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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抗日老战士仵德厚著《我一生的回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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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普通
图为仵德厚仅存的唯一的戎装照。
我一生的回忆
我幼年时，记忆起些事，作一无聊闲谈。我从小是一个多病的孩子，头上生疮现下在右脑后落下了伤疤，有一次母亲给我剪头发时，把耳朵剪破连血都没有流出来，可想到了什么程度了。病后屁股成了尖的，坐在炕上坐不稳。要左右的摇动，母亲看到我活不下去了，叫我坐在炕上，用浆糊给我粘衣服，准备死了以后穿，结果没有死又活了下来。旧社会卫生条件太差，住的地方又潮湿，我和二弟都长了疥疮，用什么方法治疗，一概没有效果，又把我两人用被子围着，用“臭隆黄”熏，真难受极了，以后小便上，指甲缝里都结了甲。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以后经常肚子疼痛，自当了兵以后也没有犯过，这说明锻炼是治病的良方。（在我当兵后家里还写信问是不是还肚子痛？）
关于我没有入伍以前的一些家庭情况情况。
我自十三岁小学毕业以后就考进三原县立初级中学，学习了一个学期，因家父去河南谋生。家庭生活困难，母亲托亲戚在“苏蛮子”家借了拾块银圆，言明每月利息一元，虽借款没有言明几个月归还，但利息必须按月交付，到了月头只有吃糠咽菜，我和二弟每天从学校回来摘些扫帚菜，在东门外拔草拔麦根拾马粪烧饭。用扫帚菜蒸麦饭吃，从嘴里节约下钱去交利钱，哪里能还起借款呢？没办法又托“苏蛮子”把我介绍到南关染坊带京货铺学徒，减少口粮准备还债，每天化石灰和蓝靛，臭气难闻，还打布卷送山西街布店，除打扫作饭，学出售货外，还得值夜班。
每夜睡在柜台上，由于铺盖少也由于过于疲劳，伤风感冒回家医疗，正在病中，家父由河南返回，看到我有病卧床不起非常，仅说了一句“不要去了”、“把行李拿回家！”我不觉得流下泪来，想着这十几个银圆拿什么还呀？父亲没办法，摆了个破烂摊子在水津巷口，收买破烂以糊口。
家父由于自己一生没有进过学校，虽有一笔清秀的毛笔字还有加减乘除，什么“狮子滚绣球”等一手好算盘，总想叫子孙后代都好好读书，所以到了1926年（民国十五年），又让我考三原第三师范（是因为每月三块钱的补助费），在学校开学不到三个月，学生闹学潮（因为校长开除学生赵宗润而起），从此学校不能上课，我再没有上学了。
正在这时军阀刘镇华（镇嵩军）围困西安、三原等城数月，人民生活更加艰难，适值冯玉祥部来陕，解了三原的围后，招募学兵。从此辍学，投笔从戎，历经二十三个春秋，都是在戎马倥惚、战火弥漫中生活过来的。
入伍后的情况
在我已被考入学兵团学兵后，于1926年十月由西安徒步经兴平在此休息两天，团长杨其科对学生讲话说：“你们出来不要想家，将来农民就是世界大战的战斗员-------”等。从此大家都愉快地经乾县、永寿、长武、泾阳到平凉休息后，每人发给一套军装后，又向兰州出发，经过六盘山在隆德县休息一夜，翌日又经定西甘草店于阳历年前到达兰州东教坊西，东营房驻定。这时正是天寒地冻，宿舍中间一条泥土做的桌子，两条长土凳，两边两个大土炕，中间填满了小石子土，每人发给一丈二尺白布和灰布被面和棉花、针线，叫自己给自己缝被子，吃的是青稞面和麦面，然后维修营房，工作完了，学习唱歌。
首先学习《站岗歌》，《爱民歌》，《国耻歌》《简明军律》等，起床要唱《起床歌》，熄灯前要唱《睡觉歌》，吃饭要唱《吃饭歌》。
初到后，由于天气严寒，生活不习惯，大部分学生生了病，重的送医院，一般的都由各队用大锅熬药，每人一碗。由于在兰州后换成了羊皮军装军帽，有时吃饭时馍和饭里常常发现羊毛和药渣，过了些时间也就正常了。
在过春节时依然不许吸烟和喝酒，连茶也不喝，由各队在各队改善生活，（大锅炖肉）每人一碗，蒸馍尽量吃饱。各班在除夕那天由各班措钱，派人和班长上街买些糖果瓜子和花生，晚间在各班开茶话会。第二天仍出操上课。
过春节后，全团八个队考试编队，文学好的编第一队（政治队），数学好的编第二队（炮兵队），个子小的，身体灵活的编第四队（骑兵队）。我被编入第二队（工兵队），队长石天柱陕西渭南人（人称石阎王）正直刚毅文武双全。前四队政治队，工兵队，炮兵队，骑兵队为第一大队。后四队（五六七八）为第二大队。一大队驻西营房，二大队驻东营房。
我原在七队，当由原在队编入新队时，官兵难分难离，大都痛苦流涕，证明了官兵感情的深厚。我记得我们刚入伍在七队时，队长席玉珍给我们发了油印的《国际歌》，命我和李浴日、王福元、任吾等给大家教唱。
编队以后，各队按照各兵种开始正式训练，由于当时有苏联顾问（在校），拟将原来由学兵团改为第二集团军第二军政治学校，校名为“列宁军官兵校”，未成。
当李大钊被杀害后，校长张寿龄亲编了追悼李大钊歌谱歌词。在全校官兵召开的追悼会上唱。
本校在1927年四月十六日在东教坊演武厅前举行开学典礼时，有苏联顾问及省军队领导参加进行阅兵。完后我队表演刺枪，当时用的是俄造六五步枪，刺刀是三角形的，上后要把螺丝拧紧。
我的枪因滑丝，在全队表演集体刺枪时，正在下刺时，忽然我的刺刀落地。（这是犯下了大错误的事），我仍沉着刺去，结束后队长把刺刀拾回，这时我心跳颤，免不了要受大处分，结果收操后，队长竟把队伍解散，啥话未说。
我仍然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算帐。到当天晚上睡觉后，队长把我叫去说：“今天你在大检阅的时候把刺刀掉了，我没有在队前批评你，因为你平时表现很好，怕在队前批评你伤了你的自尊心，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你睡去吧。”
这时我确实非常感动，不觉流下泪来，回来后仍不能入睡，想起队长的领导方法比批评还有效，自此以后我的表现的确不错，全队一百多人，有的文化水平体操技术都比我高，而我在第一次提升副班长时，考上了本队六班副班长。我们日常学习和生活概况如下：
每天是五点半起床，唱起床歌，（如“朝日上升人起早······）（卧薪尝胆，枕戈待旦，闻鸡起舞·······）
（睡觉歌同起床歌）
然后跑步一小时，回队后，洗脸喝水练单杠，七点出操，作制式教练两小时，九点半开早饭，十点半野外演习，一点至三点在教室上政治军事课程，三点半午饭，饭后在教室自习一小时，其余时间练体操、劈刀、刺枪、打拳。
每天开饭前先教认字，后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人民之敌，救国救民我辈天职），唱完后，全队官兵在院内（六个人一盘敞兰菜）围成一圈蹲下等。队长喊开动一齐就食，吃完后不准离位，等队长喊解散方可离位。
学习课程，除各兵种按各兵种应学习的课程外，还学习政治学、四大教程、典范会、测绘、唱歌，还有由校部印制的帝国主义强迫与我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览表，自《尼布楚条约》开始以及以后每次条约签定的年月日，签约人、以及占地割地面积、赔款数字，命令学生经常背诵和考试。每当早起朝会时，还要问答五不忘，如（你们是谁的队伍？答：老百姓的队伍……问：“你们为什么要打仗？答：“我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等）
经过这样严格的教育和训练，锻炼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爱国爱民的决心。正如官兵一律每月两块钱的津贴外，什么也没有，官兵毫无怨言。&
兰州冬季经常零下20多度，没有穿过棉鞋，脚冻裂。每夜站岗回来，睡一夜也暖不热。刚入伍后维修营房时，和水泥，结了冰的水泥用赤脚和，下雪后没有那么多的扫帚，队长带头坐在地上，用两人拉着手，一人推着脊背在地上拉的堆雪，棉裤全湿透了，再往干的暖。大家都乐呵呵的，毫无怨言。
有一次下了雪，开到空心墩去打雪仗，回来后阅兵，大家仍然精神振奋。有一次，夜间紧急集合后，开到五泉山下坟地作夜间演习，归来后阅兵检查，依然高高兴兴。
尤其在后来，过春节时，对在兰州时，部队每营挑出一个连比赛挖战壕，（开垦竞赛），我二队为校方一个连，工作区域有单人掩护五个，交通掩蔽部等，每单位20人，工具数一律有定数，人员工具一点都不能多，一律衣服都穿白衣裤，披棉大衣，工作时由省总司令部搭帐篷，在教坊检查监视巡查，不准说话，不准代替，（当然军队不准吸烟的，也没有禁止的必要）。时间是限制六个小时完成。受伤后不准吭气，如发现出声要受到批评处分的。到夜间12点，由总司令部点放“起火”，全场熄灭电灯。开始只听见工具声，连喘气声都没有，如有声音仍要处分。掩蔽高地是一米七，地冻了是一米二，虽都穿的单衣，谁敢在劳作中停止一下，我队在限时内完成，质量最佳，名列第一，受到省上的奖励，官兵每人一双单鞋和几斤大米，并传令全军嘉奖。未完成任务的不得离去。有干到第二天中午的。不敢交工的，第二天我们还站到营房城墙去看。这种精神确实值得学习的。忍饥耐寒艰苦奋斗完不成任务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为以后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7年十月份，全校开往甘草店一带野营，作次防遭遇战，每天早起床后早饭，饭后下达本日战斗命令，开始行动，下午到薄暮时分回营地吃饭。由于每天演练十几个小时，加上全副武装，步枪、大刀、小铁楸，二百发子弹，四枚手榴弹，大衣水壶、饭包等，每天出发每人仅带一水壶开水，加上过度出汗与十几个小时的演练，大部分口烂眼红，每天吃饭疼痛难忍，一直坚持下去，有次做遭遇战，互相守住前方约五六百尺的高地，我在当时跑得气喘吁吁，口干舌噪，大汗淋漓，忽然一头倒在距山顶约五十米的山坡上，实在无力再向前爬了，正准备用枪膛里装的假子弹对准下部自杀，刚向前爬了几步，忽然听见停止前进的号角声，马上卧倒，这才救了我一命。过后想，大凡到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了，这是对我的一大教育。
曾回忆在1927年某月，我们全校把一些政治教官和一些学生送走，还把我们的政治书籍收交了，过后才听说：是“清党”。以后也没有见到苏联顾问了。
我们正在学校学习了两年，由于1928年春季，甘省又出现了个所谓“回回记”（国内民族冲突），我校四七队参加战斗，伤亡惨重，当时我队去中部接物资，由兰州出发东北而行沿途贫困交加，有些站吃水都要牛皮筏子运30里的，从黄河往回运水，象一碗水、一条山、营盘水这都是比较大的站口，有的 返途无水喝，正行军中，没有水喝，就在下雨后的路上水坑掬水喝，站口又大。有天早起出发下午五六点才到，两头见不上太阳，一天要走一百四五十里。可能在营盘水（这里还有几家人家）宿营后没有干粮，把我们带的面交给老乡，给我们蒸馍，老乡挺好，给蒸的枣馍，我们走到沙子山吃干粮的时候，掰开枣馍，里面尽是“色”，临走时，沙山上一片“色子”馍。到中卫县后，休息一天，每人买了一双发兰底鞋（这是入伍以来第一次见的），都觉得很神气。
在回到兰州后，还在端午节前，校方发给每人五块钱的银圆，休息了一天放假上街，大家都买些点心食品，大家还说：“这次上前线是不是能回来，咱先好好过个端午。”不几天，我队奉命开往兆沙河参战，（可谓打回回），结果没有接触回回，只是在兆河以北守了几个月的河防。
冬季以后，我队奉命调回兰州营房，以后又奉命调开河南洛阳。
农历腊月初由兰州出发，尤以天寒雪多，过年就是民国十八年的年馑，兵站无粮供应，几站都是以谷粮充饥，吃的眼红口烂，大便流血难便，有些同学就说：“大便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的在一起大便的人啼笑皆非。
各队行李车都在队伍后跟进，行至平凉后，由于经常下雪，行李车（骡马车）跟不上队伍，队长命令我跟车前进，每天行李车到站，都是天大黑驻进骡马店，吃饭都在半夜，白天一些干粮都冻成冰块，有时半夜还到不了站，车户让我坐在行李车上，又冷又饥又渴，把脚和腿夹在行李包的空隙中。由于沿途踩血鞋袜都已湿透，结果鞋袜都冻得粘到脚上，成了冰块，到站先抓一把麦草杆点着踩在火上面烤。烤仍然不能脱掉衣服睡觉，也在车上，还要看行李，到了彬州坡，这下子把车搭住了，前不靠村后不着店，坡中间只有一家买米汤的，还有车在这里挂车的成队的骡马，车是三套马车，再挂上两个骡子，骡马滑倒，嘴都碰到地上满是血，一天也只能爬上一里多路，我冻的随便抓一把麦草点着踏在上面。饿了，把冻成冰的锅盔夹在腋窝暖也只能吃下个皮皮，买一碗米汤，馍还没有泡化，米汤已经结了冰了。在这个坡上竟走了两天一夜，最后部队已到西安两天，行李车才赶到。
到西安新城东营房时已不能走了，脚如针刺，两腿站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已到腊月十几了，在腊月27 那天，二弟由三原来新城看我，我脚已冻烂发肿，不但不能穿鞋，就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当时二弟含泪谈了一阵，到晚间也没有在一起住宿，到西营房去住了一夜，次日返回家中，含泪告诉我母，以后听说我母亲大声啼哭，也无心过年了。
由于全校学生都是陕西人，预先宣布一律不准回家探亲，就连西安城内学生王某（名字记不清 ），经他家人恳求拟给儿子结婚请几天假都没有准，仅给了一天假，可巧第二天就下了给河南洛阳开拔的命令，又回队了。这样不太人道的事情确实让人寒心，可是经过纪年在军队特别是在军校严格的训练，大家认为“军人以命令为天职”，也就认为应该了。
我经过在西安休息了几天，脚已消肿，但冻疮尚未痊愈，右脚鞋还穿不上，仅把前面穿上，后面用鞋码绑上，依然全副武装，随队徒步行军前进，每到一站宿营后，先用盐水洗净创面，再用“去腐生肌散”贴上，第二天继续行进，直到洛阳西工营房，冻疮仍未痊愈。
此后又训练了一个多月，由石敬亭、鹿钟麟、冯玉祥及各将领的讲训，参观了全军展览馆，其中在全军做过好人好事的和惩处了的人事，如：帮助农民收割，完毕不吃不喝农民的单位和个人；替推车汉拉车上坡的，走路时老乡刚一出门没有看见把脏水泼了一身的士兵；不但不怨老乡还主动说“对不起”来安慰老乡的······等，在惩处的人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学兵团时我团第三队队长白居亭，因冯玉祥调他由兰州到河南开封任某部的营副时，因他是开封籍人，所以回的家乡和朋友们喝酒打麻将，被冯玉祥知道后，在开封枪毙了，把他的名字和事迹写在展室的墙根底下让大家看。做好事的单位和个人用白布画了画像写了事迹悬挂在上边。冯玉祥治军的严格和细微，官兵一视同仁，法纪严明是人所共知的，但有点苛刻。
当然西北军（冯军）士兵在入伍以后进佩带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和“烟酒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的臂章和胸章，当时在旧军阀的中都说：“冯玉祥的队伍是模范军”，确实不愧。
在1929年四月，全校官兵都往各部队分发，我们二队被分到山东孙良诚部。乘火车到太安省政府，我被分配在第三师第八旅一团二营五连又充当兵，与全班战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时至今日我的冻疮伤口才痊愈。两个月后，我当了四班班长。当时部队准备调济南接受日本部队的防务，训练非常紧张，日本国是手枪国，每人都是三大件，（手枪、步枪、大刀），拟接受济南城防，因而把第一营编为行军营，车已发给，第二营为汽车营，第三营为摩托车营，二三营的车未发下，据说“蒋介石不准接济南的防。”之后，在山东全部的部队及省政府一致撤出山东，我团于某月某日（记不清）夜间乘火车撤至兖州，以后徒步行军经济宁、荷泽、兰考到开封。
在此休息时，参观了碧沙岗烈士纪念馆的一家空院时，连长李芳新还在收容本连人员，我们才算找到了家。在开往嵩山一带作战前，原连长王传彬交给我替他保存的五十块银圆，叫我用白布裤包裹的放在腰里，我始终不敢暴露，况且在行军时还要全副武装，确实非常吃力（每块银圆七钱二分，共计要合当时老称二斤四两），睡觉解手都不敢解下，恐怕有人发现。我到陕州后，把钱连长李芳新和武登厚排长并说明情况。他俩说：“你太老实了，给你吧！”我说：“我坚决不能要，正在作战时期，敌人没有把我打死，如叫谁发现，见财弃义，我还要死到这五十块钱上呢！”当时把五十块钱如数交了。
部队在陕州调整训练，这时我被提升为本连中尉排长（时年十八周岁），士兵都叫我“见习排长”。这时已是秋后时节，蒋介石派贺耀住祖来陕州编遗点稔完后，在十月间由南京运来棉军装分发各单位官兵每人一套棉衣，虽然当时有了棉衣，可是吃饭成了问题，每到一地，就地征发，尔后又调灵宝，在虢镇驻了些时候。又调卢氏县驻几个月，每天要派人出去征发，这正是民国十八年的年馑时期，仅能征得些玉米，这时生活确实非常的艰苦，就连每月官兵一律两块钱的津贴也没有了，身上仅仅只有一套棉衣，又无衬衣去换洗，也从来没有洗过澡。晚上睡觉两人打对盖上大衣，就连翻身也得两人一齐行动，否则就盖不住了。官兵都生了虱子就连棉袄领子外边都是虱子和虮子。
在卢氏县过了年后，（到了1930年）奉命东调到洛阳一段时间，这时是冯玉祥去山西和阎锡山联系协商讨蒋之际，被阎扣留了几个月，归后总部发出了讨蒋命令。一度把西北军改为“蒋党讨逆”并发了讨蒋歌（青红帮首蒋介石，卖国殃民人共知，包办三中大会·······），我团又从洛阳调往郑州，在此次东开前，鹿钟麟曾集结全军部队讲话说：“我们熬出来了什么？树叶子，我们为什么要跑回来又出来哩？我们想打人必须把拳头攥起来，胳膊收回来才有劲，否则是没有力量的，我们是要打祸国殃民的蒋介石······”。
当我团到达郑州时，这时战争已经开始了。我连驻扎在郑州西北边的一个站房（客货栈），当时我患了癍疹伤寒，由于医疗条件差，又缺药，就请中医看，多日未见减轻，而且不进饮食，卧床不起，遂送往中华蛋厂师部医院，医院检查后让送太平间，送我的班长王学团不肯抬去，就抱了一捆干草铺在洋灰地上，把我放到地下，只有一件旧棉大衣和铺盖，上边经大便后刷过的黄痕迹还在上边依稀可见，成了必须的铺盖，就这样在地上睡了好几天，稍有好转，才搬到床上，这时赵志道（老同学同事）拿来我的家信让我看，这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怕光睁不开），我说：“你念给我听！”究竟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见，病好后才知道是问“人还在不在”来信告知，他也代我给家里回了信。
我在病房床上疗养了好多天后，眼睛也能看见了，每天也能吃饭了。
有一天我把着床站起来走了几步，我高兴地说：“我会走了。”从此就慢慢地壮起来，在医院又住了十几天，出院时，洗澡时身上竟脱了一层皮，之后到了杞县休息几天，又调升为本营第八连连长，这时大战已经结束，只是每天调动，又因天雨连绵，部队追击前进，遍地是水，有的地方竟成了一片***，由瞧县开往兰考途中，夜行军，水竟深达腰际，牲口驮的面袋都在水中漂了起来，后用人扛着走，路上也看不清，只有顺着方向走，走了两天一夜到了兰考一带。
在这一段时间天天都在调动，加上雨都，有时夜宿时住在民房中地上，地方狭小，我把各班安置在房内干部一律在屋沿下打着伞睡，挖战壕时连排长一律带头先干，夜间站岗连排长亲自代班，在兰考又转开平汉线，我团又向新郑县一带开拔，与平汉线的蒋军接触，部队到达新郑附近的一个村庄（地名记不清），与敌遭遇，我率全连新兵占领了这个村庄，马上构筑工事，拉鹿柴阻止敌人西进。在此，与我接战的敌兵8次向我阵地进攻，我连坚守阵地，打死敌人无数，在鹿柴外边摆成一行，仅在数十米的地方就有十几具尸体，有的正在挖掩护，有的正端着枪，都是全副武装，收获枪支子弹甚多，天明后敌人撤退，在夜间敌人正在猛烈地进攻中，我巡视各院战况，正在一院土墙内仅站着一个新兵，抱着枪低着头，我说：“前面敌人正在拉鹿柴，准备过来，你咋不打哩？”他说：“枪卡壳了。”我不怕，我把卡上的枪用柳条把弹壳拉出来，上了些油交给他，我说：“不要怕，快打！”他仍蹴在墙角，我又问：“你咋不起来？”他说：“我不害怕，我腿不当家啦。”我说：“敌人从你这儿过我就杀了你。”他嗷了两声，我又赶到另一个院子里，当日迫击炮大得很厉害，我刚踏进院子，一个炮弹落在院子却没有爆炸，我又跑过村子东边巡视，各班都严格地坚守，打了一夜，敌人未得逞而后退，次日天刚黑，我派一个班和号兵去向当面村里的敌人扰乱，号兵吹了“前进号”，各人手里的手榴弹一齐向敌人仍去，敌人慌忙一阵，马上进入阵地，向我们射击，我们一齐卧倒对敌还击后撤回，在半途中号兵“哎”的一声，一颗子弹钻进他的脖子上，还没有打进去，包裹后仍然参加战斗。
今夜没有大的战斗，快天明时敌人一匹红马驮着一床被子闯进村中巷内，我们抓住驮用，经过这次战斗后，又奉命调往金钟寨一带待命。过了几天又命令我营进攻金钟寨，五连为登城先锋队，当天做云梯搜集绳索，当夜我营开到金钟寨附近，号令一发即令登梯摧城，五连全连士兵奋不顾身，一齐到达城下，前伏后继，正往上爬时，连长李芳新负伤，子弹由前心穿过后心，马上退下，我连为预备队，正在前进的凹道里待命，忽然李连长过来，把他的手枪和子弹袋交给我以后，走下战场牺牲了生命。五连伤亡惨重，仅伤亡人员的尸体就有五六十具，金钟寨也没有进攻，部队又撤到西北村内待命。
这时，吉鸿昌倒戈投降了蒋介石，由于部队都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吉派人向我联系，我团即归吉建制，后来在新郑一带归蒋。马上开拔到淮阳一带整编，由于士兵伤亡过多，被编余了一些单位干部，我被编余后补了团部个鞍王中士的缺，从此在团部工作，还有四五个干部同在一起。
在次整编后，部队番号改为陆军第三十军三十师八十八旅176团，团长张金旦，营长郑作文等，以后开往河南南五县潢光、固息商去所谓打共产党。吉鸿昌进驻潢川，我团在潢川住了几天，又开往新集县一带，我被留在潢川训练新兵，住在城外五龙宫。有一次吉召我问：“新兵训练的咋样？”我说：“现在才学制式教练。”吉说：“只要能走路会打枪就行了，你还在操场教他们快慢步还行？”我只答应了“是”，尔后把新兵拨到各连后，我仍回了团部。
当时的思想是“练兵打仗每月有咱两块钱。”这些年跟了蒋介石有了响啦，可咱又当了兵了啦。
　这时已是1931年了，团部和各营驻江集附近，团长张金旦对我说：“二营六连连长因克扣兵响，逃兵很多，已经把他撤了，你去接他的班。我说：“我不去，我去再跑上几个咋办？”团长说：“你去再跑了有我，只要你不喝兵血，他就不会跑。”我去了，连里连买蜡的钱都没有，我去找团长，他“哎”一声说：“你去房子我衣服里掏五块。”我说：“拿五块。”他说不行。我只好拿五块，马上买了一箱洋蜡发给各班照明。在那时，发响以后士兵不准拿钱，都得存在连部，我到连发了响，仍然让士兵把钱存起来，哪个需要时随时发给，其余的要存着，由于经常行军打仗，自己不能把钱放在身上，我就让原连里的勤务兵连我们的钱都照看着，当这个兵来信后，我没有看他的信，（过去连里的士兵来信，连长都要检查后才给本人），他拿着信叫我看，我不看。他说：“我叫刘三不，家乡住在宜阳水历头，我跑了你去抓我。”我说：“你跑我也不抓你。”他竟跟了我六七年，自此以后我团很少逃兵，总之我感到待人要以诚相见，对部下要象父兄之爱子弟一样，才能全连团结一致，作战才有力量，如果官兵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一战必败不可收拾。从这时全连官兵非常团结。
有一次，发了响，连里军需上士领回按人发下，只有一个逃兵的钱除扣除伙食后，尚余五元七角，上士交给我说明情况。我说：“拿去给司务长，给大家买菜吃。”我连钱都未接就交给他，让他给司务长了。他以后给司务长说：“这连长连钱都不要，是个瓜松。”
在江集训练了些时候，我营又向新集（就是现在的新县）泼陂河一带开拔，准备攻击红军，夺取新集。当时全营各连都已展开前进，大部红军向我营冲来，其余各连都已向后撤退，主力正向我连冲来，适逢师长和团长在我阵地巡视，我当时不知道，只顾向前来的红军（打着红旗）冲下山去，我已到距离打红旗的红军只有十来米的地方，我举着大刀冲去，心想：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长一个。忽然，二班班长跑过来拉住我说：“全线都撤退了，你送死去哩。”赶快把我从山坡上拉下来。
由于当时红军子弹少，没有开枪，如果在十来米的地方有一颗子弹，就把我结束了，还用费多大的劲呢？我往回走时绑腿开了，我就去绑，热得汗流浃背的，就用手帕檫汗，把哨子掉了又弯腰去拾哨子，气得班长说：“敌人在后边追杀你还磨蹭啥呢？”我说：“怕啥？”我把大刀拿在手里，提上手枪向后撤退，看见前面山上大路上人山人海的，红军只向人集中的路上射击，我和二班班长与几个士兵从容地由一边的山坡翻过山岭，见到营长郑作文在山后坐着吸烟，我当时很窝火地大声说：“孬种，没有打就退下来，也不给我通知。”由于这时还有一个班在我左侧山上被红军俘虏。
战斗完毕后，师长彭振山还在泼陂河召集全师部队讲话表扬了我作战英勇。问我：“打死几个敌人？”我说：“我也不知道。”彭说：“像仵德厚这样的连长打仗我很放心。”
之后，部队又由河南乘火车开往湖北横店，徒步行到黄陂县一带，我营又开往黄陂以北的碾子岗、长轩岭、长堰一带构筑工事，几个月后调我任该营副营，当时营部驻在黄陂县城内，担任城防，我每夜单人赴城墙巡查警戒。以后又在八里湾构筑工事，没有发生过战斗。以后又调到岐亭、宋埠一带，我营当时住在张家洲，每日早起我召集全营官兵在营部集中开读《曾胡治兵语录》，并每天带一排人出去会哨，以后又调任本团少校团副，这时也是1932年，春季到秋季后，部队调前方我被留守岐亭，做后勤工作，我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休息一个月又调任177团营长，这时是1933年元月，当时该团驻林店，团长袁有得在此驻防数月以后，又奉命参与攻击黄安县（现在是红安）战斗，这次配有山炮四门，在后掩护部队，攻至黄安城附近，大部红军助战，战斗最为激烈，跟我的律令兵杨金尚阵亡，还有两个负伤，子弹大得松枝跌落得象暴雨一般，后因山炮打得膛炸了，伤亡了多少炮兵，火力接济不上，以致全线停止前进，随即部署部队以攻为守，当时掩埋阵亡人员，天黑时撤回驻地。
从此以后并没有参加过战斗，以后本团曾在林店、占店一带驻防，当部队在林店时，我和副营长赵志道在街上看见一个烟房里有一个老汉，身体瘦弱，脸色黑黄，上气不接下气的推烟，当时看得很可怜，我俩就走进问他：“你多大岁数了？”他说：“五十多了。”又问：“你这么大的岁数还在推烟，你儿子呢？你老板也不管你？”他说：“我没有儿子，我一生就没有老板。”我俩说真可怜！”我说：“我今年都二十三了（虚岁）如果就这样下去，还不跟这老光棍老汉一样吗？”赵说：“你想要老婆了吗？”我说：“你尽胡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事，的确亲如手足，可以说无话不说。从此，他以后竟没有告诉我，就给我家里写信，不知咋说的，以后家里告诉我说：“你的婚姻已经定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结婚。”赵志道说：“我给你把事办了，你还不谢我？”我说：“我要揍你！正在前方咋能请假？”他说：“叫送来在宋埠结婚。”他马上又给我家里写信，叫把人送来，以后于本年（1933年）十二月由我二弟和我岳母内弟与我未婚妻杨菊林一齐来到岐亭（因留守处在此）李清华副团长家。随即捎信到前方，团长让我到后方结婚，由李清华副团长主理，我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离开林店（防地）来到岐亭，于二十五日在岐亭一家空院，用军长的小卧车并派驻岐亭军部军乐对的乐队演奏，在那时用小卧车结婚的很少见，当时观众很多，自己感到好象做梦一样，胡里胡涂的度过了。
第三天后，我二弟送我岳母内弟到江苏阳洲，我岳母的大女儿处，事后我又回到林店，前方这时也很平静，从未发生过战争，于是在后方的家属部来到林店，队伍又在此一带经常移动，我营驻守峨公寨山上，家属留后方。到1924年春（农历刚过年）奉命开拔江西，全部家属都送回原籍，我仅在婚后一个月就离别了。婚后军长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不多。”军长说：“你叫报销了。”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得，不知怎样报销，也就上了前方了，从来没有报销。之后发响时，人家说：“没有你的钱。”团军需说：“你结婚还欠了二百块钱，按月扣清。”那时并非每月发响，几个月才发一次，营部没有钱时，去向军需处借钱，总是说：“没有钱就不能娶老婆。”从此以后坚决不把女人接出来。自己常说：“经济不能独立，坚决不要结婚。”竟然自送回家后七年才见了面（除1936年十一月回家七天外），以后妻子于1940年死在西峡口留守处埋葬了，当时买了二分地，由我的干侄和我的勤务兵办理，七年的夫妻临死连面也没有见。（当时正向宜昌追击西进之敌）。
部队由河南大别山一带调往江西是在1934年春季，在湖北因风乘船抵江西九江，由此徒步行军到南昌小息，又经樟树、新干到达永丰，在此驻了些时候，又开往藤田驻了一段时间，又转防到南城、南丰、白舍、甘竹守碉堡，在江西都是在后方接受碉堡，从未与红军接触过。经常调动拔山涉水，生活极端困难，很少见到人烟，大部分村庄群众见到军队都逃避一空，有时自己弄些稻谷掺些糙米充饥，到了城镇才见人烟。
到了秋后，又奉命调往湘鄂边区，又由赣南转道经抚州、南昌、九江乘轮船开往宜昌江南，经长阳石门到达公安、津市礼县一带，又开往慈利，由此返回又进驻松滋、洋溪一带。有一次我团奉命南开进至一个山沟中宿营，这里只有几户人家，除团部住进三间房内，其余都在稻田中露营，部队到此后马上作饭吃，吃后我马上跑到右边最高的山上放警戒，由于时间短促，自己吃饭又快，不到五分钟就吃了两碗面疙瘩（老蛙洒），马上就跑步上了山顶，浑身大汗。正是秋后，凉风一吹，很痛快。天快黑时下了山，夜间露宿在稻田里，第二天天刚明，团长召开会议下达命令，在此暂停一天待命。当时我肚子疼痛难忍，副团长给我吃了一片“八卦丹”仍不止痛，越来越厉害了，马上由团医院主任给的吃后，仍不见效，以后打了一针“吗啡”才止住，又吃了各种药全无效，只好送进枝江县师医院治疗，经医生诊疗后说：“如果成了慢性肠胃炎，在军队这个生活干不成了。”（由于当时医药缺少）有一次吃了些痢特灵，以后大便便出的面条还是白的，经过每天吃干馍片、散菜、豆腐、猪肝疗养了一个多月，稍愈就出院了。
出院后，由枝江乘船到公安，徒步往驻地走时，由于路途中尽是翻山越岭，半途只有一个买挂面麻花的，仅吃了半碗挂面一根麻花，走了十来路，肚子有饿了，当到了防地，未能到团部报道，仅在电话中说了，又卧倒在床，结果又来了个二返医院，总算以后好了。
这时已经到了1936年冬季，部队又奉命北上渡过长江，经过沙、皂市、应城，应山一带进驻河南信阳一带，以后又经安徽阜阳、蒙城、宿县、灵壁，又经江苏泗阳进驻阜宁一带，我营曾调清江王营导淮工程，尔后调驻淮阴扳闸。
这时已是1936年春季，家父曾来看视，这时经常调动防务，曾经我住甸湖、七套、八套、阜宁，家父拟催我请假回家探母，因为已经离家十年未归，家母每日啼哭盼见儿子一面，经再三催促，竟于十一月才批准我七天的假期，适值我营正在清江导淮，住淮河以北王营去在外。我在家仅住了七天，又开始返队。初到家时家母见我痛哭不止，并把她补丁累补丁的一件衣服拿出来让我看曾说：“儿坐了官了，妈讨了饭了。”说得我随声啼哭不止，我舅父来看见此情又含泪劝我妈说：“三姐已经苦了十年，娃回来几天，你何必叫他伤心。”这是自结婚后两年多第一次和妻子见的面。
在我回队以后向师长报告时，师长张金旦说：“你咋可回来了？”我说：“你只准我在家住七天。”他说：“你咋不多住两天哩？”我说：“你咋不多批两天呢？”两人都笑了。（由于我分发到连时，他就是我的营长，所以说话也不惧怕）这时师部驻清江，我们旅驻阜宁一带，当我回到阜宁不到两周时听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因为当时都没有收音机，我们每天晚上跑到电台听新闻，到十二月中旬奉命调河南洛阳以西新安县停止待命（准备进攻西安），在新安驻了十几天又调回原防，西安事变后，我营仍驻扎在板闸训练。那时候，我写了“家仇未报，国耻未雪，何以安枕！”贴在我床上的顶棚上，因而在训练部队时苦下身段，任劳任怨地干。
那时，我和副营长赵志道亲自到操场督训，白天在操场野外，夜晚我俩编教义刻蜡版油印凉干分发给各连并给每个士兵发一本，在淮阴印“步兵操”，是野外、勤务人员必修课程。曾在大伏天亲率官兵全副武装进入高粱地理，演习战斗，有的士兵热得晕倒后，马上服药救急官兵精神振奋、不畏劳苦，最后全军校阅时，我营名列第一。全军传令嘉奖，并奖给我营五灯直流干电池收音机一架（那时侯根本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每天下午休息时，各连齐集收听新闻或戏剧。
当在“七七”泸沟桥事变第二天，（七月八号）听到二十九与日本兵撕杀的情况，个个义愤填膺，斗志昂杨，有的士兵听后马上说：“赶快吧，我们打日本去！”我营从此更加加强训练。
到八月十日全军奉命开往河北北平外围。
我们部队北开时，天雨后平地积水，后叫部队由运河来，木船到达宿迁，又徒步行军到达徐州。当时我正在患脚气病，行动困难。到达宿迁后，乘公共汽车到达徐州，这天正是“八一三”沪战开始，我空军击落敌机三十余架的号外，沿途喊买的声音尤其的大，鼓励了士兵的战斗情绪。
部队在车站附近集结了几天，然后乘火车沿平汉路北上到琉璃河车站停了下来，徒步行军到团安县一带暂住了几天，以后开往房山西北，我团进驻杨尔岭，我营奉命在杨尔岭东北“4057”高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敌南下。副营长赵志道率七连在左翼高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我率八连在右翼，九连为预备队在山脚下露营。当天各连均进入阵地连夜构筑工事，翌日早晨敌人即向我阵地发起进攻。
首先以炮火向我阵地反复横扫，纵深轰炸，仅电话兵就受伤三人，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敌人向我阵地前进并以扔弹筒枪，手榴弹、步兵炮一齐放射，我们同仇敌忾，严阵以待。当敌人在我阵地前约百十米时，我方手榴弹、步枪、重机枪齐向敌人发射，敌人不支，向后撤退，继续用炮火疯狂轰炸，我守兵严加警戒，当放开进攻时我又集中火力击退来攻，第二天敌向我阵地反复猛攻三次，始终没有接近我阵地，左翼副营长，排长二人负伤，伤亡士兵数十人。
天黑后，敌人大部撤退，仅留部分部队与我对峙，彻夜用步兵炮，枪榴弹向我阵地发射，我仍然加强工事待战，当时我在右翼巡视一周，重新加强布置，命令八连严阵以待，我率两个传令兵爬上七连最高山头，沟深无路杂草丛生，非常难爬，竟爬了两个多小时，到后已是四点多钟，天刚亮时敌人准备拂晓进攻，轻重火力集中向我阵地轰炸扫射，忽接命令让我营往后转移，在迎风坡占领阵地，我将大部分部队撤下，命七连副连长淡世雄（泾阳桥底人）率兵一排掩护撤退，并把所有的手榴弹送上，当我刚从上顶下来走了不到百米，淡世雄率兵与敌反复冲杀，不幸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士兵伤亡十余人，“四零五七”高地被敌人占领，此后有十余日敌人再没有向前进攻。
我营到达迎风坡后，加急构筑工事，此处虽然地形低洼前沿有一条小河沟，杨树密布砍倒做鹿柴，在此经常派小部兵力向前方高地的敌人进攻。有一次又命令全营开往前方高地占领阵地。当夜大雨倾盆，我在雨地站了五六个钟头，一夜没有走出五里路，拂晓前大雨停止后，才到达前方高地，天黑前就派营部中尉副官李新山率兵一排在前方高地先筑一部工事待全部到达后在做布置，当我到达后，李副官告我说：“因为一夜大雨我没有完成构筑工事的任务，正准备自杀哩，队伍来啦。”我说：“你虽没有完成构筑工事的任务，这个高地总没有叫敌人占领，何况下了一夜大雨。咋能怨你呢？”在这里始终未见到敌人，第二天又转回迎风坡阵地，在这里依然加强工事严阵以待。
有一天，（日期记不起来），敌人天明就用炮兵向我阵地轰炸，尔后又用重炮数十斤向阵地左右纵深，反复轰炸，尤其在下午两点以后更加疯狂，正在炮轰最激烈时，后方来送饭，没等得吃罢，有的士兵刚拿起馍，忽然一声炮炸得连影都看不见了。营部传达兵刘金玉炸得半截腿从空中落下，王法唐炸得肠子抱在怀里，当时我给他包裹伤口后，送后方医院时半路就已亡故，我的电话就在第一线正准备吃饭，一个炮弹炸得电话机叮当的一生翻了过去，电话兵负伤。一个人头落到我的怀里，肠子炸到我的嘴里和帽子上，营部八个人中只剩了我和负伤的赵怀璧和传达班长张学信，他的外甥也不知炸得到了那里，我刚离开电话机石头后，机枪连长郝鸿臣过来，正好刘金玉的一条腿落在我的前面，郝连长含着泪说：“我当你受伤了，听说营部都炸扁了。”我说快上前边战壕去，我们一起跑到重机枪掩护的战壕，我就拖着轻机枪向敌人扫射，炮弹炸得战壕前后震动，我一直守到天黑，又上前线去看，正遇到七连排长朱正印前来报告说：“我们阵地前边叫日本鬼子进来了。”我说：“兵哩？”他说：“还在打着哩”我说：“兵在打着哩，你当排长的来报告，你先退却，兵还打着哩，你赶快把敌人打出去，要叫敌人进来我非杀了你不可。你赶快把敌人打出去。”
这时天已黑了，敌人也停止了轰炸，也停止了进攻了。以后进入朱排长阵地的敌人也被打出去了。当时我想起了操典上有句：“敌人已经和我们打得犬牙交错时决不能撤退。”我们只有严阵以待了，我遂派传令兵向团部联系并嘱咐一定要取得团部的命令并给了五块钱，叫一定要回来复命。我刚巡查了前沿阵地后，命令各连向左右友军取得联系并即时向我汇报。当时都向我汇报说：“右翼八十八团阵地没有人啦。”左翼是团长率一营在山上也没有人啦。我就用信号枪向左右联系确无回应。但没有命令仍要严阵以待，一直等到天明，向团部联系的人回来说：“见了参谋长，这是给你的信。”我一看，“相机转进”，我“哎”了一声，这算什么命令，马上天就明了，又来个敌前撤退，当即命令迫机炮先走，及机枪连先走，前后我召集各连每连留一个班掩护，其余全部撤离阵地。
一路尽是山，一边派少数人登山掩护后边向周口店方向撤退，快到周口店前面的山头，我让派兵作前进阵地，正准备休息一刻，实在饿得难走，敌人紧跟亦在后边上了山，我命令各连马上登上周口店两边的山头，重机枪一排布置在大道的两侧，迫机炮占领制高点封锁大道敌人，每连配属两挺重机枪，机枪连长守大道，七连守右翼山头，八连随七连，九连上左边山，当我把部队布置完已经到了下午。正准备吃点东西，一看什么也没有，正在念头一动，敌人又向七连进攻，我马上上七连阵地上去看，忽然敌机数架在阵地上空轰炸扫射，我刚到山脚，一枚炸弹向我丢下来，张学信说：“快卧倒。”他跑到前面一堵土墙后卧倒，我还站着看炸弹却照我下来，还未卧倒，炸弹落地却落在墙那边未炸，我和张学信只落了一身土。他说：“你真是有勇无智的傻大胆。”继续上山刚上到山顶一颗空炸弹在我右耳上爆炸，震耳欲聋。顷刻敌人飞机掩护炮火向我七连轰炸敌机还向我阵地俯冲扫射时彭少飞举起轻机枪向敌机射击，敌机未及投弹返回南菀降落，我官兵英勇奋战与敌白刃相交，连长，排长均负伤脱离战场，我即刻命令一班班长代理连长我亲自指挥战斗，敌人伤亡惨重无力再战马上撤退。
我们夺回步枪五支、轻机枪一支，这时我查看了周口店大路两侧地形部署情况，将近天黑，我们打得弹尽粮绝，当时留了少数人警戒，命于慎安经机枪手在大路上警戒，全部撤离前线向南转进。先令少数士兵过河占领山头警戒，然后其余再淌水而过。
当时，我两手血迹未干，顺便在河中洗了手脸，用双手掬起水大喝一顿。天黑以后十一点走到一个村庄，饥饿难忍就在此休息。向老乡找一点吃的，当时我所收容的士兵仅有三十余人，没有一个连排长，全都伤亡了，刚休息不大一会儿，大家都已经睡着了，我刚端起一碗小米粥，马上入迷，连碗也掉在地上，就没有吃成又把士兵叫起来前进，直到出村遇见大部分部队和团长，这时鞋袜都已磨透腿湿了半截，鞋里尽是泥沙，团长见我说：“赶快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天明战机就来了，不敢在这里停。”我马上就和士兵躺在地上睡着了，天快明时，我忽然醒来，就叫团长说：“天快明了，快叫起队伍走吧。”马上离开村子南进。
还在行军间，果然敌机飞来，部队马上卧倒，敌机投下几颗炸弹向南飞去了。又继续行军到达赤土村后，团长告诉我：“我们掩护汤恩伯由南口撤退已经完成任务，命令部队南进。”在这里收容整编以后，经涞水、易县、满城、唐县，以后渡过滹沱河南岸占领阵地，阻止敌人过河南进东至平山县西河（不含）西至王母娘娘庙（不含）之间阻止南下之敌。两地之间约十五里左右，我重点的把兵力部置在靠近平山县河西一带，左翼仅派了一些班担任警戒，左翼尽系山地没有发现敌情，在此部队和民工家紧挖掘战壕、工事，前沿刚筑成已经到了下午，眼看敌人大部分部队驻扎河北岸，十余门大炮对我，露天放列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的跑开始向我阵地大肆轰炸，步兵淌水而来，正在摆渡中我端起轻机枪向敌扫射，打伤敌兵数名，将八连托世拉，拉上了北岸，敌人又以百余人一起淌水前来，我官兵沉着应战来攻之敌，天黑后炮火稍息，敌兵未再蠢动。第二天敌人的炮火又轰炸一天，把正在挖战壕的民工震死数人。三天拂晓前，敌人又以强大的炮兵向我轰炸，我守军严阵以待。
当夜由于电话联系，平山城内乱做一团，指挥官下令各军一致向南转进，当即布置每连当一个班掩护全部撤离阵地。向井弪方向挺进，当部队撤退后，走了十来里路时敌人炮火仍跟踪扫射。部队进入山地后，刚停止。敌人飞机三十六架嗡嗡的沉重的从头顶飞过来，未曾投弹和扫射。
又奉命进入山西娘子关，在南峪又与敌人会战，经过一天战斗，天将黑的时候敌人大举进攻，我营与敌人白刃交锋。击毙敌人无数，仅我营就夺获三八式步枪十余支、彭少飞副班长一人打死敌人数名夺获敌人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正在往山下走时敌人一发炸弹炸得半个臀部炸掉，就这还抱着缴获的枪支跌倒在途中，因此就殒命。真乃是可歌可泣。一直到现在在我的心中永生不会忘记。彭少飞系湖南湘潭人。
经此一战后又奉命开往太原。在山西阳泉停了一天，这时孙连仲总司令也赶到。我们正在部署警戒，孙老总指示对南天门应派队严加警戒。在此停了一天一夜，又向太原方向开拔。我部正在太原以东据说坚守太原，守军已将城角下炮兵掩体（），最后作罢。太原未战，我军又开始南调。在途中边走边等待命令。曾经过榆次、徐沟、太（）后，曾经在孔祥熙的家中住宿一夜。
又经过祀县、平遥、介休等县到达洪赵一带重新整编。补足各单位兵源，我团仍为30军八十八旅八十九团，我仍任第三营营长，（仅为我们一个团的命令），开往韩侯岭一带构筑工事，其他编余，官兵一律调后方（河南）。
在此整编完后，我团即向韩侯岭开拔，我营担任以东阵地构筑工事。营部住在旧当岭，这时已经到了十二月初，在此约有一个多月，始终未与敌人接触。在1938年元月间（农历腊月十九）奉命开往河南，经临汾、曲沃地区渡黄河到达渑池（这时正是农历腊月初三），由此开往汜水一带整训待命。
三月中旬奉命我师增援台儿庄战争。遂由汜水乘火车到徐州以北车辅山一带集中待命。部队进驻台儿庄运河以南。
三月二十六日，我营奉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当时他的指挥所在运河南的一个大桥底下）当面命令我带全营官兵歼灭城内窜入的敌人，与城东禹功魁营取得联系固守台儿庄。我受命后当即挑出三十五名敢死队，命沙纪成排长率领由西门冲入占领西城墙。其余各连一一布置完毕，我率七连冲入北街住宅，挖通个院的墙，逐屋搜进，在前进中有时隔墙投手榴弹、有时曾和敌人在一堵墙上掏枪眼，曾夺获敌人三八式步枪三支。
天刚明时通过一家房屋时因屋门敞开，我先头见过，看见街南屋内有敌人，刚说：“南屋有敌人。”七连连长刚一摆手，被南屋敌人打伤，马上用屋内空箱子装满土堵在门口。大家一起匍匐通过。
街道两边敌人经过一夜的血战残敌撤出街道逃到城西北角（这里有通向城外的交通壕）负愚顽抗。当天把敌人围在城角与我对峙，然后清理城内院落，敌尸狼籍，缴获步枪数支。八九连将敌人包围后准备夺取城角布置。彻夜双方枪炮声不绝，我官兵士气高昂、旺盛，在对峙中夜间受伤士兵血迹凝固仍坚持战斗，方知自己受伤。
第二天天明后，出了战壕我看见说：“你受了伤，血都干了，快去医院。”李祥林说：“我腿有点痛。”立即用裹伤包包了，才送往医院。还有几个士兵也是夜间受伤天明才离开战场。这时鸣迫机炮占领城内制高地点，直接瞄准城角下敌人进出的交通壕，重机枪两挺在城墙上阻击城外来增援的敌人，其掩护夺取土围子和夺取城角。布置完毕开始向城角攻击，全城火力一齐发，沙纪成率敢死队夺取土围子，一阵杀声四起，迫击炮打得敌人的战壕钢盔乱飞，声震云宵。土围子敌人死抗不出，沙纪成率敢死队搭人梯爬上土墙，手榴弹轻机枪齐发，将土围子的敌人全部歼灭。沙纪成壮烈牺牲，敢死队除两名伤员外伤亡殆尽，均壮烈为国捐躯，敌人在城角下遇城外的敌人反复增援与我对抗。我击毙无数。
最后城内交通壕全被我夺回，敌人始终未放弃进入的通道，我们一起向敌人进攻时，副营长赵志道负伤，连排长六名伤员。战后我与城东禹功魁亲自取得联系。敌人停了几天未动，我们正准备歼灭城下敌人进出的通道之敌。第二天拂晓敌人四十门大炮日以继夜的大肆轰炸，城内硝烟弥漫、飞沙走石、火光烛天、墙倒房塌，残不忍睹，我营官兵仍严阵以待。夜间炮火更加激烈，由于台儿庄正是背水而战，敌人竟以大批兵力再次进攻城里，我准备向敌后冲击（可谓离心转进）如果自己负伤即行自杀决不为敌所俘，待至天明敌人全部撤退。
当时台儿庄全城一片废墟，我团奉命追击北逃的敌人，城外弃尸遍野，并有我军击毁敌战车七八辆，其中被我军击毙的敌战车兵系日本海军陆战队，战车中的枪炮弹药仍留车中，当我军收复台儿庄后，总司令孙连仲亲自来到西门外慰问并将我营作战的情况刊于报端，我在《扫荡报》上看到将“仵”字写成了“许”字，我团配属炮兵当天向敌人占领山堡开始射击了一天，翌日拂晓前，命令我营在炮火的掩护下夺取敌人占领的山堡，我就率队次敌人的山堡前进，敌人用重机枪向我们的进攻人员射击，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跃进，敌人稍一间断我们就跃前一段，每次子弹都落在我们面前，光头连也跃至山下，还在登山的大部已经到达山堡，山堡高约三四米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这时我带着迫机炮和重机枪已到达山脚下，指挥迫机炮向山堡射击，通知后方的炮兵制压敌人的火力，这时敌人的炮火压倒我们的火力，而且我们的炮兵每次炮弹落在我们进攻部队的中间，炸伤我营很多士兵，前边官兵大喊炮兵是汉奸，除我迫机炮弹落敌人山堡中，炮兵一直未能准确地打中敌人，天黑前命令撤回郝湖，官兵义愤填膺大骂炮兵是汉奸，八连连长臂部受伤，下上后见我在山脚下说：“为什么不让夜间进攻，要熬下来？赶快给我一支烟。”我说：“你负伤了，赶快回后方。”他说：“这些孬种指挥官光知道叫熬。”十二点我随部队撤回郝湖。
部队在此休息两天后，奉命开往徐州，守备徐州，部队驻徐州以北地区，拟进入八里山国防工事未遂，因敌人在津浦线上占领了固镇，陇海线上的黄口被敌人切断，徐州被敌人包围，敌人的气焰非常嚣张，在津浦线徐州以北升起两个气球指挥，飞机每次三十余架向我撤下后进部队反复狂轰烂炸，整天用飞机跟踪追击。
当我师经过徐州车站时，见到几列车的伤兵和向前方运送的新枪支和弹药无人经管，伤兵在列车中的喊叫呻吟声不绝于耳，悲惨之状实属，当时正是夏收之际，天气炎热铁罐子似的车皮中为祖国流血的英雄们有无数在着“铁罐子”中怎能不令人伤心呢？怎不令人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大罪。
一天，在敌人飞机南进的部队在天将黑时停止在一个小村庄附近休息时，路边有一口水井经过往军队的汲取，水井快要干枯，吊上的水是黄色的泥水，就这样都挤不到跟前，师部警卫给师长取了一缸黄水一饮而尽，可以想象其他官兵饥渴的情况了。
从此以后，又经过安徽肃县、河南礼县一带进驻安徽毫县休整数日，奉命开往湖北广水一带，经安徽河南南部出武胜关到达广水以东地区整补，我由于在台儿庄作战有功，被升为176团中校团长，原本团团长李有德升本旅旅长，当时他曾经对上级说：“如果仵德厚不升任176团归属我旅，我宁可不当旅长。”我接任后移至广水以东某村（大概叫二）（记不起）庄整补。本拟在此休整些时日，由于武汉方面吃紧，不定什么时候要开去保卫武汉。
在这次部队南调时，走到安徽河南交界的叶集附近，敌人跟踪而来，部队刚集中进入村庄休息、做饭，我马上带了三个警卫兵和司令兵登上村对面南边山上，正用望远镜了望时，张学信发现敌人在我们脚下的山坡上爬，看到距离我们不到十米，他马上来开我向后退了几步。“你看见敌人就在你跟前你还看啥呢？”
当时我看见敌炮兵正在这条山下排列准备射击，我马上退后让号兵吹调号，连续吹跑步号，七连跑上了山，我说：“赶快占领阵地，敌人就在脚下。”敌人发现山上有人，马上就用空炸弹试射数发，都落在山顶上空。接着八连也全部登山，我当即命令八连向左翼占领阵地。顷刻，之间七连一个班占领了前边一个突出的山头，马上与敌交锋，敌以大部兵力与之格斗，最后除伤亡外全部被敌人俘去，敌人的炮火不断地向我轰炸，部分敌人已经上到山顶与我白刃相交，官兵英勇奋战终将冲上之敌击退。
正在战斗激烈之际，我在第一线不敢离去，即令电话兵架设电话，与左翼八连和九连联系，战斗到天黑后，敌人撤退我才离开第一线，指挥台安在半山坡上，我们仅以不足二百人的一个营竟占领了四五里的战斗面，真是要提高警惕，敌人与我营对峙一夜枪声不绝，准备第二天再战斗。天明后敌人又开始炮击，仍在对峙中，到下午一时，团长召集各营长个别面授命令：“部队仍向南开，马上脱离阵地。”我说：“又来个前欲撤退。”我回营后对各连转达了命令。让每连留一个班，把所有的炸弹集中送给这个班，每人跟前放一箱炸弹，每人距离要在百米以上，其余撤至前方道路拐弯的山后集中。我登高用望远镜了望，截止下午三时，我营全部离开阵地向南开拔了。
在广水以东驻守整训补充时，有一两月时间，忽然家母送了我妻杨菊林刚到，正是接受命令准备开往大别山一带保卫武汉之时，我整日忙得领发枪械弹药以及补充人员等，一会儿也离不开电话机和分发武器，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我妈包了饺子给我送来一碗，急急忙忙囫囵吞下，竟在这一天一夜的时间里连妻子的面也忙得没有见，我妈说：“几年不见，你跟人家说说去吧。”我说：“哪有时间。”我妈“哎”了一声，第二天部队开拔，她们就回家去了。
部队开到豫皖鄂边区后，我师归七十一军宋希濂指挥，我团奉命接替了七十一军沙窝一带防务，在此继续加强工事。敌人每天向我阵地炮击，我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严阵以待。每天上第一线观察敌情，加强布置。在阵地后方的制高点上布置了支撑点，上面配备了重机枪六挺、迫击炮两门，士兵一个排归机枪连指挥，作为阵地的支撑点。过了两天敌人开始用炮兵向我阵地轰炸，步兵向我阵地开始进攻，我官兵沉着应战将敌人击退。每天的反复进攻都被我们击退，敌人伤亡惨重，我步兵每天都有大部分伤亡，官兵战斗了一天，天黑后敌人停止了进攻，我官兵加强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工事及铁丝网。清理战场、运送伤员，象这样的战斗每日如此持续了有两周。
正当敌人停止进攻时的一天，宋希濂陪苏联顾问前来视察我方的战斗情况，部队布置并到第一线去看，见到我指挥所设在第一线迫击炮阵地，顾问说；“指挥所不能设在第一线炮兵阵地，这是违背原则的。”我说：“看清敌情便于指挥。”回头他又指着阵地右翼的高地说：“你右翼高地配备重机枪没有？”我说：“不但有重机枪还配备了迫击炮。”他点点头随宋希濂走了。
当他们走后第二天，敌人以强大的炮火向我阵地轮番轰炸并施放烟幕弹向我阵地冲上，虽视力模糊但我官兵仍严阵以待，当敌人冲进我阵地前，我守兵以手榴弹轻重机枪齐发，我战士跳出战壕与敌人白刃相交。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云霄。敌人伤亡较多。
当时我在一营营长指挥所指挥，马上来报告连长负伤，排长阵亡。当时一营营长张棋急得说不出话来，我即命二排排长王智勇代连长指挥，敌人竟反复冲上三四次均被击溃。天黑后前进突出阵地金鸡岗被少数敌人进入，炊事员送饭时看见电话机在战壕扔着，有几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哎吆哎吆的过来，马上挑着饭桶回来告诉我，由于占领金鸡岗的官兵几乎伤亡殆尽被敌人钻进，我马上带一排跑上金鸡岗，几个鬼子看见人来了，慌忙放了几枪就跑了。当我搜索前面最前进的战壕里还有四个新兵还端着枪守着曾说：“我们看见敌人上来，把一箱炸弹都扔完了，鬼子也没有上来。”（以后战斗结束在整训时授予这四个新兵金鸡岗四壮士的称号并传令与金钱嘉奖）这都是后事了。
我团一天伤亡五、六百人，连夜修理工事设置了铁丝网，清理战场，运送伤亡，在此每天与敌人交战，敌人伤亡惨重，我团伤亡颇丰，以后又增援了四个营，每天敌人天明即用大炮轰炸施放烟幕掩护进攻均被我击溃。最后竟大肆施放毒气。用烟幕掩护炮火最为激烈，仅电话线就打断了十余条，查线兵负伤三名。我用电报与旅长报告情况，忽中毒气（催泪性与喷嚏性的），立即无法说话，马上戴了防毒面具跑到前线指挥。敌人更加嚣张，集中向我阵地冲来，我们的守兵斗志昂扬，向来冲的敌人集中火力，手榴弹、迫击炮、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开起，杀声、炮声与刺刀相刺发出的声响震彻云霄， 敌人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
这次战斗，震动了后方一切指挥官，天将黑的时候，各方电话询问情况，我随即回答：“只要我在，阵地就不会让敌人进入一步。”旅长袁有德问道：“前方伤亡情况怎样？究竟有多少兵力？能不能继续防守？”我当时悲愤交加，我说：“刚才枪停了要问我，我还没有细查完毕，你叫我马上来，我咋能知道前方还有多少人？”我在一气之下说：“敌人没有打死我，你就逼我，干脆你把我枪毙了吧？”以后我又在电话中说：“我早不想干了，你不杀我，我干脆撤了，我早活够了。”过后旅部中尉副官范钟前来告我说：“你跟他闹啥呢？你不要不干了，毛主席已派人到东北去了，你不能不干。”以后又给了我一本单行本《论持久战》。
这次战斗，是自抗战以来对敌战斗时间最长，伤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一次。
像有一次早上，我正在半山腰一间草房（做饭的地方）吃早饭，忽然敌炮开始轰炸，一颗炮弹正好落在门前，把我的帽子震到米汤桶里去，跟前的传令兵李桂林大腿被炮弹炸飞，当时我给裹了伤，送往后方医院（他在娘子关负过伤的，这是第二次负伤。）又有一次，我们刚在吃饭地点，一颗炮弹落在了路上的桂花树上，树身不知炸到那里去了。 我团全部和增援部队的177团的三个营和三十一师的一个营在战壕战斗了三十六个昼夜，总算最后换了防，又补充了一段时间，在农历八月十五的那天，敌人白天整整用炮轰了一天没有进攻，夜间我召集各营长研究战斗情况和鼓励各阵地官兵的情绪，正好后方由武汉带来的广东月饼、白兰地和日本河豚，能在战场上过这个八月十五，真是三生有幸。我每到八月十五回忆当年的情景尤在眼前。我竟能幸存到五十九年后的今天真是不容易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我团换防时生还的仅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炊事员、饲养员、干部幸存的很少。大部分壮烈殉国，想起不觉泪下。
我们三十师归宋希濂指挥，他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是不正确的，根据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武汉会战中，在豫鄂边区，在富士山、沙窝一带，阻击日军第十师团第十三师团进攻，由于将士用命坚守阵地，与日军激战四十九天（日夜），日军仍然不能突破我军阵地，相反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侵华史记载：“第十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大部分和宋希濂部激战，遭到顽强地抵抗，损失严重。”等话。我军伤亡近万人，这反映了战争的残酷与激烈。通令全国嘉奖并授予（补充一点：在沙窝战斗中有一天晚上孙连仲亲自来前线慰问，叫我当即将缴获敌人枪支、太阳旗照片照下，我都一一照办。）
我没有功，官兵以华胄荣誉勋章。
我部由沙窝撤回开到河南一带补充，我被授予华胄荣誉勋章并任官为上校官衔。我受到嘉奖，潸然泪下。想到为祖国壮烈殉国的无名英雄，你们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今天竟让我这个幸存者受到国家的嘉奖，我怎么能不悼念那么呢？你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会永远载如史册，人民的英雄永垂不朽！
自沙窝调河南舞阳整编补充后，于1939年冬季又调信阳外围攻势，我团改八十九团时对骆驼店进行攻击（这次整编就把旅的番号改为团的番号，成了原30师属三个团了），只是每天夜间进行佯攻（牵制和扰乱敌人）并未进行真正的大战。
1940年初又调河南南阳唐河一带阻攻西进只有小的接触并没有大战，并到夏秋之际，大部分敌人窜到宜昌，我部由河南尾追，有时夜间行军遇到天雨，一夜竟走出二、三十里（由于山路崎岖没有大路，部队行动非常迟缓）。当经过湖北巡监司以东河滩的时候，敌人在此夜宿，有敌军打死老百姓和牛马，尸体腐烂后生蛆流入河中，士兵渴极了，都用手掬水喝，牛死后都没有了半个屁股的，臭气熏天，部队经过的时候大多都发呕，天明后见到马乘都变了颜色，有时沟里打伤的日本鬼子还在一堆，日本兵在死人中大叫，谁也顾不上前去看看或营救，看到这种惨无人道的状况，更加对日本主义军国主义头头的痛恨，更增强了我们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我部一直追到当阳一带停止追击。
第二天又开拔转回河南南阳、唐河一带，我团驻源潭，这时由西峡口留守处回来的跟随我留在家中七年，第一次出外，就因病死在西峡的妻子杨菊林的干侄子魏松泉哭着告诉我消息，当时虽然有些悲伤，感到实在对不起她。
我师在宜昌追击敌人返回河南后，又开往湖北南漳刘家集与敌人战斗了一个昼夜，打死敌人数百，并俘获敌人的枪支弹药钢盔无数，太阳旗数面（我军仅伤数人），敌人因不支而撤退，以后将俘获战利品阵列一场，前来观看的老乡络绎不绝。
后来调谷城驻一段时间又返河南。
在今年刚过年后，又开往信阳西吴家店一带阻敌西进，我团奉命在此地以西高地占领阵地，在行军途中天已经黑就地露营，我召集营长们开会研究作战情况。
天气极其严寒，我们在半道一间草房中休息，半夜冻得不能支持，就躺在草房的地上盖上稻草，结果还是冻得不得了，张国权营长说：“给我再加上一条板凳吧。”大家又冷又可笑的说：“没有听说冷了盖板凳的，这真是一件难忘的事情。”
天明到前方布置好队伍，敌人就发动进攻，战斗打得极为激烈，敌人在数十门大炮的掩护下，向我阵地冲来不下七八次，终被我击溃。敌人伤亡惨重，在一天的战斗中，我军仅伤亡六百余人。
天黑后，敌人停止进攻，我们加强工事准备再战。敌人不断的向我阵地射击，看到敌方的汽车运动频繁遍地烧火，未知敌人行动。当时有两种判断：一是敌人准备明天大举进攻；二是敌人准备撤退。当时除严加警戒外，并派人连也活捉敌人警戒哨兵。由于敌人警觉性提高，当我们快要接近敌人的时候，一阵机枪步枪向我阵地射击，一夜未获一个活着的敌人，仅在死亡的敌兵身上搜回些照片和天皇的保命符，结果拂晓前敌人全部撤退。
我团就在吴家店一带整训些时日，又奉命开往小林店阻击敌人西进，我提前于拂晓前出发便于观察地形，天明后部队到达，我即部署各营防守阵地，加速构筑工事。次日，敌人以数倍于我方的兵力向我阵地前方数十门大炮一起狂轰烂炸，我守兵情绪激昂、严阵以待。当敌人向我阵地冲上时，官兵沉着应战，手榴弹、轻重机枪齐发，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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