
4、创新乡村小说的叙事方式
乡村小说类型与乡村小说叙事模式之间，我想，可能是有着某种关联性的。譬如说，写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充满宗法色彩的乡村的小说，往往形成家族小说的模式，情节啦、冲突啦，都与家族的设置分不开。写文化形态的在传统文人想像中的乡村小说，往往有着自然的啦，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啦。写文化形态的与都市对立的在都市想像中的乡村的小说，往往有着宁静的内心啦，人际之间的无功利的温情啦。写政治观念观照下的乡村的小说，往往有着乡村的新旧变化啦，用社会主流尺度所作的对乡村的社会分析啦，当然，这些社会分析，是通过人物的设计、行动完成的。写充满了独特风俗民情的乡村的小说，选材、情节、景色描写，往往有着奇异性。写作为中国人存在之家的乡村的小说，往往会注重具象与抽象的结合，注重隐喻、符号化的设计等等。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过去的乡村小说相比较，眼下乡村小说创作在叙事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了若干叙事新质。这新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如果说过去曾经先后出现过“启蒙叙事”、“田园叙事”、“阶级叙事”与“家族叙事”（我把新时期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看作“家族叙事”的作品）这样几种叙事方式的话，那么在眼下的乡村小说创作中，便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村落叙事”的叙事方式。所谓“村落叙事”，就是指作家更多地把某一村落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对之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与表现。无论是贾平凹笔下的“清风街”，还是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无论是阿来笔下的“机村”，还是铁凝笔下的“笨花”，这一点均表现得极为明显。其二则表现为对于日常生活细针密线式的绵密描写。如果说在“十七年”与“文革”的乡村小说中，甚至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中，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写作一直都是创作主流的话，那么在眼下的乡村小说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便是意识形态色彩的被明显剥离。而剥离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有效手段，则正是作家们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绵密书写。事实上，也正是依凭着这样一种叙事方式，作家们才极大程度地逼近了乡村世界的生存真实与人性真实。其三则体现为一种本土化叙事手段的普遍运用。可以发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文化全球化日益咄咄逼人的背景下，中国作家们表现出了一种十分普遍的本土化艺术追求趋向，这一点在乡村小说创作上的表现同样十分突出。无论是贾平凹《秦腔》中那样一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事”方式，还是莫言《生死疲劳》中对于章回体形式的运用，对于轮回观念的表达，都可被看作是向中国本土化小说传统致敬的行为表现。
5、乡村小说要走向市场
乡村小说要让更多的读者接受，最根本的就是要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实现作品的价值。对于这样的看法，一些作家和家还不能认同。比如有人说：乡村小说与市场无关。这是不承认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否认文学作品走向大众最直接最便利和最重要的渠道是市场，也就是不承认大众是乡村小说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还有的人认为：进入市场的就不是乡村小说。这是对市场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格调低下、诲淫诲盗的东西才能进入市场，只看到市场上有许多劣质的不好的甚至于坏的作品，却看不到市场竞争对提高作品品格和质量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相比较而言，乡村小说缺乏一种市场意识，不注重媒体的宣传，包装的方式，推向社会的手段，这些都影响着读者对乡村小说的接受。应该说，根据地与“十七年”的乡村小说，在当时之所以有着巨大的阅读市场，也是与当时政治文化的强大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总之，不论是何种宣传、包装、推行方式，但只管创作，不考虑传播、发行的方式、手段，肯定是不行的，而这，却是今天乡村小说如何走向读者的一个弱项。
6、我们心目中的乡村小说
我认为，作家从事乡村小说创作，首先应当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乡村人生，体现独特的价值判断；其次应当特别注重呈现乡土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乡土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中的真性情、真精神；最后还应当体现出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乡村小说创作非常需要作家坚持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思考与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应该纳入作家的视野。这样，乡村小说的之作，才能真正脱颖而出。
在我看来，不管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罢，无论欧化也好，本土化也罢，采取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是作家的自由，只要能够充分地挖掘凸显出中国乡村的生存真实与人性真实来，那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乡村小说。我期待的乡村小说，就是在现有的多样化乡村小说模式的格局中，发育出一种“新乡村小说”来，包括新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思想视野、精神品格等等。中国现代乡村小说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她还不应该来一番“洗心革面”吗？首发散文网：本文作者的其他文章10-1010-0610-0410-0309-2409-1709-0607-2206-3006-30&推荐阅读并说 很有感觉的佳作，读过，留个赞给你啦！&推荐阅读并说 首先应当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乡村人生，体现独特的......：拜读，受教。问好作者。：为你点赞！你可能也喜欢这些文章网友推荐的文章最新发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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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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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官方公共微信费孝通《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 人类学的日志,人人网,人类学的公共主页
留英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费孝通《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编者按：本文是赵旭东根据已故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日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而成，费孝通教授生前曾经对整理稿做过详尽的校对，从留存下来的费先生用铅笔亲自改过的校对稿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先生对于文字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此文部分内容曾经在《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录，但并非完全一样。这里刊出此录音稿，一是用来体味费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农民认识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缅怀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也许才是对老先生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
&&&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的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
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进入未名湖畔讲起。
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个时候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纪。但是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到了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度过这70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70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恐怕讲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五十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
我在1930年20岁，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一个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不少给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90岁上下的人，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
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守着我们，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了我们的头上，那是一种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感情很激动，民族意识也很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来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一种风气。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到一条出路。来使得我们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为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要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他是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
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
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的人是从哪里去找知识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学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看看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学者。
那么，到我这一代呢，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座学校是一座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啊！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
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的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
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方法。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的，讲猜想的，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讲来，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之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
为什么农民生活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味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接触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哺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识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
经过这一段，从19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或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这个时候的副业已经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还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期的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用土法做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
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的。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
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结果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前十几年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愠&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
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认识他的本领，他的本领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字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了用。现在我叫它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这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讲话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叫做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
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跟国耻，跟帝国主义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二十五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比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这样，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学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
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为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向妈妈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吃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作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来了就算了，去了就过去了。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
一般人是不讲这个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学来的，叫做学而时习之。跟人家学了之后，自己跟着再做。我们的生活是从学人家的样子就自己把它repeat , repeat（重复），就叫做学而时习之，成了习惯化，习惯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现在我们说的科学，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东西讲出个道理来，讲个道理就是进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进去的。我们从&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要求一个rational，要追求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还没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习惯性，就这么做了，这就对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说没有道理的生活，这叫&由之&，跟着做。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把农民生活的道理讲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体会他们。自己参与他们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要进去。进得进人家的生活，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时好像是被包裹起来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一步，问为什么要像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过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这是考虑、思想，要进得去。我从1930年代燕京大学到1949年一直在这个路上摸索。写了几本书。我写了一本我姐姐办的乡村合作社的书，这种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生产销售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我在瑶山里面受伤了，回去到乡下养病，我就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里面我就接触到江村（前几天我还去过一次，这是第23次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现在的变化），江村就是开弦弓村，是吴江县庙港乡的一个村子。
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也不长，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我姐姐的科学下乡是一个很重大的开始。是改变农村生活的开始。农民需要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养不好蚕是要死的。蚕要是一病，全都会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个投资没有收获，所以很多养蚕户就吊死了。一次蚕瘟不但死蚕还要死很多人，养蚕亏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个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吊！
我觉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记下了很多的东西，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念书了，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这种人同人的关系。我跟着他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有很多同志都看到过，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38年我写完，39年在英国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出版商（他们是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了）一看这个名字不行，我原来用的书名叫《开弦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说不要这个书名，变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译过来叫《中国农民生活》。
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英国也进行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微观的田野调查怎能够得出宏观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观点，今天不谈这一点了。
接下来就是抗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很多年轻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回国？你为什么不在外国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务，你要不是特务，没有坏心思，就不会回中国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线，你回国一定是一个思想不良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人请我教书，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的一个留学生出去谋得一个职业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国来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国需要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从心理上还是要救国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国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不回国的道理。毕业考试完了我就回国了。
到中国的时候，已不能够回我家乡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在轮船上就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剩下一个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边了。我们就在过去叫安南现在叫越南上岸，从西贡直奔昆明。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到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内地农村。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叫禄村（禄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完全没有副业，没有工业，是靠土地为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做调查，住在房东家里。我住的房东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的企业家，他在禄村办了一个小厂，我到他的厂里去看过一下。
在那次研究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清华和联大的毕业生跟着我办了一个名叫&魁阁&（是在魁星阁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还在）的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这第二代现在也七十多岁，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会科学院的张子毅，我们几个人调查了三个村子，我们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我们做完之后，美国请我去讲学一年，学没有讲，倒是写了一本书。那时派克老师的女儿帮我写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书，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你们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经济》接下来的就是《云南三村》。
这是我第二期的调查报告，这里面我就具体地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那是在抗战的最后一段时间，30年代到40年代，还没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写了两本书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把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讲给学生们听，讲完以后写下来。后来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给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这里写的是我调查里面的体会。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
以上是从我回国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学术生命，是1957年结束的。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会之外。连一般人的社会权利都没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触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会成右派，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要把右派分子从正常社会中孤立起来。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让他来开会，一来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这样子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隔离问题，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你们看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他描写了一点，但没有全写下来，他没有当过右派。我是从头当到尾，从57年到80年，这些年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
人同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圈子。一旦被排除出来，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说里的背着一个红十字的人，罗马时代有一种刑法，称作不受保护的人，别人随时可以羞侮他，这就是我当右派时所体会到的，当右派当出来的认识。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进入不了社会这意思就是将你隔离起来。文化大革命时你们还是小将，还没有经过这一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是异己分子的圈子，同社会中心的人不同。那个时候叫做&划清界限&，不要站错了立场。这就是社会学的根本东西，划了一条线，你不能随意跨过这条线，比如说大学这个圈子。你没有经过&考试&，就进不进去，要花很大的力气进入到这个圈子中来，进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觉得有一个靠山了。这就是社会对你的一个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写了那篇&圈外人语&的文章，就是想讲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来了，不能进入到社会圈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境界、心态，我把它写了出来，把它表达了出来。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里面都发生的。
我的这一段历史是从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进入到我的老圈子了，进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没有这一段的实际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社会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触，要人家接受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经过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识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现在是我第二次生命。
第二次生命的标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还是在跑，不断地出去跑、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农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动了，种田我种不动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了，我要看别人的变化。第二次生命从80年代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话，这是在统战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会上说的。那时我已经70岁了，老头了，在过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说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十块钱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长了。打算还有十年。我说我得好好用了。不能买花生米吃，因为我喜欢买零食吃。我要把十块钱集中起来买一个心爱的东西。
到了1990年我80岁了。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经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
1930年代我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要吃饱饭的问题。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当时的农民穷啊，所以我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现在看来是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能靠人家给，要自己挣出来，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穷呢？我在《江村经济》里面也讲了，我说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这样配起来，讲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这里&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工农相辅。牛郎织女到七月七见一次面。大家忙得很。
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比我们高的科技，我们的旧有的手工业就跌下来了。中国的纺织业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参观，在过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们江苏太湖流域的人已经有很发达的文化了，这时已经会织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时已经是有副业了，已经是不完全靠农业生活了。河姆渡是属于良洙文化，这个时候农业相当发达，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谷子。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有纺织了。这在《孟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说一处院落，四周种上桑树，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这就是谈农工要结合。到了30年代传统的工业衰落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村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真正有人饿死的。
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一个基础。这是我的认识基础，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中国要发展乡镇企业，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饱穿暖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工业化的时候要搞大工业。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农村里面搞乡镇企业，这叫工业下乡。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始我们搞了大工业，学习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解决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现在还靠它，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市场经济里面出来的，而是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不要只看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国是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批了一面，而强调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计划经济的时候，大家吃不饱，因为中国挣的钱有限，拿钱投到大工业里面去，别的地方就没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给中国的工业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这是要承认的，可是他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跃进，上面的领导听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了。那个时候我到徐水去参观过，说是一亩地可以打一万斤粮食。我们大家都去参观了，都说好啊好啊，其实是假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把我们的领导迷糊了，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结果害了自己，农民饿死，在我们江村就有饿死的人。所以一个事情都有两方面，走了极端就要出毛病。当时领导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要中国发展起来嘛，后来还是得要走工农相辅这条路。
我的第二段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第二次是在我当右派的前夕，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政府，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出来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当时我说还有十块钱，那这十块钱怎么花呢？我说要存起来放在研究城乡关系上面。我是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十块钱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处去看农民的生活。
80年代，我那时70岁了，一般人会在家里养老，但是我还是要出去走，全中国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许我去，海拔太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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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是个会说话 说的明白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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