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世界进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冷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伴随着其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外交战略也正逐步转型。印度将会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成为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国内政治、中国崛起、美国拉拢和地缘政治等研究的范畴内,过于强调理 性主义物质层面的因素,忽视了观念等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战略文化作为影响和制约主权国家外交战略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考察印度外交战略取向的重要参考指标。鉴于此,本文尝试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即独立后至今印度战略文化是否发生了转变?分别具有怎样的类型特征?影响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核心要素有哪些?它们又如何推动印度战略文化 变迁?在此基础上,为理解印度外交战略转型提供一个战略文化分析框架,也为丰富战略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动态理论视角。

自杰克·斯奈德（JackL.Snyder）1977年在对苏联有限核战争思想的研究中提出"战略文化"一词以来,学界对战略文化的理解长期存在差异。

冷西方学界关于战略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方对于战略文化最为系冷统的研究来自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他对20世纪70年代至90冷 年代以来战略文化概念、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间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将研究脉络梳理为三个阶段,即机械决定论、工具论、干预变量论。

江忆恩认为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存在概念上与方法上的缺陷,并定义战略文 化是一套有机完整的符号系统,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关于战略环境条件的基本假定,二是行为层面上应对战略环境的战略偏好的假定。冷 随着研究冷的深人,战略文化逐步发展为可操作、能证伪的理论,并随之出现部分自称为战略文化研究的"第四代学者"冷,他们关注战略文化的动态属性,相信战略文化能够发生变迁,强调一国战略文化中可能存在多种亚文化,而亚文化之间的竞争是战略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通过对国内外战略文化概念的归纳总结,本文将战略文化定义为:一国决策精英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所秉持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偏好,具有观念性、国体区域性与历史性三大基本特征。首先,战略文化的本质是安全战略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而决策精英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往往塑造相应行为偏好。冷因此,战略环境的变化自然也将影响决策精英认知的变化。其次,一国战略文化深受国家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和民族因生存环境与历史经历的差异,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往往也存在差别。冷最后,战略文化往往受到传统文化中历史烙印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文化对战略文化发挥的作用主要通过设冷定一国可能行动的边界以及合法性的范围来实现。冷战略文化的本质属性为观念性。由于战略环境的变动往往传导观念的变化,因此观念具有动态性。战略文化作为观念字历史文化的载体,尽管一段时期内一国的历史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由于动态性观念的牵动,战略文化则存在变迁的可能性。

对战略文化的动态关注意味着战略文化在不同阶段会发生类型上的转变,这将有必要对战略文化的类别进行划分。江忆恩鲁将中国战略文化分为"进攻型"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和"孔孟范式"理想主义战略文冷化 ；秦亚青在论述中国战略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将战略文化分为冲突性战略文化与合作性战略文化 ；还有部分学者将战略文化区分为冲突性、协调性和理想性三类,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两类。本文借鉴江忆恩有关战略文化的三个假设,即第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异常的?第二,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是否必然为零和?第三,暴力是否有效地保护自我冷利益和决定国际事件的结果70依据一国决策精英对以上问题的判断对战略文化进行分类,战略文化可区分为防御型战略文化、协调型战略文化、风险型战略文化与冲突型战略文化。防御型战略文化意味着一国的决策精英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竞争对手之间并不必然冲突,暴力是邪恶的且对于实现国家目标无效,外交政策上强调纯防御性,放弃武力进攻策略。冲突型战略文化则截然相反。此外,一旦决策精英对任意两个假设的认知为否定或不认可,该国则形成了协调型战略文化,对外行为上强调防御为主、进攻为辅。同理,对以上问题中任意两者的认知为肯定或者明确认可,则该国形成风险型战略文化,对外行为上呈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的基本特征。

随着战略文化理论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关于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卓著。现有研究从内容上主要可以分成两类:第一,对印度战略文化渊源的研究;第二,关于印度战略文化形态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乔治·塔纳姆（George Tanham）通过对印度历史进程、地理位置、宗教文化以及历史经历的考察,最早认定印度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与系统性的战略文化。冷 塔纳姆的"印度无战略文化"学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反驳,他们分别从印度地理位置、冷战略文本、冷社会结构冷等方面挖掘印度 战略文化的思想渊源,部分学者甚至主张印度战略文化是由以上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冷第二,在讨论印度战略文化形态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外学界主要围绕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单一形态论还是二元或多元并存的复合体形态论存在争议。在单一形态论中,拉贾·莫汉（Raja Mohan）与莫汉·马立克（Mohan Malik）通过分析中印军事政策,均认为印度战略文化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性。而在复合体形态论的研究中,以罗德尼·琼斯（Rodney Jones）的马赛克型复合体为代表,国内学者则以宋德星与随新民为代表,他们普逼认为印度战略文化是兼具道德性与现实性的二元体或攻防二元混合体。

以上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分析对象选择不准确,造成对印度战略文化概念界定与内涵理解产生偏误。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关键在于明晰分析对象,现有研究的分析对象主要聚焦于古印度时期的传统文化、战略文本等要素,普逼强调古印度时期的战略思想与印度战略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显然过于关注战略文化的历史性特征,而忽视了其独特的国体区域性特征。印度虽然与中国同属千年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并不具备与中国类似的一以贯之的延续性文明。印度历史上饱受外族人侵,王国的频繁更迭引致文明多次断裂,造成古印度时期战略文本的大量遗失。

此外,被殖民后其他文明的野蛮进场对古印度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破碎的历史文明与战略文本的缺失,致使古印度时期的传统文化与战略思想 无法作为考察印度战略文化的分析对象。因此,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对战略文化历史性字国体区域性特征的综合性把握基础之上。

第二,现有研究过多围绕印度战略文化起源、影响因素、形态等方面通常采用静态视角看待印度战略文化,实际上混淆了印度战略文化生成机制与内在属性的本质差异,忽视了印度战略文化在国家面临战略环境变动时可能发生变迁的一面。

鉴于以上两个不足,本文认为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独 立后印度决策精英对"战争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竞争对手冲突的性质"、"武力作为消除威胁的效用"三个假设的认识,通过分析印度独立后决策精英关于以上三个假设的话语表述,搭建印度战略文化理论分析框架,确定洽战时期与冷战后印度战略文化的类别。

(一)战期间印度战略文化——协调型战略文化

1.协调型战略文化形成背景

印度于1947年摆脱英帝国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1950年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该时期正处于二战结束初期,原有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被颠覆,全球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极均势格局。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正兴起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高潮,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成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世界的主流趋势。对印度而言,《蒙巴顿方案》的颁布导致印巴分治,造成印度国内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彻底破裂,民族分裂与教派仇杀引发的社会恐慌加速分裂着印度社会。此外,英帝国殖民时期破碎的官僚体制以及动荡的政局制约着国内经济发展,经济处在时刻崩溃的边缘,最直接的体现在于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印度,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接连爆发粮食危机。印度外交战略就在这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逐渐形成与演变,战略文化也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与特殊的国情中悄然形成。

2.协调型战略文化形成机制

首先,在对战争的认识上,印度认为战争并非必然发生,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之一。独立后印度第一代决策群体是以尼赫鲁家族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尼赫鲁与甘地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带领印度实现民族独立,这让战略精英们相信战争并非是国际社会中无法避免的常态,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之一,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并非必然通过战争实现,还存在其他多种方式。尼赫鲁承认冷战时期的体系环境容易催生国家间的自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间战争必然爆发。尼赫鲁作为 印度开国元勋,对大国政治的天然不信任让他异常排斥大国间权力博弈,认为是大国间的权力斗争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冷因此,尼赫鲁上台后提出了具有和平主义性质的不结盟政策,并鼓励新兴民族国家加人不结盟运动。他曾这么说过:"和平不只是一种交往方式、处事方式,而是一种冷品质,是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

其次,在对竞争对手冲突性质的认识上,印度认为冲突并非完全零和,国家间能够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印度历任领导人都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他们相信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够和平相处,国家间的相互容忍会促进国际和平与进步。尼赫鲁管表示:""如果世界其他国家都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就有助于创造一个和平地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冷 中印边界冲突后, 战败的经历让印度国内对中国的认知发生转变,普遍将中国视为威胁,这造成中印两国长达十几年的冷战敌对状态。英迪拉·甘地上台后,深知印度经济上无法支撑长期对抗局面,结合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与糟糕冷 的国内情况,她调整了南亚政策与周边国家政策。英迪拉并不认为印中对抗必然会再次以军事冲突为结局,实现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最终正 常化是她执政时期的重要目标。1967年12月,印度政府内部关于印度与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的未来方向进行了一次激烈辩论,英迪拉·甘地鲁表示,就印中和印巴关系而言,印度不能固执地坚持强硬 做法,而需要灵活的外交政策,印度希望通过改善关系,敞开彼此相互理解与解决问题的大道。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上,继承了尼赫鲁时期的不结盟政策,强调印度将与他国保持和平友好的环境。她在1966冷年1月的广播讲话中宣称将继续遵循与所有国家和平友好的政策,维护印度独 立判断国际 事 务的权利,以既有的原则来指导印度的对外政策。

最后,在对军事力量作为消除威胁之功效的认知上,冷战时期印度决策精英对实力的理解呈现逐步强化的过程。尼赫鲁时期将印度军事发展置于次要地位,国防军事建设只维持在有限军事实力的情况。尼赫鲁管表示:冷 "印度不需要国防计划,我们的政策是非暴力,我们看不到任何军事威胁,警察就足可以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了。"冷 中印边界战争失败后,人们开始 置疑尼赫鲁外交思想中的和平主义理念,逐渐反思印度忽视国防建设的政策。英迪拉·甘地执政后,强化印度的安全观念,捋加强国防建设视为印 度国内首要任务,并进行大规模扩军。在她看来,印度正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的失败……教训了整整一代印度人"。冷尽管无法判断英迪拉强化军事建设的目的是出于防御性冷安排抑或是进攻性追求,却能清晰地看到她对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利益效用上的高度认可。

综上所述,冷战期间印度决策精英认为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战略目标实现的手段多样,战争只是其中之一,在应对国家间威胁或维护国家利 益时并不主动追求武力手段;在他们的世界观中,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零和性,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在对待武力效用的观念上,尼赫鲁只强调了有限军事实力,在英迪拉·甘地以及后续决策精英的观念中,武力高效用的认知开始强化,军事被认为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决策精英关于以上三个假设的认知可以看出,印度在冷战期间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

(二）冷战后印度战略文化——冲突型战略文化

1.冲突型战略文化形成背景

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指的是领土、主权或军事安全,威胁往往来自竞争对手军事实力方面。洽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各国对安全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安全的定义逐渐延伸和扩展,安全的内涵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还延伸到了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环境安全和文化安全等领域。冷战后全球环境发生巨变,两极格局瓦解,苏联解体促成了美国在冷战后较长时间内的超级大国地位。同时,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为不断壮大的地区性力量提供了更广阔的竞争空间,全球局势朝着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方向发展。然而在全新时代大背景下,地缘政治与权力博弈并未褪色,海洋安全问题热度持续上升,印度洋与太平洋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主要角力场,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东盟、欧洲和中东等域外国家和地区,都在竞相争夺以印度洋与太平洋为中心区域的影响力与控制权。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作为冷战后印度首任总理,继承了拉吉夫·甘地（Raiv Gandhi)时期加强国内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一改洽战期间的保守态势,积极融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之中,彻底改变传统的计划性经济管理模式,将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与市场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国内经济取得阶段性发展。政治上,国内政党斗争激烈,国大党在国内的影响力日益衰弱,印度人民党正式登上印度政治舞台,跃居成为印度第二大党派。同时,社会动荡、教派冲突与国内恐怖主义盛行,在这风谲云诡的国内外形势下,印度决策群精英对战略环境的感知、行为取向与冷战期间截然不同,印度战略文化正在潜移默化的转变。

2.冲突型战略文化形成机制

冷战后印度决策精英对战争的想象显著强化。印度认为两极体系的瓦解并未让国际秩序向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随之产生的依然是大国强冷 权政治,干预、惩罚和武力威慑成为大国政治的常规行为。除了传统安全威胁,全球化深入携带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对印度国家安全体系提出挑战。用时任拉奥政府外交秘书的迪克希特（J.N.Dixit）的话说,尽管冷战后印度看不到对领土与国家安全的现实冲击,但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冷在印度决策精英的观念中,不安全感长期占有重要位置,并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传统军事安全领域,印度国内一度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维护自身国家的安全。而随着核不扩散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印度担心成为核不扩散条约等"歧视性"国际机制的牺牲品,冷对印度的核选择正构成越来越大的"全球性压力"。冷其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发展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印度能源需求大幅度增加,能源安全以及与之携带的其他方面的安全问题对印度构成一系列挑战。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2016 年能源统计年鉴,印度在 2015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形势极其严峻,与其他大国的能源安全博弈成为冷战后印度无法回避的挑战。除此之外,"九一一"事件后,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等武装力量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另一股威胁。近年来,印度已经成为除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外全球第三大恐怖袭击对象国,2016年印度恐怖主义活动达到近年最高峰,恐怖袭击事件多达1020次左右。冷在冷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面临严峻的地区与全球安全环境,使得印度决策精英形成了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的传统思维定式,塑造了国际政治极端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在他们看来,地区冲突或战争可冷能随时爆发。

印度决策精英对竞争对手的雾和性关系认知在冷战后愈发突出。巴基斯坦是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冷战时期印巴三次战争致使巴基斯坦遭到肢解,已经无法对印度构成直接威胁,但因克什米尔等地区的领土主权争议、恐怖主义等问题,印巴两国依然冲突不断。2019年年初,印度空军飞越印巴实际控制线对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武装分子进行"外科手冷 术式打击",造成印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在对华关系上,随着中国的经济冷发展与军事现代化加速,考虑到此前战败的经历,印度决策精英普遍将中国视为最大敌人。1998年印度借口"中国威胁论"开展核试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政府在第一轮核试验后致信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Clinton）,解释道:"我们在边境上一直面对着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它在1962年管对印度发动过武装人侵,那个国家还一直在物质上支持我们的另一个正在成为隐蔽核国家的邻国。"冷 随着 2012年《不结盟20:印度21 安全挑战。冷 2017年洞朗事件后,印度作为中国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挑战者,对华认知进一步转变,对华态度更加强硬、挑战姿态更加明显。

冷战后印度决策精英对硬实力效用的认知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印度人民党上台后,实力政治、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烈,捋军事力量建设与国家安全紧密挂钩,外交攻势显著。1998年瓦杰帕伊执政后,表示新政府要重新审视国家面临的军事和政治威胁,强调军事威慑作用,"在国际事务中印度最终要达到与其实力相符合的地位。"冷 莫迪也主张加强对外部世界尤其冷是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相信只有以强大军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孑能取得成功。冷印度的外交攻势不只停留在政策语言上,外交实践上也更为大胆字直接。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宣布成功跻身国际核武俱乐部。1999年,印度出动大批战斗机轰炸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和达拉斯地区,引发洽战后第一次大型冲突。进 入21世纪后,印度对外联合海军演习逐渐常态化,2004年印度制定了"优先发展海军"的军事战略新 方针,频繁同南海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演,例如2007年印度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与美国的"马拉巴尔"演习,与俄罗斯的"因陀罗"演习,与法国的"伐楼拿"演习,与英国的"康坎"演习。此外,除了军事演习,印度的军费投资与武器进口额度持续增长。从2012年到2016年,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占全球武器进口份额的13%。冷印度决策精英为实现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身份转变,从政策口号、外交行为上全方位表现出对军事实力的认同。

因此,尽管冷战后印度自身综合实力显著增长,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决策精英的安全感并未提升。与之相反,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重冷 新回归的趋势,周边国家实力增长的趋势,加剧了印度战略精英的危机感,强化了印度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在他们看来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在此基础上,印度国家实力字国际地位的提升助长了战略精英与国民的大国信心,促使印度倾向选择更为大胆冒险的政策行为。在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 低烈度、高频度的冲突或对峙基本成为印度与巴基斯坦、印度与中国之间 的常态。军事实力被证明是实现印度"大国梦想"的必备条件,诚如印度退役海军上将奈亚尔（K.K.Nayyar）在美国全球战略委员会的演讲中的表述:"在甘地忽视了实力原则40多年之后,印度意识到,当今的世界不幸还是军事实力说了算。"冷 通过对冷战后印度决策精英关于战争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认识、对竞争对手冲突性质的认识和对武力作为应对威胁的功效认识可知,印度在冷战后形成了进攻性为主的冲突型战略文化。

三、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通过对印度决策精英关于战略文化三个基本假设的综合考察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与冷战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战略文化。一国的战略文化一旦形成,在不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将持久影响决策精英的对外决策。因此,影响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核心要素有哪些?它们又如何影响印 度战略文化的变迁?这成为下文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就体系层面而言,冷战后与冷战时期的最大区别在于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这意味着印度面临的全球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变。战略文化作为决策精英对特定社会情境的观念性认知,深受体系结构与战略环境的约束,战略环境的变化往往影响决策精英对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判断,即环境认知的变化。此外,战略文化作为决策者观念认知与行为偏好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观念认知的转变并不能直接推动战略文化的转型。因为,一旦一国决策精英的观念体系在国内无法塑造与此匹配的行为偏好,该观念体系则不能代表该国的主流价值体系,更无法推动战略文化转型。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战略文化的动态性考察,除去体系层面的因素,关键要把握单元国家的行为取向,这一观点在江忆恩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的论述中也鲁提到。在他看来,一国的战略文化变迁主要受到社会化过程的影响,社会化过程主要包含三个途径,即模仿、社会影响与劝服。冷三个途径综合阐释了一国受内外压力制约所引发主动或被动的观念与行为偏好的冷互动过程,在国家层面集中体现为一国政治程序的变革。

因此,本文认为一国战略文化的变迁首先受到体系环境变化而引起决策精英观念转变,即环境认知变化的影响。其次,决策层环境认知的转变驱动他们行为偏好的调整,通过修正国内政治程序这一过程推动战略文化变迁。对印度而言,冷战后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国家安全观、国家利益观,确立 全新国家身份字战略目标。最后,决策精英依据全新的国家安全观与利益观推动国内政治体制机制的变革,使之与全新国家安全观、利益观相匹配,最终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全新的战略文化逐渐形成。

体系环境决定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与战略目标,塑造和影响国家的战略冷选择,特定的体系环境会影响决策精英的观念认知,从而约束或激励国家决策行为。体系环境的变化涉及一国国家利益的变更,而国家利益的变化冷 意味着对竞争对手性质的判断会发生改变。因此,环境认知指的是一国决策精英对国际体系的判断以及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具体而言,环境认知包含一国决策精英对国际体系性质、国家所处战略地位与竞争对手间互动模式的认识和判断,是考察一国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

首先,在对国际体系性质的认知上,印度决策精英经历了由洽战期 观念转变。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极体系总体上维持了国际秩序的 稳定,国际社会没有出现多国参与的大规模战争。对印度而言,独立初期弱小的国家实力吸引不了美国与苏联的注意,经历了混乱的国际形势与糟糕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尼赫鲁明白印度的根本战略目标是民族独立、领土主权安全以及国内经济建设。因此,尼赫鲁通过推广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理念,外交上实施不结盟政策并推广不结盟运动,游走于美苏两大国之间,获取美苏两国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同时还收获了新兴国家的支持与认同。印度希望能长期维持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空间,最终提升印度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转变为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并存的全球格局,传统地缘政治竞争在印太地区回升,以主权和军事力量为轴心的权力政治再次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中心。对印度来说,苏联解体使得印俄双边政治关冷 系迅速降温,经贸往来的严重衰退与军火买卖几乎中断让印度彻底失去了经济与军事依托,国防装备高依赖性与低自主性的现实窘境在该时期也彻底暴露,致使印度决策精英产生强烈的安全危机感。即使冷战后印度并不存在直接主权或军事威胁,决策精英依然存有根深蒂固的地理上的不安全感,冷 相信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其次,在对国家所处战略地位的认知层面,印度试图实现冷战期间地区大国地位至洽战后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转向。早在英印时期,寇松就表达"印度终将成为亚洲大陆最强大国家"的看法。冷尼赫鲁对此心照不宣继承了下来,将印度视为英国权益的直接继承者,并留下一段经典的表述:"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冷中印边界冲突后,尼赫鲁的大国冷雄心遭受重挫,国力有限性让后续决策精英调整了大国梦的实现路径,不得不把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立足点先调整为南亚地区大国地位。因此,英迪拉·甘地执政后提出所谓"英迪拉主义"外交政策,亦被称为"印度版门罗主义",捋自身定位为南亚地区的保护者与南亚秩序的提供者,将南亚 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印度综合国力与国家地位显著提升,近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度让其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印度开始谋求地区大国地位向世界性大国地位的目标过渡,对外政策上呈现新扩张主义倾向。冷 具体表现为:在军事层面,印度决策精英认为,全球大国地位冷 的实现首先基于国防军事力量的强大,军事实力是实现大国梦想的强大后盾。1998年瓦杰帕伊上台后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进行核试爆,并在2004年明确表示印度的目标是谋求在世界事务中的一席之位。在政治层面,印度长期致力于谋求国际制度的变革,意图通过改革国际制度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大力支持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和多边方式应对全球性问题。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人常"问题上的表述非常明确,认为印度要求"人常"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并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冷除此之外,印度希望在不受核不扩散机制约束的框架下实现核大国地位最终合法化,加人核供应国集团（NSG)是其实现核大国地位合法化的重要目标。在经济层面,印度实施外向型经济政策,从冷战结束初期的"东向政策"与莫迪第一任期升级的"东向行动政策",印度逐渐向东南亚、东亚甚至全球层面扩展自身影响力。

再次,环境认知的变化还体现在一国对竞争对手能力强弱变化与互动模式认知的转变上。印度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天然伙伴"到"最大威胁"的转变。冷战初期,中国被殖民的共同经历字弱小的国家实力,让印度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印度认为中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寻求改良世界秩序上与印度拥有共同的目标,因此印度将中国视为天然的合作伙伴,支持中国加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两国还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与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得到全面加强。"尼赫鲁把中国视为印度的天然伙伴,他希望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使印度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冷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成功加人了世贸组织,加速融人西方国际体系。中国综合国力的日渐提升冷 加剧了印度的不安全感,印度对华认知已然发生转变。尤其是进人21世纪后,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体制机制建设,印度将此视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轮回的经验再现,认为中国崛起与"修正主义"行为模式必然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现有国际体系,强调印度要做好随时应对冲突的准备。"中冷国崛起正逐渐偏离和平,外交战略面临进攻型态势的可能性,印度需对中国崛起引发的风险做好应对,加强军事力量现代化建设、增强核威慑能力、与警惕中国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冷 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几冷乎不受两国在重大问题上长期共识的约束,通过"问题外交"策略,采用姿态性、象征性的方式开展对华外交,极力获取更多的外交成果。冷 洞朗对峙事件导致中印之间经历了近 20年来最为紧张的局面,尽管 2017年的厦门金砖峰会与2018年武汉非正式会晤让紧张局势峰回路转,两国陆续开展了多方面合作,然而这些合作往往具有保留性与选择性,"战略性竞争"与"战术性合作"已然成为中印之间主要互动模式。

最后,印度还十分警惕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互动,对中国参与南亚地区冷的合作项目分外关注并进行威胁性解读。2006年,印度海军司合梅赫塔(Suresh Mehta）宣称中国正与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增强其海军的作战能力,这使印度面临着被与中国关系良好国家"包围"的危险。冷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充满疑虑,有针对性地提出"季风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战略对冲。冷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抗议,2015年5月莫迪总理在访华期间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同年5月31日,印度外长苏希玛 ·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印度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巴基斯坦所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冷 尽管冷战之后两国近年来经贸合作与民间往来从未中断,但印度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已经成为决策精英和战略分析家的思维定式。

除决策精英环境认知的塑造外,战略文化还受决策群体行为偏好能动选择的影响。摩根（Forrst E.Morgan）管提出,认知、政治程序与战略偏好是文化与行为之间的三个连接性因素。冷政治程序作为战略思维与战略行为之间的中介,指的是与一国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制度性安排与政治行为体间的互动模式,是推动战略文化变迁至关重要的动力要素。由于冷战后印度转向崇尚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政治程序的变化对战略文化转向的作用主要通过国防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军政关系的调整冷来体现。

印度政治程序的变革首先表现为国防安全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制度冷性变革。第一,冷战期间,印度实行国防工业全部国有化政策,核心工业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控,其他重要工业由邦政府控制,造成国防工业研发进展缓慢,军事装备大量依靠国外进口。冷战结束后,为了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印度在 2001 年打破国企垄断国防工业的现状,彻底向私营企业和外商开放,私企可100%参与国防工业经营。政府希望通过更多元的资金引进推动先进技术学习,从而全面助推国防工业本土化。2011年,印度国防部发布的《国防生产政策》明确规定,国防生产的首要目标是"尽早实现国防所需装备、武器系统、平台生产的实质性自立。"冷2016 年莫迪政府进一步鼓励私有企业参与国防创新,出台新版《国防采办规程》,明确指出由冷政府出资且开发成本不超过1亿卢比的制造项目首先选择私有企业。冷 第二,在科研管理体制方面,筹建国防部部长直接领导的国防技术委员会,冷委员会成员包含三军高层、国家安全顾问、内阁部长、其他相关部门高层领导,在分散决策权、加强国内政策监管的同时下放管理权,提高地方科研机构的研发自主性。第三,印度国内政治程序变化还集中体现为 2018年 印度国防计划委员会（Defence Planning Commitce,DPC）的设立。DPC由国家安全顾问领导,由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委员会成员组成,核心职责是替武装部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计划,制定国家军事冷与安全战略,根本目的是搭建一个集文官系统与国防机构相互联系的跨政府机构,提升印度长期战略规划的能力。设立DPC是洽战后印度国防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是"面临高度军事化威胁邻国的应对之策"。冷 DPC的设冷 立改变了安全事务的决策程序,将过去由文官系统作为主要决策精英的模冷 式改变为文官系统与部队系统共同决策,军队成员被允许进人决策精英,塑造了决策层在安全事务的战略性规划时的优先性。

政治程序变化的第二个层次体现在洽战后印度军政关系的调整。印度独立初期,文人官僚机构对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军队完全附属于官僚机构, 军人也长期被限制在决策机制之外,军队统帅权力被削弱,下放至各支部队。冷以文官体系约束军队权力的政治模式,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冲突性外冷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与出台往往由多部门协同商议,通常遍历整个政治系统,这也是冷战期间印度对武力使用极其谨慎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2年边界冲突后,军方认为是错误的战略决策对军事事务的政治干预导致了此次重大军事挫败,要求进行政治体制与国防安全体制改革,提升军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印度在印中边界战败之后确立了一条新原则,即战 争时期的军事行动决定权应该留给军队,而不是牢牢掌握在政客手中。冷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后,印度军政关系进一步调整。印度军队提出"希启动"（Cold Start）战争说,也有学者称之为"有限战争"学说。它主张军方人员在特殊时期能够跨越国内决策程序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以更灵活、更机动的方式缩短决策程序的时间。冷进人21世纪,印度军队权力再次得到拓展,军队被允许直接支持国内警察或准军事部队打击国内叛乱,插手地方治理事务。冷 这意味着,随着决策精英对安全利益认知的扩展,印度国内军政关系也发生变化,军事部门由此获得更广泛的政治发展空间。

战略文化是理解战略行为与战略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冷战后印度战略偏好与战略行为重大变化的深层次背景在于战略文化的变迁。首先,依据冷战时期印度决策精英对冲突性质、竞争对手性质与暴力功效的判断,印度在该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结束后,随着体系环境的变化,印度决策精英对战略环境的认识同时发生转变,战略文化逐渐呈现明显的进攻性偏好,并最终形成了冲突型战略文化。其次,体系环境变化引发决策精英认知的变化,即环境认知成为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在印度体现为决策精英对国际体系性质、国家所处战略地位与竞争对手间互动模式的认识和判断。再次,环境认知的转变促使其行为偏好的改变,并直接作用于国内政治机器,驱使决策精英修正国内政治程序,具体体现为印度国防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军政关系的调整,变革后的政治程序通过国家机器形成全新的战略偏好,从而塑造一套全新的战略文化。因此,环境认知变化与政治程序的修正构成一国战略文化变迁的重要机制。

作者：聂正楠（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