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玩家该持有的态度
对于新玩家：初来乍到，谨言慎行。如果你对系列只是浅尝辄止，随波逐流，一代弃，请不要接触，因为得不到收益，如果有，那也可以暂时嗨上一把。如果你机缘巧合接触系列，请随缘。如果你对隐形成本把控严格，可以尝试。如果你为了满足虚荣心，请在热度褪去之前抓紧尝试。如果你为了成为老玩家融入圈子，可以尝试。如果你另有目的，可以尝试。总之无知实际上就是你最大的敌人，切记玩火自焚，而成为老手之前的历练也是没有捷径的。如果要拉别人一起或者进行推广传播，那除非关系要好，不然别人应该会选择老手带队吧；
对于老玩家：正视修改。有条件和时间的话推荐去了解机制，明确机理，不散播谣言，不盲目否定事物，不跟风带节奏，不优越感自持胡乱说教，不危言耸听怨天尤人，在遇到明确的低端无脑鼓吹非法行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时候也勇敢站出来喷妈不认，最后抱持平常心，怎么玩游戏都是自己的选择，实在不放心请只和认识的朋友进行交换；
对于对战玩家：视情况而定。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发展趋向提高效率促进交流，新鲜事物能够大火也都具备这层属性，有资源可以节约时间成本，想要只专注于需要倾心付出的事情，自然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为何世锦赛冠军八强很多修改，玩笑话就是你在孵蛋的时候他在试队刷经验）。自视清高或者有原则的玩家也可以完全手工获得，反正一代代过来系统越来越简化，不可能已经逐渐变成可能了，但是也不要抱怨别人三两下就换套努力分配换套招式或者拿出珍贵稀缺特产；
对于一般路人：高站道德制高点，置身事外。随便发言，反正也没什么人care就是了。

其实都是看自己，以上也都意见罢了，自律问题实际上nbcs~

富平县频山之西数里，有一村子叫下庄。下庄村有个康家组，村里近二百户人家，几乎全都姓康。下庄康家在此繁衍生息，至今已难以考证该从何时算起。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是从东南十多公里外的流曲镇康家楼迁居此地，是目前富平康家楼康氏家族九大支脉中最重要的一支。

据史料记载，中华康氏得姓，是源于西周周文王姬昌的小儿子——老九姬封。同时也有其他几宗，诸如西域康居国之姓、北宋匡姓避讳改姓、蒙古等少数民族被赐封而易姓等。富平是一个特殊地域，这里地处关中北部，横亘东西的大山之后就进入陕北黄土和高原的过渡地带，历来是兵家拉锯出入之地。也因此，导致这里的老百姓不得安宁，四处迁徙。如今散居富平沿山一带的党、达、徒、丑等姓，包括康姓在内，大多是北方少数民族迁徙至此，安家落户的。也因此，富平的康姓截止目前查不出始祖根源所在。或许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在这里繁衍生息，安居乐业才这样隐去先祖历史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以中国康氏文化研究会富平分会的身份，前往下庄村康家组康民荣老先生那里约谈。康老先生是我们分会的副会长，一生教书育人，如今退休在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渭北乡下，老百姓习惯将医生和教师通称先生）。在下庄村，听康老先生说，数百年前这里的康姓先祖兴修水利，曾经开挖了一条康家立阳渠。听后，我既激动又稀奇，立即追问有关立阳渠的相关信息。康老先生随即陪我走出村子往西北而去，沿着立阳渠的遗址逆行而上，边走边讲，直达渠首的盆倾峪口拦水坝。回来后，又带我到康家祠堂，看了立在那里的一通“重修立阳渠”石碑。我们端来半盆水，拿来笤帚和毛巾，将石碑上的泥渍擦拭干净，我怀着对先祖的敬仰之情，逐字录下碑文。仅半天功夫，我竟对康家立阳渠从初知到有了深入了解，自己都觉得意外。

富平素有“九峪肥田”之誉，盆倾峪便是其九峪之一。这条峪道从铜川与富平的分水岭——石马山和立地山之间钻出来，一路拐来拐去，到了曹村镇与薛镇（原白庙郭家村与底店乡下庄村）交界的地方，冲出山口，往东南而去，直奔流曲，汇入顺阳河中。沿途各段，以村而名，上游红河（因常年无水，也叫干河），中游尚书河，下游蔡阳河。每年夏秋季节，山里的洪水便顺峪而出，沿河泄下，肆无忌惮，尤其每年夏秋，河水暴涨，蔡阳河西岸的康家楼，就会遭洪水洗劫。康家人想不明白，当初的康家始祖为何要将村子选在这个地方，看似旱涝保收的地域，洪水却要淹没河滩的粮棉田禾，沿途百姓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蔡阳康家楼已经过数百年艰苦创业，在当地已十分壮大，不但人口众多，而且物产丰厚。别的不说，单是村口的城门楼子，别的村子根本就没法比。试想，当初的明朝皇帝要全国百姓高打墙，广积粮，这是国家政策，也是敦促大家过上好日子的。康家将本族男丁集结起来，每到农闲就高筑城墙，修建城门楼。不长时间，整座城墙将村子严严实实围起来，康家的城防工程就宣告竣工。听老辈人说，城墙宽有丈五，高约两丈，甚至城墙上能赶着马车通行，绕城一周，将近三里。可以想象，这么宏伟的城墙，没有个高大威风的城门楼咋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战争劫匪，疾病瘟疫……各类不利频频光顾，康家人便开始向外迁徙。到贤镇忠惠村东康、流曲镇北耕村南康组，曹村镇王古村西康组，以及薛镇康庄（这里如今已无康姓人家），就是因此而逐渐迁出的。据说，还有一支一路往南，过了渭河，在蓝田某地定居。老先祖寻求沿河而居，可他们的选择有时不见得就科学。昔日辉煌一时的康家楼，经过数百年历史变迁，如今仅剩一二十户人家。

底店康家的先祖，秉承康家传统，应该是一个不愿屈服于自然的倔强汉子。他本想离开康家楼去钻北山，在山里挖煤、烧瓷混口饭吃。他离开村子，逆河而上，半天时间就走到盆倾峪峪口。马上进山了，他站在那里，望着重峦叠嶂的群山，再转身回望山前无垠的万顷阔野，随即改变了钻北山的想法。他首先在河东看好一片还算平整的土地，又回了蔡阳康家楼，带着族内几个弟兄，在这里靠崖打了几孔土窑，又披荆斩棘，挖田刨土，终于开出一片田地。后来，他们几家人拖家带口在此安居下来。这里地势虽高，可土地还算平坦，住在这里，最起码不再担心遭受山洪洗劫之苦了。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开荒种地，就像传说中的愚公老汉，决心用一辈辈无私贡献改变家族的命运。若干年后，这支人已在这里繁衍了一个不小的村庄。几十户人在这里开垦土地，勤俭持家，简朴生活。然而，这里虽然没有洪涝之灾，可也没有甘霖频降。由于旱多涝少，靠天吃饭，以至于大家年年辛苦耕耘，却往往广种薄收。村西的河水虽然不大，却总有一股流水常年不断，汩汩而下。那年，望着南下的流水，先祖康兆民有了想法，他决定拦水修渠，搞水利建设，将人老几辈开垦薄土变作阡陌良田。

富平立阳渠卫星图 （ ——立阳渠   ——盆倾峪峪道）

富平北山的每条峪道，老百姓都修有引洪灌田的水渠。据《富平县志》记载，县东有顺阳渠，县西有文昌渠，县中有怀德渠，县南有郑国渠，西南有盘龙渠，东南有龙泉渠等等。可一说到富平的水利工程，搜遍从明至今数个版本的志书，却没有发现底店盆倾峪康家立阳渠的丁点儿记载。然而，立阳渠从底店与白庙交界的盆倾峪口往东南而去，那数里长的旧渠虽然早已弃之不用，可它几乎完好地横在那里，抵得过任何权威性的文字记载。

先祖康兆民想到了引洪灌田。于是，他带领一族几十口男丁，起早贪黑，勘修水渠。他们选好路线，从盆倾峪口往东南，修了一条长约千米的地洞，也就是如今能够看到的那段暗渠，即就是清初乔履信编纂的《富平县志》中所载的“洞渠”。修暗渠时，他们每隔百米左右就开挖一个天井，支好吊秤，将下面的土石一筐一筐吊上来，暗渠修好后，又顺着一条浅沟开挖出长约数里由深到浅的主渠，修到郭家村头，往东一拐，进入康家的千亩薄田。

从此，康家人的沿山薄田变成了水浇地，可以旱涝保收成。康家土地变得肥沃了，小麦黄豆，糜谷高粱，甚至瓜果蔬菜，都是他们的辛勤和汗水换来丰收的喜悦。

如今，一说到某某家族迁居源源，往往说是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这一说法，在富平许多村堡都这么说，甚至有的地方从家谱、神轴、碑石上都能看出。自然，康家也有人这么说，但并无谱谍、碑石等记载，只能是猜测而已。而在底店一带有句俗语：“先有康家埝，后有底店街”。从中可以推断出这里的康家人并非明初大移民。原因是，从底店往上走，在去铜川的半道有个上店村，据早年同官史料记载，这里在元代就已形成街铺，而且，这些街铺全是从底店迁上去的。也就是说，先有底店，后有上店。另据记载，上店在元朝就已经存在，而且也有了一定规模的街镇。那么，康家人在此居住生活，肯定早于底店成街城铺的年代。

村人尽知，在现在的康家村外不远处，有许多前人留下的水窖，足以说明那里在百年前或者更早时候曾经是一个村落，而且规模不小。最迟的消亡，可能是清朝回民起义。而最近竣工的富平县底张（底店至张桥）公路，在整修路基时，还发现了大量的阶条石、柱顶石以及许多老青砖。

另据我们的副会长、流曲南康康志德老先生推说，富平康姓，上索可至唐安史之乱后。由此一说，富平康姓在富平生活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

石碑是为重修立阳渠立的，立碑时间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依据笔者详录的立阳渠碑文可知，立阳渠是康姓先祖康兆民修成的，至于修渠时间和工程规模，已无别的文字记载，实难考证。而这次复修，主要两个原因，一是鸦片战争前后沉重的田赋，二是将淤塞一百多年的立阳渠重新利用起来增加一下收成。遥想当年，鸦片横行，民风衰退，朝廷赋税又繁重，百姓苦不堪言，望着淤塞的立阳渠，族长康守玉浮想万千。想着先祖开挖立阳渠造福乡梓数百年，我们也应联结族人修复大渠啊！这次参与立阳渠修复的，除族长康守玉，还有康家族内如仲道、复宽、成海、自兴等几十人。他们寻渠尾，探地洞，挖大小明渠，赔付沿途所占地亩等，从开工到修成，竟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碑文详细记载了修渠的人员、工程方案，沿途征地、渠道长短宽深以及尺码，修好后的行水规范，行水后的渠道检修维护等。

说到立阳渠最初的倡修者康兆民，除了碑文再无记载。而笔者近阅清代《富平县志》（乔志）卷七的“乡贤”部分，记载有“康保民，字子元，行优学富，为名诸生，遭乱弃去，益迪厥德，年高弥劭。邑名公李子德赠诗有‘排纷时所赖，洁己古为徒’之句，朱树滋表其墓。弟安民倜傥尚义气，重然诺。作民敬兄爱侄，天性尤笃。”短短三行字，道出了康氏三兄弟的一世英名。而他们兄弟三人与康兆民同属“民”字辈，想必不是亲兄弟，也是堂兄弟了。

如今，村里人依然是靠天吃饭，平地种麦子，坡地栽花椒，忙时种庄稼，闲时打忙工。可是，昔日的盆倾峪没水了，裸露旷野的立阳渠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几十年没浇过手心大一块地，自然而然地废弃了。

1、阚飙：CDC细菌性传染病监侧需要什么样的介子介型技术

我们探讨的传染病暴发，实际上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一段短时间内在局限的地区出现了很多相似的病例，这个就叫暴发了，这是暴发的一种形式。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有时也有一些暴发，病例是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各地看起来像单个病例，但实际是暴发病例分散开了，尤其是早期，所以，如何发现暴发，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传染病监测，我们流行病学调查了很多信息，实验室里也检测到很多的信息，还有临床上的信息。这些汇总起来，最后形成病例的个案信息，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寻找暴发以及溯源的蛛丝马迹。

目前我们使用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是要通过监测来发现暴发和溯源，对于流行病学人员，要发现暴发，而且能够找到原因，找到引起暴发的问题，然后切断扩散途径，那就控制了。对于微生物学人员，主要工作包括检测，需要认识病原是什么，并通过病原学证据敏感提示可能的暴发，并回溯到源头。

对于传染病检测中的实验室数据已经不能忽略了。在传染病口常监测和疫情调查当中，我们会得到菌株，然后进行分子分型，再放到分型数据库进行查找比对，形成报告，提示可能的问题，同时再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实验室里通过对菌株分子分型发现成簇型别的菌株，由此提出是否有暴发的问题，随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一起来确认暴发，并采取行动，这个是实验室监测中通过分子分型来发现暴发做检测的途径。用这些病原体分子分型技术，是从病原学的角度切人来寻找问题，包括提示与确定暴发、发现传播链、寻找传染来源，以及包括扩散到什么范围等内容。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视频(视频略)，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的一段讲述病原菌分子分型用于暴发发现和调查的视频。另外有一个例子，通过利用菌株的分子分型技术来做传染病的监测，把分散在美国、日本的散发痢疾病例菌株进行分析，通过图谱相同的现象来提示有共同问题，随后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在夏威夷找到了源头，能够显示出，分散的病例实际上是暴发病例。

要用这个分析方法，就是基于病原体分子分型的传染病监测，根据共同感染来源的菌株是相同的这一现象和依据，帮助我们从病原学的角度来发现问题，寻找引起暴发的因素。这些病人分散到不同地区，我们一般不去关注感染源到底来自哪个地方，因为表面上看是散发病例，而口常监测中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对每个病例做流行病学调查。

刚才提到的例子，对于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疾病，没有流行病学人员喜欢去做腹泻病的流调，因为太普通了，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但是这恰恰是一类考验流行病学人是不是真正具有很深厚的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的考题。对于如何病例定义，我举个例子，对于腹泻的调查，一般是将具有拉肚子症状的病人作为病例，然后再找对照。毕竟腹泻太常见，我们限定一下病例的定义，确定是哪个地方哪段时间的腹泻病例，成为调查的病例。又因为腹泻有病毒感染、细菌感染，有呕吐、发热等，症状也略有差异，为更精确将我们要找的那种因素导致的腹泻病例纳人真正病例组，我们又加一点关于时间的内容，比如近两周某个地方的腹泻伴发热的病例。再明确一点，比如近两周某某县的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病例。这实际上依然是笼统的，因为某个地区的具有定义症状的、并有鼠伤寒沙门菌引起的病例仍较多，且会由不同因素引起。既然一个暴发是由共同一个原因、一个病原引起，此时我们加上这个菌株的分子分型信息，将病例组病例定义为近几周某某县具有JPXXO1B0865PFGE带型的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病例，这样排除了由其他感染来源导致的具有相似症状的病例，将病例组病例尽可能局限为一个共同因素、相同菌株引起的腹泻病例，这样突出了危险因素的OR值，能促进感染因素的发现。这是针对暴发调查和溯源的层面来做病例定义。

这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是美国的一起腹泻暴发调查，这个图(图略)想突出的是从9月6口一直到1月24口。这当中大概有600多个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病例。实际上，美国全年大概有实验室分离到鼠伤寒沙门菌的病原确诊感染病例6000例，半年也得有3000例，为什么这3000例病例当中的2400例不去调查，只是调查这600多例?就是因为病例定义中加了分子分型，感染了具有这种图谱的鼠伤寒沙门菌的病例才划为病例组，其他的2400例感染者的鼠伤寒沙门菌菌株，因不是这个型，就暂时不做调查了，因为这些人可能感染了不同的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的因素不是要调查的。为什么这个调查费了这么多时间?是因为用了这个定义来确定病例组以后，虽病例组病例菌株都具有这个带型了，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吃了这个食品、那个人吃了那个食品。与以前的暴发调查不一样，发现这些病例的可能食品不一样。最终调查答案是由美洲花生公司供应的花生酱给食品加工厂，食品加工厂拿了污染的花生酱加工成各种产品，然后再供应给消费者，最后形成这么大范围的暴发，而且这些病例是感染了相同或非常相似图谱的菌株，但来源食品不一样。而食品不一样也只是表象，实际上这些不同食品有个共同污染来源，是用作原材料的污染花生酱。

这个例子中就是从病原特征人手来做暴发调查，显示分离菌株分子分型在暴发发现和溯源调查中的重要作用。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要什么样的分子分型，而且是CDC需要的?现在有很多的表型分型方法，分子分型方法也有很多，我们要什么样的?要求分辨力强、操作简便、重复性好、易于标准化、做一次实验便宜，而且要快速。另外，不依赖病原分离的方法更好，也是为了提高分析速度，尽快发现菌型问题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当然这几条当中，简便就是好操作、重复性好就是稳定。一些方法今天做是这样的结果，明天做是那样的结果，就没有办法用。易于标准化就是为了重复稳定，易于质控。还要便宜，只有便宜了才适于大批量操作。所以，总体的目标就是大家会使用的而且是稳定的方法。

我们需要一个分辨力强的分子分型方法，到底要强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个菌株一个型、恨不得把一个微小的变异都描述出来?作为基因组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当然希望发现其中的任何差异，但是在流行病学应用上，我们要强调到什么分型程度。有时候太细了菌株稍有变化即被分成不同型，而暴发菌株引起暴发过程中，传给不同个体，会发生微小变化，因此分辨能力太强了，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一个共同来源的暴发菌株也被分成不同的型。分辨能力多少为合适?古语一段话，“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讲的就是恰到好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分辨能力的方法?理想的就是能够将共同来源的菌株聚成簇，并有别于其他不同来源的菌株；当然前提是共同来源的菌株在暴发传播过程中基因组不变。现实中有这样的问题，菌株复制过程中基因组是要变的，但在一定时间内，不变或变化有限。所以，我们在流行病学上调查，就希望能够找到分子分型方法不受小程度变异影响，或者是这个方法最好能够容许微小随机的变异。今天上午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菌株分析出的序列有变化，则关键是这几个菌株到底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永远是绕圈的问题，对于一个具体的暴发传播，我们不知道细菌怎么变。

理论上，我们希望用一个分型方法，将暴发的菌株聚到一块，将另外一个源头来的不一样菌株被分开。

有时候分辨力强也有一个问题，一个病人的标本有时可分到具有多种型别的一种菌株。例如海地霍乱的一次调查，他们也用MLVA方法，对病人采集粪便标本以后，标本不增菌，直接去做平板单菌落培养，挑不同单菌落进行分析。看结果，对于1号病人来看，菌株都是MLVA型别，4号病例的20个单菌落里有4个是MLVA的A型，7个C型，4个D型，4个H型，可见用MLVA从一个病人的标本中将不同菌落分成了多个型，那么到底这个病人感染了什么型的菌株?如果只挑一个菌落，将4号病人菌株分成了不同型，就可能认为这个病例感染了不同来源的菌株，会把流调人员的目标引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分型太细了也不行。

另外是要求快速，为什么要快速?无非是暴发应急的需求，要求尽快发现源头，快速十预，减少病例。并且病例调查时，尽早确定病例并开展调查，能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感染后从发病、分离、确认到分析是需要时间的，分子分型需要时间，时间如果太长，比如用了2周，可能感染危险因素已经没有了，再也回溯不了。而且，2周以后再去找这个病例，询问15天之前到20天之前吃了什么，确实是回答不了或回答很不准确。传染病报告网络做了以后，做出了较多的很好的溯源调查例子，但是目前看来激动人心的例子还主要是污染因素持续存在数周或数月，分析后再开展调查时，污染因素还在，这个时候能找到来源。

我们要求分型方法最好是非病原分离依赖的，就是针对标本、不分离菌株即可针对其中的病原进行分子分型，最主要的也是为了快速分型这一点，所以需求还是快速、灵敏。核酸检测新方法测序技术等，可能会帮助我们来做快速分型。这个做起来很困难，大家提出来一些方法，无非还是要求分辨力强、简便、重复性好、易于标准化、便宜、快速。问题就在于哪些方法是好的。现在有很多的大规模测序，将整个标本的核酸序列全测出，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从原始标本中直接测序，要知道扩增的片段是不是致病菌的，哪些是致病菌的，从样本中大规模测序，怎么拼接片段，哪些片段是标本中正常细菌的，哪些片段是致病菌的。即便测序价格便宜了，如何让序列拼接分析在网络实验室方便开展?这个结果能不能在不同实验室进行比较?所以，现有的技术可能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实践中目前还是存在一些困难要克服。

关于分子分型方法的评价问题。一个重要的基础方面是菌株选择。一定要选择流行病学不相关的菌株、暴发的菌株分别进行方法评价，并要求样本量。现在很多微生物学家缺乏流行病学的思维，描述一个全球流行的变异的时候，只有少量菌株就完成分析了。这里面缺乏了实际流行菌株的代表性，如果研究中样本选择的量和随机性不够，很多东西就被忽略了。

还有分型方法的参数比较与优化，以及与其他方法的比较评价。再一个是选择的分子分型方法能不能进行很好的质量控制，以及实验室之间的比较问题。最近发布的副溶血弧菌分子分型的标准化方法，是经过不同国家的实验室参与评价才发布出去，因此每一种分子分型方法都需要经过不同实验室、不同菌株的大量评价。

关于图谱比较问题，有时候我们使用相似度的百分比数值描述带型相似的不同程度。如相似度86% ，97%，那么到底大于86%算一致还是大于97 %算一致?我们在做微生物学分析的时候，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相对定量的分析，但是CDC不用这些数据，不设定判别界值。还要注意流行病学分析时不要求进化信息。在PulseNet中数据的比较，不是说把1万个带型放在一个数据集里面比较，这样计算量极大。而是把待分析菌株的带型与数据库中已有所有带型两两比较，这样普通计算机也不会死机，目的是能否找到具有相同或非常相似带型的那些菌株。所以CDC需要的技术和分析，与遗传学分析、基因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

基因组学家醉心于发现差别，流行病学家需要容许一些差别。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总想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得完美，这在流行病学中是不可能的。我们是解决主要问题，不是解决100%的问题。我们做的各种分析的检测，确实需要新技术、快速的技术、灵敏的技术，也不能太灵敏，也需要非经过病原培养的分子分型技术，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但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是需要尽可能多的菌株，然后尽快地进行分子分型。

2、夏胜利：肠道传染病病原快速鉴定与溯源技术探索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上与大家交流。这次我主要是结合河南省的实际工作来探索肠道传染病病原快速鉴定与溯源技术的应用前景。

一、当前传染病疫情的现状

根据河南省近年来的疫情状况并结合国内疫情情况分析，当前传染病疫情，首先是新旧传染病纵横交错。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传染病是稳中有降，原因是疫苗和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但是进人21世纪以后，新发再发传染病再次流行，结核、鼠疫、霍乱等古老传染病复苏，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疯牛病、军团病、莱姆病等50余种新发传染性疾病开始流行。因此，目前传染病仍是人类的主要死因，目前的局面给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

其次是外界环境的改变对细菌和病毒的影响。滥伐森林、土地流失、人口流动、城市拥挤、对野生动物的肆意捕杀等人类短视行为，迫使细菌和病毒因为生存的压力发生基因变异，原来不致病的病原体变异为可致病，使得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越来越艰巨。

三是滥用抗生素与抗药性菌株的流行。新旧传染病在今天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耐药菌迅速增加，曾经很容易用抗生素治愈的一些疾病已无济于事，这均由抗生素使用管理不严所致。美国传染病专家休斯博士说，"一旦病菌产生了抗药性，那么我们就彻底回到了抗生素发现之前的年代”。

再者，滥用生物武器。美国发生“911”恐怖事件，邮件使人感染炭疽病的事例，甚至SARS的传闻等。如何防范以危害人群健康为目标的生物恐怖突发事件，已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问题。

二、流行趋势一样很严峻

(1)流行范围广、流行无疆界。这个与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是分不开的。随着国际贸易和旅游的发展，人口流动导致传染病迅速扩散。艾滋病已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莱姆病、军团病、消化性溃疡、肾综合征出血热等其他20种疾病全球分布，另外，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热带地区的媒介传染病在亚热带地区出现。

(2)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一些疾病能通过飞沫传播(马尔堡出血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一些则通过气溶胶感染(拉萨热、肾综合征出血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等);还有的则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埃博拉出血热、艾滋病等);0139霍乱则通过水，EHEC 0104    EHEC O157通过食物传播引起暴发流行。

(3)与动物关系密切。随着人类行为的改变、社会的改变，动物源性疾病越来越凸显;马尔堡出血热、拉萨热、EHEC、莱姆病、禽流感等20种疾病与动物有关。

(4)病死率高、危害大。艾滋病已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埃博拉出血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军团病、禽流感等多种疾病的病死率很高。各种新传染病带来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也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

三、传染病检测、鉴定及溯源技术

传统的鉴定技术在基层用得比较多，例如镜检、培养和生化鉴定等。就细菌学鉴定方面，生化是认祖归宗很重要的方法;另外，血清玻片凝集、乳胶凝集、噬菌体分型、试管凝集、补体结合试验等也是很有效的病原微生物鉴定技术。

景怀琦教授言简意赅地强调了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关键是如何拿到，如何采集到合格的标本。目前在基层很多经典的、传统的方法被慢慢边缘化了，越来越不被人们重视，再加上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老一代技术人员退休，新一代跟不上来，很多过去能做的现在都开展不了。生物资源的发现、采集、保存、共享均需要一系列的机构甚至政策做保障。这次沙龙上所展示的很多新技术如何能够跟实际工作相结合，将是非常大的挑战。

目前基因扩增等快速筛查检测方法，用于细菌的并不很多，应用最多、最成功的是在病毒的快速检测上，包括多重PC R、基因芯片还有其他的分析技术。这些技术要在基层应用，还有一段的路要走，技术推广和降低成本是关键。尽管我们有快速筛查的方法，最后还是要分离到真正的病原菌。

为了能够有效提高现场检出率，我设计了肠道病原菌快速鉴定的流程图，应用该流程可从一份粪便标本中快速检测8个主要肠道致病菌属。其中的增菌培养、专用显色培养基、KIA ， MIU和氧化酶筛查试验，可有效甄别数十种不同菌属。专用显色培养基将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易于基层推广。现场快速生化鉴定方面RapIDONE系统非常实用，4个小时内出结果，简单快捷。另外，我们设计的对常见的腹泻病毒的检验流程也非常实用，从前期采样到病毒的筛查，到后期对5个腹泻病毒的基因分型，很高效。利用这个框架，一旦出现疫情，走这个通道能够迅速地对传染病做出诊断。

杨瑞馥教授昨天强调，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应遵照“表型为主、基因为辅”的路线，我认为非常贴切。事实上，新基因发现的资源很多，目前缺少的就是可操作性强的机制和平台。微生物的表型是很容易得到，比如生长特性、营养条件、菌落形态、生化反应和血清学变化等，对于基层简单而实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志贺菌福氏4c( Fxv变种)，发现了福氏1d，还发现了福氏6(福氏Z变种)等新菌型，并在世界上首次以中国的菌种命名志贺菌，就是用传统鉴定方法体系得到的。后期通过基因组测序，又从基因层面上证实了形成表型的基因变化，加快了人们对新菌型的认识和命名。这并不代表基因组测序方法更先进，或是传统方法落后了，只是从不同层面去观察一个事物。还有如耐药表型也很重要。我在丹麦做研究时，仅根据我们分离的沙门菌株耐药基因表型差别，发现了新的qnrD耐药基因，并在Gene bank注册。事实上发现新的东西并不困难，关键是要从众多积累的信息中寻找到正在变化的表型，从中发现新的基因突变。

传染病调查中，及时发现暴发、溯源和分析扩散趋势，会有效促进防控策略的制定，并使措施更具有针对性，目前我们用得最多的溯源方法是PFGE      PFGE之所以在世界各地备受关注有它固有的原因，它是目前分子分型的“金标准”，能够针对整条染色体分型，敏感、特异，重复性好，且分辨率高。分型结果的积累可迅速生成一个资源数据库，如果该资源库能够实现全球共享，那么它所发挥的作用将无可替代。利用该资源库，我们可迅速对比分析出病原菌的种类和来源，可迅速做到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保护人群远离疾病。

另外，我们做了MLST ，MLSV方面部分病原菌对比分析工作。基于序列测定技术的MLVA在病原微生物的分子分型和暴发溯源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方法更加灵敏、简便、快捷和准确，人为误差小，对软硬件要求低，更易实现标准化和推广普及。目前该技术为中国CDC " PulseNet”网络实验室推广应用的第二代分子分型技术。

众所周知，世界乃至宇宙每天都在变化，世间一切事物时刻都在变异，而我们所面对的微生物世界同样在随着世界和时间的变化，迫于免疫和药物等生存的压力，也在不断选择变化以求得生存。所以，进人21世纪，有50余种新发、再发传染病再次流行。因此，加强疾病监测仍是疾控中心今后的工作重点，只有监测到位才可以实现对疫情的预警，各种前沿的溯源技术才能迅速跟进，增强我们对疫情的动态管理。一旦出现暴发苗头，可以快速溯源，快速制定相关政策和控制措施，实现人类对疾病预防控制的终极目的。

四、检测、鉴定和溯源技术评价和标准化

我相信大家所有的努力和技术的建立都是为疫情现场和疾病控制服务的，关键是如何转化成果，技术方法如何标准化。现在有很多公司研发了很多有用的方法，包括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方法。问题在于如何评价它们的价值，评价它们的适用性，将来如何规范推广，推广以后如何再完善，等等，我们国家巫须这样一个监管机制。并且我相信，以建立此机制为契机，将会有很多的新发现和丰厚的回报。

3、杨瑞馥：高通量核酸侧序技术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中的作用

测序技术给我们带来两大进步。一个是我们认识到生命是序列的，而且这个序列可以转化为数字，所以可以用计算机来计算生命。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从过去的通量非常低、价格非常高的手工测序，发展到现在的高通量、价格非常低的新一代测序技术，所以我们现在有能力去大量测定人的基因组，测了以后我们会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目前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三种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现在已发展到第三代测序技术，此处不再赘述其原理。

高通量核酸测序技术发展这么快，我们可以在短期内快速获得大量序列。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微生物学如何去做呢?在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情况下，我们要研究疾病是怎么引起的，就是快速准确鉴定的问题。再一个是如何有效治疗，要了解致病特征和治疗药物的选择。同时，获得了这些信息以后，巫须考虑的是如何控制传染病，就是需要准确溯源，只有找到源头在哪里，才可以对传染病进行有效的控制。

这三个重要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高通量测序来回答。这里举一个例子：2011年德国大肠杆菌0104： H4暴发，从最原始的暴发到处置结束，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在5月28口收到了德国寄来的DNA标本后，我们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一起，首先用第三代测序技术于6月2口获得了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直接公布到网上。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和英国Nick博士很快公布了组装结果，经过大量的分析，获得了大量的基因组转移、致病相关基因和耐药与抗性基因等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就发展了一种应对突发疫情的新机制，即开源基因组学。过去的做法是，一个或几个研究小组拿到标本以后，将其作为一种重要资源，不会很轻易让人来分享，只有文章发表后才会公布序列与国内外同行分享；我们做的机制是拿到基因组原始数据后实时公布到网上，我们自己还没有分析，就供全球科学家下载分享。截至2011年6月底，序列被下载近15000次，也获得了各个国家专家的分析报告60多份，我们再综合全球的分析，获得结论。通过这个合作，我们把有突出贡献的人列为共同第一，参与实验室的课题负责人一起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共同发表。在这些作者当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面，只用两个月的时间把数据公布发表。同时，因为有大量的人员参加，我们又筛选了一些贡献比较大的人员列到附件里面，作为工作小组成员，承认他们对大肠杆菌的测序工作的贡献。

2012年在英国出现的类似SARS的病毒，迫于舆论和各国的压力，英国仅公布了部分结果，没有把全部结果无条件地放到网上让全球科学家共享。如果实施开源基因组学共享机制，全球科学家都知道序列，就会很快建立应对措施。所以，也希望全球科学家继续达成共识，将这个新机制发扬光大。

再举一个例子，2010年海地地震以后发生的霍乱。截至2011年1月造成17万人感染，3000多人死亡。有一个说法说霍乱是由美国部队的救援人员从尼泊尔到海地救援的时候把细菌带来的，但是一直没有100%的证据，都是新闻媒体报道。美国一个研究小组收集了尼泊尔的菌株和海地暴发的菌株，通过全基因组序列鉴定，可以清晰地看到，尼泊尔的和海地的差异非常小，只有一两个SNPs差异。该工作100%给出了证据，即海地霍乱暴发菌株的确来自尼泊尔，至于是不是美军带过去的，还需要其他的证据，要考虑是不是从美国的士兵拿到这个病原进行分析，就是100%的证据。英国SANGER测序中心把第七次霍乱大暴发菌株进行了测序，分析了耐药情况和一些毒力基因的情况等，通过遗传发育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60年代之前，在使用这两个抗生素之前，细菌没有耐药性，使用之后，耐药性现在逐渐达到了100 %，霍乱菌株都携带这两个抗生素的耐药基因，同时勾勒了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全球的传播路线。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一个实验室鼠疫的感染，这位老先生60岁了，马上就退休，但是发现感染了肺鼠疫，住院后很快就死亡了，但是他在实验室做的菌株是一个弱毒，是一个疫苗株，对人不致病。但通过测序鉴定，他感染的菌株和实验室的菌株是100%一样的，也就是说这起感染是由实验室的弱毒株所致的，为什么能感染呢?后来解剖学证明，他患有高铁血症，我们都知道，细菌侵人机体后需要和机体竞争铁离子才能生存，弱毒株就是缺失了编码夺铁能力的基因片段，但该患者患有高铁血症，血液中有足够的自由铁离子供细菌生长，因此，在实验室操作弱毒株也要注意生物安全问题。继续讲一个鼠疫的例子，我们和爱尔兰、美国、法国一些实验室合作，通过测序和 SNPs分析来追踪历史上鼠疫三次大流行的研究。我们分析证明，第三次大流行是从我国传出后，通过商贸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大流行和丝绸之路相关；文献也有报道，炭疽和麻风病等的传播都和丝绸之路相关。第一次大流行可能和郑和下西洋的活动相关。

前面几个例子说明了用全基因组测序不只可以追溯现在的感染，还可以追溯历史的感染。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可以给一个100%的证据，来说明由某种病是否由某个病原导致的。例如 600多年前的中世纪疫情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学术界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此次瘟疫是否是鼠疫导致的，有人提出可能是霍乱。一篇发表在N ature上的文章说，将死于那场浩劫的尸体挖出来，把牙髓里面的鼠疫菌DNA通过基因芯片都捕获下来，然后做全基因组测序，证明了那次浩劫的确是鼠疫导致的，给出了一个完美的证据。

我们实验室还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和蒙古国的鼠疫菌DNA拿来做全基因组测序，分析了他们之间的遗传发育规律。同时也证实了在传播暴发过程中，菌株的DNA变异累计加快。据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设，传染病在暴发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变加速的过程，这给疾病检测和疾病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但用全基因组测序的办法可以很快和准确地鉴定出这些变异。

通过比较基因组学分析，我们利用鼠疫菌的所有变异信息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用于菌株的溯源。2009年在青海有一次肺鼠疫的暴发，经过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得出这次暴发是由一只牧羊犬导致的。过去一直认为狗中抗鼠疫抗体的升高，可以作为一种监测野生动物宿主感染鼠疫的指标，因为认为狗对鼠疫不敏感。我们的分析首次给出了直接的证据证明狗同样可以把鼠疫传播给人，导致鼠疫的暴发流行。

对于溯源工作，我们过去是通过分子流行病学技术来实现。但是，在美国"911”炭疽白色粉末生物恐怖袭击以后，给溯源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只要溯到来源在哪里，更重要的是要作为直接的证据把施放者送到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因此，微生物法医学也就应运而生，包括微生物学技术、计算机技术、公共机关、法律等不同领域的人员交叉来发展这个学科，当然，发展这个新学科的关键是和法医学必须要有一个指纹数据库一样，要想实现微生物法医学溯源，我们也需要一个数据库。从目前来讲，DNA的成分是最稳定的，分析技术也是最成熟的，所以目前大家还是致力于建设各种微生物的DNA数据库，除了一些间接的分析方法(如PFGE，MLST和VNTR等)外，全基因组测序会给我们带来更精确、更准确的溯源结果。美国的炭疽最后溯源到疑犯也是靠基因组测序，但因为这个疑犯后来自杀了，这个事件的溯源调查也就画上了句号。

在日本有一个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了沙林，很快警方查到了他们生产沙林的工厂。在最后审问的时候，才得知他们在工作大楼上安装了一个气溶胶发生器，他们发生过炭疽芽抱等。后来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从楼顶和临近区域分离到了炭疽芽抱杆菌，用MLVA的方法分析证明，他们使用的菌株就是动物疫苗株，再次证明了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精确溯源的价值。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美国一家医院ICU病房新生儿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调查。他们对部分来自关键部位的分离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菌株在医院的传播规律，为医院院内传播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实施提供了很好的科技支撑。该研究还提出了两个新概念，即菌株的耐药基因谱(resistome)和毒力基因谱(toxome，前者就是所有抗性基因构成的图谱；后者就是毒力相关基因的分布情况。通过直接测序，只要获得这两个组就可以直接判定选用哪些抗生素治疗，知道毒力情况就可以判定菌株的毒性和如何处置。

下面这个例子是加拿大社区的一个结核传播感染的调查。此次疫情主要是吸毒者中进行传播，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找到病例之间传播的关系和路线，能和所有人员的社会活动关联起来，也可以和微生物结果和临床数据关联起来，这是首次将社会网络与高分辨的基因组测序结果结合，通过这种复杂的分析，促进了结核暴发的溯源调查。同时显示，基因组序列分析可以有力地促进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完善，并且一个结核分枝杆菌的基因型包含有足够的遗传多态性来勾勒菌株间的精细关系，以改进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

最近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布了一个计划，他们准备测序10万株食源性病原菌基因组，测序的平台选的是Illumina的MiSeq，准备花17亿美元用5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不久的将来，针对食品相关细菌病原传染病的暴发，就可以用这个数据库进行快速和高精度的溯源分析了。当然做的都是美国的菌株，如果能很好地实现传染病的国际溯源，要形成很好的国际合作。我们国家也启动了相关工作，就是整个细菌病原的测序工作，跟美国的想法类似，只是投人太少。这也需要我们通过专家在不同的场合去继续呼吁，如果我们不去做，外国人做好后，我们按人家的去套用，是可以使用，但是失去了对人类染病溯源做出领衔贡献的机会。

前面讲的都是一些针对具体病原菌株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在像河南新型bunyavirus病毒鉴定过程中，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和河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用Metagenomics直接从人的血清里面就可以鉴定出该病毒的基因序列。

所以，高通量测序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包括新病原的发现与快速鉴定、新分型技术的发展，基因组多态性数据库的建立与精确溯源，还有致病与耐药基因的揭示，当然，还可以用于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

虽然有机遇，但我们仍面临着挑战：在技术平台方面，我们国家的测序平台非常多，包括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测序中心，和一些小的测序公司以及很多单位的测序平台，如何发挥这些平台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中的作用，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在国家层面上，必须有个大的测序中心，时刻准备着为这个事来服务，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就应该给予固定的支持，建立一种测序技术应对全球新发突发疫情的机制。我也相信，华大会感兴趣为全球和我国的公卫事业服务。

资源共享方面，大家拿到传染病病原的未知标本和资源，一般都当做宝贝自己来研究，这个进程很慢，不会很快，如果要想快速地了解病原，应用全球的智慧共同应对，如何应对?资源共享是我们应该值得考虑的问题。和这两个问题联结在一起的，最关键的是合作机制的建立。对德国大肠杆菌研究的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定的一个原则就是，谁提供标本谁就是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因为标本最重要，所以给标本提供者最大的机会，尽管后续的工作他们可能参与的比较少。随着工作的进展，视对整个工作完成的贡献，大家再商议如何排序署名问题。如果这种共享和发表机制定下来，大家很快地就会达成共识。

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如果针对的是列到生物恐怖病原清单的细菌，我们需要和国内外同行协商，用什么技术平台来建立这个数据库，如何共享。对于鼠疫菌而言，我们在与国际同行的沟通中了解到，大家非常乐意合作来共同建立一个溯源数据库。几位有共识的科学家2012年在美国开了一个会，2013年将在苏州再开一个会，在那个会上我们会定一下怎么利用公共的平台，利用全球的资源来建立好鼠疫菌溯源的数据库，实现多赢共享。从我们国家的思维方式来讲，大家都愿意在一个单位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但对溯源数据库这个事业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新的大平台、新合作机制的要求下，如何打破部的利益，建立一个精准的溯源数据库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有一个共同目标，就容易抓住机遇，为世界传染病暴发溯源和鉴定工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扈庆华：食源性疾病的快速诊断和溯源

我主要是向各位专家汇报我们这几年开展的食源性疾病的快速诊断和溯源技术研究工作，把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也希望各位专家能够给予解答。

食源性疾病是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发生40亿——60亿例食源腹泻。食源性疾病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细菌性食物中毒，还有感染性腹泻。食源性疾病在导致人民健康受到威胁的同时，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2011年德国发生的0104： H4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暴发疫情。深圳每年也有食物中毒发生。

食源性疾病或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摄人受病原微生物污染的食品而引起的，而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食品的生产涉及原料生产、加工、零售、流通等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受到病原微生物的污染，这对我们在处置食源性疾病暴发疫情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快速准确地确定病因和进行溯源，需要回答2个问题：①是什么。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病原菌是什么?②从哪里来。传染的源头在哪里?

食源性疾病由多种致病病原引起，需建立多种病原体的快速检测方法和溯源技术平台。

目前在我国，引起食源性疾病的常见病原体有七八种，但是在国外每年暴发的食源性疾病病原有多种，目前认为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有40-50种，包括细菌、病毒和寄生虫。

传统检测技术操作复杂、检测时间长，现有的快速检测技术主要包括荧光PCR技术、免疫学技术、液相悬浮芯片等。

对于我们来说，在现场应急处置时需要比较快捷、简便的方法，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方法应该是操作简单、重复性好、快速，特别是能在基层实验室推广使用的。现在PC R方法是不容置疑的，目前比较成熟的是单色的、双重荧光PCR方法，不成熟的方法有4重或以上的荧光PCR方法，急需改进和优化。

因为2002年的食物中毒暴发疫情多，现场处置需要一个快速准确的结果，所以我们选择了中通量检测技术平台进行快速检测方法研究，包括多重荧光PCR技术和液相悬浮芯片技术。我们以探针编码(改良分子信标)、探针溶解曲线为核心技术基础，开展多重荧光PCR方法研究，检测的病原体种类有37种细菌、5种病毒、2种寄生虫。液相悬浮芯片当时在国外做得比较多，因为芯片通量比PCR高，我们也开展了液相芯片检测多种食源性致病菌的方法研究。我们主要是想做这两个平台技术的研究。

多重荧光PCR是2002年开始做的，最低检出限大概是1-6cfu/mL。荧光PCR方法和传统培养方法的比较，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为98%以上，所以荧光PCR方法是可以用于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诊断。同时也用了Kappa检验验证多重荧光PC R方法和传统培养方法。从2003年开始进行现场应用，成功地应用于深圳地区100多起食物中毒的快速诊断和肠道传染病的快速检测，如沙门菌、志贺菌、副溶血弧菌、大肠杆菌0157：H7等。

在多重荧光PC R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建立应用液相悬浮芯片检测多重致病菌的方法，做完发现其灵敏度并不是很高，大概是10⁴-10⁵ cfu/mL。通过这几年的研究，我自己感觉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荧光PCR做到一管检测10个靶基因，即10重体系可以再提高检测通量需要技术的改进。液相芯片技术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磁珠依赖进口，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沙龙建议，我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投了这么多钱，是否可以尝试研制我国的磁珠替代国外产品，降低检测成本。

通过这几年研究，我的个人体会是：对于已知病原体的快速筛查，开发系列多重荧光PC R试剂盒(5-10种病原体/管)，利用网络实验室的优势，组织多个实验室验证，进行推广使用。同时在国家参比实验室、有条件的省市级CDC建立液相芯片的技术平台，并进行方法的标准化。对于未知病原体的筛查，可采用传统培养技术、全基因组测序等。

关于溯源技术，昨天阚副所长讲了很多，我们实验室主要是在分子分型方法的评估、标准化和应用方面做一些工作。我们要评估一个方法必须要找一个标准方法，所以还是重点把PFGE方法建好，并用于暴发疫情的调查。同时我们也优化MLVA和采用MLST分析本地菌株与其他各省或国家菌株的关系。在成功应用PFGE进行单点暴发疫情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灵敏的分子分型监测方法，用于暴发疫情的早期发现。我们建立了以医院为基础的实验室监测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PulseNet监测网络(即细菌性传染病分子分型监测网络)，希望把调查提前，不是出现暴发再去调查。建立的分子分型监测网络(PulseNet China)主要用于暴发疫情的追踪溯源和暴发疫情的早期发现。

应用PFGE进行溯源的成功案例，如2005年肠炎沙门菌食物中毒的溯源、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毒溯源等。这些都是出现单点暴发开展的溯源，这些单点暴发都必须要拿到菌株，然后才可以确认源头。另外我们开展了副溶血弧菌M LVA方法的评估，因为流行病学专家经常说PFGE方法太慢了，通常从标本采集、菌株分离到分子分型，需要2周。我们希望将来溯源的模式采用以PCR为基础的技术进行源头的确认。我们筛选了225株有明确流行病学背景的副溶血弧菌菌株进行MLVA方法评估，我们认为6个位点就足以进行副溶血弧菌的MLVA分析。

深圳的183株副溶血弧菌的M LST分析，共有4个克隆群，其中CC120是深圳独特的克隆群。我们查了一下流行病资料，这个克隆群与食物中毒暴发是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最想做的就是实验室早期提示暴发，当出现少数病例时展开调查，而不是出现大量病例时再去做调查。通过这个结果，可以看到每年病原的构成和阳性率趋势，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做病原阳性率的基线和优势分子分型条带数的基线。腹泻检测、食物中毒应该和食品安全结合起来，所以舒所长讲为什么加拿大、美国的PulseNet做得那么成功，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把食源性疾病分子分型监测(PulseNet USA，PulseNet Canada)作为一个常态工作，每年投人了大量经费和人力开展此项工作，而不是单纯的科研投人，是暴发疫情早期发现和源头追踪的重要技术支撑，是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工作内容。我们想做这个尝试，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所以我们首选副溶血弧菌和沙门菌，准备利用5年的PFGE数据，设置移动平均线，用于副溶血弧菌和沙门菌感染的暴发疫情的早期预警。

目前关于溯源存在的问题：第一，不同病原体，其细菌基因组结构是不同的，有些细菌的分子分型技术的分辨力不足，如肠炎沙门菌的PFGE分辨率不够。第二，何时启动调查，如何调动流行病学专家的积极性，确认暴发和溯源，是目前的瓶颈。因为区别现在发现的成簇病例是暴发还是一个常态的基线数据，需要流行病学调查来证实分析结果，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即通过发现成簇病例，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确认暴发，但是启动调查后，没有发现成簇病例之间的相关性。第三，我国未建立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导致溯源难。如在欧洲，每个到餐桌的鸡蛋都编了号，从哪个农场出来的，所以他们溯源就比较容易。当然还有我们自己销售的特色，就是很多食品都是在农贸市场、流动摊档购买，也增加了溯源的难度。

最后就今天的报告做一小结，第一，因为病原体的复杂多样性，所以只有结合培养技术、PCR、蛋白质组学和测序技术等多项技术，才能应对常见食源性疾病暴发和新发传染病的出现。第二，建议国家多部门合作，通过研发或引进，制系列快速检测方法，在全国选择10-15家实验室进行多重荧光PCR方法、液相芯片方法的验证，形成SOP文件，在全国推广使用。其实我国的资源很多，应该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现方面有所贡献。第三，不同的溯源技术解决的科学问题不同，需结合实际疫情处置和流行病学证据，进一步验证溯源技术的分辨力，形成标准化的方法。标准方法就是要很实用，只要能把一次暴发解释清楚、回答清楚就可以了。每个技术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各有互补。第四，开发适用于不同层次单位使用的检测技术和溯源技术，形成不同水平的技术平台，解决不同的传染病防控问题。希望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在开发这些技术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些实用性，有些通量高的技术在国家层面进行研究，有些技术要考虑推广。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疾病监测做不起来，原因是技术方法不是很好。现在开展的疾病监测系统，最终要覆盖到医院，尽量有一些简便、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需要我们不同的平台解决不同的问题。

我们和厦门大学李庆阁教授合作很多年了，还得到了中国CDC徐建国所长、阚飙副所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