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15年9月1日死去的帝国元老井上馨，在死前亲历了“大战景气”的开端。他早在一战开战时，就曾兴奋不已地将此次大战称为“大正新时代的天佑”。可不知他是否考虑过，待“天佑”结束后，日本将会面对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大战景气”会随着大战的结束而结束，这个道理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在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末到1919年春，日本对外的出口额，以及国内的股价和物价的确都开始明显回落了。然而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在此时继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各国战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暂时为日本提供了市场，加上美国对日本纤维进口需求的增长，又使得日本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景气。“大战景气”似乎得到了“续命”，甚至股价、地价都在1920年初达到了历史新高。

然而经济危机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下的周期性必然。危机可能迟到，但从不缺席。1920年3月15日，东京股票市场股价大跌。以此为标志，在出口额大幅减少导致对外贸易收支急剧恶化的这个3月，拜一战所赐的大战景气就此结束，“战后危机”骤然降临了。

“大战景气”实际上是依靠金融机构的大量融资来加以维持的，然而战争中日本企业所进行的“宏大的”设备投资计划尚未完成，战争便已经结束了。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日本企业还要面对设备投资资金的返还压力。由此在1920年4月到7月间，诱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造成日本全国169家银行遭到挤兑，21家银行被迫停业。

与此同时，在3月经济危机爆发至该年年底的时间里，日本的股票和主要商品价格纷纷一泻千里。例如股票下跌55%、大米下跌56%、砂糖下跌47%、生丝下跌70%、棉线下跌60%、煤炭下跌24%、生铁下跌30%、铜下跌37%。这对于日本国内，尤其是日本农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面对危机，原敬内阁依然奉行着“改善、充实教育设施”，“整备、扩张铁路网和通讯网”，“振兴产业与通商贸易”，“扩充军备、加强国防”这“四大政纲”，并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了控制恐慌下的局面，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银行，对证券业、银行业、商业、制糖业、钢铁业等主要对象提供了高达2.55亿日元的融资。到1920年底，巨额救市融资虽然使得局面基本得到了控制，但许多日本企业因此背上了根本还不出来的负债，加之过剩的生产能力，在随后而来的慢性经济萧条期中，又不断滋生出了新的危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里氏8.1级的大地震。地震造成10.5万余人死亡或失踪，10.3万余人受伤，200余万人无家可归，以及约53亿日元的财产损失。相比1923年日本约149亿日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关东大地震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还未走出“战后危机”的日本经济又跨入了“震灾危机”之中。

日本继1920年之后，曾于1922年再次爆发了金融危机，造成15家银行被迫停业。由于地震导致了受灾地区的银行及企业的票据无法及时结算，很可能再度引起金融危机，或者与上一年的金融危机发生连锁反应。政府为此，先是于9月7日允许同受灾地区相关的债务延长30天的结算期限。随后，又于同月27日规定各银行持有的同受灾地区相关的票据（即所谓“震灾票据”），将由日本银行以这些票据为担保进行融资。然而，这样的措施虽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灾后混乱中伴发金融危机，却造成了日后一次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到来，那就是1927年的“昭和金融危机”。

关东大地震后，直到1924年3月末的约半年时间里，日本银行给予融资的震灾票据总额达到了4.3亿日元以上。从各银行拿到贷款的企业中，包括了铃木财阀系、久原财阀系等一批在战后经济危机中负债累累的企业。他们成功搭上了灾后救济的便车，获得了续命。而各银行手中大量与关东大地震无关的不良债权，也就摇身一变成了最终将交由民众买单的震灾票据。

这些不良债权导致4.3亿日元震灾票据中的2.68亿日元，直到1926年末依然无法收回。1927年1月，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投入约2亿日元的公共资金，彻底解决震灾票据问题。可是在国会审议相关法案的过程中，譬如“针对特定银行及特定企业的优待”，“台湾银行等多家银行持有高额不良债权”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日本银行业又一次面临了严重的信用危机。3月14日，以大藏大臣片冈直温的“失言”为导火索，“昭和金融危机”就此爆发了。

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

这场金融危机中，先后导致44家银行停业，连宫内省御用银行之一的一流大银行十五银行也在事实破产的窘境中停业了。而受到更大影响的，则是那些在战后危机中便已损失惨重的商社（贸易公司）和生产企业。它们同出口贸易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其中那些商社，在一战后可谓遭遇了灭顶之灾。个中典型，便是铃木商店。

铃木商店（铃木财阀）从明治前期的神户八大贸易商之一，逐渐涉足樟脑、砂糖、面粉、钢铁、烟草、啤酒、保险、海运、造船、染料、电力、铁路、人造丝等众多行业，成长为拥有多达65家资产规模在5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全盛时期年营业额16亿日元的大型康采恩。以“同三井、三菱两大老牌财阀三分天下” 为目标的铃木商店，在“大战景气”中的业绩曾经狠狠压倒了三井物产与三菱商事。然而迈入“战后危机”时期后，投资规模过大，盈利预期过高，投机性极强的铃木财阀却受到了致命打击，经营状况急剧恶化。

无法收回的震灾票据中，约有一半来自同铃木商店关系紧密的台湾银行，其中大部分正是同铃木财阀有关的票据。1927年3月27日，试图重整经营的台湾银行中止了对铃木商店的融资，铃木财阀旗下的六十五银行独木难支，铃木商店因此只得宣告破产。

位于神户的铃木商店总公司所在地

然而铃木商店的破产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台湾银行问题的表面化使得该行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该行作为特殊银行之一，一旦破产，恐将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由是，第一次若槻内阁便希冀于借助日本银行的2亿日元特别融资来挽救台湾银行。谁知，以伊东巳代治、平沼骐一郎为首的枢密顾问官们，因对若槻内阁的外相币原喜重郎“稳健”的外交路线极度不满，而意图借机倒阁。因此于枢密院会议上，19票对11票，以“违宪”为由否决了台湾银行救助案。于是台湾银行只得停业，若槻内阁被迫总辞职，金融危机则发展成了全国范围的银行挤兑。

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内阁组建，立刻着手应对危机。最终，在投入20.68亿日元特别融资后（其中包括给台湾银行的2亿日元特别融资），社会恐慌才渐渐平静了下来。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新的银行法规，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清理整顿。通过一连串的破产与倒闭、合并与兼并，至1929年，日本普通银行数锐减至1926年的61.96%。而与此同时，垄断也日益加强，金融资本迅速向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第一这日本五大银行集中。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经济危机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小企业尸横遍野的同时，多数财阀却在不断通过企业兼并、资本集中等手段攻城略地，大力发展资本垄断。于财阀而言，越是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伴随而至的机遇也就越大。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很快就要到来了。

1928年6月，欧美列强中最后一个依然维持黄金出口禁令的国家——法国，也宣布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恢复金本位制了。在是否恢复金本位制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日本，日益感到来自于欧美列强诸国政府及金融资本的压力。在以大财阀为首的国内金融资本的支持下，滨口雄幸内阁于1929年11月21日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起，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按照旧平价（100日元=49.875美元）恢复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恢复与维持，需建立在对外贸易收支持续保持黑字的状态下。为了保证持续黑字，政府需要削减支出，并倡导全社会节约消费，进而抑制进口。如此的紧缩政策，虽然会在短期内打击国内经济，但只要日本国内的物价水平能够得到控制，以便在国际上能够处于较低的水准，就可以通过产业合理化等诸般政策，达到强化日本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的目的。由此，一步步保持对外贸易黑字，进而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曾两度担任日本银行总裁的，滨口内阁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对恢复金本位制的看法。早在滨口内阁刚上台没几天的1929年7月6日，井上就曾表示过：“要使我国的财政经济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常态，短暂的不景气难道不远比前途一片漆黑的不景气要好吗？”

枢密院会议否决台湾银行救助案的新闻报道

“常态”倒的确很快就恢复了，只不过，那是“危机”的“常态”……1929年10月底，从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开始，美国这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危机，逐渐发展成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在恢复金本位制所引起的国内萧条，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之下，日本经济于1930年开始步入了相当凄惨的境地。

以若松（今福岛县会津若松市）至东京的煤炭运费为例，1929年6月每千吨为1700日元，到了12月已暴跌至每千吨750日元。1929年12月，日本国内已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物价、股价不断下跌。然而各大报章却交口称赞滨口内阁的经济政策效果显著，幻想着很快就能如井上藏相的设想那般走出萧条，步入景气。

日本的农产品价格不比直接受海外市场行情影响的蚕茧价格，本来在内外危机双重打击下跌幅仍然较小。可到了1930年秋，日本农村遭遇了大丰收，农产品价格就此暴跌。作为农民收入来源两大支撑的大米、蚕茧，其价格尽皆崩盘，1920年以来饱受萧条之苦的日本农村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转年（1931年），日本东北和北海道地区又遭遇了大面积歉收。毁灭性的打击下，彻底击垮了东北和北海道地区的农村经济。当年的日本全国农户平均实际所得，相比1929年降低了53%以上。与此同时，每家农户肩上平均还扛着900日元的债务。城市地区的严重不景气，又使得农民进城打工以贴补家用的机会急剧减少。农民们只得将自家尚未成熟的青苗，提前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或抵押给地主、米商以及各类金融资本，来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在东北地区和以养蚕为农村主业的长野县等地区，慢性饥荒、儿童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选择（或被选择）卖身求生的农家少女则更是一下子猛增了四五倍之多。农民运动此起彼伏，以东北和北海道地区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都激化了起来。

伊佐泽村（今为山形县长井市的一部分）的“卖身咨询处”

日本的轻、重工业，所遭受的打击亦相当沉重。如轻工业中的纺织部门——早在内外危机的双重打击到来之前，棉纺织业的外贸出口额就已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待到打击临头，自然雪上加霜。再如重工业方面的造船业——不光中小企业经营恶化，就连作为业内领头羊的川崎造船所（神户川崎财阀）也因为订单锐减，而大量解雇工人。

危机期间，企业自身为了维持经营及一定的利润率，所采取的“合理化”措施，除了减少产量，提高原材料利用率等之外，更主要的则是减薪和裁员两项。之后在试图摆脱危机影响过程中，日本工人的工资仍一直在低位徘徊。这是由于日本农村长期的萧条，使得日本劳动力市场总体保持了供大于求的状态，再加上日本企业，尤其重工业部门是按照就业年数和熟练程度构建工资体系的，这样双重的影响下，日本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便被成功地抑制了下来。

而在国家层面，危机中的日本则进一步确立了私人资本垄断体制。政府为了促进产业“合理化”，先是在1930年的2月和6月，分别设立了临时产业审议会和临时产业合理局，以倡导购买国货、统一商品规格为开端，在造船、钢铁等行业大力推进企业合并。然后在1931年的4月，又先后颁布施行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和《工业组合法（修正案）》，以支持同业大企业之间缔结卡特尔协定，并给予政府强制某卡特尔以外的同业企业加入该卡特尔的权力。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本的卡特尔由1913年的7个，猛增至1932年的83个（其中有48个是在1930年到1932年间建立的）。

然而，卡特尔终究不过是一种初级的资本垄断形式。从三井财阀、三菱财阀这两大康采恩身上，则更能体现出历经一次次经济危机之后，日本资本垄断体制的进一步强化。

三井与三菱，自一战前各自完成康采恩体制的初步构建后，以家族控股公司为核心，直系公司和旁系公司为枝干，不断利用战争、经济危机等机会扩张，形成了几乎覆盖所有主要国民经济部门的巨型企业集团。

到1930年时，三井财阀已拥有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东神仓库等六大直系公司，及三越、王子制纸、芝浦制作所等十大旁系公司，下辖76家大型企业，总资本额达8.49亿日元。而此时的三菱财阀，则拥有三菱造船、三菱制铁、三菱矿业、三菱商事、三菱银行、三菱信托、三菱制纸、三菱海上火灾保险、旭硝子、东山农事等十大直系公司，及日本邮船、明治制糖、麒麟麦酒等十一大旁系公司，下辖40家大型企业，总资本额达5.92亿日元。

三井、三菱以及安田、住友、浅野、大仓、古河等日本财阀，纷纷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不断加深同国家的结合。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倾向，也就在这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日渐强烈起来。尤其当进入1930年之后，“大萧条”下的内外危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开端，日本可谓正式开始踏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了。

本文摘自《日本军鉴005：百年日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