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定义“资产阶级”的重大意义
导读：正确定义“资产阶级”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特别是理论界和上层建筑领域，受权威思想和正统理论的强化教育和深刻影响，一提到“资产阶级”，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笔下的“恶贯满盈”的“必然灭亡的资产阶级”，其次想到的是曾经与中国敌对或现在还被认为是与中国敌对的“作恶多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再其次想到的是中国解放以前的“罪行累累”的“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等”以及保护他们权益并竭力反对和镇压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者，等等。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这
正确定义“资产阶级”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我们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特别是理论界和上层建筑领域，受权威思想和正统理论的强化教育和深刻影响，一提到“资产阶级”，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笔下的“恶贯满盈”的“必然灭亡的资产阶级”，其次想到的是曾经与中国敌对或现在还被认为是与中国敌对的“作恶多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再其次想到的是中国解放以前的“罪行累累”的“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等”以及保护他们权益并竭力反对和镇压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者，等等。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这一社会阶级，在建国以后的中国社会里，已经被“政治化”、“抽象化”、“格式化”和“丑恶化”了。可以说，如今中国社会的大多数理论爱好者，即便就是自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者等，恐怕也不会明确地把比尔盖茨、乔布斯、李嘉诚等国际大亨和宗庆后、王健林、马化腾等中国大亨，以及已经立法明确保护所有合法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和经营活动以及各种权益的当今中国政府的领导和决策阶层，与他们在理论上“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并意欲至于死地而后快的“资产阶级”划等号的。更难以理解和接受现实社会里凡是拥有“能够转化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资产”的资产者，实际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观点。所以，尽管当今中国现实社会里已经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资产者”乃至“资本家”；尽管当今中国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提倡和支持私人投资创业成为“资产者”乃至“资本家”；尽管当今中国社会里许多成功的“大资本家”不由自主地成为国家重视的功臣和民众追捧的楷模，但执政党却不会将他们定型为“资产阶级”；理论界也不会将他们定义成“资产阶级”；民众也不会认定他们就是必然灭亡的资产阶级；他们自己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当今中国现实社会里存在一种极为不正常的政治现象，国家和政府以及主流媒体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提倡和支持私人成为“资产者”乃至“资本家”乃至“资产阶级”，而意识形态领域里却在理直气壮地批判“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人至今还视“资产阶级”为敌，还不遗余力、声嘶力竭地到处宣扬和鼓吹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就好像“资产阶级”只能产生和存在于外国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中国的解放以前，与当今中国社会毫无关系，个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再多，雇佣的劳动者再多，采取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方式再典型，也不能称其为“资产者”，也不能称其为“资本家”，更不能称其为“资产阶级”。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违背同一律的；这在理论上也显然是极为荒谬的。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注解里是这样定义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国家，也无论在哪个时期，只要是“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都属于“资产阶级”。只有“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才属于“无产阶级”。因此，在当今中国现实社会里，至少所有“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也就是满目皆是的各行各业里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老板，都属于“资产阶级”。而从客观上来说，如果根据阶级利益来界定，现实社会里所有拥有“能够转化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资产的资产者，都属于“资产阶级”。因为，一个人只要拥有“能够转化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资产，那么，他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将资产转变成生产资料或其他资本，通过创业或入股等使其增值或获取收入，以便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所以，社会上这个群体，绝对不会因为一旦失业，一旦没有收入，就会立刻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就会和家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就会时刻萌发与其饿死、不如战死的念头，就会提着脑袋与国家统治者做敌，积极参加社会暴力革命以求生存，成为社会革命阶级成员的。而且，希望国家保护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特别是不受社会革命运动的侵犯，并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资产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以便提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是这个群体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无论这个群体的个人现在的资产有多少，他始终都会梦想乃至努力使自己成为大资产者乃至大资本家。他会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侵犯大资产者乃至大资本家的利益，就是侵犯自己的根本利益。他必然会越来越坚定地捍卫他自己乃至所有资产者包括大资产者乃至大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的权益不受侵犯。他们理所应当地拥护建立并维护私有体制的国家政府，坚决反对所有以消灭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为宗旨的任何政治变革以及社会暴力运动。所以说，在当今现实社会里，凡是拥有“能够转化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资产”的资产者，无论资产多少，实质上都属于“资产阶级”，他们都将会越来越坚定地捍卫他自己乃至所有资产者包括大资产者乃至大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坚定捍卫保护他们乃至所有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国家统治体制的。当然，我不否认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与有产者，小资产者与大资产者，小资本家与大资本家，私营资本家和国营资本家，社会上的资产者、资本家和其他阶层与国家政府和统治阶层之间，会产生和存在许多错综复杂、非常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但是，由于他们希望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基本人权不受侵犯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再激烈，也绝对不可能发展到通过任何方式动摇和改变以私有体制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的程度。这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也绝对不可能发生能够摧毁私有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社会上拥有“能够转化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资产”的资产者越多，爆发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废除私有制而建立国有制的社会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以私有体制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也就越稳固。可怜如今仍然坚决反对和试图抵制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仍然在思想意识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以废除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作为理论宗旨的人们，全然不顾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少，无产阶级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各种必要条件已经荡然无存的现状，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反复念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错误推论，好像马克思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天条。总让人感觉这些人是在期盼人类社会还能倒退到能够爆发无产阶级社会暴力革命的苦难时代。敬告如今所有整天纠结在如何理解马克思、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思想，整天纠结在如何实现马克思、毛泽东等人的政治宏愿的人们：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中国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整体实际水平，已经达到能够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程度。二战以后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创业和就业空间无限大的服务性行业，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无产者，不仅无需进入工厂接受资本家剥削也能生存，而且可以通过从事越来越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服务性工作，而成为新的资产者乃至资本家，以至于大大小小的资产者乃至资本家，也就是资产阶级，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统治阶级、主要阶级，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已经寥寥无几。即便就是真正资本主义化起步很晚的苏、中等封建大国，通过近来几十年私营经济的蓬勃兴起和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也使得大多数劳动者和无产者，成为新的资产者甚至资本家乃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实际也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主要阶级，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已经寥寥无几。显而易见，资产阶级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是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国家，与资产阶级为敌，就是与这个国家的人民为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下去而与资产阶级和统治者为敌进行社会革命，拼命争取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是逼不得已的，非常革命的。但是，在二战以后，由于东西方国家的对峙和隔绝，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特别是创业和就业空间无限大的服务型行业，能够在相对缩小和封闭的地域里得以迅猛发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和无产者，成为新的资产者甚至资本家乃至资产阶级，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此以后，无论以什么理由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者为敌，就是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敌。同样，在建国前后的苏、中等国，广大破产农民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为了争取本民族和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而与本国的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以及维护他们利益的统治者为敌，进行社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和巩固国有封建专制统治体制，将国家封闭起来，对外抵御对本国发展还不合时宜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对内竭尽全力维持和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并防止社会动乱，也是逼不得已的，非常革命的。但是，在苏、中等国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整体实际水平，已经达到能够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程度，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大面积成长起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和无产者等，成为新的资产者甚至资本家乃至资产阶级，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后，无论以什么理由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者为敌，就是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敌。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真正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的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与交换以及社会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化所必然导致的所有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唯有通过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与进步以及巩固和完善适宜私营经济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来遏制、解决和消除，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和出路。所以，我希望所有至今还在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在现实社会里，仍然坚决与“资产阶级”为敌；仍然坚决与资本主义国家为敌的人们，能够清醒头脑、审时度势，正确定义、区分、认识和对待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不要糊里糊涂地与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为敌，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与进步的绊脚石。否则的话，即便你们是在不折不扣地遵循已经成为历史的马克思、毛泽东等伟大领袖们的思想本意和政治宏愿；即便你们在动机上似乎是在为广大民众谋利益；即便你们在理论上似乎是在为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美好理想而拼命，但只要触犯法律制造动乱给社会造成灾难，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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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资产阶级法权
作者：延安老插
名词解释：资产阶级法权
这个解释是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写的。&
资产阶级法权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他自己脑子里想出来但未曾经历过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参见《哥达纲领批判》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参见《国家与革命》
毛 泽 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参见《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毛 泽 东在1958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对中国的等级工资制度的不满；尤其是张春桥为供给制鸣冤叫屈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引起了毛 泽 东极大的共鸣。毛多次表达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的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从大跃进中鼓励公共食堂免费进餐，供给制等，文革中全面对资产阶级专政，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实践看，与毛处理的绝大多数问题一样，毛虽然在口头上大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八级工资制等属于最无用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限制的问题，应该尽快破除。
毛 泽 东实践的后果不在这里讨论。
注1，1977年，中共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译作了更正，应为“资产阶级权利”详见下文。
‘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
&&&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以后，“四人帮”乘机别有用心地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大作文章，肆意歪曲马列观点，篡改毛主席指示，制造种种谬论，造成理论上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在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些谬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译名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少同志对这个译名提出了意见。为此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征求了有关方面意见，还邀请了部分理论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座谈。经过讨论，认为“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译法不确切，应作修改。　　首先，“法权”一词不能确切地表达外文原词的词义。“资产阶级法权”一词，在马恩著作（德文）中是ｄａ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在列宁著作（俄文）中是бｙｐжｙａэнｏｅ　пｐａвｏ。　Ｒｅｃｈｔ和пｐａвｏ是个多义词，主要包含“法”、“权利”的意思，用在不同场合，分别指“法”或“权利”。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ｌａｗ（法、法律）或ｒｉｇｈｔ（权利），法或权利。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Ｒｅｃｈｔ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中文同英、日文一样，没有同Ｒｅｃｈｔ、пｐａвｏ相应的多义词。而“法权”这个词意思含混，不能起到多义词的作用。因此，在翻译马列著作时，应当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确定译为“法”或“权利”。　　其次，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一语，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时指出：“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原译文）。这里的“权利”和“法权”，在德文中均为Ｒｅｃｈｔ，都是在“权利”意义上使用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是从权利关系上，而不是从法律关系上论述社会主义的分配。把这句话中的同一个词Ｒｅｃｈｔ分别译为“权利”和“法权”，造成了概念的混乱，甚至导致理论上的错误理解。有些读者对“法权”一词作望文生义的解释，说它是“法定权利”、“合法的权利”、“合制度规定的权利”。这样就在“权利”的含义上随意加进了法的内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有些读者则把“法权”理解为“法”，说“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法律上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它服务的”。这样解释，似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这在理论上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还查阅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的各种英、日文译本。德文ｄａ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俄文бｙｐжｙａэнｏｅпｐａвｏ，在英译本中均译为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ｒｉｇｈｔ（资产阶级权利），日译本中均译为ブルヅヨァ的权利（资产阶级权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决定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两书中提到的ｄａ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бｙｐжｙａэнｏｅ　пｐａвｏ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注2，供给制的历史片段。
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津贴标准分了五等：4元、2.5元、2元、1.5元、1元。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的后方机关部队的供给标准，伙食费(菜金)分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四种；粮食分为每人每日1斤半、& 1斤4两两种；津贴费分为每月5元(旅以上)、4元(营因级)、3元(连级)、2元(排级)、1元(战士)五等。
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所抨击的延安等级制度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这恰恰是毛 泽 东所青睐的、试图通过后来“大跃进”封建复辟而惨败的“供给制”，在这种制度下，无论经济条件又多么艰苦，毛 泽 东每天吃一只鸡都被理解为“革命的需要”(陈云语)。
1949年以后，政务院在1950年6月颁发的《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小、中灶伙食待遇标准的规定》中，依据工作人员的职务和年限，规定了享受小、中灶待遇的条件。享受小灶待遇者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正副首长、委员以上和委级以上的正副秘书长及其他与以上各职同级人员。1950年9月颁发了《全国各级人民政府一九五O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自9月1日起执行。对莱金及燃料、食粮、服装费、津贴费、过节费、保健费、等项目供给标准作了规定。一下摘录部分内容：&&& 菜金及燃料每人每日供给标准：&&& 大灶：油3钱、盐5钱、肉4钱、蔬菜1斤，原煤1斤4两或木柴2斤(以16两为1斤计算．下同)。&&& 中灶：菜金按大灶2.5倍计算，原煤1斤４两或木柴3斤。&&& 小灶：菜金按大灶3.7倍计算，原煤2.5斤或木柴4斤。食粮每人日供给标准：&&& 食粮定量：每人每日米1.5斤(小米、大米、高梁米同)。&&& 细粮调剂：在吃小米、高粱米或杂粮地区，可以调剂食用细粮。细粮调剂比例：大灶10—20％；中灶50％；小灶80%—100％。&&& 津贴费：&&& 普通津贴(零用费)每人每月规定：……纸烟，专员级以上干部15包、县长级干部10包、区长级以下干部5包；勤杂人员叶烟8两(纸烟以20支为一包)。特别津贴：部长级、省主席、直辖市市长级以上人员持别津贴费米100斤。
试看，以菜金为例，小灶每日菜金是大灶的3.7倍，即：小灶，每人每天供给油11.7钱—每月油351钱即油22两。每人每天供应肉14.8钱—每月444钱即肉27两。每人每天供应蔬菜3.7斤—每月蔬菜111斤。
这就是毛 泽 东理想中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实则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分配体系。苦了大灶的同志们，每天3钱油4钱肉（小秤）是吃定了，要想办法发挥点个人积极性多弄点，将必然要被指责为多吃多占的资产阶级思想。
注3，官僚特权问题也在毛 泽 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言论之中。但是除了毛 泽 东走后门的例子外（见延安老插名词解释“继续革命”），我们还可以从稿费问题看出一点端倪。文革期间的中国废除了稿费制度，准确地说，废除稿费始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9月，从该月起，全国所有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停发所有作者稿费。为此，中宣部制定了《关于鼓励专业作者和业余通讯员投稿的办法》，文化部、出版署、广播事业局、中国唱片公司等根据这个《办法》制定了各自的《详细规定》，简单说，也就是发稿不给钱，但是可以送稿纸、笔记本，以及其他纪念品给作者。这个《办法》一直执行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但是，文革时期毛 泽 东是继续领取人民币稿费的，所有在文革时期出版的红宝书，其稿费都记在毛 泽 东名下。毛 泽 东还是个守财奴，当老婆江青去讨零花钱都舍不得给。至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毛 泽 东的稿费为天文数字已不再是秘密了。（吴连登等曾不顾事实马屁过《毛 泽 东稿费真相》以反驳上述说法，但立刻遭到“越描越黑的稿费──评《毛 泽 东稿费真相》”等文章的严厉批驳）
注4，综观毛 泽 东关于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全部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其破除的结果是复辟到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小农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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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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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又称布尔乔亚）是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当中的富有阶级之一.
资产阶级辞源
资产阶级的英语“bourgeoisie”来自法语,源于意大利语的“borghesia”,而后者又是源于从希腊语“pyrgos”演化而来的“borgo”,意思是村庄.因此“borghese”就是指在村庄中心拥有房子的自由人.
资产阶级出现在中古时期的意大利,那时住在村庄中的居民开始变得比住在附近乡间的人还要富有.因此他们可以获得相对上较多的权力和影响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力,越来越接近统治阶级和神职人员,同时逐渐远离平民阶级.这种中古时期的资产阶级原型就是磨坊拥有者,他们能够快速地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力,以至于可以对统治者表达否决权. 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原因是意大利同欧洲的两个商业世界联系密切.意大利不仅从地中海贸易中得到好处,而且是西欧,北欧同东方各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得到了利益.在商品和贸易活动的哺育下,意大利的一些城镇商品经济繁荣起来,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 在此之后,资产阶级这一新兴阶级陆续在中欧,西欧兴起,逐渐形成一独立阶级. 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则较适合用来指称最初的银行家,以及那些从事新兴活动如贸易和金融的人.19世纪之前,这个词大部分情况下指的就是低于贵族、高于农奴和无产阶级的广大人群.
马克思主义中的资产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里,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和“资本家”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赚取薪资者）与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互相敌对的,比如说,劳工自然都希望薪资能够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家却希望薪资（即成本）能够越低越好.换句话说,资本家会剥削劳工.
在最激进的共产党的话语中,“资产阶级”是一种侮辱；那些被认为与资产阶级合作的人通常被称作资产阶级的走狗.
如果将“拥有生产工具”定义为一个人对某个特定的生产工具拥有完全的控制,那么在21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剩下非常少的资产阶级者了.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用语中,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控制了公司机构的人,控制的方法有透过对公司大多数股份的掌握、选择权、信托、基金、中介或关于市场业务的公开发言.因此“资本家”是指财富主要透过投资得来的人,而他们不须要工作以求生.
在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中文用法里,资产阶级（或布尔乔亚）和普罗大众（普罗是从无产阶级Proletarian的头音而来）时常被用来指称富人与穷人,而不一定是指拥有或不拥有生产工具的人.
阶级并非一个同质的完整实体,许多分析家会对资产阶级进行更细腻的划分.这些划分有：
★上层资产阶级（high bourgeoisie）：由最富有的人所组成,包括了企业家、贸易家等等.
★中层资产阶级（middle bourgeoisie）：那些拥有固定继承财产或收入的人,他们比起上层资产阶级较不富有.
★小资产阶级或小布尔乔亚、小资阶级（petite bourgeoisie.）：以小笔资金独立创业的人,他们可能雇佣少许的员工.
对某些人来说,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这个词则是指那些剩下来最下层阶级的人（贫穷的劳工）.这个定义完全忽视了拥有生产工具这项条件,而且并不是非常普遍的用法.
资产阶级的价值观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宣传中,资本家被描绘为：
★奉从主义者（conformism）
★保守主义者
★庸俗主义者（philistinism）
★个人主义者
★对于个人财产过度关注
★对宗教的虚伪信仰
★资产民族主义者（Bourgeois nationalism）
而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主要信奉自由主义,所以上述宣传与描绘是不全面的,因为也会有资本家信奉共产主义（比如红色资本家）、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中国当代的资产阶级情况 因为中共理论的说法是“在中华民国时的中国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且这两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称只要无产阶级夺权后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资产阶级就会“消亡”. 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中国大陆官方就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已不存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官方仍沿用此说法即“资产阶级（资本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三大改造中消亡”,而更多的使用“企业家”或“实业家”来称呼资本家,有人因此而认为此说法自相矛盾. 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 无产阶级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之一（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指被剥夺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生存的工人和其他低收入集团.这一术语来源于拉丁文.在古罗马,它表示除子女外一无所有的阶级（无产者）.虽然在英语中这一术语早在1663年就已出现,但它的现代含义却是马克思1844年在《德法年鉴》中首次确定的.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国际性的阶级,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无产阶级都具有同样的利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由于无产阶级的人数众多、组织性和战斗性强,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它是真正的革命阶级,肩负着使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 过去曾音译为“普罗列塔利亚”,在西方国家文字中普遍写成proletariat,源于拉丁文,意为“无产者”.最早是指古罗马帝国时代自由民中的没有任何财产靠国家养活的阶层.但他们不是近现代意义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虽然不是富人和奴隶主,但也不是奴隶；虽然一无所有,但也不参加劳动,而且视劳动为可耻的事,靠奴隶主国家养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也参加对当时的社会劳动者——奴隶的剥削.
到了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近代初期（14、15世纪以后）,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些人也被称为proletariat.但他们已与古罗马时代的proletariat有着根本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社会的寄生者,而是社会的劳动者；不是剥削者,而是被剥削者；不是社会的负担和累赘,而是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但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当为了强调他们受压迫受剥削时,往往使用“无产者、无产阶级”的字眼,而当为了强调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未来新社会的建立者史就更多地使用“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一词.
到了现代 ,世界上出现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生产资料已经收归代表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时,至少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已无私人的生产资料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普通劳动者,都靠工资生活,但却不能说这些人仍然是“无产者”或“无产阶级”,因为在法律上,他们也是国有财产的所有者和“股东”.因此, 在包括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已不再称工薪阶层为“无产者”或“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了一批船坞和工厂.这些外商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剥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这样,中国无产阶级就先于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商企业里诞生了. 19世纪40年代,英国商人在香港创办了阿白丁船坞.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美国长老会在澳门设立花华圣经书房.这些外商企业的工人,都是从中国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里雇来的,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工业无产者. 随后,在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厂矿里,也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到1894年约有10万多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比较集中,除矿工外,基本上集中于沿海和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上海最多,其次是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工人集中于大城市与大中型企业,对于宣传、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是有利的.中国无产阶级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它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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