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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历史考前练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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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原因
2014年2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对影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四种主要变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正是在旧制度的崩塌和各个行动者之间不断的冲突和竞争中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和必然的产物。 中国论文网 /1/view-4886257.htm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农民革命；制度生成理论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X（0-03 　　农民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最终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学说。本文试图借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来对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原因进行历史的和制度的考察，并从新观念的输入、外部压力、旧制度的崩溃和精英的作用等变量切入进行分析。 　　一、分析框架：制度生成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强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处于中观层面的制度来连接微观层面的政治行为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它既包含了政党制度、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了惯例、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其中，制度生成理论是与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同为构成历史制度主义的三大理论之一。 　　（一）制度起源观。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某一个新制度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然和既存的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于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和对一部分人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无视和威胁，当权力量较少的一方的利益被侵犯或产生扩大他们自身利益的机会时，旧制度下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或个人就会产生改变旧制度的要求和行为，甚至为此而不断斗争。旧制度不仅制约着新制度的产生，也还不断地激励和催生着新制度。 　　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潜在冲突；或者旧制度在新的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1]正因如此，新制度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必然受到旧制度的形塑和影响。 　　（二）制度起源的变量。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起源观里，旧制度、环境和行动者这三个变量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和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着旧制度的变迁方式和新制度的形成过程。 　　1.旧制度。旧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偏好的集结，旧制度会给予一部分人较大的权力、利益和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限制。当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试图并有能力改变既存制度时，新制度就诞生了。 　　2.环境。环境主要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类。当外部环境对旧制度造成巨大的外部压力，而旧制度本身无法化解或是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外部压力的时候，旧制度可能就会濒临崩溃；当制度内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旧制度就会按照制度内部各方力量对比的强弱进行调整或重构。 　　3.行动者。任何制度的起源都需要身处其中的行动者做出切实的、旨在实现新制度的行动。当处于旧制度之中不利地位的行动者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时，由于其所遵从的指导思想不同，所以新制度会在暴力或者温和的情况下产生。 　　（三）制度生成的模式。三种制度起源的不同原因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制度生成模式。第一，当旧制度面临新的压力时，在旧制度内部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在冲突中产生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中，旧制度内部各方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成为引起新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旧制度本身可能会激励新制度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中，旧制度是制度起源的主要因素。第三，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使旧制度下的某些集团去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并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新改变。在这种情况中，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制度起源的关键因素。 　　二、影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变量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从历史制度主义看来，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其形成主要存在着新观念的输入、旧制度的崩溃、外部的巨大压力和政治精英的推动等四个变量。 　　（一）新观念的输入。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对于一种不同于旧有制度的外部新观念的输入，一旦旧制度内部有成员认同了这种新观念，就必然会引起冲突或利益重组，从而使新制度代替旧有制度。大革命以前，虽然农民阶级具有巨大的潜在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农民本身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始终无法将革命潜力转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必须要经过来自外界的、有组织的动员，否则中国农民不会自发的产生和投身革命。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则将先进的思想观念带给了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从而使农民发挥出了革命潜力，同时也促进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大革命时期，众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到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中，特别是在农村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首先，共产党员积极地在各地举办农民学校，帮助农民识字扫盲、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和马克思主义等等，以帮助农民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毛泽东在武汉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属此例。其次，共产党员积极鼓励贫困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以农民运动来反对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接受了新观念的广大农民被共产党员成功的动员和组织了起来，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发展得异常迅速。到1925年中期，在广东省就有5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并迅速向周围其他省扩散开去。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具有自主性且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革命力量展现出巨大的革命潜力，有力地冲击了旧式农村的社会结构。
　　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农民运动惨遭镇压之后，由于新观念对农民阶级的启迪和大革命的洗礼，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仍然持续不断。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时常发生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农民起义。“群众革命（特别是在农村）已获得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任何党派的力量都无法控制的。”[2]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了农民革命的力量，才能在举行秋收起义后转向井冈山，依靠农民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二）旧制度的崩溃。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一定偏好的集结，都会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将另一部分人置于不利地位，因此，任何制度都包含了潜在的关于权力、利益的冲突和竞争，而新制度的诞生则取决于各方力量的最终对比。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而这一时期旧制度的动摇和崩溃对毛泽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农村旧制度的动摇。随着农村的革命运动疾风骤雨般的发展，农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打破了旧式农村社会由地主和乡绅掌握地方性社团的传统，新成立的农民协会明确的反对当地的地主和乡绅，并积极支援正在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从而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旧式的农村社会结构，成为了旧式地主在农村进行统治的主要威胁。 　　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始终注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在1926年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实际考察。在考察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当地农协的干部和群众座谈，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见证了农民运动对旧式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和动摇。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取得的成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推崇，认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3]。农民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农民阶级中蕴含的巨大的革命潜力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农民革命的研究上来，成为其农民革命思想逐渐形成的开端。 　　2.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的崩溃。随着革命的顺利进行和逐渐深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极大地威胁到了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构成的国民党右派的利益，最终，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这意味着国共合作这一制度的崩溃。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的崩溃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不能照搬苏联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模式，农民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具有极端重要性。 　　（三）外部的巨大压力。制度生成理论认为，外部巨大压力的持续存在会导致旧制度内部各方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以期化解和适应压力，但这就会引起新的冲突，从而造就新制度的产生。对于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产生，外部存在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右派的残酷镇压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员和工会、农民协会的领导人纷纷遭到逮捕和屠杀、农村的农民运动也遭到镇压，党在各个城市的组织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组织结构濒临崩溃。而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不仅彻底结束了国共合作，还使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外部压力更加严峻。“曾经拥有数以千万计成员的农民协会遭到了野蛮的镇压，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迅猛兴起的伟大农民革命曾给农村的变革带来过希望，如今却近乎于完全销声匿迹了。”[5]而此时遭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党处于分散无组织状态，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我们党在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下党的政策、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也使在大革命时期党内关于是否应该重视和扩大农民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的分歧有了答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农民运动问题发言时曾明确指出：“农民要革命……广大的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见革命。”[6]由此可见，面对国民党当局施加的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更加坚定的认识到了农民革命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并决定将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样，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新的、以农民革命为重点的制度政策逐渐形成了。 　　（四）政治精英的推动。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任何社会的剧烈变革都离不开政治主体，即行动者的推动，而在政治领域，政治精英往往扮演了这种角色。不可否认，在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的归纳和最终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1.理论层面。首先，毛泽东在大革命初期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农村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并对当时迅速发展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实地调查，相继撰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多篇关于农民革命的文章，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其次，在大革命失败、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渺茫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四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着重强调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在当时的极端重要性，并建议将两者在革命的过程中结合起来，即就是将农民和武装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其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再次，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思想日趋成熟，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一系列关于农民革命问题及其规律的著作，系统论述了农民革命思想和农民革命道路理论，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2.实践层面。首先，毛泽东曾于1925年在韶山亲自开展、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组建了我们党历史上成立较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韶山支部，有力地吸收了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发展了农民革命力量。其次，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成功领导秋收起义，随后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进行农民革命和游击战争。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使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推动了农民革命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方面同时不断认识、深化农民革命思想，使农民革命思想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4][5][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杜蒲，李玉玲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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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这决定了农业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把农业放在首位.因为: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中国农业要保证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农产品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农村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为发展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其次,现实生活中,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本世纪末能否达到小康水平和社会稳定.因为,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中国稳定不稳定,也看这80%稳定不稳定.最后,我国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已成为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如果得不到加强,它将很难支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因而,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的基础,并最终决定着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能否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　　如何发展农业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靠政策和科学.政策,主要解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因此,振兴农村经济必须长期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理顺工农产品的价格,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是科学解决问题.因此要实施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和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振兴农村经济,还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在中国16亿的人口中有10亿左右是农民,所以解决好三农问题致关重要　　农业是第一产业,虽然现在服务业的比重在增加,但是农业依然是基本的产业,不能轻视　　要搞好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重点还是在土地上,因为土地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原来的土地政策中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土地改革如果没有做好,那么农民的收入就无法提高,10亿农民的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的根本就没有保证　　所以农民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几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4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提交论文和主题发言20多篇场.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将“三农”问题置于历史的视野中进行理性的反思,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与特色.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择要介绍.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土地问题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河北师范大学的王宏斌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各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方案作了比较研究,并对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以及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作了探讨.认为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大解放.论文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农民土地占有量问题.家庭联产在承包责任制,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农业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太少,对生产力的根本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形成了制约.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将农业税和农业以来的附加税全部免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要想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对土地的占有必须达到一定数量.2、农业人口数量的问题.尽管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但并不有改变农业总人口增长的趋势.3、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土地浪费的严重问题.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在农村,一方面是可耕地在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宅基地相应扩大,导致对于土地资料严重浪费.他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方案,即将较小的村落向较大的村落集中,减少宅基地对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但他也指出这一方法难度很大.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农田水利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起东提交了《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论文及其报告,就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2.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3.促进了西部的开发.此外,报告还对民国农村的差徭、税收等问题从史实和论证方面作了讨论.除了专题性研究,他还指出许多理论需要深化,提出在农村历史研究中注意三方面的结合：1、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农民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必须与财政、物价、税收、工资等因素联系起来,2、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如“三农”政策,政策本身是静态,政策的实行是动态的,政策本身与政策的实行往往有很大的反差.这就需要将动态与静态结合起来,作系统的长时期的考察,形成动态系列的历史分析.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注重历史的启示.民国时期政府的政策与现行政府的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将其对比研究.　　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有着相当的难度.为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系.南开大学的丁长清教授在其《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再探讨——国家、市场与农民》一文中,阐明了国家、市场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内容,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农民；国家引导农民,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国家的根基；农民关系到市场的发育水平.具体来说有五个问题：1、国家如何适度干预市场；2、市场如何引导农民；3、农民如何适应市场；4、国家如何减轻农民负担；5、农民如何为国家做贡献.最后他强调,实现国家、市场、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农民富裕、国家强盛.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四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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