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各国的“普通话”确实不一定以首都方言为基础。　　方案一共有三种：以单一方言作标准语、以混合方言作标准语、以“文言文”作标准语。　　以单一方言作标准语的国家最多，其中大多数以首都方言为基础。代表国家包括中国、日本、俄国、法国等。也有不以首都方言为基础的，比如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　　混合方言作标准语的情况少些，代表是德语、瑞典语、挪威语、波兰语、波斯语。　　还有一种方案是基于古典语言，结合现代口语制定标准语，例如标准阿拉伯语、现代希伯来语、标准捷克语、纯正希腊语。　　至于采取哪种方案，关键还是落到两个字上：国情。　　国情大致可以分三个层面：　　其一，历史上政治中心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乃至到现代是不是还有多个政权？　　其二，哪些或哪种方言积累了深厚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在书面文学当中？　　其三，是否涉及去殖民化和民族主义的问题？　　按照这三个层面把国情分析一遍，就不难发现，中国选择单一方言作标准语，而且还是“首都方案”，是有必然性的。　　我们倒着来做排除，首先看看把古典语言作为标准语基础的国家都是什么情况。　　古典语言是死语言，是某一时期古人的口语，后来只用作书面语。它们虽然拥有很高的文化地位，但早已不再是任何人的母语。　　汉语文言、拉丁语、古典希腊语、古典阿拉伯语、古典希伯来语、教会斯拉夫语、梵语、巴利语都是这样的古典语言。　　以死语言为基础制定标准口语显然是个成本很高的事情，因此压根不在大多数近现代国家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在两种特殊情况下，这种方案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民众的语言太庞杂、太分散。例如以色列建国时，来自各国的犹太移民连通用语都没有，使得“复兴”希伯来语成为可能方案。　　再如阿拉伯国家众多，地域分布极广，又没有权威极高的书面方言，因此基于《古兰经》的语言制定标准阿拉伯语也就势在必行了。“阿拉伯国家”数目众多，且缺乏中心的格局，使得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基于古典阿拉伯语产生。对于所有现代阿拉伯人来说，“标准阿拉伯语”事实上都是需要学习的第一外语。　　第二种情况，就是受去殖民化后的民族主义驱使，宁愿“费点劲”使用古典语言，也要排除掉现代口语当中的“不纯洁”因素。1976年前，希腊政府长期推崇“纯正希腊语”，拒绝采用“人民希腊语”方案，就和希腊从土耳其独立而来的背景息息相关。　　现代捷克人的口语“普通捷克语”和书面语“标准捷克语”依然是两套系统，后者的地位是由19世纪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确立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要和德语划清界限。　　总的来看，这两种情况在中国显然并不适用。所以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当中，知识分子的诉求是让白话文攻占文言文掌握的书面领域，而不是让文言文“复兴”重新变成百姓的口语。　　接下来，我们看看采用混合方言方案的国家都是什么情况。　　采取这种方案的典范，是德语。　　中世纪以来，德意志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分裂当中，语言也高度驳杂。有说法称，19世纪前的德意志连一句通行全国的脏话都没有。　　16世纪初，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德意志本土主义者开始用德语而非拉丁语印刷宗教文本，传播新教时，他们就得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怎么才能让尽可能多的人看懂。　　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找最大公约数，把几种主要方言混在一起用，让各个地方的民众都能看个大差不差。　　不过，这个方案并不是搞方言平均主义，还是要讲究比例的。在以混合方言为基础的德语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东德地区的萨克森方言。　　主要原因在于，东德地区是中世纪日耳曼人移民运动形成的垦殖区，当地方言不像其它地区那么驳杂，受众比较广。此外路德的赞助者正是萨克森选帝侯。　　最终，德意志历史上的特殊国情成就了标准德语的混合方案，而且主导者并不是维也纳或者柏林，也不是传统文化中心法兰克福。德语方言片区地图。德语方言古来无比庞杂，直到现代，南方的高地德语和北方的低地德语仍然难以互通。喜欢折中的德国人在历史上选择了混合方言作为标准语方案。　　在大伊朗地区，标准波斯语的形成过程和德语类似，也采用了混合语方案。虽然16世纪以来伊朗一直是个统一国家，但是伊朗和德意志一样，历史上具有鲜明的多政治中心、多文化中心特征。　　此外，北欧有三个国家也采取了混合语方案，它们分别是瑞典、挪威和芬兰，这三个国家的国情又略有不同。　　挪威和芬兰都是20世纪才独立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人口少，族群比较单一，且受到新生民族主义影响，又没有特别强的文学传统，也没有传统政治文化中心。　　因此，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偏好“民主的标准语”，也就是混合语方案。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案最好地顾及了各地人民的利益。而且，基于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还要刻意打压首都方言的地位，因为奥斯陆和赫尔辛基的方言“丹麦化”“瑞典化”最为严重。　　瑞典虽然是个古老的独立王国，但是它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并不强势，因此也采取了混合语方案。在20世纪，瑞典各地方言成份仍然在标准语广播当中“争奇斗艳”，也是一幕奇景了。和瑞典情况类似的国家还有波兰。　　在斯堪的纳维亚四国当中，丹麦是唯一一个采用了单一方言方案的国家。标准丹麦语以首都哥本哈根方言为标准，这和丹麦国土面积小、人口集中、首都强势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多数国家都和丹麦一样，采用的是单一方言方案。但是，这些国家的国情并不可一概而论，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些国家。　　在这些国家，采用哪种标准语方案同样可能出现争议，最典型的是意大利。　　在16-19世纪的三百年当中，有两种标准语方案在意大利长期竞争。一种是基于全国方言的混合语方案，另一种是基于托斯卡纳方言的单一方言方案。　　这两种方言的竞争在语言史上创造了一个重要概念——意大利语言问题（Questione della Lingua）。　　意大利和德意志一样，历史上长期分裂，拥有多个政治中心，语言高度驳杂。但是和德意志不一样的是，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方言在文学领域具有一枝独秀的崇高地位，这种地位是任何一种德语方言在北方比不上的。　　1861年，西北方的邦国皮埃蒙特得以主导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随着民族国家的确立，“语言问题”到了必须做出裁决的时刻。　　最终，萨伏伊王朝决定“以意大利的高贵文学传统为重”，选择了托斯卡纳方言，放弃了混合语方案。尽管在19世纪中叶，全意大利会说托斯卡纳语的人口还不到2.5%。和德国一样，意大利的方言极其复杂，混合语方案本来很有市场。但多亏了文艺复兴大家们的贡献，以及统一后罗马政府的决心，意大利最终还是采取了托斯卡纳方言的单一标准语方案。对于当时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托斯卡纳语是一门学习难度不低于西班牙语的外语，这也是阿根廷意大利移民被轻易同化的原因。　　相比意大利，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并不需要面临这种纠结。由于权力的集中，以及中世纪以来文学传统的确立，这些国家可以轻松选出一种强势的方言作为标准语的基础。　　莫斯科方言、伊斯坦布尔方言成了俄国和土耳其分别的标准语。在1920年左右，这两座城市先后重获和失去了首都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一直是本国的超级政治文化中心。　　英国选择了伦敦方言，荷兰选择了阿姆斯特丹方言，法国选择了巴黎方言，西班牙选择了卡斯蒂利亚方言。但是这几个国家的国情又有不同。　　严格来说，阿姆斯特丹方言既是单地方言，也是混合语，阿姆斯特丹集中了大量的移民人口，使得首都本身成为全国语言的大熔炉。而伦敦虽然也集中了大量移民，但是宫廷文化的强盛导致伦敦普通市民口音无法成为代表英国的“标准语”。　　在法国和西班牙，单一方言标准语各自面对着另一种强势方言的挑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用强力手段压倒了普罗旺斯语，但是西班牙就没那么顺利了——加泰罗尼亚语至今仍然不愿服从卡斯蒂利亚的权威——这是选择单一方言的可能代价之一。　　大多数选择单一方言的国家一定程度上都会面对这种问题。乌克兰的基辅方言需要“怀柔”西部方言；保加利亚采取的方案是让位于西部的首都索菲亚接受标准语东色雷斯方言；罗马尼亚方言之间差别较小，作为两国官方语言的瓦拉几亚方言和摩尔多瓦方言并不难调和。　　在标准语选择当中，后发的亚洲国家大多毫不犹豫选择了单一方言的“首都方案”。　　日本的标准语随着明治维新从关西迁到了江户。　　二战后独立的朝鲜和韩国也保持了昔日“京城”方言的地位。　　人口庞大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选择了德里方言作为标准语——虽然由于文字系统和用语不同，两国国语最终得到的名字分别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菲律宾国语的基础是马尼拉地区的他加禄语。亚洲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菲律宾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印尼选择了马来语作为国语，对于万岛之国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妥协方案。　　由此观之，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选择北京方言作为标准语基础，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六百年的首都、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庞大的治理规模、官话的强势地位、白话在书面文学领域的统治力......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北京方言的统治地位。　　至于某种方言存不存古，不好意思，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压根就不是个选择标准语的考虑因素。除非是像上文提到的以色列、希腊、挪威等国一样，有民族主义的考量。　　在中国，最强势的汉语方言粤语，也只是在歌曲等口语文学领域有比较深厚的积淀，在书面文学领域基本止于新闻、短讯等文体，尚无论文、小说等复杂体裁的作品传世。　　至于其它汉语方言，大多连书面领域都挤不进去，离粤语达到的高度还差得很远。　　所以说，从一开始，“普通话”这件事情就没有任何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