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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桢，字峙之、维周，日出生在湖北省建始县原三里坝区的一个有名的乡村――凉水埠（现为红岩寺镇管辖）。这里丘陵起伏，溪流交汇，四面环山，呈椭圆形盆地，从明末时就传之为有名的富贵之乡，被人称为山区的凤凰地。
　　吴国桢3岁时启蒙于凉水埠吴家祠堂，很快将《三字经》倒背如流。5岁随父亲吴经明（清朝举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国民政府陆军中将）在北京府学胡同小学读书。1914年，他就读于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张道藩等同窗；南开毕业后考入清华，为辛酉级留美预备班学生，与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同学，且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代清华毕业后，他负笈北美。在五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先在依阿华州的格林内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获得经济学硕士。1926年，吴国桢以论文《中国古代政治理论》通过答辩，获得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不久，吴国桢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归国后，吴国桢曾应张君劢之邀，到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任教授。但不久，吴国桢即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他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后到汉口，任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汉口市政府简任参事、市土地局长、市财政局长，以及湖北省财政厅长、财政部西岸榷运局局长、全国财政专使等；1932年任蒋介石机要秘书，但三天后因饮食不适而请辞。万声扬于1932年10月辞去汉口市长一职后，吴国桢升任了汉口市长，直到日江城沦陷。在汉口，吴国桢主持修建中山公园、沿江大堤，筹划建造市一男中和市一女中，翻修拓宽了十多条马路，建设下水道工程，使市政建设有了很大起色。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为解决战时首都的衣食住行问题竭尽心力。但在1941年，因为重庆大隧道惨案，吴作为主管官员难逃责任，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接着他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其时部长宋子文长期出访在外，故多次由吴国桢代理部务。据说他与宋美龄有同窗之谊，人称“夫人派”，在“蒋家天下”里，这后台是极硬的，因而他的官运一直亨通。他随蒋介石参加了著名的开罗会议。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
　　日，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上海市长。吴国桢走马沪上，面临的是民怨沸腾、百业凋敝、学潮与工潮相激荡的复杂局面。
　　既然独掌一方，那么吴氏施政有多大的自由度呢？蒋介石是否给了他独挡一面的足够权力？吴国桢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我非常幸运，我知道我的前任处境有所不同，但在我主政期内，我是比较自由的。”不过，尽管吴国桢是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在沪的军、警、宪、特等机关碍于蒋的指令和面子，要接受吴的节制，但这主要限于名义，实际上他们常常当面允诺，背后仍然自行其事。面对共产党组织的示威和罢工，具有一定西方民主思想的吴国桢，要与那些动辄镇压的武夫莽汉达成同一步调，常常相当困难！在谈到三青团的作用时，吴国桢承认：“我可以为三青团制定对付共产党活动的方针，但我对该组织的本身缺乏控制力。”令吴国桢感到缺乏控制力的又岂止三青团一家，军统、中统、市党部乃至市警局等莫不如此。以至蒋介石曾特地“指派陈立夫到上海，作为这些组织的协调员来帮助我”。
　　限制吴国桢手脚的还有来自南京方面的压力，由于彼此分属不同的实体，利益和角度有异，京（中央）、沪（地方）间的分歧频频发生，有时甚至非常尖锐。1947年8月南京行政院颁布了在全国禁止营业性交际舞的法令，次年8月又宣布实行金圆券改革，对上述两项政策，吴国桢结合沪市的实际情况，均表示强烈反对，但在重压下又不得不违心地予以执行。
　　应该说，吴国桢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民主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吴国桢有着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见了什么人都给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他遭到围攻、推搡乃至挨打也仍保持市长的风度和气度，并禁止军警动用武力，这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吴国桢在国民党接收上海中已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现象。“由于事先并未对接收作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确保良好和有效管理的计划，以致出现了狂乱的抢夺”，“政府所有的各种机构均受权接收敌产，但却没有作集中监督”。接收大员们“表现得就像是自己人民的征服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开始很快失去威望”。在吴国桢看来，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太专注于共产党问题了”，“蒋委员长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马歇尔谈判上，而且他正将其所有的精锐部队派向华北的战略地区，以便抢在共产党的前面”，“公正地说，我想蒋介石并不完全清楚接收敌产中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被其他更迫切的问题困扰着”。那么蒋为什么对如此严重的腐败知之甚少呢？“这正是由于我们政府的整个体制不好”，“以致在蒋的周围仅是些唯唯诺诺的人”，“一个独裁政府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敢于对独裁者直言这些事，除非他们有确凿的证据，即使有，也仍然会犹豫不决，因为害怕可能因此树敌。蒋是吃了自己独裁的苦头”。
　　国民党的腐败并没有随着劫收的结束而终止，而是愈演愈烈，以致最后不可收拾。吴国桢曾在口述回忆中提到，汤恩伯向他要薪饷，他同意了，但要求清点士兵。汤则将庙里的和尚事先穿上军服，点名时答到。
　　吴国桢也曾屡次向蒋介石反映官员中的腐败问题，但他总感觉蒋介石当面既未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态度，事后也没有采取切实的制止措施。时间长了，吴逐渐感悟到蒋容忍腐败的隐秘心态：“他多半是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与否，而不是按他们的能力来挑选指挥官，只要一个人对他忠诚，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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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手下哪个部门令军统都心惊胆战？
本文摘自：《书摘》2014年第12期，作者：朱小平，原题为：《军统内外的称谓》
近年来，反映中共与国民党特务机构隐蔽战线题材的影视剧愈来愈滥，其中不仅严重胡编乱造我党隐蔽战线斗争情况，而且对军统、中统的称谓亦不符合历史。军统、保密局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国防部，是军队性质，有编制、有军衔。但内外有别，秘密单位并不准穿军服。
国民党军队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军官虽称呼士兵为“弟兄”，而士兵则需称呼上级为“长官”。下级军官称呼上级在职务后加“座”字以示尊重，如“团座”“师座”“军座”等，参谋长称“参座”，副职称“副座”。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故高级将领称其为“委座”。国民党军队（含军统）设有组长、处长、局长，也均加“座”字。下级对上级无论口头或文字均在职务前加“职”，不少影视剧动辄称“卑职”，这是错误的。“卑职”原本是明代中下级武官对上司的自称，到清代文官也如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正式颁令，废止这一封建色彩浓厚的称谓，只称“职”。不仅口头，文字亦如是，如戴笠写给蒋介石的报告，文末均署“职戴笠”。国民党军公文至抗战后用“字”相称，以示尊重，如何应钦字敬之，公文即署“何总长敬之兄”。1947年后仿美军公文格式，此习惯才放弃。军统在公文习惯与军队一样，内部有自己的行文特点和口气。
一些反映我党地下斗争的影视剧，涉及军统和中统的称谓亦不符当时习惯。如军统人员对戴笠当面均称“先生”，背地称“老板”，称蒋介石为“大老板”。蒋介石因戴笠最初为南昌行营科长，所以一直习惯称呼他“戴科长”，有时为示亲近称呼他的表字“雨农”。戴本人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按黄埔系习惯，一直称蒋为“校长”。戴笠与军统高层背地里称蒋为“老头子”，这也是黄埔系将领们的习惯称呼。戴笠对宋美龄无论当面背后皆称“夫人”。中统是按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总裁”，一律称局长徐恩曾为“先生”。军统、中统下级对高层领导也皆称“先生”，如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职务不高，但因他在戴笠外出时主持工作，军统干部一律称他为毛先生，无论是任军统局主任秘书或后来继戴笠之后任保密局局长，下级皆称呼其为“毛先生”，一直没有改变。
蒋介石早年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抗战中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任国民政府主席，20世纪40年代末期又任“总统”，长期担任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原称总理，因纪念孙中山，故改称“总裁”），兼职有黄埔军校校长等，因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总司令”“总裁”“委座”“校长”“主席”“总统”等。另外，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对蒋的称谓也不同，如国民党元老一般称蒋为“先生”，党务系统一般称其为“总裁”，将领一般按不同年代职务称他为“总司令”“委座”等，而黄埔系将领自诩嫡系，一律称“校长”，蒋介石最爱听这一称呼。当然，杂牌系的将领是绝不如此称呼的。军统领导人如戴笠、郑介民、唐纵等为黄埔毕业生，也称蒋介石为校长。军统非黄埔毕业生者，如沈醉见到蒋介石，就称呼其为“委座”。国民党党务系统包括中统互称同志，老资历党务人员一般自称“兄弟”，对外称“调统人员”，而军统因自诩为“革命团体”，内部则互称“同志”。
戴笠对与他亲密者，如宋子文、张学良、汤恩伯、胡宗南等，则称兄道弟，或称表字，如胡宗南字“寿山”。军统其他人员称呼这些人，都按职务称，如对宋子文称“部长”、对张学良称“副座”等。唯独因胡宗南与戴笠关系亲密，军统特务无论高低，皆称“胡先生”。
抗战以后，军统开办了二十多期特工人员训练班，军统局内部称谓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训练班学员血气方刚，多有文化，不同于军统早期老特务。再因每期训练班，戴笠必兼主任。因花了大量心血，这一大批学员均受到戴笠的宠爱，抗战结束时有的学员已爬到少将级阶衔。这些学员很多都得到戴笠的器重，成为保密局和后来“情报局”的骨干。故这些学员自认为是戴老板门生，见到戴笠，必称“主任”而不称“先生”。见到其他曾在训练班担任过老师的军统高级特务，也不按例称职务而是称“老师”或“教官”。学员们也不按军统局的习惯互称“同志”，而改称“同学”。
军统分公开与秘密两部分单位，秘密单位不公开活动。公开单位的军统人员在外面活动时，也不会自称是军统局的。军统局的公开单位有军委会特检处（后改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这个处连军统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属于军统局单位）、卫戍区总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缉私署、货运局、警察局侦缉大队、兵工署警卫稽查处、长官公署第二处、中美合作所、国防部二厅、交警总队及国民党军队各级谍参情报军官、驻外武官，这些单位的军统人员对外只能自报所属的部门。军统局只有一个部门骄横无比，对外称呼自己是“望龙门的”！
军统局原有特务队，担负警卫等任务，抗战前皆为便衣。抗战后改为武装部队，着军装，正式番号为国民党军委会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军统内部称“特务总队”，下辖三个武装大队、一个便衣中队。它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和机关中的特务团、营、连只担任警卫任务（国民党军队中有特务长职务，负责主管伙食生活），军统特务总队一部分人员担任军统局本部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警卫，大部分任军统看守所、监狱看守。重要人物如张学良、廖承志、叶挺、杨虎城等“要犯”均由他们来看守。军统处决人犯也由他们来执行。尤令军统内部特务们心惊胆战的是特务总队行动组，这个组不仅在社会上可以公开搜查，执行抓捕任务；在军统内部，凡违反纪律的特务，无论级别高低，均由该组去拘捕扣押。因而在军统局内部有“锦衣卫”之称。特务总队还有自己的看守所，捕来的犯人都在此初审，然后才会根据案情转往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军统局内部称此处为“小学”，后两者分别为“中学”和“大学”。
因而,这个军统部门的特务兼公开和秘密不同身份，有内外抓捕大权，比公开特务机关更凶狠。一般军统特务都会让三分。这些特务外出横行不法，听到被询问是何机关时，都会狂妄骄横地回答：“望龙门的”！因特务总队一直设在重庆森林望龙门两湖会馆内，故有此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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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蒋总统斗了几十年，最终结果是蒋总统退到台湾独守小岛。抗战前蒋如日中天，形势上统一了中国，红军因指挥不利进行战略转移最后成功打出来一片根据地。抗战爆发后蒋是正面战场，毛是敌后战场在抗战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手下都是人才济济，多能征惯战之将。抗战结束后蒋的实力是很强的，可以说根本没把毛看到眼里面不然也不会几个月内亡毛的说法了。但是众所周之的结果是蒋失败了，这里面除了毛和蒋和个人能力战略眼光外，军事方面毛这边人才发挥很好，但蒋那边一败再败除人心外将帅方面是不是蒋的人才没有发挥出来，还是没有几个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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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39楼你把蒋公想象得太仁慈了。文物古迹得以保留不是蒋公宅心仁厚，主要是傅作义等爱国投诚将领的功劳，再就是蒋军战斗力太垃圾，还来不及搞破坏就闻风丧胆逃之夭夭了。君不知开国大典的时候蒋想来个大轰炸吗，只可惜飞机离北京太远不能遂愿。当了岛主后蒋还多次指使特务利用鬼子留下的毒气弹妄图把重庆等地毁灭，甚至还唆使美帝对大陆动用原子弹！蒋公的黑社会气息一辈子不曾改变过，搞暗杀是他的强项，如果不是TG反特工作做的好，总理可就血溅万隆了，TG头们有9条命也不够死的。说蒋公是独夫民贼还真不是盖的！28楼36楼18楼4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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