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文】我国开始科举选官制度是在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我国科举制度的相关知识内容。为了改变原有选官制度的弊端，隋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到隋炀帝时正式设进士科，标志着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故选C。考点：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下册·繁荣与开放的社会·科举制创立
史载：“军国大计……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这一现象开始于什么朝代
A．秦朝 B．清朝 C．明朝 D．唐朝
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明朝的内阁制和清朝军机处的设置，反映了我国古代中央机构的官制改革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那就是
A．制度的完善在于不断的改革
B．强化君主集权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内容 C．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是改革的根本 D．解决好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秦汉的三公九卿、隋唐的三省六部、明朝的内阁和清朝军机处的设置。反映了我国古代中央机构的官制改革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那就是（　　　）
A．制度的良善在于不断的改革学　　网
B．强化君主集权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内容
C．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是改革的根本
D．弥合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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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成员公司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二）（完结篇）
二、选官制度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大概就讲完了，下面来讲讲第二个部分的内容。也就是选官制度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我的一个观察是战乱时期的选官制度趋向于简单化，实用化，能力导向，另一个观察则是每一次的战乱过后，新一代和平时期的政府的选官制度和前一个和平时期相比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往往是积极的，但这种变化带来的红利会被和平慢慢磨散，同时改革的动力被利益团体所阻碍，直到下一个战乱时期，这种规律或许能够形成一些历史的循环。下面来具体谈谈哈。
简单化、实用化、能力导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战争史。且不论王朝更迭以及群雄割据时期的连年战争。所有大一统王朝所谓的和平稳定的统治时期，也都充斥着统治势力内部的颠覆与重塑，以及无数官逼民反、人民起义的故事。
战乱时期的选官制度和和平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战乱时期的选官制度趋向于简单化，实用化。同时，选官的范围归结起来一共有两个，也是历朝历代的书生们耳熟能详的，就是“武将得天下”与“文人治理天下”。从马后炮的角度来讲，“武将得天下”的规则在乱世的起始于中点起着支配的作用，而“文人治理天下”的规则则在乱世的末尾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简单化，实用化则是贯穿始终的原则。
乱世之中的选官之所以简单，一方面是因为选人者压根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仔细考察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乱世在无形中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一个迅速展现自己以及得到升迁的舞台，那就是战场。试想一场大战将临，一方统帅在做了草草的士气鼓舞之后，手下的将军就带着抓来的壮丁，收编的俘虏，以及部分得到过训练的士兵上了战场，同时按照之前谋士们商定的计划进行战争。战争结束后，数数人头和战利品，杀伤最多的部队得到最多的嘉奖和升迁，军队的士气得到了提升。战前站对边的谋士们同样得到嘉奖。这种量化的考察，令行禁止的奖惩，都是和平年代很难看到的。这就是简单化的体现。
懒惰的皇帝
穿插一个有些讽刺的事实和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史实。明朝万历皇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懒惰、最昏庸无能的皇帝，有一个被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史实就是在万历皇帝统治的48年历史中，自万历15年开始，万历皇帝就再也没有上过朝。除了内阁少数几个大学士能够见到皇帝以外，其他的大臣就再也没能见到过皇帝。部分的国家机器，特别是文官的选拔与考核晋升几乎陷入了停滞，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官员在官场上无法得到晋升，于是很多贪恋于政绩的官员也就安心的在职位上慢慢的贪，甚至有些底层官吏认为当官的诱惑没有之前那么大，就纷纷开发了第二产业，甚至弃官不干。在明朝，弃官不干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弃官，是要论罪的。可在万历年间，就没有那么多的说法了，原因很简单，本应该来追究你的责任的官员可能跟你抱着同样的想法，或者早已弃官走人官位虚悬多年了。这一现象甚至蔓延到了中央政府，据说，当时六部官员继续留任在中央的也就只有一些厅级与部级的官员了，甚至一些部门只有厅级的官员在职，两位部长早就弃官不干了，弃官了之后皇帝也不管，也就没人追究了。
说到这里，很多人心里可能会进行一些悲悯的设想，那就是当时的社会得乱成什么样子呀，当时的老百姓得苦成什么样子呀。但是，惊人的事实却是，政府的不作为，却造成了历史上空前的人员、资本、土地的流动，造成了农业和商业的繁华，用人民富裕来形容绝不为过。同时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迸发，文学和艺术也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当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灾荒造成的社会问题等等。说了这么长，无非就是想说，和平时期的政府除了保留一些军队保卫家园，以及处理一些应急的社会问题以外，真心可有可无，能够让老百姓获得最大利益和最大幸福的方法就是政府停滞。
这个结论是讽刺的，肯定是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暂且让我保留发言的权利吧。演绎法告诉我们，当我们探知到部分的真理时，对这些真理进行稍加的推演和应用，就能够理解更多的事情。比如，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和平时期政府以及官员的活动呢。一个简单的推理就是：只要不是一个混世大魔王掌握了权利，随便找个人在官位上折腾一下，只要人民还能忍受，社会还是会照常前进甚至出现繁荣的。事实也是如此，和平时期大多数希望当官的人满脑子想的以及做的都是怎样搞好人际关系，不断的往上走。而不是应该在官位上做些什么和官职相符的事情。
七绕八绕终于到了给出一个结论的时候，那就是和平时期的官员系统并不是实用化的，比如官员在晋升的时候很可能在很多岗位上都呆过，同时各个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一把手肯定都是政治能力为主导，而不是某种实用性的技能。这个结论在乱世的许多时候并不适用，当急迫的需求取代了闲置的平衡时，实用化的岗位配置才能制造出强大的军队以及国家机器。很多战争时期的名将，在和平时期被迅速的干掉，就是这个道理。比如中国汉朝的韩信，战争时期在刘邦与项羽之间公然玩彷徨，同时深信刘邦与自己的情谊，但是由于太能打，“多多益善”甚至都被传为了历史名谈。从厚黑的角度来讲，“多多益善”这句话顶多也就是个幼稚园的水平。巴顿将军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伟大的战士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取走了性命。最初接触这句话，我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一样的，这货是不是疯了？第二个阶段，我把巴顿将军理解为战争爱好者。现在，也就是第三个阶段，在了解了巴顿将军的生平之后，我理解到这句话有着深刻的意味，或者直白一点，这句话中蕴含着深切的悲哀。没有办法，在理想的角度思考，人类之间的利益纷争实在是万恶和令人悲哀的。但从理性的角度，人类之间的斗争却又是必然的结果。另一个纯粹的军人，就是徐向前将军，他的生平也是历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这里再次插播一个小内容，就是乱世中的政治性和政治诉求是远远强于和平时期的，这似乎与简单化和实用化的原则相违背。我这里所讲的是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也就是简单化和实用化是服务于领导的。而领导人本身是需要很强的政治能力的。比如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经常是七八个小国并存，而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始终都有一个，而周围虎视眈眈的邻居却有好多好多。
上面说的简单化和实用化，一方面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另外一方面也是比较宏观的结论。对于个人来说，在乱世中生存的法则有两条。大多数人只认可第一条，所以也只适合第一条。这都一条就是学一门技术！什么技术都可以的，民用的，军用的，费手的，费体力的，或者费脑子的都可以。学的纯熟一些，也就能够保证自己在乱世能够生存，甚至能够得到很多人的信赖和赏识。这第一条就是与简单化和实用化匹配的。第二条就是永远永远要用最恶意的角度来揣度别人的来意，这有几条细化的实用条例，一个就是需要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一个就是愿意用这条准则来对任何人进行衡量，还有一个就是愿意将对人性的了解运用到生活中。乱世是最讲人情味的，同时也是最不讲人情味的。真因为每个人心底的潘多拉魔盒都被彻底的打开了，正义、信任和尊重才显的弥足珍贵。
苻坚和曹操
乱世中的英雄们，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是实用主义包裹着理想主义，同时在理想主义中，是仁义礼智信包裹着阴狠毒辣。英雄们的宣言就是：我会用仁义礼智信对待你，我却不惮用最恶意的角度来分析你，同时我也不惮用阴狠毒来来对付你。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知名的乱世英雄，正反印证着这句话。第一个人叫做苻坚。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苻坚，是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代的历史学家们都推崇和敬仰的君主。苻坚满足上面对于乱世英雄的所有定义，除却一点：他有着极强武力，能够较好的平衡各种势力，有着智慧的政治头脑，有着识人赏人用人的胸怀，同时是一个能够接受多民族文化，积极消除多民族矛盾的战略家，但，在苻坚那里，仁义礼智信最后包裹着的是善良！而不是阴狠毒辣！！这一点造就了他人生的悲剧。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不是一个厌世的人，我只是愿意理智地看待人类、人性与历史的激烈碰撞。从我给出的定义的精确角度来看，苻坚不是乱世中的英雄，但是我永远愿意给他一个特例的席位，因为他代表着理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伟大的英雄。另一个成功了的英雄叫做曹操，曹操和苻坚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温和的笑容以及温暖的怀抱中难掩心底最深处的阴狠毒辣。再补充一点，这里说的“阴狠毒辣”是态度，而不是本质。本质是永不停止理性的分析。很多简单的历史解读中，会用硬币的正反面来形容曹操，也就是在对待**的时候，曹操会表现出容人的一面，但是在对待**的时候，则会表现出毫不犹豫杀人的一面。逻辑上说这种说法也正确，但是我却愿意直白一点，那就是在曹操的心中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底线，底线的上方是宽广的包容，底线的下方却是人间的地狱，他也不希望有人会跨过他的底线。
武将与文人
然后就是武将与文人之间的关系。和平时期，往往是文人势力压倒武将势力，而在乱世，则恰恰相反。乱世中能够存活下来的豪杰，必须懂得兵法和武力，如果他不懂得尊重文人，只是一味的炫耀武力，我只能说这是文人的悲哀和时代的特性，却不能过多的谴责什么。武将自然是更偏爱武将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法则适用于所有朝代的所有选官制度，这为投机者提供了光辉的前程，也为有志者提供了试炼的道路，也为清高者提供了方便的退路。孙策之所以留名于三国的历史，在我看来，并不在于他的勇武，而是在于他选择了孙权所为他的接班人，这是中国历史中为数不多的选择。
所以，如果分不清是在乱世的开端，高潮亦或是结尾，就先练好一身武力，活下来才是第一位的。如果选择做一名文人，就只能学会隐忍，安心做一个幕后的谋士。苻坚与王猛的黄金搭档，虽然值得人们千古称道，但把这件事情放在五胡十六国的大背景下去看，也就只能为其他国家的文人叹一口气了。等到了乱世的中期或者后期，当数股小势力被各自兼并成为了几股有所平衡的大势力时，当百姓的生活为数代的穷兵黩武所烹煎到崩溃的边缘时，文人的治理天下的能力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萧何、张良、陈平可谓是乱世中文人的典范，萧何坐镇后方，将自己统筹规划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张良的能力在于筹划进攻，而陈平的能力则在于应对突发的紧急事件。三人都安心的做自己的文人，等到拨云见日之时，却都能位极人臣。
战乱与和平的交替
另一个观察则是每一次的战乱过后，新一代和平时期的政府的选官制度和前一个和平时期相比都会有一些变化。战乱的规模越大，延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变化就越大，这种变化的某些方面往往是积极的，但这种变化带来的红利会被和平慢慢磨散，同时改革的动力被利益团体所阻碍，直到下一个战乱时期，这种规律或许能够形成一些历史的循环。
其实，整个社会变化的因子已经在战乱时代种下了，等到和平的年代，才有足够的空间开花结果。可以从这个角度，对中国的历史做一次简单的梳理。
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漫长数个的6个世纪中，官吏的选拔就在旧有的贵族以及慢慢依靠武力擢升的新贵族之间产生。这种擢升的力量往往需要数个世代的积淀，一旦成型，却又不易翻转。
公元前770年左右，春秋时代到来，公元前403年左右，战国时代到来，一直到公元前221年，多个势均力敌的王国并存的时代来临，在生存的压力下，一些国家进行了改革，无论改革的完成度如何，这些进行了改革的国家都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其中选官制度的改革是这些社会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春秋五霸中第一个进行改革并称霸的齐国（管仲相齐，大开功利主义治国之风，鼓励资本的流动，经济的发展被放到国家战略的角度，这就让一些商人取得了晋升的机会，在国家经济实力上升的同时，进行对外扩张，又让一批军人尚未，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战国七雄中，有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有启用李悝改革的魏国，也有启用吴起变革的楚国，虽然倡导改革君臣的下场都比较惨，他们所在的国家和国民却享用了改革的红利。最成功的和最有名的自然是公元前350左右开始改革的商鞅了。
等到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名相李斯提出了郡县制的政治制度，这就使得自己的亲戚帮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伦理得到了挑战。这固然是李斯的政绩，但其形式的初始状态不正是来源于战国时代先人们的尝试与建言嘛。
等到秦汉交接，战乱的规模和时间都略小，也就使得汉初的正是体制采用了皇都周围郡县，皇都外围分封的政治体制，一个前朝与前前朝的组合。
大分裂时代
东汉末年，一直到隋朝统一天下，300年的大分裂时代，不同的民族得到了融合，不同社会阶层顺畅通道的建立也得到了初步的尝试，唯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种尝试是人战争和鲜血换来的。就像老婆跟我讲过，一个香港的教授曾经说过，说不定英国侵略香港对香港是一件好事。完全从当下的角度来说，这句话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妄想把历史的悲壮和沉痛一概抹杀的人，从我不轻易示人的真面目来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耻之徒。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在迷糊的活着，操纵他们的人永远不会站在台前，想做的事，想说的话，就让我先把它们深深的埋藏在心底吧。书归正传，北方被扶正的汉族，军功积累而来的新贵族，都对选官制度有着和之前僵化思维的集团不同的看法。
等到300年的分裂时代结束，隋文帝挟着北周的霸气，抢夺了自己外孙子的位置，统一了天下。隋朝破天荒的提出了科举的提议，改变了之后1300余年的中国社会。这种选官制度的改革无论在任何时间段来看，都有其独有的巨大意义。
公元618年，唐灭隋，虽然隋末唐初的乱世中也有无数的人物与故事，虽然这乱世持续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但这只是中国历史中的小打小闹，所以唐朝只是在科举制度的前提下完善了一小步。
公元906年唐朝灭亡，直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50余年的五代十国乱世使得北人二次南迁。北人南迁是中国历史乱世的一个特点，第一次发生在东晋后期的永嘉之乱，第三次发生在北宋灭亡南宋建立的时候。几年前比较火的《狼图腾》以及林语堂的《吾国与无民》中都提到了北人南迁的的原因，那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他们称之为“为汉民族输血”，我是比较赞成这个观点的。虽然唐朝是906年灭亡的，但实际上它的统治在公元770年左右的“安史之乱”后，就变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追溯五代十国的乱局，也由来已久。科举制度相应的，在宋朝也有了巨大的改变，贫下阶级到了此刻，才算真正拥有了应试的资格，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学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顽强的与西夏，辽，金，蒙古等强悍的政权共存着。有人说南宋与金，西夏，蒙古共存的时代可以称作第二次南北朝阶段，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形象，唯一的不同就是政权的稳定性在长江的南北方向颠倒了。第一次南北朝时期，北魏在北方独大，隔着长江，看着宋齐梁陈的更替（当然后期北魏先陈替梁之前分裂成了东魏与西魏）；而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南宋偏安于临安（今杭州），紧张的看着蒙古横扫天下。正是北宋南宋政权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国的科举制度得以传承。
公元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战时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一直追随着临时朝廷的800名士人集体跳海自杀，南宋灭亡。数年后，文天祥面南而坐，从容赴死。当时的元朝被北京作为他个一个首都，由于战线过长（此时，整个俄罗斯，以及小半个欧洲也都是蒙古的疆土），元朝没有太多的精力，同时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治理汉人。在暴力对抗的将近90年，也就是将近4代人的时间里，汉人的文化、意识、血脉都得到了保留，这种保留诚然困难，却说不上奇迹。因为在明朝建立的公元1368年后的几个世纪中，俄罗斯和欧洲都发动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冲破了蒙古人的统治。作为一个霸气十足的帝国，蒙古人却没有在世界上留下太多的痕迹。蒙古人欣然接受了汉人的统治制度，但却实行了非常严酷的种族制度，这就使得汉人反抗的决心以及民间反抗的力量不断的继续增长。等到明朝建立之时，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90年的时间，但是汉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却都惊人的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同时科举制度也得到了延续。
明朝科举制度依然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却避免不了一个不行的现实，那就是僵化。这倒不是说作弊的方式或是互相约为坐师门生的越来越复杂隐蔽的技巧，而是说考试的内容、考生备考的方式以及考生参加考试所获得实际意义都在被逐渐的磨灭。对于四书五经的约定虽然确立于南宋朱熹的时候，但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却是在明朝，同时另外一个被国人熟知的“臭名昭著”的事物就是“八股文”。八股文本来只是文章写作的一种模式，即怎么完成议论文的一种手段，却被政府确立成为了一种规定，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明清两代常被放到一起讨论，除了时间上的连续之外，还有政治制度的延续。1644年，明军入关，其实自从李成梁培养努尔哈赤，到努尔哈赤13副兵甲起兵，一直到崇祯朝的后期，虽然是清军胜多负少，明朝本身也经历了很大的民变，乱世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加上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的皇帝果断的向继承了蒙古“老师”的优点：政治和文化上汉化，同时也摒弃了蒙古“老师”的缺点：拼命招揽汉人。科举制度这一现成的制度也得到确认和发扬（后金刚建立的时候肯定是木有科举制度的）。顺治爷和康熙帝也觉得汉人的政治制度不错，也就基本上全盘照抄了。其实这带来一个很值得挖掘的问题，并且可以引申出很多解读。这个问题就是既然明朝后期和清朝初期都使用着同样一种制度，但是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结果：明朝灭亡了，清朝在初期经历了“康乾盛世”，答案很有趣，要点有两个，第一个点就是人少了，相对的地多了，生产效率在血腥的战乱中先是被腰斩，然后经历了上涨期。另一个点就是从南美进口了新的食物，叫做土豆和番薯，同样一亩地，能够养活的人变多了，人民能够吃饱了，社会也就稳定了。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对这一时期的变化和理解往往胜过一般的历史学家，道理也在这里。
上述问题的一个深层次解读有很多，我只讲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那就是，我认为，雍正帝比康熙帝、乾隆帝加起来都要伟大，注意，我用了“伟大”这个词。康熙帝和乾隆帝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有两个：个人的魅力，以及武功，这两点和国家的繁荣昌盛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反倒是雍正帝，在在位的短短13年中（因为他的爸爸和儿子呆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进行了吏治改革，这才是能够给平头老百姓带来真正利益的行为。所以在我看来，清朝自康熙帝以来的政治是这样的：康熙帝选择了和明朝一样的政治制度，这是在明知明朝如何灭亡的前提下进行的选择，然后借着人口红利和土豆红利，治理天下。之后，雍正帝废寝忘食，牺牲了自己的声誉和健康，进行了政治的改革，于是一些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政治体制僵化带来的问题得到了暂时性的解决。再然后，乾隆帝上台了，在政治体制上也没啥作为，然后就到了“康乾盛世”的后期。。。
扯了这么多，回到主线上来，清朝的科举制度，开始了分科的尝试，到清朝灭亡前，也开了涉及科学和数学的科目，同时科举也是分种族的，高等满人不用参加科举，低等满人稍微考考就行，汉人则得乞求祖上冒青烟啦。
然后是我们最熟悉（了解的内容却不一定是真实全面的）的一段变化，那就是民国开始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的选人模式。这一次的变革没有经历特别长时间的战乱，因为有一个因素打破了原有的规律，那就是西方的崛起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中国人除了在苦难中挣扎以外，却还面临着路径依赖的矛盾：我们是全盘西化还是探索自己的道路？全盘西化的优点在于有着一整套的制度，文化，教育等等整个社会体系方面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但同时西方国家之前积累的经验在这里就可以作为最锋利的武器成为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探索自己的道路，就只能曲折的前行，经历苦和痛。同时，在结构性的变化和细节性的变化中，中国人也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大概是这样：换汤不换药还能治病吗？旧车的零部件都换了一遍它是新车还是旧车？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教育选拔方面学习了英法的制度，也经历过自己探索社会大学的尝试，最后确立了模仿英法的现代教育体系以及大学制度。中国当今教育体系自开始以来与西方相比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那就是实用和功利化，所以开始的教育体系一培养精英为己任。现在，当意识到对人素质的培养以及让更多的人享受教育带来的福利更加重要时，一场新的变革在政府的指引下正缓缓的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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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爵制,就是军功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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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秦汉选官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2014年3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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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秦朝以前采取“世卿世禄”制度，官职任定限定于血缘贵族范围内。然而随着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逐渐形成，国家富国强兵的需要，选贤任能思想的提出与传播，选官制度也由曾经的世官职变成了察举制，然而察举的选官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产生了一系列的流弊，不管是对官僚士大夫个人，还是整个官僚组织体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论文网 /4/view-6083310.htm　　【关键词】秦汉；选官制度；官僚；体制；权力 　　一、秦汉选官制度的变化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依照血缘世袭，我们称之为世官制。其特点是在世官制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官职任定被限定于贵族范围内。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才为各国的国君服务。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我们称之为察举制，特点是选官一般经现任官吏察访，然后向政府举荐予以任用。 　　察举是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和地方上的郡国守相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自”之士推荐给朝廷，然后根据策试水平高下，按等授官。 　　征辟是指中央公卿和地方州郡长官可以自己选用士人为幕僚椽属。汉代的选官制度规定，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可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椽史。辟除制度除了赋予公卿牧守以很大的用人权，可以随意任用椽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士人被辟为高级官员的椽属后，入仕和升迁的机会都会大为增加。在一般情况下，由公卿辟除者，经过试用，通过公府高第或由公卿举荐即可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 　　在察举制推行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人口空间，文化发展不平衡，虽然地区定额选但仍不足以消弘此病。因为就全社会成员说，读书的毕竟不太普遍。读经又有家法、师传，学术授受就有限，这样读经的面就狭窄了，时间一久，就集中在某些家族，造成累世经学。明经做官，累世经学又造成了累世公卿，造成了门第。另一方面由于人事的原因，这就是在选官过程中有权门请托，故旧报恩，不能贯彻选贤任能的选官制度。权门请托与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逐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的阶级的手里去了。这个特殊的阶级也就是累世公卿，后汉以后的门第，实际已是变相的贵族。最后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察举制度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二、选官制度变化的原因 　　（一）到春秋早期，由于周王朝各封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一些较大的诸侯国的力量逐渐超过了周王室，诸侯国的国君们为了取代周王的地位，不得不考虑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要富国强兵，关键就要选用有治国之才的人来当官，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改革选官制度的问题。打破世卿世禄制，任贤举能，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 　　（二）察举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但在察举制时代面临的问题是有条件出任官员的人数有限。在那个时代，受各种条件、环境的制约，读书人毕竟不普遍。 　　（三）在思想领域，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对建立怎么样的社会制度提出了种种不同的学说。儒家、墨家、法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改革选官制度的主张。首先正式提出任人唯贤的学说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加以实践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孔子。他提出了“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理论，否定了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提出用人注重大节，选拔优秀的人才从政；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荀子提出“涂（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墨子提出“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 ?尚贤上》） 要求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之。”（《墨子?尚贤上》） 　　（四）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阶级成分出现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出现，新的选官标准紧紧结合了新兴封建国家富国强兵的需要，也满足了新阶级的入仕途，做官的需要。 　　三、选官制度变化的影响 　　（一）加剧中央集权 　　秦汉选官制度变化的第一个影响是建立起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君臣关系演变为一种雇佣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掌控天下的一切，拥有生杀予夺的决策权，而臣子则只有贯彻君主意志的执行权。国家和国家权力被视为个人和某个家族的私产，国家由君主及其一家一姓所私有、世袭，进而赋予君主个人至高无上、不受法律限制的绝对权力。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家天下”观念和“私”的价值取向。结果就是凡事都会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利益和目标出发，从君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出发，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对于这一层，王夫之早已看破：“（君主）道不足于己，则先自疑于心；心不自保，而天下举无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编氓也，皆可疑也。以一人之疑而敌天下，其愚不可疗，其或不可救也。亲亲而以疑，则亲非其亲；尊贤而以疑，则贤非其贤，爱众而以疑，则众非其众。”黄梨洲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欺……” 　　（二）奠定了秦汉以后封建官僚政治的基础 　　秦汉以下，大多数皇朝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皇帝即使圣贤，也精力不济，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为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所以不得不选官，建立官僚机构，我们可以发现在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上，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出现了机构重叠膨胀、职权紊乱等痼疾，这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牵制大臣、猜忌防范心理有关。为了弥补君主在才能上的不足，君主专制制度势必会借助官僚组织的理性和智能因素，从而也就在客观上提供了空间，使官僚组织的自主性得以发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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