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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
日 09:15来源：
中央红军长征后，福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面对新环境和新形势，分散于各地的福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迅速实现战略转变，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并形成了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闽南）、闽中、闽赣边6个游击区，占中国南方15个游击区的三分之一。在这6个游击区中还有数十个较为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包括杭永岩、岩南漳、饶和埔、永和埔、岩靖和、靖和埔、云和诏、潮澄饶、安南永德、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霞鼎、宁屏古、福寿、鼎平、常太、兴太、罗汉里等游击根据地。1938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的决定，福建各地红军游击队完成整编任务，北上抗日。其中，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四团，由张鼎丞任支队司令员，（后为）任副司令员，由黄火星任第三团团长，卢胜任第四团团长，共2700余人，于日从龙岩白土出发，北上开赴抗日前线。闽北与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第六团。支队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兼任，副司令员粟裕（后为谭震林）。饶守坤任第五团团长，叶飞任第六团团长。日，三支队六团1300多名指战员从棠口出发，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2月25日，三支队五团1300多人也离开石塘，奔赴皖南抗日前线。闽中红军游击队160多人于1938年5月间开抵安徽太平，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至此，福建共5600多名红军游击健儿整编为新四军，占当时新四军总数将近一半，被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称为“南方的模范队伍”。（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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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第一章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代序）
在读新四军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和了解一下新四军。今天的年轻读者，大概都听到过“新四军”这一光辉的名字；也知道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抗日劲旅；知道八路军主要在华北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新四军主要在华中坚持敌后抗战。不少人还从革命回忆录和文艺作品中知道新四军的一些斗争事迹；还从学校的历史课本中读到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对新四军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毕竟抗日战争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对于今天的多数读者，那时的战斗故事，都是父辈、或是父辈的父辈们的经历，所以人们对新四军的了解很有限，这是毫不足怪的。新四军是在我国全面抗战开始时诞生的。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几个月内迅速占领东北。随后又进一步占领热河、察哈尔，侵入华北。日，侵华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倡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艰苦斗争和曲折复杂的谈判，经历长征后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组建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包括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的14个地区的革命健儿。他们在过去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清剿”，在被分割、被封锁的环境中，以劣等的武器装备，各自为战，与数量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进行了长期殊死的搏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新四军组编令。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当时游击队整编成4个支队，指战员共10300余人，长短枪6200余支，轻重机枪57挺，炮1门。新四军组建时，毛泽东坚持新四军的干部由共产党独立安排，部队不允许国民党插进一个人来，从而使新四军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军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新四军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到皖南、皖西、皖中地区，一部分进入苏南，在长江南北作战略展开，以游击战频繁打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游击队直逼敌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火烧（上海）虹桥机场，伏击韦岗（江苏镇江附近）日军，夜袭句容城等著名战斗，一时传为佳话。1940年10月以后，新四军在苏、浙、豫、皖、鄂地区的游击队进一步发展，华中和华北的敌后战场连成了一片。从1938年到1940年的3年内，新四军作战2913次，歼灭日伪军55220人；新四军全军发展到88744人，增长了7倍多。新四军当时的处境十分险恶。不但要抗击武装精良、骄横残暴、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和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汪精卫伪军，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摩擦”进攻。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阻挠新四军北上抗日，我9000余名抗日志士经过7昼夜的激烈战斗，终因参加围堵、进攻的国民党军多达80000余人，众寡悬殊，我军弹尽粮绝，最后只有2000余名先后突出重围。新四军遭受惨痛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当局撤消新四军番号的荒谬命令，坚持抗日斗争，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决定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含南下的八路军彭雪枫、黄克诚一部），全军达到9万余人。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以更为强大的阵容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时，日军开始对华中各地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新四军各部采取打近战、夜战、奔袭、突袭、伏击等分散、灵活的游击战术，主力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互相支持，狠狠打击敌人。日军在“清乡”区建立碉堡，新四军就采取夜间袭击的办法，使敌人不得安宁；在夏天，不少地方常常发动群众，往碉堡周围扔死猫死狗之类的脏物，臭气熏得敌人无法安身；日军建造竹篱木栅，新四军就发动群众，把它烧掉或拔光；日军挨家挨户编查保甲，新四军就发动群众，把钉上的门牌统统取下来付之一炬；日军在水网地区乘气艇下乡“扫荡”，新四军就发动群众，在水下设置障碍物，阻止气艇的通行。日军常常顾此失彼，无法在一个地方久留，因而遭到巨大损失。在陈毅、刘少奇等人的直接指挥下，经过艰苦的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反摩擦斗争，新四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但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各个战略区域，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的区域。到1944年5月，3年多来作战1万多次，部队由9万人发展到13万人。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南京、上海、徐州、武汉、杭州的外围，这些地区既是侵华日军和汪伪集团的统治中心，又是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必争之战略要地。这里日伪据点林立，河网交错，平原水乡，交通便利，没有大山依托，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是极其艰苦、尖锐和复杂的。新四军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部队成立之初，经费供给上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克扣、拖延和刁难，叶挺军长在1939年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讲话中，说新四军的胜利是在“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粮弹不充、枪械不补”的状况下取得的。“皖南事变”后，军饷完全断绝。根据地军民依靠自己动手，艰苦奋斗，战胜困难。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党领导军民坚决抗击日伪军的“扫荡”、“清乡”，救沦陷区人民于水火之中。在根据地内大力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发展文化教育，推动新文化的普及，根据地内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和新文艺运动蓬勃发展。通过根据地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建设，军队拥政爱民，政府拥军爱民，人民拥政拥军，军队、政府、人民之间建立了同甘苦共患难、生死相依的亲密关系。新四军初建立时才1万人，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1.5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9.7万余人，他们经受了频繁战斗和残酷斗争的考验，以坚韧不拔的铁军精神，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正如《新四军军歌》中所写的那样：“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强）、23万伪军（占伪军总数的30%强），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名伪军官兵投诚、反正。到抗战胜利时，收复国土25.3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余万人。新四军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结束后，这支部队于1947年1月撤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部队驰骋于江淮与中原大地，先后进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豫东战役、开封洛阳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杭州、上海等战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团结抗日下山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同国民党进行了两个月的谈判，经过许多波折，到10月份，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后，仍留在南方8省（湘、赣、闽、粤、浙、鄂、豫、皖）边界山区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由于当时各个游击队流动不定，活动地区广阔分散，往往彼此失掉联络，情况不明；各游击队在坚持游击战争的3年来，一直被分割、封锁，与外界基本隔绝，讯息不灵，对全国形势演变情况了解甚少；加之与党中央也久已失去联系，对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许多游击队员固执地认为，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就是叛变革命。因此，要将各地游击队召集起来，下山来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也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1937年9月至12月，领导南方8省游击队的中共中央分局派人分赴各地，动员游击队下山，结果有些同志被误认为是叛徒，不幸被杀害。陈毅亲自上九龙山去找湘赣游击支队，想要说服他们下山接受整编。一天，陈毅因脚有伤疾，他坐着轿子上山来，山路越来越崎岖，树林越来越茂密，这时路旁的树上忽然跳下一个人来，端着枪，喝道：“站住！干什么的？”陈毅让轿夫落轿，从轿中走出来，语气平和地说：“我从吉安来，有事找你们首长。”哨兵没有放松警惕，问道：“有介绍信没有？”陈毅把中共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写的介绍信递过去。哨兵接过介绍信，但不认得字，就将陈毅带到山上。上山后，陈毅就被严密地监视起来。后来，游击支队领导人段焕竞、刘培善警惕地接见了陈毅。陈毅耐心地、反复地向他们宣讲当前的抗日救亡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白天谈到深夜，他们听后感到也有道理，但仍无法打消对陈毅的怀疑。当陈毅提出要他们下山接受整编，他们坚决拒绝说：“我们是谭余保同志领导的，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决不下山。”陈毅要求他们笫二天派人把他送到谭余保那里去。当湘赣游击支队派人将陈毅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所在地甘子山时，等待他的不是热情接待，而是险遭杀身之祸。一到那里，还没等陈毅说明来意，就有人喊道：“绑了他”，他被绑在省委住的竹棚外边。经过一阵审讯后，谭余保在竹棚里主持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不少人主张干脆杀掉算了。陈毅在棚外听得真切，急得跺脚大声疾呼：“不能杀，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笫二天，省委在周围是一片树林的空地上召开公审大会，省委和游击队的许多同志的目光里都充满着敌意。谭余保喝道：“陈毅，你在井冈山作报告时，讲干革命要坚决，可你现在为什么要叛变，要与国民党合作？”陈毅大声回答：“谭余保同志，你不顾大局，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相信党组织。”谭余保打断陈毅的话：“我是要革命到底的。就是只剩下我光杆司令一人，我也绝不下山投降，绝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象你们知识分子吃不得苦，耐不得苦就叛变。”陈毅听了发火说：“简直是笑话。我陈毅什么苦没吃过，什么苦耐不得。”他接着大发脾气：“谭余保，你用枪毙那套吓不住我，我陈毅怕死就不出来闹革命。你派人到南昌、到延安、到吉安去调查吧。只要你是共产党员，你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你就枪毙我吧。你开枪啊！”陈毅一发怒，倒把谭余保震住了。谭余保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旁边也有同志提醒他要慎重。谭余保经再三考虑，决定按照陈毅绘出的路线图，派人去吉安八路军办事处调查。调查的同志很快回来了，不仅带回了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而且还有一份中共中央告全国同胞书。谭余保看了公函和文件，悔恨交加，痛哭流涕，亲手给陈毅松绑，然后用绳子把自已捆起来，以赎自己冒犯之罪。陈毅紧紧握住谭余保的手说：“你斗争坚决，警惕性高，是个好同志”。一场误会化解了，在谭余保、刘培善、段焕竞领导下的游击队，很快就斗志昂扬地下山来，接受整编。经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同志分头出发，披星戴月地奔走在各个游击区之间，向各个游击队分析当前形势，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动员他们下山接受整编，南方8省边界山区游击健儿们，终于汇成一股洪流，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整编后，组成了英雄的新四军。北伐名将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叶挺1896年出生，广东惠阳人，早年毕业于当时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官学校，之后，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1924年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感召下，他报经孙中山批准去苏联进修军事。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被周恩来分配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这个团后来被称为“叶挺独立团”，这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1925年，在北伐战争期间，叶挺独立团出广东、战湖南、攻湖北，討伐军阀，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军阀吴佩孚在汀泗桥派有重兵把守，正面攻占它，难度很大。叶挺从当地农民中探听到一条为人所罕知的、只有打柴人攀登的通向汀泗桥的偏僻山路，他夜出奇兵，一举夺取了汀泗桥。吴佩孚亲率4万余人坐镇驻守贺胜桥，叶挺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奋力抢占制高点，猛烈地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协同友军一道，攻占了贺胜桥，这一仗打得吴佩孚的4万余人损失过半，吴佩孚不得不乘铁甲列車倉皇逃跑。在攻占吴佩孚老巢武昌城时，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立了头功。叶挺在北伐战争中，战功显赫，“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第四军被公认为“铁军”，叶挺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北伐名将”。在庆祝北伐武昌大捷的锣鼓声中，武汉的一些人士在汉阳兵工厂铸造了一座高1米、宽半米的巨型铁盾，送到第四军军部驻地，部队推荐由叶挺为代表接受。在铁盾正面，嵌着‘铁军’两个大字，背面是一首诗，詩中以敬仰心情表述了“铁军”精神。這首詩是：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迩遐。（注：“迩遐”为近处与远处之意）能守纪律，能毋怠夸。（注：“怠夸”为松懈与炫耀之意）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忆万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了革命，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1927年，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南昌起义失败了，叶挺在参与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香港就医后，经党的批准，暂在澳门家中待命。日，我党发动了广州起义。叶挺在匆促中被召回广州担任武装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了，事后，叶挺受到了不正确的处分。虽然中共中央撤消了省委的错误决定，但叶挺在被调往苏联“学习”后，在那里仍然继续受到歧视与批判。他写了一份申诉材料要求报送给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但共产国际置之不理，根本不把广州起义问题列入议程。叶挺出于无奈，被迫出走西欧，与党脱离了关系，在国外流浪了十年。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周恩来在1944年所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把这件事作为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公正地指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捕。日本投降后，经党中央营救出獄。叶挺出獄后第二天就致电党中央，申请重新入党，党中央马上复电，决定接受叶挺为中共党员。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继強占我东北三省之后，又凶相毕露，步步紧逼，不断蠶食我华北諸省，进一步妄图吞併我全中国。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全国群众性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叶挺毅然回国、奔赴国难。当国民党的要人们得知叶挺回国后，纷纷送礼，用高官厚禄引诱，但叶挺一概拒绝，说：“我叶挺回来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做官。”1937年8月中旬，他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向周恩来倾诉了自己要求参加抗战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当即表示欢迎和慰勉，希望叶挺出面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并建议他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叶挺明知完成这一使命困难很多，条件很差，但为了促进团结与抗战，便欣然接受。事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请他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优良传统和体现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在叶挺被任命后，毛泽东电询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叶挺是否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他是否愿来延安一次。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电复，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愿来延安。1937年11月初，叶挺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原委和经过，表示愿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并请示新四军组建问题。叶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誉。在欢迎大会上，叶挺谦逊又坚定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后，在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为解决新四军所急需的人才、物资、经费和武器弹药而四出奔走。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遵照党中央关于尽可能吸收那些同情革命、拥护抗战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的指示，不辞劳苦，多方联系，动员了許多愿为抗战出力的国民党退役军官、无党派人士、医务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参加了新四军。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限制和破坏，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拥护抗战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积极为新四军筹集军费、武器和药品等物资。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也出面，在华侨中募捐了大量经费，购买了2000支驳壳枪和一批药品、毛毡等物资交给新四军。叶挺还亲自到香港募捐。当时宋庆龄正在香港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各国支援中国抗日的物资，大多数送到这里。宋庆龄对叶挺说：“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尽量多带些回去。”国际友好人士史沫特莱远隔重洋，向新四军捐助了大批药品、被服等物品，并亲自押送到新四军军部。这些对改善新四军部队的武器装备，鼓舞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四军组建后，叶挺率领新四军广大将士，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在华中辽阔的大江南北抗日战场上，就展现出抗日斗争的崭新局面：新四军捷报频传，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军威大震，令敌人胆寒；在华中大地上，坚决依靠群众，开始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终于成为毛主席譽为的“华中人民的长城”。新四军首战开门红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命令原分散在南方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队伍，集中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4月初，历经许多复杂曲折的过程，江南游击队部分陆续抵达皖南岩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支队；江北游击队部分陆续抵达皖北霍山流波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5月份，新四军从上述两地开赴抗日战场，第一、二、三支队先后挺进江南沪宁一线，第四支队向江北皖东地区挺进。5月16日，江北新四军在蒋家河口首战告捷；6月18日，江南新四军卫岗伏击战高奏凯歌。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又添写了新的光辉的一页。日，第四支队先遣营东进至巢湖南岸的斩童岗、钓鱼台一带。这时，日寇猖狂进犯，国民党军队已全线崩溃，日夜不停地向西逃跑，巢县陷落，合肥岌岌可危，巢湖沿岸一片混乱。第四支队先遣营刚刚从几百里外赶来，人数很少、武器简陋、情况生疏。但是战士们抗日情绪高涨，决心在这混乱的局面下，打一个胜仗，来振奋一下江北的人心，给疯狂的日寇一个教训。当天下午，先遣营营长带了侦察队，到运漕河西岸的焦山方面侦察敌情，发现蒋家河口是敌人的必经路口，而且这里地形隐蔽，可以伏击。第二天做好了战斗准备。第三天上午得到情报，敌人从巢县出动了。淞沪战役以后，日寇在南线再没有遇到过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抵抗。他们从巢县出发后，如入无人之境，倒背着三八枪，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大摇大摆地开来，气焰十分嚣张。到了蒋家河口东岸，日寇分乘两条汽艇，向西岸驶来。一些日寇在船上敞开毛胸，捧起运漕河的水向胸脯浇着，笑着，仿佛这不是战争，而是游山玩水。埋伏在西岸的战士们见这情景，个个都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当敌艇靠近西岸的时候，被浅滩搁住了，日寇一个个跳下了水。这时，侦察队长大喊一声：“打！”机枪、手榴弹一齐吼叫了起来，二十几个日寇没来得及还一枪，就全部被打死在沙滩上，有的尸体、枪支被运漕河的波浪卷入河底。江北新四军的着战只十几分钟就漂亮地结朿了。战斗结束后，附近的农民赶来帮助战士下河捞枪，捞上来十几支步枪、一挺轻机枪，还有两具日寇尸体、一面日本军旗。当地群众纷纷放鞭炮庆祝胜利，他们高兴地说：“中国有打日本鬼子的军队，中国就不会灭亡。”第二天，新四军同志拿了一支缴获的步枪和一套日寇军装，到邻近的国民党军部去送礼。国民党的一位副军长接见时，郑重其事地问：“贵军是几个团打的？”回答是：“一个组。”那位副军长根本不相信，他后来向目睹战斗情况的农民几番询问，才承认：“新四军打得好！”日，日寇占领南京后，狂妄至极，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以为百万中国军队失败后，中国军队再也不敢到他们的占领区来，他们尽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时，江南人民眼见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可是还没有看到过一支真正敢于抗击侵略者的中国军队，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当新四军初进江南时，他们向新四军投以怀疑的眼光，有的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你们这几条枪，打日本鬼子能行？”新四军的战士们不畏强敌，认为只有用胜利来打开局面，才能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在赣船山的一个竹林里，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设伏兵于从牌岗伸向卫岗、竹子岗的那条蜿蜒的公路上，以出敌不意的迅猛动作，一举歼灭鬼子兵的车队。会议结朿后，粟司令员离开地图，一手握住竹枝，凝望着青翠欲滴的竹林，满怀深情地说：“四年前，我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参谋长，部队在怀玉山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先遣抗日的历史使命没能完成。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先遣队，胜利地挺进到江南敌后，迎来了方志敏同志当时所预见的新形势：‘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日夜，所有参战的部队紧张地进行了通宵的准备工作。黎明前，队伍悄悄地进入了伏击位置。18日晨8点20分，久久期待着的时刻、为祖国、为人民杀敌效命的时刻来到了。从镇江方面开来了一支日军车队，一共5辆，为首的一辆是黑色轿车，很快就开进了伏击区。粟司令员一声令下：“开火！”霎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一辆辆卡车被击毁，一辆轿车周身冒火后冲到一个土埂上，又退了回来翻倒了，两个敌军官中弹跌翻在车底下。粟司令员冲到轿车旁边，一个受伤的敌军官猛地抽出指挥刀向他的后脑劈来，正在这危急的一刹那，机警的警卫员举枪击毙了这个敌人，敌人的指挥刀啷一声落在地上。在一阵枪声沉寂之后，残余的敌兵突然从路旁深草丛里跳出来，疯狂地扑上来，战士们用刺刀捅倒了他们。卫岗伏击战胜利结束了。战果是：击毙日寇少佐1名、大尉以下30余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日本军旗1面，指挥刀1把，日钞7000元。陈毅司令员听到捷报后，高兴地赋诗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从此以后，新四军驰骋在大江南北，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日寇感到寑食不安，使汉奸闻风丧胆。新四军这个光荣的名字，成为大江南北两岸人民的光辉的抗日旗帜。丹北地区揭起抗日大旗在丹阳城北，南京至上海铁路与长江之间的三角地带，以倪山为中心，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岭，这一地带叫丹北地区。日，日寇攻占南京，实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酿成屠杀我三十多万人的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在此之前，日寇先后攻占了丹阳、镇江，侵入丹北地区。日寇所到之处，凡遇见老百姓即随意枪杀，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烧杀虏掠，无恶不作。丹北地区沦陷后，人民陷入腥风血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退，地方行政组织全部瓦解，土匪蜂起，趁火打劫，苦难的人民的头上又增加了一重灾难。不久，日寇大部队继续西进，只在城镇、交通线据点驻扎少数敌军，虽也不时下乡骚扰，但下乡骚扰的情况毕竟少了不少。而土匪却格外猖獗起来，到处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动辄杀人，无法无天。在这社会安宁荡然无存、广大人民惶惶不可终日、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当地的中共党员管文蔚同志为了保障家乡人民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乘国民党军队仓惶溃退、有部分枪支流落民间之机，买了十几支长短枪，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游击队。他首先提出了粛清土匪、保卫家乡的口号，号召各乡村主动组织起来，实行自卫，并在当地许多乡村贴出了“自卫团组织草案”的布告。因为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当时最紧迫的生死攸关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各乡村闻风而起，响应号召，纷纷组织起大小自卫团多达二百多个。管文蔚组织联络各乡村自卫团，被推举成为自卫团的总团长。各乡村组织起自卫团后，规定晚上每个乡村都由自卫团派人放哨，凡没有口令者一律不许通行；凡遇土匪都可格杀勿论。这样一来，土匪几无活动余地。由于自卫团分散在各乡村，管文蔚当时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还很少，而剿匪的任务又很重，因此，他一方面放出手下有五六百人、枪的空气，使匪徒有所畏惧；另一方面，又与土匪接洽收编，甚至采用封建收徒弟的方式，收编土匪队伍，收编后予以训练改造。但是收编后，有些土匪匪性难驯，仍抢劫作恶不止，之后枪决了主犯7名，情况很快改观。对于不肯改邪归正的土匪，管文蔚率部坚决予以剿灭。这样运用软硬两手，于月间，终于粛清了匪患。在剿灭匪患过程中，管文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起来，达到四五百人，加上分散在各乡村的自卫团，武装力量就更为雄厚了。这时，丹北游击队进一步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揭起了抗日的大旗。1938年5月间，丹北游击队在孟河日寇据点外与日寇作战，打死日寇两名，这是他们的抗日首战。虽是小胜，但很大地鼓舞了游击战士的抗日战斗热情。由于他们都是丹北地区家乡子弟，与当地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他们在本乡本土作战，既能得到群众的掩护、支持；又有熟悉地形的优势；加以机动灵活地作战；因而以后历经几十次大小战斗，都取得了喜人的战果。至1939年春正式进入新四军序列之前，巳毙敌二百余人。当然，游击队成长之初，由于装备差，人员缺乏训练、又缺乏作战经验，虽然作战勇敢，也付出了一定代价，计伤亡九十余人。在抗日战争中，丹北游击队坚决依靠与组织发动当地群众，发挥了强大的群众威力。为了破坏镇江至江阴的公路，游击队曾一次就动员了7万人上阵，将公路破坏得面目全非，使日寇长期无法使用这条公路。有一次，丹阳有个汉奸伪装成小贩，想到访仙桥刺探消息，出城不到三里，即被群众识破，加以逮捕。群众织成捕捉汉奸的天罗地网，到1939年春为止，已先后抓捕汉奸一百六十多人。丹北地区汉奸无法活动，伪组织当然也就无从产生。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十分重视扶植这支人民武装，并经常组织他们协同一起与日寇作战。1938年冬，陈毅来到丹北，会见了管文蔚，同他研究了丹北游击队的整编与在游击队中迠立党组织的问题。不久，新四军将丹北自卫团正式命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并从笫一支队派来了部分同志作为这一部队的骨干。此后挺进纵队在新四军的领导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挺进纵队进一步挺进到位于长江江中的扬中，成为新四军过江的跳板。之后，又打过长江，占领了江北的嘶马、大桥，成为新四军北进的桥头堡。这时，挺进纵队高举的抗日旗帜已高高地飘扬在长江两岸了。谭震林与繁昌保卫战长江是从上海通向武汉的重要水上通道。1938年秋，日军为了向武汉进攻，加紧了向长江沿岸的侵略，连续向皖南的中国军队防区发动攻势，以保障其海军舰艇在长江的安全和长江运输的通畅。驻在皖南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后撤，致使日军沿青弋江一线向皖南纵深进犯。9月28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强令组建不久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开赴芜湖、青弋江一线担任阵地防御。这一作战任务不符合国共双方原先商定的新四军以开展敌后游击战为主的任务，也与新四军的编制装备不相适应，但新四军顾全大局，由谭震林率笫三支队于10月7日赶赴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一带，构筑阵地，进行战斗准备。红杨树村是不久前刚被日军占领的一个日军据点，谭震林视察前沿阵地时，考虑要把红杨树夺回来。他对在场的五团二营陈仁洪营长说：“红杨树是鬼子与国民党军队过去打拉锯战的地方，鬼子刚刚占领，立足未稳，地形不熟，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永固性工事，人心惶惶。你们夜里去闹闹他，让他们六神无主。”当晚，陈营长派出十几名有丰富经验的侦察员，趁着夜色摸到红杨树村里，乒乓打枪，大闹了半宿。日军摸不清情况，第二天清晨便撤回到10余公里外的海湾沚据点去了。10月30日，日军300余人分三路向红杨树、清水潭一带发起进攻，遭到我方顽强阻击。毙伤日军100余人后，我军主动向红花铺阵地转移，途中与进攻红花铺的日军遭遇，又毙伤日军10余人。11月3日，日军增兵400余人，分4路向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我方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我歼敌一部后，主动转移。随后，支队集中主力，对日军展开猛烈反击，将日军击退，乘胜收复了马家园等要地。谭震林赶到第五团祝贺胜利时指出：“我们不应被动地守住阵地，还要充分发挥我军善于打游击战的长处，主动出击，打到敌人的据点去。”第五团孙仲德团长当即决定，选调一批侦察员组成袭击小组，带足手榴弹、炸药、煤油，在夜色掩护下，分乘几个大稻桶，顺水悄悄潜入海湾沚镇内。侦察员们摸到敌营附近，把炸药包和包上棉花蘸了煤油的集束手榴弹投掷过去。霎时，敌营成了一片火海。4日拂晓，我部队又突袭被日军占领了的红杨树，日军仓皇撤走。经过前后几天的战斗，在谭震林指挥下的笫三支队初试锋芒，不仅胜利地实现了守备任务，积累了打阵地战的经验，还发挥了善于打游击战的长处，先后共毙伤日军300余人，取得了可喜的战果。新四军第三支队奉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命令，又由青弋江一线调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其时，日军已占领铜陵、繁昌等地。1938年12月下旬，第三支队刚进入铜繁地区，就遭到日军的“扫荡”。26日，日伪军200余人向五团驻地发起攻击，五团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日伪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克繁昌，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从此以后，新四军胜利地进行了五次繁昌保卫战。日，日军首次进犯繁昌，11日占领繁昌。13日，第三支队集结主力进行反击，收复繁昌。2月5日，日军300余人再次进犯，繁昌被攻占。第三支队反击，迫敌退出繁昌。5月20日，日军纠集1000余人第三次进犯繁昌。21日，日军在两架飞机配合下，猛烈进攻，激战4小时，我军主动转移。22日，我军在繁昌外围继续予敌以杀伤。23日，谭震林指挥配属笫三支队作战的第一团，向日军发起反击，日军被迫撤退。经4天激战，我毙伤日军300余人。11月，日军组织兵力第四次进犯繁昌。其中：7日，日军十五师团步骑兵共600余人实行进犯；13日，日军一一六师团600余人再次进犯；21日，日军又调集2000余人，分五路再犯繁昌。第四次保卫繁昌，经历了上述三次大的战斗，双方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巷战、肉搏战，日军还施放毒气作战，战况十分激烈。谭震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充分发挥部队熟悉地形、英勇善战的优势，有时还亲临前沿阵地，直接指挥战斗。日军虽曾一度攻入繁昌城，但终被打败，伤亡累累，仓皇撤走。第四次繁昌保卫战前后历时15天，共毙伤日军450余人。12月21日，日军集结1200余人，第五次进犯并一度攻占繁昌。22日，第三支队集中主力发起进攻，重新收复繁昌。繁昌战役是新四军前期有名的战役。保卫繁昌战的屡屡胜利，使新四军的声威大震。顾祝同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并向笫三支队“复电嘉奖”当时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发出哀鸣：“国民党军队是手下败将。共产党的军队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的军队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袭击新丰歼敌寇张铚秀新丰车站位于京沪线镇江与丹阳之间，南距丹阳近10公里，西北距镇江约40公里，是日军交通运输线上靠近运河的一个重要据点。新四军第一支队首长决定于日夜晚，由二团一营在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的配合下，袭击新丰车站敌据点，歼灭这股敌人。由于这是我军挺进江南茅山地区后的第一仗，又是攻坚战，战斗的胜负对我意义极大。为此，支队首长十分重视，陈毅司令员亲自了解情况和部署战斗。他指示：新丰车站是日寇防守的重要据点，日本鬼子不容易打，而你们又是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因此，要有必胜的信心，机智灵活，顽强勇敢，以巧取胜。这一仗事关重大，意义深远，一定要打好。张正坤团长受领任务后，立即派我（团侦察参谋）到一营布置对车站敌情、地形的侦察，并到访仙桥同管文蔚同志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取得联系。我当即到一营传达团首长指示，并组织有一营和自卫团同志参加的侦察小组，化装成商人、农民，潜入车站和铁路沿线侦察，很快就摸清了敌人情况：守卫车站据点的是日军第十五师团松野联队广江中队的1个小队，有40余人，另有宪兵、路警十几人，车站员工等十几人。敌人占领江南以来，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没有受过任何打击，对我不大戒备。他们白天竟敢空手下乡抢掠，奸淫妇女，晚上敞门睡觉，甚至连岗哨都不设置。车站新盖一幢上下共12间的二层楼房，日军就驻扎在这里。周围有一道近两米高的围墙，院内堆放着各种货物。敌情掌握后，张团长率领我们到一营，与段焕竞营长和自卫团的领导一起开会研究战斗方案。会上，团首长反复强调了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同时分析了该据点之敌虽然兵力单薄、骄横麻痹，但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且距丹阳、镇江较近，交通便利，易于增援。而我部初到江南，又是初次和鬼子交锋，没有经验，装备较差。因此，必须采取以优势兵力奇袭制敌、速战速决的战法，打敌措手不及。具体部署为：二连担任主攻，选派1个班为突击队，连长张琼森为突击队长，采取突袭，用手榴弹、刺刀歼灭敌人；一连在车站西北600米地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镇江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并掩护自卫团破坏铁路、电线杆等；三连为预备队，在车站西南600米地域占领阵地，随时增援二连实施攻击，并准备阻击丹阳方向可能增援之敌；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所属8个自卫团，各抽1个排，并动员群众百余人负责破坏铁路、电线杆、电话线，另组织1个担架队抢救伤员。会后，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和一营营长段焕竞即在延陵昌国寺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本营的战斗部署。部队立即进行临战准备。由于我在先遣支队时就和管文蔚的抗日自卫团有接触，熟悉他们的情况，因此，团首长命令我负责指挥和协调自卫团的破路行动。6月30日晚10时许，一营部队和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的各路人马，都按时到达车站附近的孔家垄。张正坤团长和肖国生主任亲临指挥。据侦察报告，敌情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团长下达了按计划展开攻击的命令。我率领自卫总团的同志到达预定地域后，按计划分为两部，分别在车站两侧五六百米地段展开，派出警戒。首先指挥他们切断了车站与外界的电话联系；战斗打响后，立即进行拆路轨、毁路基、割电线、锯电杆等破坏工作。自卫团的战士都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听到车站方向的枪声、爆炸声毫无惧色，紧张地进行着破路工作。这时，锯子声、钟子声、电杆的断裂声、镐锹和铁轨的碰撞声与远处传来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相呼应，仿佛奏起了一曲雄壮的军民抗日凯歌，响彻在江南水乡。不久，车站燃起熊熊的烈火。我们都欢呼：“一营的同志们得手了！”车站的战斗十分激烈。开始，由于黑夜，向道对这一带地形不十分熟悉，把二连尖兵班同时又是突击队的同志领过了车站。段营长当机立断，令一连副连长彭寿生立即组织1个突击队接替，其它部队仍按计划行动。这时敌人没有发觉，楼下门堂里1个班的日军在睡觉，一个个光着上身横七竖八像死猪似的躺在木板床上。楼上灯火通明，门窗洞开，有的鬼子、汉奸还在打牌酗酒，毫无戒备。晚11时，攻击开始，彭寿生带领突击队翻过围墙逼近敌楼，大个子班长端着机枪冲进门堂，不料子弹卡壳；副班长田光秀扔出一颗手榴弹也未爆炸；接着彭寿生又扔进一颗手榴弹，撞在墙上爆炸了。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把敌人全惊醒了，门堂里的鬼子惊慌地跳起来端着枪就往外冲，被我突击队的火力压了回去。我们又向里面扔了几颗手榴弹。这时，楼上的敌人都清醒过来，分别占领各个房间，向我射击。门堂里有两个鬼子冲了出来，突击队战士想抓活的，但鬼子光着背，浑身是汗，油滑得像条泥鳅，难以擒获。战士们只得围上去，用大刀、刺刀将其砍死。其余的敌人被压在房内，均上了刺刀守在大门内左右两侧。突击队的同志侧身向里面投了几颗手榴弹，借着烟雾冲了进去和敌人展开搏斗。经一阵拼杀，敌人抵挡不住，退缩到二楼。这时，敌人居高临下，以机枪猛烈的火力压制我后续梯队，同时组织了1个班的兵力冲下楼来，妄图消灭我突入楼房的突击队。又一场肉搏战开始了。我二连三排长彭遗生见此情景，主动请战，带领全排冒着弹雨冲进敌楼，一边与敌人拼杀，一边将我伤亡人员抢救出来。经十五分钟的激战，全歼了这十几个鬼子。日军吃了苦头，再不敢轻举妄动了，龟缩在二楼各房间里，用机枪向外扫射，构成了一道火力封锁线，妄图固守待援。我攻击分队难以接近，更冲不上二楼去，形成了对峙。拖延时间对我不利，当时营指挥所分析战场形势，为尽早结束战斗，当即决定采用火攻。迅速组成火攻班，命主攻连组织火力，压制住敌各窗口火力点，掩护火攻班接近敌人放火。正好车站里存放着不少煤油，附近又有成垛的麦草。我火攻班在火力掩护下，将麦草放到楼下的门窗旁、楼梯口，浇上煤油；还专门把两桶油放在大门口的过道里，随即点燃了麦草和油桶。顿时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火上浇油，越烧越旺。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大火焚烧着楼房，浓烟吞噬了车站。这下鬼子可再也忍受不住了，纷纷从窗口跳出来逃命。被烟熏火燎后的日本鬼子，从二楼跳下，一个个都晕头转向，战斗力大减，立刻成了我军的活靶子。有几个从倒塌的楼梯上窜出火海的敌人，经过一阵肉搏之后，也成了战士们的刀下之鬼。其余的鬼子在里面被烧得嗷嗷乱叫，顷刻全部焚毙。战斗经过两小时，整个新丰车站敌据点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清查战果，此战全歼守敌58名，缴获步枪6支，刺刀6把，其余枪支弹药等均被火烧毁。破坏铁路一段，电线杆几十根。我牺牲4人，伤6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得了较大的胜利。丹阳守敌虽距离很近，但由于夜黑，不敢贸然行事。直至翌日晨6时，才派出百余人开出丹阳，名曰增援，实则为其同伙收尸。而此时，我军早已凯旋多时了。新丰战斗是我二团向党的生日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我军在江南铁道线上打的第一仗，使不可一世的日军大为震惊，京沪铁路中断交通一天多，迫使各处敌人从此增强戒备，起到了调动和支配敌兵力的作用。句容黑夜攻坚战张铚秀月间，在皖南岩寺集中的、刚刚组建不久的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先后开赴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宁沪一线，挺进敌后，实行抗战。新四军挺进苏南后，在兵力少，装备劣，弹药缺，给养不足的情况下，紧紧地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积极的行动打击日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取得韦岗、新丰、下蜀、新塘等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不但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全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上海等地的报界，对我们的胜利都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江南的国民党军在装备精良，弹药、给养充足的条件下，却患着越来越严重的“恐日症”。他们见日军望风而逃，远远地躲在后方，作壁上观，有时还制造一些摩擦，牵制新四军的行动。1938年8月，日军调集兵力，围攻武汉。为了钳制敌人，减轻武汉战场的压力，支队首长决定攻打句容县城。8月初的一天，陈毅司令员来到句容二区墓东村二团驻地，和团领导一起研究攻打句容城的方案。我们决心集中全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和群众的支持下，歼灭句容城守敌。支队特务连也配属作战。当时，我任二营营长，陈司令员召集我团干部开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新四军挺进江南后的敌我形势，指出：日本侵略者在苏南遭受我军几次打击以后，正忙于调整兵力部署，我军要趁此机会，再打几个胜仗。他说：国民党军队本来有着“恐日病”，但我新四军以如此劣势的兵力和装备打了几次漂亮仗以后，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群众舆论对他们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点坐不住了，扬言要派一支部队到敌后来，而且要攻打敌人驻守的丹阳、句容、天王寺、金坛等重要据点。我看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们要先拿下句容城，打个样子给他们看看。这时我们求战心切，司令员的讲话是一个很好的动员，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任务下达后，张正坤团长督促全团进行了各项战斗准备工作。句容城是京杭国道的重要交通枢纽，与东边的丹阳、南边的天王寺、东北的镇江、西北的南京都有公路相通，且距离很近，敌人随时都可能增援句容。要做到速战速决，万无一失，准备工作就要慎之又慎。团参谋长王必成亲自化了装到句容城附近侦察，选择主攻方向，又派三连连长王萱春带领侦察小组潜入城内侦察敌情。地方党组织从句容城找来3个熟悉敌情、地形的人介绍情况。当时驻城日伪军共150余人，其中宣抚班驻天主教堂，伪军驻自治会，四个城门各有一个班警戒，伪县政府驻敌宪兵60余人，北门外飞机场驻敌30余人。综合敌情，我们认为，敌人虽然人数不少，但警戒疏忽，分散守点，相互难以照应，且一部分伪军战斗力较弱，对我歼敌有利。根据敌情，团首长制定了作战方案，得到了支队的批准：一营为主攻；三营担任东昌街、镇江方向的警戒并破坏该处公路及镇句路上的洛阳桥；二营进袭北门外飞机场，歼灭机场守敌，并对汤山、南京方向警戒；支队特务连、地方武装张雍冲部，分别向天王寺和丹阳方向警戒，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作战；地方党组织带领民工100余人，准备攻城用的梯子、填护城河用的稻草、担架等配合主攻营行动。一营的具体部署为：三连攻南门，一连攻东门，二连为预备队；第一步攻打东、南门，肃清城门守敌；第二步占领商会、伪自治会；第三步肃清伪县政府和天主教堂之敌。受领任务后，我立即回到营驻地，召开排以上干部会，部署战斗。我们以六连担任汤山、南京方向的警戒，占领有利地形阻击可能来援之敌；五连三排在北门外占领阵地，监视北门守敌并阻击可能由北门突围之敌；四连、五连（欠三排）围歼30余名机场守敌。8月12日下午，部队向句容城外运动。晚10时，我率领全营到达城北预定地域展开。攻击发起后，我带领四、五连立即扑了上去，没料到机场没有敌人，敌情有变。我考虑了一下，即命部队点火将机场房屋烧毁，接着下令六连和五连三排任务不变，我率营主力火速赶到东城门加入战斗，配合一营消灭城内敌人。一营发起攻击后，一连、三连分别用8架梯子从东南角登城，由于敌警惕性差，颇为顺利地上了城墙，摸掉敌人设在城墙上的岗哨。三连迅速下了城墙进到城里，由里往外攻打南门。南门守敌正在灯下赌博，受到攻击时，慌忙连牌带钱一起丢掉，在慌乱的逃跑中与我军接上了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三连奋勇追击，消灭了驻守南门的10多名日军，很快打开了城门。一连进攻东门，敌守兵从梦中惊醒，未及抵抗即慌忙逃命，东门遂被我占领。一营部队攻到城中心，我率二营大部很快赶到，一、二营并肩作战，顺利占领了商会，转而进攻伪自治会。伪自治会楼上有日军固守，对我实施火力封锁，我们即采用火攻，将数十名日军和汉奸烧死。同时打开了关押群众的牢房，放出被日军抓来的无辜群众100多人。攻占商会、伪自治会后，接着向伪县政府和天主教堂进攻。这时，收缩到这里的敌人已有准备，设置了障碍，构有简易防御工事，以数挺机枪火力压制我正面进攻，我只好在侧面采取火攻。近凌晨4时，团部见全部吃掉敌人已有困难，即令各营不要恋战，立即撤出战斗。由于句容城所处的特殊位置，我军不得不将大部兵力用来担任警戒、阻援，攻城兵力相对少了一些，不能形成四面包围，进行围攻，最后未能全歼守敌，实属遗憾。攻打句容城的战斗进行了3个多小时，由于准备充分，情况清楚，指挥正确，战术运用得当，战斗顺利，计：歼灭日伪军近百人，缴获步枪数十支，以及手榴弹、子弹、自行车、军装等物资，特别是将伪自治会全部人员歼灭，是对汉奸卖国贼的一次严重警告，让他们知道：出卖民族，卖国求荣、为虎作伥者绝没有好下场。我伤亡很小，亡2人，伤8人。此战，我各部队受到一次城市攻坚、巷战的战术技术锻炼和考验，得到了军部的嘉奖。8月19日《新华日报》以“新四军一度攻入句容城”为题，对此次战斗作了报道。其中称：“13日我猛攻句容城，并号召民众大施破坏。敌经此重创后，见民众即杀，见房屋即烧，进行报复。京沪线敌军更加惊恐万状，武汉、镇江间各车站，从16日起，每站增加日军数十名驻守，并构筑战壕等工事，防我进袭。”这充分说明，此战对敌人的打击是十分有力的，达到了牵制、调动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之目的。血战黄土塘日拂晓，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刚刚东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就在黄土塘这个地方和日本军队打了一场血战。黄土塘是江阴县的一个小镇，一条大河横贯，把街道切成两半；河上有座高高大大的石洞桥；河的两旁是陡削的土堤，镇外一片水稻田，田里插满了秧。部队经过远程行军，带着极度的疲劳来到了这里。副团长吴焜和二营营长廖政国带着侦察班走在部队前面，到黄土塘的镇口，等齐了部队，就全部进入黄土塘。吴焜把驳壳枪拎在手里，走在街上，压低嗓子喊着：“占领房屋！”五连一个排就应声而上。街那头，突然响起了三八枪的射击声，在漆黑的夜幕里，只听得人声嘈杂，狗群狂吠，皮靴踏在石板上的咔嚓声，还夹着许多人的叫骂声。侦察员紧张地前来报告：“有鬼子！”吴焜问：“有多少？”侦察员说：“大约有五六百，分三路来的！”事有凑巧，原来日军的“扫荡”部队和六团同时到达了黄土塘。在吴焜的指挥下，五连抢占了一线房屋后，把机关枪架在屋顶上，掩护着部队向河边冲击。枪一打响，日军的掷弹筒就呼呼飞来，在闷雷似的爆炸声中，机枪手牺牲了，部队被敌人的火力压在桥边上。由于远距离行军，好多部队都掉队了，进镇的只有一个五连，战斗一打响，自然显得兵力不够。廖政国在镇头上收集陆续来到的班排，虽然每个战士都已十分疲惫，有的一边走着，一边就睡着了，但一听到前面有枪声，大家又精神振奋，加快步伐，向黄土塘靠拢。天色大明，战斗呈胶着状态，持久下去对六团是不利的。为了激起疲劳了的战士们再一次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冲击，廖政国就奔到大桥头，抢过机枪手陈春发正在扫射着的轻机关枪，把皮带往肩上一搭，挺起身来，喊了一声：“冲！”便扫射着机枪，依托河岸向前攻击，战士们也抖起神威，呼喊着扑了上去。日军集中火力掩护步兵三路反冲击，五连给压得稍向后缩了一下。廖政国带着营部通讯班和两挺机关枪暴露在最前面，遭受到敌人的夹击，他们顽强地顶着。田里的麦子正在吐穗，日军穿着大皮靴在田里迟缓地前进着，廖政国架起机枪猛烈地扫射，日军一批接一批在机枪子弹下倒毙了。但敌人越涌越多，还出现了骑兵。在战斗十分激烈之际，吴焜带着一支部队，沿着较高的河堤冲来，二连一挺苏联造的大盘子轻机枪也“咯咯咯”地吼叫起来。这挺机枪是抗战开始时苏联援助中国的，发给新四军的只有6挺。六团分到的一挺就在二连。这机枪是六团的宝贝，常常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因此，战士们对它有极深厚的感情，机枪手也特别光彩，成了全团注目的人物。战士们一听见大盘子机枪叫了，顿时高兴得欢呼起来：“苏联机枪来了！苏联机枪来了！”但是，苏联机枪刚打了一梭子，机枪手就被日军的掷弹筒打倒了，火力马上中断，日军乘机涌上来，五连的蓝阿嫩指道员冲到最前面去投掷手榴弹。蓝指道员学过拳术，是位艺高胆大的指挥员，每次战斗他都是冲锋在前，在他的掩护下，苏联机枪又叫开了。短促的一刹间，部队全部展开，机枪火力全部开火。五连部队又冲上来，立刻改变了三面受敌的局面。初夏的中午，再加上酣战，闷热难当，战士们忘却了汗水淋漓，烟尘粘在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只顾装卸子弹，瞄准射击，投掷手榴弹……单在廖政国的眼前，敌人就遗尸四五十具。一个负伤的闽东老战士说：“你看，鬼子朝天躺倒了多少！我这点伤算什么，三八枪弹头小，穿个小窟窿，比如被狗咬的！”正当六团二营全体战士奋战日军的时候，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一个支队配合日军向新四军的侧后进攻。吴焜气得眼睛发红，他高呼：“二支队（营）顶住鬼子，一支队跟我上！”战士们怒火难遏，英勇地给“忠义救国军”以有力的回击，终于把他们击退了。日军失去了配合的“友军”，只好夹着尾巴撤出了黄土塘。血战黄土塘，在苏南人民心中留下了新四军抗日的英名，也留下了“忠义救国军”叛国的罪名！虎口拔牙乔家霖1939年6月，正是江南黄梅挂技、阴雨连绵的时节。无锡东乡的小镇梅村却变得热闹起来。街道两旁贴着红红绿绿的抗日标语，小学操场上老百姓和战士们在一起开联欢会。更引人注目的是那饱经沧桑的泰伯庙，抗战以来一直冷冷清清，如今却驻扎了军队。整天有人进进出出，大门口还有卫兵在把守。这一天，两匹快马飞奔而至，从马上跳下两个人来。一个脸庞刚毅，身材高大，他是新四军老六团副团长吴焜；另一个身材矮小，眉目清秀，他是“江抗”副总指挥何克希。卫兵举手报告道：“吴司令、何司令，叶司令正在等你们呢！”吴、何二人来到供奉吴王泰伯的主殿里，只见有两个人正伏在桌上查看地图。一个文质彬彬的是新四军老六团团长兼“江抗”副总指挥叶飞，另一个短小精悍的是团参谋长乔信明。叶飞见吴、何二人到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到东路地区已经一个多月了，基本情况已经掌握。依我看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日伪军狂妄，老百姓失望，游击队观望。我们要完成陈毅司令员交给的筹集人、枪、款的任务，还得进一步打开局面。”他的话音刚落，吴焜便接着说：“我们从常熟、江阴来，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地方上的游击队表面上对我们很客气，实际上看不起我们。有人甚至说，你们在山区还凑合，到了平原水乡是虎落平阳。我看，不打几个硬仗，就树不起军威。”乔信明在一旁开口道：“对！不打硬仗，别人不服。你们没来前，我们初步商定攻打浒墅关车站，不知你们意见如何？”“打浒墅关？那可是京沪铁路和大运河的关隘啊！”曾在东路做过地下工作的何克希不由惊奇地说。叶飞点点头道：“打蛇打七寸。正因为它离苏州城很近，周围又有望亭、黄埭、枫桥等日伪据点，我们才选择打它。这叫虎口拔牙，威震四方。只要我们摸清敌情、精心指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何克希、吴焜等人听了频频点头，由衷钦佩叶司令的胆识和决心。初夏时节，浒墅关镇上的同昌福茶馆生意兴隆。将近晌午，茶客大半离去。这时，走进一对以兄妹相称的青年教师。男的泡了壶茶自斟自酌，女的出去片刻后带回一个青年男子。乍看上去，这三位闲情逸致颇浓，不仅切磋学问，甚至还握笔赋诗作画。其实呢，这兄妹俩是“江抗”指挥部派出的侦察员。“大哥”是参谋周达明，“小妹”是战地服务团团员李关玉。小李是本地人，情况比较熟悉。为慎重起见，她专门找来结拜小姐妹的丈夫小徐询问敌情，那纸头上也并非诗画，而是浒墅关车站的草图。周参谋问道：“进站看看行不行？”小徐连声道：“不行！不行！鬼子到处在找花姑娘，李姐千万不能进去！”“她不去，我一人跟你去。”周参谋见小徐面作难色，就又鼓励道：“你只管放心好了。北平上海，关里关外，我都闯过，是老码头啦！”周参谋随小徐从容地进了浒墅关车站。只见东头有几间木屋，屋顶上还飘着日本膏药旗。周围拉着铁丝网，大约有二三十个鬼子兵正在集合操练。西头也有几间木屋，周围砌着高高的砖墙，中间还留有机枪眼，里面住着鬼子一个班。中间则是票房、月台和站长室，日本职员正在叱责着装货的搬运工人。看到这一切，周参谋胸中不禁燃起怒火，暗暗骂道；“看你们还能凶几天！”回到同昌福茶馆，周参谋立即在草图上作了补充。然后，他郑重地对小李、小徐说：“我马上返回指挥部，你们留下监视敌情。记住，三天之内敌情如有变化，一定要报告指挥部！”6月24日傍晚，“江抗”勇士们奉命从梅村出发了。他们要去奔袭40里以外的浒墅关车站。绵绵阴雨，道路泥泞。机枪手扛着心爱的苏联造转盘机枪，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投弹手腰间插满手榴弹，个个变成了大胖子。远远近近的狗叫声，更增添了紧张的战斗气氛。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主攻连连长吴立夏和指道员吴立批。说来真巧，他俩是叔伯兄弟。在闽东的崇山峻岭里，他们共同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练就了一身山地游击战的本领。如今，他俩又挺进江南敌后战场，在与侵略者作殊死斗争中成长为出色的连队指挥员。当部队赶到出击地点，已是半夜时分了。吴指道员发现几个巡逻的鬼子兵向车站走去，边走边谈笑。他立即带领2排战士悄悄尾随着敌人，向车站西头去了。吴连长则带领1排随向道直插车站东头，把鬼子营房包围了起来。营房里传来阵阵鼾声。吴连长从窗口向里观察，只见床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赤膊的鬼子兵，正在做着美梦呢！吴连长命令机枪手架好机枪，投弹手备好手榴弹。他掏出腰间的手榴弹，本想从窗口扔进去，仔细一瞧，窗上有铁丝网。于是，他敏捷地一个转身冲进木屋，左右开弓地将手榴弹投向敌人，打响了浒墅关战斗。轰！轰！一枚枚手榴弹像离弦之箭飞向同一目标。敌人营房里的汽油筒和弹药箱被炸着了，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夜空升腾起滚滚硝烟，敌人乱作一团。突然，木屋的墙倒坍了，日寇警备队长山本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一样冲出火海，被埋伏在周围的“江抗”勇士一举生擒。这时，远处传来装甲车声，苏州的援敌已经出动了。敌酋以为救兵到来，穷凶极恶，乱踢乱咬，被战士当场击毙。再说吴指道员带领2排战士摸进西头敌营房大门后，悄悄地隐蔽在围墙两侧。2排长见门边放着一挺轻机枪，便爬过去把枪提了过来。此时，一个睡得稀里糊涂的日军爬了起来，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出营房大门解小便，吴指道员见了不由一惊，但不一会，眼见那个日军又晃晃悠悠地回到铺上呼呼大睡起来。当攻击信号传来后，二排战士迅速向营房里投去手榴弹，发起攻击，整个营房变成了一片火海。“哒哒的哒！”远处响起撤出战斗的号声。“江抗”战士们迅速收兵，踏上胜利的归途。仅仅半个小时的战斗，就全歼了日军警备队长山本以下55人，伪军1个中队。车站西头的铁轨被炸断，迫使京沪铁路运输中断3天。黄埭等据点也被“江抗”警戒打援的部队拔除。胜利的消息传开后，地方上各派势力和武装力量纷纷前来联系，要求编入“江抗”。不出两个月，“江抗”已由1000余人迅速扩大为4000余人。胜利消息传到上海，各家报纸竞相登载，振奋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还将电讯传到海外，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正英勇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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