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涿鹿县教科局原局长郝金伦_新浪河北_新浪网
　　涿鹿县教科局原局长郝金伦
　　探索改革不应该孤军奋战
　　在涿鹿县叫停“三疑三探”教学改革的一周后，时任涿鹿县教科局局长的郝金伦因一封辞职信，成为网上热点。在这封信中，郝金伦直言自己在教改路上“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知己甚少”，正是那些麻木的“看客”让他心生退意。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郝金伦表示，对于推行“三疑三探”遭遇的误解和指责，自己无怨、无悔、无恨，仅仅感到有些“悲凉”。他认为，改革不应该成为个人行为，需要来自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
　　谈辞职
　　无恨无怨仅仅觉得“悲凉”
　　京华时报：有网友觉得你在信中的描述充满了愤怒，是因为气愤才写这么一封辞职信吗？
　　郝金伦：不是气愤。我信中说了，在两年多的改革中，一些校长和我浴血奋战、情同手足，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是和他们“道别”，同时对老师提出了一些殷切希望，比如要爱我们的孩子。也对那些对教改心存误会的家长说出我的心声，“你骂我无所谓，但你不要害了自己的孩子”。
　　京华时报：之前有预想到辞职信带来的这一系列反应吗？
　　郝金伦：没有，辞职信是一些替我打抱不平的老师放到网上的，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
　　京华时报：辞职后的生活状态如何？
　　郝金伦：这段时间有十几家媒体给我打电话，要采访，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辞职时就跟家人、亲戚朋友以及一些支持我的校长和朋友说，我不会再接受媒体采访。
　　但是据我所知，最近几天县里有人一直在诋毁我、污辱我，否认我的一切努力和成就，说我个人英雄主义，改革是为了出风头。所以我决定要发声，站出来说明白。
　　京华时报：对于这些争议，你怎么看？
　　郝金伦：县里有些人对我做出了非常不公正的评价。说实话，因“三疑三探”我所遭受的误解和指责加起来难以计数，但我真的无怨、无悔、无恨，仅仅有些“悲凉”，觉得寒心。
　　我不是一个偏激者，也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原本就是想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干些实事而已，但是，我成了孤军深入探索改革的人。其实教学改革不是我郝金伦个人的事情，需要来自县委各部门和各界的通力支持。
　　谈教改
　　是一场专业人士主导的改革
　　京华时报：为什么当初决定在涿鹿推“三疑三探”？
　　郝金伦：自主、合作、探究是写进教育大纲的，全国涌现出很多种教学方式，“三疑三探”是其中的一种，这个模式在山东、河南、辽宁等地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恰巧我们一直在不断寻找更高效的课改模式。
　　京华时报：怎么看它的效果？
　　郝金伦：灌输式课堂，每一个家长都举双手欢迎吗？以前是一味地单向灌输，老师是绝对的权威。而现在，学生和老师们教学相长，共同成长。在这种课堂下，孩子们的天性得以解放，能力得以提升，性格得到促进。
　　京华时报：你自己在此次教改中的作用是？
　　郝金伦：我认为自己做的就是一个后勤部长的工作，真正做这件事（教改）的是专业人士，高中教研室、初中教研室和小学教研室，学校的教学副校长、教务主任和教学骨干。这其实是一场在专业人士领导下科学的、人性化的教育改革。
　　京华时报：为什么是后勤部长？郝金伦：局长通过教研室来抓教学是他应有的职责，教育和教学就是教育局的两大主要工作。
　　有学者评价我是“行政干预教学”，我不认可，还有人说应该去行政化，这是大学里才有的。我想说一句，推进改革，教科局长一把手都这么难，如果让校长自己去推动，难度可想而知。
　　谈效果
　　解放天性和应试能力能兼顾
　　京华时报：在你看来，之前预计的教改效果实现了吗？
　　郝金伦：随着老师们对这个模式的习惯和熟练，反对者由多到少。家长的话，我不敢保证全部会赞同，但他们是一个逐渐喜欢的过程，而且比例越来越高。
　　京华时报：老师们为什么喜欢？郝金伦：高中、初中和小学教研室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坚定地支持，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模式的价值，既解放了我们孩子的天性，又会提高他们的分数，增加了他们的应试能力，二者是可以兼得的，何乐而不为啊。
　　从今年高考成绩来看，涿鹿中学一本上线190人，一本翻了一番，如果去除河北省扩招因素的话，重点大学的实际增长率超过70%，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京华时报：那为什么家长会反对？
　　郝金伦：涿鹿全县10万家长，最多300人抗议，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看热闹的人，真正“闹事”的人我觉得不超过100人。其实很多受益的家长和学生，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京华时报：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理那些反对意见？
　　郝金伦：我一直强调的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其实这两年我在学校也这样说，不是所有学生都要上这个模式，愿意上传统课堂的也可以，不会说不上就扣绩效工资惩罚，仍然是一种温和式推进。
　　京华时报：现在辞职了有什么打算和想法？
　　郝金伦：目前正在休息，下一步没有安排。但我真心希望老师们好好地教书育人，要把这个职业当做事业来做，而绝不是仅仅作为一个饭碗，当做谋生的手段。因为教育需要大爱，老师要让孩子拥有的不是大学文凭，是战胜苦难的人生智慧。所以，我坚决反对光考试去拿分，而要让孩子在学校学会读书、明理、做人，这才是走出人生沼泽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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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夭折，局长辞职”，到底是一场惨烈悲剧，还是一场滑稽喜剧？
——涿鹿县原教科局局长郝金伦因改革而辞职的思考
作者简介：叶水涛，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主任，《语文世界·教师之窗》主编，《写作》副主编。曾主持规划江苏省小学教师自学考试课程设置，主编《教育学》、《心理学》、《写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教材和著作，专著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学习心理》、《语文世界探索者》等，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多篇。现主要研究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有影响的教育家、教育流派，及名师名校研究。
“改革夭折，局长辞职”，到底是一场惨烈悲剧，
“改革夭折，局长辞职”，到底是一场惨烈悲剧，
还是一场滑稽喜剧？
一封辞职信，在网络不断发酵。一位教育局长，顿成舆论热点。理想、情怀、改革是他炫目的光环；执着、孤独、失败是他悲壮的命运。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于这位局长而言，他在权力范围内所上演的，到底是一场惨烈的悲剧，还是一场滑稽的喜剧？
这是一个传奇。从简历看，这位局长没有教过书，没有当过校长，也没有在教育部门工作过，由乡镇干部升任教育局主持全面工作。他2013年上任，2014年移植并全面推行河南西峡县“三疑三探教学模式”。2016
年，因有校长、教师和家长激烈反对，乃至酿成请愿抗议，此项改革被县委县政府叫停。该局长慷慨陈词——辞职。一个完全的教育外行。短短两年，依靠权力+偏激+念念有词的教育信条。于是，华丽转身为悲情的改革家、有良知的教育家，蹿红网络。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一道文化景观，它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与时代意蕴呢？
该局长感叹道，在教改路上“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知己甚少”。孤家寡人一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说伤心不伤心？“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局长上任，面对昏天黑地的应试教育一片。他要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重开混沌之天。据说流年不利，“看客”太多，又有宵小之徒作祟，“三疑三探”似乎水土不服，未能如愿大放光芒。于是，改革夭折，局长辞职，当地教育重新回归应试教育之黑暗。你说可惜不可惜？然而，却催生了一位“教育改革家”。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马克思说，每个人都在既定的历史下创造历史。局长者主政一方，理应致力于宏观规划、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知人而善任。毛泽东同志所谓“出主意、用干部”，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此乃职责之所在，也是领导的艺术。现有教育局长一枚，要代校长当家，要代教师做主，在全县学校，无论小学初中高中，无论何种学科，一律采用他外地搬来的“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如此“改革”，是否有点草率，有点越俎代庖？局长者，诚然可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更应借鉴外地的教育经验。但以自己有限的见闻，偏执于某种教学模式的神话，以权力强行全面推广，一县一模式。这是改革的理性抑或权力的僭越？中国足协是否可以发文规定，国内每支队一律采用阿根廷或德国的踢球模式？
该局长之所以自恋地感到悲壮，之所以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力挺，是因为他“改革”，因为他挑战“应试教育”。至于什么是改革，改的是什么，怎么改的，反倒不重要。将改革的失败归咎于“应试教育”的顽固或反对者的阴谋，这比较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缺少鞭辟入里、切己体察的深刻，缺少直面人生的理性和刻骨铭心的反思。教育的要旨在立德树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具体的教学模式则可以多种多样，并无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是恪守某种模式，指望毕其功于一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教育民主、学术繁荣的标志；舆论一律、定于一尊，这是教育专制、学术衰败的迹象。“三疑三探”一统江湖，大树之下寸草不生，这是理想的教育生态吗？并非这种模式一无是处，但就此一家，别无分店，似乎不妥。起码，缺乏校长教师的认同、理解和积极参与，激进地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殊为不当。
教育局长，尤其是一位对教育相当陌生的教育局长，走马上任，宜乎学一学孔夫子。“子入太庙百事问”，虚心地向同事请教，向校长、教师请教，多听听民众的诉求，而不是执着于书本的教条。毛泽东同志教导说：“要向一切内行的人请教，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局长倘能认真发现培育、总结提炼当地校长、教师的成功经验，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局长倘能简政放权，让校长自主办学，让教师在教学中自主研究、自我实现——广大校长与教师不仅是课程的执行者，而且是课程的创造者；局长者倘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又何至于成为孤家寡人呢？
无可奈何花落去，缘于社会角色的错位。一位拜伦式的英雄？高傲的反抗者，孤独的失败者。好像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代表光明与拯救，这位局长代表着真理与正义。有如上帝的降临，使命是拯救迷途的羔羊——拯救陷于应试教育的师生。以土豪式的任性——我的地盘，我作主，武断地让所有的本地和尚一律念外来的经、统一的经。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留下一句话，“天亡我也，非战之罪”。司马迁笑话他执迷不悟。局长辞职，留下一封信，字里行间，流淌着自命不凡的哀情表白。藐视上级，轻慢同事，抱怨校长，指责家长，絮絮叨叨，似乎献身于理想情怀，却牺牲于阴谋诡计。局长自我比附为流血的夏瑜，这未免有点荒唐。人贵有自知之明，但确乎很难。
平心而论，该局长并非颟顸的官僚，也非狡诈的政客，他有一份天真的善良，有教育改革的理想情怀，并能身体力行，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对教育缺乏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对改革的艰难估计不足，也缺少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耐心。他以为凭一知半解的理论与一厢情愿的偏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创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课改可以叫停，教育创新图变的发展趋势任何人也不能阻挡”“不要让未来的改革者流血又流泪”。这种文青式的煽情之词，居然收获一片赞扬之声。“杀君马者道傍儿”，蔡元培先生离开北大时的感慨之语，意味深长。
教育改革有丰富的内涵，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谨慎实施，并不断在反思中调整。教育改革是全社会——主体是校长教师——共同参与的事业，并非教育局长个人的专利。教育改革是任重道远的实践，决不是心血来潮的幻想。教育改革面对无数家庭的期望，决不能傲慢地以家长不懂教育为借口，对他们的诉求置若罔闻。教育改革面对无数学生，这些成长中的生命，他们不是实验用的小白鼠。生命成长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很难补救，教育改革的实验务必慎之又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过程是师生对话互动的过程，教育改革必须奠基于教师与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从而让学生能有效地投身于有价值的探究活动，而不是形式上的探究。所有带有长官意志的、指令性的改革，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违背了教育规律。
所谓“方向对头”，所谓“必然趋势”，所谓“理想”，这种偏执的自负适足误人误己。王明式城市中心的革命理论，照搬苏联模式，结果呢？波尔布特何尝没有革命理想，但在其“理想”的折腾下，金边几成人间地狱。他们的错误似乎不在“方向”“趋势”“理想”，而在路径与策略。毛泽东同志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教育改革当然是“必然趋势”，但简单化、幻想化、运动化不是“必然趋势”，“三疑三探”更不是唯一选择，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与探究式学习并不截然对立，“讲解——接受”的教学模式也非一无是处。痴迷于某种教学模式，并将区域教育改革聚焦于某种教学模式的推广。实在看不出，这位教育局长的“理想”中包含有什么理论智慧与创新实践。
教育改革当然需要理论指导，但理论不是良好的愿望，不是念念有词的几句格言，理论必须彻底。陶行知在旧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无权力依傍，但追随者不在少数。朱永新教授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十年前由苏州的三四所学校发起，现在全国有3000多所学校积极参与，这是基于权力吗？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心。离开权力的魔杖便“流血又流泪”，只能说明理想的苍白、理论的肤浅。“人间正道是沧桑”。更何况，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国家意志，是大政方针，大势所趋、波澜壮阔、蔚为奇观。此情此景，居然有一位教育局长不伦不类地将自己比附为晚清时代的革命志士，这是何等的不恰当！改革并非没有阻力，但这种比附很荒唐。
改革不是简单化地破坏一个旧世界，改革不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改革不是折腾，改革不是权力的任性。教育局长诚然有权力。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则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因为局长是在搞“改革”，所有的人便只能拥戴，不能反对，上级部门更不能干预。倘有反对，便是阴谋，便是不懂教育，便是反对改革。这是什么逻辑？一项所谓的教育“改革”，作为权力意志的体现，而非校长教师主动自觉的选择，完全靠行政权力保驾护航而强制推行，却口口声声反对行政干预，这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身为局长当多一点形而上的思考，不能满足、逗留于形而下的仿效。“观千剑而后识器”，即便仿效，也得多作比较，有所借鉴，有所改进，为我所用。学校不是官僚机构，不是公司，不是军营，不能以指令——执行的方式管理。学校是以知识技能为媒介，师生在人格互塑中创生新文化，并生成各自生命意义的学习共同体。网上看到上海市杨浦区邵局长的工作报告，对照这封辞职信，良多感慨。奉劝这位局长认真读一读。恩格斯说，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镜子，都是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见贤思齐、长善救失，行乎其当行、止乎其当止；才有望从怨艾中走出，从“教育改革家”的喝彩声中走出。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既慷慨辞职，便无怨无悔。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能风雨兼程。
明清易代之际的伟大思想家顾炎武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着眼点在责任而非职位。清末国学大师章士钊曾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动欲为圣贤的文化心态。他说：“中国人之圣贤，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从这个角度看，在当下官本位的世俗文化的环境里，这位局长能坚守自己的信念，能自降其身，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确值得敬佩。在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圣贤为理想人格，难以企及；君子为众趋人格，可以修为。君子者能待人以恕、严于责己，有救国济民的情怀，有历史与道德的责任感。孔子云：“吾道一以贯之”，又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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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8月8日，河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曝光8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张家口市涿鹿县民宗局局长庄广红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问题。2007年至2014年，庄广红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27万元，用于个人消费。怀来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庄广红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涿鹿县委、县政府分别给予庄广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衡水市故城县建设局原局长范兴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问题。2012年至2013年12月，范兴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4次，共计7.5万元。安平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范兴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衡水市纪委监察局分别给予范兴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魏县沙口集乡集东村党支部原书记杜电军贪污群众补助款问题。杜电军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违规将自己以危房改造户名义上报，套取国家危房改造补助资金7584.7元;截留国家对该村建沼气池群众发放的补助款7500元。鉴于杜电军主动退还全部违法所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魏县纪委给予杜电军开除党籍处分。　　涿州市政法委副主任科员王建军贪污问题。王建军任百尺竿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冒领国家优抚、救济资金共计6.9867万元。涿州市纪委给予王建军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秦皇岛市抚宁县牛头崖学区中心校虚开发票、购买购物卡为职工发福利问题。2010年至2013年，该校采取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现金9.2129万元，直接用于结算单位招待费和其他支出;2012年12月至2013年底，购买超市购物卡为职工发放福利，共计花费23.9万元。抚宁县纪委给予该校校长聂志彬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公款旅游等问题。2013年8月，该镇党委书记张秀山决定组织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公款旅游，花费4万元，以考察费名义变通票据在财政报销;党委书记张秀山、镇长张月川违规配备超标车、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镇财政所财政资金管理混乱，不按规定报销票据。唐山市纪委分别给予张秀山、张月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纪委书记李晓龙党内警告处分，对参加公款旅游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诫勉谈话。　　任丘市长丰镇田口村违规套取国家资金等问题。2012年田口村硬化村内街道，通过作虚假收入、虚列开支方式，套取国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5万元;该村党支部原书记栗稳凯借修道路之机，要求居民交纳修路捐款2300元，用于请修路人员吃饭。任丘市纪委给予栗稳凯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该村党支部委员宋喜明党内警告处分。宁晋县特殊教育中心校长曹宁波骗取国家财政拨付工资问题。2010年1月至2015年1月，曹宁波借保管该校教师郑俊英(长期不在岗)工资卡之机，将郑俊英卡内工资13.397983万元据为己有。宁晋县纪委给予曹宁波开除党籍处分。（燕赵都市报)关于·About本版编辑：张小雯儿公信源于责任 权威造就品质↓↓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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