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1
一、工作目标
围绕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长远发展，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完善产业扶贫新模式，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和堵点，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着力拓宽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着力提升扶贫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着力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着力推动扶贫农产品和服务融入市场。
二、重点任务及分工
（一）动员社会各界扩大扶贫农产品和服务消费
1.引导扶贫帮扶单位、包保责任单位、驻桦国企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购买和协调销售扶贫农副产品，促进贫困产业发展。将“消费扶贫”纳入到扶贫日系列活动中，推进扶贫农产品与市场对接。注重“扶智扶志、智志双扶”，加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技能教育和培训，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脱贫能力。加强对驻村工作队的管理和培训，提升驻村工作队员帮扶贫困村脱贫致富能力，增强贫困人口走进市场、融入市场、利用市场的能力。将消费扶贫完成情况纳入扶贫年度考核指标，作为产业合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开展促销活动解决全市扶贫产品滞销问题。
责任单位：市扶贫办
2.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做好省级预算单位交易账号开通和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工作，将省级预算单位信息导入“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同时做好预算单位信息汇总和导入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3.鼓励各级工会按照有关规定优先到贫困村开展工会活动，在向会员发放节日福利、慰问品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品。
责任单位：总工会
4.引导各统战成员按规定到贫困村开展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委统战部
5.根据扶贫产品实际生产情况和市直机关局局属食堂需求，组织采购扶贫农产品；局属单位、委托监管企业如需临时用工，优先从贫困户聘用。
责任单位：市事管局
6.引导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品，优先从贫困户聘用职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引导教育系统教职工通过爱心义买和扶贫募捐方式购买优质扶贫农副产品。通过网络宣传、组织学校师生推介等方式，帮助贫困村销售土特产品。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8.引导卫生系统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农副产品，鼓励干部职工自发购买扶贫产品和到贫困村旅游。组织开展扶贫农产品定向直供单位食堂活动，优先采购扶贫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卫健局
9.引导市人民银行和各金融机构通过线下对接，直接购买扶贫农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客户资源优势，帮助宣传和推介扶贫农产品。引导金融机构整合平台资源，通过电商平台为扶贫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发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增强对贫困村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休闲农业等行业加大信贷投放。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建立新型信用监管机制，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责任单位：人民银行市支行
10.积极动员部队参加扶贫产品服务消费。通过《国防》等杂志定期推介扶贫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人武部
引导全系统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品。对有培训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农村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对符合创业培训条件并且具有创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开展创业培训。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子女进行免费技工教育。
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12.推进“民企帮扶脱贫攻坚光彩行动”，引导民营企业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扶贫产品和服务。
责任单位：市工商联
13.支持有条件的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商会、慈善机构参与消费扶贫，倡导社会组织结合自身专长、优势和活动地域，通过实施扶贫项目、结对帮扶、捐赠款物等方式，面向贫困人口开展消费扶贫活动。指导消费扶贫类社会组织在草编、农产品加工、物流、养老、家电维修、技术培训等领域开展消费扶贫活动。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
依托第二届全国百户农业企业进活动、第四届省优质特色农产品（浙江）宣传周活动，推动消费群体需求与扶贫特色农产品衔接。大力宣传我市优质农产品和农耕文化，吸引城镇居民在节日期间走进农村，开展休闲农业精品路线景点推介，繁荣农村消费市场。组织对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加强培训。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15.深入推进智慧乡村建设。对贫困村电子商务服务站进行智慧化改造，扶持建立消费扶贫示范企业和电商产业孵化园。加强培训孵化服务指导。创新改进农村电商培训孵化方法、拓展培训孵化内容，选派精干力量开展“电商专家下乡”活动，帮助贫困村积极适应农村电商发展新趋势、新模式。加强对贫困村电商培训孵化的指导，进一步优化培训孵化服务体系，提高培训质量效果,积极拓展营销渠道。继续支持贫困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产品跨区域促销，积极参与“名品全国行”活动。利用重大节庆和展会，推广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产品进商场、进社区、进展会促销活动，帮助扶贫产品扩大销售规模。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16.在旅游节庆期间设立扶贫专区，推介、展示、销售扶贫特色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17.利用省青年电商助力精准脱贫农特产品展示展销会，宣传扶贫特色产品，助力消费扶贫。
责任单位：团市委
18.利用省巾帼特色产品市集活动，展洽销售扶贫特色产品。利用“巧姐”草编大赛和草编市集，为“巧姐”产品搭建线上线下展示销售平台和技能交流舞台。
责任单位：市妇联
19.深化拓展“第一书记代言”活动，助推第一书记、村书记开发产品、打造品牌、开拓市场。会同日报及彩练等新媒体，宣传报道第一书记的扶贫故事和代言产品。在新时代e支部“第一书记代言”专栏，及时推送第一书记和村书记代言视频和图文，拓展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
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
20.持续开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题专栏。对接广播电视总台等新闻媒体，提供体现我市消费扶贫的新闻素材。组织市直媒体、新媒体平台积极向省媒体推送我市贫困乡村旅游资源、旅游特色产品。利用产品图片、视频、二维码多点发力，广泛宣传扶贫特色农产品，推介农产品品牌。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
（二）拓宽扶贫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
21.继续提升贫困村信息通信服务能力，为电商扶贫做好网络支撑。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22.在我市被列入“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县基础上，支持在基地建设、订单收购、新产品研发、低温冷藏库改造、生产工艺升级、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销售渠道拓展、品牌宣传推介等方面开展扶贫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3.通过参加展会展销、电子商务等渠道，推介和展示展销农特产品，扩大销售渠道、提升销售额。
责任单位：市供销社
24.加快完善农村物流网络。加快出台农村物流网络节点布局规划，形成以县级物流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服务点为框架的三级物流网络。同时积极发展客运班车小件快货运输业务，发挥乡镇客运站和客运班车网络优势，实现客货同站运输。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25.建立扶贫农产品滞销预警机制，组织大型电商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到贫困村采购滞销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26.推进邮政企业加大“一市一品”项目培育力度，实施分类管理，发展精品项目。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快推广“农产品+大同城”寄递服务模式。支持邮政企业培育“电商+寄递”扶贫项目，重点扶持贫困村培育特色地方农产品品牌。启动“快递进村”工程，完善农村服务网络。推进“邮政在乡”工程，按照稳定已建网点、扩大覆盖范围原则，完善“乡镇自营网点+村级服务站点”管理，持续推进农村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保障农村通邮、服务农村电商、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的多功能农村邮政综合服务平台。
责任单位：邮政公司
（三）提升我市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
27.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增强农产品生产者自我质量控制、自我管理、自我承诺农产品安全合格上市。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28.针对我市贫困村发展特色和需求，实施科技扶贫项目，推动贫困村经济发展，引导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向全市贫困村转移转化。组织开展“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选派相关专业科技人才，围绕当地产业需求，推广先进技术成果，提供形式多样的科技服务。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29.按照省市场监管厅要求，会同农产品认证中心落实促进消费扶贫认证工作。2020年底前实现对扶贫产品生产企业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在“质量月”“中国品牌日”活动期间，组织开展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等品牌展示和推介活动。开展农村食品销售环节规范化建设工作。组织部分扶贫对象代表深入有代表性消费场所开展一次消费体察活动。以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为重点，通过组织消费大讲堂等形式，提高贫困地区百姓识假辨假能力，降低购买假冒伪劣农资商品风险。
责任单位：市市监局
（四）促进贫困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30.投入旅游规划扶贫公益专项资金，选择一批具有乡村旅游优势资源、发展潜力和设施条件的重点贫困村编制乡村旅游规划；做好贫困村旅游资源、旅游特色产品宣传，培育和打造“吉”字号乡村旅游产品，推动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31.实施“畅返不畅”整治和老旧路改造工程，打造农村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32.支持我市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纳入省财政扶持范围的行政村每村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其中：中央级资金30万元、省级资金20万元）。充分利用省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争取筹措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33.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在县域层面完成村庄布局工作。协助建设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村庄编制村庄规划，合理进行用地布局。强化用地指标保障，优先保障贫困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做到应保尽保。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34.制定《市残联2020年巩固脱贫成效保障残疾人稳定脱贫工作计划》；开展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培训意愿的贫困残疾人掌握1至2门生产增收的技能；开展扶残助学工作，为贫困家庭残疾人子女接受中等教育发放扶残助学金。
责任单位：市残联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担当。市直相关部门按照分工要求协调本系统明确年度工作目标，落实具体推进措施，加强与贫困村精准对接，开展贫困村农产品摸底调查，制作农产品采购清单，针对消费扶贫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帮助协调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带动贫困群众增产增收。
（二）落实包保单位消费扶贫责任。各包保单位要积极帮助包保贫困村促销滞销扶贫产品，促销确有困难的由市扶贫办统筹协调解决；市扶贫办协调解决不了的，上报市政府帮助促销。非贫困村滞销农产品由扶贫办协调解决。
（三）建立调度考核机制。市发展改革局统筹协调全市消费扶贫工作，加强推进情况调度，跟踪工作落实情况，市相关部门每月上报消费扶贫工作推进情况。市扶贫办强化各部门消费扶贫工作考核，考核结果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考评。
（四）建立滞销农产品协调调度机制。市扶贫办做好调查摸底，掌握扶贫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建立预测预警机制，包保部门落实包扶责任，积极开展滞销扶贫产品促销行动。市发改局要及时对口上报我市促销、滞销扶贫产品情况。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2
一、措施及成效
1.购买集体经济产品。2019年春节期间，教育系统各帮扶部门到村、开展慰问走访，同时“以买代帮”采购村集体油坊豆油共1120公斤，帮扶采购资金共计2.24万元，受益群众共112户212人；中秋节慰问走访期间，共采购村集体油坊豆油865公斤，帮扶采购资金共计1.73万元，受益群众共173户300余人。
2.购买“因户施策”项目作物。2019年6月，教育系统各帮扶部门共采购蓝靛果约2000公斤，购买资金共计3.2万元，受益群众60余户。
3.购买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农产品。土豆、白菜、大葱、芥菜、面瓜，只要贫困户或非贫群众想要出售的，我们或购买或推销，全力帮助群众增加收入。扶贫日活动期间，所有农产品共计销售金额约9600元。各帮扶单位共购买、销售贫困户大白菜约5000公斤，约合人民币5000元，售卖5只鸡600元；帮助村贫困户销售面瓜590斤472元、土豆5000斤3250元、芥菜550斤330元。
二、典型经验
1.通过入户对接遍访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充分了解贫困群众的疾苦和需求，结合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实际情况开展帮扶行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以买代帮、以购代捐活动，从帮忙采收到推广销售，全力帮助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增加收入。
2.教育局每年对包保村集体经济投入一定额度的帮扶资金，通过加强村党支部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带头参加村合作社的引领作用，调动全村贫困户和非贫群众积极加入合作社，促进村集体经济增产增收。
3.在教育系统内广泛宣传包保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农产品，动员大家结合需求购买。
三、存在困难
有些农产品因市场需求不大，尤其是教育系统内各单位对农产品的需求有限，导致农产品滞销。下一步准备与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加强沟通，动员农户调整农产品结构，多生产价格占优势、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进一步增加贫困户和非贫群众的收入。
四、2020年工作打算
1.进一步强化包保工作。严格落实脱贫摘帽不脱政策、脱贫摘帽不撤派驻工作队、脱贫摘帽继续帮扶对接等扶贫政策，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帮助贫困户谋划“因户施策”“以奖代补”产业项目，促使贫困户增产增收。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3
按照我市扶贫工作的要求，我局认真对照脱贫攻坚考核指标，梳理了2020年度扶贫脱贫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现将扶贫脱贫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年度工作总体情况
（一）成立领导小组
根据今年机构改革、人员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了精准扶贫领导小组成员，由局长任组长，机关党支部书记任副组长兼分管领导，发改、商务、物价的工作骨干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细化了工作任务，明确了工作职责。同时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具体消费扶贫方案、措施，创建了由各负责单位人员组成的消费扶贫工作微信群，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二）广泛深入调研
我局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领导班子坚持每季度至少研究一次脱贫攻坚工作，安排部署具体举措，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全体帮扶干部坚持每月到所帮扶村开展至少一次驻村帮扶工作。调查了解村情况和贫困户具体情况，宣传上级有关脱贫政策并了解贫困户所求。将所了解的情况及时反馈给驻村乡干部和村两委，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三）听取扶贫专题汇报
我局领导每两个月听取一次帮扶责任人专题汇报，及时调整工作方向，明确工作重点。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贯彻省、市扶贫工作要求，高度重视，聚焦发力，扎扎实实地完成好各项扶贫工作任务。
（四）脱贫攻坚工作专题研究
我局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将精准扶贫纳入重要议程，及时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上级会议、文件精神，精心筹划安排部署具体举措，班子每季度至少专题研究1次脱贫攻坚工作。
（五）帮扶措施精准
我局严格围绕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的重点，按照“因户制宜，一户一策”的要求，坚持分类指导、分类施策，切实做到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努力促进帮扶对象经济持续健康。按照贫困户退出标准，以户为单位，年人均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具体有五项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安全饮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即可退出。2020年我单位帮扶的101名贫困户中已脱贫44名，严格按照贫困户退出的程序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销号。
（六）认真查漏补短板
我单位帮扶责任人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及时安排时间组织进村入户与帮扶对象对接，对扶贫手册中乱填、错填、漏填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各帮扶责任人深入到贫困户家中，一项一项认真核实了其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生活情况、致贫原因分析、帮扶记录等内容，并对存在错误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及时认真查漏、补缺、纠错，如实填写扶贫手册各项信息，确保扶贫手册内容真实、完整、规范,做到了扶贫手册信息、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三者一致。对填写问题较多的扶贫手册要及时更换、及时更新，对已经落实的扶贫政策或已经实施的帮扶措施要及时跟进，做到扶贫手册信息、调查表信息、系统信息一致、完整、规范有序。
二、年度脱贫工作开展情况
年初，我局就立足帮扶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精心制定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方案，确定了具体帮扶措施和目标，并逐一落实了帮扶责任，确保帮扶工作科学规范和有序实施，为脱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大力推进电商扶贫工作。
以精准帮扶为目标，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开展电商扶贫培训。在我局的指导和组织下，万爱科技有限公司坚持组织农产品种植户、贫困户进行电商基础知识培训，截至今年10月底，培训人员已达3000人次，其中培训贫困人口300人次；针对我市农村电商从业人员进行营销拓展培训，在电脑业务的基础上加强微信营销培训，到场参加培训200余人；为推广我市特色农产品、名优展品，与林业局密切配合，针对我市特色产品组织线上销售培训会，培训人员200人。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六个扶贫日，通过在社区、街道等场所悬挂条幅、大型商超电子显示屏等进行宣传，我市举办“邀您一起来网购”消费扶贫体验活动，营造消费扶贫的良好氛围。通过多渠道、多途径进行宣传，鼓励我市电商企业搭建贫困人口农产品网络直销平台。支持各大超市、本地电商销售平台、批发市场等设立消费扶贫专区，为贫困户农特产品销售提供便利。
（二）多措并举，保证多消费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1、将农产品采购意向表分两次发放给乡镇政府，要求汇总上报各贫困户9月份、10月份可提供的农产品采购表，其中：9月份的采购意向表共7个乡镇政府上报可采购农产品的贫困户33名；10月份的采购意向表目前乡镇全部上报，5个乡镇有可采购农产品的贫困户共7名。
2、汇总的农产品采购表已转发给教育局、爱心传递商城以及信誉楼等商贸企业，以便学校、商超企业与贫困户进行农产品对接。教育局已完成包括市区、乡镇在内的9所学校共9笔包括蔬菜、水果等产品的扶贫采购；扶贫平台——爱心传递商城每个月收购乡村贫困户的鸡蛋；截至目前，共完成消费扶贫额为20万元。
3、扶贫平台——爱心传递商城，通过收购贫困户农副产品，增加贫困户收入，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促使贫困户通过自身劳动脱贫致富。
三、存在问题
经过全方位动员及实施，消费扶贫工作已初具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1、我市没有贫困乡村，且扶贫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贫困人口的农产品小而散，小批量采购的成本比较高。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4
关键词 教育扶贫 教育贫困 问题 发展方向
一、引言
教育贫困指的是在教育中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匮乏总和，属于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三方面的交叉概念。1995年开始，我国政府针对部分地区教育贫困的现状，开展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无疑是我国开展教育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教育扶贫不能只局限于资金、物资等环节的供给，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益和质量才是重中之重。
二、当前部分地区教育贫困状况成因
（一）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管理机制结构不合理
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基础，从1985年开始，我国教育资金政策实施改革，施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由各地区县乡级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且承担结构极不合理。据相关统计显示，政府承担的教育经费之中，70%～80%由乡镇政府承担，9%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比重少之又少。
（二）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与其财政收入相矛盾
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在“以县为主”的模式下展开，因此县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决定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国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财政支出应遵循以下原则：省级政府教育支出应占总财政支出的15%，州级政府为20%，县级政府为35%。但据相关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级占52.36%，省级占11.15%，地市级占17.47%，县乡级占18.99%。作为主要经费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其收入却极其微薄，这一教育经费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矛盾亟待解决。
（三）我国对基础教育实行市场化管理
近年来，我国对基础教育实施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并未减轻受教育者的经济负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贫困地区民众的负担，加大了其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导致我国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公共性丧失，不能达到全民教育的目的。
（四）对教育经费的投资力度不足，教育资源严重匮乏
相关统计显示，当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投资力度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中国仅为3.4%。2016年，我国在教育经费投入上达到6%的目标，达历史最高，但相较于美国的7%、印度的6.7%仍具有一定距离。长久以来，我国一直存在教育经费投入较少，且分配不合理等现象。例如，资金在城乡分配上，往往更倾向于城市，致使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教育层级的分配上，高等教育的投入日渐膨胀，基础教育的投入则日益减少；在不同学校的分配上，对重点或示范性学校的投资远远高于普通院校等情况十分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匮乏，也是造成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教育扶贫的有力措施与发展方向
（一）教育与贫困的关系
教育作为一项有目的、有组织的传授知识与技能的社会活动，其根本价值在于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实现个体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作为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它是提高人口素质，促使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只有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创新意识、知识水平等综合素养，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科学技术、经济水平的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相关学者研究表明，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经济收入水平呈现正比例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就贫困山区而言，其经济水平得不到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即为教育的落后。教育的缺失导致民众素质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最终导致贫富差距逐步加大，而贫富差距的加大又进一步加重了教育落后，如此往复，导致恶性循环。
（二）具体措施
1.政府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当前，加大政府教育投入力度是解决教育贫困的根本方法，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教育的进步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政府应制定完善的支持策略，实施“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策略，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同时，针对贫困地区的留守人员实施成人教育策略，扫除文盲，加强职业培训。例如，农产品加工及相关技术培训等，使农民有一技之长。除此之外，还应完善干部下乡制度，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推广实施远程教育等。通过上述措施，有效提高贫困地区整体的教育设施、教育水平以及民众的综合素质。
2.拓宽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实现教育扶贫、党组织建设、文化教育活动的有机融合，组织农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教育学习活动。首先，应做好宣传工作，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社会表彰、政治及文化动员等方式，强调民众掌握实用技术的重要性。其次，基层党组织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农民的愿望与实际问题及时上报，并将反馈信息及时传达给农民。再次，基层党组织应针对当地实际情况，积极挖掘利用有效资源，组织大学生、技术人员研讨致富路径。最后，加强文化建设，通过电视、广播进农村等措施，丰富农民生活，冲破农民固有观念，引导其积极参与教育扶贫。
3.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高等院校，人才聚集，在不影响学业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大学生资源，开展假期教育扶贫志愿活动，鼓励大学生与农户结对，保持联系，传递先进的生产技术，帮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与此同时，也丰富了大学生的假期生活，使他们体会到农民的疾苦，了解贫困地区对人才的渴求。
4.发挥各社会团体的作用。当前，贫困地区的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数为妇女、小孩和老人，妇女成为生产生活的顶梁柱。但由于文化教育落后，其人口素质普遍偏低，自立自强意识较为薄弱，攀比、不满等风气盛行，进而造成道德的沦丧。因此，各社会团体，如妇联组织，应采取相关措施，传播正确的文化思想，弘扬社会道德，引导其道德观即思想认识的正确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5.加快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改革步伐。长久以来，我国农村教育都较为薄弱，与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相脱离，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大力改造农村教育，消除三教统筹落实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做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统筹兼顾，突出教育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完善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乡镇教育体系，传播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快速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综合素质。
三、结语
我国教育扶贫计划应全方位、多视角地展开，加大政府投入，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拓宽基层党组织和各社会团体的功能，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教育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地区民众的学习热情，从而形成多方参与、覆盖面广并且长期有效的教育扶贫模式，全面提升我国的人口素质。
（季云强单位为云南省易门县委党校；尹邵苹单位为云南省易门县铜厂中学）
参考文献
[1] Bjom Gustafsson，魏众.为什么中国农村人口贫富不同[J].世界经济文汇（沪），2012（3）：9.
[2]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教育情报中心.国外提高农民素质的经验[J].中国农业教育情报，2008（1）：17.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5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农村贫困；扶贫政策 ； 家庭福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被广泛地引入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不过，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家庭福利的路径与机制，分析社会资本产生的总体福利效应，却鲜有文献分析社会资本影响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进而影响贫困家庭福利。与大多数相关文献不同，本文从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出发，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利用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家户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通过扶贫政策等路径对贫困家庭福利产生的影响，以期能丰富扶贫政策的机制设计，使之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提高扶贫的瞄准精度与绩效。本文第二部分将在评论文献过程中厘清我们的分析思路，第三部分介绍度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并描述数据统计特征，第四部分则是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最后的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论及政策涵义。
一、文献评论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获得收益和福利的基础与资源。贫困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来说都比较缺乏，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贫困地区所缺失的部分市场功能。而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资本是门槛较低的一种资本，在其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特别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借贷、信息共享，在贫困地区极为普遍。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人口福利的路径与机制问题，如金融发展，［2］(211-248)［3］(526-556)（Kiyotaki
and Moore, 1997; 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小额信贷［4］（Bastelaer, 2000）、劳动力流动，［5］(26-30)［6］［7］（谭崇台，2004；Brauw and Giles, 2008a, 2008b）等。
在众多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体福利效应的文献中，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社会资本对于穷人生存与发展的份量与意义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有些观点甚至完全相反。Narayan 和
Pritchett（1997）在坦桑尼亚的研究、［8］Grootaert（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分析、［9］Grootaert（2001）对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10］以及Grootaert和Narayan（2004）对玻利维亚农户的研究，［11］(1179-1198)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富人的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其他形式的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要高。Grootaert（1999）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
。［9］但是，Maluccio、Haddad 和 May
(2000)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南非的实证分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社会资本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小于人力资本边际效应；［12］赵剑治和陆铭对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认为，不能将社会资本看成是“穷人的资本”：收入越高，则越能获得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收益就越高；穷人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很低，因而社会资本回报率相对来说也比较低。［13］(363-390)
二、数据说明及指标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底在贵州省关于新时期农村减贫政策与机制研究的问卷调查，调查涵盖6县(区)，44个村，共收回440份有效家户问卷。调查涉及家户基本特征，家户生产经营状况，家户基本政策诉求以及生活满意度，村基本情况等项目。数据结构涉及家户和村级两个层面，是典型的分层数据，因此，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分析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选用的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主要有三个维度：
(1)社会网络，包括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村劳动力输出比率以及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外出务工的信息和机会、赚取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用外出务工人数和村劳动力输出比率反映村级层面社会网络的广延性。我们假定，家户间互助行为越多，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就越高，因此，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本文中度量了某家户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密切强度。此外，我们选取家户调查中的转移性支出（如送礼支出，人情支出等等）作为度量社会资本投资或社会交往强度的一个指标。
(2)信任水平，包括对扶贫部门作用的看法，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也蕴涵了家户之间的信任程度。
(3)社会参与，由村务管理参与频率来度量。
为了度量扶贫政策的作用，我们还使用了扶贫资金这一指标度量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度。根据分层回归方法的要求，我们采用了家户特征和村特征两组控制变量。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用了家户人均消费的对数这一指标。之所以选择消费而不是收入或其他福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相对于收入来说，消费水平更好地表征了家庭福利水平。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给表征社会资本水平的一些主要定性变量进行赋值，较高数值代表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表2是所有变量的一些基本统计量。
在我们的样本中，家户人均年消费水平仅为1977元，样本中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仅有890元，非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为2428元。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
三、实证分析模型与回归结果
(一)基准模型
Narayan 和
Pritchett、Grootaert以及赵剑治和陆铭的实证模型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即以人均消费水平（或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再加几组控制变量(家户的，社区的)。本文也沿用这一基本模型，但对其分层处理。第一层模型为半对数模型，即被解释变量取对数，而解释变量取水平值。相对于完全线性模型而言，半对数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14］在变量设置上，本文以家户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家户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耕地。在村级层面控制了全村人均消费水平。考虑到该地区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贫困村较多，将村人均扶贫资金也纳入进来。此外，本文受Narayan
和 Pritchett的启发，将村外出务工水平作为村级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以下是本文计量分析的基准模型。
(二)分项回归模型
我们分别将信任水平、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这四个变量单独引入模型进行分析，以避免它们中两个或几个同时进入模型时产生的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1.SCij代表对政策的信任水平。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3告诉我们，在作为控制变量的要素中，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耕地对家户福利的贡献显著为正，分别为2.87%和19.17%，与我们的预期比较吻合。这个结果也说明，在贫困农村地区，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对于家庭生活状况和福利水平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土地。家庭转移性支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福利）带来实际上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家户外出务工人数的效应显著为负，为-13.79%，意味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会降低家户的人均消费水平，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个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猜测，是不是农村调查员只是统计家户在当地农村的消费，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我们特别关注信任水平对家庭福利产生的效应。首先，政策信任对家庭福利的主效应显著为负，即信任水平越高，或者说，越是相信政策的人，其家庭福利水而越低。我们尝试着这样解释，不太信任政策的家户，可能自力自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也更强一些；而那些相信政策的作用、寄希望于政府政策的救济的贫困农户，可能依赖性更强，甚至滋生一种“等、靠、要”的心理，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弱一些，因而，其家庭福利水平也低一些。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调查的贵州贫困农村，人们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本发挥其生产性作用。不过，我们也发现，村级变量中有两个变量对信任水平有显著影响：全村人均消费水平对信任水平的交互效应为正，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会降低；村外出务工比例的效应也显著为正，则说明在村级外出务工网络较大的地区，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也要弱一些。
2.SCij代表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从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除了受教育年限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他的变量在符号与显著性上都没有改变。扶贫资金对改善家户消费水平有显著作用，但程度不大，人均扶贫资金每增长100元，只能带来约0.09个百分点的消费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户外出务工人数对福利的贡献是负的，但村级外出务工比例的贡献是显著为正的。这个结果一方面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关于外出务工消费的猜测，另一方面，说明村级层面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确有利于家庭福利。参与村务管理能够改善家户的消费水平，平均而言，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每增加一个档次可使得消费水平提高0.15个百分点。与信任水平不同，村级指标对家户参与村务管理的斜率并无显著影响，或者说，这一指标作用的程度在不同村并没有显著差异。
我们看到，与村干部关系这一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均消费有直接的正效应，但其作用的程度会随着全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而削弱，因此也更像是“穷人的资本”。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作用有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从家户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善作用是显著的，但信任水平是一个例外。这可能意味着信任在这些地区已经演变成了对政府扶贫“等、靠、要”的过分依赖，越是贫穷的家户越是倾向于相信政策、依赖扶贫。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水平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都能显著改善家庭的福利水平。其中，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在更贫困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家户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在各个模型中都会减少家户福利，这个回归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目前只能猜测，是不是统计家庭消费时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其次，从村级层面来看，外出务工比例对家庭福利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说明村级外出务工网络的扩大，对于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扶贫力度（人均扶贫资金）对于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是显著的，家户社会资本斜率系数并不显著地受扶贫资金的影响。
四、总结性的评论及政策涵义
市场、政府和社会网络就是社会经济三大运行机制。在贫困地区，社会网络以及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资本，除了具有弥补贫困地区不完善市场的部分功能之外，也会影响对政府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更是长期受政府行为（如扶贫政策）引导，其政策效果也必然会受到当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将扶贫政策纳入社会资本影响家庭福利的分析框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相关文献的两个创新点或亮点。
我们的分析发现，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相同，社会资本对于以人均消费度量的家庭福利具有积极贡献；而不同点在于，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家户层面的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不利于改善家户福利，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来衡量，对家庭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如我们预期去提高家庭福利，原因可能是在贫困农户那里，相信政策扶持变成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与Grootaert（1999）一样，本文也发现了两种形式的“穷人的资本”――参与村务管理、与村干部关系――在最贫困的地区发挥的作用最大。不过，其作用会随着农村社区（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在扶贫资金方面，我们虽然发现它在改善家庭福利方面具有正效应，但其估计值很小。
总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改善家庭福利以及减轻贫困的作用是显著的。一些传统的社会资本，如与邻里的融洽程度、转移性支出、村的外出务工网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贫瘠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穷人资本”的功能，而且还存在更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因此，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传统社会资本，使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应该是未来扶贫政策机制设计应该把握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民参与村集体事务提供保障，增强农民的社会参与，强化主体功能；以村或乡镇为单位，引导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扩大外出务工网络；逐步改善贫困农户“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扶贫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 叶初升，孙永平．信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实践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05(3)．
［2］Nobuhiro Kiyotaki; John Moore, Credit Cycl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5, No. 2. (Apr., 1997).
［3］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No.3,2004.
［4］Bastelaer, T.
Does Social Capital Facilitate the Poor's Access to Credit? A Review of the Microeconomic Literature ［J］. The World Bank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 , 2000.
［5］谭崇台．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问题的必由之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4(11)．
［6］de Brauw, A. and J. Giles, Migrant Opportunity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Youth in Rural China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26, The World Bank, 2008a.
［7］de Brauw, Alan & Giles, John,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evidence from China ［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85, The World
Bank, 2008b.
［8］Narayan, D. and L. Pritchett.,Cents and Sociability-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Jul., 1999).
［9］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J］.the World Bank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No.6,1999.
［10］Grootaert, C., Does Social Capital Help The Poor? A Synthesis of Findings from The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Bolivia, Burkina Faso and Indonesia ［J］.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s no. 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11］Grootaert, C. and D. Narayan, Local institutions,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Bolivia ［J］.World Development 32 (7),2004.
［12］Maluccio, J., L. Haddad and J. May,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South Africa, 1993-1998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6), 2000.
［13］赵剑治，陆 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9. Vol.9(1)．
［14］陆 铭，张 爽，佐藤宏．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2010(1)．
Social Cap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ousehold Welfare of the Poor
――Hierarchical Linear Analysis Based on the Rural Survey Data of Guizhou Province
Ye Chusheng1 Luo Lianfang2
Abstract：With a consideration to the stratified and nested features of social capital, making use of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Guizho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the intermediate policy variables and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to household welfare and cross-section effects between them.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poor rural area with low level of both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the social capital functions as “capital of the poor" to some extent, and its effec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roving the household welfare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but also with a great potential to increase.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Rural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ousehold Welfare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6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出三周年之际，已在交通、医疗、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雄安新区规划的提出更是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截止至2015年，河北省贫困人口达310万，贫困县 62个，贫困村7366个，河北省贫困区已然成为了制约京津冀发展最后的瓶颈。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发展，拓宽了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流通网络，降低了农民采购工业品的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效率，不仅践行了的扶贫思想，同时也为河北省农村扶贫探索了一条新路径――电商扶贫。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电商发展与精准扶贫耦合推进，已成为新时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互联网+”背景下，电商扶贫这一精准扶贫方式对河北传统产业的无中生有、有中生新具有特殊的意义，借助“互联网+”的创新发展新趋势，因地制宜的探索电商扶贫新路径，可以让各个地区的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实现绿色崛起。本文基于此目的，选取河北省电子商务发展带动致富的典型地区，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大数据分析等方式了解河北省电商扶贫发展现状，运用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方法，探究电商扶贫模式及路径。这不仅能够助力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也对真正使电商扶贫这一精准扶贫政策成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不竭动力。
二、河北省贫困现状及电商发展情况
（一）河北省贫困现状
据河北省扶贫办统计，河北省共有6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列入国家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22个、片区外国定重点县23个、省定重点县17个。部级贫困县39个，占全国总数的6.42%。
国家扶贫开发项目启动以来，贫困县人均纯收入虽增长较快，但与全省水平相比差距却越拉越大。在全省贫困地区已经解决温饱的500万人口的农村中，经济发展不平衡且不稳定，其中多数没有走上经济稳定发展的轨道。此外，贫困地区的劳动者素质低、观念陈旧、人才奇缺、产业结构不合理、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滞后等方面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二）河北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国家做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大部署，河北省加快创新创业的步伐，自2014年开始了走上“电商扶贫”这一扶贫“快车”，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电商扶贫的政策，为河北省电商扶贫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目前河北省县级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作进展顺利，邯郸已实现了100%全覆盖，除张家口完成度为60%以外，其他城市的县级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作完成度在85%以上。
随着“宽带河北”战略的提出，截止到2014年底，河北省已累?完成了4.49万个行政村通宽带的任务。
三、河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地调研
课题组围绕目前河北省的电商扶贫情况设计了《河北省开展电子商务调查问卷》，对承德市滦平县、邯郸市馆陶县进行实地走访调研。 本次问卷调查于2016年1月至2016年10月，在承德市滦平县、邯郸市馆陶县进行，在样本县所属的村庄中抽取了986名村民发放问卷进行了调查。最后获得有效问卷717份，有效率为72.7%。
（一）问卷分析
1.河北省开展电子商务调查问卷定性分析
（1）是否通过电商获得收益对生活改善幅度的分析
在认为电商对生活有很大改善的人中，已经通过电商平台获得收益的人占比65%，没有通过电商平台获得收益的人占比35%，没有通过电商平台获得收益的人占比分别为70%和76%，我们可以发现，电商扶贫计划在农村的推广给大多数村民都带来了好处，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也证明了电商扶贫的精准扶贫方式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和手段。
（2）阻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因素及开展农村电商扶贫切入点的分析
在对农村电子商务的阻力因素调查中，有70%以上的人认为不懂相关技术或农民认识不到电商的用途。而对于不懂相关技术这一难关要靠“学习”来打破，展开有效的电子培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步骤。开展电商服务的切入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有63.18%的人更愿意接受“普及村里的电脑，免费开设相关的课程，教农户学习电商的具体操作实施”这种培训的方式。
（3）电商扶贫需要完善的方面分析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电商交易平台的完善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有超过55%的被调查者认为提高物流产业、完善有关电商扶贫的社会制度及法律保障及培养相关的电商专业人才也是推进农村电商扶贫工作的有效方法。此外，还应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和给予村民相关技术的指导，这对电商扶贫计划的实施也有很大影响。
2.农村电商扶贫问卷定量分析
本研究选取问题结果（您是否已经使用过电商平台来获得收益？）作为被解释变量Y，您所在村（乡或镇）是否有特色农、副产品？）、（您是否考虑过利用电商平台扩大销售渠道？）分别作为解释变量X1、X2，利用Probit进行回归分析，得回归方程：
Y=-1.543815+.6789943X1+.3559481X2
由以上检验可知，X1、X2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其表明，拥有特色农产品的村民，通过电商平台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收益，增加收入来源。同时，越是接受电商平台（即考虑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商品）的村民，获得额外收益的概率也越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电商平台在帮助当地销售特色农副产品、扩展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典型案例调查分析
馆陶县属于典型的华北平原农业县，全县产业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全县全年生产总值较低，人均生产总值较低，扶贫开发工作形势较为严峻。
1.馆陶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
据走访调查了解到，馆陶县顺应“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行政推动、网商孵化、网货培育、电商物流、人才培训”五大基础工作，开创电商扶贫新模式――馆陶模式。即以参与产业链形式与龙头企业共同提供便民服务的新模式，同时搭建起综合型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即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并实施了“三步走”计划，与龙头企业合作，孵化电商产业。
2.馆陶县农村电商扶贫效果分析
馆陶县建立了馆陶电商园并建立了县、村二级物流配送体系，依托农村淘宝项目和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既是电商网购买卖点，又是村里物流中转点，还是“旺农贷”小额贷款点，是电商+ 扶贫的试验点。这些试点通过聘请本地村民，增加大量就业机会，大大拉动了农村闲置人员就业，促进当地农民增收。
阿里巴巴年货节期间，该县农村淘宝成交额达300多万元，在京津冀大区农村中排名第一。从成交额和订单量的提高中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互联网购物这一大军中，这种消费行为不仅会节约农民的生活成本，网上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也增加多了农民的选择。可见农村电商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河北省电商扶贫发展路径
近年，农村电商模式更加丰富，业态更加成熟，河北省应精准定位地区特色，因地制宜的开展电商扶贫工作。
（一）适应微观经济主体的电商扶贫发展路径――基于农民经济行为视角
农民经济行为就是农民以土地为生产资料而生产劳动产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在遇到收入不确定时，农户的有条件最大化目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地保障，而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因此从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出发，提高电商扶贫的效率，电商扶贫的适应策略发展路径如下：
1.打造新农人――“农民中的网红”
在互联网背景下，各种新媒体异军突起，微信公众平台，微博营销号等平台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容小觑，展示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由于农民经济行为具有趋同性特点，往往在选择时受大多数人影响，因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也可依托新媒体采取直播、公众号推送等方式，着手打造公众品牌，由新?r人代言，赋予新农人“种植力、养殖力”，通过“网红”方式直播种植、产养等方面的操作、经验并带来“人”和“产品”间的故事，形成地区特有的品牌文化。
2.打造独具特色的农村电子商务消费文化，转变农民消费方式
农民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收入和保障并存的最大化目标，农村电商的发展要尤为注意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保障措施要力求做到位。针对农民网上消费意愿不高的情况，可借助与知名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优惠活动吸引农民参与网上消费，组织志愿者帮助农民进行网购，让大家切实感受到线上消费给自身带来的便利和经济上的优惠，使农民乐于进行网购。同时，电商平台可采取主动“下探”方式，为贫困农户的农产品上行提供更多机会。
3.开展“文化+电商”的农村电商教育培训新形式
利用“互联网+教育”的线上培训方式，通过邀请知名电商运营专家和专业人士对农村电商青年进行辅导，组织“我的电商梦”活动，开展以电商农人外出参观考察和交流交友为主题的为主题的品牌活动，激发农民参加电商活动的热情。加强对“农家书屋+电子商务”的运行管理；定期对文化服务站站长及村民进行电商知识及文化服务培训；借助志愿者“一对一”帮扶等机制，不断完善文化服务站的各项服务功能，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和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二）改变宏观经济主体的电商扶贫发展路径――基于政府部门视角
对于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政府承担了更多地责任，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互联网这一先进技术来帮助农村地区发展尤为重要，政府应根据具体地区情况，围绕电子商务扶贫工作，对贫困农村的电子商务农村扶贫模式的主体提供政策与资金扶持，为建立一套系统的高效运作的电子商务农村扶贫模式提供保障。政府应做到有力引导，做到重点地区重点扶持，才能实现农村地区的脱贫致富。
1.建立电商产业扶贫激励保险机制
为提升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可对当地优势资源的分布、开发、生产、加工、电商、推广、销售、物流、服务等整个产业链进行统等规划。建立以目标作为考核的电商产业扶贫激励机制，并且对于一些可能面临风险的投向项目，政府为其购入保险，将其产品（尤其是农作物）由一些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健全金融服务模式，构建电商扶贫的金融支柱
政府应提供专项信贷支持，通过引导金融机构研发专项信贷产品、推广成熟信贷产品、拓展抵押担保品范围、实施电商扶贫主办行服务等载体，着力实现电商信贷投入稳步增长、金融产品不断丰富、配套支持政策更趋完善的目标，有效缓解电商贷款难、担保难、服务难等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

《电商服务站调查问卷150808》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电商服务站调查问卷150808（10页珍藏版）》请在人人文库网上搜索。
1、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前景的调查问卷尊敬的村官：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写这份调查问卷。本次调查是由南京大学“利用电子商务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暑期社会实淘宝店铺调查问卷亲，感谢您对本淘宝店的关注和支持。这份问卷就是希望能够在进一步了解您的需求后，给您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敬请您填写以下问题，您的回答对我们很有价值。您的资料我们会给予保密，敬请放心。?
Q1您的性别？0 二男0女您的年龄？? Q20亠18岁以下0亠18-24岁025-29 岁r030-39 岁040-50 岁0亠50岁以上? Q3您所在的城市是？北京编辑选项? Q4您一般在哪里买XX?0 二直接淘宝网买亠去实体店买亠去实体
2、店看看再去淘宝买其他 1Q5你是怎么淘到宝贝的？很实惠的价格，不得不来看看0 一 翻了好几页，总算看到了个像样的宝贝照片o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推荐的0 一从淘宝官方促销（包括低价券，VIP会员）找到的? Q6希望什么样的宝贝照片方式？0官方漂亮图片0店主真人实拍0悬挂/平铺实拍o 厂其它，请注明：?
Q7您希望小店在哪些方面有待改善？宝贝质量宝贝价格宝贝数量客户服务其它，请注明:Q8您愿意将小店介绍给您的朋友吗?0愿意0可能会0不知道0可能不会0 二肯定不会? Q9您在将来是否还会来小店购物呢？0愿意0可能会0不知道0 亠可能不会0 二肯定不会?Q10您一般每隔多久会在网上购物呢？0大约每
3、周一次0 亠大约每个月两三次0 亠大约每个月一次0大约几个月一次?Q11哪些方面可能会影响到您，愿意在本店购物呢？0商品质量0 一商品价格0
lH客服态度店铺第一印象其他顾客的评价1购物经历0自己以往在此店铺的购物经历其它，请注明:?Q12请问您是否经常在淘宝购物？经常有时Q13很少您会选择在淘宝上购物的原因是?o方便省时省力o物品齐全o价格便宜o淘宝优惠措施多o物流快捷o安全有保障?Q14您有比较常去的同一家网络店铺的习惯吗?o 丿是的o
没有好的服务一很欣赏卖家的态度其它，请注明:Q16您会在新开没多久的店铺买东西吗?o基本不考虑o如果有中意的商品和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可以考虑o视现在的店铺信
4、用评价而定o
-视掌柜的服务态度再决定如果已经有人在这里买了同类商品就打算买0旦其它，请注明：?Q17在新开的店铺买东西，您会有什么顾虑吗？0商家的货物质量0lH商家的发货速度0商家的信用度不高0没什么顾虑，购买之前仔细咨询就好0没什么顾虑，支付宝交易很安全有保障01其它，请注明：?Q18如果您已经在一家新开店铺里购买过一次商品，那么在将来您会继续光顾吗？0视上次购买的商品满意度而定0视掌柜的服务态度而定（咨询，发货速度，售后等）0视老顾客是否有优惠而定0视是否有中意的商品而定?Q19怎样的店铺装饰可以吸引你的目光o有许多漂亮图片0许多的FLASH0
二装饰精美?Q20您进入我店铺的方式0通过朋友介绍0从淘宝店铺直接搜索0
}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1
一、工作目标
围绕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长远发展，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完善产业扶贫新模式，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和堵点，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着力拓宽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着力提升扶贫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着力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着力推动扶贫农产品和服务融入市场。
二、重点任务及分工
（一）动员社会各界扩大扶贫农产品和服务消费
1.引导扶贫帮扶单位、包保责任单位、驻桦国企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购买和协调销售扶贫农副产品，促进贫困产业发展。将“消费扶贫”纳入到扶贫日系列活动中，推进扶贫农产品与市场对接。注重“扶智扶志、智志双扶”，加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技能教育和培训，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脱贫能力。加强对驻村工作队的管理和培训，提升驻村工作队员帮扶贫困村脱贫致富能力，增强贫困人口走进市场、融入市场、利用市场的能力。将消费扶贫完成情况纳入扶贫年度考核指标，作为产业合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开展促销活动解决全市扶贫产品滞销问题。
责任单位：市扶贫办
2.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做好省级预算单位交易账号开通和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工作，将省级预算单位信息导入“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同时做好预算单位信息汇总和导入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3.鼓励各级工会按照有关规定优先到贫困村开展工会活动，在向会员发放节日福利、慰问品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品。
责任单位：总工会
4.引导各统战成员按规定到贫困村开展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委统战部
5.根据扶贫产品实际生产情况和市直机关局局属食堂需求，组织采购扶贫农产品；局属单位、委托监管企业如需临时用工，优先从贫困户聘用。
责任单位：市事管局
6.引导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品，优先从贫困户聘用职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引导教育系统教职工通过爱心义买和扶贫募捐方式购买优质扶贫农副产品。通过网络宣传、组织学校师生推介等方式，帮助贫困村销售土特产品。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8.引导卫生系统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农副产品，鼓励干部职工自发购买扶贫产品和到贫困村旅游。组织开展扶贫农产品定向直供单位食堂活动，优先采购扶贫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卫健局
9.引导市人民银行和各金融机构通过线下对接，直接购买扶贫农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客户资源优势，帮助宣传和推介扶贫农产品。引导金融机构整合平台资源，通过电商平台为扶贫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发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增强对贫困村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休闲农业等行业加大信贷投放。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建立新型信用监管机制，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责任单位：人民银行市支行
10.积极动员部队参加扶贫产品服务消费。通过《国防》等杂志定期推介扶贫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人武部
引导全系统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产品。对有培训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农村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对符合创业培训条件并且具有创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开展创业培训。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子女进行免费技工教育。
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12.推进“民企帮扶脱贫攻坚光彩行动”，引导民营企业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扶贫产品和服务。
责任单位：市工商联
13.支持有条件的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商会、慈善机构参与消费扶贫，倡导社会组织结合自身专长、优势和活动地域，通过实施扶贫项目、结对帮扶、捐赠款物等方式，面向贫困人口开展消费扶贫活动。指导消费扶贫类社会组织在草编、农产品加工、物流、养老、家电维修、技术培训等领域开展消费扶贫活动。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
依托第二届全国百户农业企业进活动、第四届省优质特色农产品（浙江）宣传周活动，推动消费群体需求与扶贫特色农产品衔接。大力宣传我市优质农产品和农耕文化，吸引城镇居民在节日期间走进农村，开展休闲农业精品路线景点推介，繁荣农村消费市场。组织对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加强培训。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15.深入推进智慧乡村建设。对贫困村电子商务服务站进行智慧化改造，扶持建立消费扶贫示范企业和电商产业孵化园。加强培训孵化服务指导。创新改进农村电商培训孵化方法、拓展培训孵化内容，选派精干力量开展“电商专家下乡”活动，帮助贫困村积极适应农村电商发展新趋势、新模式。加强对贫困村电商培训孵化的指导，进一步优化培训孵化服务体系，提高培训质量效果,积极拓展营销渠道。继续支持贫困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产品跨区域促销，积极参与“名品全国行”活动。利用重大节庆和展会，推广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产品进商场、进社区、进展会促销活动，帮助扶贫产品扩大销售规模。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16.在旅游节庆期间设立扶贫专区，推介、展示、销售扶贫特色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17.利用省青年电商助力精准脱贫农特产品展示展销会，宣传扶贫特色产品，助力消费扶贫。
责任单位：团市委
18.利用省巾帼特色产品市集活动，展洽销售扶贫特色产品。利用“巧姐”草编大赛和草编市集，为“巧姐”产品搭建线上线下展示销售平台和技能交流舞台。
责任单位：市妇联
19.深化拓展“第一书记代言”活动，助推第一书记、村书记开发产品、打造品牌、开拓市场。会同日报及彩练等新媒体，宣传报道第一书记的扶贫故事和代言产品。在新时代e支部“第一书记代言”专栏，及时推送第一书记和村书记代言视频和图文，拓展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
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
20.持续开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题专栏。对接广播电视总台等新闻媒体，提供体现我市消费扶贫的新闻素材。组织市直媒体、新媒体平台积极向省媒体推送我市贫困乡村旅游资源、旅游特色产品。利用产品图片、视频、二维码多点发力，广泛宣传扶贫特色农产品，推介农产品品牌。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
（二）拓宽扶贫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
21.继续提升贫困村信息通信服务能力，为电商扶贫做好网络支撑。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22.在我市被列入“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县基础上，支持在基地建设、订单收购、新产品研发、低温冷藏库改造、生产工艺升级、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销售渠道拓展、品牌宣传推介等方面开展扶贫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3.通过参加展会展销、电子商务等渠道，推介和展示展销农特产品，扩大销售渠道、提升销售额。
责任单位：市供销社
24.加快完善农村物流网络。加快出台农村物流网络节点布局规划，形成以县级物流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服务点为框架的三级物流网络。同时积极发展客运班车小件快货运输业务，发挥乡镇客运站和客运班车网络优势，实现客货同站运输。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25.建立扶贫农产品滞销预警机制，组织大型电商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到贫困村采购滞销农产品。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26.推进邮政企业加大“一市一品”项目培育力度，实施分类管理，发展精品项目。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快推广“农产品+大同城”寄递服务模式。支持邮政企业培育“电商+寄递”扶贫项目，重点扶持贫困村培育特色地方农产品品牌。启动“快递进村”工程，完善农村服务网络。推进“邮政在乡”工程，按照稳定已建网点、扩大覆盖范围原则，完善“乡镇自营网点+村级服务站点”管理，持续推进农村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保障农村通邮、服务农村电商、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的多功能农村邮政综合服务平台。
责任单位：邮政公司
（三）提升我市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
27.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增强农产品生产者自我质量控制、自我管理、自我承诺农产品安全合格上市。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28.针对我市贫困村发展特色和需求，实施科技扶贫项目，推动贫困村经济发展，引导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向全市贫困村转移转化。组织开展“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选派相关专业科技人才，围绕当地产业需求，推广先进技术成果，提供形式多样的科技服务。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29.按照省市场监管厅要求，会同农产品认证中心落实促进消费扶贫认证工作。2020年底前实现对扶贫产品生产企业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在“质量月”“中国品牌日”活动期间，组织开展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等品牌展示和推介活动。开展农村食品销售环节规范化建设工作。组织部分扶贫对象代表深入有代表性消费场所开展一次消费体察活动。以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为重点，通过组织消费大讲堂等形式，提高贫困地区百姓识假辨假能力，降低购买假冒伪劣农资商品风险。
责任单位：市市监局
（四）促进贫困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30.投入旅游规划扶贫公益专项资金，选择一批具有乡村旅游优势资源、发展潜力和设施条件的重点贫困村编制乡村旅游规划；做好贫困村旅游资源、旅游特色产品宣传，培育和打造“吉”字号乡村旅游产品，推动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31.实施“畅返不畅”整治和老旧路改造工程，打造农村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32.支持我市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纳入省财政扶持范围的行政村每村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其中：中央级资金30万元、省级资金20万元）。充分利用省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争取筹措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33.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在县域层面完成村庄布局工作。协助建设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村庄编制村庄规划，合理进行用地布局。强化用地指标保障，优先保障贫困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做到应保尽保。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34.制定《市残联2020年巩固脱贫成效保障残疾人稳定脱贫工作计划》；开展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培训意愿的贫困残疾人掌握1至2门生产增收的技能；开展扶残助学工作，为贫困家庭残疾人子女接受中等教育发放扶残助学金。
责任单位：市残联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担当。市直相关部门按照分工要求协调本系统明确年度工作目标，落实具体推进措施，加强与贫困村精准对接，开展贫困村农产品摸底调查，制作农产品采购清单，针对消费扶贫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帮助协调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带动贫困群众增产增收。
（二）落实包保单位消费扶贫责任。各包保单位要积极帮助包保贫困村促销滞销扶贫产品，促销确有困难的由市扶贫办统筹协调解决；市扶贫办协调解决不了的，上报市政府帮助促销。非贫困村滞销农产品由扶贫办协调解决。
（三）建立调度考核机制。市发展改革局统筹协调全市消费扶贫工作，加强推进情况调度，跟踪工作落实情况，市相关部门每月上报消费扶贫工作推进情况。市扶贫办强化各部门消费扶贫工作考核，考核结果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考评。
（四）建立滞销农产品协调调度机制。市扶贫办做好调查摸底，掌握扶贫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建立预测预警机制，包保部门落实包扶责任，积极开展滞销扶贫产品促销行动。市发改局要及时对口上报我市促销、滞销扶贫产品情况。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2
一、措施及成效
1.购买集体经济产品。2019年春节期间，教育系统各帮扶部门到村、开展慰问走访，同时“以买代帮”采购村集体油坊豆油共1120公斤，帮扶采购资金共计2.24万元，受益群众共112户212人；中秋节慰问走访期间，共采购村集体油坊豆油865公斤，帮扶采购资金共计1.73万元，受益群众共173户300余人。
2.购买“因户施策”项目作物。2019年6月，教育系统各帮扶部门共采购蓝靛果约2000公斤，购买资金共计3.2万元，受益群众60余户。
3.购买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农产品。土豆、白菜、大葱、芥菜、面瓜，只要贫困户或非贫群众想要出售的，我们或购买或推销，全力帮助群众增加收入。扶贫日活动期间，所有农产品共计销售金额约9600元。各帮扶单位共购买、销售贫困户大白菜约5000公斤，约合人民币5000元，售卖5只鸡600元；帮助村贫困户销售面瓜590斤472元、土豆5000斤3250元、芥菜550斤330元。
二、典型经验
1.通过入户对接遍访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充分了解贫困群众的疾苦和需求，结合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实际情况开展帮扶行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以买代帮、以购代捐活动，从帮忙采收到推广销售，全力帮助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增加收入。
2.教育局每年对包保村集体经济投入一定额度的帮扶资金，通过加强村党支部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带头参加村合作社的引领作用，调动全村贫困户和非贫群众积极加入合作社，促进村集体经济增产增收。
3.在教育系统内广泛宣传包保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农产品，动员大家结合需求购买。
三、存在困难
有些农产品因市场需求不大，尤其是教育系统内各单位对农产品的需求有限，导致农产品滞销。下一步准备与贫困户和非贫群众加强沟通，动员农户调整农产品结构，多生产价格占优势、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进一步增加贫困户和非贫群众的收入。
四、2020年工作打算
1.进一步强化包保工作。严格落实脱贫摘帽不脱政策、脱贫摘帽不撤派驻工作队、脱贫摘帽继续帮扶对接等扶贫政策，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帮助贫困户谋划“因户施策”“以奖代补”产业项目，促使贫困户增产增收。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3
按照我市扶贫工作的要求，我局认真对照脱贫攻坚考核指标，梳理了2020年度扶贫脱贫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现将扶贫脱贫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年度工作总体情况
（一）成立领导小组
根据今年机构改革、人员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了精准扶贫领导小组成员，由局长任组长，机关党支部书记任副组长兼分管领导，发改、商务、物价的工作骨干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细化了工作任务，明确了工作职责。同时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具体消费扶贫方案、措施，创建了由各负责单位人员组成的消费扶贫工作微信群，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二）广泛深入调研
我局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领导班子坚持每季度至少研究一次脱贫攻坚工作，安排部署具体举措，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全体帮扶干部坚持每月到所帮扶村开展至少一次驻村帮扶工作。调查了解村情况和贫困户具体情况，宣传上级有关脱贫政策并了解贫困户所求。将所了解的情况及时反馈给驻村乡干部和村两委，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三）听取扶贫专题汇报
我局领导每两个月听取一次帮扶责任人专题汇报，及时调整工作方向，明确工作重点。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贯彻省、市扶贫工作要求，高度重视，聚焦发力，扎扎实实地完成好各项扶贫工作任务。
（四）脱贫攻坚工作专题研究
我局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将精准扶贫纳入重要议程，及时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上级会议、文件精神，精心筹划安排部署具体举措，班子每季度至少专题研究1次脱贫攻坚工作。
（五）帮扶措施精准
我局严格围绕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的重点，按照“因户制宜，一户一策”的要求，坚持分类指导、分类施策，切实做到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努力促进帮扶对象经济持续健康。按照贫困户退出标准，以户为单位，年人均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具体有五项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安全饮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即可退出。2020年我单位帮扶的101名贫困户中已脱贫44名，严格按照贫困户退出的程序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销号。
（六）认真查漏补短板
我单位帮扶责任人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及时安排时间组织进村入户与帮扶对象对接，对扶贫手册中乱填、错填、漏填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各帮扶责任人深入到贫困户家中，一项一项认真核实了其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生活情况、致贫原因分析、帮扶记录等内容，并对存在错误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及时认真查漏、补缺、纠错，如实填写扶贫手册各项信息，确保扶贫手册内容真实、完整、规范,做到了扶贫手册信息、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三者一致。对填写问题较多的扶贫手册要及时更换、及时更新，对已经落实的扶贫政策或已经实施的帮扶措施要及时跟进，做到扶贫手册信息、调查表信息、系统信息一致、完整、规范有序。
二、年度脱贫工作开展情况
年初，我局就立足帮扶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精心制定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方案，确定了具体帮扶措施和目标，并逐一落实了帮扶责任，确保帮扶工作科学规范和有序实施，为脱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大力推进电商扶贫工作。
以精准帮扶为目标，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开展电商扶贫培训。在我局的指导和组织下，万爱科技有限公司坚持组织农产品种植户、贫困户进行电商基础知识培训，截至今年10月底，培训人员已达3000人次，其中培训贫困人口300人次；针对我市农村电商从业人员进行营销拓展培训，在电脑业务的基础上加强微信营销培训，到场参加培训200余人；为推广我市特色农产品、名优展品，与林业局密切配合，针对我市特色产品组织线上销售培训会，培训人员200人。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六个扶贫日，通过在社区、街道等场所悬挂条幅、大型商超电子显示屏等进行宣传，我市举办“邀您一起来网购”消费扶贫体验活动，营造消费扶贫的良好氛围。通过多渠道、多途径进行宣传，鼓励我市电商企业搭建贫困人口农产品网络直销平台。支持各大超市、本地电商销售平台、批发市场等设立消费扶贫专区，为贫困户农特产品销售提供便利。
（二）多措并举，保证多消费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1、将农产品采购意向表分两次发放给乡镇政府，要求汇总上报各贫困户9月份、10月份可提供的农产品采购表，其中：9月份的采购意向表共7个乡镇政府上报可采购农产品的贫困户33名；10月份的采购意向表目前乡镇全部上报，5个乡镇有可采购农产品的贫困户共7名。
2、汇总的农产品采购表已转发给教育局、爱心传递商城以及信誉楼等商贸企业，以便学校、商超企业与贫困户进行农产品对接。教育局已完成包括市区、乡镇在内的9所学校共9笔包括蔬菜、水果等产品的扶贫采购；扶贫平台——爱心传递商城每个月收购乡村贫困户的鸡蛋；截至目前，共完成消费扶贫额为20万元。
3、扶贫平台——爱心传递商城，通过收购贫困户农副产品，增加贫困户收入，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促使贫困户通过自身劳动脱贫致富。
三、存在问题
经过全方位动员及实施，消费扶贫工作已初具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1、我市没有贫困乡村，且扶贫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贫困人口的农产品小而散，小批量采购的成本比较高。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4
关键词 教育扶贫 教育贫困 问题 发展方向
一、引言
教育贫困指的是在教育中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匮乏总和，属于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三方面的交叉概念。1995年开始，我国政府针对部分地区教育贫困的现状，开展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无疑是我国开展教育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教育扶贫不能只局限于资金、物资等环节的供给，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益和质量才是重中之重。
二、当前部分地区教育贫困状况成因
（一）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管理机制结构不合理
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基础，从1985年开始，我国教育资金政策实施改革，施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由各地区县乡级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且承担结构极不合理。据相关统计显示，政府承担的教育经费之中，70%～80%由乡镇政府承担，9%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比重少之又少。
（二）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与其财政收入相矛盾
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在“以县为主”的模式下展开，因此县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决定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国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财政支出应遵循以下原则：省级政府教育支出应占总财政支出的15%，州级政府为20%，县级政府为35%。但据相关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级占52.36%，省级占11.15%，地市级占17.47%，县乡级占18.99%。作为主要经费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其收入却极其微薄，这一教育经费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矛盾亟待解决。
（三）我国对基础教育实行市场化管理
近年来，我国对基础教育实施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并未减轻受教育者的经济负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贫困地区民众的负担，加大了其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导致我国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公共性丧失，不能达到全民教育的目的。
（四）对教育经费的投资力度不足，教育资源严重匮乏
相关统计显示，当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投资力度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中国仅为3.4%。2016年，我国在教育经费投入上达到6%的目标，达历史最高，但相较于美国的7%、印度的6.7%仍具有一定距离。长久以来，我国一直存在教育经费投入较少，且分配不合理等现象。例如，资金在城乡分配上，往往更倾向于城市，致使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教育层级的分配上，高等教育的投入日渐膨胀，基础教育的投入则日益减少；在不同学校的分配上，对重点或示范性学校的投资远远高于普通院校等情况十分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匮乏，也是造成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教育扶贫的有力措施与发展方向
（一）教育与贫困的关系
教育作为一项有目的、有组织的传授知识与技能的社会活动，其根本价值在于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实现个体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作为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它是提高人口素质，促使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只有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创新意识、知识水平等综合素养，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科学技术、经济水平的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相关学者研究表明，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经济收入水平呈现正比例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就贫困山区而言，其经济水平得不到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即为教育的落后。教育的缺失导致民众素质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最终导致贫富差距逐步加大，而贫富差距的加大又进一步加重了教育落后，如此往复，导致恶性循环。
（二）具体措施
1.政府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当前，加大政府教育投入力度是解决教育贫困的根本方法，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教育的进步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政府应制定完善的支持策略，实施“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策略，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同时，针对贫困地区的留守人员实施成人教育策略，扫除文盲，加强职业培训。例如，农产品加工及相关技术培训等，使农民有一技之长。除此之外，还应完善干部下乡制度，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推广实施远程教育等。通过上述措施，有效提高贫困地区整体的教育设施、教育水平以及民众的综合素质。
2.拓宽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实现教育扶贫、党组织建设、文化教育活动的有机融合，组织农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教育学习活动。首先，应做好宣传工作，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社会表彰、政治及文化动员等方式，强调民众掌握实用技术的重要性。其次，基层党组织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农民的愿望与实际问题及时上报，并将反馈信息及时传达给农民。再次，基层党组织应针对当地实际情况，积极挖掘利用有效资源，组织大学生、技术人员研讨致富路径。最后，加强文化建设，通过电视、广播进农村等措施，丰富农民生活，冲破农民固有观念，引导其积极参与教育扶贫。
3.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高等院校，人才聚集，在不影响学业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大学生资源，开展假期教育扶贫志愿活动，鼓励大学生与农户结对，保持联系，传递先进的生产技术，帮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与此同时，也丰富了大学生的假期生活，使他们体会到农民的疾苦，了解贫困地区对人才的渴求。
4.发挥各社会团体的作用。当前，贫困地区的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数为妇女、小孩和老人，妇女成为生产生活的顶梁柱。但由于文化教育落后，其人口素质普遍偏低，自立自强意识较为薄弱，攀比、不满等风气盛行，进而造成道德的沦丧。因此，各社会团体，如妇联组织，应采取相关措施，传播正确的文化思想，弘扬社会道德，引导其道德观即思想认识的正确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5.加快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改革步伐。长久以来，我国农村教育都较为薄弱，与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相脱离，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大力改造农村教育，消除三教统筹落实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做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统筹兼顾，突出教育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完善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乡镇教育体系，传播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快速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综合素质。
三、结语
我国教育扶贫计划应全方位、多视角地展开，加大政府投入，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拓宽基层党组织和各社会团体的功能，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教育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地区民众的学习热情，从而形成多方参与、覆盖面广并且长期有效的教育扶贫模式，全面提升我国的人口素质。
（季云强单位为云南省易门县委党校；尹邵苹单位为云南省易门县铜厂中学）
参考文献
[1] Bjom Gustafsson，魏众.为什么中国农村人口贫富不同[J].世界经济文汇（沪），2012（3）：9.
[2]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教育情报中心.国外提高农民素质的经验[J].中国农业教育情报，2008（1）：17.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5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农村贫困；扶贫政策 ； 家庭福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被广泛地引入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不过，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家庭福利的路径与机制，分析社会资本产生的总体福利效应，却鲜有文献分析社会资本影响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进而影响贫困家庭福利。与大多数相关文献不同，本文从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出发，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利用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家户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通过扶贫政策等路径对贫困家庭福利产生的影响，以期能丰富扶贫政策的机制设计，使之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提高扶贫的瞄准精度与绩效。本文第二部分将在评论文献过程中厘清我们的分析思路，第三部分介绍度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并描述数据统计特征，第四部分则是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最后的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论及政策涵义。
一、文献评论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获得收益和福利的基础与资源。贫困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来说都比较缺乏，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贫困地区所缺失的部分市场功能。而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资本是门槛较低的一种资本，在其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特别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借贷、信息共享，在贫困地区极为普遍。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人口福利的路径与机制问题，如金融发展，［2］(211-248)［3］(526-556)（Kiyotaki
and Moore, 1997; 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小额信贷［4］（Bastelaer, 2000）、劳动力流动，［5］(26-30)［6］［7］（谭崇台，2004；Brauw and Giles, 2008a, 2008b）等。
在众多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体福利效应的文献中，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社会资本对于穷人生存与发展的份量与意义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有些观点甚至完全相反。Narayan 和
Pritchett（1997）在坦桑尼亚的研究、［8］Grootaert（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分析、［9］Grootaert（2001）对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10］以及Grootaert和Narayan（2004）对玻利维亚农户的研究，［11］(1179-1198)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富人的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其他形式的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要高。Grootaert（1999）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
。［9］但是，Maluccio、Haddad 和 May
(2000)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南非的实证分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社会资本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小于人力资本边际效应；［12］赵剑治和陆铭对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认为，不能将社会资本看成是“穷人的资本”：收入越高，则越能获得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收益就越高；穷人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很低，因而社会资本回报率相对来说也比较低。［13］(363-390)
二、数据说明及指标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底在贵州省关于新时期农村减贫政策与机制研究的问卷调查，调查涵盖6县(区)，44个村，共收回440份有效家户问卷。调查涉及家户基本特征，家户生产经营状况，家户基本政策诉求以及生活满意度，村基本情况等项目。数据结构涉及家户和村级两个层面，是典型的分层数据，因此，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分析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选用的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主要有三个维度：
(1)社会网络，包括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村劳动力输出比率以及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外出务工的信息和机会、赚取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用外出务工人数和村劳动力输出比率反映村级层面社会网络的广延性。我们假定，家户间互助行为越多，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就越高，因此，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本文中度量了某家户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密切强度。此外，我们选取家户调查中的转移性支出（如送礼支出，人情支出等等）作为度量社会资本投资或社会交往强度的一个指标。
(2)信任水平，包括对扶贫部门作用的看法，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也蕴涵了家户之间的信任程度。
(3)社会参与，由村务管理参与频率来度量。
为了度量扶贫政策的作用，我们还使用了扶贫资金这一指标度量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度。根据分层回归方法的要求，我们采用了家户特征和村特征两组控制变量。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用了家户人均消费的对数这一指标。之所以选择消费而不是收入或其他福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相对于收入来说，消费水平更好地表征了家庭福利水平。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给表征社会资本水平的一些主要定性变量进行赋值，较高数值代表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表2是所有变量的一些基本统计量。
在我们的样本中，家户人均年消费水平仅为1977元，样本中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仅有890元，非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为2428元。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
三、实证分析模型与回归结果
(一)基准模型
Narayan 和
Pritchett、Grootaert以及赵剑治和陆铭的实证模型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即以人均消费水平（或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再加几组控制变量(家户的，社区的)。本文也沿用这一基本模型，但对其分层处理。第一层模型为半对数模型，即被解释变量取对数，而解释变量取水平值。相对于完全线性模型而言，半对数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14］在变量设置上，本文以家户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家户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耕地。在村级层面控制了全村人均消费水平。考虑到该地区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贫困村较多，将村人均扶贫资金也纳入进来。此外，本文受Narayan
和 Pritchett的启发，将村外出务工水平作为村级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以下是本文计量分析的基准模型。
(二)分项回归模型
我们分别将信任水平、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这四个变量单独引入模型进行分析，以避免它们中两个或几个同时进入模型时产生的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1.SCij代表对政策的信任水平。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3告诉我们，在作为控制变量的要素中，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耕地对家户福利的贡献显著为正，分别为2.87%和19.17%，与我们的预期比较吻合。这个结果也说明，在贫困农村地区，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对于家庭生活状况和福利水平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土地。家庭转移性支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福利）带来实际上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家户外出务工人数的效应显著为负，为-13.79%，意味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会降低家户的人均消费水平，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个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猜测，是不是农村调查员只是统计家户在当地农村的消费，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我们特别关注信任水平对家庭福利产生的效应。首先，政策信任对家庭福利的主效应显著为负，即信任水平越高，或者说，越是相信政策的人，其家庭福利水而越低。我们尝试着这样解释，不太信任政策的家户，可能自力自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也更强一些；而那些相信政策的作用、寄希望于政府政策的救济的贫困农户，可能依赖性更强，甚至滋生一种“等、靠、要”的心理，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弱一些，因而，其家庭福利水平也低一些。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调查的贵州贫困农村，人们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本发挥其生产性作用。不过，我们也发现，村级变量中有两个变量对信任水平有显著影响：全村人均消费水平对信任水平的交互效应为正，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会降低；村外出务工比例的效应也显著为正，则说明在村级外出务工网络较大的地区，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也要弱一些。
2.SCij代表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从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除了受教育年限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他的变量在符号与显著性上都没有改变。扶贫资金对改善家户消费水平有显著作用，但程度不大，人均扶贫资金每增长100元，只能带来约0.09个百分点的消费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户外出务工人数对福利的贡献是负的，但村级外出务工比例的贡献是显著为正的。这个结果一方面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关于外出务工消费的猜测，另一方面，说明村级层面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确有利于家庭福利。参与村务管理能够改善家户的消费水平，平均而言，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每增加一个档次可使得消费水平提高0.15个百分点。与信任水平不同，村级指标对家户参与村务管理的斜率并无显著影响，或者说，这一指标作用的程度在不同村并没有显著差异。
我们看到，与村干部关系这一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均消费有直接的正效应，但其作用的程度会随着全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而削弱，因此也更像是“穷人的资本”。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作用有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从家户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善作用是显著的，但信任水平是一个例外。这可能意味着信任在这些地区已经演变成了对政府扶贫“等、靠、要”的过分依赖，越是贫穷的家户越是倾向于相信政策、依赖扶贫。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水平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都能显著改善家庭的福利水平。其中，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在更贫困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家户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在各个模型中都会减少家户福利，这个回归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目前只能猜测，是不是统计家庭消费时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其次，从村级层面来看，外出务工比例对家庭福利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说明村级外出务工网络的扩大，对于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扶贫力度（人均扶贫资金）对于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是显著的，家户社会资本斜率系数并不显著地受扶贫资金的影响。
四、总结性的评论及政策涵义
市场、政府和社会网络就是社会经济三大运行机制。在贫困地区，社会网络以及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资本，除了具有弥补贫困地区不完善市场的部分功能之外，也会影响对政府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更是长期受政府行为（如扶贫政策）引导，其政策效果也必然会受到当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将扶贫政策纳入社会资本影响家庭福利的分析框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相关文献的两个创新点或亮点。
我们的分析发现，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相同，社会资本对于以人均消费度量的家庭福利具有积极贡献；而不同点在于，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家户层面的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不利于改善家户福利，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来衡量，对家庭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如我们预期去提高家庭福利，原因可能是在贫困农户那里，相信政策扶持变成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与Grootaert（1999）一样，本文也发现了两种形式的“穷人的资本”――参与村务管理、与村干部关系――在最贫困的地区发挥的作用最大。不过，其作用会随着农村社区（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在扶贫资金方面，我们虽然发现它在改善家庭福利方面具有正效应，但其估计值很小。
总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改善家庭福利以及减轻贫困的作用是显著的。一些传统的社会资本，如与邻里的融洽程度、转移性支出、村的外出务工网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贫瘠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穷人资本”的功能，而且还存在更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因此，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传统社会资本，使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应该是未来扶贫政策机制设计应该把握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民参与村集体事务提供保障，增强农民的社会参与，强化主体功能；以村或乡镇为单位，引导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扩大外出务工网络；逐步改善贫困农户“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扶贫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 叶初升，孙永平．信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实践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05(3)．
［2］Nobuhiro Kiyotaki; John Moore, Credit Cycl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5, No. 2. (Apr., 1997).
［3］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No.3,2004.
［4］Bastelaer, T.
Does Social Capital Facilitate the Poor's Access to Credit? A Review of the Microeconomic Literature ［J］. The World Bank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 , 2000.
［5］谭崇台．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问题的必由之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4(11)．
［6］de Brauw, A. and J. Giles, Migrant Opportunity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Youth in Rural China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26, The World Bank, 2008a.
［7］de Brauw, Alan & Giles, John,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evidence from China ［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85, The World
Bank, 2008b.
［8］Narayan, D. and L. Pritchett.,Cents and Sociability-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Jul., 1999).
［9］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J］.the World Bank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No.6,1999.
［10］Grootaert, C., Does Social Capital Help The Poor? A Synthesis of Findings from The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Bolivia, Burkina Faso and Indonesia ［J］.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s no. 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11］Grootaert, C. and D. Narayan, Local institutions,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Bolivia ［J］.World Development 32 (7),2004.
［12］Maluccio, J., L. Haddad and J. May,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South Africa, 1993-1998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6), 2000.
［13］赵剑治，陆 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9. Vol.9(1)．
［14］陆 铭，张 爽，佐藤宏．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2010(1)．
Social Cap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ousehold Welfare of the Poor
――Hierarchical Linear Analysis Based on the Rural Survey Data of Guizhou Province
Ye Chusheng1 Luo Lianfang2
Abstract：With a consideration to the stratified and nested features of social capital, making use of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Guizho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the intermediate policy variables and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to household welfare and cross-section effects between them.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poor rural area with low level of both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the social capital functions as “capital of the poor" to some extent, and its effec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roving the household welfare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but also with a great potential to increase.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Rural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ousehold Welfare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总结范文6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出三周年之际，已在交通、医疗、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雄安新区规划的提出更是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截止至2015年，河北省贫困人口达310万，贫困县 62个，贫困村7366个，河北省贫困区已然成为了制约京津冀发展最后的瓶颈。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发展，拓宽了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流通网络，降低了农民采购工业品的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效率，不仅践行了的扶贫思想，同时也为河北省农村扶贫探索了一条新路径――电商扶贫。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电商发展与精准扶贫耦合推进，已成为新时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互联网+”背景下，电商扶贫这一精准扶贫方式对河北传统产业的无中生有、有中生新具有特殊的意义，借助“互联网+”的创新发展新趋势，因地制宜的探索电商扶贫新路径，可以让各个地区的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实现绿色崛起。本文基于此目的，选取河北省电子商务发展带动致富的典型地区，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大数据分析等方式了解河北省电商扶贫发展现状，运用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方法，探究电商扶贫模式及路径。这不仅能够助力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也对真正使电商扶贫这一精准扶贫政策成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不竭动力。
二、河北省贫困现状及电商发展情况
（一）河北省贫困现状
据河北省扶贫办统计，河北省共有6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列入国家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22个、片区外国定重点县23个、省定重点县17个。部级贫困县39个，占全国总数的6.42%。
国家扶贫开发项目启动以来，贫困县人均纯收入虽增长较快，但与全省水平相比差距却越拉越大。在全省贫困地区已经解决温饱的500万人口的农村中，经济发展不平衡且不稳定，其中多数没有走上经济稳定发展的轨道。此外，贫困地区的劳动者素质低、观念陈旧、人才奇缺、产业结构不合理、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滞后等方面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二）河北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国家做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大部署，河北省加快创新创业的步伐，自2014年开始了走上“电商扶贫”这一扶贫“快车”，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电商扶贫的政策，为河北省电商扶贫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目前河北省县级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作进展顺利，邯郸已实现了100%全覆盖，除张家口完成度为60%以外，其他城市的县级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作完成度在85%以上。
随着“宽带河北”战略的提出，截止到2014年底，河北省已累?完成了4.49万个行政村通宽带的任务。
三、河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地调研
课题组围绕目前河北省的电商扶贫情况设计了《河北省开展电子商务调查问卷》，对承德市滦平县、邯郸市馆陶县进行实地走访调研。 本次问卷调查于2016年1月至2016年10月，在承德市滦平县、邯郸市馆陶县进行，在样本县所属的村庄中抽取了986名村民发放问卷进行了调查。最后获得有效问卷717份，有效率为72.7%。
（一）问卷分析
1.河北省开展电子商务调查问卷定性分析
（1）是否通过电商获得收益对生活改善幅度的分析
在认为电商对生活有很大改善的人中，已经通过电商平台获得收益的人占比65%，没有通过电商平台获得收益的人占比35%，没有通过电商平台获得收益的人占比分别为70%和76%，我们可以发现，电商扶贫计划在农村的推广给大多数村民都带来了好处，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也证明了电商扶贫的精准扶贫方式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和手段。
（2）阻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因素及开展农村电商扶贫切入点的分析
在对农村电子商务的阻力因素调查中，有70%以上的人认为不懂相关技术或农民认识不到电商的用途。而对于不懂相关技术这一难关要靠“学习”来打破，展开有效的电子培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步骤。开展电商服务的切入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有63.18%的人更愿意接受“普及村里的电脑，免费开设相关的课程，教农户学习电商的具体操作实施”这种培训的方式。
（3）电商扶贫需要完善的方面分析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电商交易平台的完善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有超过55%的被调查者认为提高物流产业、完善有关电商扶贫的社会制度及法律保障及培养相关的电商专业人才也是推进农村电商扶贫工作的有效方法。此外，还应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和给予村民相关技术的指导，这对电商扶贫计划的实施也有很大影响。
2.农村电商扶贫问卷定量分析
本研究选取问题结果（您是否已经使用过电商平台来获得收益？）作为被解释变量Y，您所在村（乡或镇）是否有特色农、副产品？）、（您是否考虑过利用电商平台扩大销售渠道？）分别作为解释变量X1、X2，利用Probit进行回归分析，得回归方程：
Y=-1.543815+.6789943X1+.3559481X2
由以上检验可知，X1、X2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其表明，拥有特色农产品的村民，通过电商平台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收益，增加收入来源。同时，越是接受电商平台（即考虑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商品）的村民，获得额外收益的概率也越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电商平台在帮助当地销售特色农副产品、扩展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典型案例调查分析
馆陶县属于典型的华北平原农业县，全县产业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全县全年生产总值较低，人均生产总值较低，扶贫开发工作形势较为严峻。
1.馆陶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
据走访调查了解到，馆陶县顺应“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行政推动、网商孵化、网货培育、电商物流、人才培训”五大基础工作，开创电商扶贫新模式――馆陶模式。即以参与产业链形式与龙头企业共同提供便民服务的新模式，同时搭建起综合型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即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并实施了“三步走”计划，与龙头企业合作，孵化电商产业。
2.馆陶县农村电商扶贫效果分析
馆陶县建立了馆陶电商园并建立了县、村二级物流配送体系，依托农村淘宝项目和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既是电商网购买卖点，又是村里物流中转点，还是“旺农贷”小额贷款点，是电商+ 扶贫的试验点。这些试点通过聘请本地村民，增加大量就业机会，大大拉动了农村闲置人员就业，促进当地农民增收。
阿里巴巴年货节期间，该县农村淘宝成交额达300多万元，在京津冀大区农村中排名第一。从成交额和订单量的提高中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互联网购物这一大军中，这种消费行为不仅会节约农民的生活成本，网上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也增加多了农民的选择。可见农村电商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河北省电商扶贫发展路径
近年，农村电商模式更加丰富，业态更加成熟，河北省应精准定位地区特色，因地制宜的开展电商扶贫工作。
（一）适应微观经济主体的电商扶贫发展路径――基于农民经济行为视角
农民经济行为就是农民以土地为生产资料而生产劳动产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在遇到收入不确定时，农户的有条件最大化目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地保障，而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因此从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出发，提高电商扶贫的效率，电商扶贫的适应策略发展路径如下：
1.打造新农人――“农民中的网红”
在互联网背景下，各种新媒体异军突起，微信公众平台，微博营销号等平台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容小觑，展示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由于农民经济行为具有趋同性特点，往往在选择时受大多数人影响，因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也可依托新媒体采取直播、公众号推送等方式，着手打造公众品牌，由新?r人代言，赋予新农人“种植力、养殖力”，通过“网红”方式直播种植、产养等方面的操作、经验并带来“人”和“产品”间的故事，形成地区特有的品牌文化。
2.打造独具特色的农村电子商务消费文化，转变农民消费方式
农民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收入和保障并存的最大化目标，农村电商的发展要尤为注意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保障措施要力求做到位。针对农民网上消费意愿不高的情况，可借助与知名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优惠活动吸引农民参与网上消费，组织志愿者帮助农民进行网购，让大家切实感受到线上消费给自身带来的便利和经济上的优惠，使农民乐于进行网购。同时，电商平台可采取主动“下探”方式，为贫困农户的农产品上行提供更多机会。
3.开展“文化+电商”的农村电商教育培训新形式
利用“互联网+教育”的线上培训方式，通过邀请知名电商运营专家和专业人士对农村电商青年进行辅导，组织“我的电商梦”活动，开展以电商农人外出参观考察和交流交友为主题的为主题的品牌活动，激发农民参加电商活动的热情。加强对“农家书屋+电子商务”的运行管理；定期对文化服务站站长及村民进行电商知识及文化服务培训；借助志愿者“一对一”帮扶等机制，不断完善文化服务站的各项服务功能，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和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二）改变宏观经济主体的电商扶贫发展路径――基于政府部门视角
对于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政府承担了更多地责任，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互联网这一先进技术来帮助农村地区发展尤为重要，政府应根据具体地区情况，围绕电子商务扶贫工作，对贫困农村的电子商务农村扶贫模式的主体提供政策与资金扶持，为建立一套系统的高效运作的电子商务农村扶贫模式提供保障。政府应做到有力引导，做到重点地区重点扶持，才能实现农村地区的脱贫致富。
1.建立电商产业扶贫激励保险机制
为提升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可对当地优势资源的分布、开发、生产、加工、电商、推广、销售、物流、服务等整个产业链进行统等规划。建立以目标作为考核的电商产业扶贫激励机制，并且对于一些可能面临风险的投向项目，政府为其购入保险，将其产品（尤其是农作物）由一些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健全金融服务模式，构建电商扶贫的金融支柱
政府应提供专项信贷支持，通过引导金融机构研发专项信贷产品、推广成熟信贷产品、拓展抵押担保品范围、实施电商扶贫主办行服务等载体，着力实现电商信贷投入稳步增长、金融产品不断丰富、配套支持政策更趋完善的目标，有效缓解电商贷款难、担保难、服务难等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