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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吴乃宪和邓演达，就说一下黄埔一期，将星云集
黄埔一期学生
黄埔军校一期，1924年5月入学499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由湘军讲武学堂合并到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0余人编成的第6队学生也归入第一期，因此毕业生实际为645人。组成学生总队，邓演达为总队长，后严重接任。全部分为4个队，均为步兵科。除部分留军校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其余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任军事教官或从事政治工作。在这一期里，有入学试和毕业试都考第一名的蒋先云，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北伐中终以舍生忘死取义实践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誓言的曹渊。目前黄埔军校一期已经没有任何人在世了。缅怀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的新式军人。他们毕业时是五百同窗，如今只剩下历史的背影。
黄埔一期学生列表
孙元良 仝 仁 罗 奇 左 权 关麟征 文起代 石美麟 龙慕韩
贺光谦 王敬久 王逸常 王泰吉 王锡钧 宋希濂 苏文钦 石祖德
赵云鹏 王廷柱 王叔铭 王 雄 王文彦 彭明治 尹荣光 严祟师
马励武 王 毅 王劲修 王 祈 王尔琢 洪剑雄 朱元竹 朱孝义
卢 盛 王 梦 王副乾 王万龄 王连庆 叶 谟 伍诚仁 江镇寰
卢志模 王 振 王认曲 王治岐 王仲廉 伍 翔 伍文生 伍文涛
马步益 徐向前 荣耀先 黄 鹤 何学成 何文鼎 陈文山 陈牧农
马师恭 蒋先云 酆 悌 何章杰 何绍周 何光宇 陈泰运 陈纯道
马志超 贺衷寒 蔡光举 黄奋锐 何昆雄 何 清 陈 烈 陈谦贞
周士第 阎揆要 许继慎 黄 维 邓经儒 严沛霖 陈家炳 陈 铁
周振强 余程万 冷 欣 黄 雍 邓文仪 范汉杰 陈 武 陈 沛
袁守谦 丁炳权 丁德隆 黄 杰 邓经儒 方日英 陈
袁 朴 白海凤 冯圣法 黄 鳌 邓子超 贾韫山 陈 纲 陈 赓
袁仲贤 尤 崧 傅正模 黄锦辉 邓毓玫 宣铁吾 陈大庆 陈明仁
袁涤清 丘宗武 丘士发 黄梅兴 彭干臣 宣侠父 陈启科 陈德法
杨溥泉 徐会之 汤季楠 焦达梯 项传远 傅维钰 陈应龙 梁华盛
唐 澍 孔昭林 蔡申熙 蓝运东 冯达飞 张鼎铭 张德容 梁汉明
郑洞国 郑作民 郑炳庚 桂永清 任宏毅 张本仁 张际鹏 粱固荣
李楚瀛 李自迷 李树森 余剑光 陆汝畴 张世希 张伟民 梁广烈
李伯颜 李延年 李强之 刘 铭 肖 洪 张君嵩 张坤生 梁冠那
李良荣 李国干 李昭良 刘 夷 肖 洒 张 颖 张弥川 曹 渊
李禹祥 李奇中 李靖难 刘 [ 肖 乾 张良莘 张子清 曹利生
李默庵 李禹祥 刘味书 刘子俊 肖赞育 张其雄 张 镇 侯又生
李仙洲 李之龙 刘国勋 刘汉珍 凌拔雄 张雁南 张隐韬 侯克圣
李光韶 李 强 刘 戡 刘希程 霍揆彰 张树华 张耀明 侯镜如
李士奇 李 文 刘畴西 刘铸军 邹公瓒 张雪中 钟 彬 林 英
李及兰 李 杲 刘咏尧 刘岳耀 蔡炳炎 张禅林 钟焕全 林芝云
李正韬 李 洁 刘明夏 刘 进 甘丽初 吴 展 吴乃宪 林斧荆
李 园 李 模 刘嘉树 刘镇国 甘清池 吴 斌 顾希平 杜从戎
李汉藩 李 谦 刘焦元 刘鸿勋 甘竟生 吴 瑶 郭济川 杜心树
白海风 史书元 刘梓馨 刘静山 范振亚 郑 坡 凌光亚 杜聿明
饶崇诗 史仲鱼 刘 云 罗 群 欧阳瞳 郑炳庚 俞济时 杨 显
傅鲲翼 史宏烈 蒋孝先 贺声洋 易珍瑞 郑燕飞 俞 墉 杨 良
游步瀛 冯 毅 蒋铁铸 顾 浚 赵定昌 唐云山 周天健 杨光钰
游逸鲲 冯士英 蒋国涛 郭礼伯 丘飞龙 唐继盛 周士冕 杨步飞
曾广武 冯春申 蒋超雄 郭树 胡 信 胡宗南 徐石麟 杨润身
曾扩情 申茂生 董 煜 夏楚中 胡 素 胡焕文 徐中岳 杨溥泉
曾昭镜 韩名涵 董 钊 段重智 胡栋臣 孙常钧 徐克铭 杨其纲
曾潜英 粱锡古 董 朗 石祖德 胡琪三 孙德清 徐经济 杨 耀
韩 浚 黄珍吾 刘柏心 曹日晖 周鸿恩 周建陶 詹赓陶 程邦昌
李安定 黄振常 刘保定 谢永平 周振强 蔡昆明 蔡凤翁 谢翰周
容有略 温 忠 黄再新 彭继儒 彭戢光 蔡任民 谭其镜 谢任雄
潘佑强 魏炳文 潘德立 彭宝经 彭华兴 薛蔚英 廖子明 谢远灏
戴 文 颜逍鹏 韩云超 彭杰如 彭 善 樊秉礼 廖运泽 穆鼎丞
熊肇勋 熊绶云 楼景越 颜 浚 黎曙东 潘国聪 王慧生 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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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来说军统
大体就在这个时期，特务处开始在各个区、站增设了两个职位。其一是书记，担任上海区书记的是张师。
张师也是原中**员，先在“浙警”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接替王孔安），这个时候他还是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呢，呵呵。抗战中曾任兵工署稽查处处长。
按：战争年代，兵工厂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所以兵工厂是军队建制，工人也属于现役军人，是不准组织工会的。为防止共产党和其他势力兵工厂活动，各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统管这项工作的，就是兵工署稽查处。
在《红岩》中曾有成岗被捕的场面，如现实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出面去处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张师了。
抗战胜利后，张师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即毛森的副手。这个时候，毛人凤已经是军统局局长了，十几年的工夫，你看看人家混的！
张师这个人，记不太清《潜伏》中吴站长的太太提过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你们还在这儿抓人，好滑稽”那段，我记得提到何芝园跟余乐醒了。这都是真有其人的。
各区、站增设的另一个个职位，是区督察，上海区派来的督察是陈慈。
陈慈，1906年生，海南文昌人，字质平，更多的人习惯称其为陈质平。
陈质平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其实他挺有名的，外交界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因为他多数时间是以国民党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1949年8月，陈质平就已经是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全权大使了。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陈质平曾经是一个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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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质平（），广东文昌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陈质平曾经是一个军统特务。 日，军统在广西梧州将民国时期第一暗杀大王王亚樵一举狙杀，陈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处长，主持滇缅公路运输事宜，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12月，任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
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台湾“中华民国”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当天。 出席第26届联大的台湾当局所谓“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后)无奈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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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说陈质平
1936年6月初，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举兵反蒋。蒋介石也调集军队进入湖南防御，准备迎战。陈质平奉军统之令到广东策反陈济棠的空军。
1936年6月中旬，陈振兴介绍陈济棠所部飞行员黄志刚到香港会见陈质平。陈质平对黄说：“戴笠先生对你一年来的工作甚为满意，现据多方面的情报显示，中央与两广歧见毫无缓和，现已僵局，所以戴先生特派我南来，要你立即准备行动，时间由你决定，地点有二：一是飞往江西吉安，二是飞往福建漳州。望尽量争取飞机和人员一齐抵达，如果无法取到飞机的人员，则可分别首途来港，我在港会妥为接应。最后，陈还再三询问黄有什么困难与要求。黄说：“困难自当会设法克服，我们驾机飞往中央纯属爱国爱民的行动，从未作升官发财之想。如果侥幸到达目的地，我们只望在技能方面得到更多学习、训练的机会，除此，别无他求。”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为了分离台湾，制订了阻蒋退台的计划，想扶植孙立人主政台湾，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则密派代表陈质平去试探孙立人。陈质平到达台湾后，向孙立人转达了蒋的态度：一旦大陆作战失败，蒋介石不想流亡海外，只想在台湾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如果孙将军不同意的话，蒋只能去菲律宾。孙立人听后非常惊惧，第二天一早，亲自前往蒋介石驻扎的马公岛，向蒋介石表白：“一切以总裁之命是从。” 孙立人的表态让蒋介石放心不少，于是他决心登陆台湾。
日，军统在广西梧州将民国时期“暗杀大王”王亚樵一举狙杀，陈质平在此案中有过“精彩”表演。
所以说嘛，真正的干才，干什么都能弄得像模像样。
吴乃宪之后，第四任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1908年生。
王新衡的经历跟文强类似，虽是特务出身，但因机缘巧合，结交的都是大人物。
王新衡也是军统内的苏联事务专家，是个学者型的特务。
国共合作时期，王新衡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而且这俩人都是托洛茨基派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中国同学，以浙江人居多。
这个现象引起了王明的注意，据说当时中山大学举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要处分蒋经国、王新衡等人，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一时奈何他不得，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新衡”，会后，王新衡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蹲了四个月的大狱。
1930年，王新衡被遣返回国。曾在南京创办苏俄评论社，出版《苏俄评论》月刊。
1934年3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王新衡投奔了张学良，虽然地位相差很悬殊，但二人却成了好朋友，极为相得。
后王新衡加入了国民党另外一个特务组织“南昌行营调查科”，并于1934年随调查科一并转入特务处，任上海区区长之后，由于他与张学良的这层关系，戴笠派他到西安去当西北区区长，但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结果就在要去还没去的当口，“西安事变”爆发，把戴笠搞得灰头土脸。满腔怒火之下又一次“殃及新衡”，以“失职”之名将王下狱，一直关到“淞沪抗战”爆发，才给放出来，派任香港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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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任、也是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多次提到的周伟龙了。
周伟龙，字道三，1901年生，湖南湘乡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文强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在军统，周伟龙是个惹不了的人。
首先是资格老，“十人团”之一嘛，还没有特务处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跟着戴笠搞情报，那是元老中的元老。
其次，周伟龙的确是个干才，经历很丰富，能力极强，就没有他干不了的事。
周本人是军校四期毕业生，又在正规军队中干过，当过宪兵营长，干过潜伏，搞过行动，后来又去“忠义救国军”，再后来又当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军、警、宪、特，他一个人干齐了，还给不给别人留饭碗了！
最重要的，周伟龙是戴笠的结义兄弟，还救过戴笠的命，这一份情谊，那是连毛人凤什么的，都比不了。
所以在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只有戴笠能够支使周伟龙，别人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
据沈醉回忆，中日开战以后，特务处决定往日租界派几个潜伏组，当时是考虑上海一旦陷落之后，长期潜伏。这个任务，周伟龙预备叫沈醉去，问题是沈当时已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干了好几年了，搞的全是维护治安、刑事案件侦破等公开工作，身份早已暴露，根本不适合潜伏。
沈醉于是跟周讲，请他能不能另派他人，这时戴笠发话了，“你不是湖南人么，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让你去你就去吧。”
去是去了，由于下手太晚，已失去潜伏条件，在租界中根本无法立足，没有一个月，就待不下去了。
临到撤离的时候，组里还有一部电台难于处理，因电台在那个时代是比较珍贵的通讯器材了，沈醉觉得砸毁太可惜了，于是决定冒险把它带出来。他手下有个特务，家中有一个婴儿，于是沈醉把电台放在婴儿车上，通过了租界的巡查。
见到周伟龙，诉说一切，结果周一听就急了，认为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丢了上海区的脸，非得让沈醉回去不可。
这时连戴笠也觉得周太过分了，说：“你这不是让他们回去送死么？”戴老板发话了，周伟龙才算作罢。
沈醉当然挺美了，然后就说“我把电台也带回来了”，满拟戴笠会夸他，没想到戴老板一听勃然大怒：“荒唐！一部电台能值多少钱，这要是被日本人搜出来，你们几个人全得没命！”
上海沦陷以后，周伟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上海区出现叛徒，只得撤离。接替他的第六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天木了。
这里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上海区的情况，主要是后面有大量的话题需要围绕上海区展开，如果不提前把一些基本的情况讲清楚，在行文中会出现许多滞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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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下周伟龙
20年代初，他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深得谢的青睐，被保送进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任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当时戴笠在汉口搜集情报被宪兵部队逮捕，戴以黄埔同学求见周伟龙，周不但释放了戴，并弃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由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成员之一，也奠定了日后周在军统中的地位。
30年代初，周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1937年调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周伟龙兼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在这一时期，他的得意之事，就是在1938年派人刺杀了唐绍仪，帮蒋介石除去了眼中钉。1938年冬,法捕房大批探警蜂拥而入办事处，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即将处内一干人等全部拘捕。戴先生运用最大的力量，使周区长得以驱逐出境方式而获得安全脱险。1939年，周伟龙被调到重庆，一度担任军统局书记长。
1940年春，戴笠到江西上饶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组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下编三个纵队。由周伟龙任总指挥，负责苏、皖交界地带的防务，实际是同新四军在苏南的各支队闹摩擦。有一次，周伟龙带领两个营袭击新四军，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事后他还自我解嘲地说：“我在望远镜中看到了陈毅，要是多带点部队去就把他俘获了。” 日，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到柏垫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与周伟龙密商，此后不过两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2年，周伟龙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司令部设在重庆。同时，周还兼任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该所1943年底停办后，周又与美国人合作在湖南南岳、江西上饶、福建和漳州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的骨干。由于周与美国人的关系没有搞好，被解除别动军司令职务；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 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周得知戴的死讯后立即驱车到军统局，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宝座”。但他论资历不及郑介民（郑是黄埔二期生），论关系不及毛人凤和唐纵，当然没他的份，仅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因此他失意愤懑。
周伟龙早年在他老家照壁腾龙图案上曾撰写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云。”由此可见他极为自负。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周在南京组织了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被选为南京的湖南同乡会理事长。1948年，他又为程潜竞选副总统卖力。
1947年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据守东北的交警第二总局所辖交警总队全军覆没，在南京的交警第一总局所辖的交警总队也损失惨重。蒋介石即起用周伟龙担任交通警察第一总局局长，仍兼军法执行部主任。
交警总局在体制上属交通部领导，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交通方面的特务机构。由国防部批准建立18个交通警察总队、4 个教导总队，主要是配合“戡乱”，担任南北铁路主干线的护路任务。周伟龙接任后，就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新任命和留任的总队长，大部分是湖南籍人或周的旧部。内外骨干都是周在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时的旧部亲信。
1948年6 月，周伟龙又多次向交通部提出，并晋见蒋介石申述理由，要求增建3 个交通警备旅，在国防部次长刘斐支持下得到批准。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担任陇海、津浦铁路护路的交警总队，在徐州“剿总”统一部署下，被调离铁路，在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当战事转移到津浦路徐州、蚌埠一带时，国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周兼任护路司令，为保存力量，他掌握对交警部队的直接指挥权，避免投入野战部队。淮海战役结束，周率人马撤回南京。
国民党在各战场的失败，以及国民经济的近于崩溃，各地学潮的起伏及人心思变，促使周伟龙考虑何去何从。他的公馆中每天有客人来访，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的弟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李俊龙更是常客，有时两人长谈到深夜。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长沙后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1948年9 月，周伟龙派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系；停办交警总队的反动刊物《警钟》，并以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进步姿态的《前进》月刊。与此同时，周又邀请湘籍陆大同学、进步人士黄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要他负责与程潜、唐生智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11月中旬，交警总局家属及2 /3 的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把原计划迁往福州的上海交警第三仓库、上海修械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迁运衡阳。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周将我调出局长办公室担任第四处出纳，接管黄金108 条，共67.8斤。
1949年元月，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担任警卫任务，周调去的却是从徐、蚌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同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京沪一带待命。周不愿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护路司令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的极大猜忌。
1949年元月下旬，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京告急，交警总局留京人员全部迁往苏州。2 月2 日至3 日，周伟龙在住所召集邓季之、李雪华、王力忠、喻勋衡、温应冰等主要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七、八两个总队自上饶出发赴衡阳。2 月4 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准备2 月8 日乘飞机去衡阳，但就在2 月6 日晚被保密局逮捕。据新任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审查。事后听说周伟龙、邓季之、李雪华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这是误传。实际上周伟龙是1950年被杀害于台湾新竹。
（未完待续）
[本帖最后由 闯王旗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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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坚与“顾顺章案”（一）
“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严格来讲，也不是中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本帖最后由 闯王旗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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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 76 、 78 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 “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同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省子长县 瓦窑堡镇
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村
1947年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
[本帖最后由 闯王旗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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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21:27
前面说了，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等等。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归“特三科”，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同志。
李强同志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生于1903年或1904年，上海宝山人，原名顾凤鸣。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动乱年代，这种人最容易出人头地了，因此顾顺章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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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苏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粗暴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1901年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年仅24岁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所以，从名义上讲，米夫虽然是王明的老师，但年岁却比他的中国弟子们大不了多少。后来米夫又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早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米夫就想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高层，但没有成功。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华，半强制地要求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如此，连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都是米夫代替中共领导层决定的。
不仅如此，在会议进行当中，米夫未经中共中央，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最终，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有米夫这位庞然大物的支持，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在苏联1937年的“肃反”，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打成“托派”，并于1938年被无情地枪决，仅活了37岁。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王明俄语好、马列学得好，很快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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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佼佼者。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哪29个人，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凯丰）、杨尚昆、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多是些才华横溢的人，共同特点是熟读马列经典，讲起话来每每俄语、英语脱口而出，激情四溢，极富感染力。唯一的弱点就是比较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对苏联的了解超过对中国的了解，脱离实际比较远。
最要命的，这些人并不把这个当缺点，反而觉得天下只有我懂马列，别人都是“土包子”。殊不知，中国的事情，用“土包子”的方式来解决，往往更管用。
王明于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写有回忆录――《我的回忆》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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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张国焘。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遇见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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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坚，1905年生，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出道”甚早，1923年，还在萍乡念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后考上青岛大学，毕业以后，蔡孟坚于1928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因为这是国民党自称的，我们这边并不承认。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到此中止。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话一说又远了，以后再说吧。
8月25日，“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 蒋介石仍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5月，北伐军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统治北京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东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张作霖的死，意味着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彻底结束。
6月8日，阎锡山部率先进入北京，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接收北京事务。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时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版图。
接着说蔡孟坚。参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坚投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手下，成绩斐然，很快就收编了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并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开到烟台加入作战。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专电嘉奖。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轻吧，缺乏“革命”斗争经验，23岁的蔡孟坚被人家结结实实地“涮”了一道，刚反正过来的那个“第49师”师长旋即复叛，差点把国民政府派来接管烟台的几十名“中央”大员“连锅”端掉。幸亏蔡孟坚警觉，在最危急的关头，把这些人救了出来。
事后追究此事，蒋介石亲自与蔡孟坚谈话，了解情况，蔡据实相告。
因缘时会，正是这一次谈话，蔡孟坚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用他自家的话说：“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蔡孟坚从此“简在帝心”。
“反省”了几个月，蔡孟坚找到蒋介石，要求安排个工作，蒋把他交给了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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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见到蔡孟坚之后，陈当即叫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介绍他俩认识。
“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此时，徐恩曾刚刚接任不久。
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务了，比起戴笠来也不遑多让。但他们俩的出身、经历可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戴笠出身社会最底层，徐恩曾则是富家子弟。
戴笠读的是“社会大学”，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又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
所以，军统跟中统的路数不太一样，彼此长处、短板也有很大区别。
军统办事，往往“邪招儿”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来；中统的人，则多少有些书生气。所以中统跟军统较劲，经常吃“暗”亏，两边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统。
所以，搞军事情报、杀人越货，那是军统的拿手好戏，但是要讲“党派斗争”（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一切党派的活动，均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中统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不是浪得虚名。
这些，跟这两个“掌门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一个是“打流”出身，能一样得了么？
徐恩曾跟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比陈果夫小，但比陈立夫大几岁。
所以，徐恩曾回国以后，就投到了“二陈”兄弟手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根据宣传的需要，由陈果夫主持，要建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这也是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具体办事的，就是徐恩曾，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嘛，正是学这个的。
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徐恩曾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任台长。
也正是因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需要，徐恩曾开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结果招进来一颗大“钉子”，等“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建起来了，又招进了两颗大“钉子”――这事后面再说。
接着，徐恩曾进入中央党部任总务科长，再往后，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叶秀峰跟陈立夫闹脾气，徐恩曾代理科长，从此开始其特务生涯，执掌中统这个国民党内最大的特务机构达15年之久。
陈立夫对徐恩曾说，这位蔡孟坚先生，是蒋先生介绍来的，暂且算你那儿的人，但不归你管。他的工作任务，由我和蒋先生直接安排。
陈立夫虽然比徐恩曾还小几岁，但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话，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谨。
不久，蔡孟坚就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秘密策反了冯玉祥部、驻许昌的师长任应岐。
任应岐，我们在讲“吉鸿昌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应该还记得。
蔡孟坚被蒋介石派到任应岐处，负责与“中央”的联络。
据蔡孟坚回忆：
“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饷。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
蔡孟坚的这一出，堪比“蒋干盗书”了。不过，蒋干是个大傻子，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蔡孟坚可不一样了，正如蒋介石所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
蒋介石所说的“第二个敌人”不问可知是共产党。蒋说：湖南、湖北的共产党活动很厉害，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也三天两头闹暴动。所以派你做“两湖特派员”，驻武汉。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蒋介石同时电告陈立夫，令其转告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蔡孟坚对**有生杀权。”
蒋介石没有看走眼――25岁的蔡孟坚，将在武汉成为一名“铲共专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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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蔡孟坚抵达武汉，就任“两湖特派员”。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被蒋介石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接任的是何应钦。
蔡孟坚前去拜谒何应钦。何对他说：共产党趁着中原大战，在湖南湖北两地实行“李立三城市路线”，来无影、去无踪，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杀”的办法。
按：何应钦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线”，在中**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长期做劳工工作，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南昌起义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议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1930年3月，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适逢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而且口气还非常严厉：“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且满怀豪情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再次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 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没打下来。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彭德怀曾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机，第一次攻打长沙,并占领了一个月时间，8月撤出。
两次攻打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是――何健为了报复，于日，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后来，朱、毛转而进攻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安，一举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
“立三路线”维持了仅仅三个月，但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本人，都为这三个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即捕即杀”――按照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戒严条例》，共16条，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可处以死刑。
蔡孟坚很谦虚地说：“蒋公”临时把我从中原战场上抽调出来，到武汉镇压暴乱。但对付共产党，我没有什么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希望能与被捕的共产党谈一谈，才能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
对此，何应钦也表示认可，并说他也觉得目前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的做法，确实不好。
于是何当时就拿起电话问“军法处”，有没有现成的共产党可供讯问。一问说有两个，明天就要执行枪决。
蔡孟坚第一时间找到二人分别谈话。他的审讯别开生面，不像别人那样剑拔弩张，动辄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俗话说“软刀子杀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坚这把“软刀子”剌开了口子，供认一个叫宋惠和，另一个叫陈谦。
宋惠和，1907生，化名周大烈。湖南湘潭人。
宋惠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武汉以后，历任任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兼阳夏区委书记、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叛变以后，宋惠和为蔡孟坚制定出了一个“实施现场捉共办法”。
所谓“实施现场捉共办法”其实十分小儿科，就是我们在《红岩》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当有共产党叛变之后，就给他配备几个便衣特务，随着叛徒满大街溜达。一旦遇到原来的的上下级或联系人，马上由特务现场逮捕。
蔡孟坚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我认为可行，但我是一个人来的，无人可用。
何应钦当即表示，他认识上海的一个洪帮大爷，此时正在武汉，可以让他找些人供你驱使。
不久，蔡孟坚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帮分子以外，宋惠和、陈谦二人成了蔡孟坚的左右手。
很快，这个“小儿科”的办法就收到了成效。
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9月到12月的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00余人被捕牺牲，其中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秦了君、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郭士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中共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市委书记陈洪周、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张采真、长江局共青团负责人袁树人等同志。
同时，武汉市委秘书机关(汉口合兴隆杂货店)、武汉市委会议机关(汉口方正里8号)、长江局秘书机关(汉口湖南街5号)、长江局接头机关(汉口第一宾馆26号)、长江局接待机关(汉口中山路新成里)、长江局印刷机关(汉口张美之巷6号)等秘密机关被全部破坏。
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
按：这里所说的“长江局”并不是抗战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担任负责人的那个“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7月下旬，为实现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工作是：“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集中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信阳等中心城市；组织地方农民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任常委会书记。8月7日，长江局与中共湖北省委“合并”，党团组织“统一”，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书记仍为项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级，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名基层负责人。
这一下，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声名鹊起，短短几个月，俨然以“铲共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武汉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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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现场捉共办法”仅仅是蔡孟坚的“三部曲”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当然，在当时，蔡孟坚自己并不知道、
日，一个共产党叛徒指使特务在武汉街头抓了一个叫华夏的人，逮捕后一审，还真是共产党。再往深了问，华夏不肯说了，只是说，叫你们的“铲共”负责人亲自来谈。
蔡孟坚当即“闭门审讯”，这一审，还真审出了一起“惊天巨案”。
被捕的华夏，真名叫做陈华，真实身份是中共汉口区委书记。
原来，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方大获全胜而告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会后巡视武汉。汉口工商组织准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介石将亲自出席并演讲。
据陈华供认，共产党已经打入大会的会务组，并主管分发入场券。他们拿到两百张，这两百张票，他们将从湖北各地分头来到武汉，并分组进入会场，每组5人，当蒋介石上台后，大家一起向台上投掷炸弹。
不问可知，蔡孟坚当即令手下展开全城大搜捕，同时报告何应钦。因此，陈华的叛变，不但令刺蒋行动彻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大为高兴，当然，他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笔者相信，这种简单的所谓刺杀行动，头脑简单的热情多于冷静严谨的设计，根本奈何不了蒋介石。
老蒋的身边，先不说有多少护卫――仅仅戴笠，从特务处成立的开初，就将自己手下的黎铁汉派到了老蒋的身边。
黎铁汉，1904年生，广东海南定安人，军校二期步科毕业。
黎铁汉跟郑介民是同乡，又是军校二期同期的同学，但他却不是郑派的人。
黎铁汉的资格很老，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他都参加过。
我们知道，黄埔早期的学生，尤其是一、二两期，只要是“挺”过了北伐的，几乎个个是国民革命军“名将”。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元帅、大将，也不在话下。
原因何在？
因为第一、第二次东征太残酷了！
前几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都是以学兵的身份，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去打仗的――枪子儿无情，他可不管谁是蒋校长手下的“天之骄子”，只要是一枪命中左胸，管你是军校学生，还是长官的马夫、勤务兵，一样“回家”！
所以军校早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大量牺牲，侥幸活下来的，后面跟着还有平定杨、刘叛乱、还有同样残酷的北伐。这个时候，早期的学生，都成为了下级军官，即便如此，牺牲的概率依然很高。
牺牲时担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的曹渊。
最典型的，当属革命军人的典范――曹渊。在武昌城下，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以最军人的方式、死在了胜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军校早期学生中惊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视了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黎铁汉能从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
别人都不说，就以他的同学郑介民做比，同样是军校二期学生，1925年，黎铁汉去参加东征，郑介民呢？
人家到苏联上大学去了――郑介民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一学就是两年，1927年8月，郑介民回国，这时，蒋校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郑介民又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去了。三折腾两折腾，复兴社成立，郑介民成了特务处副处长了，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呢――上头还有个六期的戴笠，觉得冤！
说那都没有用！黎铁汉也不是一般人，从军校毕业当排长、连、营、团、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旅长。
1932年，黎铁汉进入特务处，被戴笠看中，1933年7月，戴笠将黎铁汉推荐给蒋介石，任“随节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公开职务，叫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备组长。
有黎铁汉这等人物，给老蒋做警卫，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据记载，蒋介石曾4次遇刺，均有惊无险，跟安保工作的严密，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相比于汪精卫和杨永泰！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西安事变，老蒋不是照样做了阶下囚！
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件，被蔡孟坚破了，而且证据确凿，而且距蔡孟坚到武汉履新仅三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老蒋的心中，有多么嘉许！
有的时候，能够赏识别人，也是一种成就，也能获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为荣。
当长官的，则以能赏识别人为自己的成就。
蒋介石当即电令蔡孟坚到庐山汇报工作――此时，蒋介石正在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蔡孟坚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老蒋特地偕夫人宋美龄一起接见，听了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大喜，当即发出“手谕”，晋升蔡孟坚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
25岁的蔡孟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从一个“新大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不过，“武汉行营少将参议”，是一个虚衔，拿少将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权力。
日，武汉行营成立侦缉处，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指定由蔡孟坚任处长。“真除”少将，这可是实打实的。
同时，蒋介石奖励蔡孟坚现大洋一万。蔡孟坚没有忘记他这一万块钱怎么得来的，他以原来手下那些帮会分子和叛徒为主，组建了侦缉处，同时把奖金分成两部分，帮会分子和叛徒各奖励一半，自己则分文未取。
这是蔡孟坚“铲共”的第二部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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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铲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坚还遇到了一次危险，险过剃头。
原来，蔡手下以陈华为首的几个“自首”分子，准备杀掉蔡孟坚，重回革命阵营――他们对蔡说，打算在武汉办一份报纸，名字叫做《醒报》，意思是“唤醒共产党”。
蔡孟坚当然很高兴，并答应参加他们的“创刊”筹备会。
于是，这几个人在汉口丰寿里7号找了间房子，预先准备了菜刀，打算届时用打麻将的声音做掩护，杀掉蔡孟坚。
这天是日。
可巧了，当天晚上蔡孟坚也在玩牌。请客的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委员单成仪，先吃饭后打牌。
单成仪，1902年生，辽宁庄河人，军校四期步科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八连。
这个连里，比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凤也辞去保密局长职务，指定徐志道为局长。李宗仁要放张学良、杨虎城，找到徐志道，结果徐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张、杨关在何处，把李宗仁气得够呛。
与徐志道不同，单成仪是中统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统特务了。抗战胜利之后曾任中统东北区“总督导”，即中统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中统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续任党通局东北区总督导。
更巧的是――单成仪的家，就离大家准备“做”掉蔡孟坚的现场――汉口丰寿里7号仅隔一条胡同。
宋惠和――这时已经是蔡孟坚的秘书，来请蔡孟坚去开会――蔡孟坚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变了卦，对宋说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坚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说清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说当时输了13块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玩得兴起，不想去了。
这个话，可能是真，我们都玩过牌，无论是输是嬴，有的时候，确实是欲罢不能。
不过，从蔡孟坚的个性看，这是一个工作十分敬业的人，不大可能因为娱乐、应酬等等而放弃工作。另外，上次老蒋给的一万块钱，蔡分文未取，都奖励了手下，区区13块钱，蔡岂能放在眼中！
现在看来，蔡极有可能当时已经有了警觉，或者是已经得到了情报，明了对方的意图而做好了必要的处置。
当晚10点来钟，隔壁胡同里传出了宋惠和的呼救声，蔡孟坚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宋浑身是血躺在地上。
蔡孟坚当即通知武汉警备司令部封锁所有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条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7个手下。
原来，对方早就买好了当晚11点的船票，打算杀掉蔡孟坚之后马上逃往上海，结果因苦等蔡孟坚而不至，一怒之下，将死心塌地追随蔡孟坚的宋惠和给宰掉了。
这回，蔡孟坚不再心慈手软，将7人交军法处审讯后，全部问成死刑，择日枪决。
处决之前，7人中有一个人，从监号中辗转托人送出一封“血书”，发誓效忠于蔡孟坚，表示愿意继续用“游街抓共”的方式，为蔡孟坚“再立新功”。
蔡孟坚考虑再三，可能是觉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这个人一条生路。
当然，蔡孟坚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将一个几乎能改写国、共两党历史和命运的机会，交到了自己手中。
这个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其本名游无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吴浑”、“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鉴于大家看到的多数文献均称其为“尤崇新”，那么我们也从众好了。
尤崇新是江苏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积极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尤崇新曾担任了三个月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中共沪中区委是为了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专门建起来的，日成立，最初叫中共公共租界（沪中）部委，后改为中共沪中区委。
尤崇新是中共沪中区委的第三任书记，其前任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文献中说尤崇新是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就是这么来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调到湖北工作。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重新组建武汉市委,市委书记就是尤崇新。武汉市委下设汉口、武昌区委和汉阳三个区委，前面讲到的叛徒陈华，叛变之前就是汉口区委书记。
1931年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变。后参与了杀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动之后，尤崇新与其他6人再度被捕，准备择日公开枪决。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给蔡孟坚写了一封血书。
这个时候，据蔡孟坚回忆，“此时已接近五一劳动节”，推算时间，估计应该是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没有过几天，尤崇新就给蔡孟坚送上了一份惊喜，蔡孟坚“铲共”的第三部曲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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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顾顺章被捕，地点是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附近。
当时顾顺章胳膊上还缠着块白毛巾，似乎是正在准备与什么人接头，结果被尤崇新撞见。
前面说过，尤崇新参加过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顾顺章恰恰是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彼此很熟，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当即指示随行的特务，“此人是上海暴动总指挥”，顾顺章就此被捕
但是，尤崇新并不知道，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属于“中央领导”了。
两人同为1925年参加革命，几年下来，顾顺章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而尤崇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所以对于后来顾顺章的升迁和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不甚了了。
因此，蔡孟坚得到的报告是，抓获了“上海暴动总指挥黎明”。
“黎明”被捕以后，态度极为倨傲，直接提出要见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还挺奇怪，心想我是一个搞秘密工作的，这个黎明怎么会知道我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
见到蔡孟坚，“黎明”也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说：我叫顾顺章，在中**内与周恩来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并兼任“上海红色保卫局长”。
蔡孟坚这一惊非同小可！
顾顺章是何许人也，不太清楚。周恩来是何等人物，蔡孟坚可是很清楚！“上海红色保卫局长”是干什么的，蔡孟坚更清楚！
“铲共”居然铲出这样一条大鱼来！蔡孟坚喜出望外。
那边厢，顾顺章还在大言不惭，要求尽快安排他会见蒋介石，他要跟蒋谈谈“国共两党合作事宜”。
蔡孟坚听这人说话忒不靠谱，于是建议让他先见一下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顾顺章说：“见了何主任，还是说这几句话。”
顾顺章自我感觉良好，要见蒋介石，没想到连何应钦都见不上。
蔡孟坚谒见何应钦，说有这么个人、这么个事。何应钦说我不见，你把他送南京去吧。他不是要见蒋介石么？送他去见！
于是，循正常的报告程序，蔡孟坚向南京中央党部报告：顾顺章自首，希望能见到蒋委员长，“陈述其解决国、共合作的意愿”。
据顾顺章后来回忆，他曾经提醒过蔡孟坚，“千万不要往南京打电报”，但为什么不能打，他没有明说。
蔡孟坚没有理他这个茬儿――也是啊，这么大的事，蔡孟坚怎么可能不报告！
此举铸成大错！
次日，蔡孟坚租了一艘小火轮，派一个排的宪兵，押送顾顺章赴南京。自己则于次日乘飞机赶往南京预作安排。
日，星期六，中共历史上最紧张的一个周末就要开始了。
蔡孟坚于4月26日赶到南京，首先到中央党部去找陈立夫，结果中央党部几乎空无一人――有点身份的人，一到周末就都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接待他的，是张道藩――对，就是跟蒋碧薇搞婚外恋的那位，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徐悲鸿原夫人蒋碧薇与国民党要员张道藩
当时俩人约好，张道藩去找蒋介石，看能不能安排会见，蔡孟坚则到码头去接顾顺章，然后送到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
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在南京中山路305号――跟军统一样，中统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地点跟“调查科”的机关也是分开的，秘密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一般不够档次的特务，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场所，别说来了。蔡孟坚接到顾顺章之后，就打算把他送到这里来，图的是保密，比较隐蔽。
此时已经是日，星期一。
蔡孟坚接上顾顺章，俩人一块到“中山路305号”。等车开到门口，新鲜事发生了――
顾顺章一看“中山路305号”的门牌，马上说：“这是共产党驻南京的秘密据点，你们赶快把地下党员钱壮飞给抓起来！”
世间有无数荒唐事，然最荒唐者莫过于此――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居然同时也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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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坚气坏了――你倒是早说呀，现在才说！我打了无数电报，都让这个人给看了！
这会儿他终于明白了，顾顺章为什么会知道他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就是共产党，那人家还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
但这时顾不上多说废话，马上去抓钱壮飞。
可想而知――钱壮飞早已远走“壮飞”。
钱壮飞，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原名钱壮秋。
钱壮飞是一个聪慧无比的人。他本是学医的，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解放后改为北京医学院，后并入北京大学），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当医生。
钱壮飞曾跟人合伙办过一家电影公司，并自编自导自演过一部电影，这是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
他还教过美术、还擅长书法、还精于无线电。
知识丰富，技能全面――天生一个搞特工的材料！
1925年，钱壮飞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钱壮飞身份暴露，被北洋政府通缉，只好离开北京。离京之前，钱壮飞将自己12岁的女儿钱蓁蓁送到黎锦晖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并拜黎锦晖为义父，从此改名黎莉莉。后来，黎莉莉成为与王人美、胡蝶齐名的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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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黎锦晖，湖南湘潭县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与他的另外7个兄弟姐妹黎锦熙、黎锦耀、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并称“黎氏八骏”
其中大哥黎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注音字母之父”。当年黎锦熙在湖南办报的时候，手下有几个年轻人，帮着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其中有几个后来成了名，一个叫田汉，另一个，叫――毛泽东。
离京以后，钱壮飞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了一名军医，失去了组织关系。1928年，钱壮飞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无着，无意中考入了徐恩曾主办的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当时，徐恩曾正在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中国无线电商报”，就办了这么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招收人才，同时也招电讯特务。
钱壮飞本就爱好无线电，又多才多艺，很快就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更重要的，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有值得信任的基础，就此，钱壮飞逐渐被徐恩曾引为心腹。
1928年秋，徐恩曾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把钱壮飞带了过去，作为他的私人秘书。
此时，钱壮飞最需要的，就是同组织重新接上关系，方能决定自己的行止。可是，对于一个地下党员来说，要找到组织谈何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上天的安排――李克农、胡底，同时出现在钱壮飞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