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田埂小路边的菜地上露水刚刚散去，钟雨婷和四里八乡赶来的菜农一起从车上下来。同脚一起踩上柔软泥土的还有塑料菜筐和腰间的小刀，眼前是她熟悉的“绿海”。
田里的时间消磨得飞快，等空气里渐渐弥漫晚间做饭的柴火气，钟雨婷便会拍拍手上的泥土，跳过田垄上的沟渠，脑后的马尾一跃，双脚落到坚实的水泥地上，将一篓篓割好的西芹、圆白菜，送至土地尽头的柏油路上。
收货的小车早已等候在此，细雨落在车窗上，雨刷咯吱作响。称重、装车、插上挡板插销，车斗里落下的泥土香消解了汽油的味道。车上的人冲她鸣笛示意，随后成群结队地从杭州水良蔬菜专业合作社驶出，开向四面八方，被销往杭城各大商超。热闹的场面至此告一段落。
这是97年姑娘钟雨婷平凡的一天。几年前，她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争相恐后地走出田垄，如今正相继返乡，沿着同一条路，留下更深刻的车辙和脚印。
“没有动态的日子里，都在地里割菜。”钟雨婷曾这样戏谑自己的日常，“大学四年的园林设计专业，看过的石头和绿植，可能还没有现在一礼拜摸过的菜多。”眼下她不过25岁，却有了多年“菜农”经验。
父亲钟水良在土地里讨生活三十多年，在红垦经营一家杭州水良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蔬菜和粮油，在农业生产这一行有一定基础。这里几乎家家户户被农田包围，土地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钟家两代人的人生。
早年，待夏大豆、秋大豆成熟，父亲老钟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去地里看看。一个个菜农在地里弯腰忙碌，广阔的土地被一大片绿海所包围，越往远处，人像是要淹没在绿色之中。
小时候的钟雨婷只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偶尔也会下地用小刀割几把西芹，但没多久，弯下的腰便直不起来，一筐十几斤的菜，从田里搬到路边，走走停停，还会气喘吁吁，第二天更是腰酸背痛。“那会儿，感觉还是读书好。更何况有很多别的可以干，没有必要非得走这条路，年轻的时候多出去看看，不是更好吗？”
彼时，她丝毫没有想过以后会在土地上搏营生，跟眼前这些大豆、圆白菜、绿头葱打交道。父亲老钟也很尊重女儿的想法，毕竟多学一些，便多几个出路。
只是这样的想法在毕业后有了改变。
像诸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钟雨婷有过一段对未来迷茫的时候，父亲老钟便劝她来家里帮帮忙，“他说现在农业生产跟以前不一样了，很多都需要用上电脑数字化，老一辈的操作不够灵光，需要年轻人教一教。”就这样，她开始帮忙做一些报表申报、财务之类的工作。
在此之前，钟雨婷的概念还停留在小时候眼前那一片忙碌的劳作场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后农田给汗水予以回报，生长出一批批嫩叶和果实。但她逐渐发现，给予回报的不仅是土地，还有现下各种扶持政策。“申报的时候，会需要了解很多不同的惠农政策，这些年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农民增收得到极大的保障。”看着合作社规模和效益日渐步入正轨，钟雨婷越发觉得，眼前这片绿海似乎是发展的“红海”。曾经想远离心此刻突然有了方向，这个“95后”女孩决心成为一名菜农。
真正下地的时候，钟雨婷还是有点不知所措。“几乎可以说什么也不懂，到地上看着他们在忙碌，也就是无从下手的感觉。”
为此，她开始有一段时间卯足劲儿。参加农业上面各类培训，去田间记录一些作物档案，填写一些农业局下发的各类调查表，慢慢地她感觉自己就像从土地里“吸取养分”，了解到各种作物的播种时间、生长过程、如何除草、所需的农药肥料剂量，还有多久这批蔬菜迎来收获，有了了解后，她开始慢慢回归土地，实际操作种植、施肥、收割……
“打基础的时间其实并不短，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种植本就是靠天吃饭，除了了解作物，还得熟悉天气，“比如说今天下雨了，不适合打药，今天温度湿度影响，不适合做什么，起码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的上手。”
需要在土地前做出“牺牲”
菜农们最美的梦，就是希望在市价最高的时候，自己手里正好有几万斤菜，干上一票狠的，就知足了，这也意味着要付出不少努力。
钟雨婷深有感触，作为一个女孩子，尤其需要做些“牺牲”。
暑气最旺的时候，也是夏大豆和秋大豆成熟的季节，几乎一天都得在地里，从早上收割到傍晚装车、称斤、收毛豆，一整日的弯腰日晒，灼热感从背部蔓延至全身。一连几天，经常会有菜农们脸上、背上晒脱皮，脖颈下面被汗水泡得发了炎。
毕竟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钟雨婷也爱美，但下地无可避免。“所以每次去地里，我都是重重保护，防晒霜、遮阳帽、防晒衣，长裤长袖一样不能少。”全副武装下，只露出一双水灵的眼睛，她在朋友群里笑称自己已经积累出了一批经验，什么样的防晒最为有效，问她就知道了。
除了露地蔬菜粮油，大棚蔬菜也是合作社的一大产业。西芹种植周期短且产量大，仅用70到90天便能出产，1亩地最多可达1万多公斤，理想状态下，1年可以种3茬，是不少菜农的选择。但种大棚是件实实在在、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儿。
每逢刮风下雪，别人都往家里跑，菜农却要往地里钻。即使小心翼翼，每年仍会有部分菜苗被大风扯坏或被大雪压坏。冬天蔬菜从地里打包，凉得几乎都要结冰，即使戴着手套，手也会被冻得生疼，过程极其煎熬。
天热的季节，则又是另一个极端。夏天成熟期的蔬菜，采摘时耽搁两三天，便有可能把一季的收成都荒废掉，所以即使午间气温40摄氏度，菜农们也得坚守一线。
钟雨婷切身体会过大棚的热，不是生楞楞的灼热，开始是暖洋洋的，慢慢就晒得身子发虚、发闷。在棚里干活时，她会随身带个有个专门喝水的杯子，容量是2.5升，在最热的时候，一天要喝两三壶。实在酷热难耐时，人们会拿块大布盖在棚上面，或者往上面撒泥水以遮些阴凉，但这通常治标不治本。
进棚的大部分时间，她基本上都是在割西芹。一把尖头小刀，伸进土里触及到根，一拉，削掉毛叶，装框摆好，一茬西芹才算收下来。
西芹中偶尔混杂些烂叶，烂叶中的汁水碰到皮肤会起一颗颗毒包，消掉以后便会留下黑乎乎的斑点，洗也洗不掉，钟雨婷的手上至今还落下好几颗黑斑。
“毕竟你选择了这条路，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避免。”自从加入了菜农一行，钟雨婷跟父母一样，一年四季也少有空闲，种植、收割、出售，365天周而复始。“好多年的除夕夜，我们都在地里割菜度过。”菜地里“分岁”似乎是钟家人的“传统”了，“如果我们不割菜，不送到超市的话，就无法保障消费者的需求。本就天天要去地上，真有个节假日，反倒叫人不习惯。”
年轻人想来点“不一样”
2020年的疫情，23岁的菜农钟雨婷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疫情期间管控严格，部分高速、道路、小区、村社都实行了封闭关卡，蔬菜出不去，农资进不来。不仅如此，用工也是问题。“那会儿我们定向就种了很多保供蔬菜，但是工人不能出来割菜，然后我们也走不出小区。拉货的车，也无法到地上来装菜。更何况，棚里除虫除草也少不了人。”蔬菜在地上多冻几天，质量便得下降好几分，如此，保供就成为一大困难。
“疫情期间，菜还得吃呀，我们不割、不送，谁来保障菜篮子？”老钟一家愁得不行。
好在这场危机在积极调度下顺利解决。“萧山区农业农村局和政府部门给我们开了保供通行证明，申请了农产品运输通行证；还帮忙联系村里各卡口，确认工人健康状况没有问题后，准许放行。”紧张的情况暂且得到缓和，老钟一家得以舒口气。
接下来，便是一场“收割战”。前期拖了几天，收菜任务重了不少。时值春节，大棚里热火朝天，一群人忙忙碌碌，一天便割下大半个棚子的西芹。
但钟雨婷总觉得“不够快”。这次风波，让她有一种危机感：传统的农业种植收割方式，急需改变。
“过去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进行农业种植，一旦人力出现问题，保供便会遇到困难。”她试想用科技化的生产技术来种植管理，让全靠人力的模式向机械数字化运作，更多地引进一些先进设备，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也让农业生产的产量和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
“我们虽然还没有引进蔬菜收割机，但是现在会陆续邀请他们到地上做实验。”钟雨婷见过这批农机，前面一块大平板，车子一边开，绿叶菜刷刷地就从地里爬上了平板，“速度很快，后面只需再来几个工人稍微整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再进行一些修改，未来可以引进这种设备。”
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幻想能吃到纯绿色无农药的水果蔬菜。可作为农家子弟，钟雨婷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种蔬菜，“我们以前经常会有做实验，但是真正做到绿色无公害是挺难的，因为你会发现这种菜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可能等不到人吃，就被虫子先吃完了，甚至没有合理打药施肥种出来的安全干净。”
虽然难，但钟雨婷并不觉得不可能实现，“至少目前不行，未来的事情还很难说。”她希望能不断地适用新型设备，利用新手段，只是目前来看，要走的路还挺长。
诚然，如今在农业这条路上，年轻人的探索心和好奇心日益彰显。从前，只有过年几天，红垦的年轻人才会呼啦一下出现，鞭炮味还没有消散，就呼啦一下全都不见了。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弓背俯首在土地上的，已经不是只有老农民了。
钟雨婷加了一个小群，里头都是“干农活”的年轻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分享自己的日常，今天在打药啦，明天要除虫了，过几天就要收割等等。”
风来了，地上的大豆叶子簌簌摇晃，像一片波浪翻腾的绿海，新农人们一头撞入新的故事中，情节快到每一天都不一样，一切似乎比原本想得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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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经给邓小平建议过要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当时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
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称，农民需要途径表达利益。于建嵘为农民代言，被称为“行走在乡间”、“用脚写作”。
“人大代表他可以不是农民，但一定要是农民的代表，起码要增加农民选举的权力。
于建嵘 1962年生于湖南衡阳，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斗争》、《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风险》、《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等。
于建嵘是信访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从农民税费抗争到土地维权，再到信访改革，他展现了一位学者关注现实最尖锐问题的勇气和敏锐，他所发出的声音也屡受高层重视。
他是重建农会的积极倡导者，多年来，他奋笔疾书，为农民代言，希望农民早日有一个表达自己合法利益的途径。
所有的问题都与利益表达相关联
记者:人们都说，这些年来，变化最大的是城市，农村在改革中惠及的层面大吗？
于建嵘:其实，经济改革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不但城市发生了变化，农村的变化也很大，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充分发展，有目共睹的是，农民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记者:回顾十年的变化，邓小平曾提到的有关农村和农民的一件事还没有做？
于建嵘:是的，那就是关于农会，我到处讲，我也多次提到过，邓小平曾经在很早之前就讲到农会的事。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经给邓小平建议过要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当时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我的理解是，邓小平可能要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不是需要这个体制性安排。
我认为，邓小平的意思可能是对于农民成立农会的要求，应该保持战略性模糊。政治需要有战略性的模糊，需要有一定的灰色地带。改革中的政体尤其必须保持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不能把不成熟不完善的体制僵硬化。农民组织的存在是个既成的事实，无法否认，也不能消灭。
记者: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后，需要有一个新的体制安排？
于建嵘:我们肯定这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农民来讲，这十年来最大的实惠就是取消了农业税，把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座大山搬掉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城市化的进程比较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农民因户籍制度无法转移到城市，二是农民的土地权益无法得到保证，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不仅制约了农民的生存权利，也制约了他们往城市转移。由于他的土地在农村，他的根就制约了他往城市转移。第三个问题就是环境污染，土地受到的污染危害已经很严重，这也是我这两年研究的一个方向。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于建嵘:我认为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与另外的问题相关联，那就是与农民的利益表达相关联。农民没有办法进行利益表达，在几个层面的社会表达中，农民都是弱势。全国人大代表中很少有能够体现农民利益的人，代表农民的都是些官员，在最高的权力机构中间，没有人表达农民的利益。另外一个就是农民组织问题。现在我国安排的体制是村民自治，我认为十年来，村民自治的成果正在流失。我曾经和吴思做过一个对话，谈到乡镇改革的问题，比如村财乡管，乡里的干部下派，村干部由乡镇发工资。拿工资必须听上面的话啊，这导致了农民的利益表达出现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无全国性的农民自治组织，就是农会。村民自治和农会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概念，两种形式，而区域性的行业协会、经济合作组织都无法表达农民利益。
记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改革是不是到了有一个农会的体制性安排的时候？
于建嵘:经济发展到了目前这个地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农民组织农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感觉到目前，一定要培养农民的组织意识，农业经济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也需要一个新的机制安排，所以，中央做了一些决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去年就出台了《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法》，想解决农民的经济合作问题，但还没真正涉及解决农民利益表达的问题。我认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制约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所有的问题都与利益表达相关联。
我建议有关方面应该对农民自发成立农会一事予以高度重视，在农民自己要求重建农会的地区，可以在一个县范围内进行试点，并加强引导和规范。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组织不起来的？
于建嵘:不是能不能组织起来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应有一个制度保证，不是农民有无组织能力的问题。我的书中有详细的调查，你看看农民在下面搞什么，是怎么组织起来？
记者:如果有法律真正出台，让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会不会一下子乱起来的？
于建嵘:不会乱的，所有的组织性的社会可能带来冲突加剧，但都是有秩序的，是可控的。台湾的农会也不是随便开放的，也是政府规定的农会，台湾的农会闹一阵儿，但很快就可以停。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乡村是稳定的，下层是温和的。
有组织的社会产生的动乱、冲突是可控的，没有组织的社会发生的冲突是骚乱，是不可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黑人运动，走向了组织化，但没有走向社会骚乱。今年4月10日，法国政府将邀请我去考察他们那里的社会骚乱，法国少数族群的骚乱就是因为没有组织化导致的。
土地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于建嵘几个人闹的，如果不是你们闹，是不是不会改？
于建嵘:怎么会是我们这些人闹出来的？有人说我写农民闹事，李昌平为农民呐喊。并不是我讲话有人怕，是我告诉他，现在有农民在闹，我告诉他一个事实。温家宝总理不是说，农民的钱，我们不要不就行了吗？
千万不要高估学者的作用，农民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是自己为自己做主。
记者: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最直接的实惠是什么？
于建嵘:税费改革是一件大好事，肯定是对的，但配套一定要跟上啊，没有配套就不能做下去。
记者:但好像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于建嵘:税费改革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把从农民那里拿走的还给了农民。但是由于产权不明晰，从农民手里拿钱变成了从农民手里拿地。
记者:农村税费改革后，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于建嵘:农村取消税费，农民为农业税闹的事情减少了，但是土地问题加剧，现在土地就是利益，以前土地是负担，现在种地有国家补贴，土地就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源，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也增加了。
还有，计划生育问题出现了。原来计划生育在政府收税时还不是问题，而现在政府卖指标，计划生育变成了生财的路子。我调查过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一个计划生育指标几千元，分下去，每个人去搞点钱回来。限制生育变成了动员生育了，本来要控制的，结果变成了多生，我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记者:在税费改革的同时，又进行了乡镇合并、精简机构的改革。
于建嵘:我以前就提到过，中国农村的综合改革还没有真正起步。把税费取消了，撤乡建镇、精简人员，但是，大家把原来的财产卖了，挪到另一个地方办公，还是那么多人，撤乡并镇有什么用？
记者:农民没有了土地之后，可以转移到城市去，有很多地方已经放开了户籍管理。
于建嵘:是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去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有配套的措施，户籍改革不能只是给一个空头的城市户口啊，一些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了还要回农村争那块地？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记者:税费改革之后，土地是不是就成了农村最大的问题？
于建嵘:中国目前的农村问题差不多80％是土地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土地是最大的利益，是农民的低保。我们原来的调查是60％－70％，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预测，能够看到前面一步。
早几年我写农民土地问题，很多人攻击我说，农民不存在土地问题，很多人不想种地了，现在看是怎样呢？农民有一块地，心里是安定的。为什么现在的事件多发生在沿海和水库移民地区？什么原因？因为把农民最根基的东西夺走了。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记者:这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新农村建设提到了重要位置。现在，很多人觉得，城市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要对农村进行贴补了。
于建嵘:在中央强调的诸项措施中，始终坚持了农民是新农村建设主体这一重要原则。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先要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形象工程”。目前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国民经济有所发展、工业化取得重要突破，但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的背景下进行的。
新农村建设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具体化。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门都要明确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特别是宏观管理、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在制定发展规划、安排建设投资和事业经费时，要充分考虑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记者:“形象工程”容易杜绝吗？
于建嵘:这种现象是很难杜绝的，也很难预防。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往往会被地方当成对农民的施舍，很容易成为搞“形象工程”的资源。要防止利用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搞无效益或低效益的政绩形象工程，就要在管理体制上建立能体现农民意愿的制度。不能把新农村建设变成搞钱的东西。
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搞下去，通过把钱往农村转移，建新的农村公共设施，使农村和农民发生改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方向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要解决农村供需问题，也需要把钱往农村转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记者:提法是好的，可如何保证往农村转移的钱一定到了农民手里？
于建嵘:那就要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否则，新农村是搞不下去的。钱给谁？拿来干什么？要由农民讨论决定，不能简单地把钱从上面拨到县里和乡里，再给农民修路或者建房子。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领导势必会要政绩，用钱做引诱，做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不按照政府的意思做就不给农民钱。我不怀疑，政府的决策是为农民做事，但我怀疑一点，政府的想法是不是代表农民利益？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症结，没有真正的社会行动者代表农民，体现农民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弊端。
这首先要对目前的政绩评价体系进行改革，让农民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使自己的意愿成为制约官员行为的重要因素；其次，要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改革，要建立真正的农民所有和农民所治的社会组织，以确保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钱应该给农会，农民通过农会讨论，决定做什么，是修路还是建鱼塘，向政府打报告要钱。
记者:通过你的调查，是不是已经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于建嵘: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民负担的事情，而且很严重了。我前段到江西考察发现，每一个村要做一个规划图，一个图一两万块钱，往农民每家每户摊，为什么要搞这个形式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国家一年两三千个亿都干了什么呢？
新农村建设不是总理要搞，是必须要做了，改革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不要争论要不要做的问题，是如何做好，如何把农民变成利益表达主体的问题。
记者:除了给农村钱，新农村建设中还提到了要在农民中间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和合作医疗等措施。
于建嵘:对农民的低保、医保是对的。我在人民大会堂做过一个报告，最低生活保障和医保方向都是对的，但我们要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成是对农民的一种恩赐，而是农民应该享有的一种权利。医保和低保是必须给的，不是谁施舍的。
老百姓需要一个疏通的渠道
记者:就像你说的那样，农村因改革而出现问题，后来又补充新政策，比如税费改革、户籍改革和乡镇改革，但又出现了土地和计划生育问题，农民要表达自己的利益，又无途径可走，很多人好像走上了信访的道路。
于建嵘:我这些年收到过两万多封信，都是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寄来的。我过去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农村和厂矿度过的，我知道很多农民在自己的利益受损时，奔走无门啊！
我提出来过取消各个部门的信访机构，将信访职能收归人大。信访的解决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记者:2005年5月，国家实施了新的信访条例，是按照你当年提出的报告改的吗？
于建嵘:我告诉你，信访改革也不是因我提出的报告而改的，那是因为国家不能承担信访的成本了。政府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了，我写的报告不过是告诉政府问题在什么地方，信访制度应该改革了。
尽管国务院最后通过的《信访条例》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了那些不被采纳的改革设想，反而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各方所表达出来的理念和取向，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从国家宪政建设的高度来改革信访制度这一基本主张。
记者:那是不是今后信访条例还要改革呢？
于建嵘:我们正在做一个新的报告，调查研究信访的新动向，出现的新问题，信访肯定还是要再改革的，不改不可能。老百姓需要一个疏通的渠道，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需要宣泄。浙江瑞安、四川大竹事件，都是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大的骚乱。老百姓和政府间的渠道不畅通，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记者:信访改革之外，农民还需有一个渠道排解社会矛盾。
于建嵘:那就又回到了农会上来了。
记者:那些已经出现的经济合作组织不是也代表了农民的部分利益吗？
于建嵘:现在各地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只是从事经营的，没有办法进行除合作经济之外的利益表达啊，目前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我们要讲的是利益表达组织。现在的农民已经开始追求利益表达了啊。经济合作组织是替代不了农会的。
记者:除了组织农会和信访，农民还有无其他的表达机制？
于建嵘:还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在人大中增加农民的代表。要增加农村的选区，我们一直在提。
记者:在实际操作上好像很难？
于建嵘:我认为并不是很难，我们从乡镇、县一级开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县一级政治，中国的事情好像都是在县域里发生的，很少有跨县的大事情发生，县一级很重要。人大改革我认为是一定要的，人大代表他可以不是农民，但一定要是农民的代表，起码要增加农民选举的权利，现在是选到县一级不选了，在乡一级还有农民，但往上就没有了，要有农民决定的县、市、省、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下一步会怎样？
于建嵘:中国社会一定要走向太平，走向和谐，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为保证这个趋势的实现，那就要保证各种利益表达都能充分。中国社会十年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找到一个社会平衡机制。多元化的社会一定要有多元化的表达。
（南方新闻网 南方都市报 采写:本报记者喻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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