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又称为广东商帮，是由广东本地的三大民系以及其他民系组成，包括广府帮，潮汕帮，客家帮、雷州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商帮。从地域维度来看，粤商应该包含“粤地”、“粤籍”两个方面。所谓粤地，即在广东省境内经营的群体，这其中包括非广东本土人；所谓粤籍，即广东籍贯的商人在外地经营。粤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粤商又与晋商、徽商、苏商、浙商并称为中国历史的五大商帮。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明清时期，粤商主要是由广府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组成，粤商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所建立的广东会馆、岭南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潮州会馆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以今天的省份地域来看，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及广西分布的数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东、东北、湖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台湾、甘肃、云南等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明清时期，粤商更漂洋过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广东会馆除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与美洲各国外，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广东会馆。

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名列4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代表人物有伍秉鉴、卢观恒、梁经国、吴健彰等。

近代，广东出现了一批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举足轻重的民族企业家先驱，包括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张弼士、吴麟书、梁炎卿、陈启沅、薛广森、简照南、简玉阶、唐廷桂、莫仕扬、莫干生、李煜堂、方举赞、郑伯昭、陈炳谦、曾焕堂等，马应彪、郭乐、蔡昌、李敏周、黄焕南创办了现代中国百货业的先驱——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粤商也成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帮之一，其中以香山县和南海县的广东商人为主，形成上海粤东同乡会馆和粤西同乡会馆。

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敏感、勤劳、刻苦、务实、低调，这些都可以在粤商身上体现。粤商在近现代来讲，都起到了一个引导潮流的作用。当然历史马上翻开新的一页，粤商能否在未来依然保持领先的位置，与时俱进将是粤商不断学习和探讨的课题。粤商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就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工商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使粤商获得了新生，也是旧粤商和新粤商的分水岭，新粤商在继承传统粤商文化的同时，也融合了现代商业文明的特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凭借特殊的地域和政策优势，加上聪明才智，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

粤商有着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创造出独特的南粤文明和粤商文化。特别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凭借特殊的地域和政策优势，加上聪明才智，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

粤商作为近、现代中国商界的后起之秀，面对21世纪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以与时俱进、博采众长的广阔胸襟，倾力打造新粤商精神，推动了广东乃至中国商界健康、快速、和谐发展。

岭南是中国分布最广、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广东民系包括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雷州民系、高凉民系，都以岭南为居地。在历史发展长河，他们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及各个亚文化，即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所在地区形成不同社会经济面貌，也是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粤商文化实际上是四块：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雷州文化。

广府人精明开放，勇于冒险，接受新事物快，商业头脑发达。广府民系，指口语中的“广府人”，指的是广东省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具体范围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香港、澳门，和其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海外分布于欧美、澳州、纽西兰、东南亚等地区，以粤语（广东话或称广府话，俗称白话）为母语，以珠玑巷同迁的汉人为民系认同，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粤式饮食、语言、风俗和建筑风格的汉族民系。广府商会“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

广府代表人物：唐廷枢、徐润、马应彪、郑观应、陈启沅、薛广森、简照南、简玉阶、唐廷桂、莫仕扬、莫干生、伍秉鉴、卢观恒、梁经国、吴健彰、陈芳、卢九、郭乐、蔡昌、李敏周、黄焕南、吴麟书、梁炎卿、李煜堂、方举赞、郑伯昭、陈炳谦、曾焕堂、霍英东、霍震霆、李兆基、郑裕彤、郑家纯、杨惠妍、杨国强、何享健、何剑锋、梁庆德、梁昭贤、张劲、朱江洪、郭得胜、邝肖卿、郭炳湘、郭基俊、郭炳联、郭炳江、李文达、吕志和、罗家宝、何鸿燊、何超琼、何猷龙、梁绍鸿、梁显利、梁安琪、李德义、朱李月华、邓耀、陈谭庆芬、陈曾熙、陈启宗、陈乐宗、马万祺、胡应湘、罗定邦、罗乐风、罗肇唐、陈瑞球、方润华、梁乃鹏、蒙民伟、李东海、罗德丞、李福善、利国伟、杨铁梁、毛钧年、许仕仁、李国宝、钟士元、李国能、任志刚、冯国经、梁智鸿、曾俊华、唐星樵、刘焯华、崔德祺、何贤、何厚铧、崔世安、崔世昌、陈永棋、郑海泉、施祖祥、袁武、郑汉钧、谭惠珠、陈祖泽、何佐芝、黄乾亨、曾钰成、潘宗光、许淇安、任关佩英、叶刘淑仪、周梁淑怡、王志东、张志东、邓裕强、香植球、张瑜平、叶志成、李祖泽、王华生、陈鸿道、蔡达标、王赐豪、冯国纶、霍震寰、叶汉、伍步刚、伍步高、利孝和、利定昌、蔡冠深、李思廉、张力、翟美卿、苏志刚、黄文仔、郭梓文、陈卓林、王锦辉、蔡建中、王国强、邓崇光、罗启仁、叶剑波、梁麟、李惠文、孙秉枢、李家杰、李家诚、李兆楠、胡兆炽、冯景禧、何善衡、林炳炎、郑志刚、陈泽富、陈国强、伍淑清、伍舜德、黄乾亨、黄笏南、黄英豪、蔡继有、谢瑞麟、伍宜孙、梁球琚、简东浦、周君廉、李华文、胡汉辉、周永泰家族、何启东家族、利希慎家族、李佩材家族、卢础其、黄伟常、李兴浩、岑钊雄、李一萍、叶德林、李旭亮、李朝旺、潘皓炫、黄炳均、古润金、岑松江、霍炽昌、黄联禧、孔健岷、彭磷基、庞康、黎经华、潘叶江、邓颖忠、区炳文、梁家荣、袁旭培、周永成、杨树坪

潮汕人是指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地区的人。潮汕临海，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居地区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东南亚，被称为“东方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潮汕也不单指“潮汕地区”这一概念，因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汕人爱行闯天下的个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说，即“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而恰巧三个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万左右，但无论几个潮汕，本土潮汕始终是数千万潮人根的所在，梦的归宿，而海内外难以计数的潮州会馆（同乡会）正是连结这一血浓于水的亲情的驿站。

潮商代表人物：李嘉诚、庄世平、张弼士、林百欣、黄光裕、黄茂如、黄俊钦、谢慧如、马化腾、谢国民、朱孟依、周泽荣、李泽楷、施少斌、朱树豪、杨受成、陈汉士、郑桂泉、张利钿、黄世再、刘銮雄、黄楚龙、姚文琛、蔡东青、林连登、吴开松、陈凯旋、刘绍喜、郑钟南、蔡志明、林建名、林建岳、柯为湘、陈弼臣、陈有庆、陈有汉、郑午楼、罗文正、刘建吉、周光明、陈顺源、黄擎天、黄海庆、罗鹰石、张静君、姚振华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其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客家人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台湾、广西、湖南、四川、海南、贵州等地。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迁徙过来。客家人最重群体精神，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会馆一类团体组织，来保护客家人的安全和群体利益。

客商代表人物：胡文虎，张煜南，张鸿南，谢枢泗，姚德胜，罗芳伯，他信，英拉，徐锦荣，叶亚来，彭云鹏，姚美良，侯芳伯，伍淼源，伍竹林，伍班超，刘志强，李河君，黄章，李永良，丁家骏，郑明如，李金松，温惠仁，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魏应行，熊德龙，张旋龙，罗田安，朱孟依，朱拉伊，叶澄海，叶焕荣，缪寿良，温纯青，曾宪梓，田家炳，梁亮胜，何侨生，何冬青，余国春，余鹏春，叶春荣，叶联礼，叶树林，叶新民，叶桂材，黄华，邹锡昌，罗桂祥，汤锡霖，罗焕昌，刘宇新，刘皇发，杨钊，李新炎，林立，叶远西，叶华能，郭东林，李东生，陈景河，林光如，蓝铧缨，黎次珊，叶钢书，张鑫善，姚良松，连锋，吴惠权，曾震宇，杨钦欢，罗活活，曾智明，杨汉军，庄兆祥，钟奇可，钟伟良，李有权，吴德芳，黄德新，梁世桢，刘金华，陈彩银，陈梅冰，黄明智，李东浩，蓝瑞明，陈志明，李彬兰，刘伟，张新辉，卓定华，杨荣义，廖晓霞，林苑如，蔡鸿文，冯小华，刘年新，涂辉龙，周国辉，李建华，梁俊丰，杨祥波，朱世瑞等

可能有人会说，广东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政策优势和地缘优势。的确，广东有发展经济的天时和地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难得的天时。广东又比邻港澳，这是天生的地利。但是，广东的发展更离不开人和。这“人和”便是中国人少有的自由、开放、冒险、开拓、务实、创新的商业精神。这是广东人的灵魂，更是广东人富起来的深层奥秘。

广东人言必称商，人人皆商，全名皆商。几千年来，中国商人的成长环境相当不妙，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底下的，商人的形象都是奸诈，贪婪之类。这样的社会环境当然不可能早就一只强大的乐商、重商的商人队伍。但岭南的广东人则不然。广东人从商的历史悠久，从秦代开发以来，广东人就一直承担着与世界交往的重任，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经商带来的丰厚利润，诱使人们不断投入商海，广东人一世奋斗在商海里。

敢为天下先，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培育了岭南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用于任事、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广东人早已认准，只要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干，先干了再说。敢为天下先，是广东这个昔日经济上的小老弟变成了今天的老大哥。一个敢字，一个先字，既让广东人饱尝了开拓者的艰辛，更让广东人品尝了成功者的喜悦。

广东人在行动上大都注重实际，很实在，很现实。他们不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太喜欢奢谈什么大道理。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在对待新事物上，北方人大多数总是先从道义、原则和义理上做审慎的选择与吸收；广东人则是先大胆学习、引进、吸收和为我所用，他物为我物。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是北方人的习性；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这是讲的广东人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利用好中央给的政策。其实，这就是广东人灵活变通之所在。在中国国门刚刚打开，左倾思想还相当有市场的环境里，广东如果没有一批深谙变通策略的改革家、企业家，有限的“优惠政策”也是难以“点石成金”发挥效用的。

广东强调建设文化大省，但具体怎么建设？从微观层面、技术层面怎么落实？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没有形成一个双赢的政策。方向性已明确，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怎么落实还不清楚？如何挖掘广东人的特质与潜力，推陈出新，并贯彻到每一个广东人中去？这才是首要的。

由于商业文化的压抑，广东商人的文化传统东西已慢慢落伍，导致上进心不强。这一点广东人没有真正重视。主要问题是如何引导粤商的精髓，即开拓、敢为天下先、做大做强、扎扎实实的精神与粤北的出头精神三块吸收进来，打造一个全新的粤商精神。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不要把粤商传统的精髓给忘掉了。

在融合这三块文化因素时，一定要考虑当代的因素，如新客家人文化、国外优秀文化、中原文化中优秀部分，都是新广东人的元素。最终目的是开阔新广东人的眼光，并拥有宽阔的胸怀和进取精神及永不知足。比如潮汕人的忧患意识、客家人好学习的精神都值得很好地发扬。

大力弘扬新粤商精神、着力打造新粤商文化，能为广东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团队凝聚力。在吸取粤商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合时代因素，如新客家人文化、海外文化、中原文化中优秀部分，将逐渐形成新粤商的核心精神。

诚信，是粤商一如既往的本质。权威机构对国内各大商帮的信誉调研表明，粤商在国内外的诚信度很高。这不仅与广东的经商历史紧密相关，也反映出新一代粤商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优势。

效率，是粤商驰骋商场的法宝。在广东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特别强，因此办事节奏快、效率高，往往能抢先一步把握商机，在商场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创新，是粤商亟待加强的环节。随着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的蓬勃发展，浙商、沪商、京商的日益壮大，国内商界你追我赶、百舸争流的局面既给新一代粤商提供了跨越式发展、创新式发展的大好机遇，也使新一代粤商面对如何巩固和提高现有基础、大力发展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只有通过创新，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不断延伸，才能适应珠三角地区先发优势逐渐削弱的现状，才能全面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实现由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转变的质的飞跃。

品牌，是粤商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广东已形成一批有实力的专业镇和产业群，规模效应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纺织，服装，鞋、帽制品，化学纤维业等传统优势产业打造更多的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支持信息、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争创名牌；积极发展传统服务业老字号品牌；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研发，促进广东民营企业从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转变。

和谐，是粤商构建以人为本、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企业要积极落实《劳动法》等法律法规，改进劳动条件和保障措施，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要积极遵守环境保护相关规定，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切实促进企业内部和谐、企业与环境和谐共进，是粤商联合社会各界，推动广东全面发展的目标。广东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职能部门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与配合。作为广东商贸领域的生力军，新一代粤商要进一步加强与工商、税务、质监、知识产权保护等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联系和协作，建立畅通高效的运转机制，在全国率先形成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政企互动的新格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上晋商、徽商的鼎盛在中国商界留下了一笔浓重的华彩，当今粤商、浙商的崛起为中国商界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鲜活力，只要以海纳百川的气魄、与时俱进的态度、推陈出新的勇气，新一代粤商的旗帜就能在中国商界高高飘扬，成为一道永不落幕的胜景。

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商人到海外做生意。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粤商就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背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商界独树一帜。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府，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伴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香港和潮汕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粤商虽然曾一度沉寂，但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广州是粤商兴起、发展的发源地，千年商都的历史文化造就了粤商独有的商业精神。广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称。广州商都的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经久不衰。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商贸发展的历史。在2000多年的开放贸易中，“惟我独尊，地位不可替代”，广州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商都。今天，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商贸再领风骚，广州、广货一度成为时髦的代名词。广州已成为真正的“购物天堂”。2009，这里作为全国惟一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所在地和内地第一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具有世界级商业辐射力和超强的消费购买力，历来是海内外商家趋之若鹜争相攻峙的商业重地。

粤商是最早走出国门、是对外贸易的先驱。广东是中国重要的对外经济贸易发源地之一。自西汉时广州就已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时的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到清代，这里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之地。

因为这样的商业传统习气，广东人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就没有中断过商业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广东人个个都是商人的后代。

1、秦汉时期至鸦片战争爆发（约公元前200年-1840年）

这一时期是广东对外经济贸易由起始走向昌盛时期。汉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了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三国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魏晋、唐宋至明清，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开始由政府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管理。外贸管理机构及有关政策法规也逐步走向完备，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东外贸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南粤分为九郡。南粤设郡后，汉武帝派遣直属于宫廷的“驿长”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绸从徐闻、合浦到达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在那里交换“明珠、壁琉璃（宝石）、奇石、异物”等。这是史书记载的较早的一次对外贸易。此后，异域的商船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载货到广东进行贸易。

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来汉朝，开始了两国的海路交通。中国则通过天竺（今印度）同大秦开展海外贸易。

三国孙吴期间，开辟了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进入西沙群岛海面的新航线，使广东海运航线由沿海岸航行进入跨海航行的阶段，广州随即成为岭南对外贸易的中心。

226年，罗马商人秦论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内附近）以后，取道到建业拜见孙权，表示要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并介绍了海外情况。同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国（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等地访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联系。

西晋初年，大秦国来中国朝贡，经过广州，带来了无数的珍奇。

东晋末年，狮子国使臣经10年跋涉首航广州向东晋王朝贡。

隋炀帝时，在鸿胪寺下设置了集外交外贸于一体的中央外事机构，即“四方馆”。“四方馆”是中国首次设立的外贸外事专职机构。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王群政携带大量丝织品由广州乘船出发，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吉达），受到当地欢迎。

唐代，广州港已发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官方首设市舶使（中国最早掌管海外贸易的官职）于广州，并开辟了长达14000公里的由广州通向西方的航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在今天光塔路一带的“蕃坊”竟居住着12万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当年的广州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珠宝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广州成为当时商贾及朝廷命官发财致富之地，有“广州剌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一说。

宋元时期，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官方坚持实行开放政策，除了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又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同时还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

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广州宋代市舶亭旧址，设置广东市舶司，专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被废，永乐元年（1403年）重开。

正德三年（1508年），广东市舶司决定对外国贡舶实行抽分制，征收实物十分之三作为入口税（后来降为十分之二），并设置牙行，由官府指定的官牙当中介人，将余下货物作为民间贸易。

嘉靖元年（1532年）浙闽两市舶司被罢，独留广东市舶司，自此以后，广东市舶司基本沿续至明末。

正德末年，由于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沿海侵略搔乱，朝廷宣布实行海禁，广东外贸受到影响。直至隆庆元年（1566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才被视为合法。

隆庆五年（1571年）广东市舶司决定以丈抽制取代抽分制，即按船舶大小征收船税。

清代，广州设立“十三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三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长达83年。广州再次成为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鸦片战争之时，广州的外贸因而空前繁荣。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广州：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赚钱的买卖。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大力引进华侨和外国资本开办商业、洋行和银行，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并形成中国一大商帮，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人多田少的矛盾，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的活跃与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商品意识、市场背景，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社会生产的状况、当地的自然条件等等因素。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亦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明朝中后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明显有利于商人发展与活跃的趋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明清粤商的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广东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地区很少，总体情况就是人多地少。明清时期，由于人多与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广东就有不少人想法设法另觅生计。他们或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有较好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或者实施新的耕作方式，采用“基塘”养蚕养鱼；还有一些人则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专门进行商品经营；还有一些人则弃农经商。因此，人多田少的矛盾便成为广东商人崛起于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广东三面环海，境内河网密布，无论是通向海外、还是内地，交通都非常便利。广东南临南海，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和澳洲之间海上航路的要冲，是世界上海洋航运繁忙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纽带。交通的便利为广东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3、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

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异军突起。桑基鱼塘，种桑养鱼，一地二用，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种特殊方式。甘蔗、水果、茶叶、花类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明清广东部分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广东商人的崛起。

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快速发展，广东的手工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手工业发达地区之一。其门类众多、花色品种齐全、技术精巧，都是空前的。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兴盛和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广东产品迅速崛起，数量多，质量好，走上国内国际贸易舞台，并随之形成“广货”的概念。广东手工业的高度发展自然要求广大的销售市场，促使的广东的商业繁荣，商人活跃，商业资本发达。

明清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进行掠夺性贸易，并进行殖民扩张。1573年，葡萄牙人强租澳门，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控制了澳门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寻求海外贸易有很大影响。由此形成大量的海商，这就是明清史籍的所谓“海盗”。随着海商联合，广东商人在明朝嘉靖以后才真正崛起，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集团。到粤海一口通商之后，广东海商的力量更是随着广州的独口贸易的高度发展而日益壮大。

由于广东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一些专卖农作物产品的市场随着专门化的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而出现，并随之扩大而增加。不分季节，四时都有货源的，如牛、猪、布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圩；有定期收获的农产品，如水果、花生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市。专业圩市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农业的商业化，也满足了由此而兴起的手工加工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圩市不仅适应了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适应促进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

广州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中广州（时称番禺）即九大都会之一还特别指出番禺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这种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商业传统，无疑对广州城乡居民有很大的耳濡目染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下，广州以及广东居民的商品意识自然较强。这对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实行闭关政策，对外贸易被严格管制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门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清代始终把广州视为对外联系的中心和纽带，也正由于广州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它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也促使广东商人空前的繁盛。明代，实行朝贡贸易与贡船贸易，清代则大体上实行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政策。广州一口通商后，商船日渐增多，税课日旺，买卖频繁。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粤商社会组织。

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名目繁多，有行、帮、会馆、公所等等。行，是指商人的行业组织；帮，则是商人的地域或业务性质的组合；会馆，一般而言是商人的地缘组织；公所，则是商人的业缘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的内涵在明清时期相当程度上已演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们的名称却依然存在。

“行”是已知较早的商人组织。唐宋时期，“行”就已经出现。当然，当时的“行”和后来一样，不完全是商人组织，手工业者也包括在里面。而且，它还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所开设的店铺的组织。明清时期的“牙行”实际就是“牙店”、“行家”、“行户”的通称。其职能主要是替客商收买、评估物品。当时之“行”最主要的含义是行业，每一行业皆有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或曰堂，或曰公所，或曰会馆。行虽不是组织本身，却也和行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大多数行都有一个“堂”，名称虽不一，但该“堂”毕竟为一商人行业组织。故此，行在当时还是有特殊的意义。

“帮”，主要是由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当时也有一些是因业务关系而组成的。在一些商业繁荣的都市里，商人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帮”，广东商人的“帮”往往叫做“广帮”。但“广帮”其实只是一个大的称呼，“广帮”之内还有地域关系而形成的顺德帮、番禺帮、潮州帮之类。明清时期，广东商人最有名的商帮是潮州帮。

明清时期异藉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是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设点办公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由商人发起新建的会馆，目的在于保护本地商人或本行业商人的商贸利益。

早期公所主要是有地域关系的同行商人的组织，其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更多的是注重实效。明清时期公所的不断成立和增加，反映了工商业行业的拓展和工商业经营者的增长，这是社会分工发达的标志。

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广东商人，虽然由于其商业资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传统经济，但在量的方面，却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广东商人的活动虽然属于交换的范畴，就一切要素来说，它是有社会生产决定的。但是，作为生产工程中一个阶段的交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对生产发生反作用，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变异。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因而也就对当时广东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1、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商业的扩张往往是先于工业发展的。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其实就是承当国内贸易中介人角色的商业活动，推动了广东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了适应市场，特别是供给市场的需要，广东商人往往对外向型手工业作坊或工厂手工产品特别青睐，甚至投资于外向型手工业，从而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广东，广州的制茶业、纺织业和佛山的棉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的发展最为典型。

2、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

随着广东海商出海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明中叶开始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明清时期，以丝、茶、瓷、和他其手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中国外贸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外商不得不大量输入银元来交换中国的商品。清政府推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外国商人的银元于是经由广东商人中的十三行行商之手源源不断的输入广州，进而向全省乃至全国流散。广东商人在银元输入的过程中充当了转手人的角色。

3、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

随着广东商人的日益发展，广东的市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起来。首先是岭南一大都会的广州城已成为“百货之肆，五都之市”的中心，人口也发展很快，由于人口剧增，商业繁荣，广州城进行了两次扩建。显然这是为了适应由于商业贸易而新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商业区的需要。由于广东商人的发展和活跃，商品生产与交换，逐步地破坏着周围的自然经济结构，使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卷人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进而成为新的商业市镇。

4、促进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

16至18世纪，东南亚和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处于开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低于中国。广东商人中的海商和这些国家的商人通过商品交易往来大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同时因贸易而在当地定居的广东商人就成了华侨。广东商人以及华工带去的先进的铁工具等，对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事矿藏的开发、荒地的开垦以及经济作物种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5、促进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广东商人的大量出海贸易，不仅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到国外，而且也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回中国来，从而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中国科技文化的外传：广东商人的海商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他们不仅运去了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先进的中国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而且想这些国家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到国外经商的广东海商不时把外国的一些经济作物或者粮食作物新品种带回广东种植，对广东乃至全国都有产生极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随着广东海商对外商贸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广东和内地传教，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明清时期停滞不前的科学技术注人了新的血液。

6、促进广东社会重商心态的形成

广东是一个商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地方。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广东社会的重商思想不断得到加强，随着明清广东商人的形成和发展，广东人经商意识日益普及化。明中叶以后，重商的社会心态便在广东形成了。广东社会的重商心态除了表现为经商的人多、经商的风气盛以外，还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来。

不同的“商帮”，都具有各自独有的经营模式、理念和行为特征。相对全国各地的现代“商帮”而言，“粤商”的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等仍然是“中国第一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区域渐次兴起不同的商业群体，即“商帮”。其中有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及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以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粤商的主要群体。

虽然自古就有粤商这一提法，然而却未能如浙商、徽商、晋商般深入人心，更没有专门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尤以广东为例，近二十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也领先于全国，这些都是广东所引以自傲的。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广东人发现，在经济的许多方面，

上海人已走到前面去了，相比之下广东已落后了。

随着经济“反思”大潮，“粤商”一词也渐渐进入人们眼帘。2009年举行的“十大新粤商”评选活动更体现了各界对粤商的关注程度在不断上升，对粤商的研究，加深对其认识以推动经济的更好发展已成为迫切的需要。

为推动“粤商”研究，为“粤商”竞争力的提升献计献策，广东商学院副院长、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徐印州教授与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教授发起成立了“粤商研究中心”。

一部新粤商敢为人先、务实创新、争雄夺冠的创业史，就是一部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粤商推动着广东的产业结构从“珠江水、广东粮”，到“岭南服、粤家电”，再到今天的“IT簇群、五金基地”……物流、咨询等服务业更是方兴未艾。在人们看来，粤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挣得盆满钵满，更是“借鸡生蛋”，学技术、学管理、学资本运营；一言以概之，就是在传承“通达务实”、“开放兼容”等传统粤商精神的同时，更具创新意识和长远眼光，更善于吸引、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及各种资源。由于地处南部边陲、远离政治中心、与港澳相邻，最早培育和开放市场，最早接受东南亚产业转移，因此它们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的南越区域色彩风格和带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的企业群体，造就了“粤商”自身独特的个性和特征。

新时代的粤商也有了新的精神，那就是“新粤商精神”。

———从汇聚融合到合作发展。与浙商的本土“草根性”不同，粤商表现出区域“筑巢引凤”、本土自主生长、外来自主生长、产业引进移植等多种形式并存，又相互独立的特点。广东众多产业实现了升级，部分企业成为全国龙头甚至走在世界前列，大量的隐形冠军存在于粤商企业中。显示出粤商正在从独立发展的模式走向合作发展。

———从先行一步到领先领跑。先行一步，是粤商的特性之一，但要步步先行就更难。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粤商能否抓住新的优势，保持领先，就成了对粤商精神的挑战。

———从灵活善变到创新创造。不受传统思维禁锢，遇到问题会变通，这就是粤商的灵活善变。灵活善变也是创新，但它侧重的是尝试和变通。但若不想投入更艰难的创造，如果逃避投入大、见效慢的创新创造，不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广东制造业实现升级就难以实现。不过粤商已经意识到了原创性的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也认识到自身创新能力的障碍，这几年在自主创新方面已有了较大突破。

———从精明务实到战略思考。粤商的精明务实表现在关注实际利益，不张扬，不关心政治。早期的精明务实为粤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赢得了空间。就是不了解政策指向，只重短期的实际利益就有可能损害长期利益。当前，企业家已经意识到政治不敏感、视野不开阔将阻碍企业更长远的发展。

———从“只干不说”到广泛对话。在政策不明朗的条件下，只干不说，可以避免争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粤商在改革开放初期，坚守“不干不说，干了也不说，别人怎么干坚决不说”的理念，“闷声发大财”，赢得利益，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然而，粤商的成就已经举世瞩目，不是低调就能逃避得了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和员工对话，与国内外企业交流，与新闻媒体对话。新粤商已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从小富即安到和谐安详。勤奋创业，但生活考究，从容而安详，构成当代粤商显著的特征。这些年，“和谐”作为粤商的一种文化精神而非简单的意识，逐渐渗透到了粤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

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州，

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人的勤奋以及诚信品质是促进十三行经贸迅速发展的基础。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粤商早有向外拓展的传统，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广东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

从生产加工环节开始介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与合作，发展到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等方面的突破，成为世界工厂以及世界上新的经济创新地，这曾是亚洲“四小龙”发展的轨迹。改革开放，广东得风气之先，取得了“先走一步”的先发优势。开放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濒临港澳台的地理优势，使广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以深圳、东莞等为首的珠江东岸城市配合香港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前店后厂，“两头在外”，这是内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最好选择方式。以廉价的未开发土地以及从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参加国际市场的弈博。珠江西岸的广州、中山、顺德、佛山等城市则凭借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有开放政策的助力，珠江的东西两翼合力，令广东的经济领先全国，不但积极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成为中国经济的催化剂。“广东出品”代表的是新的商品、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理念。粤商人走遍全球及全国，以全方位的开放心态，对海外、对内地开放都同样有强烈的开放态势。笑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赚，深谙禅理的粤商人自有其高明的商业哲学、商业智慧。开放是一种长线投资，粤商延续了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商业精神，其具备的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等，仍然是“中国第一商”。

粤商人敢为天下先，国家首批四个经济特区就有三个在广东。近20年时间里，中国的大多数先进的零售业态、流通技术以及组织形式，都是由广东商业企业率先引入并尝试，例如，超市、购物中心、购物广场、第三方物流等，使广东商贸流通企业一直处于全国的绝对优势领先地位。

法国著名学者佩雷菲特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

“精神创造经济奇迹”。一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精神，在创造经济奇迹方面，比资本、劳动、技术、制度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更为本质的作用。

在广东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特别强。今天的竞争已不再是家门口的竞争，而是全球的竞争。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仅要紧跟潮流，更要引导潮流，以适应未来的挑战。

白手起家的务实耐劳、拼搏创新的精神，在粤商群体中普遍表现。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原是卖冰棍起家，后来创办工厂数十家，涉及制衣、塑料、五金、电子电器、移动多媒体、金融投资和医疗机械方面等领域，李兴浩连续三年荣登福布斯富豪榜。东莞粤晖园庾董事长以他40多年丰富的建筑经验，老骥伏枥，鼎力回报家乡和社会，首期投资近3亿元，建成了富有岭南特色的粤晖园，为广东的旅游文化添新姿，还连续三年荣登福布斯富豪榜。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渐次兴起的“五大现代商帮”中，珠三角商帮是粤商的主要群体。在举行的“十大新粤商”评选活动中即将产生的 “十大最具中国商业精神企业家”和“十大新粤商”更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就像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作用一样，地方文化对商业精神具有潜在的影响。“行街”、购物和生意是广东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岭南文化的一种表现；感受到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市民生活及岭南社会的各个层面，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一个侧面。

强调实干精神是粤商的传统之一，南方高科老总陈震对此颇有心得：“关键在于做，我相信天道必然酬勤。”珠海德莱仪表设备有限公司周总经理也有同感：“‘人若善之，天必佑之’、‘天道酬勤’。善即善待，勤即勤奋。”他们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不断地为客户创造价值，得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科技创新的实质是生产力水平提高，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发展，要看其能否持续获得好的商业创意并使其完美实现的机制和能力。在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浪潮，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带来了无穷尽的商业机会。而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研发，依靠的是对人的创意和人的潜能的有效激发。

经过十多年努力，广东已拥有6个国家级高新区、10个省级高新区，各高新区创造的工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出口值、出口创汇等都对所在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粤商精神应该就是灵活，而灵活的灵魂就是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企业家的共性归之为“创新”。自主创新体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还包括与提高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自主创新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创新涵盖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粤商的创新焦点集中在市场上，具体作法如：乘CEPA商机，广东企业链接泛珠三角，打破地方壁垒，并实现内外市场一体化，泛珠三角模式更可作为中国其他区域经济的借鉴。几年来，粤商积极在全国拓展商机，在2005年的第二届“泛珠三角洽谈会”广东省的签约项目上，粤商共签项目303个，金额488.4亿元，分别占总数和总金额的33.3%和42.2%。粤商走出国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普遍采取“贸易先行，制造跟进”的战略。在贸易额扩展到一定规模、积累了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之后，进一步开拓境外投资建厂的新路径。如美的、TCL、康佳、华为、格力等广东企业，纷纷在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扩展的先行者。2009，粤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德国、越南和东欧等，涉及的行业包括电视机、程控交换机、电话、空调、DVD、摩托车、服装等。

粤商创新精神也表现在实施名牌带动战略。至今，粤商已经打造出了七八十个产业集群，并且拥有“中国名牌产品”221个，占全国总数的16.5%；至2006年我省企业共获得名牌称号1814个，居全国首位，其中有29个品牌被评为年度“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全国7个“中国世界名牌产品”广东占了3个。全省企业注册商标超过30万件，连续十年居全国首位；拥有全国驰名商标46件，居全国前列。

经济的竞争终究是文化的竞争，在新粤商精神里，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有效的结合与融合，也看到了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实用性。

在广东工作与生活的包括广东籍、非广东籍和海外来粤投资经商的企业家们，形成了一种具有“敢闯、务实、精明”等鲜明特色的企业群体——新粤商。新粤商，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更是文化的概念、创新的概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新粤商应该进一步提升和超越自己，才能走向世界。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新粤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商帮”。据了解，广东2009的GDP达到全国之最，这些“新粤商”们功不可没。并且，他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东有3000多家企业在海外有投资，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但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所王先庆教授指出：在当前国际经济的新环境下，新粤商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全球化的观念。广东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新粤商面对国际化的冲击，要从被动参与国际分工转到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产业的转移，由依附型的经济、企业向独立、创新型的方向发展。否则，在面对国内和国际的竞争下，容易边缘化，而且新粤商“过于低调不适应形势”。

粤商的兴起，推动着广东的产业结构从“珠江水、广东粮”，到“岭南服、粤家电”，再到今天的“IT簇群、汽车基地”，物流、咨询等服务业更是方兴未艾。在人们看来，粤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挣得盆满钵满，更是“借鸡生蛋”学技术、学管理、学资本运作。中兴、华为等一大批代表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活力四射，已经开始成为新粤商精神发展延伸最好的印证，并产生出极大的示范效应。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传承“务实”、“通达”等传统精神的同时，更具“创新”意识和“长远”眼光，更会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尤其是人才拿来为己所用。

1、粤商：新长征路上的领跑人

20世纪90年代广东的区位优势使得粤商重新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中国经济中最为耀眼的明星，扮演起中国经济教父的角色。对世界而言，中国商人就是广东商人；对中国而言，广东商人就是财富，以珠江水、广东粮和岭南服为代表的广货在中国市场上大行其道，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2、新粤商迎来最好创业期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从唐宋、明清再到近代，粤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影响深远。近30多年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最重要窗口之一，新粤商又以独特的营商风格，成为中国经济大潮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3、新粤商更加务实和诚信

创新之外，是新粤商更加务实和诚信。在长期市场经济浸淫中，越来越强契约精神，也让新粤商由然而生“双赢”和“多赢”思维———在很多时候，这会让新粤商获得更多商机。

不过，也有专家和企业家指出新粤商的不足。广东商学院王先庆教授说，广东企业家低调和务实，“有时有点过头”。其直接表现是，在资本市场上远没有浙商来得活跃。粤商相互之间不喜欢合作，习惯各干各的，“这也不利于新粤商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济现处的阶段，已经少有市场空白，个行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且充分，各个企业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这一背景，要求企业要致力于专业化的方向，清理副业，这样才能接触到前沿的东西，做到真正的创新。粤商在抓紧出口市场的同时，还应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关注世界市场、相关国家政经状况以及各类贸易壁垒至为重要，“要了解各种可能形成的风险。”

千年财富，百年粤商。话剧《十三行商人》让粤商的商业缘起、商业操守意向鲜明、真实可感，顶礼膜拜之外，让历史印证未来，粤商能否突破积习已久的惯性思维？规模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又将如何自新？

2、粤商“快照”——实效与短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史，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时期粤商都抓住了高增长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轻工业到90年代的家电电子业，再到21世纪初的汽车、石化产业，以至今天的房地产业。市场敏感性强，粤商总能先人一步，发现商业机会所在。并且在别人看不准或犹豫的时候，果断而大胆地做出决策。这也是大量新兴业态和商业领域的先进技术最先应用于广东企业的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缺乏安全感，粤商们未能借助“先发优势”乘胜追击，虽然不少行业都率先进入，但总难以通过资本运作占据商业制高点。以至于广东产业经济依然是外向型，不像江浙企业，国内、国外市场通吃。

3、粤商转型：理念的提升 产业的变形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企业靠多元化经营迅速发展壮大。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形势改变和产业升级，粤商普遍开始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变。专业化战略是一种真正的实力战略，新派粤商自觉自愿地选择了这条有发展后劲的路径。专业化实践在顺德家电企业有着具体体现。顺德企业大多走专业化道路，美的、科龙、格兰仕等大企业周围业已形成了可观的产业集聚和复杂的合作网络，大企业的许多生产工序外包，大量的配套企业共生共存，形成体系完整的产业链。

粤商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的创新策略包括：

⑴建设粤商社团，提升企业素质；

⑵建设粤商文化，突出品牌经营；

⑶建设粤商金融，加快资本运作；

⑷建设粤商人才网络，促进自主创新；

⑸建设粤商战略联盟，扩大产业辐射；

⑹建设粤商公民形象，聚集社会资本。

“创新型粤商、责任型粤商、国际型粤商”是未来一段时期粤商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参与自主创新增强粤商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得粤商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通过培育世界视野提升粤商发展的国内外广阔空间。“千年粤商·百年崛起”就拥有新的生机活力；“和谐中国·粤商贡献”就具有雄厚与坚实的基础。

首届“十大新粤商”名单

深圳燃气集团总经理　于剑

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贵权

香江集团董事长　刘志强

佳都国际集团董事长　刘伟

广州富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思廉

广东发展银行董事长　李若虹

广州联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健文

深圳朗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海郎

广州祈福新村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磷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明珠

广东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王建钧

百股份公司董事长荀振英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吕劲

中国平安保险副董事长兼副首席执行官、常务副总经理孙建一

格兰仕集团执行总裁梁昭贤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达标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任勇

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是江南重要的商业中心。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辉煌的过去。

徽商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

浙江商人的特点为：“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