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更解放 海南更开放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5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

　　在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5周年座谈会上，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和知名专家畅所欲言，为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现将部分嘉宾的致辞演讲和发言主要内容摘登如下，敬请关注。

　　海南走出一条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环境美好的道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 隆国强

　　25年前，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性的重大决策。2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历届海南省委、省政府团结率领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做了艰苦的、积极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看到，海南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环境更加美好，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生机勃勃，很多新的村镇变成了享誉国际的知名旅游胜地。刚才罗保铭书记讲到的博鳌小镇，到了4月份是全球媒体最关注的地方。海南25年的建设，积极地探索，大胆地改革，成功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美好的道路。历史证明，当年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主题是“思想更解放、海南更开放”，回顾海南25年发展的历程，总结发展的经验，谋划海南的美好未来，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座谈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们高度重视，党组专门开会研究讨论这个会议。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委托，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同志的出席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新机遇与新突破

　　国家旅游局党组成员兼规划财务司司长 吴文学

　　海南发展的新定位，需要新的谋划、新的布局。一要谋划发展海南新一轮的旅游生产力布局。海南要切实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发挥“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引领功能，发挥“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示范效应，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重要平台”的作用，尽快建成“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二要推动旅游综合改革和先行先试。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海南要依托巨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改革空间，在完善离岛免税政策的基础上，在建立旅游资本市场、设立旅游发展银行、开展旅游发展基金改革和质保金增值试点、彩票发行以及旅游总部基地建设、邮轮母港、旅游企业重组、导游体制改革试点和旅游产品研发、产业融合、组建旅游合作社，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低空旅游开放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三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海南特点的旅游型城镇化路子。海南要更加注重城镇产业形态、就业岗位建设，实现由资源转化为产品，由产品转化为生产力，牢牢把握引进消费、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更加注重城镇化建设的产业融合发展。要实现旅游业与农业的全业态融合，把农产品的便利消费在当地，把农产品的高效益带回家。要实现旅游业与生态林业的无缝对接，由砍树护树转为看树游林。

　　四要构建具有国际水准的岛屿旅游产品体系。游客来海南的第一需要是看海玩海分享海，要把海洋产品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上。由玩近海向玩远海发展，由玩游船向乘大船出远海跨越，由平面玩海向立体玩海升值。要组合挖掘生态文化产品。各种热带生态资源，如雨林、瀑布、岩洞、温泉、田园、绿地要高效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要全面探索海岛创意产业。海阔天空，海洋海岛创意文化丰富多彩，5D影院、动漫产品、海洋探秘、科幻体验等大有文章可做。

　　五要研制海南全球市场化旅游发展战略。海南要把博鳌亚洲论坛的政治优势放大为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海南要巩固俄罗斯市场，锲而不舍港澳台市场，经营东亚市场，进军南亚市场，触摸欧美市场。海南要“打国际牌过国内日子”，有效地获取效益最大化。

　　关于海南走跨越式发展之路的思考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 范恒山

　　海南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需要走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肩负着转型的重要使命。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有坚定的决心，更要有超常规的思路和举措，否则就难以达到目的。

　　要树立超常规的发展思路。一是应该选择走一条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具有深厚潜力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一般地区，也不同于其他经济特区;二是不争一时之先，贵在选准道路，贵在打好基础，要立足长远，抓住当前，厚积薄发，实现后发先进，“一飞冲天”;三是要充分利用好国家赋予的重大战略机遇，特别是用好作为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及推进三沙发展等重要战略机遇;四是正确的路径一旦选定要持之以恒，接力般地向前推进，直至达到目标要求。

　　要采取超常规的发展举措。第一，走特色之路，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上做文章。比较优势就是竞争力，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因而是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海南的实际发挥比较优势，一是要形成旅游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而在旅游服务业方面，应该立足立体、联动、新奇来拓展延伸，将其做大做强做优;二是以旅游服务业带动或推进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兴工业、推进城镇化、优化生态环境等;三是注重优势的组合联动，基于这种组合联动，形成组合项目和创新实验。第二，走品质之路，在精细化操作上做文章。在当前经济发展总体粗放的格局下，立足于精细化操作，就能超越其他地区实现跨越。在这个方面关键是做到三点，即高标准规划、精细化操作、量力而行推进。要把3.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每一个区域、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落，甚至每一幢房子都要规划建设成精品，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规划引导和政策激励的作用，可以设立先行区、样板区进行探索示范。第三，走创新之路，在率先探索试验上做文章。先行先试是最大的优惠政策，是红利中的红利，因而是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手段。海南要发挥当年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先行先试权利，并努力争取更多的试验权来创造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获取这一丰厚的红利。第四，走联动之路，在深化开放合作上做文章。开放合作的实质是借势发展，要运用各种手段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特别要注重运用建设合作园区、发展飞地经济等形式，借资源、借技术、借市场。在这个方面，要特别注重探索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构筑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的营商环境。第五，走和谐之路，在促进协调发展上做文章。率先实现协调发展就等于实现了跨越发展。要统筹谋划和推进各个方面，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率先突破，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改革发展等的一体联动、和谐发展。

　　抓住海南发展新机遇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迈上新台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面临诸多新的机遇。一是中国经济位势上升和市场规模扩大，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高端的服务需求和休闲的服务需求在扩大，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将形成需求推动。二是我国服务业开放步伐加快，为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创造了条件。三是海南作为国家公共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位势上升。我认为这是海南一个重要形象、重要地位，对未来海南发展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四是海南作为我国南海能源资源开发的保障功能增强，会创造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机会。五是随着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海南要素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显现。

　　抓住海南的发展新机遇，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升级版，核心是要以旅游业为龙头推动构建现代服务业全价值链，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升级版的核心是经济的转型，要强化海南的特色，强化内涵式发展，提升发展的质量，从而把海南的优势做大。升级版的增长形态是速度和质量的内在统一。当前，需要保持一个速度，但是过于追求速度不是升级版，一定要坚持上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的项目，坚持速度和质量的内在统一。升级版的产业形态是现代服务业主导的多元结构，空间形态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海南城镇化不仅要发展大中城市，更重要的是发展一批风情特色小镇。

　　升级版的环境形态是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这是海南的核心竞争力，是最可宝贵的资源。我建议，可以推动海南环境保护综合改革实验，对包括土地资源整合、岸线保护和利用、生态补偿等进行改革试验。升级版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落脚点是改善民生，而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是打造升级版的重要途径。

　　总的看来，海南国际旅游岛升级版，应该是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完整的服务价值链，更一体化的城乡形态，更法制化的经济环境，更开放的市场经济，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美好的幸福家园，更高的干部和市民素质。

　　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 李培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因为有些事是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可以让群众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

　　社会中的行动主体是组织，从宏观上看，现代社会的组织体系主要由三大部门构成，第一部门是以行政机构为主体的国家政府组织;第二部门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组织;第三部门是以非营利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在组织分类上，除了“政府的”和“市场的”，剩下的都是“社会的”。按照这样一种对社会组织的宽泛的理解，除了降低民间组织的登记门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创新和完善现有的社会组织体系，加强和转变这些现有社会组织的职能，使他们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考察海南时指出，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要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来，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海南在过去的发展实践中，已经创造了“小政府、大社会”等一系列具有特区特色的实践经验。希望海南在今后的跨越式发展中，也能够在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国际旅游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随着内外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新型城镇化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将扮演历史性角色。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成为我国转型发展的战略重点。在这个大趋势下，国际旅游岛成为海南的最大机遇和最强比较优势。全国对海南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的大局已定，国际旅游岛这张“名片”的含金量越来越大;随着城镇化进程中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海南资源环境的升值空间巨大, 综合效益日益全面凸显;城镇化在整合优化海南城乡资源、提升旅游等相关服务业品质上的潜力巨大。

　　一、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新型城镇化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二、新型城镇化将拉动巨大的投资需求。三、新型城镇化将明显提升海南土地资源的价值潜力。新型城镇化将释放海南的潜在土地价值，新型城镇化将提升全省的平均土地价值，新型城镇化将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四、新型城镇化决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五、以新型城镇化为重点走出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国际旅游岛建设重在破题新型城镇化。以人口城镇化带动旅游等相关服务业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成为海南加快发展最大的潜力。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海南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任务。

　　维护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省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长 成纯发

　　25年来，海南从一个昔日的落后岛屿省份迅速发展成具有海洋经济特色的经济特区。通过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初步形成了“蓝绿并进”，构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目前海南省的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建设海洋强省，向海洋“要资源、要环境、要空间”已经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海南要升级海洋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构建独具特色的海洋产业体系。以“建设国际旅游岛”为总抓手，大力推进海洋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建设，全面构建海南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打造“蓝色经济体”。全力推动传统的海洋渔业向远洋捕捞、标准化健康养殖、精深加工出口、休闲渔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的滨海观光旅游业向以邮轮游艇、水上运动、康疗保健、购物娱乐等为特色的海岛、海上休闲度假旅游业转型升级;加大与油气开发、利用企业的合作力度，加快南海海洋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将海南建成南海油气勘探开发、加工和服务基地，成为国家南部能源战略储备中心基地;优先发展现代海洋物流航运业、海洋文化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新兴产业，努力形成以海洋旅游等服务业为主导，海洋渔业、海洋物流航运、海洋油气化工等为支撑的现代特色海洋产业体系。

　　海南在由海洋大省转变成为海洋强省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海南机遇与挑战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

　　过去25年，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我特别关注海南发展的状况，有几个现象可以引起大家的深思：

　　第一，在过去25年中，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3.8倍，城市居民收入增长20.2倍，尤其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近几年来，增长的速度更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7%，城市居民增长14.3%。这跟全国的很多情况不一样。海南用5年的时间把城镇居民收入从5000块钱提高到1万块钱以上，增速是非常快的，并且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的。这点是独特的景象，其中的原因是旅游作为富民工程，国际旅游岛建设加速了居民收入的提高。

　　第二，海南在2011年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服务业超过工业比重的省份。这意味着海南有可能跳过传统的先工业后服务业的发展模式，而很快与后工业化的发展相接轨。海南国际旅游岛与国际发展趋势，不仅使海南跳过传统的工业化、重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过程，而且有可能站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起点上。

　　第三，海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海南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在全国是较高的。海南财政开支的60%是用于民生的。不仅如此，海南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还有很多创新。例如像思源学校这样的教育扶贫，除解决当下农村子弟失学问题外，还为他们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防止了贫困的遗传。

　　如果从产业来观察，我觉得海南的产业是值得大家深刻思考的。比如刚才大家都讨论房地产业要调控，但是海南形成了候鸟型的房地产。这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房地产，是全国人民消费升级的表现。再比如说海南旅游的发展，使运输业发展起来，出现了像海航这样著名的企业，引领航空业的发展。再比如说，海南旅游相关的酒店业是全国最好的，像亚龙湾有各种品牌的酒店。与此同时，正在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也会使邮轮等行业崛起，如果着力打造这些行业和品牌，海南的企业和产业也一样会成有竞争力的、国际化的产业和企业。

　　从未来看，健康产业也非常重要，而海南刚刚获得了医疗方面政策的优惠，能不能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如果把候鸟经济连在一块，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也有很多的投资机会，由于人口老龄化，各大保险公司都在转型开始投资养老，海南就有机会在这些方面延伸产业链，形成新兴企业。

　　总之，如果说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需要通过改革来释放城镇化的红利。海南应把握这一趋势，适时启动并推进改革。在这方面，海南在过去25年中所创造的独特经验应认真加以总结，不要妄自菲薄，而要立足于海南实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增强自信，这就是紧紧把握国际旅游岛这个契机，顺应城镇化的大趋势，以改革为推动力，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使海南今后的发展又好又快。

　　包容性创新与我对海南发展的三点建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常修泽

　　去年，我提出“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内容是构建三个“大屋顶”：一个是中国改革的“大屋顶”，我觉得中国改革走到今天需要有超越，应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把国内各种各样的改革力量包容起来，形成宏大的改革大军，同时也把《周易》说的天之道、地之道和人之道包容起来。第二个构建是两岸“大屋顶”，聚兴中华，我建议海南的朋友一定要树立“两岸思维”;第三个构建世界文明融合的“大屋顶”。

　　以这三个“大屋顶”作为我的理论支撑，我为海南提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建议探讨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减碳有偿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海南有一句话，他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这句话是首次在海南说，内涵深刻。我个人认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不等于没有价值，生态环境也有自身的价值。按照我的“广义产权理论”，环境产权是可以界定的，是可以交易的，是应该得到保护的。我建议海南与国家有关部门协商，可以搞一个生态保护的有偿制度，十六个字方阵，“确定基数，鼓励减碳，减偿挂钩，多减多偿”。这是一种制度化安排。如果操作麻烦，可以以森林的覆盖率或者是以水资源等等减碳指标计算。拿森林覆盖率来说，2011年为60.2%，去年增到61.5%，一年提高1.3个百分点，要根据贡献进行补偿或者产权交易。

　　第二个建议，探索台湾与海南两地的包容互鉴机制。从操作层来说，第一，尽快给予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这个是有突破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台资作为“外资”企业，应当改过来。第二，要探索新的合作途径。采取新的合作，要做这篇文章。第三，尽快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具体来说，海南与台湾在旅游、海洋、服务业、农业、文化、金融等方面合作，心连心，手拉手，肩并肩。

　　第三个建议，建议海南率先成为东西方文明精华交融试验地。从海南来说，我通过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现，海南实际上已经变成国家一个公共外交的巨大平台，一些重要的国事活动一部分已经放在海南。我们已经成为外交的大平台。外国元首、外国首脑、企业家、学者在4月份的时候来了这么多。同时，一年来的外国游客共计80多万。这是新情况。要求我们及早研究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问题。

　　因此，我觉得今天破这个“题”。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例?我建议可否沿着五条线“破题”，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线推进，其中有一条线是文化线，或者称文明线。

　　去年，海南省文联主席张萍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总编辑尹婕妤联合主编了一套书，叫做《天涯文化系列丛书》，有31本，邀请我写了序言。我在写作中研究了海南的文化问题认识到，千百年来，海南本岛的文化和大陆的文化有一个交融，整个海南包括移民在这里与大陆文化相互融合。下一步要试验海南文化如何与海外的文化交融，这是一个带有战略的课题。海南要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平台，文化非交融不可。这个问题要进行探讨、试验。

　　海南要在行政改革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汪玉凯

　　对于海南行政改革方面的突破，我谈三个观点。

　　第一，海南要举起“双岛战略”旗帜，第二，海南按照双岛战略思路推进行政改革，第三，海南要敢为人先，以更大的勇气释放改革的红利。我认为除了国际旅游岛之外，海南搞自由贸易岛是有一系列的条件。一是海南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二是海南是目前最大的经济特区。如果构建自由贸易岛，我认为和省级经济特区也匹配。自由贸易岛应该和国际旅游岛相互联动，相互促进，形成海南的双引擎推进战略。避免单打旅游牌，要借助博鳌亚洲论坛影响力打造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岛，覆盖亚洲，影响世界。我认为这几个方面海南建自由贸易岛最有条件，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海南不要只打国际旅游岛这张牌，还应该打出自由贸易岛这张牌，就是双引擎战略。

　　第二，在省直管县的纵向行政层级方面有更多的创新。海南省委省政府把大量的行政权下放到市县。今后要按照双岛战略的思路重新谋划县域经济的布局的整体发展。特别在基层自治方面，社区自治，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方面应该有更大的探索。

　　第三，构建以智慧政府为核心的智慧海南。我认为智慧城市是中国城市建设中最重要的抓手，我们过去叫做数字城市，现在上升到智慧城市。海南未来一定会在信息化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下大力气，要通过智慧政府带动智慧海南，满足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岛对信息网络的高水平要求。我觉得这方面完全有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城乡一体化就是智慧城市的体现，旅游小镇如果智慧化、智能化，老百姓的生活非常方便，而且能给整个社会管理提供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四，海南要敢为人先，以更大的勇气释放改革活力。我认为海南要敢于为先。我认为要清除三种障碍：一是观念障碍。政府不是财富创造主体，而是营造环境主体，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政府权力受到了法律的限制;服务型政府应围绕着老百姓转，不能老百姓围绕政府转。二是制度障碍。敢不敢改革行政审批架构，按照自由贸易岛和国际旅游岛的要求进行改革。三是行为障碍。要进行政府自我改革，抑制部门利益。

　　走向更加开放的海南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陈文敬

　　海南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优势和潜力非常巨大：一是海南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处于前沿和窗口位置，拥有较丰富的探索实践经历;二是海南在我国经济特区中属国家赋予开放功能和政策最多(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边境贸易、国际旅游岛等政策)，具有进一步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基础条件;三是海南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四是由于四面环海，整体开放的风险可控性较强，而且开放的物质成本(包括监管)、政策成本和制度成本较低，综合效益明显。五是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都对海南寄予厚望和重托。“再造一个香港”，特区要在“特”字上下功夫，“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来，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等。

　　“国际旅游岛”是海南的一大品牌，也是海南开放发展的一大优势和重要抓手。但就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来讲，仅靠旅游经济支撑显然太过单一，尤其是对具有岛屿经济特点的海南来说，不能满足或驻足于旅游经济，应通过进一步开放推动三次产业全面发展，这不仅是提速海南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构筑新型开放区域和海上开放门户的需要。因此，海南应从“大开放”角度确立三次产业全面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三次产业发展重点：即一产要突出热带农业、海洋渔业等及其产品深加工;二产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重点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三产以旅游为龙头，着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全产业链，强化关键环节，延长和提升价值链，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该成果为开掘马克思主义魅力、增强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有助于从学理上回应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无用论等观点，有助于培养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增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

该成果共分六章，分别是：第一章：马克思主义魅力的总体分析；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科学批判观的当代价值；第三章：马克思主义人学魅力开掘；第四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魅力彰显；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章：共产主义信念的理论与实践。

该成果的基本观点有：一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写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更易为大众接受，应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简洁的界定，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中奠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质概括为以无产阶级解放为宗旨、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自觉统一，科学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特征；二是教育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返本开新”的目标未能实现，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魅力未能达到应有的开掘；社会主义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对象化程度不够等原因造成当代马克思主义魅力弱化和信仰危机。三是唯有改变过去线性思维、树立以科学的批判精神为前提的理性化信仰的辩证思维，保持信与疑的适度张力，才能确立科学而健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四是唯目标化宣传共产主义和未能显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比较优势是产生共产主义信念危机的理论原因和现实因素。

该成果通过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合理形式和科学理论，阐明了中式民主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有助于深化对中西民主差异的认识；有助于凸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

该成果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近代中国民主之路的问题视域”：由第1章构成，从民主问题的构建、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民主问题的全球视野展开论述；第二部分“近代中国的民主之路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由第2-5章构成，分别论述了近代中国民主的历史演进与理论来源、中西民主在近代中国的碰撞与比较、近代中国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第三部分“近代中国的民主之路的经验”：由第6-8章和结语构成，指出了独立自主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民主的保障，概括了中国特色民主形式的创新发展模式。

该成果的基本观点有四：其一，近代中国的民主是建立在我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多样化的实现形式和道路。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民主制度、民主形式、民主思想同民族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世界上没有普世的民主模式和民主道路。其二，坚决反对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否定已经获得极大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三，民族的独立与自主是近代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民族不独立，民主就无从谈起；国家无主权，也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其四，中国民主之路表明，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取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搞好民主政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首要保障。

该成果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研究非制度化生存，明其肇源，求其体段，寻其态势，探寻对策，对于落实“四个全面”具有现实意义；研究非制度化生存，从完善制度方面进行治理，从思想教育方面加强预防，对于推动社会和谐具有实践意义；研究和治理非制度化生存，革陋习，去陈规，除弊事，对于倡导新型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该成果分为六章：第一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需求及行为要求；第二章，非制度化生存的有关理论楬橥；第三章，非制度化生存的跨学科透视；制度与行为关系的理论考察和阐释；第五章，历史与现实中的非制度化生存实例分析；第六章，非制度化生存的治理模式及路径选择。

该成果主要观点有三：其一，非制度化生存是指行为主体在遇到某些问题或处于某种环境时，借助“关系”、“人情”、“潜规则”等，采用制度外的方式进行的利益博弈及其活动。其二，从经济学分析视角看，非制度化生存的策略选择与利益驱动有关；从政治理念看，非制度化生存源于思想悖论和观念差异；从义利观看，价值错位是非制度化生存的重要原因；从社会学视角看，非制度化生存是传统文化陋俗、封建思想残余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三，应对非制度化行为，需要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切实保障基本人权，强化思想教育和社会治理，合理定位义利行为和日常规范，塑造良好的制度化环境。

陆道平（苏州科技大学）

该成果从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层面出发，进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基层政府职能建设的研究。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下，深化基层政府职能建设，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研究成果对实现党的十九大的奋斗目标以及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该成果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明确了研究的基本问题、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导论）；第二，对城乡一体化与基层政府服务均等化职能进行了理论构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以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三个乡镇为研究对象，创新性的建构了“双向应对型”、“后发赶超型”以及“内生综合型”三种理论模型（第三、四、五章）；第三，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能的经验（第六章）；第四，从动力转型、观念体系、制度建设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下的基层政府职能建设路径（第七章）。

该成果基本观点有三：一是从价值导向、供给能力和需求主体的三维角度，创新性建构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双向应对型”、“后发赶超型”、“内生综合型”理论模型，并在江苏苏北、苏中、苏南的典型乡镇得到验证；二是基于对三种模式优劣的比较分析，结合对江苏基层政府的调研实际，提出未来基层政府服务供给的主要模式应为“内生综合型”；三是提出推动城乡一体化中基层政府服务均等化应实现四个转变，即动力基础应从外部压力型向内部需求型转变，观念体系要从补助导向朝权利导向转变，制度平台要从粗疏应对向精细管理转变，运行机制要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该成果基于政治学的视野和方法，围绕“权力”和“合法性”这两大政治学基础概念，对仪式思维和仪式行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本书首次在政治学领域中为政治仪式研究搭建了基础性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同时，对一些现当代政治生活中常见政治仪式和仪式化实践的分析，也为如何更好地运用政治仪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促进政治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该成果从政治仪式中权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以及政治仪式自身生动的外在表征出发，在叙事结构上按照一种“戏剧隐喻”的路径顺次铺陈：包括“筹策”、“展布”、“操演”、“改编”、“刻写”、“检阅”和“图式”七大部分，分别对应于政治仪式的主要动力、基本结构、作用方式、重要变革、记忆留痕、理论验证及其图式建构。

该成果的主要观点为：政治仪式是一种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特殊装置，其结构、功能和目的与政治合法性的获取、维系或建构之间存在复杂关系。政治仪式中的合法性构建依靠时空环境、器物设置和人员安排等诸多展布方式，通过规训和控制、提供忠诚和信仰以及贯彻仪式化策略等一系列作用于身体、心灵和潜意识的操演行为得以实现，这些关于权力和合法性的认知最终被转换为政治记忆，镌刻在政治生活的深层纹理之中。

该成果的要义是在精神哲学的意义上，用精神哲学的方法探讨和回应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该成果从“‘我们’的世界缺什么”的追问开始，引发关于人类文明的两大终极问题的辩证：“人应当如何生活？”还是“我们如何在一起？”展开为三卷六编二十三章的言说构架。上卷“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对中西方伦理道德的历史形态进行精神哲学还原，从古典时代“伦理道德的‘原生态’”到现代文明所开启的“后伦理时代”。中卷“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纠结”揭示基因技术、信息技术和医疗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中所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以及经济社会转型中“伦理之公”与“道德之民”的精神哲学矛盾。下卷“伦理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理论”通过对伦理道德的三种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思辨、中西方伦理道德的两种精神哲学范式的历史呈现，唤起关于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自觉自信；由此回应三大前沿性课题：伦理道德，为何“精神”？伦理道德，因何“精神哲学”？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最后得出结论：“走向伦理精神”。全书以“伦理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对话”为结语，在走出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的理念下，通过诸伦理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对话，达致人类文明的“伦理共和”。

该成果主要观点有二：其一，“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广义上是回归“精神”的家园，或作为“‘精神’现象”的伦理道德的哲学形态，狭义上是“精神哲学”视域中伦理与道德关系的哲学形态。这一主题的理论指向是“精神哲学”，历史与现实指向是伦理型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和伦理道德发展的特殊规律。其二，“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回归“精神”家园的伦理道德的哲学形态。本书在精神哲学的意义上研究伦理道德的历史、现实和理论形态；其要义是实现伦理道德的三大哲学回归：回归“精神”的家园，回归“精神哲学”的体系，回归“精神哲学形态”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形态；藉此把握伦理型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

洪修平（南京大学）主编

该成果主要研究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对于正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当代中国如何打破近现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东方学”的偏见和逻辑，更好地呈现和审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古老东方文明的发展历史、精神内涵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与价值，推进自身学术由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向世界表达自己声音、参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本选题也是配合南京大学新设立的交叉性学科“东方哲学与宗教”博士点的学科建设。

该成果分上下册，共十编，分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古埃及宗教、印度哲学与宗教、佛教、东亚儒学、东亚道家道教、神道教、波斯宗教与哲学、犹太教、伊斯兰教”。每编之下分章，例如“波斯宗教与哲学编”下列有“琐罗亚斯德教章”和“摩尼教章”等。全书以10编36章的篇章结构，对东方哲学与宗教做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该成果主要观点如下：东方，有广义和狭义，本书取其广义，把从非洲北部埃及、亚洲西部阿拉伯半岛一直到西太平洋的广袤地区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纳入自己的视野。本书认为，东方是人类文明最早和最重要的发祥地，曾诞生和培育了人类历史上那些最古老、最悠久的文明。在不断的文明创造中，东方孕育了许多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宗教，如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古埃及宗教，古印度宗教、佛教、道教、神道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东方也创立了自己发达的哲学，上述各种东方宗教也都有各自丰富的哲学思想。就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文明是在多种文明的交互影响中发展起来的，例如在西方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基督教，阿拉伯世界所信仰的伊斯兰教，追根溯源，也都是在东方这块文明土壤上产生的。尤其是伊斯兰教，由于其与犹太教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东方世界令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所以本书都对它们做专门研究。

该成果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出发，论证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中国唯物史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深度探讨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既是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需要，更是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寻找理论根据、认知逻辑和思想资源。

该成果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引言。介绍该论文写作的逻辑前提、认知逻辑和研究内容。第二，正文的第一部分。论证为什么要将马克思生活的莱茵报时期和克罗茨纳赫时期视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第一个阶段或问题关联阶段。第三，正文的第二部分。论证为什么要将马克思生活的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视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第二个阶段或理论关联阶段。第四，正文的第三部分。论证为什么要将马克思生活的伦敦时期及其之后时期视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第三个阶段或实践关联阶段。第五，简短结论。交代了该论文研究的价值、意义和可能存在的局限。

该成果主要观点有三：其一，没有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发现就没有唯物史观的诞生，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从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探索过程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介入经历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三个时期。其二，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关联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逐渐深化的哲学历程。马克思生活的莱茵报时期和克罗茨纳赫时期是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问题关联；马克思生活的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是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理论关联；马克思生活的伦敦时期及其之后是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实践关联。其三，中国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唯物史观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持续和发展。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一般思想原则的论辩或在不同的文本之间论争，更不能以形而上学方式构建思辨体系，而是要面向中国问题。

该成果运用脑科学中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或ERP）对汉语熟语中主要的次范畴（成语、谚语和歇后语等）进行在线加工和神经机制的探索，把语言学中关于熟语的理论与神经语言学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试图达到两者的互证关系。运用先进的神经科学技术探究各种类型熟语构式的表征和加工特征以及神经机制在国内语言学界是非常罕见的，本成果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熟语是属于较为典型的构式，是具有不同凝固化的意义与形式配对的语言单位（Goldberg, ）。研究各种不同类型的熟语表征和加工可以为语言学理论的构建，尤其是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同时，对人类这一普遍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也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在大脑中的加工和理论的认识，为心理语言学的语言理解模式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此本成果具有理论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研究方法创新的意义。

该成果共计15章，第一章和第十五章分别是引论与本书的结论和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二章讨论熟语加工的模式与影响熟语加工的因素。第三章是文献综述，述介国内外熟语研究的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本成果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分别从语言学理论和神经机制的视角探索熟语中的成语、谚语和歇后语等不同类型熟语的表征、加工和神经机制的问题。

该成果主要观点为：语言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是语言学的观点，主要是使用内省的方法探讨语言在语义和语法等方面的规律和特征；另一种是大脑的观点，采用神经科学技术如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术探索语言在语义和语法等方面的动态表征和加工以及神经机制。本成果采用的是后一种观点，即大脑的观点。本成果在语言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索熟语表征和加工的时间进程和神经机制。

该成果以汉语单语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反应时任务和图片排列任务两个心理学实验考察了汉语单语者的时间思维方式，即汉语单语者是以水平还是垂直心理时间轴线来表征时间。实验结果表明，汉语单语者具有水平和垂直两条心理时间轴线，其中水平时间轴线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该结果与汉语中水平和垂直时空隐喻的语言现象基本吻合，即汉语中兼具两种时空隐喻表达，且水平时空隐喻的数量更多。该结果为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该本成果纠偏了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汉英双语者兼具水平和垂直心理时间轴线，分别对应二语英语和母语汉语。本成果验证了一个重要事实：汉语本族语者具有水平心理时间轴线，并不是因为学习了第二语言英语，而是因为其母语本身就有大量水平时间隐喻表达。该成果还进一步讨论了双语现象对思维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汉英双语者水平心理时间轴线的语言对应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该成果提出了三种潜在的可能：1、二语不会影响人类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在此条件下，二语的影响不会涉及概念系统，以此推断汉英双语者的水平时间思维方式主要受汉语而非英语的影响；2、二语对习惯性思维方式产生适度的影响。在此条件下，水平时间思维方式会同时受到母语和二语的影响，因为两种语言的水平时间表达存在相似性；3、二语对习惯性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习惯性思维方式甚至受二语的影响而发生了认知重组。在此条件下，水平时间思维方式主要受英语而非汉语影响。垂直心理时间轴线甚至会消失。

该成果要旨在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互动和借鉴日益成为翻译学与比较文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的呼声愈来愈高。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研究，对客观认识与了解中国文学在接受国的地位和影响，增强中外文学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成果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并结合翻译选择、翻译动机、翻译策略、接受途径等理论问题的探讨，以揭示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探讨翻译活动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该成果分为三大部分，共七个章节。第一部分对中法文学交流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章通过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问，对中国现代文学吸引法国译介者和读者的独特内质进行讨论。第二章探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问题，借助布里塞的翻译社会批评理论、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理论和卡萨诺瓦的文学等级论，为后文对翻译活动的思考和论述构建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成果作了系统全面的梳理。第三章以文学体裁的分类为线索，对小说、诗歌与戏剧、散文等不同文体的法译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贯穿了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同文体发展情况的思考，揭示出翻译文本的选择和法国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均受到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四章则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分期研究，将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在法国的译介细分为了6个阶段，对法国译介者在不同时期对作品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挖掘。第三部分通选取了鲁迅、巴金与老舍这三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深入探讨，在突显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译介与接受的特点的同时，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和基本规律。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诗歌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之一，甚至形成了中国人在写作和阅读中对讲究平仄、对仗、押韵之文句的特殊偏好。但是，作为中国特有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传承现象，中国人这种阅读或写作偏好背后的心理认知机制是什么？当代语言学、心理学等还没有进行深入实验研究和理论阐释。该成果率先采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考查古代诗歌押韵和诗意理解的认知机制，是科学研究诗歌韵律机理的原创性探索，填补了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空白。

该成果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提出。包括研究基点、研究设想、研究方法、诗歌实验研究现状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眼球追踪实验研究。包括被试、实验设计、实验材料、实验材料的评定、实验程序、实验仪器等六个方面；第三部分，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第四部分，分析与讨论；第五部分，结语：诗歌认知机制研究的审视和展望。

该成果基本观点如下：传统诗歌积淀的押韵模式是中国人在写作和阅读中对讲究押韵之文句特殊偏好的基本驱动机制，使得人们期待享受回环往复的声律所营造的诗意；早期的押韵预期效应，即押韵规则在早期时间窗口被快速激活，从而影响诗歌的第一遍阅读过程（首次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晚期的押韵调节效应，即押韵规则在晚期窗口（总注视时间、总注视次数、重读时间）调节诗歌语义理解。

该成果选取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传统诗学范畴的“志”“情”“形”“境”“神”为主线，通过译本比较与评析，挖掘《楚辞》英译的翻译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构建以诗学为纲的《楚辞》英译理论，提炼可供典籍英译参考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古今、中西、体用的相互交织，突出本土化、传统化、多元化的关联互鉴。

该成果共六部分：（1）绪论：远涉重洋，谱写华章（2）志情论：托物言志，体物缘情（3）境象论：立象尽意，境生象外（4）形神论：借形传神，形神兼备（5）启示论：翻译批评，理论构建（6）结语：古今互释，中西互渐。

该成果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跨学科的方法，将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相结合，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楚辞》英译渗透托物言志、体物缘情的诗学观念。译者注重诠释《楚辞》中以人道、人生、人格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屈原精神成为当今人们弘扬正义价值与美好理想的情感动力；第二，《楚辞》英译体现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的诗学观念。译者遵循文化翻译观，采用意象移植、意象变形、意象借用、意象省略的方法进行意象英译，译文渗透寄情于象、情以物兴的审美旨趣；第三，《楚辞》英译反映借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诗学观念。译者按照英语诗学规范，表现原文的韵律节奏、句调精神、辞采藻饰，译文洋溢尚形重神、神与物游的运思方式；第四，《楚辞》英译展示翻译批评、理论构建的宏阔视野。学者应运用多元互补的批评方法综合评价，加强本土翻译经验研究，突出《楚辞》英译理论构建的德本精神、求美传统和诗性特征。

该成果致力于对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路径进行勾勒，对于这一“向外转”趋势的深层机理作出深入、全面的探究，旨在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体系提供富于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学术参照。

该成果共分为十八章：一 、文学性：百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二、“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三、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四、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五、从形式到政治：文类理论的后现代新变；六、文化政治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七、文学经典之争与文化权力的博弈；八、文学经典之争向文学研究回归的迹象；九、话语转向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主义归趋；十、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与话语更新；十一、“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十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后现代转折；十三、症候解读：文学批评作为艺术生产；十四、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十五、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十六、晚近对于经典美学的三次挑战及其学术意义；十七、从理论回归文学理论；十八、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

该成果主要观点如下：20世纪上半叶文学理论以形式主义为主流，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构主义等文论，都是沿着这一路子往前走的。到了1980年代，文学理论发生了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如果说当年形式主义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现在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其表征就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新潮理论的风靡一时。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新潮理论又纷纷涌入国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导致国内文学理论的观念、方法、路径、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呈现出与旧时迥然不同的格局，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但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麦尔维尔研究方兴未艾，而我国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者大都只注重分析麦尔维尔的悲剧思想，将其纳入象征主义视野,侧重个案研究，缺乏整体观照，往往比较孤立地看问题。这在研究层面上与国外学术界严重脱节，缺乏当下学术视野。该成果旨在将麦尔维尔研究置于当下学术语境，并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对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再审视，在话语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重构。

该成果追寻麦尔维尔的创作轨迹，分10章分别加以论述。

该成果基本观点为：首先追寻麦尔维尔创作思想根源，考察他同美国社会、文化、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论述他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以及他与英国传统文学之间的渊源，为解读麦尔维尔文本世界搭建一个历史、文化和思想框架，再从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创作方法等方面宏观研究麦尔维尔的创作和艺术成就，重新给他定位，认为麦尔维尔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经典作家，他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非人化以及帝国心态均有批判，但他那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白人优越感”、以及肆意贬抑土著岛民等又表明其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殖民文化的建构有着参与的一面。

中国是一个民歌大国，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民歌整理与研究的领先成果。该成果具有挽救、保护中国历代民歌文献的传世价值；具有建构中国优秀民歌的传承体系的重大价值；探索并建立中国民歌整理与研究的学术规范，具有建构中国民歌研究话语体系和中国学派的重大价值；将民歌创作与理论批评相结合，推动民歌研究的理论创新，具有建构中国特色民歌理论体系的重大价值。

该成果在内容结构上，两条线并行——民歌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并行。一是在田野调查、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对中国历代民歌文献进行梳理，新资料成倍增补，编撰并出版包括《先秦歌谣集》《两汉南北朝歌谣集》等在内的《中国历代民歌整理丛书》。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出上撰写理论专著《中国历代民歌史论》，分为《轨迹与特征篇》《交叉与互动篇》《文献整理篇》等三大部分。

该成果基本观点为：该课题组坚持十年攻坚克难，系统、全面地搜集、梳理中国历代民歌文献，发掘了民歌新资料320.7万，编撰并出版《先秦歌谣集》《两汉南北朝歌谣集》《隋唐歌谣集》《宋辽金元歌谣集》《明代民歌集》《清代民歌集》《民国歌谣集》等（全10本），共计608.7万字，拾遗补缺，广収博取，力求“全”与“精”。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民歌研究，将中国历代民歌分为开创期（先秦歌谣）、拓展期（两汉魏晋南北朝歌谣）、流变期（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歌谣）、绝唱期（明代民歌）、集成期（清民国歌谣）、新兴与反思期（现当代民歌），探索演进轨迹与不同时期的特征，初步建构中国民歌的传承体系，特别是把握其文学特色——口头流传、草野俚俗、真声真情、自然清新。同时，分别将民歌与商贾、宗教、民俗、情爱风尚、小说、戏曲、散曲、地域文化、传播等交叉研究，开拓中国民歌研究的广阔领域，多方面力求创新。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积累深厚，成果丰富，但如何突破，既需要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同时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拓新。作者近些年来致力于文学社会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一）地域空间，（二）家族文学，（三）制度文化，（四）社会阶层，（五）人际交往，（六）社团集群，（七）文人品格等。作者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合为一集，以《文学社会学》冠名，在《自序》中进行了富于启迪意义的论证。作者认为，文学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的界限应当跨越，如果承认文学行为除了自我抒情之外，同时也是一种交际行为的话，那么就不能置其交往实践于不顾；如果承认文学家的想象与历史及现实有关，文学作品与作者生存环境中的社会结构具有某种同源性的话，那么就不应无视历史渊源与社会结构；如果承认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生产物品，只有在传播、流转中才能实现其价值的话，那么就不可忽略其生产与传播的过程。用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建构起明清诗文文本与社会关系之间“互文”与“对话”的图景。当然文学社会学的“船”上应载有文人、文学作品、文学生活——这是一艘由文献与文心构建的“文学之舟”。研究它与历史、时代、社会、阶层、制度、家族、社群、市镇、地理等关系，犹如讨论行船与气候、航道、水流、风力、崖岸、景观之间的影响，这是文学本体与某些客观环境的诠释与对话，其欲抵达的方向是文学史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是其他。多年前，作者曾出版过《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一书，此书所录与前书完全不重复，论题更新，论域更宽。以时代来说，涉及明清两代；以地域来说，不限于江南；以社会阶层来说，既有宫廷台阁研究，也有藩署研究，还广泛涉及底边社会与文学关系。视角新颖而开阔，对明清两代文学现象，尤其是明清诗文创作与社会间的关系，每见独到的观照和阐述，一些隐而未彰的文学现象得到揭示；一些日常行为的诗性意义得到抉发；一些具体生动的创作现场得到展现。

该成果是以编年方式整理编列年文学批评史料的大型专业文献资料著作，也是共和国60年来文学批评资料的首次大规模整理。既是一项奠基性的学术工程，又是对文学批评发展轨迹的一次系统梳理，学术上的开拓性极其鲜明，也是为新时代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和建设经验，理论与实践意义昭著。

该成果结构为编年体资料史著，即以年月日为纲，以年度为一相对独立单元，内以月、日为序，逐年逐月逐日列目编入文献资料目录；全书以年份纵向贯通，不明月份、日期者，辑入本年、本月项目下；各具体项目按统一规范列出文献名、作者、发表报刊等，或列明有关会议、事件等现象的标志性要素，以能准确查询核实为准。

该成果基本观点是：认为共和国60年的文学批评实践是我国文学和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其中蕴含着历史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也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再出发、再创高峰的现实平台；在学术上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及方法论的指导，以具体准确的史料客观反映文学批评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成就和经验，这项史料工程承担着“学术救亡”使命——纠正所谓“当代无史料”的误区，并正确还原历史的丰富面貌与发展生态；本成果同时主张史料研究是学科贯通研究的基础，文学批评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当代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批评史料的整理兼及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领域，由此可以支持跨学科的文学整体与多元路径的研究。

该成果基于现代性和本土化这两个理解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基本维度，通过政治、艺术、娱乐三个不同层面的阐释，构成该时期中国戏剧的全景展现。该成果坚持“戏剧本位”，即回归戏剧舞台艺术本身，考察与描述20世纪中国戏剧历程。这样的格局视野，不仅打通近代与现当代，还打通京昆与地方戏、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旧剧（传统戏曲）与新剧（新兴话剧）以及戏剧内外的藩篱。有评论指该书完整全面地呈现了百年中国戏剧的恢弘气势，可谓20世纪中国戏剧之“千里江山图”。

该成果按时间顺序分为七编，共22章，是迄今最完备的20世纪中国戏剧“通史”，以纯正的“戏剧本位”，为中国戏剧百年的发展历程绘制了一幅宏大画卷。上卷纵论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戏剧的发展，包括京剧的兴盛、话剧的生以及各地方剧种的争妍斗艳；从戏剧演出史的角度，涉及城市戏剧的蓬勃发展、商业与戏剧的互动、抗战戏剧的复杂景观以及东西方戏剧的深度交流等。下卷纵论20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戏剧的演变：包括“戏改”的波动、“文革”的奇观与新时期的多元景象；关注传统的坚守与回归、政治和艺术的博弈、现代性的追求和反思以及舞台形态的变化等。

该成果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剧整体面貌的勾勒，重点阐述戏曲市场的繁荣和大量新剧种诞生并迅速成熟等重大事件，还原了近代中国戏剧的真实生态；对话剧进入中国的过程和变化，也有基于原始材料的新论述。该成果对20世纪下半叶“戏改”、“文革”等影响中国戏剧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与分析，在当代戏剧研究领域有重大突破（该部分按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规定，顺利通过中共中央党史办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校，并获得很高评价）；其中既有对新中国戏剧发展曲折历程的总结与反思，也体现了对中国戏剧当下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

该成果是目前第一部汉唐佛教造像断代史的专门著作，系统阐述了汉唐之间佛教造像的风格流变和兴衰，以及不同地域间的相互影响与传播。据统计现存的佛教造像实物资料，已占据中国美术史资料的半壁江山，尤其是五代以前的佛教造像可弥补卷轴画实物之缺失，该成果对客观反映佛教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具有促进意义。

该成果共分八章：第一章“佛教造像的发源地”。阐述了贵霜、笈多时期佛教造像的风格特征，以及有关印度早期佛教造像的认识。第二章“汉魏西晋时期佛教造像”。据现存实物分析得出中国佛教艺术最先兴起于南方长江流域。第三章“十六国时期北方佛教造像”。对新疆早期遗存，以及莫高窟、麦积山等石窟的初创进行论述，呈现出十六国北方佛教造像的风格特征。第四章“东晋南方佛教造像”。依据文献记载揭示了顾恺之、戴逵在佛教造像本土化所做的创新。第五章“北朝佛教造像”。阐述了北朝各大石窟及窖藏造像呈现的地域特征。第六章“南朝佛教造像”。基于南朝造像的风格特征，探讨了南朝对北方的影响及南北朝佛教造像传播格局的转变。第七章“隋代佛教造像”。揭示天龙山、大住圣窟等隋窟造像的地域风格特征。第八章“唐代佛教造像”。系统阐述了唐朝代表性洞窟及佛教画家的艺术风格特点。

该成果基本观点为：就佛教艺术研究本身而言，因中国石窟大多分布于北方，造像保存较好，长期以来学术界多将研究视点放在北方，此著对南方佛教造像的深入研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学术上北重南轻的局面，也改变了对隋唐佛教造像风格来源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