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中国
2020-12-02 08:24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步入“而立之年”。
过去30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还在时代潮流中蓬勃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
时移世变，如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继往开来，中国资本市场继续砥砺前行。今年新《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在当下历史节点，原深交所副总经理、前国信证券总裁、现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胡继之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
胡继之表示，“目前正是银行信用转向证券信用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将出现大规模证券化的过程，资本市场扩张程度和边界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而适应未来市场的金融方式和品种将会以全新的形态大量涌现。”
资本市场波澜壮阔的30年
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过去的30年？胡继之认为，应从改革开放40年信用发展的三次递进进行解读。他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信用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伴相随，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由“实物估值，物物交换”向“货币计价，等价交换”转变。经济货币化的意义在于由实物经济形态转向货币经济形态，从而适应并推动了经济层次提升和空间扩张。
第二个阶段是银行信用的崛起，银行从财政的钱柜子逐步变成经济发展资金供应的主体。“银行信用的意义在于，随着改革带来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经济产出增加和社会游资增多，国家通过银行机制把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能量。这个过程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高速增长，解决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银行信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主体推动力量。”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谈到。
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信用出现，其标志是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证券信用的意义是，在银行信用之外，通过市场直接筹措资本，形成了银行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在胡继之看来，这是波澜壮阔的30年，而且这一阶段有其不同于银行信用的鲜明特质，主要体现为：
一是交易所成功建立起一套信息技术交易系统，摆脱了经典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式，使我国广为分散的中小投资人能够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数量世界第一，交易笔数和换手率也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二是大量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资本市场第一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显示出特别的能量；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迅速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生力军。
三是随着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兴起，特别是公募基金的崛起，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短短30年就超越了成熟市场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市场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
“不过，早期的证券信用依然带着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诸多痕迹，特别是发行审批制带来了一些有悖市场基本原理的现象。”胡继之指出。
首先，审批制意味着国家背书，实际上是国家信用在市场上发生作用。
其次，由于有了国家背书，大量企业首发股票价格窗口指导，导致申购新股成为了一种福利分配，扭曲了直接融资“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意。
第三，管理层在操作过程中会无形地通过审批来调节股票发行节奏，对市场产生影响，以达到人为设定的阶段性目标。
第四，由于审批发行的可控性和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往往造成股票供应短缺，从而推高了股票交易价格。
第五，由于企业审批上市之后难以退市，壳公司往往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
就在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会议指出，要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胡继之认为，这是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的真正开局。
一个大规模证券化时代正在来临
注册制改革，是A股资本市场新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落地，A股IPO融资金额创出新高，资本市场功能得到强化，有力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前11个月，A股市场首发融资规模合计超过4200亿元。而在过去三年（2017年-2019年）IPO融资额依次为2301.09亿元、1378.15亿元、2532.48亿元。
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强调，注册制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大力开辟直接融资市场的新局面已经正式到来。相对于前30年的市场来说，今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
“第一点，注册制就意味着国家不背书，还其市场本来状况，通过规则让市场的基础和常规层面实现市场自治。第二点，一切市场行为的后果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要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理念贯穿一切行为的始终。第三点，随着新兴市场形态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备，包括底层制度的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真正适应市场参与主体的基础制度和运作机制、与融资人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等等。第四点，政府公权力在市场的应用范围大多集中在打击欺诈融资领域，交易所主要负责日常监管。”
胡继之判断，由于国家对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改变，今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有望加快形成，由此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证券化局面。他谈到，从信用发展角度而言，下一步将是整个经济体证券化的开始。“类似早期一切实物都货币化、一切融资活动都银行化，这一次证券化的过程会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领域扩展。”
在他看来，随着注册制的常态化，今后有望在三大领域形成基本局面：一是很多实物形态可能向证券化方向转化；二是大量资本性融资行为以证券化为主导；三是在以现有金融资产为基本品种的基础上，金融衍生品不断进行延伸和拓展。“目前我国大规模发展证券信用的各种社会基础条件都已具备。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和信息文明时代的趋势，如何实现证券信用大规模发展，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得住未来局面。”
在资本市场边界问题上，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首先从权益层面来看，无论是监管抑或券商，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主要是“标准化证券”，往往以是否上市作为直接融资的界限。但他认为， 所有企业对外部的资本筹措行为都属于直接融资，因此都属于资本市场的范围； 这就意味着比目前只注重上市公司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为基本范围的市场边界要广阔得多。
他谈到，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建设将是重要布局。“真正股权市场的出现实际上能大幅拓展资本市场的边界”，胡继之向记者判断，“未来以交易所为最高形态的市场顶层，加上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市场底层，会形成一个相得益彰的资本市场层次架构，这种架构使得市场既能够解决成功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直接融资，也能够广为适应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灵活解决广大中小企业非标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将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全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局面。”
其次，从固定收益层面来看，很多领域都会向证券化形态发展，从而扩大资本市场的边界。他以国内房地产行业举例，认为地产行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银行系统解决融资问题，天量的房地产债权沉淀在银行手里，既加剧了银行的风险集聚，又没有体现出房地产的真正价值。而今后通过发售REITS、物业费证券化、运营收益权证券化等证券化工具，既分散了风险，提高了资产流动性，还能在交易过程中充分体现不动产的价值。
“未来券商”的可能形态
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根植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会，券商不同业务条线都将直接受益。但需注意的是，在不同上市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券商发挥的功能角色会有所不同。如何提高竞争力，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业务转型升级……是业内共同探索的话题。可以预见，券商发展形态及行业生态未来将面临重构。
胡继之表示，在我国证券信用发展早期，一个主要短板就是券商功能不足，能量不强。“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货物贸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证券公司所承载的能量与国家赋予资本市场的使命相距很远。”
“面对以注册制为标志的未来资本市场，还有大规模证券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券商究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形态，我相信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深深思考的议题。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大转折时期，券商如何在信息文明时代下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寻找答案。”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在胡继之看来，未来券商应当着力从5个层面来提升核心能力。“首先是价值发现能力。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信息文明则是提升生活品质。现在已经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越来越多有特质的公司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资本市场中准确发现和定义各类公司的真实价值，这是券商最重要的核心能力。”
第二是价值传播能力。在发行审批制下，由于行政定价、供给短缺，往往造成股票供不应求，券商无需广为传播企业价值。注册制实施后，一家企业能否在市场上实现其发展目标，除了价值发现之外，券商如何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广为人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
第三是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券商自身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来壮大自己的能量；二是如何使社会现有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中得到最佳配置，特别是要在IPO之外，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最佳的、合理的发展。
“第四是财富管理能力。市场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金融总量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成倍地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的财富增长主要是由银行推动来完成的，今后将越来越借助于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能力的提升，这样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
“第五是风险驾驭能力。我们应该深深地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券商本身就是以驾驭风险和管理风险为基本内核的；因为资本市场在风险嬗变上的能量要比信贷市场高出很多倍，所以风险驾驭能力是券商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一门内功。”
采访最后，胡继之满怀期待地谈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表示，已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直接上市并发行新股的提议。企业直接上市真是一个巨大变化，互联网时代券商的角色调整也属必然且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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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新华社快讯：根据宪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肖捷为国务院秘书长，王毅为外交部长，魏凤和为国防部部长，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苗圩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巴特尔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刘昆为财政部部长，张纪南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陆昊为自然资源部部长，李干杰为生态环境部部长，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鄂竟平为水利部部长，韩长赋为农业农村部部长，钟山为商务部部长，雒树刚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孙绍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根据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前几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　　如今，答案揭晓，接任央行行长一职的是易纲。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接任者易纲　　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4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已经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二十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面对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1、“秀气”的官员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这么说，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2、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　　据公开资料显示，1976年，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在当时，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要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便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领导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说，“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　　央行官员说，易纲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比较认同，反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套路。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易纲就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随后，伴随着徐滇庆、朱民、汤敏、左小蕾、许小年、梁能、王辉耀等人的激情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会”。　　回国后的易纲带着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想，开始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金融秩序、流通秩序的无序状态。　　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的海闻对媒体提及那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很简单，就为了一个理想。”　　事实上，海闻、林毅夫、易纲早在留美期间就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谈到：“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易纲不仅对金融领域非常了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关注。　　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2003年，在他撰写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3、易纲谈如何看待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今年60岁。今年3月9日，他随周小川一起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在回答问题时，不经意间尽显专业本色。　　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随着市场深化发展和金融创新，使得M2指标和经济走势相关性变得模糊，预测性变得不确定。　　他指出，近几年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国际上各国都淡化了以M2作为指标的做法，两者之间相关性下降是一个规律。针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更注意盘活存量，优化信贷存量结构，这样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M2合理增长和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表示，货币政策松紧主要看几个方面：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力度。二是看对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看中国经济很多创新亮点能不能及时得到货币信贷等各种融资方式支持。　　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实体经济能不能得到各方面有效支持，能不能创造一个防风险、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稳定环境，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看，也是松紧适度、基本稳定。易纲指出，主要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改革者周小川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3月9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在两位副行长的陪同下，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一位记者问及“在漫长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特别难忘和特别遗憾的时刻”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　　周小川的回答简短而充满智慧，他用发布会的主题“金融的改革开放”呼应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1、与央行同龄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29日，其父周建南，江苏宜兴人，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其出生之年，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年，1948年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　　周小川任职央行15年大事记：　　2002年12月底，正式出任中国央行行长。　　2003年，开始启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至201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顺利完成上市，跻身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　　2005年7月21日，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　　2009年7月，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并于2010年、2011年先后两次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国。　　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再度启动。　　2013年6月，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流动性的“钱荒”洗礼，央行成功处理了这一流动性紧张局面。央行实施调控，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　　2014年开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频频布局。　　2015年，三大政策性银行接棒改革。　　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条例》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开启。　　2015年8月，“新汇改”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2、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　　2002年至今，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15年间，经济“转轨”过程中，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亦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周小川任务艰巨。　　恍惚间，15年过去。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把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将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努力抵御着随时可能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类风险。”2016年，有媒体如是评价周小川。　　3、神来之笔，国有银行改革操刀人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率按四级分类为21.4%，按五级分类达25%左右；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称。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刚接受了首轮2700亿元注资，且在周小川的率先推动下，四大AMC相继成立，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　　再次注资，钱从何来？彼时周小川将银行注资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汇注资。2004年1月，新华社称，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神来之笔。”一位央行系统官员评价称。　　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已是事实，一系列改革后，目前四大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4、人民币国际化路上的战士　　在周小川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贡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动，周小川因此被誉为“人民币先生”，如境外媒体此前所言，周小川“未来会因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被载入史册”。　　在记者会上，周小川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成果进行评价，并勾勒了这项改革的未来。他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的政策该研究的都已经研究了，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场改革大幕开启于2005年的汇改。　　人民银行宣布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开始对美元脱钩，争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不过过程较为波折，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同时叠加中国A股出现大幅调整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性抛售”。2016年2月，中国央行官网发表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他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彭博称。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权重10.92%，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元（41.73%）和欧元（30.93%），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民币为国际市场所认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　　原IMF副总裁朱民称，“入篮”表明人民币得到了整个国际的认可，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断推进，目前，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92.5%。　　5、“艺术家”周小川　　鲜为人知的是，小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去年，就有外媒朋友写过，1998年11月，最大的对外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悄悄出版了一本关于音乐剧的书，第一作者就是周小川。 这本题目为《音乐剧之旅》 的书“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音乐剧这门艺术形式”，让诸位避免“遗漏掉本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　　外媒还提及，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想必体力惊人。1998年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口，在采访中，该书的责任编辑说当时的周行长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音乐剧。　　此外，小川还是运动爱好者，尤其爱好羽毛球。央行内部就有个员工“羽毛球队”，据说小川也是经常打头阵。去年10月，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还在华盛顿开会时送了一套羽毛球拍给小川。　　去年3月的“两会”发布会上，“69岁的周小川换了一块表”意外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那时，小川戴了一块银色铝金属表壳搭配冷银配白色耐克运动表带，“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运动手表自带暗示：这名业务精湛的技术官员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有市场人士称。　　在国际舞台上，周小川也因经济领域之外的兴趣特长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国际同行。热爱体育和音乐的周小川颠覆了外界对于中国官员的刻板印象。　　在2016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这位老朋友时称，“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流利的英语、极高的专业素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友谊。一个真正优秀的央行行长，除了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能力，包括上述对艺术、运动的热情，以及与市场沟通的能力。小川与国际各界沟通毫无障碍，也从来不用翻译，这可能也是他在国际上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来源：新华社 中国基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