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性质的准确把握，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就指出，我国自1978年底开始的这场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确实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他再次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1984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3]1985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一方面，“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5]另一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6]。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观点，是他对我国改革性质的精辟概括，也是他关于改革性质思想的最集中体现。

今天，对于他的这一重要思想，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

第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既有历史递进性，也有内在统一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百多年来备受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为实现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一届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这场革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这两次革命，前者属于基本制度选择，后者属于体制机制选择。

第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绝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改革，邓小平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两条：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二是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必须通过改革加以完善。改革作为一场革命，它不是要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而是要革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生机与活力、严重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旧体制”的命。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也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它的大前提是：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的革命取得成功，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改进、自我完善。

第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时，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就引起了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解决了，生产力就会得到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而改革虽然不同于社会革命，但它的目的也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通过改革，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也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和第一次革命一样，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第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

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调整，它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7]由于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改革必然会引起多重矛盾的交织，甚至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心理震荡，所以改革每推进一步都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同时，改革也是极其艰巨和复杂的，而且是长期的。从这一点来讲，改革同过去的革命斗争一样，必将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我们非得有革命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投身于改革不可。同时，还要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敢闯、敢冒、敢于试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胆略。那种认为改革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对改革开放这场革命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

胡锦涛同志在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性质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进行了更完整、更科学的定位。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性质的科学定位，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作为我国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不同于以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之相比，改革开放这场革命在以下四个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革命的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党、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爆发的革命，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开展的革命。二是革命的直接目的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改革开放这场革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实的面貌，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是革命的道路发生了新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道路，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则在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进行彻底变革，走的是渐进革命道路。四是革命的结果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实现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历史转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使中国已经实现了由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向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小康型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历史性转变，而且正在实现着由小康型社会主义中国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伟大历史性转变。

概括起来，胡锦涛同志关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的科学论述，至少蕴含着以下五个方面的要义。

第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新的革命。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完善和发展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只能通过改革来加以推动，通过开放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来加以发展。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新的伟大革命，既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也不是对它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不合理的方面和环节，即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兴利除弊，破旧立新。离开了改革开放这一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与时俱进地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就会逐渐丢失其先进性和优越性。

第二，改革开放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革命。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不断打破陈旧体制机制的束缚，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又好又快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之所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就是因为它已成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正是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实践的深化，我国改革开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又愈加注重科学性：既着眼于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又着眼于提升生产力发展的质量；既着眼于扩大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又着眼于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效益；既着眼于淘汰和改造落后的生产力，又着眼于培育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既着眼于优化国内生产力发展环境，又着眼于面向世界拓展生产力发展空间，等等。这表明，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的伟大革命，已经并正在进入新的科学境界。

第三，改革开放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风格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改革开放无疑是实现这两者有机结合的中心环节。从时代眼光来看，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作用和意义，至少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把许多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推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迫切需要立足国情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回答，这就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无法回避的客观要求。二是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开拓性的伟大实践，不断创造和积累着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鲜经验，这就为我们党据此作出合乎规律性的理论创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源泉。三是改革开放构筑了联结中国与世界的广阔平台，有利于我们党在广泛吸收当代人类社会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作出富有中国气派的理论概括，不断增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优势。四是改革开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实践过程，它推动着我国社会发展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从而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提供新的更高起点。没有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就没有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四，改革开放是促进人们思维方式深刻转变、不断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的革命。

改革开放作为新的伟大革命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推动着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改革开放始终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不断引导人们打破落后和保守思维方式的束缚。在我国，与几千年小农经济相联系的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曾使我们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实行社会变革的良机，一次又一次失去了“对接”世界发展潮流的机遇。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直至沦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与这种落后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落后思维方式又被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下来，成为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搞闭关锁国的重要思想根源。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空前深刻，思想意识的解放也空前深刻。30年来，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新思路、新举措能够不断确立并得到有力贯彻，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以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尊重历史而又开拓未来的姿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与整个民族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深刻转变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在人们自觉转变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各种新思想、新理念在神州大地如潮涌动，从而汇聚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进而又推动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第五，改革开放是加速提升中国社会总体文明水平的革命。

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总体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改革来说，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为当代中国社会总体文明发展不断地扫除障碍、注入活力，开辟越来越广阔的前景。就开放来说，我国实行的是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大开放，它从三个层面把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地贯通起来：一是推动中国以顺应时代大势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二是推动中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充分吸收世界文明发展成果，从引进技术层面的有益成果，延伸到吸收制度层面的有益成果；从利用经济方面的有益成果，扩展到借鉴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有益成果。三是推动中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着眼于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积极追赶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不断拓展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